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宁民终字第165号
【裁判摘要】虽然双方合同的名称为《承包合同书》，合同第一项也约定了长青石料厂将所属石料厂承包给田陶贸易公司开采经营，但根据合同履行的内容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看，田陶贸易公司承包的是长青石料厂的全部生产经营，其占有、管理、使用长青石料厂的全部资产，并独占涉案石料厂依法享有的采矿权，田陶贸易公司获取的不是完成生产或销售任务的劳动报酬，而是经营石料厂的利润，并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因此双方的合同不是承包合同，而是私自转让采矿权的行为，本案应为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的规定，长青石料厂与田陶贸易公司转让采矿权不符合依法转让的条件，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系以承包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进行转让，因此《承包合同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及合同的性质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陕04民终2253号
【裁判摘要】陈家坪煤炭公司将采矿任务发包给孔某某完成，向孔某某给付一定的劳务报酬，并享有劳务成果，该合同应为劳务承包合同。矿产资源勘察、开采的劳务承包不发生采矿权人主体的变更，不属于以承包形式转让采矿权，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双方签定的承包合同是将矿山的开采劳务承包给孔某某，仅是采矿劳务的承包，并不属于以承包形式擅自转让采矿权，因此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已于2015年11月26日终止停产至今，无法继续履行，但并不影响根据履行情况支付劳动报酬的要求。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郴环民终字第71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郴州玉城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黄岑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权项目槽探工程的包干协议》的性质，应认定为探矿权转让协议，而非探矿工程施工工程劳务承包协议。理由如下：1、从《郴州玉城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黄岑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权项目槽探工程的包干协议》的内容看，涉案槽探中探明出的铁矿产品由李某某、李某自找销路销售，并承担所有的槽探费用，李某某、李某探出的铁矿石按税后30元％／吨交玉城公司。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李某某、李某支付，而与当地村民和林场的关系、施工安全均由李某某、李某负责；2、从权利义务看，玉城公司只收取费用，不参与具体经营活动、不承担经营风险、不负责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对外关系的处理，是李某某、李某，并非玉城公司。况且该协议未约定承包费、劳务报酬和承包期限，不符合工程劳务承包特征。故涉案协议具有探矿权转让的特征，应认定为探矿权转让协议。
【裁判摘要２】关于《郴州玉城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黄岑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权项目槽探工程的包干协议》的效力，我国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探矿权属特许经营权。由于我国对探矿权人的探矿资质和探矿权的转让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自行对探矿权进行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除此以外，不得转让探矿权。因此，该协议的性质名为《郴州玉城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黄岑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权项目槽探工程的包干协议》，实为探矿权转让，其转让探矿权的行为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为无效协议。
摘要2：【解读】具有探矿权转让特征的探矿权工程承包合同应认定为探矿权转让合同——探矿权人将勘查工程承包给他人后，只收取费用，不参与具体经营活动，不承担经营风险，不负责施工安全监督管理，不负责施工项目对外关系的处理，承包合同亦未约定承包费、劳务报酬和承包期限，应认定承包合同为探矿权转让合同。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55号
【裁判要旨】未取得探矿权、采矿权与他人签订的和承包合同无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702号
【裁判摘要】2006年1月23日，兴达公司与甘来公司签订《联合开发锑矿协议》，约定由双方合作合作开发涉案锑矿。根据合同的约定，兴达公司负责协调地方关系，办理相关手续，保证矿山的投资生产环境，甘来公司负责出资，与国土部门签订承包合同。兴达公司、甘来公司按照3：7的比例享有合作项目的权益。《联合开发锑矿协议》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甘来公司称《联合开发锑矿协议》约定开发的并非是涉案锑矿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联合开发锑矿协议》并不涉及采矿权转让的内容，甘来公司以合同属于采矿权转让且未经批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甘民二终字第10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勘查许可证，取得探矿权；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宏瑞公司在仅取得了探矿权，并未取得采矿权的情况下将肃北县双山子铁矿的采矿点承包给罗光明开采，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确认为无效，原审法院对合同的效力认定正确，但将案由定为承包采矿权纠纷欠妥，应予纠正，本案的案由应当定为探矿权纠纷。关于宏瑞公司以协议中约定了回收矿石48元/吨的价格，故协议应属于劳务承包合同的上诉理由，该条款实质上是对宏瑞公司收购罗光明开采出的矿石及价格的约定，故宏瑞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终字第1882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原审原告诉请继续履行租赁承包合同，故本案纠纷争议范围所对应的价额，即为自起诉时至租赁期结束的租金承包金额，该金额应作为本案的诉讼标的额。根据讼争《租赁承包合同》第四条“费用构成”中关于“租赁物每年的租金为人民币100万元”、“乙方应按承包经营租赁物及承包经营甲方公司所产生的纯利润的70%上缴甲方，该笔资金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承包经营费”的约定，以及原审原告在起诉状中关于本案诉讼标的金额为1400万元的主张，本院认为，《租赁承包合同》余下的租金承包金额超过800万元，即本案的诉讼标的额已超过800万元。关于本案争议的级别管辖问题。本院认为，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应适用原告提起诉讼时正在施行的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管辖法院的确定不因之后级别管辖标准的变化而改变，本案原审原告于2015年2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诉讼标的金额超过800万元，根据当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31日发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本案应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管辖。上诉人主张本案无具体的诉讼标的额的上诉理由，与诉讼标的额确定规则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主张的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规定由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理由，因违反管辖恒定原则，亦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2)粤高法民一申字第1969号
【裁判摘要】关于吴某某与后山村于2002年8月7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后山村的原村干部在发包林地前，虽然没有召开村民会议并经2/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但是后山村的原村干部将向外发包林地的信息，已经在社会上公开张贴招标公告，并经过公开招标投标后才与中标者吴某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该《土地承包合同》亦送交给东简镇合同办公室进行了“合同鉴证”，吴某某已按合同的约定期限付清203亩土地的承包金，后山村在收到该承包金后已将发包的土地交给吴某某经营使用。吴某某在2O02年8月接收承包地后，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林地种植桉树至2010年3月，在这将近八年时间，后山村或后山村的村民知道了该土地承包关系后，也没有依法对该土地承包关系提起诉讼，对此，后山村及后山村的村民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由于目前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召开村民会议并经2/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的土地承包关系无效，而且继续履行该承包合同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故应认定后山村未召开村民会议并经2/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就发包土地给吴某某经营，违反的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后山村认为该土地承包关系未召开村民会议并经2/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应属违反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依据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应认定后山村与吴某某于2002年8月7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有效合同，双方应继续履行。
摘要2：【解读】认定发包人将农村土地发包人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未经民主程序不影响合同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一终字第44号
【裁判要旨】村委会未经民主程序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但已实际履行多年承包合同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黑民申114号
【裁判摘要】案涉承包合同用地使用权双方有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而排除妨碍的主要构成要件是存在妨碍他人行使民事权利或者享有民事权益的状态。在双方案涉承包土地四至有关行政机关未确认之前，是否存在妨碍万达养殖场行使民事权利无法确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972号
【裁判摘要】1.黄某某与阮某某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无偿转让财产．．．．．．《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约定，龙威公司同意黄某某将《承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阮某某，阮某某履行《承包合同》中承包方的义务、享有《承包合同》中承包方的权利。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承包方的权利包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黄某某承包讼争项目，根本目的是为了取得收益，对于项目的控制经营仅作为实现财产利益的手段，故承包经营权本质上是财产权，而非单纯的人身权利。此外，黄某某需支付共计3.56亿的承包金方能获得讼争项目的经营权，并非是无偿取得，该对价也能体现出该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至于讼争项目盈利与否，并不影响承包经营权作为财产权所具备的价值利益。黄某某与阮某某之间的转让没有支付对价，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综上，黄某某与阮某某签订合同的行为构成了无偿转让财产。2.黄某某的行为是否导致林某受到了损害。．．．．．．黄某某、阮阮某某、龙威公司还认为，黄某某在承包经营期间，既无资金财产投入，也没有产生经营效益，反而被龙威公司诉请偿还巨额承包金，黄某某以零价格转让承包经营权时将债务一并转让给阮某某承担，是减轻了黄某某的债务负担，并未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本院认为，黄某某在上诉状中确认，其身负巨额债务，全部资产已被法院冻结，且被追索巨额承包金及违约金。龙威公司也确认，黄某某已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中。因此，黄某某对于偿还其所欠林某的债务已无清偿资力，其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对林某的债权造成了损害。综上，《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书》符合法定撤销条件，依法应予撤销，黄某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驳回。
摘要2：【解读】无偿转让房地产承包经营合同构成无偿转让财产，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害，依法应予撤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409号
【裁判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了《承包合同》及《预售合同》、《补充协议书》，分别建立了承揽合同关系及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盘古氏公司在2009年3月30日前支付工程款，预售合同自动解除。如果盘古氏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康佳公司有权选择要求其继续支付工程款或继续履行《预售合同》。因此，虽然《预售合同》与《承包合同》存在一定联系，《预售合同》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有一定保障作用，但并不能因此认定双方上述约定属于担保法规定的流押或流质条款，并应适用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且从合同约定看，盘古氏公司有多次选择合同义务履行方式的机会，但其始终未能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其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原审对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盘古氏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工程施工联系单》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年报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且并不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的相关事实。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辖30号
【裁判摘要】关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能否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处理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包括建筑和安装两方面的合同，有时二者合二为一，建筑是指对工程进行营造的行为，安装则主要指与工程有关的线路、管道、设备等设施的安装。而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是指工程总承包人、勘察承包人、设计承包人、施工承包人承包建设工程后，经发包人同意，将其承包的某一部分工程或若干部分工程，再发包给其他承包人，与其签订承包合同项下的合同。因此，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能否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处理，关键在于分包人承担的具体工作是否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建筑和安装”范围，若分包人承担的具体工作属于建筑或者安装等施工行为，则应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处理；若不属于施工行为，如勘察、设计等，则不能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处理。本案中，根据《水电分包合同协议书》约定，二被告以成本包干（包工包料）的形式将莆田新世纪商业广场水电安装工程分包给原告，工程范围为施工设计图纸内的消防、通风、水电安装等相关工作。原告作为涉诉工程的分包人，承担的是与工程有关的消防、通风、水电的安装工作，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安装”工作，即本案应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处理。
摘要2：【解读】（１）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纠纷适用专属管辖；（２）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分包合同不适用专属管辖。
摘要1：解答：不具备工程勘察、设计和施工等全部资质的单位不能作为设工程勘察、设计和施工的总承包，否则将导致总承包合同无效。
摘要2：
摘要1：解答：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第１２条第３项之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施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属于违反分包，但钢结构工程除外。因此，主体工程中钢结构工程可以依法分包。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闽民辖终165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石料加工合同纠纷。案涉《石料破碎承包合同》第九款第三项约定“合作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将争议提交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因合同约定的守约方并不确定，故该协议管辖不认定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双方就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村××塘大洋物流基地项目红线内石料加工事宜签订合同，合同内容包括甲方（上诉人）拥有深浦塘项目红线内石料储量，负责爆破并将已开采的石料在原处给乙方（被上诉人）加工成建材并运输等。从合同内容可以确定，石料加工地点为宁德市蕉城区××镇××村，该石料加工地可视为案涉合同履行地，故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应当认为是确定的。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金额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达到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管辖标准，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中陈某某、郭某某起诉主张包括支付费用、支付补偿金及赔偿停工损失等，争议标的不限于给付货币，属于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大洋物流公司所在地，其亦在宁德市蕉城区。综上，上诉人大洋物流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裁定本案由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辖终43号
【裁判摘要】海天公司青海分公司系就海湖新区九号公馆工程中的部分工程作为发包方与作为承包方的华荣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海湖新区九号公馆工程属于建设工程，海天公司青海分公司与华荣公司在《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亦明确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结合本工程的具体情况，经双方充分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因此，该合同系平等主体之间就建设工程设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非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立劳动关系的协议。故海天公司主张本案纠纷应适用劳动仲裁前置程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的规定，结合本案工程施工地位于青海省的有关事实和相关规定，认为本案应按照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确认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是正确的。至于华荣公司是否具有建筑企业资质的问题，对于本案管辖权的确定没有影响。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一终字第222号
【裁判摘要】北城公司承建了同一公司开发的“迎红水岸”工程项目。巨亨公司与北城公司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约定：“鉴于甲方（指北城公司）与遵义同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现甲、乙双方就工程劳务分包事项达成协议。”其中，“分包内容”约定有关工程的土建、安全防护措施、内外架等内容，“劳务承包单价及结算付款方式”约定实行面积包干单价，甲方按照工程进度向乙方支付工程款等。协议还约定乙方向甲方交纳300万元保证金。从上述协议内容看，巨亨公司是以工程承包分包的方式，从总承包方北城公司手中分包了部分建设项目。之后，三方当事人，即工程项目发包方、总承包方、分包方又就该建设项目工程劳务费结算达成协议。本案争议的基础合同有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也有分包劳务合同以及工程款结算协议。巨亨公司基于上述合同及结算协议起诉总承包人北城公司，发包人同一公司，请求给付工程“分包劳务费”、违约金等，该争议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工程项目所在地位于贵州省遵义市，属于贵州省法院辖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358号
【裁判摘要】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第4条的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天恒基公司与蒋某某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蒋某某与许某某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均因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原审认定正确。建工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汇龙天华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天恒基公司，天恒基公司将工程转给蒋某某内部承包，蒋某某又将部分工程转给许某某施工。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许某某将汇龙天华公司、天恒基公司与蒋某某作为共同被告起诉，二审法院认定蒋某某作为违法分包人，汇龙天华公司作为发包人，判决承担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处理结果，亦无不妥。天恒基公司作为承包人，其与许某某之间并没有合同关系，因此许某某无法依照合同主张案涉工程款及利息，二审法院免除天恒基公司的民事责任，具有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渝行终715号
【裁判摘要】对投标人违法行为的投诉不必然属于对评标结果的投诉，二者不能混淆，不能因诉求取消中标资格就直接判定为投诉中标资格；对评标结果的投诉适用异议前置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该条设置了对评标结果不服的异议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就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规定事项投诉的，应当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答复期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该条确立了评标结果投诉前的异议前置制度，对评标结果不服，投诉前应当向招标人先行异议。招标人、评标人或投标人甚至其他相关人员的行为均有可能成为引发对评标结果不服的原因，将五十四条第二款异议前置的适用范围限定为投诉人对招标人或评标人的行为不服进行投诉的情形，与立法本意不符，本院予以指出。
【摘要】本案中，《投标文件》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资格审查资料）“近年发生的诉讼和仲裁情况”规定，由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自行声明是否存在涉诉和涉仲裁情况，如声明与实际不符，将被取消投标或中标资格。中冶建工集团向招标人提交了《投标文件》信誉声明，并声明：“自2012年1月1日其至今，我公司未被有关行政部门暂停投标资格，也无行贿犯罪记录；在近年来履行施工承包合同中，没有发生诉讼和仲裁案件”。根据《招标文件》的上述规定，涉诉情况系由投标人自行声明，非评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所能审查的范围。因此，中冶建工集团的隐瞒行为与评标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四川朝元建筑公司对隐瞒行为的投诉不属于对评标结果的投诉，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对评标结果的投诉，应当异议前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终579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对于川冶设计院超过上诉期限新增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审查。
【裁判摘要２】联合体牵头人根据联合投标协议书的授权与招标人签订总承包合同，代表的是联合体的共同意思表示，该合同对其他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他成员对中标无效、合同无效亦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总包合同是和分包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以及另案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华硅公司、贵冶公司、川冶设计院组成的联合体属于不具有案涉工程项目联合投标资格的“联合体"，本案招投标行为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故本案联合体的投标、中标行为当属无效。．．．．．．因此，尽管本案投标、中标行为无效，由华硅公司单方与招标人德铁公司签订的《总承包合同》无效，但依据《联合体协议书》的约定，《总承包合同》的承包方应当是华硅公司、川冶设计院、贵冶公司三方当事人，故《总承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华硅公司、川冶设计院、贵冶公司三方承担。关于华硅公司与航舰钢构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是否约束贵冶公司、川冶设计院的问题，同样基于《联合体协议书》的约定，华硅公司与航舰钢构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因航舰钢构不具备劳务资质，且在华硅公司与德铁公司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华硅公司不能转分包工程且事后亦未得到德铁公司追认，该合同也是无效合同，但合同无效的后果仍然是由华硅公司、川冶设计院、贵冶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承担。基于对上述焦点的分析，华硅公司、贵冶公司、川冶设计院作为联合体的组成单位，按照《联合体协议书》的约定，应当就《总承包合同》、《劳务分包合同》两个合同无效的后果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川民终字第664号
【裁判要旨】联合体不具有招标文件规定的招标资格的，其投标、中标行为当属无效，联合体成员仍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076号
【摘要１】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华硅公司无权代表“联合体”对外签订合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但依据《联合体协议书》第2条、第4条的约定，华硅公司有权在招投标程序以及工程具体施工过程中代表“联合体”对外签订合同，华硅公司的代理具备合同依据，不属于无权代理。虽然本案中“联合体”投标、中标的行为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属无效，华硅公司单方与德铁公司签订的《工程总承包合同》以及华硅公司与唐×、王××签订的《土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均属无效，但不影响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依据《联合体协议书》就“联合体”的对外行为承担责任。
【摘要２】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申请再审主张《联合体协议书》效力仅及于招投标法律关系，“联合体”之间的连带责任不适用于“联合体”与唐×、王××之间，原审适用连带责任错误。《联合体协议书》第3条约定“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而实施工程的行为属于履行总承包合同的行为。结合《联合体协议书》第4条对“联合体”成员在工程具体实施过程中职责分工的约定，可见，《联合体协议书》并非仅是对招投标程序的约定。川冶设计院和贵冶公司主张《联合体协议书》效力仅及于招投标法律关系，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
【注解】联合体成员可以通过签订《联合体协议书》的方式对工程具体实施过程中的职责分工进行约定，负责签约的一方有权在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代表联合体对外签订合同。
摘要1：解读：（１）《建筑法》第２７条第１款仅规定联合共同承包的各方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２）《招标投标法》第３１条第２款仅规定联合体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联合体不应向分包商承担连带责任（另外观点认为联合体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注解】（１）联合体成员一方对外分包，联合体另一方是否对该分包合同履行承担连带责任，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２）建议联合体协议明确约定联合体其他方对一方所签署的分包合同不承担连带责任或约定承担连带责任时享有追偿权。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终46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招投标之前就合同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实际上确定中标人且签订协议，之后进行招投标，应当认定串通投标，中标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本案中，中设公司于2010年8月27日就涉案工程进行投标，金丰公司于2010年9月3日向中设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但在此之前，中设公司与金丰公司已于2010年6月29日签订《施工承包合同》确定涉案工程由中设公司承包施工，双方还就工程质量、工期、工程价款结算方式、付款方式等实质性内容作出明确约定，并明确待邀请招标程序结束后纳入格式化合同中专用条款。中设公司亦于2010年7月10日即开始参加金丰公司的工地会议。上述事实表明，中设公司与金丰公司在招投标前即确定中标人，剥夺了其他投标人公平竞争的权利，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属于串通招投标，违反了上述法律禁止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属无效，故中设公司与金丰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承包合同》及补充合同、附属合同均属无效，中设公司关于上述合同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65号
【裁判摘要１】投标人少于３个，招标人未依法重新招标，招投标活动存在程序瑕疵但并不导致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投标地点。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签收保存，不得开启。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法重新招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中标无效情形并不包括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故一审判决认定该程序性瑕疵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且不能采取补救措施予以纠正的，招标、投标、中标无效，应当依法重新招标或者评标”。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招投标各方采取了不当排除他人投标的情形，亦没有潜在的投标人对招投标活动提出异议，难以认定仅有中冶公司、建科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投标即构成“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故中冶公司依据上述条文规定主张《BT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因此，中冶公司提出案涉《BT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必须招投标的工程项目仅进行招商是否合同无效?｜发包人发布《招商公告》虽名为招商活动但实质上属于招投标活动，招标程序瑕疵未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中标有效——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据此，公开招标本质特征是招标人对外发布公告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本案中，环湾公司虽然发布的是《招商公告》，但该公告发布对象是不特定社会公众，且公告列明的投资人可以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不特定法人。因此，虽然《招商公告》载明的最低投标人数、投标期限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不一致，构成招标程序瑕疵，但该《招商公告》仍然符合上述公开招标的本质特征，案涉《BT合同》仍属通过招标程序签订的合同。故中冶公司提出案涉《BT合同》因未履行招标程序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３】联合体成员之间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对内部关系作出进一步明确约定依法有效——案涉《BT合同》约定，中冶公司承担项目总承包施工责任，建科公司承担项目融资责任。建科公司作为承担项目融资责任一方，其负有在施工过程中向中冶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故《BT合同》不仅明确中冶公司与建科公司系联合体成员关系，还对联合体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2012年12月26日，建科公司与中冶公司签订《施工承包合同》是联合体双方在《BT合同》约定的基础上，对于其内部关系作出进一步明确约定。建科公司与中冶公司又签订《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增加工程量。中冶公司与建科公司之间的联合体成员关系并不排斥双方根据需要在联合体内部约定成立施工合同关系。建科公司依据《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已向中冶公司支付362228044元工程款，也即《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已得到实际履行。中冶公司上诉认为案涉《施工承包合同》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提出《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应属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４】发包人以非正式方式发布公开招标，招投标活动中出现的招标程序瑕疵对中标结果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视为已履行了招标程序，中标有效，不影响施工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据此，公开招标本质特征是招标人对外发布公告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本案中，环湾公司虽然发布的是《招商公告》，但该公告发布对象是不特定社会公众，且公告列明的投资人可以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不特定法人。因此，虽然《招商公告》载明的最低投标人数、投标期限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不一致，构成招标程序瑕疵，但该《招商公告》仍然符合上述公开招标的本质特征，案涉《BT合同》仍属通过招标程序签订的合同。故中冶公司提出案涉《BT合同》因未履行招标程序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0944号
【裁判摘要】土地承包合同是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式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初审。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正。（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按照前述规定，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为前提条件,且应由发包方于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予以逐级报送。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崔某某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发包方签订过有效的土地承包合同，不具备上述办法规定的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前提条件，亦未能依法履行申请颁证相关程序。因此，其请求法院判令二被申请人履行颁证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其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311号
【裁判要旨】合同已经解除，一方起诉请求确认该合同效力如何处理？——（１）双方签订的合同已经解除，作为原告的其中一方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合同的效力，此时确认效力之对象实际已不复存在，其也没用提出其他任何与合同履行或浩特效力相关的诉讼请求，缺乏诉的利益，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２）受诉法院基于原告起诉时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状态，认定该合同失效，实系指该合同对当事人再无拘束力，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辽民终1451号
【解读】（１）许某某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唐某某与许某某于2006年7月1日签订的《海底承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２）一审法院认为：唐某某未经政府准许私自向许某某违法发包海域的行为，属于非法转让海域，违反了《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判决：确认许某某与唐某某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无效；（３）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通过上述规定可知，合同自解除时起失效。本案中，唐某某在二审中主张其与许某某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早已解除，且2018年4月23日许某某在原审法院（2018）辽72民初29号的笔录中也确认其与唐某某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在该案诉讼发生之前早已解除，故许广发与唐陆兴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已于解除之时失效，故许某某要求对已解除失效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确认有效的诉讼请求显然不能得到支持。虽然原判以许某某与唐某某签订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实质上是违反了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为由确认该合同自始无效不当，但根据许某某与唐某某签订的涂改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海底承包合同》在本案诉讼时的自然状态未支持许某某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故本院对原判的判决理由不予认可，但对原判结果予以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民终1596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破产，既未申报债权也未通知保证人，致使保证人不能预先行使追偿权的，保证人在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可能受偿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本院二审中查明，佛山中院根据赛拉德公司管理人的申请已作出（2015）佛中法民二破字第64-27号民事裁定,批准了《佛山市南海赛拉德陶瓷机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就本案中益通公司对赛拉德公司的债权提存55866.57元。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可见，在破产财产分配前，益通公司都可以向赛拉德公司破产管理人补充申报。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责任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吴某作为《承包合同》担保人，在益通公司尚未向赛拉德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的情况下，可直接向该赛拉德公司管理人以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据此，综合《佛山市南海赛拉德陶瓷机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中为本案益通公司对赛拉德公司的债权提存了55866.57元等事实，目前并不存在因债务人未申报债权“致使保证人不能预先行使追偿权”的情形，吴某免除保证责任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54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当事人对二审管辖裁定有无申请再审的权利问题。虽然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此前法律条文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七项“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删除，但因管辖错误实质是适用法律的错误，因此，根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规定，当事人仍可据此规定对管辖裁定不服申请再审，况且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禁止对管辖裁定申请再审。因此，本案再审申请人龙之梦长峰公司对本案二审管辖裁定提出再审申请，本院受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双方签订的《鞍山龙之梦畅园（dn4）施工总承包及土建工程承包合同》第33.1条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可以和解或者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调解，若双方对结算有争议可委托社会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从上述内容看，双方对争议管辖作出了明确约定，即“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中“可”能否理解为也可以到其他有法定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即该协议管辖是否具有排他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协议管辖是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书面形式协商一致自行选择解决纠纷时的法院，其立法目的是在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上，减少管辖争议，缩减诉讼成本。因此，协议管辖应是非常确定的管辖，应当具有排他性的管辖，即能够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确定争议管辖的法院。从本案协议约定看，虽然当事人使用了“可”字，但协议内容并没有既可以向选择管辖法院起诉，也可以向法定管辖法院起诉的意思表示，因此，二审法院将此约定理解为是选择性的约定，含义是可选择、也可不选择，此认定缺乏事实依据。
摘要2：（续）本案双方协议约定所使用的“可”字，系目前国内当事人进行协议管辖时的常用术语，“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应视为双方对管辖法院做出了单一确定的选择，应当解释为由被选择的法院行使排他性管辖权。因本案合同签订地在上海市长宁路，且本案诉讼标的额符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管辖标准，因此，案件应由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管辖。
【解读】“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能否理解为也可以到其他有法定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应视为双方对管辖法院做出了单一确定的选择，应当解释为由被选择的法院行使排他性管辖权。
【注解】双方约定“可向合同签订地法院起诉”的“可”字系选择性还是排他性？——“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应视为双方对管辖法院做出了单一确定的选择，应当解释为由被选择的法院行使排他性管辖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729号
【裁判摘要】如何区分转包和挂靠关系？——（１）一般而言，区分转包和挂靠主要应从实际施工人（挂靠人）有没有参与投标和合同订立等缔约磋商阶段的活动加以判断。转包是承包人承接工程后将工程的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实际施工人，转包中的实际施工人一般并未参与招投标和订立总承包合同，其承接工程的意愿一般是在总承包合同签订之后，而挂靠是承包人出借资质给实际施工人，挂靠关系中的挂靠人在投标和合同订立阶段一般就已经参与，甚至就是其以被挂靠人的代理人或代表的名义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此，一般而言，应当根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主体和资金来源、实际施工人（挂靠人）是否以承包人的委托代理人身份签订合同、实际施工人（挂靠人）有没有与发包人就合同事宜进行磋商等因素，审查认定属于挂靠还是转包。（２）本案中，中信公司中标在前，白某某与中信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合同在后，实际施工人白某某并未以承包人中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身份签订合同、也没有与发包人瑞昌公司就合同事宜进行磋商，故认定中信公司与白某某为挂靠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因此，二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认定发包人瑞昌公司在其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白某某承担工程款及利息支付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合同复印件作为定案依据的认定——对于2011年5月13日的合同，即由白某某提供的合同复印件，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由中信公司出具的《投标报价书》载明“工程固定总价90550000元"，这表明2011年5月13日价款为9055万元合同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前期基础。第二，从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备案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明确载明“合同价款90550000元"，而瑞昌公司认可是由其工作人员去实施备案的，可见，9055万元这个金额具有相应使用记录。第三，合同履行过程中，中信公司编制并经瑞昌公司审批的案涉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载明的施工合同签订日期为2011年5月13日，表明施工过程中的相应文件所对应的合同签订时间应为2011年5月13日。第四，从工程造价来看，本案一审庭审询问了四川佳华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某，李某从专业的角度判断，案涉工程按照常规每个平方米造价应该在1200-1400元，案涉工程是10万平方米，故造价应在1.2亿元以上。白某某所主张的合同价款9055万元再加上瑞昌公司所主张的甲供材4882万元，则工程总造价为13937万元。在此基础上，反观瑞昌公司不认可该合同真实性的理由。．．．．．．因此，瑞昌公司所述2011年5月13日9055万元合同系伪造的事实真伪不明，本院不予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