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当事人超出申请再审期限能否增加申请再审事由？
摘要1：解读：当事人超出申请再审期限增加申请再审事由不予审查。
摘要2：【注解１】再审案件立案后再审申请人变更再审请求时已超过６个月法院不予审理。——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286号
【注解２】再审期限６个月经过后以“发现新证据”、“主要证据伪造”、＂裁判依据错误”、“审判人员违法犯罪”再审事由申请再审不能同时一并提出其他再审事由。——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6278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1民终1369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1民终1369号
【裁判摘要】仅对一审无既判力部分内容不服提起上诉，不可能得到比一审裁判更为有利裁判结果的，应当认定不具有上诉利益——当事人起诉或上诉应当具有诉的利益，即法院有对诉讼请求进行审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换言之，即法院有必要且能够通过判决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当事人无诉的利益之情形下，当事人无权启动诉讼程序。既判力是指终局判决获得确定后，该判决即成为对诉讼请求判断规范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基准从而被赋予通用性或者拘束力。既判力原则上只产生于判决主文所表示的判断，判决理由中的判断原则上不产生既判力，有关诉讼请求的判断与推导出该种判断的其他认定应当区分开来，推导过程中的判断仅系得出最终裁判的手段，之于其他法律关系中并不产生实际意义。即裁判文书中有既判力的为裁判的主文部分，而不包括本院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到本案中，本院认为，本案一审由邓××对罗胜提起诉讼，要求罗×返还其多支付的款项，一审判决主文驳回诉讼请求本身对罗×是有利的，二审程序只有上诉人通过上诉可能得到比第一审裁判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上诉人方具有上诉利益，罗×作为原审被告对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不存在上诉利益。．．．．．．综上所述，罗×的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罗×的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11820元予以全额退还。
【摘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规定，这里的不服第一审判决，应当系指不服判决主文，而非对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不服。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由该条可知，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被当事人的相反证据推翻。即只有裁判主文出现错误时，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或第三人撤销之诉来纠错。本案罗×对一审判决的不服，实际上是对一审判决关于双方之间经济往来款项抵扣的本院认为部分不服，甚至并不属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而此部分并非裁判主文，
摘要2：（续）并不当然产生既判力。如罗×认为该部分判断错误，可在其与邓××的其他法律关系中举示相应的新证据予以推翻，就本案而言，罗×上诉不可能得到比第一审裁判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故本院认为罗×的上诉不具有上诉利益，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邓××起诉请求：1.罗×立即返还邓××多支付的款项802006.55元；2.本案诉讼费由罗×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作投资经营协议》虽名为投资协议，但协议约定罗×享有固定收益，不承担经营风险，前述约定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其投资款实际系出借的借款本金，固定收益实际系借款利息。故双方之间实际形成的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截至2019年4月9日，经抵扣涉案借款本金尚余98941.33元。故，邓××并未超额还款，对于其要求返还超额还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邓××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820元，减半收取5910元，由原告邓××负担。”
【解读３】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由邓××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邓××向罗×的转款并非全系偿还罗×借款，一审法院认定邓××的欠款金额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裁判摘要1】当事人一审抗辩意见已经获得一审法院支持，二审中改变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另，光明公司主张放弃其在一审要求抵扣税款的抗辩意见，变更为要求承包人按约提供发票。但光明公司的抗辩意见已经获得一审法院支持，现要求承包人提供发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2】当事人一审否认对其不利事实，案外人提起诉讼胜诉后，当事人在二审中又上诉自认对其不利事实不予支持——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滥用诉讼权利。本案中，申××及朱××、万××在一审庭审中多次陈述与刘××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刘××所收款项为替桓大公司收取，并非归还其对刘××的欠款。正是由于申××等人的一再否认，才致恒大公司认可刘××的收款与申××等人的借贷无关，从而引发刘××另行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形成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9)渝0120民初8612号案。现在本院二审庭审时，申××提交了借条、委托支付函、承诺书等证据，拟证明光明公司支付给刘××的300万元系抵扣其欠付刘××的债务。上述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申××在一审中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否认。二审中，恒大公司也不认可300万元已作为工程款支付给了申××。申××在一审中的陈述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胁迫等情形，为诉讼中的真实意思表示。现由于刘××提起另案民间借贷诉讼，且另案一审已判决申××等人承担还款责任，申××为获得有利于本方的另案最终判决，并在总体上获益，欲推翻其在一审中主张的行为有违诉讼诚信，属滥用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后果。其次，申××对争议的300万元不具有上诉利益。为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耗费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保障，当事人仅对未获一审法院支持的诉讼请求具有上诉利益，有权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提起上诉。本案申××关于将300万计为未付工程款应予支付的诉讼请求已经获得了一审法院支持，其对该300万元已不具有上诉利益，不应在二审中获得支持。最后，本案不能损害案外人刘××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刘××并未参加本案诉讼，且已提起了另案诉讼，并获得了一审判决，如本案二审直接认定刘××接收300万元为冲抵借款将有损刘××的程序权利。同时，刘××在案涉款项收取中，除了争议的款项之外，还代表
摘要2：（续）桓大公司收取了其他多笔工程款，申××所举证据也未能充分证实刘××对300万元的收款行为是代表桓大公司还是其本人。综上，申××关于光明公司支付给刘××的300万元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３】桓大公司主张其收到的25万元安全措施管理费已经支付给了第三人朱××、万××。．．．．．．本院认为，关于第1项，桓大公司提交了转账明细等证据，经质证朱××、万××认为该证据未能证明案涉转账有二人的授权。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举示证据只能证明其与万××１之间的交易往来记录，未能证实万××１所收款项受本案的当事人申××或者第三人朱××、万××授权，故桓大公司所提其支付给万××１的20万元应当认定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４】承包人因实际施工人对外合同被判决承担责任后进入执行，已付执行费以及迟延履行利息不能视为已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2.(2020)渝01民终8645号民事判决书还应当扣除执行费、迟延履行利息5130.62元。．．．．．．本院认为，．．．．．．关于第2项，申××等人认为该费用系桓大公司未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产生，并非本案必须产生的费用。本院认为，桓大公司主张费用系其未积极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导致，并非本案必然发生的费用，桓大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５】承包合同无效，约定的管理费和承包人支出的差旅费承包人可以要求实际施工人适当承担——桓大公司因涉案工程的工程管理、完善竣工资料等产生差旅费234,379元。4.申长松应当按照工程总造价的1%支付管理费，还应当扣除470,430.36元。本院认为，……关于第3、4项，鉴于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且桓大公司在案涉工程施工中对工程竣工、移交等事宜有过一定的参与，并实际支出了部分费用，一审法院酌情按照工程价款的0.5%支持了其部分主张，已综合考虑其差旅费及管理费。因此，桓大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６】被挂靠方仅负有将收取的工程款支付给挂靠方的义务而非与发包人承担共同付款责任。
【裁判摘要７】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挂靠方）已取代名义上的承包人作为实际承包人与发包人成立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应当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笔记】不予受理执转破裁定能否提起上诉？
摘要1：解读：司法实践中对不予受理执转破裁定能否上诉存在两种观点——（１）第一种观点，当事人对不予受理的执转破裁定，依法可以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作出维持的生效裁定后，受移送法院方可将相关材料及财产退回执行法院；（２）第二种观点，当事人对不予受理的执转破裁定不能提起上诉。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对不予受理的执转破裁定能否提起上诉？——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１）认为不能上诉，不予受理破产裁定作出立即生效；（２）认为不予受理裁定属于可以上诉的裁定（参考案例：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陕01破申57号《3陕西润中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与陕西中化能源有限公司破产民事裁定书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陕民终26号《陕西润中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与陕西中化能源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民事二审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979号《陕西润中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陕西中化能源有限公司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注解２】不服不予受理执转破的裁定能否上诉？——（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１８条规定“受移送法院做出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裁定的，应当在裁定生效后七日内将接收的材料、被执行人的财产退回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应当恢复对被执行人的执行。” 第１９条规定“受移送法院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裁定后，人民法院不得重复启动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程序。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以有新证据足以证明被执行人已经具备了破产原因为由,再次要求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可以直接向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破产申请。”（２）《民法诉讼法》第１５４条规定“不予受理”可以上诉（３）《破产法》第１２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内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４）综上，当事人对不予受理的执转破裁定依法可以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作出维持的生效裁定后受移送法院方可将相关材料及财产退回执行法院。
【笔记】受移送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后执行法院能否重复启动执转破程序？
摘要1：解读：受移送法院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的裁定后，执行法院不得重复启动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程序。
解析：即使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以有新证据足以证明被执行人已经具备了破产原因为由,也不得再次要求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
摘要2：【注解】（１）执转破只能启动一次不得重复启动；（２）执转破被驳回不影响直接申请破产；（３）直接破产申请被驳回是否影响执转破没有明确规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终792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终792号
【裁判摘要】晨峰投资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8月12日通过中通快递向联星房地产公司寄发了2015年8月11日的《催款函》，并提交了中通快递的发件联、中天快递查询单予以佐证。在本院审理期间，晨峰投资公司还提交了该公司工作人员与联星房地产公司原工作人员的短信记录，用以证明晨峰投资公司向联星房地产公司邮寄了2015年8月11日的《催款函》。但晨峰投资公司提交的中通快递的发件联上并未记载该快递所寄送的物品名称，晨峰投资公司据此主张其寄送了2015年8月11日的《催款函》，没有证据支持。晨峰投资公司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的新证据亦不能佐证其上诉理由，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采信。据此，中通快递签收记录对于案涉待证事实已无意义。
摘要2：【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晨峰投资公司向本院提交的2015年8月寄送给联星房地产公司工作人员王×邮件的邮单，因不能证明该邮件的寄送材料就是《催款函》，晨峰投资公司亦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与王×本人存在业务上的沟通和联络，在王×本人出庭作证否认收到晨峰投资公司所寄文件的情况下，上述邮件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晨峰投资公司针对邮件签收情况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本院认为无必要、无意义，故不予准许。关于加盖有联星房地产公司公章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6日的《回函》，本院认为存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问题，本院对《回函》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理由如下：第一，《回函》内容为联星房地产公司将于2016年10月20号前还清所有欠款，但在晨峰投资公司2016年4月向联星房地产公司邮寄的《催款函》里，却对上述《回函》只字未提，这不符合常理，逻辑上亦存在冲突之处；第二，《回函》的行文、落款名称和时间、公章加盖的位置等重要事项存在蹊跷之处，且由于文字和公章位置的分离，导致该《回函》是先有文字、后有公章还是先有公章、后有文字这一重要争议事实无法查清；第三，晨峰投资公司主张系嘉华控股公司副总经理马×将《回函》直接送到晨峰投资公司办公室交给吴×本人，但并无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第四，晨峰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曾担任联星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兼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排除预留联星房地产公司印鉴的可能性。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首先，在晨峰投资公司提交的该回函中，．．．．．．该《催款函》的内容与晨峰投资公司提交的联星房地产公司出具的回函的内容相对照，显然存在不合常理以及矛盾之处。晨峰投资公司对于上述不合常理以及矛盾之处，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其次，晨峰投资公司主张该回函系由马×交付吴×，但马×在一审中出庭作证对晨峰投资公司的主张予以否认。晨峰投资公司对于该回函如何取得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亦未举证予以证明；第三，该回函的行文、落款位置和公章加盖位置等确实存在不合常理之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于晨峰投资公司提交的回函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5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510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李××是否应当向南长城公司开具建安税票问题｜发票的主管机关是税务部门，对拒不开具发票的行为，权利遭受侵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税务部门投诉，由税务部门依照税收法律法规处理。对南长城公司的该项主张，因缺乏合同依据，一审判决未作处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碧江区政府是否应当对南长城公司的欠付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碧江区政府作为甲方与南长城公司签订的《招商引资合同》约定竣工验收合格后一年内结清南长城公司工程款。一审判决综合审计报告内容、案涉工程项目部系碧江区政府设立、已付工程款的真正付款人、碧江区政府系案涉道路工程的最终受益方、碧江区审计局的碧审报〔2015〕43号审计报告中内容，以及碧江区政府欠付南长城公司的工程款大于南长城公司欠付李××的工程款等事实，认定碧江区政府对李××的工程款与南长城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446号
【摘要】南长城公司在申请再审期间提交了《鉴定意见书》《客户明细帐》及所附支付凭证作为新证据，用以证明原审判决认定的李××实际施工范围及对应的工程款和南长城公司实际支付的工程款数额错误。但由于《鉴定意见书》系以签证单等原始施工文件单方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而上述签证单及《客户明细帐》及所附支付凭证在原审诉讼前即已经存在，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新证据，也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对李××施工范围及对应工程造价的认定。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5民辖终195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渝05民辖终195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买卖胶印设备引发的纠纷，属买卖合同纠纷。涉案《销售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向起诉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即为向原告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协议管辖的规定，应为有效。香河懋通公司和重庆俊蒲公司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向各自住所地的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和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起诉，两个法院对各自受理的案件分别具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鉴于，香河懋通公司现在举示的新证据形成锁链，足以证明两个案件均为案涉《销售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属因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引发的两个诉讼，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受理起诉立案在先，故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后受理的本案应当移送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处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案件裁判要点汇编200则（中）
摘要1：八、审理规则52.全面审查原则53.法院可主动对基础民事争议一并审理54.裁判基准时55.法律溯及力56.其他规范性文件能作为审查的依据57.必要共同诉讼原则上应当作为一案受理，合并审理57.是否一并审理是法院的裁量权58.二审可以不开庭审理及开庭的条件59.原告逾期提供证据的处理60.复制件并非完全没有证明效力61.前置行政行为作为证据审查62.鉴定意见应当进行证据审查63.为达成调解协议对相关事实的认可，不能作为作出行政决定的根据64.综合分析全部证据材料的基础上作出事实认定65.行政机关有权自我纠错，但应谨慎66.“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理解67.代理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应予以处罚68.伪证的责任69.民事裁判错误指引行政诉讼，如何处理九、裁判方式70.起诉明显属于滥诉的，可以以通知方式不予受理71.显无正当理由的，可迳行裁定驳回起诉72.履职之诉中被告明显无职责，可迳行驳回起诉73.人民法院不得作出维持判决74.只有行政行为完全合法，方可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75.程序轻微违法，也需确认违法76.情况判决77.指令一审法院受理或审理，必须以起诉条件全部具备为条件78.既有程序性裁定又有实体判决的，作行政判决79.确认违法也有否定法律效力的情形十、行政复议80.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81.举报人的复议申请人资格82.未告知复议权利或申请期限，参照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确定申请期限
83.复议申请的最长期限84.明显超过期限的复议申请属于申诉信访85.《行政复议条例》实施前的行政行为，不属于复议范围86.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函请、通知、审批行为，不可复议87.征地批复可复议88.一级复议原则89.对不履行职责行为申请复议，应承担一定举证责任90.复议机关可以调取是否超过复议申请期限的证据91.行政诉讼后不能申请复议92.复议决定不能违背实质性解决争议目的十一、行政赔偿93.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是赔偿的前提94.笼统要求赔偿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95.单独提起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96.赔偿案件中的举证责任转移97.无论是原告承担还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都不意味着另一方可以免除相应的举证责任98.赔偿方式选择99.国家赔偿的范围100.赔偿计算基准时101.必要的租金属于赔偿范围102.利息属于赔偿范围
摘要2：103.赔偿数额不低于依法征收可能获得的补偿数额 104.房屋损失应当直接判赔，无需当事人再通过补偿程序解决105.赔偿诉讼不能附带审查十二、再审审查106.超期立案，未影响公正审判，不构成再审的事由108.超审限一般不构成再审的事由109.以新证据申请再审的标准110.申请再审不影响原判决、裁定的执行
【笔记】当事人能否委托有关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审核书推翻鉴定意见？
摘要1：解读：当事人另行单方委托有关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审核书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不足以推翻鉴定意见所认定的事实。
摘要2：【注解】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单方委托鉴定意见不能作为申请再审新证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79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破终11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粤破终11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通过执行程序中执行裁定书变更为申请执行人应当确认其债权人主体资格，其可以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康赐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广州中院（2017）粤01执异447号执行裁定已变更其为(2003)穗中法执字第1418号案的申请执行人，由此更明确了康赐公司作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的地位，一审法院就此认定不当，本院一并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不能证明债务人资不抵债和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不具备破产原因——尽管在本案中有广州市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会字（2006）第025号《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证据，证明截止2004年12月31日时，华宇公司资产总额基准数192172725.88元，负债总额基准数299513548.72元，所有权益基准数-107340822.84元，其资产已严重到了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是，从本院对华宇公司在二审中所提交的新证据初步查明可知，《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对新证据所载明的151套住宅的价值并未能如实反映，也即该报告所反映的华宇公司实际资产不准，因此，《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并不能说明华宇公司的资产已达到资不抵债的地步。同时，在本案中康赐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华宇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故康赐公司以华宇公司存在资不抵债及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情形，认为华宇公司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一）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规定的破产原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05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052号
【裁判摘要】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购房者但始终未能办理所有权过户登记，购房者未能取得房屋所有权，也没有生效法律文书导致该房屋所有权转移至购房者，购房者（债权人）不享有取回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破产取回权是物的返还请求权在破产法上的适用，其权利基础主要是所有权以及其他权利。故本案徐××是否有权取回案涉房屋，关键在于其是否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徐××申请再审中提交新证据用以证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但即使《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由于案涉房屋所在的鸿坤国际大酒店房产相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已被查封，泰丰公司至今未取得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鸿坤国际大酒店的房屋所有权证，未取得合法完整无瑕疵的处分权，案涉房屋仍不具备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的条件，徐××迄今未能就案涉房屋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也没有生效法律文书导致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从泰丰公司转移至徐××名下，故徐××行使取回权的条件尚不具备，其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民终22号
【摘要】我国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制度，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且商品房预售存在期限限制。…….本案中，泰丰公司与徐飞燕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已过有效期，此后泰丰公司未办理过预售许可延期手续，未办理过竣工验收备案手续，亦未获准现房销售，故应认定合同签订时泰丰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之规定，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徐××关于泰丰公司的预售许可证无需办理延期、即使过期亦不能说明泰丰公司失去预售资格及预售行为不合法、本案合同有效的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依此无效合同对合同标的物主张取回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0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805号
【裁判摘要１】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而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谢××申请再审中提交的其与叶××之间的通话录音，属于视听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据此，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而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本案中，谢××申请再审所提交的通话录音，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单独成为足以推翻原判的证据。因此，该通话录音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
【裁判摘要２】原告仅提交转账凭证主张民间借贷法律管辖，被告提供投资协议证明案涉款项是合伙投资款的，由原告继续承担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谢××主张案涉款项属于借款，仅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但对于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应属借款关系的主要内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不合常理。叶××提交的《股东协议书》虽不能完全证明案涉款项就是合伙投资款，但是因谢××支付案涉300万元在《股东协议书》订立之后，且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谢××对于其与叶××、吴××及叶××１四人就案涉建设工程项目存在合伙关系表示认可。因此叶××关于案涉款项为合伙投资款的抗辩理由，相较谢××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的理由合理。在此情形下，谢××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款项属于借款，其对于本案为借贷关系仍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判决将本案举证责任分配给谢××，并在谢××不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形下判决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１）本案审判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２）２０１９年《证据规定》第９０条规定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54号
【裁判摘要１】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部分庭审但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不属于发回重审应当回避的人员——果满堂公司、曹×上诉认为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本案一审审判长曾在发回前的原一审中担任审判长，按照相关规定其应回避而未回避，属程序违法，并提交(2018)新民初6号案一审开庭笔录作为新证据予以证明。经查明，原一审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10月17日开庭审理本案，但该次庭审进行到陈述诉辩意见阶段，即因一方当事人提起反诉而休庭。之后第二次开庭时，法庭即告知各方当事人审判长已经变更，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发回重审后审理阶段，一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其审判长曾在2018年10月17日开庭时担任合议庭审判长。在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开庭时，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回避申请。本院认为，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在原一审时虽参加了首次开庭，但该次庭审未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其亦未参与案件的评议等程序，原一审第二次开庭变更审判成员后，合议庭又重新开庭并对案件进行评议，故本案一审合议庭审判长不属于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回避的人员。
摘要2：【裁判摘要２】股东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公司资产转让合同，公司虽非合同主体，但结合合同的签订、履行（公司接受他人支付的款项）、股东会授权、尤其是公司反诉要求他人继续履行合同，可以认定公司亦为产权转让合同的主体——首先，关于果满堂公司资产的处置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时，曹××为果满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10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表明，果满堂公司认可曹××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以该公司名义从事的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但是对于曹××以其个人名义签订的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果满堂公司不仅接受了赵××履行该协议所支付的款项，还依据该协议提出了继续履行的反诉请求，并且该《股东会决议》与《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同时，曹×作为果满堂公司大股东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亦授权曹××全权处置该公司的资产。综合考虑合同书的签订及履行、《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的约定，以及当事人事后寻求救济所提请求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就资产出让事宜果满堂公司系《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的合同当事人并无不当。该部分约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事由，一审认定其合法有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关于曹×所持果满堂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签订后，曹×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曹××全权处置果满堂公司资产等事宜，包括股权转让等。该《授权委托书》足以证实曹×对曹××处分果该部分满堂公司股权的行为进行了追认。故一审判决认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曹×持有股权转让部分的约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再次，就赵××所持股权及其他资产转让的问题。曹××虽无处分该部分股权和资产的权利，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关“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中的该部分股权和资产转让的约定并无因此而无效。综上，案涉《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所涉股权及资产转让的约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判决确认该协议有效，事实依据充分，并无不妥。果满堂公司、曹×认为《公司产权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笔记】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服执行复议裁定能否申请执行监督？
摘要1：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信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５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所规定执行复议裁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信访，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执行监督案件立案审查，以裁定方式作出结论。
【注解】对法院执行行为救济实际包括三种模式——执行行为异议+复议+申诉信访（执行监督）。
摘要2：【注解１】案外人对执行异议裁定未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能否申请执行监督？
（１）案外人异议被驳回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被执行人申诉不属于执行监督的审查范围，应予驳回。——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京03执异384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京执监5号
（２）案外人对案外人异议裁定未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视为放弃自身权利，不能对生效异议裁定申请执行监督。——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京执监97号；
（３）案外人对执行异议裁定未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但因案外人在执行监督案件审查中提供了新证据，执行异议裁定所依据的事实可能发生变化，应当由执行法院对案外人所提案外人异议重新进行审查。——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京执监52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3883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房屋产权代持不能阻却法院强制执行
【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3883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依照《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我国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而所有权代持并不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亦不属于《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其他规定”之情形。因此，依据《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公示原则，产权代持协议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对内的效力上，对外不具有物权效力，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另外，王某琦出于某些因素考虑将×号房屋登记在赵某田名下，就应当预见到可能由此带来的风险，并应当承担此种风险出现的后果。因赵某田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对王某彬承担债务，本院在执行中依据不动产登记簿，采取查封登记在赵某田名下的×号房屋符合物权法定原则，该执行措施并无不当。至于所查封的房产，在被执行后用于偿付债务而导致王某琦经济损失的，王某琦可基于债权关系向赵某田主张损失赔偿。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民申4418号
【摘要】再审申请人王××提供的新证据，即二审判决后再审申请人通过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民事判决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的(2019)京0116民初848号民事判决和通过撤销案涉房屋产权证的行政判决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的(2019)京0102行初454号行政判决，上述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本案生效一、二审判决结果，尚须进一步审查分析判断，并依法作出公正处理。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3787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3787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发生的加工费数额，在双方没有详细的送货单、结算单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实际发生的总加工费金额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主要以永通公司开具给富家公司并被富家公司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认定双方发生的总加工费金额，有相应的依据。
【裁判摘要２】至于再审申请人主张和提交的“新证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再审事由包括两个要件：一是当事人申请再审提交的新证据必须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再审新证据的标准；二是若构成再审新证据，该证据的证明力必须达到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程度。经审查，本案中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并不符合“再审新证据”的形式要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9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92号
【裁判摘要】夫妻一方擅自捐赠夫妻共同财产应为无效，但符合表见代理有效——从一、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案涉捐赠标的为黄××、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而黄××捐赠案涉实验基地非因日常生活所需且系重大事项，依法应有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现林××主张其不知晓捐赠，黄××无权擅自捐赠夫妻共同财产，应为无效。但黄××将案涉实验基地无偿捐赠给见义勇为协会时所出具的《捐赠书》载明：“我与太太黄林××于一九九三年投资一百余万元人民币，在平和县文峰镇柴船村开发创办了亿利达食品有限公司实验基地，…，特决定将该实验基地捐赠给贵会，…”，该《捐赠书》《赠与合同》虽仅有黄××个人签字，但对于无偿受赠人见义勇为协会来说，根据黄××出具的捐赠书、黄××与林××系夫妻关系、林××是亿利达公司的副董事长、林××的弟弟也参与该实验基地事务的管理等事实，见义勇为协会有理由相信林××知晓捐赠事宜，《捐赠书》《赠与合同》系黄××与林××的共同意思表示。林××主张见义勇为协会刻意隐瞒捐赠事宜，非善意，属恶意侵占，并无新证据证明该主张，其在一、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32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325号
【裁判摘要1】二审判决书未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属于文书制作重大错误但不属于二审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二审判决书中没有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的字样，属于文书制作的重大错误。但判决对中行三峡分行提交的新证据的内容、证明目的及汇鑫公司、九鼎公司的质证意见均已详细列明，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归纳争议焦点，进行论述，不存在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
【裁判摘要2】在金钱上设定质权，必须对金钱进行特定化，以保证交付的金钱与质权人的财产相区分。该“特定化”并非《保证金质押总合同》第三条所表述的特定化。该第三条所称特定化主要是强调特定保证金与其所对应担保的具体主合同和主债权“特定化”。583账户中的资金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化要求即可设立质权。
【裁判摘要3】当事人之间可以对业务保证金的质权和返还进行约定，单一债务人已经清偿其全部债务后，该笔业务保证金不因主债务已消灭自动转为普通财产——关于583账户是否存在因主债务清偿而业务保证金质权消灭的问题。《保证金质押总合同》质押合同的出质人为九鼎公司，而非债务人。根据再审审查查明的《保证金质押总合同》第十条关于业务保证金返还的约定，单一债务人已经清偿其全部债务后，业务保证金不是当然返还，而是需要经质权人同意，不返还的保证金可以用于偿还其他到期未清偿的债权，出质人对此无异议。表明出质人同意该业务保证金可以用作其他到期未清偿债务的担保。这样的质押担保方法，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且2014年12月5日583账户被冻结时，其中的可用业务保证金余额为-25245.21元。故汇鑫公司以部分债权已经实现为由主张相应保证金已经转化为普通财产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最高法民申266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借用资质参与土地竞拍、开发不能排除强制执行；（２）《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继承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等极少数特殊情形，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规定，否则，会对物权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本院认为，一、二审及再审证据不足以证明邓×对案涉土地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理由如下：一、《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4年9月10日，中宝公司向灵宝市财政局缴纳竞拍保证金430万元，同年9月15日，中宝公司与灵宝市国土资源局签署案涉土地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2014年10月9日，中宝公司向灵宝市财政局缴纳了竞拍土地余款20万元，同日，中宝公司缴纳了契税18万元。2014年10月24日，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案涉宗地建设用地批准书，2015年3月9日，灵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案涉宗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单位为中宝公司，2015年5月21日，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灵国用（2015）第2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查明事实，可以确认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而不是邓×。二、中宝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2014年9月15日下午16时，在灵宝市地产交易中心实施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中，我公司购买的位于灵宝市环城桥东南角00-24-180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面积为4492平方米，拍卖地价为450万元）。现特此证明该块土地的拍买出资人为邓×，邓×是该宗地拍卖后的所有人。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邓×与中宝公司上述往来款项具体性质，即不足以证明邓×系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权利人，即使中宝公司出具的《证明》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只是说明邓×借用中宝公司的资质进行案涉土地的竞拍与开发的情形是存在的，该事实对邓×与中宝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具有效力，但不能改变中宝公司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的对世权效力。同理，再审审查中，邓×作为新证据提交的三份材料内容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邓×为规避法律借中宝公司之名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而不能据此确定邓×为土地使用权人。即不能产生物权变动效果，不能动摇物权登记公示效力的稳定性。
摘要2：（续）三、《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该条例第五条规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二）有4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房地产专业、建筑工程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2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条件作出高于前款的规定。”邓×作为个人，不具有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资质，对此事实，邓×是明知的。如其借用中宝公司资质开发房地产的事实存在，那么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就是邓×与中宝公司都认可的真实权利状态。本案中，二审判决以案涉登记簿上的登记为依据，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即为实质性审查。而《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继承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等极少数特殊情形，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规定，否则，会对物权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本案并不存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情形，故邓×认为适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应确认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四、《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邓×借用中宝公司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因此邓×再审称借用第三人中宝公司名义拍得案涉土地，并未损害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邓×明知其行为违法，依然选择规避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借用中宝公司资质对案涉土地进行开发，对此，邓×应承担其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法典》第429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据此，认定质权是否有效设立的关键在于是否完成了质物的交付。质物的交付应当满足质权人对质物的有效占有和对外公示两个条件，方能设立质权。——《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认定质权是否有效设立的关键在于是否完成了质物的交付。质物的交付应当满足质权人对质物的有效占有和对外公示两个条件，方能设立质权。就本案而言，作为质物的机器设备并非一般意义的直接交付，而是在不改变其位置的情况下，以将机器设备存放场地的租赁人变更为陈××１、陈××２的方式进行交付。本院认为，这种交付方式并不满足有效占有和对外公示的条件，理由如下：第一，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于2015年5月18日上午和下午两次赴现场，对案涉机器设备进行清点和查封时，现场没有监管人员以质权人名义提出异议或通知陈××１、陈××２，陈××１、陈××２在庭审中承认对查封并不知情，说明其对案涉机器设备没有进行有效的占有控制，而有效占有意味着即使无力阻止查封，也会及时知晓。第二，无论是案涉机器设备本身还是所在场地，均没有任何标识对设备的权利人进行公示，也没有相关人员宣示或主张权利，说明这一交付并未产生对外公示的效果。第三，陈××１、陈××２主张双方已交接了案涉机器设备的钥匙、合格证、发票，并提供了新证据以证明该交接行为发生在2015年2月16日，早于查封时间。但是，上述材料的接收并不等于对案涉机器设备进行了有效交付和占有，也不具有公示性，无论交接行为是否早于查封时间，均不足以推翻前两点认定。因此，本案陈××１、陈××２虽然与德瑞祥公司变更了案涉机器设备的场地租赁人，但承租场地并不等于占有控制了案涉机器设备；而交接钥匙、合格证、发票等材料，也未达到有效占有和对外公示的效果，故无法构成有效的质物交付，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陈××１、陈××２对案涉机器设备不享有质权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后，有权解除保全裁定的主体只能是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也就是说，保全查封的效力不会因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而自动消灭。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04号
摘要1：【裁判摘要】保险人未按约履行保险赔偿责任应当赔偿资金占有费用等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根据深远发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出具的《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决定书》显示，中华联保公司已收到深远发公司的书面索赔申请，中华联保公司及中华联保宝鸡支公司作为保险人，未按约在等待期限内向被保险人深远发公司进行相应理赔，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现深远发公司向中华联保公司、中华联保宝鸡支公司主张赔偿资金占用费，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据《索赔申请书》判令中华联保公司、中华联保宝鸡支公司承担资金占用费用并无不当，中华联保宝鸡支公司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535号
【摘要】中华联保宝鸡支公司主张深远发公司出借的5000万元资金非自有资金，理由是深远发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并认为，一个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的企业，不可能有8200万元的自有资金。但中华联保宝鸡支公司对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明显仅仅是一种猜测。并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深远发公司不负担证明涉案资金系自有资金的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知行字第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商标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对商标局撤销或者不予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商标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定期限届满，当事人对商标局作出的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不申请复审或者对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复审决定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复审决定生效。本案中，商标局（2014）第W000996号《关于第4092785号“金上水”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申请的决定》于2014年12月3日作出，依照商标法的规定，当事人不服该决定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当事人没有申请复审的，该决定依法生效。现雅客公司将该决定作为新证据提交，请求支持其申请再审的主张。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引证商标在二审判决之前未被依法撤销，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引证商标“金上水”尚处于有效状态，并根据商标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以申请商标“上水”与引证商标构成近似，若同时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为由，维持一审判决及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驳回雅客公司的商标注册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8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庭审录像不能作为申请再审新证据——关于新证据的问题。川越公司申请调取一审庭审录像作为新证据，拟证明案涉鉴定意见系受昭化区政府胁迫而作出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首先，一审庭审录像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其次，一审系依据川越公司的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案涉工程建安造价进行司法鉴定。第三，一审庭审录像并不能证明案涉鉴定意见系受昭化区政府胁迫而作出的。第四，川越公司除申请调取一审庭审录像外，并未提供其他新证据予以佐证。故，本案不存在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12号
【摘要】事实调查和组织质证未由合议庭全体参加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认为，一审庭审笔录载明合议庭全体人员均参与了庭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对案件相关事实的调查以及组织质证，也应由合议庭全体参与。一审经过了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并无程序违法之处，水利水电八局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46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中江公司上诉认为电建三公司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形，双方签订的《分包合同》应认定无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必须遵守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一）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本案中，中南公司因与中泰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成为案涉中泰化学阜康100万吨/年电石项目动力站工程的总承包人，承包模式为EPC总承包。因中南公司仅负责工程设计而不具备施工资质，其与中泰公司作为联合招标人，共同对案涉A标段1某、4某机组主体及部分辅助工程土建和安装工程进行招标，后二公司共同与工程中标方电建三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将案涉A标段工程交由电建三公司施工。案涉工程的招标人及《施工合同》的主体均包括中泰公司，电建三公司系于发包人中泰公司处取得施工承包权利，为案涉A标段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方，不属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情形。《施工合同》中合同通用条件第3条三方对案涉工程分包约定：经中泰公司与中南公司同意，电建三公司可以分包部分工程。电建三公司作为施工总承包方与中江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将案涉A标段工程中机组及部分附属项目建设工程分包给中江公司，系经业主中泰公司及工程总承包方中南公司同意，不属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情形。本案案涉工程为电石项目动力站工程，工程的主体为机组设备的采购与安装，中江公司承接的工程范围为A标段工程项目中的土建工程，并非主体工程，中江公司亦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不属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综上，电建三公司与中江公司所签《分包合同》，并未构成《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违法分包”的情形。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89号
【摘要１】中江公司主张案涉系工程电力建设工程而非一般建设工程，只有具备电力行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鉴定单位方可对案涉工程进行鉴定，本案鉴定机构及鉴定技术人员不具备相关鉴定资质，本案应重新鉴定。并提供《电力行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细则》《关于发布2015年度第一批获得电力行业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企业名单的通知》《关于发布2015年度第二批获得电力行业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企业名单的通知》《中江公司向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的咨询函》、《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复函》《“鲁班建北通"网站查询资料》作为新证据，予以佐证。经查，案涉工程虽为电石项目动力站工程，但中江公司负责施工的工程范围为A标段工程项目中的土建工程，并非主体电力工程，该部分工程鉴定，无需鉴定机构具备电力行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中江公司提交的新证据材料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对新证据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２】关于案涉《分包合同》效力的问题。中江公司主张《分包合同》违反“主体结构不得分包"、“工程不得二次分包"等强制性法律规定，应为无效合同。经原审查明，案涉工程为电石项目动力站工程，工程核心及合同主要目的为机组设备的采购与安装，电建三公司负责案涉工程施工的核心和主体工程，即设备机组的采购和安装。而中江公司承接的工程范围为A标段工程项目中的土建工程，并非主体工程，不属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情形。中泰公司与中南公司作为联合招标人，共同与电建三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将案涉A标段工程交由电建三公司施工。电建三公司系从发包人中泰公司处取得施工承包权利，为案涉A标段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方，不属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情形。故，原审认定《分包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238号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逾期举证的条件作出了严格限制，行政机关因自身主观原因在原一、二审中未能提交证据，不属于逾期举证正当理由成立的情形——关于凌河区政府再审审查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问题。凌河区政府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均系未在一、二审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本案系再审审查程序，再审审查的对象是生效裁判，审判监督程序设置的目的，是救济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严重背离法治准则的错误裁判，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裁判既判力和司法成本，在逾期举证正当理由的标准上，要体现督促行政机关在一、二审程序中及时举证、将诉讼权利用尽的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对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法庭应当进行质证。根据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第五十一条中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可见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逾期举证的条件作出了严格限制，行政机关因自身主观原因在原一、二审中未能提交证据，不属于逾期举证正当理由成立的情形。故对凌河区政府主张其提交的系“新证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19号
摘要1：【要旨】实时通付款凭证具备票据形式要件、无不可更改的瑕疵且可推定功能用途可认定其为票据。
【裁判摘要】二审法院调取了新证据，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的情形，二审法院未进行开庭审理即予以判决审理程序存在错误——关于开庭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二）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四）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本案中，二审法院既然调取了新证据，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众世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则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的情形。二审法院未进行开庭审理即予以判决，审理程序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民终122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持票人于票据到期日当日提示付款遭拒付属于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涉案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5月1日，通过宝通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可知，其于2019年5月1日到期日当天即提示付款，该事实亦与票据拒付理由为“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的事实相互印证。电力公司主张宝通公司未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丧失对其的追索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本院对宝通公司要求电力公司向宝通公司支付票据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92号
摘要1：【裁判摘要】经过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可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本院二审期间，一×米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证据：（2022）湘长麓证民字第288号公证书。拟证明第3、4、7组证据中的相关内容已经发布在教盟框架微信群，原审未予采信错误。大××领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并非新证据，且相关文档为在线文档，随时可以修改，大××领公司也未获得查看相关文档权限。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该证据为经过公证的一×米公司工作人员谢××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至于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认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627号
摘要1：【裁判观点】
一、主张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受到侵害，应对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1.对涉案软件享有著作权；2.被诉侵权程序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3.被诉侵权行为人有接触涉案计算机程序的可能。未能完成上述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同样适用思想、表达二分法，计算机程序和文档受软件著作权保护，而其中的思想不受保护。对于同类软件，不同开发者对基于同样的处理过程、操作方法等思想内容独立开发完成的软件享有各自独立著作权。
三、请求采取证据保全，被请求保全的证据应与待证事实有关，且可能灭失或难以取得。此外，证据保全可以弥补当事人举证能力的不足，但可能对被申请人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只有在初步证据证明可能存在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证据保全措施。
四、侵权诉讼中，申请行为保全应符合如不采取保全措施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造成案件裁决难以执行这一条件，且行为保全指向的内容应与诉讼请求停止侵害的内容具有一致性。此外，还要考量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否超过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等因素。
摘要2：【裁判摘要】计算机软件侵权纠纷原告应当完成权属证明、接触要件证明和实质性相似证明，否则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涉案计算机软件为建林自助回单打印设备接口软件，属于计算机程序，建林公司主张五被上诉人侵害其软件著作权，应对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1.建林公司对涉案软件享有著作权；2.被诉侵权程序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3.五被上诉人有接触涉案计算机程序的可能。建林公司提交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可以证明其为涉案软件著作权人，对于建林公司是否完成了上述第2、3点事实的举证责任，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接触的问题，．．．．．．上述证据尚不能证明建林公司向建行浙江省分行交付了涉案软件，五被上诉人不具备接触条件。其次，关于相同或实质相似的问题，《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计算机软件（以下简称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该条例第六条规定：“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依据上述规定，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同样适用思想、表达二分法，计算机程序和文档受软件著作权保护，而其中的思想不受保护。建林公司主张五被上诉人使用自助回单打印系统设备必然使用自助回单打印设备接口软件，但即使同为自助回单打印设备接口软件，不同开发者对基于同样的处理过程、操作方法等思想内容独立开发完成的软件享有各自独立的著作权。建林公司提供的公证书、打印设备照片等可以证明五被上诉人使用了自助回单打印系统设备，但不能反映该设备所安装的自助回单打印程序的内容，没有完成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的举证责任。最后，五被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证明建行浙江省分行经联调测试后，确定由案外人建达公司、杰马公司、兆维公司提供已经完成软件固化的自助回单系统终端。综上，建林公司不能证明其向建行浙江省分行交付了涉案软件，也不能证明被诉侵权软件与涉案软件构成相同或实质相似，理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建林公司关于五被上诉人侵害其涉案软件著作权的主张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