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3656号
【案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工程款结算应直接以建善公司提供的结算资料为准还是通过委托审价确定工程造价。系争施工合同第6.3条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后，建善公司提交工程结算并将有关资料送达澳淦公司，澳淦公司自接到上述资料20天内审价完毕，到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从文意理解，系对6.2条“工程竣工审计后付款”作出补充说明，以明确如何启动审计程序及限定审计期限，防止业主方怠于履行结算义务，条款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故对于澳淦公司认为6.3条系格式条款不应适用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建善公司已按约将系争工程的结算资料交付澳淦公司，且澳淦公司亦确认均已签收，在其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在约定期限内曾对上述结算资料提出异议或委托案外人进行工程审计的情况下，应视为澳淦公司认可结算文件。原审法院据此根据结算文件之内容认定工程款以及相应的逾期付款滞纳金合法有据，应予维持；澳淦公司坚持要求进行审价的上诉请求，显然违背双方合同之约定，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民终70号
【裁判摘要１】汇票记载事项欠缺出票人签章应为无效汇票——票号为001××××1712的案涉汇票记载其名称为“商业承兑汇票”，付款人为“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付款人的开户银行为“中行桂林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梵高科(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肆仟万元”，出票日期为“贰零壹肆年零叁月壹拾肆日”，汇票到期日为“贰零壹肆年零玖月零玖日”，该汇票左下栏记载“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票款”，并加盖桂客公司财务专用章以及时任桂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赵×和时任桂客公司财务总监的张××的私人印章，该汇票右下栏记载“本汇票请予以承兑于到期日付款”，该栏的“出票人签章”处为空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一)表明‘汇票’的字样；(二)无条件支付的委托；(三)确定的金额；(四)付款人名称；(五)收款人名称；(六)出票日期；(七)出票人签章。汇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汇票无效”的规定，案涉汇票未记载出票人签章，应为无效票据。铭信嘉德公司辩称案涉汇票记载了出票人签章，系指该汇票左下栏处加盖了桂客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签章，该栏记载的是桂客公司以汇票付款人的身份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而非桂客公司作为汇票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给持票人，故铭信嘉德公司该辩解不能成立。铭信嘉德公司还辩称，根据《退票说明》记载的退票原因，案涉汇票被退票的唯一原因是付款人桂客公司在中行桂林分行的余额不足而非缺乏出票人签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开户银行收到通过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将商业承兑汇票留存，并及时通知付款人……(二)银行在办理划款时，付款人存款帐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的规定，中行桂林分行作为桂客公司的开户银行，在收到铭信嘉德公司通过渤海银行天津保税区支行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后办理划款时，付款人桂客公司存款账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铭信嘉德公司的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因此，中行桂林分行于2014年9月15日出具的《退票说明》实际为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只是一项事实说明，不能以此认定案涉汇票具备出票人签章
摘要2：【裁判摘要２】票据权利时效是指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即票据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不行使票据权利的，票据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票据义务。．．．．．．铭信嘉德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本案起诉状，此时案涉汇票已过票据权利时效。因此，案涉汇票权利时效已过，且案涉汇票欠缺出票人签章，属无效票据，铭信嘉德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主张民事权利依法有据。综上所述，本案案由应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票据纠纷，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关于票据追索权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３】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点应为票据权利时效届满次日——关于案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特别规定而产生的权利，其立法本意是通过补偿丧失票据权利人的损失来谋求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普通民事债权的属性。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行使需要满足以下构成要件：一是持票人系合法取得票据；二是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三是出票人或者承兑人享有与未支付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为普通民事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人应当知晓行使票据权利的期间，如果在相应期间内未行使权利的，即应知晓自己已经取得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且权利已经受损。如果持票人因自身懈怠导致票据权利灭失，属于自身过失，诉讼时效从案涉汇票被承兑人拒付之日起计算则意味着其可在票据权利消灭之后无期限任意时点主张权利，显然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相悖，也与公平、诚信原则相冲突。因此，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点应为票据权利时效届满次日。
【裁判摘要４】持票人铭信嘉德公司主张返还票据利益，应就出票人桂客公司获有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出票人依法签发票据以后就负有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故铭信嘉德公司陈述票据未获兑付的事实并出示未兑付的票据即完成举证责任。桂客公司否认其在签发票据时获有利益的，应当就此提供证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49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本案是否需要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或者先刑事后民事而中止本案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本案系恒丰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之间票据追索权纠纷，审理范围局限于各银行之间发生的票据关系，属于民事纠纷案件。恒丰银行称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参与诈骗，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关公安机关就恒丰银行被票据诈骗刑事立案，刑事案件虽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不需要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裁判摘要２】关于原审法院未追加包头农信社作为本案第三人是否正确问题。当事人在诉讼中可以申请追加第三人，但是否允许，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本案系兴业银行提起的票据追索权纠纷，根据票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的，对其他汇票债务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兴业银行作为案涉票据的持票人，享有追索对象选择权。兴业银行选择民生银行和恒丰银行进行票据追索，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不予准许恒丰银行追加包头农信社为第三人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３】二审中，恒丰银行提交了其与民生银行签订的《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免追索协议》，民生银行认为双方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明确约定民生银行享有对恒丰银行的追索权，《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优先于《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免追索协议》适用。如果本院对《商业汇票转贴现业务免追索协议》是否有效以及上述两个合同优先适用的问题进行审理，将剥夺双方的上诉权利。本院认为不宜在本案中合并审理民生银行的再追索权问题。
【裁判摘要４】持票人可以以票据记载事项以外的其他证据证明二者具有同一性——关于票号0010006222913791-795的5张票据背书是否连续问题。恒丰银行称，该5张票据收款人与实际收款人相差“国际”二字，仅凭两份书面《说明》不能认定收款人唯一，其背书不连续。对此，出票人杭州××实业有限公司与收款人宁波××利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都向兴业银行出具《说明》，证明票据主体的唯一性，票据唯一主体为宁波××利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实业有限公司与收款人宁波××利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本案判决结果并无利害关系，两份《说明》相互映证，且出票人“漏打‘国际’二字”的解释符合常理，故本院认定该5张票据收款主体唯一，票据背书具有连续性。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40号
【裁判摘要】法院不得扩大解释居间合同条款内容，认定居间人未充分履行义务从而调整双方约定的服务费用——由于双方协议中并未约定谭××负有“提供优质高效、尽职尽责、充分全面的居间服务”的合同义务，法律对此也没有相应规定，二审法院认为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提供了优质高效、尽职尽责、充分全面的居间服务，并据此将谭××居间报酬调减为按双方约定服务费用的60%，是对合同条款内容的扩大解释，违背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谭××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黔西县坤元煤矿、方××应按照《服务协议》约定全额向谭××支付服务费3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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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冀执监109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为申诉人王××在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与申请不予执行案中是否以相同理由进行抗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申诉人王××在以上两个程序中的抗辩理由主要包括仲裁庭的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仲裁员存在枉法裁决；对方当事人隐瞒足以影响公证裁决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与证人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并且围绕以上理由提供证据，主张观点。申诉人认为其虽然概括性表述相同，但在两个案件中申诉人提出的具体内容并不一致，应当对此予以具体审查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申诉人在两案中的抗辩理由应认定为相同或相似，故应驳回其申诉请求。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658号
【裁判摘要１】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法定程序——（１）建设工程所在的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２）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应当事先予以公告，并在法定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届满后实施；（３）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发出催告履行通知书，要求被处罚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自行拆除；（４）实施强制执行行为方式、方法应当合理、适当，不得实施野蛮强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条规定，行政强制的实施，应当适当。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限期履行义务。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根据上述规定，建设工程所在的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的有关部门，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应当事先予以公告，并在法定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届满后实施；实施强制拆除前，应当发出催告履行通知书，要求被处罚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自行拆除；实施强制执行行为方式、方法应当合理、适当，不得实施野蛮强拆。
摘要2：【裁判摘要２】强制拆除违章建筑赔偿损失——（１）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才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２）赔偿的范围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将来可得利益损失；（３）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被告违法野蛮强拆等原因，造成原告无法举证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受害人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但是，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根据上述规定，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行政机关才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将来可得利益损失；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被告违法野蛮强拆等原因，造成原告无法举证的除外。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590号
【裁判摘要１】《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二审法院参照该规定，结合案件事实认定贺×的行为符合以上情形。现交行陕西分行申请再审认为，二审法院认定的上述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一）关于贺×是否已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交行陕西分行提出，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抵押期间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的规定，贺×和瑞麟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本院认为，《物权法》该条款规定的“不得转让"针对的是抵押的不动产的“过户行为"，“不得转让"即不得过户。该条款并非针对抵押的不动产转让合同的效力，不构成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故交行陕西分行提出的该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4年8月6日，贺×与瑞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贺×购买瑞麟君府南区10号楼2单元1层20103号房屋，合同价款为55万元。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15年1月27日，西安中院依据生效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执行证书》作出（2014）西中执证字第00059-6号执行裁定，查封了案涉房屋。根据上述事实应当认定，贺×与瑞麟公司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关于贺×所购商品房是否用于居住且其名下是否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问题。本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中规定的“用于居住"，其标准是政府规划主管部门规划批准的该房屋的使用性质。经查，贺×所购房屋性质为居住用房。故交行陕西分行提出的贺×无法证明案涉房屋已交付、已居住、已占有使用等理由，均不能否定贺×所购房屋是居住用房。关于贺×名下是否还有其他房屋的问题。西安房管局出具的《财产查询反馈信息表》显示，贺×名下未登记其他房屋。交行陕西分行认为，贺×仅能证明其在陕西省内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
摘要2：（续）而不能证明其在全国范围内再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配偶、子女名下均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本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中规定的“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系买受人在被执行房屋所在地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二审法院已查明贺×在陕西省无其他房产，故认定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并无不当。交行陕西分行再审申请提出，该条规定的“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仅包括购房者本人，还应包括购房者的配偶、子女名下也都没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该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贺×已支付的价款是否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问题。．．．．．．故一、二审判决认定贺×支付的购房款已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该条规定来看，原则上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同时规定了例外情况，即“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换言之，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其对抗案外人的执行异议不是绝对的，如果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申请执行人即使对执行标的享有优先受偿权，也不能对抗案外人的执行异议。本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即为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的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与第二十七条并不矛盾，因为它是第二十七条的但书内容。第二十九条之所以作为第二十七条的但书，是为了优先保护符合相关情形的房屋购买者的居住权，因为从价值衡量来看，该种情形下的居住权与抵押权相比，居住权优先。据此，在贺×的行为符合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下，即使交行陕西分行在案涉商品房上设定有抵押权，贺×也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本案中，贺×已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二审法院参照适用该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认定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402号
【裁判摘要】被执行人未按和解协议履行后恢复强制执行，因达成和解协议中止执行期间不停止计算迟延履行利息——关于中止执行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问题。饮食服务公司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昆明中院2002年5月22日出具民事裁定书，中止本案执行，此后直至2006年7月11日前一直未恢复执行行为。因此，自2002年5月22日至2006年7月11日，其不应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本院认为，2002年5月22日昆明中院裁定本案中止执行，是因为双方于2002年5月14日达成执行和解，但由于饮食服务公司连续三个月未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义务，建行云南分行营业部于8月2日向昆明中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之后，饮食服务公司又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和解协议，并于2002年9月24日、2002年12月12日分别履行了20万元，但其后未再继续履行，可见，本案并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计算加倍债务利息的情形。此外，饮食服务公司也未就此提供证据，因此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97号
【裁判摘要】法院邮寄诉讼文书被退回，退回原因应以“退改批条”记载为准而非以邮政速递系统查询记录为准——传票退回原因以司法专邮退改批条记载的内容为准，悠派公司的名称和地址未曾变更，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能够持续收到其他诉讼材料，因此，悠派公司仅凭邮政速递物流回单主张传票因“收件人名址有误”被退回，依据不足。
摘要2：【解读１】悠派公司提交的快递单查询打印页显示邮件曾因名址有误的原因两次未妥投，第三次投递结果为“退回，妥投”。2016年5月18日邮件被退回，司法专邮所贴的退改批条记载邮件退回原因为“拒收”。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7日对本案进行了缺席开庭审理。
【解读２】二审法院认为：经查，一审法院在受理本案后，以法院专递方式将本案相关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证据复印件等诉讼文书资料寄送至悠派公司的住所地，虽两次未妥投，但第三次因被拒收而被退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法释[2004]13号）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一审法院对悠派公司的送达依法可视为已经送达。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进行了缺席审理，符合法律的规定。此外，本案悠派公司的地址并未变更，人民法院向相同的收件地址进行送达，悠派公司能够收到一审判决和一、二审的其它诉讼材料，却唯独不能收到一审的开庭传票，不符合常理。悠派公司应对此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悠派公司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浙06民终2616号
【裁判摘要】已经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内容具有推定力，可以作为付款结算依据——本案诉讼中，舟山一建公司与泓皇公司一致确认在2019年3月20日签订特约经销商协议前，双方已发生交易关系，舟山一建公司已支付部分货款，且对泓皇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已认证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监制印制并由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重要交易凭证、证明，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在双方对交易关系存在的事实没有争议，仅对标的物数量、价格等发生争议的情况下，经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记载内容对此有推定力，否认的一方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反驳。舟山一建公司所称的泓皇公司与赵××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约定的相关条款与本案无关，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案中，舟山一建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货款总额为1859646元，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买卖双方对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没有争议，已经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内容具有推定力，可以作为付款结算依据——（１）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监制印制并由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重要交易凭证、证明，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２）在双方对交易关系存在的事实没有争议，仅对标的物数量、价格等发生争议的情况下，经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记载内容对此有推定力，否认的一方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反驳。
【问题】买方接受增值税发票并实施认证或抵扣，卖方能否主张增值税发票作为结算依据和结算凭证？
【解答】（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５条只是规定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出卖人已经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的证据；除此之外，司法解释并未否定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的证据证明力。（２）在卖方已经证明交付标的物或者买卖双方对交付标的物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买方接受增值税发票并对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该纳税行为与接受发票的行为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增值税发票可以作为双方结算依据和结算凭证。
摘要2：【注解１】（１）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不能单独证明货物已经交付和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２）双方对交付标的物没有异议，接受增值税发票一方对增值税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的行为对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交易金额等事实具有证明力。
【注解２】《买卖合同解释》第５条第１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１）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标的物已经交付（增值税发票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２）买卖双方对交付标的物没有争议，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可以作为债权债务结算凭证，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总结】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结算凭证？｜增值税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不能单独证明已经交付标的，但标的物已经交付并且已经认证或抵扣的增值税发票可以作为结算凭证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１）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不能单独证明标的物已经交付；（２）除了不能单独证明标的物已经交付外，接受增值税发票一方对增值税发票实施认证或抵扣，则该纳税行为与接受发票的行为形成证据锁链，对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交易金额等事实具有证明力，增值税发票可以作为结算凭证，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218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不享有物权时，可以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第２９条规定以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排除强制执行——永钦公司对案涉房屋并不享有物权，其以享有物权为由主张排除执行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针对商品房买受人主张对房屋享有合法权益可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情况，司法解释基于法律价值判断和社会政策因素考量对某些特定的民事权益予以优先保护而作出特殊规定，如果权利人的民事权益具备相应的条件，则可以受此特殊保护。永钦公司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主张排除执行。该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永钦公司依据该条规定主张排除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应提供证据证明符合该条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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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66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结合相关法律规定，该规定中的“原告”包括与“被告股东”产生争议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与公司。不同的“原告”举证能力存在较大差异，通常情况下，公司的举证能力最强，因此在认定当事人是否提供了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时，对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要求应当有所区别。具体到本案，诉讼发生时陈××所持股份大部分已转让给现持股60%的中喔公司法定代表人洪××，陈××仅持股18.8%，郑×已不是中喔公司股东，在陈××、郑×提供证据证明案涉1600万元系用于与中喔公司厂房建设有关事项时，如中喔公司认为陈××、郑×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中喔公司有能力也有责任提供其厂房建设、公司资产情况等相关证据以增强对陈××、郑×抽逃出资的合理怀疑，但中喔公司在原审中并未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二审因此判定由中喔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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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终151号
【裁判摘要】上市公司账户被查封后发布公告称“被冻结账户非公司主要账户、被冻结账户不影响公司经营结算”，此后又起诉主张因账户保全导致损失，不予支持——从中超公司上述三次公告的内容看，中超公司账户及案涉财产被保全冻结后并未对中超公司经营造成影响，中超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贷款和出售案涉股权与红塔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具有关联性，由于上述公告是公开发布的，中超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反言，有违诚信原则与诉讼证据规则，对反言的说明及材料，依法不予采信。故中超公司主张其因红塔公司申请财产保全产生了高息借款利息及股权折价转让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保全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一是申请保全错误；二是被申请人因保全行为遭受损失；三是二者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红塔公司申请保全具有合法的原因和依据，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红塔公司申请保全错误，且中超公司三次公告声明也未证明保全给其带来损害，以及其借贷、出售股权所受损失与保全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合考虑红塔公司起诉情况、申请保全标的的范围，以及中超公司主张的损害不能确定、损害结果与保全措施之间因果关系难以确认等因素，原审判决对中超公司关于红塔公司向其承担因申请财产保全而遭受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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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摘要】房屋阳台作为房屋主体的特定部分，在构造和使用上均具有独立性，属房屋的专有部分。高某封闭阳台是在阳台内封闭，虽是在小区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情况下封闭，但其与开发商先期已封闭阳台的四个楼栋的样式颜色统一一致，且相比较此前的开放式阳台对住户人身安全具有更好的保护作用，并因住房临近马路，封闭阳台可达到的隔音效果也增加了居住的舒适度，还能起到隐私保护作用等。而且退一步讲，如高某封闭阳台超出阳台及外墙，构成了违法搭建，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亦只有相关行政机关才有权决定是否要拆除。目前，物业公司与高某是物业服务关系，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人，提出诉请，要求其服务的业主立即拆除已封闭的阳台并恢复原状，既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且依照相关规定其又未提供证据证明高某封闭阳台危及建筑物安全、损害其他业主合法权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高某有实施妨碍物业服务与管理的行为，因此物业公司要求高某拆除已封闭的阳台，无法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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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0602民初147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除认定工伤决定书与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外，原告未提交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其他证据。而认定工伤决定书与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仅能证明原告的工伤及伤残等级得以确认，不能作为认定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充分依据。本案中，原告并非被告直接招用，亦非被告直接向其发放劳动报酬，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原告主张要求解除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作为认定工伤决定书中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２】关于原告主张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本案中，原告发生工伤事故的项目系南通四建总承包，该项目已经办理了建筑施工项目参加工伤保险证明，原告可先行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核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且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出具复函可以支付，故对原告该两项请求，本案不再理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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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鲁民申9492号
【裁判摘要】用工主体责任不等同于劳动关系，仅包括工伤保险赔付和工资报酬支付——根据在案证据和已查明事实，申请人系案外人龚××雇佣，在龚××承包的黄牛岭矿区务工，工作内容、工资支付、考勤等均由龚××负责安排，被申请人并不知情。在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与被申请人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受被申请人管理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申请人申请再审主张被申请人将案涉矿区承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责任的案外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院认为，申请人申请再审主张适用的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等相关法律法规是对法律责任承担而非法律关系建立所作的规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并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更不等同于劳动关系，是在特殊情况下保护劳动者的一种特殊救济制度，仅包括工伤保险赔付和工资报酬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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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10民终3243号
【裁判摘要】雷电导致火灾不属于不可抗力——根据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看，无法排除雷击产生高压电击穿用电设备元器件发生故障造成火灾；而从火灾现场看，电线杆上端的电线被雷电击断，而该电线接至王××房屋用于日常用电，乳山供电公司主张高压电来自于直接打在王××屋顶的散雷，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王××主张高压电来自于被雷电击断的电线线路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本次火灾与乳山供电公司维护管理的电线线路存在因果关系。乳山供电公司主张火灾起因为雷击，其不存在过错，但按照相关规定供电设施由乳山供电公司维护管理，无论该线路是否属于必须采取避雷措施的范畴，乳山供电公司都具有采取避雷措施的义务和条件，本次雷击并非乳山供电公司不能预见、不可避免及不能克服的客观条件，乳山供电公司可以通过强化安全措施来避免该情况的发生，现案涉线路因雷击产生高压电进而导致本次火灾发生，乳山供电公司对此负有过错，一审认定乳山供电公司基于对案涉供电设施的维护管理义务而判令其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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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08民终1672号
【裁判摘要】起火原因不能排除电气线路故障、雷击引发火灾的可能，在火灾原因不能排除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双方各自承担一半责任——安福县公安消防大队系专业的火灾处理部门，在出具认定书之前进行了现场调查及对证人询问等，对于涉案火灾事故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通过该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证实，起火原因首先排除了放火、遗留火种引发火灾的可能，一审以卢××未尽到妥善管理义务为由判决其承担全部责任无事实根据。消防部门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还认定，起火原因不能排除电气线路故障、雷击引发火灾的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尽管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了《租屋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但第四条中约定租赁期间出现一切意外均由上诉人负责，并由上诉人赔偿全部损失。该约定没有区分不可抗力等因素引发损失的责任豁免情形，违反了法律规定，该条约定应认定为无效。在本案火灾原因不能排除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以双方的租赁协议第四条约定为由，要求上诉人赔偿全部损失应不予支持。尽管卢××在一审中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引发火灾的确切原因，但根据在案证据，能够证实本案的火灾原因不排除有不可抗力因素的存在，一审以卢××未提供证据证明火灾的确切原因为由判决其承担全部责任不当。同时，卢××租赁使用祠堂，依法应尽妥善保管义务，火灾发生前，卢××将祠堂作为仓库使用，平日较少出入租赁场所，导致未能及时发现起火并预防火灾的发生，对祠堂的损毁灭失具有一定的责任，卢××上诉要求改判不承担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基于本案案情，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本院认为祠堂损毁的责任应由双方各自承担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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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85号
【裁判摘要】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土地是集体土地使用权，合作开发一方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中山公司提交了合作开发意向书、合作备忘录、合作确认协议、认购协议书、收款收据、渭南市经开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马渡）3某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山置业马渡项目塑钢窗工程合同、马渡村安置楼防水工程合同、电缆供销合同及房地产销售代理合同书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中山公司与渭南市临渭区辛市镇马渡村村民委员会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合作开发，并由中山公司出资建设案涉房屋的事实。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第二十五规定，房地产开发必须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第二十七条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和规范。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从事房地产开发必须办理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规划、施工、预售等手续，这些都是国家对于房地产开发的强制性规范。中山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办理了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规划、施工、预售等手续。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中山公司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有所不当。本案中聚邦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许可继续执行案涉房屋，在元盛公司否认案涉房屋系其开发建设的情况下，聚邦公司应就元盛公司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上所述，案涉房屋建设项目未取得任何开发建设的审批手续，聚邦公司亦未提交案涉房屋建设施工方面的证据证明房屋是由元盛公司实际开发建设，元盛公司否认案涉房屋由其开发建设。就目前聚邦公司提交的证据而言，不能充分证明案涉房屋系元盛公司开发建设。因此，聚邦公司请求继续执行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亦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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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原合同未约定所有权保留且标的物已经交付所有权已发生转移归买受方所有后，买卖双方仅重新约定所有权保留但不构成占有改定，出卖人不享有标的物所有权，无权排除强制执行——航天公司主张双方2013年5月30日协议是对原买卖合同所指向的32台电机所有权保留权利的补充，原审判决认定该协议不构成所有权保留，并以机电存放在江重公司处而没有实际交付为由，认定所有权不属于航天公司错误。经审查，航天公司的再审理由不足。第一，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航天公司及其股东江苏大中公司于2011年1月1日与江重公司签订多份购销合同，约定江重公司向航天公司及其股东江苏大中公司购买电机并支付货款，但上述合同中并未有买受人江重公司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电机所有权属于航天公司、江苏大中公司所有的所有权保留的约定。在航天公司及其股东江苏大中公司将32台电机依照上述购销合同约定交付给江重公司后，该32台电机所有权已发生转移，归属江重公司所有。航天公司与江重公司于2013年5月30日签订的《协议》约定：“一、因需方原订项目已停止。二、因需方尚欠供方3300万元货款，所以以上32台电机的所有权归属于供方江苏航天动力机电有限公司所有，其他货款再另行协商解决”。该协议虽约定该32台电机归属航天公司所有，但因原购销合同并没有约定所有权保留，在案涉32台电机已交付江重公司所有的情况下，航天公司已无所有权可保留,江重公司应通过交付行为转移该32台电机的所有权。故航天公司关于2013年5月30日《协议》构成所有权保留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第二，虽然2013年5月30日《协议》约定案涉32台电机所有权归属供方航天公司所有，但该《协议》并无江重公司继续占有32台电机的约定，航天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又约定由江重公司继续占有该32台电机。据此，原审法院认定航天公司主张通过占有改定的方式取得案涉32台电机的所有权没有事实依据，航天公司对案涉32台电机不享有所有权，只享有请求江重公司按照《协议》交付案涉32台电机的债权，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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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机组设备已经安装在船舶内部固定位置，机组设备所有权人不能排除对船舶的执行请求拆除机组设备——相关执行案件所执行的标的系案涉两艘船舶，而非案涉机组设备。根据原审法院现场查看情况，案涉“兴航21”和“兴航22”轮建造进度已过大半，案涉机组设备除1台GWC66某某齿轮箱外，均已安装于两艘船舶内部的固定位置，已经与船舶其他部件形成了一个整体。二审判决认为如果拆除案涉机组设备，不仅会产生较大的费用，还将对案涉船舶的整体价值产生重大影响，与经济原则不符，并无不当。舟山潍柴公司关于案涉机组设备未实际安装并与船舶形成一个整体，脱离船舶不会损坏船舶，以及对船舶整体价值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不能成立。舟山潍柴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就案涉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一、二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民终585号
【摘要】约定所有权保留条款但机组设备已经构成两船重要组成部分，对出卖方主张取回权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舟山潍柴公司对涉案CCFJ90Y-WF应急发电机组、CCFJ200J-WE发电机组、CCFJ350Z-2Z发电机组及CW6200ZD柴油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上诉人舟山潍柴公司与华海公司签订的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第七条有关华海公司未支付全部价款，产品所有权仍归舟山潍柴公司所有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华海公司已支付款项尚未达到总价款的75%，故一审认定涉案产品购销合同上述所有权保留条款有效正确。但从现场查看的情况来看，“兴航21”和“兴航22”轮建造进度已过大半，涉案发电机组和柴油机也已安装在“兴航21”和“兴航22”轮的固定位置，应视为一个整体存在；若强行拆除涉案发电机组和柴油机，即使技术上可行，不仅需花费不菲的费用，还将对船舶整体价值产生重大影响，不符合经济原则。一审据此认定上述发电机组和柴油机已经构成两船重要组成部分，对舟山潍柴公司主张取回权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缴纳拍卖保证金、与拍卖人接触的行为是否构成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进而导致案涉拍卖无效？｜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并未明确规定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向拍卖公司提前支付保证金、与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属于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根据郑州银行、杜××的再审申请理由，本案需要审查的焦点问题为：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缴纳拍卖保证金、与拍卖人接触的行为是否构成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进而导致案涉拍卖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第六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定拍卖无效，应当符合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且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条件。一、郜×与国源拍卖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有下列恶意串通行为：（一）私下约定成交价；（二）拍卖人违背委托人的保密要求向竞买人泄露拍卖标的保留价；（三）其他恶意串通行为。”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并未明确规定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向拍卖公司提前支付保证金、与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属于与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志鹏公司并未提交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证据证明郜×与国源拍卖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从志鹏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尚不足以认定郜×与国源拍卖公司构成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在此情形下，二审判决仅以国源拍卖公司与郜×在拍卖公告发布前即互相接触，国源拍卖公司又将该500万元作为该公司自有保证金向郑州银行缴纳为由即认定二者之间构成恶意串通，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二、是否损害他人利益。首先，商业拍卖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拍卖行为，实现对物的交换价值最大化，最大限度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拍卖法之所以规定拍卖企业与竞买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拍卖无效，
摘要2：（续）其原因就是恶意串通行为导致拍卖不能充分竞价，从而损害其他竞买人想通过拍卖买受拍卖物的利益，以及委托人充分实现拍卖物价值的利益。拍卖行为是否进行了公开充分竞价，也应贯穿整个拍卖过程来看。本案中，案涉拍卖提前向社会发布了拍卖公告，对拍卖权益的详情及权利瑕疵进行了说明，竞买人在此基础上报名参加拍卖。举牌时，郜×与志鹏公司均进行了举牌，进行了竞价。一方面，并没有其他竞买人主张被限制竞买权利受损，另一方面委托人郑州银行在本案一二审及再审申请中，均明确表示认可此次拍卖效力，要求确认拍卖有效，表示其权利没有受到损害。从本案中志鹏公司参与竞拍的一系列行为看，其在拍卖当天向郜×之弟郜××账户中支付1000万元，虽然关于该笔款项性质志鹏公司与郜×各执一词，一二审均未认定，但可以看出志鹏公司一直是积极争取并实际拍得了案涉债权，其本身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郜×提前交纳部分保证金及与国源拍卖公司提前接触的行为受到了损害。志鹏公司并不属于“损害他人利益”中的“他人”。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拍卖因郜×与国源拍卖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他人利益，损害正常拍卖交易秩序，违反禁止性规定导致无效，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尚不充分。
摘要1：【裁判摘要】（１）被执行财产上的抵押权预告登记并不具有阻却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２）可以排除人民法院执行处分行为的系不动产买卖关系中已对标的物办理了预告登记的买受人而并非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根据前述规定，对于其他人享有抵押权的被执行人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抵押权人则可以通过对拍卖变卖的价款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公积金中心对案涉房屋仅办理了抵押权预告登记，尚未享有抵押权，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显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即被执行财产上的抵押权预告登记并不具有阻却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对被查封的办理了受让物权预告登记的不动产，受让人提出停止处分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符合物权登记条件，受让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应予支持。”根据文义可知，该条司法解释中可以排除人民法院执行处分行为的，系不动产买卖关系中已对标的物办理了预告登记的买受人，而并非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公积金中心以其对案涉房屋办理了抵押权预告登记为由要求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没有法律依据。在此前提下，原审是否查明案涉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时效等事实，不影响原审对公积金中心不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事实认定。如前所述，公积金中心仅是案涉房屋的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在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具备完成本登记条件的情况下，原审对其要求确认就案涉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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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首先，关于案涉《认购书》是否属于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麦雅公司于2010年1月13日取得案涉商铺所在楼盘的房屋预售许可证，张××与麦雅公司于2011年1月19日签订了案涉09号商铺的《认购书》，萧越雄与陈权胜于2011年10月19日签订了案涉10号等5套商铺的《认购书》，后将10号商铺赠与张××。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9日作出（2013）惠中法立保字第4号裁定预查封案涉房产。一审法院于2014年8月15日在查封房产上张贴了公告，于2015年5月6日作出（2014）惠中法执字第282号之四执行裁定，预查封了案涉65套房产，预查封期限为三年。从时间来看，案涉09、10号商铺的《认购书》签订时间均先于人民法院查封。从内容来看，《认购书》中载明了当事人名称、商品房基本情况、价款及付款方式等内容，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麦雅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原判决认定其为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华建公司、华建惠州分公司关于《认购书》性质上是以房抵债协议，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关于张××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的问题。原判决根据张××提交的证据认定其在查封前已交纳案涉房产管理费及将案涉房产出租给案外人，认定其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产，并无不当。占有属人对物的关系，表现为人对物的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该条件是否满足，关键应看购房人对房屋是否有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情形。本案中，张××将案涉商铺出租，是对房产进行处分的表现，足以证明其已占有案涉房产。华建公司、华建惠州分公司没有提供证据推翻原判决认定的该事实，其关于张××没有合法占有案涉房产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第三，关于张××是否已支付购房款的问题。
摘要2：（续）张××虽然没有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向麦雅公司实际交付所有房款，但以房抵债亦是支付购房款的一种形式，且张××确有证据已将相关款项支付给陈权胜或其指定的账户，在麦雅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并出具了收款收据的情况下，原判决认麦雅公司于2012年9月6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张××交付的案涉商铺款项1377420元，说明张××已支付完案涉商铺的全部价款，并无不当。华建公司、华建惠州分公司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以房抵债存在虚构债务等情形，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相关事实，其关于以物抵债不产生针对交易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案涉房产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否因张××自身原因造成的问题。案涉房产因设立了抵押以及被人民法院查封，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故原判决认定非因张××自身原因导致未能办理过户，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１】在我国现有民事法律的程序设计中，执行异议是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二者是相互衔接的。前者属于强制执行过程中的救济程序，后者属于民事诉讼的实体审理程序。《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适用于执行异议和复议程序，基于执行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考量，该规定确立了以形式审查为主的同时，还规定了实质审查为辅的部分条款。虽然执行异议之诉和执行异议程序性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审查标准本应有不同，但鉴于二者均具有审查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功能，故《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属于实质审查的条款，可以作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的参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均规定了在金钱债权执行中，不动产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屋提出异议时如何进行审查的规则，该两条即属于实质审查条款，可以作为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审理的参照。
【裁判摘要２】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在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执行异议时，获得人民法院支持应同时满足三个要件，即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以及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该条规定基于对消费者生存权的维护，赋予消费者买受房屋的物权期待权以排除执行的效力，即便申请执行人对该房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等权利，法律也应优先保护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亦规定了在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获得人民法院支持所要满足的四个要件，但该条规定仅能对抗对被执行人享有普通债权的债权人。从法律逻辑上看，房屋买受人若要排除普通债权的执行，既可以选择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也可以选择适用第二十九条，但房屋买受人若要排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等权利的强制执行，则必须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就本案而言，黄××作为购房者，其对抗的是恒冠公司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故本案需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来判断黄××对案涉商品房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2002年施行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批复》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
摘要2：（续）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虽然该条亦规定了购买房屋的消费者对抗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包人的条件，但该条规定实质已经融入到2015年施行的《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条款之中，且第二十九条又进一步细化规定了三个要件。在新的司法解释就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明确予以规定后，二审判决仅适用该批复进行裁判，属适用法律不当。
【裁判摘要３】（１）另外备案登记房屋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备案登记房屋不能认定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房屋；（２）另购房系原有住房不能满足居住要求仍属于购房消费者——本案证据能够证明，黄××购买案涉商品房系用于居住，其目的属于满足家庭生活的合理消费。虽然黄××名下备案登记了一套房屋，但备案登记并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在备案登记的房屋未依法过户至黄××名下，且恒冠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黄××目前在该房屋居住生活的情形下，不能据此认定黄××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对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应机械限于套数的理解。如原有住房不能满足现有家庭成员的居住要求，再购买房屋是为了对居住环境进行必要的改善，其仍属于满足生存权的合理消费范畴之内。本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黄××购买案涉商品房是用于居住的改善型消费之需，并非用于商业性投资。恒冠公司认为黄××购买案涉商品房属于商业投资，黄××对该商品房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能优先于恒冠公司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1：【裁判摘要】税务机关首次发布欠税公告时间晚于执行依据生效时间，法院拍卖成交后向法院申请行使税收优先权，在被执行人尚有可供执行其他财产的情况下对税务机关申请不予支持——对于司法拍卖前已经欠缴的税款是否可以优先受偿涉及的问题包括税务机关能否在民事执行案件中就被执行人司法拍卖前欠缴的税款申请参与分配，以及是否应当优先受偿。一、是否可以申请参与分配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的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首先，税务机关申请参与分配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主体条件。被执行人是公民或者其他组织，而非企业法人。如果被执行人是企业法人，应当适用破产程序。（2）申请期间。必须是执行程序开始后，执行终结前。（3）税务机关必须取得执行依据。税务机关必须提供税务处理决定书等生效法律文书，以确保确定税款债权。（4）被执行人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权。本案中，瑞景公司为企业法人，除本案所执行的七套房产外，其名下仍查询到不动产多达十三处，本院执行的七套房产中，仅一套经拍卖成交，江宁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向本院申请参与分配，并要求优先受偿，其目的是要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的规定履行税收征管协助义务，而非真正意义上在执行和破产程序中相似性质的参与分配。二、是否享有优先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规定虽明确了税收的优先权，但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根据上述规定，建立税收公告制度，可以保障交易的安全，欠税公告不仅要公示纳税人一定时期的欠税金额，还要公示欠税的总额，欠税公告才能产生社会公信力。如果税收债权与私法债权发生竞合，则税收优先权应以税务机关首次发布欠税公告的时间作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条件，才能享有税收优先权。本案中，瑞景公司2008年开始欠缴税款，江宁经济开发区税务局虽分别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2014年10月28日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摘要2：（续）但该局并未向瑞景公司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仅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1月份首次对瑞景公司的欠缴税款进行公告。在本案房产拍卖成交后，江宁经济开发区税务局才向本院申请实现税收优先权，而本案执行依据已于2016年2月生效，早于欠税公告的时间，在瑞景公司尚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的情况下，江宁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不宜行使税收优先权，其只能在本案执行中，在拍卖、变卖价款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后，从剩余款项中清偿，或申请法院执行瑞景公司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综上，江宁经济开发区税务局虽可向本院申请参与分配，但其不能享有优先受偿权，其异议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1：【裁判摘要】（１）目前《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能否适用以物抵债裁判尺度不尽统一；（２）以房抵债协议系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无论其是新债清偿还是债务更新，与买卖合同在债的性质以及对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上均存在不同。加之以物抵债产生的物权期待权缺乏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判断其真实性具有较大难度，故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宜简单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的规定，轻易认定以物抵债权利人可以对抗金钱债权人——本案苏华公司对案涉房屋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及其他担保物权，在王××不属于商品房消费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参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审查王××的权利能否对抗苏华公司的一般金钱债权。但王××对案涉房屋系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取得，目前《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能否适用以物抵债，裁判尺度不尽统一。在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情况下，该条明确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权利能够排除执行须同时符合四个方面的条件：(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王××与鸿基米兰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记载签订时间，该合同内容及其他证据也无法佐证在案涉房屋被查封前签订了前述合同。对于是否在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房屋的问题，一般而言合法占有是指因交付而对案涉房屋具有事实上管领和支配的状态，案涉抵账协议作为诺成合同，签订协议行为以及卓越伟业公司同意将案涉房屋登记给王××的意思表示，仅表明王××取得对案涉房屋的债权，不必然证明其已实际控制和支配案涉房屋。王××提交的法院查封前支付热费的凭证，系由具有利害关系的鸿基米兰热力公司开具。王××虽提交其以鸿基米兰热力公司所欠工程款抵顶众合物业公司2014年至2017年物业费的《抵账协议》及附件，以佐证其在查封前实际占有案涉房屋，但该协议及物业费清单标注日期均系2022年，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鸿基米兰热力公司与众合物业公司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就该抵顶真实性及查封前已占有案涉房屋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王××提交的其他案外人购买王××顶账房的相关证据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
摘要2：（续）而其他用以证明实际占有的证据均出具于法院查封之后。故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在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房屋，一审法院认定王××的主张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进而对其关于享有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况且，案涉履行期满后双方达成的以房抵债协议，系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无论其是新债清偿还是债务更新，与买卖合同在债的性质以及对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上均存在不同。加之以物抵债产生的物权期待权缺乏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判断其真实性具有较大难度，故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宜简单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轻易认定以物抵债权利人可以对抗金钱债权人。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票据质权的成立包含记载“质押”字样内容和有效背书两个要件。本案圆融××与浦发××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将案涉汇票质押给浦发××，按照票据法有效背书的要求在背书人栏加盖了法人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背书栏内也记载了“背书”字样，并将票据交付给浦发××，双方的行为符合《票据法》关于汇票质押权某成立的构成要件，据此应认定浦发××对案涉票据的质权有效成立。国恒××上诉主张“质押”字样是否系圆融××书写无法确定，但并未就这一主张提供证据予以支持，且即使“质押”字样非圆融××书写，也不影响票据质权的成立，故对其这一主张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股权质权人对质押股权增资扩股具有利害关系，请求确认增资扩股行为无效具有原告资格——关于利明泰公司作为一审原告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中，利明泰公司因出让隆侨公司股权而对九策公司享有债权，依据案涉2012年3月7日《股权质押合同》，九策公司将拥有的隆侨公司100%股权出质给利明泰公司用以担保上述债务，利明泰公司就此成为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100%股权的质押权人，有权以该部分股权在其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股权对应的是公司的相应资产价值，实质上利明泰公司系对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股权所对应的价值在其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九策公司、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对隆侨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导致隆侨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九策公司所持股权比例由100%缩减为29.98%，在新增股东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认缴出资不到位的情况下，该29.98%部分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会发生变化，由此影响利明泰公司质押权的实现，侵害利明泰公司的债权。因此，利明泰公司对隆侨公司的股权具有法律上的利益，案涉增资扩股行为与利明泰公司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利明泰公司就该增资扩股行为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即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盛康达公司、隆侨公司、九策公司上诉主张利明泰公司非本案适格原告，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2】（１）如果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实际交付，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改变，则原股东持股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所对应资产价值的减少，以增资扩股前所持原比例股份设定的质押权，在股份比例减少后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会减少;（２）恶意串通增资扩股行为无效——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之下，公司经过增资扩股，如果新股东加入导致原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则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是否到位，直接影响到原股东所持股份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是否发生改变。如果新股东认缴出资实际到位，因有新的出资注入公司，虽然原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但其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并未变化，进而，以增资扩股前所持股份设定的质押权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未发生变化。如果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实际交付，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改变，则原股东持股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所对应资产价值的减少，以增资扩股前所持原比例股份设定的质押权，在股份比例减少后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会减少。
摘要2：（续）本案中，隆侨公司增资扩股后，新股东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未将认缴的出资实际注入隆侨公司，隆侨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增加，原股东九策公司持股比例从100%降为29.98%，其所持股权对应的实际资产价值亦实际降低。……利明泰公司就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29.98%股权通过优先受偿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相比增资扩股前就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100%股权通过优先受偿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明显减少。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两公司具有将认缴出资实际交付的能力，利明泰公司债权可以得到清偿。同时，九策公司因持股比例降低而失去对隆侨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控制权，存在致使九策公司所持股份原有的控制权溢价利益受损、实际市场价值降低的可能，进而影响利明泰公司质权的实现。因此，案涉增资扩股行为损害了利明泰公司的利益。……可见，隆侨公司的实际价值并未因增资扩股而增加，增资扩股并无合理的商业目的和经营目的，新增资本的认缴期限对于增强隆侨公司的资信度、竞争力和经营能力并无实际意义，而与九策公司关联的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在没有实际投入的情况下取得了隆侨公司的控制权。综合以上因素和整体案情，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九策公司、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对隆侨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存在恶意串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