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民申1406号
【裁判要旨】尚未竣工验收的房屋不属于特定物，即便当事人已支付完全部价款，该财产仍属于企业破产财产。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特定物买卖中，尚未转移占有但相对人已完全支付对价的特定物，以及尚未办理产权证或者产权过户手续，但已向买方交付的财产，均不属于破产财产。然而，本案中，因“八套门面房”尚未竣工验收，签订租赁协议并不能形成法律上的实际交付效力。正是基于尚未竣工验收，也不能认定“八套门面房”已形成法律意义上的特定物。故徐×主张“八套门面房”不属于破产财产的理由，不能成立。现恒通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客观上没有能力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商品房买卖合同事实上已不能履行，二审法院驳回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宜昌中民二初字第0004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该规定系为了防止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形成的便利，通过与公司关联交易的方式，损害公司的利益。但公司纯获利益的交易行为，当不受此限。吴某某与九鼎担保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九鼎担保公司因此需要支付对价，故九鼎担保公司为纯获利方。至于吴某某为什么将其享有的债权无偿转让给九鼎担保公司，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
摘要2：【解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公司纯获利益的交易行为不影响合同效力。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出借资金并约定合理利息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摘要1：【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民终796号
【裁判摘要1】公司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资本不变原则是公司法的核心原则，保证了公司独立、完整。股东抽逃出资是公司法律制度所禁止的，2014年2月17日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虽将原第十二条第（一）项“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的条款从认定股东抽逃出资情形条款中予以删除，但并非该情形不再作为抽逃出资而予以禁止，而是将该情形纳入该条第（四）项“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该情形已不再作为认定股东抽逃出资的依据错误。
【裁判摘要2】瑞丰公司的股东提供了青岭公司的借据原件及偿还款项的转账支票复印件，转账支票以瑞丰公司购买岳连心猪场支付对价的方式背书转让给岳连心，有瑞丰公司与岳连心签订的收购合同、转账支票收据予以印证，可以证实瑞丰公司收取了青岭公司开出的转账支票，即青岭公司偿还了600万元款项。瑞丰公司已将款项收回，未造成公司资本减少，股东已完成举证责任，不能认定其抽逃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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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苏商再终字第0006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公司法》允许股权自由转让，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则须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政府批准证书上的土地使用权人是公司，而股权转让并不引起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土地使用权人仍然是公司，因此，股权的任何转让都不会导致批准证书上的土地使用权人的变更，因而不涉及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问题。高成公司主张涉案股权转让触犯《刑法》的申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现行税法没有对涉及土地使用权的项目公司的股权转让作出是否征收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的规定。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税法未规定需要纳税的，当事人即可不交税。且在股权转让时，土地增值税最终并未流失，因为：股权转让也只是股东的变换，土地使用权权属没有变化，股权无论经过多少次转让，土地无论如何增值，公司初始受让土地支付对价的成本不变。但是，只要房地产发生了权属流转，公司就需要按最终的实际房地产销售价与最初的房地产成本价之间的增值部分缴纳土地增值税。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实际上并未逃避土地增值税的征收。高成公司主张涉案股权转让逃避了国家土地增值税征收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30号
【裁判摘要】对于曾某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份证据系曾某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所得，属电子证据，虽然不同于传统书证，但该信息与从注册地登记机关调取的档案机读材料具有同源性，应与传统档案机读材料具有相同的证据效力，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显示由甘肃华慧能公司自行公示的2017年度报告中，股东及出资信息一栏有冯某某认缴出资、认缴出资时间、实缴出资情况，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
【裁判规则】出资期限未届满的股东尚未完全缴纳其出资份额不应认定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享有出资的“期限利益"，公司债权人在与公司进行交易时有机会在审查公司股东出资时间等信用信息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是否与公司进行交易，债权人决定交易即应受股东出资时间的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当理解为“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出资期限未届满的股东尚未完全缴纳其出资份额不应认定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本案中，冯某、冯某某二人转让全部股权时，所认缴股权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规定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且曾谋并未举证证明其基于冯谋、冯某某的意思表示或实际行为并对上述股东的特定出资期限产生确认或信赖,又基于上述确认或信赖与甘肃华慧能公司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曾谋主张冯谋、冯某某二人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甘肃华慧能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实质是主张冯谋、冯某某的出资加速到期，该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属于电子数据证据。
【解读２】股权转让关系与瑕疵次出资股东补缴出资义务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以股权转让之外的法律关系为由拒付股权转让价款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立了认缴资本制，股东是否足额履行出资义务不是股东资格取得的前提条件，股权的取得具有相对独立性。股东出资不实或者抽逃资金等瑕疵出资情形不影响股权的设立和享有。本案中，曾某已依约将所持目标公司70%的股权变更登记在甘肃华慧能公司名下，履行了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甘肃华慧能公司通过股权受让业已取得目标公司股东资格，曾某的瑕疵出资并未影响其股东权利的行使。此外，股权转让关系与瑕疵出资股东补缴出资义务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本案中，甘肃华慧能公司以股权转让之外的法律关系为由而拒付股权转让价款没有法律依据。对于甘肃华慧能公司因受让瑕疵出资股权而可能承担的相应责任，其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甘肃华慧能公司有权拒付转让款理据不足。曾某已依约转让股权，甘肃华慧能公司未按约支付对价构成违约，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向曾某支付股权转让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终52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王某某主张其与博海公司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并据此诉请确认房屋认购协议有效及履行该协议，由其取得该协议涉及的541套房屋的所有权，而其提供的证据材料又包含了借款的事实。对此，应当甄别王某某与博海公司之间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是否具有担保的意思，即考察双方签订房屋认购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为借款行为提供担保，还是通过支付对价获得房屋的所有权。．．．．．．上述证据和协议约定的内容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在发生借款关系之后，为保证借款的偿还又订立了房屋抵顶及认购协议。双方签订房屋认购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给借款提供担保，并非为了实现房屋买卖。即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时并无真正转移案涉房产所有权的意思，其真实意思是设定担保。简言之，王某某与博海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房屋认购协议只是作为让与担保的一种方式。王某某主张其与博海公司之间借款合同关系转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未提交足够的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支持。经审查，原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明确向当事人释明案涉法律关系为借款合同关系，并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王某某的代理人确认其不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向当事人释明法律关系并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王某某主张原审法院释明不当，适用上述规定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69号
【裁判要旨】公司利润分配并非是可以由大股东简单决定的事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利润分配的决定权专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而股东（大）会的召集和作出决议均由法律或公司章程作出相应的规定，不是公司大股东可以简单决定的事宜。
【裁判摘要１】从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看，《承诺书》产生的背景是九江公司将其在正邦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某某，并与《退股协议》同日签署。《承诺书》载明，因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北岭村项目由杨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进行操作”，“操作期间愿请王某某同志协作帮助工作，每月上班拾天工资为壹万元，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某某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其中虽然将王某某列为受益人，但由于享有正邦公司股权的是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个人，王某某是九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某某代表的九江公司退股，因此，其中“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应当理解为20%利润的受益人是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个人。事实上，王某某本人不仅从未主张上述权益，更声明其是代表九江公司从事。因此，应当认为《承诺书》中所述内容是针对王槐月代表的九江公司“退股”的补偿。正邦公司关于《承诺书》的受益人应当是王某某，进而认为九江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认定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是《承诺书》的相对人、是适格主体的结论是正确的。
摘要2：【裁判摘要２】杨某某签署《承诺书》，并加盖了正邦公司公章。杨某某光作为股权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九江公司支付对价。从《承诺书》的内容看，承诺的给付事项构成正邦公司股权转让对价的组成部分，即杨某某因受让九江公司在正邦公司中的股权，除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转让款之外，还要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项目20%的利润。正邦公司是股权转让涉及的目标公司，于理不应为杨某某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这一个人债务承担法律责任。签署《承诺书》时，虽然正邦公司的老股东在协议中一致认为杨某某可以代表正邦公司，但杨某某当时尚未正式成为正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某尚无权代表正邦公司，且此后杨某某并未成为正邦公司100%的股东，而是占正邦公司90%股份的股东。即便如此，结合公司法人财产独立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款关于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财产的规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若干限制性规定，可以认为，公司利润分配并非是可以由大股东简单决定的事宜。因此，不能将《承诺书》的内容理解为杨某某系代表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承诺将正邦公司将来项目所获20%的利润支付给九江公司。也就是说，虽然《承诺书》上盖有正邦公司的公章，但不能以此认定构成正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应当认定系杨某某个人的真实意思。《承诺书》是杨某某个人向九江公司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杨某某应当依据《承诺书》的约定向九江公司承担相应的义务。正邦公司关于杨某某无权处分正邦公司财产的观点成立，但其关于《承诺书》应当被认定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认定《承诺书》有效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认为是正邦公司的意思表示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1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以目标公司每年度的股东分红冲抵剩余两期的股权转让款，是对剩余转让款给付方式的约定，而非剩余转让款支付的条件，将该条款认定为付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并无不当。后因转让人将全部剩余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不再具备股东身份，以股东分红冲抵转让款的约定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受让人应当支付剩余转让款以及逾期利息。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特征是一方转让股权取得对价，一方支付对价取得股权，虽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有移交鹏兴公司经营权的内容，但该协议和《补充协议》并未约定若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不移交鹏兴公司经营权和分红权，则安晨晖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转让款。安晨晖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取得鹏兴公司40%股权后曾经对彭某某１、彭某某２未移交鹏兴公司经营权提出异议，且一审中亦未提出该主张。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和本案查明的事实，在彭某某１、彭某某２已经将约定的鹏兴公司40%股权转让与安某某，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安某某应当依照约定支付1亿元股权转让款。
【摘要１】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系对《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的后两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进行的变更，并没有关于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保证安某某享有一定数额的公司分红，否则安某某可以不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不符合对赌协议的特征。根据该协议约定，双方主观上均无若股东不分红则免去安某某支付剩余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义务的意思表示，安某某关于该《补充协议》系对赌协议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有争议合同条款应本着诚实信用和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原则予以理解和解释。如果将补充协议该约定理解为附条件的付款约定，当公司分红条件不成就时，安某某得以免责，不负担付款义务，并不符合当事人本意，亦不符合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转让人获取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受让人获取目标公司相应股权的合同目的，且有悖于诚实信用和有效合同全面履行的原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为付款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约定，并无不当。安某某应当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901号
【摘要２】本院认为，在彭某某１、彭某某２不再具有鹏兴公司股东身份情况下，该二人难以了解公司经营和分红情况，难以控制或者影响分红款的分配，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其只能向安某某主张股权转让款，而不能向鹏兴公司主张直接把安某某的分红款支付给彭某某１、彭某某２，即已不具备直接以分红款抵偿股权转让款的条件。如果令双方继续履行该约定，则意味着公司如果持续不分红，安某某就可以一直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彭某某１、彭某某２转让鹏兴公司全部股权，不再具备股东身份情况下，《补充协议》关于以股东分红冲抵转让款的约定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安某某应当履行支付剩余转让款的合同义务。
【解读】转让人在转让公司全部股权后不再具备股东资格，关于以股东分红冲抵转让款的约定已经不具备履行条件，受让人应当支付剩余转让款。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民再401号
【裁判摘要】根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特定物买卖中，尚未转移占有，但相对人已经完全支付对价的特定物，不属于破产财产。《若干规定》为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本案蒋某某向天业房地产公司购买的涉案房屋，栋号、房号、户型、面积、朝向均已确定，且在房管部门办理了备案预告登记，完全支付了对价。预告登记是为保全将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为目的的请求权的不动产登记，对后发不动产物权处分行为具有排他效力，且纳入预告登记的债权具备一定的物权效力。因此，蒋某某购买的涉案房屋应当认定为特定物。故根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涉案房屋不应列入天业房地产公司的破产财产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管理人仅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而本案中，蒋某某已经支付了诉争房屋的全部价款，故对于涉案商品房预售合同，天业房地产公司破产管理人并无解除权。在蒋某某主张继续履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情况下，天业房地产公司亦没有举证证明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以及第一百一十条所称的不能履行或不适于继续履行的情形，故天业房地产公司及破产管理人金诚资产管理公司应当继续履行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协助蒋某某办理诉争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并将诉争房屋交付给蒋某某。
摘要2：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甘民二终字第167号
【裁判摘要】关于博特公司是否享有取回权。根据计算机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甘肃泰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作出《甘泰专审字(2010)第021号委托审计鉴定报告》以及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意见，能够证实博特公司已按照《房产转让协议》的约定向格耐用公司支付了房屋转让款218000元。破产程序中取回权一般由财产所有人行使，但也有例外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五）项之规定：“下列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特定物买卖中，尚未转移占有但相对人已完全支付对价的特定物；”据此，博特公司基于合法有效的《房产转让协议》以及已付款的基础事实，其所受让的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12号电脑大厦五楼(东段南侧8号轴以东至外墙6个开间，北侧7至8轴中间隔墙以东至外墙5个开间)共十一间房屋不属于破产财产，博特公司对该房屋享有取回权，计算机公司应当按照承诺协助博特公司办理有关过户手续。有关土地使用权问题，应依法办理有关审批等手续。计算机公司破产管理人上诉认为博特公司不能行使取回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甘1002民初1629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为履行离婚协议内容的具体行为不属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方式实现离婚协议约定的股权分割内容，双方真实意思并不是股权转让，故受让方无须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对价。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07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96号
【裁判要旨】优质资产被转移，根据债务随企业财产变动原则，受让企业应在接收财产价值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808号：从本案事实看，合同虽约定按照评估价格支付对价，但兴韶建材从韶峰集团受让了土地使用权、房产、采矿权等经营性优质资产，却只从韶峰集团有选择性的承接不高于8433万元的债务，而将其余债务保留在韶峰集团，韶峰集团不再直接进行生产经营，只进行辅业的分离改制、人员分流安置和重组后剩余资产的管理及企业破产清算等工作。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案涉财产转让构成了企业财产与债务的分离，韶峰集团因优质资产被转移，降低了财产责任能力，违背了企业法人财产责任原则，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据此，原审根据企业债务随企业财产变动原则，认定兴韶建材应在所接收的财产价值235024130.70元范围内与韶峰集团共同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808号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968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9民终640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我国物权法采纳区分原则。所谓区分原则，即在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作为两个法律事实，它们的成立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根据的原则。物权法第十五条是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进行区分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关于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必须以登记为必要条件，而不能认为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生效就必然发生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合同的生效能够发生债权法上的效果，但是不一定能够发生物权法上的效果。要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果，必须进行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即登记。如果合同生效而未进行不动产登记，则权利人就只享有请求交付的权利，即债权法上的权利，而没有取得对不动产的支配权。就本案《退房协议》而言，其系金城公司与林吉坤之间以“退房”为目的的合同，合同成立生效的直接法律后果是给双方确定给付义务，从而在双方之间建立起债权法律关系，此种合同约束力即债权法上的约束力。由于债权法上的权利只是一种相对权、对人权，不具有排他的效力，故而物权的变动必须依赖物权变动中的公示行为，“退房”的过程涉及诉争车位所有权转让，属于物权的变动，故“退房”只能在车位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金城公司名下后才能生效。现车位所有权未进行上述登记，金城公司只能依合同主张债权，而不享有对车位的所有权。
基于合同自由原则，《退房协议》实质是金城公司与林吉坤合意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依解除的法律效力，给付物的所有权应当回归于给付人，此种回归仍然是一种物权变动。物权法上的物权变动有两类：一类是因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另一类是非因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后者规定于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一条，因合同解除发生的物权变动并未见诸以上条文。合意解除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相应的物权变动系因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同样需要经过交付或者登记手续，最终方能实现物权的回归。因此，《退房协议》的达成不能直接令车位的所有权立即复归于金城公司。
摘要2：【裁判摘要（续）】本案中金城公司系依债权主张物权，该债权依据独立于被上诉人之间转移车位所有权的行为，因金城公司非车位原所有权人，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在此无适用之余地，故车位所有权转移的原因行为之效力对判定金城公司诉请能否成立无实质意义，转移是否出自恶意、交易是否支付对价等事实在本案中无审查的必要。金城公司请求吴某将车位权属转移登记到其名下并腾退交还车位，系以所有权人身份行使物权请求权中的返还请求权；其请求林某某、罗某某赔偿租金损失，虽为行使归属债权请求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其出发点为物权受到侵害，目的还是恢复物权的完满状态。由此，金城公司的后三项诉请应与第一项诉请一并驳回。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川执复168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本院（2015）川执复字第43号执行裁定和德阳中院（2014）德执异字第44号裁定作为生效法律文书，已经依法追加海口房产公司为北阳公司申请执行海口市粮食局欠款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海口房产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应当按人民法院生效裁定要求在接受财产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北阳公司承担清偿责任。案涉位于海口市海甸岛沿江五路北侧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位于海口市金牛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属于海口房产公司自海口市粮食局接受的财产，应当依法用以清偿债务。．．．．．．位于海口市金牛岭的5000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系划拨方式取得，但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性利益，执行法院可以适当方式处置，并在拍卖过程中依法妥善处理函商当地政府、充分披露信息等执行工作具体事宜。
【解读】执行法院可依法拍卖被执行人名下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但在拍卖过程中应妥善处理函商当地政府、充分披露信息等执行工作具体事宜（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不同意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则人民法院不得进行处置）。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执复字第43号
【摘要】根据执行法院在执行中查明的情况，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系海口市粮食局为本案借款在国土部门己作登记的抵押物，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此办理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核发《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许可证》，该抵押权应当是真实、有效的，该部分财产应当予以清偿债务。海口市粮食局作为债务人，在未清偿有关债务的情况下，按照海口市政府相关文件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将上述涉案土地使用权移交给海口国资公司，使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无财产可供执行。其次，现登记在申请复议人海口房产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海口市国用（2008）第011544号”的土地使用权，虽由海口国资公司名下变更而来，但海口房产公司对此并未支付对价，属于无偿接收。且涉案土地使用权先后登记于海口国资公司、海口房产公司，海口国资公司系海口房产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唯一股东，其对海口房产公司之前的出资为货币出资，涉案土地使用权并不包含在海口房产公司的注册资本范围内。故执行法院裁定申请复议人由其在本案所涉的无偿接受的财产范围内，即所接受的涉案土地使用权价值内对申请执行人北阳公司清偿债务，符合法律规定，执行行为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93号
【裁判摘要】判断投资权益转让价格是否合理，需要将受让人支付的对价与债务人对被投资企业的权益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相比较——据隧道公司与华南（香港）公司1996年3月16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华南路桥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及路桥项目总投资人民币2.59亿元均由华南（香港）公司投入。隧道公司以特许专营权不作价投入。隧道公司按合同约定从华南路桥公司获取利润，并非依据固定比例的股份分红，合同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接近20%，且2002年8月9日隧道公司认缴金额占当时注册资本总额20%，综合华南路桥公司的性质，国富公司主张的20%股权应当表述为投资权益更为妥当。原判决依据在案证据，认定园林中心承担债务的行为可以视为支付了人民币1481.7万元的转让对价，有较充分的依据。该问题的关键是，该人民币1481.7万元是否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可见，判断价格是否合理，需要将前述园林中心支付的对价人民币1481.7万元与隧道公司对华南路桥公司的权益，以及市场交易价格相比较。原审查明，2002年8月9日华南路桥公司申请增资，隧道公司认缴人民币9878万元，截至2004年10月31日，隧道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481.7万元，截至2005年12月28日隧道公司对华南路桥公司投入为人民币4939万元。暂不论特许经营权的特殊价值，仅以隧道公司累计投入人民币4939万元与视为支付转让对价的人民币1481.7万元相比，已明显不合理。此外，参考2007年麦格理国际基础设施基金有限公司间接收购华南路桥公司81%股权权益时支付对价为人民币39.57亿元（对国富公司在广东高院再审时主张的收购价格，其他各方均无异议），可以推算隧道公司的投资权益价值数亿元。因此，2004年园林中心以人民币1481.7万元受让隧道公司在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已符合“明显不合理低价”情形。
摘要2：【摘要１】市政园林局既作为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市政园林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又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履行出资人的职责。隧道公司转让股权是执行出资人的决定，而非执行行政决定。广东高院再审认定隧道公司根据市政园林局的决定转让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应受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纠正了二审判决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性质为国有企业执行行政机关行政指令的认定，是正确的。
【摘要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或者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可见，予以撤销的债务人行为有三种，即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及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园林中心主张其没有恶意，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并没有将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作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本案无需对债务人隧道公司与第三人园林中心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进行评判，而应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审理：1.国富公司所持债权是否合法有效；2.隧道公司向园林中心转让华南路桥公司投资权益是否为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3.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国富公司造成损害。
【解读１】应予撤销的债务人行为有三种：（１）放弃到期债权；（２）无偿转让财产；（３）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解读２】《合同法》第７４条并没有将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作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之一，无需对债务人与第三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进行评判。
【解读３】债权人撤销权应当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审理：（１）债权是否合法有效；（２）是否为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３）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972号
【裁判摘要】1.黄某某与阮某某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无偿转让财产．．．．．．《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约定，龙威公司同意黄某某将《承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阮某某，阮某某履行《承包合同》中承包方的义务、享有《承包合同》中承包方的权利。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承包方的权利包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黄某某承包讼争项目，根本目的是为了取得收益，对于项目的控制经营仅作为实现财产利益的手段，故承包经营权本质上是财产权，而非单纯的人身权利。此外，黄某某需支付共计3.56亿的承包金方能获得讼争项目的经营权，并非是无偿取得，该对价也能体现出该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至于讼争项目盈利与否，并不影响承包经营权作为财产权所具备的价值利益。黄某某与阮某某之间的转让没有支付对价，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综上，黄某某与阮某某签订合同的行为构成了无偿转让财产。2.黄某某的行为是否导致林某受到了损害。．．．．．．黄某某、阮阮某某、龙威公司还认为，黄某某在承包经营期间，既无资金财产投入，也没有产生经营效益，反而被龙威公司诉请偿还巨额承包金，黄某某以零价格转让承包经营权时将债务一并转让给阮某某承担，是减轻了黄某某的债务负担，并未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本院认为，黄某某在上诉状中确认，其身负巨额债务，全部资产已被法院冻结，且被追索巨额承包金及违约金。龙威公司也确认，黄某某已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中。因此，黄某某对于偿还其所欠林某的债务已无清偿资力，其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对林某的债权造成了损害。综上，《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书》符合法定撤销条件，依法应予撤销，黄某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驳回。
摘要2：【解读】无偿转让房地产承包经营合同构成无偿转让财产，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害，依法应予撤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4号
【裁判摘要】已支付购房款但未取得产权方能否起诉未支付购房款取得产权登记方构成不当得利？——樊××认为，生效判决认定史××取得房屋所有权，但其未支付房款，故而构成不当得利。二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正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樊××已证明涉案房产为其向洛溪地产购买，而在该房产被认定为属史××所有的情况下，樊××有理由请求史××向其支付购房款。对此，史××须举证证明其已经向樊××支付了购房款，方可构成有效抗辩，否则，樊××关于史××未支付购房款而取得房屋产权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即为成立。质言之，樊××支付了案涉房产的购房款，但未能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与此相对应，史××取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如不能证明已经支付了对价，其因此取得的利益正是樊××所遭受的损失，两者之间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本案的关键在于，史××能否证明其向樊××支付了购房款。二审法院认为，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史×ד无法律上的原因”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证书导致自身受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明显错误，应予纠正。第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史××向樊××支付了购房款。在本案再审庭审中，史××认可本案存在两个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一是樊××从洛溪地产处购买案涉房屋，二是樊××将该房产转卖给史××，并主张其已经支付了购房款。．．．．．．综上，史××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向樊××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应向樊××支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及利息，以及与购房相关的转名费、印花费、房产证费等樊××交纳的税金或费用。
摘要2：【摘要】不当得利诉讼时效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史××于2013年以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起诉樊××１的弟弟樊××２之后，樊××１便起诉请求确认其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此时双方对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仍存有争议，直至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生效判决后，案涉房屋才确定归史××所有。因此，樊××１知晓不当得利事实的时间应为该判决送达之日，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7年6月8日，原审法院认定其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244号
【裁判摘要】关于债权人履行通知义务问题。法律规定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的目的是避免债务人重复履行、错误履行或加重履行债务负担，对通知的形式并无具体法律规定。从避免发生纠纷的角度看，债权人如能书面通知并由债务人签字认可是最佳形式，但如果债权人以登报的方式通知债务人，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本案中，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美环亿速公司，在陕西日报上发布了债权转让通知，且陕西日报是在陕西省内公开广泛发行的报纸，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嗣后亦作出债权转让确认函。应认定债权人已将债权转让的事实告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申诉人仅以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在报纸上登载转让不当为由否认债权转让对其发生法律效力，据理不足。．．．．．．申诉人还提出债权转让缺乏有效支付对价凭证、债权转让程序存在合法性问题，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等问题。一般来说，执行程序中判断是否依法转让债权，主要形式审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否真实，是否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在双方当事人对债权转让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并不影响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称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摘要】关于美环亿速公司作为受让债权主体问题。本案所执行的债权为公证文书确定的债权，后经历了两次转让。第一次为原债权人将案涉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第二次为长城资产陕西分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美环亿速公司。被执行人九州公司、神州公司申诉提出金融债权转让的受让对象存在一定限制，美环亿速公司受让债权适用法律错误。其主要依据是《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的相关规定，经审查，该批复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于2001年针对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商业银行将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给非金融机构是否妥当的请示》做出的，主要内容为因放贷收息为金融机构的一项特许权利，故由贷款形成的债权及其他权利只能在金融机构之间转让。在当时对于行业管理及避免变相由非金融机构行使特许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该批复并非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美环亿速公司依法受让已经确定的案涉债权不违反禁止性规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51号
【要旨】（１）股权的合法转让主体系股东本人，而非其所在的家庭，法律亦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时需经其配偶同意。故未经配偶同意，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不影响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２）如果作为股权转让人的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损害配偶一方的财产共有权的，则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摘要】鉴于双方签订案涉《抵债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股权变更登记等行为均发生于张××与邱××离婚诉讼期间，案涉股权系张××与邱××的夫妻共同财产，张××在鑫意祥公司未支付合理对价的情况下，将其所持有的兰德玛克公司股权全部转让并变更登记于鑫意祥公司名下，且其虚假交易行为在客观上也对邱××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因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张××、鑫意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鉴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因张××、鑫意祥公司之间所称交易的虚假而认定为无效，张××单方是否有权转让案涉股权并不影响上述协议效力的认定，故本院对该问题不再评述。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股权的合法转让主体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法律亦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需经配偶同意。兰德玛克公司就张××转让案涉股权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因此张××决定对外转让案涉股权不违反法律规定。邱××作为张××的配偶，其基于股权所享有的共有财产权利体现在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性收益，即为转让股权所取得的对价。邱××主张案涉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张××未经其同意无权转让案涉股权，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２】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企业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确认、计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邱××提交了鑫意祥公司2012年度年检报告书，其中包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分配表，这两份表格也是反映该公司在2012年经营状况的主要会计报表，鑫意祥公司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如果鑫意祥公司与张××存在真实交易，且双方约定货到付款，鑫意祥公司已将合同项下大部分货物于2012年交付给张××，但未收回货款，该情形应在鑫意祥公司2012年资产负债表的“应收账款”栏予以体现，但该表中“应
摘要2：（续）收账款”为零。．．．．．．因此，鑫意祥公司和张××负有证明双方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举证责任，但双方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交易关系真实存在，而邱××提交的反驳证据亦增强了该交易关系不存在的可能性，据此认定鑫意祥公司和张××之间并不存在《定做买卖合同》约定的真实交易关系。
【摘要３】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案涉股权原登记于张××名下，张××作为股东有权决定转让该股权，但因张××与鑫意祥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定做买卖合同》约定的真实交易关系，故双方的《抵债协议》缺乏事实基础，且鑫意祥公司取得案涉股权并未支付对价，同时上述抵债及转让股权行为恰发生于张××与邱××离婚诉讼期间，而案涉股权转让后应得的对价又系夫妻双方共同财产，故法院有理由相信《股权转让协议》系张××与鑫意祥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损害了邱××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案涉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权益属于张××与邱××的夫妻共同财产，而该部分权益在双方离婚诉讼中并未予以处理，因此对邱宏运请求将案涉股权恢复登记至张××名下，予以支持。
【解读】（１）邱××起诉称:．．．．．．故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张××与鑫意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令兰德玛克公司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即将鑫意祥公司名下兰德玛克公司66%的股权恢复登记至张旭华名下），张××和鑫意祥公司予以配合；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张××、鑫意祥公司负担。（２）一审判决：（一）张××与鑫意祥公司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张××、鑫意祥公司、兰德玛克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项下66%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名下。（３）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93号
【裁判摘要】原买受人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继受人亦应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案涉房屋虽由范×提出执行异议，鉴于系范×从范××处继受，故应在审查范××就案涉房屋是否能够对抗强制执行的基础上，综合判断范×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范×未提供范××在盘锦市的不动产登记查询证明，未证明范××在盘锦市区域内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综上，范××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可以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范×在辽宁省盘锦市无房屋所有权登记记录，其从父亲范××处取得案涉房屋，虽未支付对价，但父子之间赠与房屋的行为，符合一般生活常理。在范××就案涉房屋能够对抗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即便范×与龙驿公司达成购房合意发生在查封之后，应当视为范×继受了范××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因此，范×主张对案涉房屋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范×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终止(2016)晋执21号执行裁定书中枫丹白露家园B区1某-1-401室房屋的执行程序；二、解除该房屋的查封。（２）二审判决：原审案件受理费7441.34元，由被上诉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441.34元，由被上诉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负担。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终177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在破产临界期内“以债抵债”（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转让给债权人，冲抵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实质上属于个别清偿应予撤销——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之规定，抵销发生在互负债务的当事人之间。本案中，中南公司与百姓缘大药房并非互负债务的当事人，中南公司将其在百姓缘大药房的股权转让给李××、程××，股权转让支付对价为500万元，该5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本应由受让人李××、程××支付给中南公司。但之后中南公司通过《股权对价支付说明》，将其对李××、程××的债权转让给百姓缘大药房，冲减其对百姓缘大药房的债务500万元，该债权转让行为,实质上使得百姓缘大药房对中南公司的500万元债权获得了清偿。在百姓缘大药房未能提供证明上述清偿行为，已使中南公司财产受益的情形下，一审法院认定中南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通过《股权对价支付说明》的方式将其应收李××、程××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冲减其对百姓缘大药房债务500万元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个别清偿，亦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0503民初509号
【裁判摘要】取回权，是指对破产管理人占有的实体上并不属于破产人的财产，财产的权利人有权不依破产程序而直接取回其财产。取回权纠纷是取回权人行使取回权时与破产管理人对标的物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产生的纠纷，从取回权的特征上看，其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1）取回权是针对特定物的返还请求权。（2）取回权是以物权为基础的请求权。（3）取回权是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行使的特别的请求权，并以破产管理人为其义务人。（4）取回权标的物在被取回之前视为破产财产，由破产管理人管理支配。本案中，原告范小红主张在永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原告能够向破产管理人行使取回权，即主张对涉案的四宗土地及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的全部财产权利归原告享有的诉讼请求，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原告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的四宗土地及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均系由其个人全额投资；二、按照《物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破产法》若干问题解释的相关规定，涉案的四宗土地及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依法不应认定为破产申请人永乐公司的财产。针对第一个问题，．．．．．．因此，仅从举证责任方面而言，原告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涉案的四宗土地和三个项目系由其全部投资。针对第二个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破产法》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二）第三条中有关“债务人已依法设定担保物权的特定财产，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债务人财产”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有关“企业破产前受让他人财产并依法取得所有权或者土地使用权的，即使未支付或者未完全支付对价，该财产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本案已经登记在永乐公司名下，包括已经设置抵押担保的涉案土地均应认定为永乐公司的财产，以永乐公司名义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也应依法认定为债务人永乐公司的财产。综上，原告范××起诉主张涉案的四宗土地及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的全部财产权利归其享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讼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2民终63号
【裁判摘要】《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的内容目前仍具有法律效力。该条与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并不相抵触，该条第（五）项与第（六）项亦不冲突。原审判决适用《若干规定》，并无不当。本案东来公司与沃凯宏之间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中，购房者选定一套房屋后，该房屋对于购房者而言就是特定物。本案沃凯宏作为购房者已选定房屋，并全额支付价款，涉案房屋应为特定物。根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特定物买卖中，尚未转移占有但相对人已完全支付对价的特定物不属于破产财产。故涉案商品房应不属于东来公司的破产财产。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3380号
【裁判摘要】尚未竣工验收的房屋只要经相对人选定后也属于特定物，如相对人已完全支付对价则该房屋不属于企业破产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下列财产不应认定为债务人财产：（一）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承揽、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他人财产；（二）债务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尚未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三）所有权专属于国家且不得转让的财产；（四）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均是对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后者系对前者的补充，两者并不矛盾。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六）项系对房屋买卖特殊情形下的规定，而非仅是针对商品房买卖的规定，故二审认定何××选定案涉房屋后，案涉房屋对于何××而言就是特定物，从而适用该条第（五）项的规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高民终字第761号
【裁判摘要】通过按揭贷款付清了购房款的房屋买卖合同不适用破产解除权——杨×与英嘉公司在平等基础上于2001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是有效合同。双方签订合同后，杨×为支付7C号房屋的购房款，于2002年3月29日与建行城建支行、英嘉公司签订了《个人住房贷款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95万元，用于购买7C号房屋，建行城建支行将贷款款项直接划入英嘉公司在建行城建支行开立的存款账户内。杨×并据此接收了7C号房屋并交由物业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据此可以确认杨×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双方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由于英嘉公司的原因致使杨×没有及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不能由此就推论英嘉公司与杨×之间的合同没有履行。故英嘉公司坚持认为其与杨×之间的合同没有履行，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要求确认双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于2007年8月1日解除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特定物买卖中，尚未转移占有但相对人已完全支付对价的特定物不属于破产财产。确认诉争的7C号房屋，虽然尚未转移占有，但杨×已经支付了全部房款，应不属于债务人财产的认定并无不当。原审法院确认7C号房屋目前虽然登记在英嘉公司名下，但英嘉公司负有向杨×转移所有权的义务。同时认定鉴于英嘉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特定事实，杨×起诉要求确认7C号房屋归其所有，英嘉公司配合其行使取回权，将7C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到杨×名下的判决亦无不妥。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并不抵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亦未被相关法条予以废止。故英嘉公司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条相矛盾不应当被引用的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案号】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2民终932号
【裁判摘要１】上级法院二次发回重审——上诉人龚××、李××与被上诉人王××，原审被告戴×、周“×及原审第三人谢××１、谢××２、肖××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原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2016）黔0222民初54号民事判决，龚××、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2016)黔02民终162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重新立案后，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2017）黔0222民初3311号民事判决，龚××、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作出（2018）黔02民终37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再次重新立案后，作出(2018)黔0222民初4617号民事判决，龚××、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裁判摘要２】上诉人龚××、李××主张案涉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理由是未办理批准手续。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王××向原六盘水市盘县旧屋基煤矿合伙人何××、谢××１、谢××２、肖××等人支付对价后受让了原合伙人在煤矿的合伙份额，又将该合伙份额转让给上诉人龚××、李××及原审被告戴×、周×，并不涉及案涉煤矿变更矿业权主体的问题，故案涉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并非系采矿权转让合同，上诉人龚××、李××主张上述合同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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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16民终865号
【裁判摘要】抽逃出资后转让股权且未支付对价应推定其在受让股权时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的是瑕疵股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中禾公司、艺海公司称其无法核查出让股东的出资情况，本院认为，核查所受让股权所对应的出资义务是否履行，是受让股东的基本注意义务。且中禾公司、艺海公司受让股权，至今未支付相应对价，亦未向公司补足出资。故中禾公司、艺海公司对所受让的股权存在瑕疵系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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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法律问题】《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规定的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是否包括以物抵债协议？
【要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规定了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可以排除金钱债权人执行的四个条件，只要有一个要件不符合则不能排除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以物抵债协议不同于买卖合同，其性质或者是新债清偿，或者是债务更新。在新债清偿场合，同时存在新旧两个债，与单一之债性质的买卖合同判然有别；在债务更新场合，债权人仅享有权利而无须履行付款义务，与需要支付对价的买卖合同亦不相同。因此，仅依据以物抵债协议，并不足以排除另一个金钱债权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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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44号
【裁判摘要】公司工商登记对社会具有公公信效力，转让股权未变更工商登记无论受让方是否支付对价均不得对抗债权人强制执行——《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的工商登记对社会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善意第三人有权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文件，工商登记表现的权利外观应作为认定股权权属的依据。本案中，2016年8月10日，贵州雨田公司与付×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约定付×代贵州雨田公司持有雨田投资公司10％的股权。雨田投资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付×持有雨田投资公司10%股权。贵州雨田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两组证据，证明其与付×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贵州雨田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安排支付了对价。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仅能证明贵州雨田公司与付×之间进行了股权转让，但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和案涉《代持股协议书》均仅在协议签订双方之间具有法律效力，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在诉争股权仍然登记在付×名下的情形下，逸彭企业作为申请执行人有理由相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是真实的。因此，不论贵州雨田公司是否支付对价，均不能以其与付重之间的代持股关系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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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民间贴现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
解析１：票据贴现是指收款人将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背书后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按照票面金额扣除自贴现日至汇票到期日的利息以剩余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行为。
解析２：票据民间贴现，是指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主体进行的票据“贴现”，该非法“贴现”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应认定无效。
【注释１】票据贴现是一种特定的金融业务——（1）只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才可以从事票据贴现业务；（2）票据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
【注释２】票据贴现人主体资格要求——贴现人必须是具有从事票据贴现业务资格。
【注释３】申请票据贴现人应当符合规定条件（《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１８条）——（１）为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并依法从事经营活动；（２）与出票人或其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３）在申请贴现的金融机构开立存款帐户。
【注释４】基于违法民间贴现而取得票据的当事人不享有票据权利，在汇票被拒付后其无权向票据前手追索票据款本息。
摘要2：【注解１】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应认定无效——（１）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２）当事人不能返还票据的，原合法持有票人可以拒绝返还贴现款。
【注解２】（１）商业保理公司在应收账款项下受让的商业汇票具有票据权利——商业保理公司只能在应收账款项下，作为该应收账款的债权凭证受让相关的商业汇票才享有票据权利；（２）商业保理公司在单纯买卖光票项下（光票保理，是指保理商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无基础交易关系是知情的或直接参与了虚假交易合同的订立过程的情况下受让商业汇票、向债权人通过融资）应认定为“名为保理，实为借贷”，按照与交易对手的借贷关系进行裁判，只享有对其直接前手的借贷债权，不享有票据权利。
【注解３】在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贴现资质的主体进行”贴现“，该”贴现“人给给付贴现款后直接将票据交付其后手，其后手支付对价款并记载自己为被背书人后又基于真实的交易管辖和债权债务关系将票据进行背书转让，应当认定最后持票人为合法持票人。——参考案例：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豫民申4293号
【注释】民间贴现行为在民间贴现直接当事人之间无效，但后票据转让行为有效——（１）票据转让中后票据转让行为效力独立于前票据转让行为效力，前行为的无效并不当然影响后行为的效力；（２）民间贴现行为无效仅限于进行贴现的直接当事人之间的行为无效，非法的“贴现”行为后基于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的票据转让行为应当认定为有效，在票据同时具有完整连续背书、符合文义性要求可以认定最后持票人为合法持票人享有票据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