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证据９０｜什么是瑕疵证据补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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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据９２｜私文书证如何审核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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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据９３｜判断电子数据真实性有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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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据９４｜什么是电子数据推定真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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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据９５｜什么是证明妨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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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据９６｜证人证言如何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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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据９７｜什么是采纳证据理由公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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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据９８｜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合法权益保护有哪些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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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据９９｜证据保全参照财产保全规定；询问参照适用询问证人规定；电子视听资料适用电子证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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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据１００｜新《证据规定》施行时间和溯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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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行提字第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行提字第7号
【裁判要旨】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判断一般应当以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规范为基准。行政机关在发现行政行为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有义务加以改正。行政机关拒绝改正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改正义务。
【摘要１】评价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般应当以该行为作出时行政机关能够发现的事实为依据。事后出现的新证据，即使足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只要该客观事实是行政机关在作出行为时无法发现的，人民法院就不宜以此简单否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据此撤销。但是，按照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一旦发现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赖以存在的基础事实发生重大变化，且该行为会损害或者可能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即有义务依法及时改正。．．．．．．综上，被诉行政行为虽然不宜由法院判决撤销，但有新的证据表明该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该行为继续存在可能侵害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对此，被申请人负有改正义务。
摘要2：【摘要２】享有质权的债权受让人具有再审主体资格——关于居泰安公司作为本案再审申请人是否适格的问题｜对黄浦工商分局作出的认定涉案羊毛为无主财产并上缴财政的决定，厦门建行享有包括起诉、上诉和申请再审在内的寻求司法救济的一系列诉讼权利。厦门建行之所以享有上述诉讼权利，基础在于其涉案羊毛质权人的特定身份，这一身份使其对被诉行政行为具有了诉的利益，而该利益通过质权的连续两次转让，已经连同厦门建行对凯天公司的债权一并转移至居泰安公司名下。厦门中院根据两份转让合同作出的（2001）厦经执字第36号民事裁定，将（1999）厦经初字第215号民事判决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居泰安公司，并明确由居泰安公司继续行使厦门建行的权利义务，表明该公司的质权人身份已经得到司法确认。在此情况下，居泰安公司承继厦门建行原有诉讼地位的条件已经成就，加之厦门建行在本院庭审中对于居泰安公司申请再审明确表示同意，故本院认可居泰安公司的再审申请人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２０１９）摘要
摘要1：1.功能性特征的认定2.专利审查档案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3.主题名称所记载效果、功能对权利要求的实质限定作用4.说明书技术效果的记载对权利要求的解释作用和适用等同原则的影响5.多主体实施方法专利的侵权判定6.明显属于现有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依法不予保护7.外观设计侵权比对的基本原则8.设计单元的数量变化对外观设计近似性认定的影响9.现有技术抗辩认定中的发明点考量10.先用权抗辩中“主要技术图纸”的认定11.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的审查12.销售者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权利人维权合理开支的承担13.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侵权账簿资料时损害赔偿的计算14.专利侵权行政投诉构成侵权警告的范围与条件15.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纠纷中“与原单位有关的发明创造”的判断16.临时禁令与部分判决的关系处理17.专利侵权案件审理期间权利人据以主张专利权的权利要求被宣告无效后的程序处理18.专利侵权案件审理期间权利要求中部分并列技术方案被宣告无效后的处理19.专利无效宣告行政程序中主动放弃权利要求对于专利侵权诉讼的影响20.再审审查程序中现有技术抗辩新证据的处理21.新颖性判断中的单独比对原则22.创造性与说明书充分公开等法律要求的关系23.创造性判断中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确定24.创造性判断中技术启示的认定25.现有技术是否存在相反技术教导的判断26.创造性判断中关于生物材料保藏的考量27.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与创造性判断的关系28.以实物形式公开的现有技术的认定29.基于同一技术方案的两项专利申请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判断30.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于权利要求具体修改方式的要求31.权利要求修改是否扩大原专利保护范围的比对基准32.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新理由或者证据作出驳回复审决定的条件与程序33.无效宣告程序中的全面审查原则34.在后专利申请是否享有优先权应当基于各项权利要求分别作出判断35.商标使用的目的是区分服务的来源主体而非服务的功能内容36.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赔偿纠纷中主观过错的判断标准37.商标近似性判断的考量因素38.涉外定牌加工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认定39.境外商标权不是豁免商标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40.商标先用权抗辩中“原有范围”的理解41.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以上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适用42.当事人约定对确定商标权权属的作用43.人民法院可以主动审查诉争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
摘要2：44.包含描述性因素商标的显著性判断45.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商标权保护的关系46.驰名商标跨类保护范围的合理划定47.商标法第十五条“被代理人商标”的判断48.古籍点校成果实质性相似的认定49.以具有不良影响的标志作为显著识别部分的包装装潢不能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50.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51.客户名单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内容和条件52.涉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53.侵害技术秘密之诉和专利权权属之诉的合并审理54.垄断协议纠纷可仲裁性认定55.品种审定与植物新品种权授权的关系56.繁殖材料的认定57.销售兼具收获材料和繁殖材料属性的植物材料行为的植物新品种权侵权判定58.植物新品种权独占实施许可的认定59.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开发标的的认定60.开源协议适用范围及对软件著作权侵权判定的影响61.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开发方迟延履行行为的认定62.统筹协调具有重复诉讼因素的多起关联案件予以集中管辖的适用63.关联专利侵权之诉与确认不侵权之诉分散审理的审判协调64.包含专利权转让条款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的管辖65.作为管辖连结点的零部件使用行为的认定66.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67.管辖连结点应当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9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996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对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其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本案中，钊某某１作为争议宅基地上建房居住的土地实际使用人，有权对本案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据此，本案再审申请人钊某某２持有商水县人民政府于2006年7月8日为其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商水县人民政府应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交其颁证行为合法的证据材料，但商水县人民政府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再审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依法应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本案再审审查过程中，再审申请人虽向本院提交了钊常村村民委员会及其他证人出具的证明，但上述证据或者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或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说明被诉颁证行为的合法性，因此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被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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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2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20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清单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四十二条规定：“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按照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证据"包括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等。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了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期限、逾期提交证据的处理、证据采纳的标准以及新证据的界定。在行政诉讼中，较之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可能由于法律知识欠缺或诉讼能力不足而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交相应的重要证据，其在二审、再审审查、再审审理阶段提交起诉前已经存在但未能提交的证据，且该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第一、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考虑当事人未在原审诉讼程序中提交该证据的原因及过错程度、该证据对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影响以及行政诉讼权利保障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审查评判。本案中，余某某在再审审查程序中提交的证据2即案涉土地权属登记档案依法应由阳春市国土资源局保管，因阳春市国土资源局不予提供,导致余某某在一审、二审审理阶段不能及时提交。余某某确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并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上述证据，且并无证据证明余某某存在故意延迟举证的情形，应当认定余某某提交的证据2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的上述规定，属于新的证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摘要】行政机关怠于举证消极应对的法律责任——还应当指出的是，人民法院的公正裁判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向法庭提供真实证据，向法庭如实陈述为基础。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循诚信诉讼义务，保证所提交证据和发表意见的客观真实性，否则将被依法追究诉讼失信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单位伪造、隐藏、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土地登记资料包括土地登记结果和原始登记资料，是保证土地交易安全、保护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的重要资料。《土地登记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土地登记形成的文件资料，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第七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土地登记结果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建设，实现国家和地方土地登记结果的信息共享和异地查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二条则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不动产登记簿的保管，并建立健全相应的安全责任制度。本案中，阳春市国土资源局未依照相关规定，妥善保管并及时归档案涉土地的登记资料，致使阳春市政府在一、二审程序中无法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阳春市政府对此问题未予纠正并消极应对诉讼，本院本应依照前述规定对阳春市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罚。但鉴于阳春市政府已采取措施调取相关证据并向本院申请再审，余某某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保护，故本院仅对其逾期举证行为予以指正。阳春市政府及阳春市国土资源局应对此次逾期举证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对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作出相应处理，并对相关土地登记资料的保管及归档问题开展专项核查，杜绝此类情况再度出现。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11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11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所谓“同一事实和理由"是指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和理由，与被撤销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和理由基本相同，从而造成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直接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相抵触的情形。如果生效判决仅仅是以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行政行为，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据新的证据，补充认定相关事实，完善决定理由，重新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相同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行政行为的情形。
【摘要】本案中，原行政行为1号处理决定根据争议山林所在片区已经分割到户的事实，推定1979年茶溪生产队分成茶溪、岩咀两个生产队时，争议山林已分割、分配给杨某某，并根据杨某某1985年的自留山证，决定争议林地所有权归杨某某户所在的茶溪组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归杨某某。生效的57号行政判决撤销1号处理决定的理由是，1号处理决定推定争议山林已经划给杨某某，并根据杨某某1985年自留山证确认争议山林权属，证据不足。新晃县政府依据57号行政判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依法重新进行调查和现场勘查，结合调查、现场勘查取得的新证据，综合分析判断、采信证据，认定林业三定时期，茶溪组、岩咀组对上层溪片区的山林，通过抓阄方式分割到组，又协商分配到户，杨某某分得争议山林；根据现场勘查，杨某某1985年自留山证“上层溪"山林四至中的“上至盖龙种"，实际为右至界线，并根据上述新的事实和理由，决定争议山林林地所有权归××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归杨某某。3号处理决定并非“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该决定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一、二审判决认为3号处理决定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情形，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2：【解读】县政府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的过程中，依法重新进行了调查和现场勘查，结合调查、现场勘查取得的新的证据，综合分析判断、采信证据，县政府根据新的事实和理由作出的处理决定并非“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3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以”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只有在”新证据”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裁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进入再审程序；如果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与生效判决、裁定没有关联性，或者不能否定原生效判决、裁定的合法性，则不应再审。刘某某提供的”新证据”是辽宁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的辽国土资复[2015]21、2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两个复议决定的结果是以本溪市国土资源局在明山区政府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前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为由，确认本溪市土地资源储备中心与本溪国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成交确认书》、本溪市国土资源局与本溪国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程序违法。本案系刘喜臣针对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提出的行政诉讼，上述两个行政复议决定所涉内容，与本案被诉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没有关联，不足以推翻本案生效判决，故刘某某以”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能否出租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
摘要1：案情：A经济联合社与B公司签订了场地租赁协议，约定A经济联合社将案涉土地租赁给B公司，后A公司起诉以土地系农民集体性质，不得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为由请求确定该合同无效。再审中，B公司提供了原判决后出具的信访告知函，明确该土地在诉讼发生时被登记为集体建设用地
【要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租。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虽然原则上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参照国发(2004)28号《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第二条第十项最后一句“……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的规定，后者是针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细化的规范，广东省政府根据该决定，并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的《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有权规定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以依法流转。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承认案涉租赁合同的效力。
摘要2：【解读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租。
【解读２】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合同不因此无效。
【解读３】虽然Ｂ公司提交的作为再审新证据的告知函是在原审庭审后新作出的，属于新形成的证据，但是其记载的内容是早已存在且与案件有关联的事实，与原判具有不可分性，属于本案的再审新的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40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409号
【裁判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了《承包合同》及《预售合同》、《补充协议书》，分别建立了承揽合同关系及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盘古氏公司在2009年3月30日前支付工程款，预售合同自动解除。如果盘古氏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康佳公司有权选择要求其继续支付工程款或继续履行《预售合同》。因此，虽然《预售合同》与《承包合同》存在一定联系，《预售合同》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有一定保障作用，但并不能因此认定双方上述约定属于担保法规定的流押或流质条款，并应适用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且从合同约定看，盘古氏公司有多次选择合同义务履行方式的机会，但其始终未能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其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原审对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盘古氏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工程施工联系单》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年报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且并不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的相关事实。
摘要2：
夏××诉徐州市建设局行政证明纠纷案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6年第9期(总119期)】
【裁判摘要】
一、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住宅小区组织竣工综合验收并颁发验收合格证，不违背《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的立法原意，是依职权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为直接影响到住宅小区居民的利益，属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的组织者和最终审验者，代表国家对住宅小区行使竣工综合验收权力。在竣工综合验收合格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住宅竣工验收合格证书》，是以政府机关公信力来担保住宅小区的建筑质量达到了可以交付使用的水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颁发证书前，必须保证证书所证明的每个事实都真实，以免因此破坏政府机关的公信力。如果证书所证明的某一事实是虚假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承担审查失职的法律责任。
三、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应依法提供其在原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新证据，对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且提供了相关线索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向行政机关、其他组织或者公民调取证据。经过对新的证据质证、认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事实不能成立的，应当改判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6）苏行再终字第0001号
【注解】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集体土地住宅小区颁发验收合格证行为可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83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8365号
【裁判摘要】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属于”新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对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和审判监督程序中依法提供的新证据作了规定。通常认为，该条第三项规定的“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系指原告或者第三人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无法取得或者还没有出现的证据，即基于不可归责于原告或者第三人的原因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才发现的证据。从本院组织的询问情况看，《靖边县土地利用现状图》（大桥畔J49G058018）系由再审申请人从靖边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取。对于该图，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再审申请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已经取得或者应当能够取得而未取得。在本院组织的询问中，再审被申请人及冀某某等人对该图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该图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新证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607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6077号
【裁判摘要】起诉期限利益不应因行政机关的错误告知而丧失——起诉期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定的重要法律制度。该制度一方面敦促当事人及时启动权利救济程序，体现法律不保护“睡眠的权利"；另一方面亦作出例外规定，将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当事人自身原因耽误的时间从起诉期限中扣除。本案中，王某因房屋被强制拆除以高新区管委会为被申请人向昆明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昆明市政府告知系其他村民拆除，属于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侵权纠纷。直至2015年12月25日王某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获知其房屋系高新区管委会拆除，进而提起本案之诉。王某在案涉房屋拆除后没有及时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因，与复议机关的错误告知具有密切联系，该期限利益不应当因复议机关的错误告知而丧失。王某自2010年10月25日申请行政复议至2015年12月25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获取新的证据之间的期间依法应当扣除。在获取新证据之后，王某及时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积极寻求权利救济，具有合理性，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19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1921号
【裁判摘要】人民法院对于评估机构在诉讼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对评估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罚。
【摘要】嘉森评估所接受新民市政府的委托作出的530号《评估报告》，严重违反评估程序，评估结论没有事实依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涉案紫叶稠李赔偿价格的依据。主要理由如下： (一)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十一条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首先明确评估目的。．．．．．．故530号《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目的不能成立。(二)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六条的规定，现场调查属于基本评估程序，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随意删减基本评估程序。．．．．．．故530号《评估报告》缺少现场调查程序。(三)530号《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8月28日，该评估基准日并非涉案紫叶稠李被强制清除的时间。．．．．．．评估报告以2015年8月作为评估基准日，涉案紫叶稠李在被强制清除时的价值难以准确体现。(四)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十九条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调查，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涉案紫叶稠李系3年生，在2012年春季经过一次平茬。嘉森评估所称在评估时系以1年生的苗条作为询价对象，未将涉案紫叶稠李按3年树龄的整树作为询价对象，询价对象严重失实。(五)530号《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方法是市价法。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根据业务需要收集评估资料，并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其中评估资料应包括查询记录、询价结果、行业资讯、分析资料等形式。嘉森评估所在询问中称评估技术人员进行了市场询价，但不能提供准确的询价对象、询价方式、询价过程以及评估师如何通过具体的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论及最终评估结论。评估结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六)根据《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编制和管理工作底稿。工作底稿包括管理类工作底稿和操作类工作底稿，其中操作类工作底稿应当包括市场调查及数据分析资料、相关的历史和预测资料、询价记录、其他专家鉴定及专业人士报
摘要2：（续）告等内容。嘉森评估所称开展了网络及电话询价、咨询行业专家等工作，但在询问中承认并未制作和保存任何工作底稿，无法证明其开展了相关询价、咨询专家等工作。(七)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第六条的规定，评估报告中应当提供必要信息，使评估报告使用者能够合理理解评估结论。530号《评估报告》的结论为，涉案紫叶稠李的现行市场价格为每株5元，但是在新民市政府2013年制定的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中紫叶稠李补偿价格为每株50元，二者价格存在十倍差距，但是评估报告中对此差距未作任何说明和分析。嘉森评估所作出的530号《评估报告》违反评估程序，评估结论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属于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第二款的规定，对嘉森评估所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应当处以罚款处罚。
【解读】本案中，新民市政府在一、二审程序中，均未对涉案的紫叶稠李价格申请评估，在二审判决生效后，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论，明显不属于应当再审的“新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1号
【裁判要旨１】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是否必须重新为被告指定举证和答辩期？——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时，是否需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取决于增加诉讼请求的具体情况。（１）如果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基于新事实或者新证据，原则上应给予被告指定新的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以便其能够对新增诉请所依据的新事实或者新证据作必要准备，以充分行使其辩论权；（２）如果该增加的诉讼请求并非基于新事实或者新证据，而是在既有证据基础上对诉讼请求进一步明确或者扩充，则并非一律均需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
【裁判要旨２】当事人在庭审中将诉请的损害赔偿数额提高但并未提供新的证据，而是对其损害赔偿计算方法作了新的阐明。这种对诉请的损害赔偿数额的提高并非典型的增加诉讼请求的情形，并非必须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
摘要2：
【笔记】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是否必须为被告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
摘要1：解答：（１）原告基于新事实或者新证据增加诉讼请求，原则上应给予被告指定新的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２）原告并非基于新事实或者新证据增加诉讼请求，并非一律均需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民再821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民再821号
【裁判摘要】在一审法院未剥夺被告答辩权的情况下，发回重审亦与被告行使答辩权无关，一审法院重审时不应再接受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本案发回重审后人民法院应否接受钰科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诉讼时效的制度设计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之于义务人而言，诉讼时效是其享有的一种抗辩权，其行使抗辩权的行为并不导致实体权利消灭，如其不行使抗辩权亦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据此，义务人原则上只能在一审期间行使诉讼时效抗辩，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在二审期间提出。本案因发回重审，当事人经历了两次一审，人民法院应否接受钰科公司在发回重审时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重点在于审查人民法院在第一次适用一审程序审理本案时，是否剥夺或限制了钰科公司的答辩权利。经查，益佳公司起诉后，一审法院通过邮寄送达、公告送达方式向钰科公司送达相关诉讼文书，并且到钰科公司住所地张贴了传票，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并无不当，而且钰科公司称公司住所地一直有员工留守，故钰科公司在本案第一次适用一审程序审理时，其不参加诉讼不提出答辩意见的行为，应视为其放弃包括诉讼时效抗辩在内的答辩权，相应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钰科公司在收到原一审判决后，其在上诉中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但其提交的新证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国联通山东邹平城南新区营业所出具的证明均与诉讼时效抗辩无关，因此，在一审法院未剥夺钰科公司答辩权的情况下，钰科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系在二审中提出，本案发回重审亦与钰科公司行使答辩权无关，故一审法院重审时不应再接受钰科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否则既会消解缺席审判制度预设的法律后果，也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4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40号
【裁判摘要１】分期支付律师费予以支持情形——海天公司主张因华峰公司违约导致其支出律师费、保全保险费、保全申请费及原审案件受理费，故该合理支出由违约方华峰公司承担。根据《复工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若因甲方(华峰公司)未能按期足额支付上述款项，逾期除须以未付款项额日1‰的利息向乙方(海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外，乙方有权向甲方主张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调查费、交通费、住宿费、诉讼费及保全费等相涉合理费用。”因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并无律师费的承担问题，法院在裁决案件的律师费应如何承担时应充分考虑海天公司诉求华峰公司支付律师费是否存在正当性和合理性及律师费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涉案事实清楚，华峰公司构成违约，双方当事人对此均不持异议。根据原审提交委托代理合同、《陕西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西安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陕西博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费发票及二审新提交剩余律师费发票及部分转账凭证，应认定律师费金额合理，且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分期支付律师费，分期支付方式亦不违反法律法规。财产保全阶段的律师费与律师代理工作紧密相关,具有合理性，亦属于海天公司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海天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足以证明待付律师费将得到支付。故，海天公司该项上诉请求应予支持。本案因华峰公司违约引起诉讼,海天公司为此向保险公司缴纳的诉讼保全保险费是海天公司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海天公司的损失部分。根据海天公司提供的收据，海天公司向陕西国辰诉讼保全担保有限公司支付共计80000元，应予支持。原审事实认定有误，应予纠正。故海天公司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质量保证金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约定,从应付的工程款中预留,用以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与承包人的法定质量保修义务不同,质量保证金条款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对应的是“缺陷责任期”,而非保修期。缺陷责任期是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缺陷修复义务,且发包人预留质量保证金(已缴纳履约保证金的除外)的期限,自工程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保修期是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承担保修责任的期限,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义务是承包人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根据已查明事实，案涉工程系未完工工程。双方当事人现已解除合同，但已完工部分仍应按照《复工协议》约定的质保金条款，对于合同约定的缺陷责任期已经到期的部分，应返还质保金并承担法定保修义务；对于缺陷责任期未至届满的，应预留至期满再行返还。华峰公司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后,不影响海天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履行工程保修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9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3904号
【裁判摘要１】商品房买卖返租合同和回购合同性质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非民间借贷合同——唐某某等62户买受人与云天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一次性支付全款购买商铺，同时将商铺返租出卖人；买受人在购买本商铺前，本商铺已经由出卖人租赁给食天下公司统一经营食天下国际博展中心项目；买受人还有权在一定年限后选择以原价要求出卖人回购该商铺；双方还对办理备案及办证事宜达成合意。合同签订后，唐某某等62户支付了房款，商铺则依约由云天公司统一返租，并向买受人支付租金。上述约定和操作，虽然与一般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方交房、一方付款的单一交易模式有所不同，但并未超出以买卖商品房为核心的合同目的。唐某某等62户在出资购买商铺后，通过向云天公司返租收取租金，实现对房产的收益，符合多数买受人购买商铺并不是为了自用而主要以出租为目的的使用形式，不能得出双方达成了隐藏的民间借贷合意的结论。即便合同约定了买受人在一定年限后享有要求出卖人回购商铺的权利，亦不能因此认定买受人无购房之本意。零陵农行再审申请中提交的中国房地产协会发布的《永州商铺10年房价概况和走势分析》不属于新证据，不能真实反映案涉商铺约定的售价与当时同地段商铺的市场价格存在差异，也不能直接证明案涉商铺价格售价过低、双方并非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因此，零陵农行主张唐某某等62户与云天公司之间为固定出资、保本收息的民间借贷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者应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唐某某等62户买受人为案涉商铺的真实权利人。
摘要2：【裁判摘要２】已经买受并实际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唐某某等62户在支付完毕全部房款并将所购商铺返租后已实现租金收取，应当认定其已实际对案涉商铺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虽然唐某某等62户因云天公司的原因尚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但现有证据表明，唐某某等62户曾多次要求云天公司办理合同备案登记和房屋产权登记，但云天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故案涉商铺未办理产权登记并非唐某某等62户的过错所致。零陵农行作为商业银行，其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案涉借款人云天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其主要资产为案涉楼盘“云天·芙蓉广场”。该楼盘商铺均采用先出售再统一返租形式进行销售，在销售期间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宣传，零陵农行向云天公司发放贷款时对此应当知悉。当云天公司以“云天·芙蓉广场”的商铺作为抵押财产向零陵农行提供借款担保时，零陵农行应当对云天公司“云天·芙蓉广场”的销售情况进行充分的审查，尤其是案涉部分商铺返租的租金还是通过零陵农行向买受人发放。零陵农行更应审慎甄别云天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中是否涉及已经出售的房产，避免错误接受已经出售的房产作为抵押，损害买受人的权利。由于零陵农行未尽到金融机构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在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时错误接受已经由唐某某等62户买受并实际占有、使用和受益的房产作为抵押财产，零陵农行对案涉商铺抵押权不构成善意取得。因此，（2014）永中法民三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认定零陵农行对唐某某等62户所买受的商铺基于抵押权而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明显损害了唐某某等62户无过错买受人的权利，原判决对该判项予以撤销，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58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587号
【裁判摘要】西乡县交通运输局与泾洋公司签订《316国道西乡县过境段工程与泾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争议解决协议》，明确约定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资产评估，以此确定西乡县交通运输局应向泾洋公司支付的现金金额。正×价格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意公司)接受委托，对案涉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国正价估字[2017]987-50139号《结论报告书》。一审法院依据正意公司的评估意见，判令西乡县交通运输局向泾洋公司支付239869900元。二审中，西乡县交通运输局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的证据：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2日作出的(2020)陕07民终458号民事判决书及同年7月24日作出的(2020)陕07司惩2号决定书。就本案所涉《结论报告书》，该判决认定正×公司及其评估人员不具有相应评估资质。泾洋公司未能提交证据推翻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据此，本案二审出现的新证据可以证明一审判决对案涉资产价值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缺乏依据。（发回重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0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050号
【裁判摘要】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生效判决后出售其名下另一套房产不符合“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案涉房屋并非唯一满足杨×、章×居住需求的房屋，杨×、章×不享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商品房消费者”权利，故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并不优先于长城资产湖北分公司所享有的抵押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杨×、章×申请再审提供房屋买卖合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告知单、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书及工程竣工标志牌照片作为新证据，用以证明案涉房产是其唯一住房，其购买的第二套房屋的竣工验收时间在长城资产湖北分公司查封案涉房产之后。本院认为，杨×、章×在收到二审判决后出售房产，不排除存在规避法律规定的可能性，杨×、章×主张以此推翻二审判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4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46号
【裁判摘要】被告主张保证期间经过不能当然视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中，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在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仅主张案涉《债务代偿协议书》系保证担保协议，其作为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已过。基于一般理解，尽管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制度创设的目的均是为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但保证期间显然有别于诉讼时效，主要体现在：1.性质不同。保证期间是意定期间、除斥期间，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而诉讼时效是法定期间、可变期间，由法律规定，因法定事由可以中止、中断和延长。2.效力不同。保证期间经过导致保证责任本身的消灭，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导致义务人抗辩权产生、权利人胜诉权消灭，但实体债务仍然存在，成为自然债务。3.起算时间不同。保证期间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产生时起算；而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鉴于上述区别，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在本案一审中主张保证期间经过并不能当然视为诉讼时效抗辩。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基于对案涉法律关系的认识偏差，主张《债务代偿协议书》为保证合同，但黄××在起诉时明确主张案涉法律关系为债务加入，协议中亦明确约定债务加入的性质，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对此应当有相应的认识。实际上，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即便依据其对协议性质的理解，在主张保证期间经过的同时，亦不影响其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由此，二审判决在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亦未提交新证据证明黄××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况下，采纳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的诉讼时效抗辩，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有违前述司法解释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摘要】1.案涉《债务代偿协议书》的性质应为债务加入｜《债务代偿协议书》约定：“一、甲方(旭日航空公司等五方)同意，如广西旭日工程有限公司等各债务人未归还乙方(黄××)全部债务的，就未能偿还部分(含本金、利息、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律师费、诉讼费等)由甲方偿还。二、甲方的债务加入行为不免除原各债务人的还款责任。”由此，《债务代偿协议书》第二条对于旭日航空公司等五方的债务加入的性质已作出明确约定，各方已经就此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尽管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主张《债务代偿协议书》属于保证合同，但各方当事人明确约定《债务代偿协议书》系债务加入的情况下，一、二审判决结合对债务加入与保证担保法律特征较为详尽的分析，认定该协议的性质为债务加入，有相应的理据，并无不当。2.自终结本次执行裁定之日起算诉讼时效符合本案实际｜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2017年4月22日，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因原债务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至此，原债务人“未能偿还部分”于2017年4月22日基本确定，旭日航空公司等五方自此需要依据《债务代偿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7年4月22日起算，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
【注解】对债务加入人的诉讼时效可从原债务人“未能偿还部分”的确定日起计算。
【解读】（１）一审法院认为，对债务加入人的诉讼时效应从原债务人“未能偿还部分”的基本确定日起算（本案为法院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之日起算）；（２）二审法院认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书仅表明截至该裁定作出时，债务人阶段性没有履行能力，并非终局性丧失履行能力，一旦发现债务人财产，仍须恢复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并不产生终结案件执行程序的法律效果，不能作为认定债务人最终不能偿还债务的依据。”2016年9月15日签订《债务代偿协议书》时，债务履行期限早已届满，旭日航空公司等五方加入债务即处于与债务人相同的履行债务的地位，故应从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2016年9月15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至2019年9月14日时效届满。黄××于2019年10月29日起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其不应承担本案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