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2016)川民申735号
摘要1：【裁判摘要】劳务资质不影响劳务分包合同效力——《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岚景劳务公司未提供其劳务资质证书并不影响《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效力，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故青羊建筑公司认为岚景劳务公司无劳务分包资质导致《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无效，《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约定的奖励基金也属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54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新能源发电项目属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项目工程，属于强制招标工程，未经过招标投标程序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工程总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２）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无法投入使用导致发包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发包人已支付的工程款属于因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关于高山公司已支付的697万元工程款属于因涉案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还是因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对于该损失谁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问题。经审查，高山公司与许继公司签订的《甘肃高山新能源有限公司高台县高崖子滩9MW+1MW+40MW分布式发电与升压站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及《甘肃高山新能源有限公司高台县高崖子滩9MW+1MW+40MW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工程总承包框架技术协议》属于未经过招标投标程序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上述合同被原审法院认定为无效，并无不妥。经原审法院对案涉已完成工程质量进行司法鉴定，其中高山公司申请检测的9项内容中，绝大部分工程不满足设计要求及相应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使案涉工程最终无法投入使用，此后国家就光伏发电产业出台了新的相关标准和政策，使案涉工程修复后亦无使用价值，高山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认定许继公司应对工程质量不合格承担全部过错责任，并参照高山公司已付工程款数额酌定高山公司损失为697万元，判决许继公司赔偿高山公司697万元损失并无不当。因此，许继公司再审申请认为高山公司已支付的697万元工程款属于因涉案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并非因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3民终14489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或者未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但依法经过招标投标程序并进行了备案，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施工合同与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是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实际也未依法进行招投标，当事人将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当地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备案，备案的合同与实际履行的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备案的中标合同与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施工合同均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认定为无效的，可以参照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工程价款。本案之中，涉案工程经过了招投标程序，亦签订了备案合同，即2017年9月5日的《合同协议书》，根据前述分析，本案应以该《合同协议书》作为双方工程价款结算依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于2017年7月19日的《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不应作为双方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裁判摘要２】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招投标双方在同一工程范围下另行签订的变更工程价款、计价方式、施工工期、质量标准等中标结果的协议，应当认定为实质性内容变更。本案中，涉案工程经过了招投标程序，亦签订了备案合同，即2017年9月5日的《合同协议书》，根据前述分析，本案应以该《合同协议书》作为双方工程价款结算依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于2017年7月19日的《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不应作为双方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同理，玉宽公司虽然于2018年8月3日做出《关于北京中宏运医疗器械生产基地1号丙类厂房项目工程延期承诺》，但该承诺系基于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于2017年7月19日的《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作出，且该承诺中所记载工期与备案合同工期具有实质性变化，故一审法院驳回中宏运公司基于该承诺书所主张的延误工期违约金等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1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发包方明知实际施工人身份，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２）发包方已完成工程的质量未提出异议视为工程合格；（３）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参照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可见中铁十二局二公司明知潘××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故本案中潘×与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因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承包建筑工程法定资质的自然人潘××，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的事实合同。该事实合同虽然无效，但潘××已完成部分工程，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对潘××已完成工程的质量未提出异议，视为该部分工程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潘××作为无效合同的相对人有权请求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参照双方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鉴于潘××与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事实上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参照双方约定计算工程价款的基础不存在，且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院认为，铁路部门发布的预算定额属于政府指导价，参照铁路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潘××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符合前述规定，也能够反映潘××在工程中的实际投入，与双方当事人预期的价款较为接近。故一审法院采信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按铁路定额及施工同期相关的计价文件计算的工程价款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确认。潘××主张其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应参照《施工总价承包合同》所附《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结算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摘要２】自然人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主张企业管理费和规费、营业税？（１）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自然人实际施工人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２）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规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３）利润是实际施工人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利润亦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４）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营业税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潘××已完工程的工程价款，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上诉主张，间接费868，820元和按照税率3.35%计算的营业税218，898元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认为，华昆咨询价鉴(2019)2号鉴定意见书载明，间接费868，820元包括了企业管理费、规费和利润。因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潘××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而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因案涉工程由潘××组织的工人施工，所涉及的五险一金等应由潘××承担，故规费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至于利润，作为施工方的潘××，其劳力、材料等已物化在建设工程的整体价值中，在潘××完成的工程不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中铁十二局二公司的合同目的已实现，利润是潘××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如将该部分利润留给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则基于同样一份无效合同，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将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有违合同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故利润亦不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并非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中铁十二局二公司上诉主张由其在当地税务局缴纳，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综上，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关于间接费、营业税应从潘××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178号
摘要1：【裁判摘要】从上述协议约定可知，对于下欠的工程款，双方实质上作了两种约定，一种是现金支付，另一种是以部分房屋协议折价抵顶。原审判决仅审查了2016年1月9日协议，而遗漏2016年1月10日抵房明细表未予审查，对于协议及抵房明细表中约定的以部分房屋折价支付工程价款的约定，是否构成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未予审理认定。仅基于以现金支付部分工程款的约定，即认定宇丰公司应给付工程款的日期按双方2016年协议为2016年1月31日，至海天公司2019年2月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已超过法定的六个月期限为由，驳回海天公司关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求，认定事实不清。
摘要2：【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民终710号
【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中，海天公司、宇丰公司与栗××、张××于2016年1月9日签订了《协议书》，就案涉工程付款金额、付款时间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一笔款付款时间为2016年元月，一审法院认定宇丰公司应当给付工程价款之日为2016年1月31日并无不当，而海天公司于2019年2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一审法院认定海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已经超过了上述规定的优先受偿权六个月的行使期限符合法律规定。．．．．．．而质量保修金是指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或施工单位在工程保修书中承诺，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后，从应付的建设工程款中预留的用于维修建筑工程在保修期间和保修范围内出现的质量缺陷的资金。通常保修期满后，建设单位应将质量保修金返还给施工单位。质量保修金系为保障工程质量而缴纳的，不属于应付工程款，因而不应以建设单位返还质量保修金的时间作为应付工程款的认定时间。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宁民提字第12号
摘要1：【裁判摘要】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招投标中介合同无效——原判认定天勤公司与信雅达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为居间合同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从合同内容看，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是天勤公司使用其人脉等关系进行活动，在招标方××宝鸡第二发电厂与投标方信雅达公司之间建立联系，为信雅达公司在投标中获取优势，确保招投标双方签订承包合同，为此天勤公司履行合同后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天勤公司主张其已履行合同并要求依法判令信雅达公司支付咨询费等相关费用，但天勤公司未向法庭提交证明其已履行合同及为履行合同所花费的咨询服务劳务等相关费用的证据。同时，本案所涉宝鸡二电项目是××宝鸡第二发电厂以招投标方式进行发包、属于公开招标的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五条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禁止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根据上述规定，公开招标过程中，除招投标正常程序外，并不允许招标人与投标人进行私下接触、串通等行为。天勤公司与信雅达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关于天勤公司向信雅达公司提供投标方××宝鸡第二发电厂2×600mw项目决策人信息、负责运作与该项目业主及决策方的关系，以确保中标等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的相关规定不符，也与招投标活动应遵循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关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适用范围的答复
摘要1：#5关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适用范围的答复
问题：请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五条所称的“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是否包括国有施工企业非甲供物资采购？国有施工企业承接的符合第二条至第四条的工程项目，由施工企业实施重要设备、材料采购的，是否必须招标？
答复：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招标人可以依法对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全部或者部分实行总承包招标。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工程、货物、服务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当依法进行招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规定，除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工程总承包范围内且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外，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直接发包总承包合同中涵盖的其他专业业务。据此，国有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采用直接发包的方式进行分包，但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工程、货物、服务分包时，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当依法招标。
摘要2：【注解】国有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采用直接发包的方式进行分包，但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工程、货物、服务分包时，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当依法招标。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1民终140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招标文件载明工程量按“外立面投影面积计算”，投标文件和中标合同载明按“可见投影面积计算”，在文字上有所不同，但在理解上应为一致，应按招标文件实施——招标文件是招标、投标和中标后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的有效依据，对招投标双方具有同等的约束力，不遵守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和格式编制的投标文本，可视为废标。在2011年6月17日涉案工程招标文件中规定，本合同价格作为工程量清单报价一次性包干，除合同规定可以调整外，结算时均不得调整；穿孔不锈钢板、玻璃幕墙按外立面投影面积计算。并规定了投标人在质疑期内可对招标文件及其评标办法中存在含糊不清、相互矛盾、多种含义以上歧视性不公正条款或违法违规等内容时，可向招标人书面反映。杭政储出（2008）40号地块商业办公用房幕墙工程工程量清单上载明“本工程工程量按外立面投影面积计算，投标单位需自行考虑折边量、损耗量，统一考虑在综合单价内”。在之后亚厦幕墙公司向蓝顿置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承诺幕墙工程结算时玻璃、石材、不锈钢穿孔板、铝板幕墙工程量均按照可见投影面积计算。双方签订的两份《幕墙工程施工合同》中均约定了幕墙工程结算时，玻璃、石材、不锈钢穿孔板、铝板、玻璃肋幕墙工程量均按照可见投影面积计算。而招投标文件是订立工程承包合同的依据，承发包方不能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从以上可见，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报价除合同约定可以调整外，不作调整，对于幕墙工程量的计算虽然在招标文件中表述为“按外立面投影面积”，在承诺书及合同中表述为“按可见投影面积计算”，在文字上有所不同，但在理解上应为一致，否则招标文件与合同内容在工程量的计算上有了实质性的不同，违反招投标的规定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无证据证明亚厦幕墙公司在出具承诺书和签订合同时对此计算方法存有异议，即使存在异议，也应当在质疑期内对相关内容提出异议，否则应按招标文件实施。且在工程量清单上也明确了投标单位需自行考虑折边量、损耗量，统一考虑在综合单价内。故亚厦幕墙公司认为折边面积工程量存在漏算，要求予以增加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108号
摘要1：【裁判摘要】施工总承包担保分包工程不因此导致合同无效——西部中大公司经招投标承建了广西桂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和公司）的桂来高速公路项目后，又将桂来高速公路项目第四合同段分包给中国中铁公司，双方就此分包事项签订的施工合同虽未经招投标，但并不因此而导致合同无效。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本案项目系该条第一项“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情形，须进行招投标。案涉《总承包合同》是西部中大公司经招投标程序后签订的，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案涉分包合同没有超出总包合同的内容，不改变总承包人的责任，西部中大公司作为承包人对发包人桂和公司就案涉项目的工程质量负责，分包合同不经招投标签订，并不影响保障工程质量、维护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实现。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案涉《总承包合同》专用条款4.3.1约定：“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根据本项目工程规模自行划分工程合同段，但应遵守便于建设实施、适合专业划分、易于管理的原则；分包工程需报发包人批准；拟投入的施工单位的资质应与承担的工作内容相适应。”可见，发包人与承包人就案涉项目进行分包是有预见和约定的，该约定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发包人桂和公司已于2011年6月8日书面同意了西部中大公司的分包申请，可见分包事宜及程序符合《总承包合同》的约定。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八条规定：“招标人是依照本法规定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西部中大公司并非案涉项目的招标人，其与中国中铁公司的分包关系，并非立法本意主要针对的招标人与承包人的关系。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闽民申90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属于“农村土地”属于土地租赁合同而非土地承包合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讼争的《原山地平台租赁合同书》属于土地租赁合同还是土地承包合同。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该合同内容均为土地租赁的相关事项，其中并无土地承包的内容，杨××关于讼争的《原山地平台租赁合同书》名称与内容不一致之主张缺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是指农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根据华侨农场一审中提交的《林权证》，讼争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华侨农场，而华侨农场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因此，本案讼争土地不属于该法条规定的“农村土地”，杨××依据该法条主张讼争合同为土地承包合同，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讼争合同为土地租赁合同并无不当。杨××关于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而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华侨农场无权解除合同、其享有优先承包权、其应获得承包地征用补偿费用等主张，均是建立在讼争合同为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之上而提出的，因讼争合同为租赁合同，故其上述主张亦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漳民终字第1641号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监113号
摘要1：【裁判】另案裁定否定仲裁裁决、调解书可以作为执行依据不能作为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调解书的理由——本案为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调解书的案件，应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该条规定：“案外人根据本规定第九条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一)案外人系权利或者利益的主体；(二)案外人主张的权利或者利益合法、真实；(三)仲裁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的情形；(四)仲裁裁决主文或者仲裁调解书处理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结果部分或者全部错误，损害案外人合法权益。”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调解书必须同时符合上述四个条件。根据案外人所提申诉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仲裁案件当事人朝阳建筑公司与伟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的情形。本案中，朝阳建筑公司与伟亚公司在仲裁期间主张双方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伟亚公司欠付朝阳建筑公司的工程款，并提供了工程承包合同、结算材料、付款承诺书等证据。仲裁调解书对双方达成的调解事项予以认定，后徐×作为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调解书，人民法院应围绕上述规定，特别是对本案是否符合第三项条件进行审查。根据查明的事实，徐×并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仲裁调解书中关于朝阳建筑公司与伟亚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和欠付工程款的事实，未完全符合不予执行的条件。对徐×的申请应不予支持。海南高院及海南一中院在审查本案过程中，未围绕上述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条件进行实质审查。海南一中院裁定不予执行案涉仲裁调解书的主要理由为另案裁定已否定案涉仲裁调解书可作为执行依据；海南高院驳回朝阳建筑公司复议申请的主要理由为案外人徐×具备申请不予执行案涉仲裁调解书的主体资格和伟亚公司在仲裁审查期间已被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现有证据又不足以认定仲裁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的情形，故海南一中院裁定不予执行案涉仲裁调解书、海南高院驳回朝阳建筑公司复议申请错误，应予撤销。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65号
摘要1：【裁判摘要】自行办理招标未办理备案手续，自行组建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完全符合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并未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招投标程序瑕疵不足以导致中标无效的法律后果，中标和合同有效——一审法院认为：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招标人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的，可以自行办理招标事宜。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本案中，华锐公司在发包案涉总承包工程前自行组织了招标投标工作，包括宝冶公司在内的六家建筑企业领取了招标邀请函，参与了工程招标。经评标确定宝冶公司中标后，双方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就投标报价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澄清及说明。2012年3月13日，华锐公司向宝冶公司送达了《中标通知书》。虽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华锐公司在自行办理招标事宜过程中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办理了备案手续，宝冶公司也主张华锐公司自行组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完全符合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但该两点瑕疵并未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且按照招标投标法第五章——《法律责任》一章的相关规定，上述两点瑕疵尚不足以导致中标无效的法律后果。因此，宝冶公司关于案涉总承包工程发包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相应的中标结果和总承包合同均属无效的诉讼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民提字第8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约定下浮比例由双方协商确定但最终未明确下浮比例，法院可酌情确定下浮比例——关于厂房工程造价的下浮比例如何确定问题。迅和公司认为二审判决认定厂房工程不应按鉴定造价下浮27.53%，并确定下浮比例为15%，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土建部分工程造价1480万元，系贝林公司自行将其投标报价20422045元让利或下浮27.53%后确定的。之后由于迅和公司原因，原设计施工图作废而改用沈阳中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设计施工图，双方又于2008年12月1日签订一份《补充合同》，约定“暂定厂房工程总造价为2300万元。最后结算总造价以实际工程的减少，双方协商确定的结算价为准”。该《补充合同》事实上变更了《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中据以确定造价下浮的设计施工图及相应的工程造价，故贝林公司依据原设计施工图作出的预算以及投标报价已不能适用于实际施工的工程。……基于以上分析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并未就变更施工图后建设的工程造价下浮比例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迅和公司仍主张鉴定造价也应按照贝林公司投标报价时的下浮比例下浮27.53%，无合同依据。且鉴定机构在对厂房工程造价的鉴定中，对有相应“投标价”的项目，单价按“投标价”计算；无“投标价”的项目，按照《浙江省2003定额及其补充定额》计价。在此情况下，如对鉴定造价再按下浮27.53%计算亦将造成双方利益失衡。二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下浮比例为15%，得当，本院予以认同。故对迅和公司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