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2019年3月21日，陈××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保全，并提供房屋登记证明，该证明载明宁德市署前路北侧名仕园A幢×××号房产所有权人系余××。同月28日，经一审法院向宁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余××名下不动产权证均已注销。．．．．．．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一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余××赠与行为发生于2019年3月5日，陈××陈述其于2021年3月17日调取了不动产登记档案时才知道余××将房屋赠与余××１，并于2021年7月15日起诉主张撤销权，未超过一年期限。余××抗辩陈××的撤销权已超过一年期限，但其提供的证明不足以证明陈××于2021年3月17日前明知上述房屋赠与情况，故余××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陈××行使撤销权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自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的一年期限。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新奥地产公司于2014年5月取得案涉房产的《房屋产权证》，重庆国际信托公司于2014年6月取得案涉房产的抵押他项权证。黄××购房时明知案涉商品房存在在建工程抵押，应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但其在未核查案涉房屋权属及他项权属状态的情况下，仍与新奥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对所购房屋未能办理过户登记亦有过错，不属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能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
【注解】买受人购房时明知房屋存在在建工程抵押仍购买，应认定买受人对所购房屋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有过错无权排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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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过错问题。案涉房屋于2006年3月7日办理了抵押登记，至法院查封时抵押权尚未解除。陆××亦认可其在购买房屋前已明知房屋存在抵押情形。因此，原判决认定陆××作为买受人，既未取得抵押权人同意，也未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应当承担该房屋未能过户的法律风险，并无不当。
【注解】未取得抵押权人同意且未代抵押人清偿债务情况下买受人购买抵押房屋应认定买受人对不能办理过户有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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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买受人主张抵押权无效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审理范围——新奥房地产公司于2014年5月取得案涉房产的《房屋产权证》，国际信托公司于2014年6月取得案涉房产的抵押他项权证，朱×、代×购房时明知案涉商品房存在在建工程抵押，但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在未核查案涉房屋权属及他项权属状态的情况下，仍与新奥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其对所购房屋未能办理过户登记亦有过错，不属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能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此外，朱×、代×主张新奥房地产公司对案涉房产的房屋产权登记及国际信托公司的抵押权无效，因其效力已被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渝民初16号生效判决书确认，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朱×、代×的请求不符合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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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明知动迁房不能及时办理过户而购买存在过错无权排除执行——本案中，案涉房屋系卢××与政府部门于2015年签署《动迁补偿协议》取得的动迁配套商品房。同年4月11日，黄××与卢××经上海杰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介绍，签订《动迁房预售预购合同》，双方约定将案涉房产以76万元转让给黄××。后黄××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经装修后入住使用。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动迁安置房提前上市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案涉动迁安置房需到2017年9月才可以办理产权过户手续，黄××至今尚未办理《上海市房地产权证》。另，江×与卢××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一审法院审理作出生效判决，因卢××等未履行义务，江×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为此查封了案涉房屋。根据以上事实，虽然黄××购买案涉房屋后，已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且已实际使用该房屋。但是，由于该房屋性质属于动迁安置房，根据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该房屋需到2017年9月才可以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而黄××对此明知，且《动迁房预售预购合同》中亦约定黄××是在充分理解和接受该房屋的现状及风险的基础上，自愿签订该合同的。根据黄××在原审中的陈述，其之所以购买该房屋，系因房屋价格便宜。据此，原审判决认定黄××在购买案涉房屋时主观上具有过错，以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认定黄××不能以其对案涉房屋的物权期待权阻却人民法院的执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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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买受人明知存在不能办理过户登记的重大风险仍决定签订并继续履行购房合同存在过错，不属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情形——张××与杨××于2013年11月13日签订的《房屋出售协议》载明，合同双方于2008年7月29日签订房屋出售协议，因房屋所有权证涉及到房证重置问题，市房产局限制案涉房屋更名过户，致使双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双方在知道房屋因房产证重置问题暂时不能更名的情况下，同意履行上述2008年房屋出售协议。可见，杨××购买和入住案涉房屋的时间迟于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时间，且其对未能办理更名过户的情况及原因亦属知情。案涉房屋的产权证存在重复登记被行政主管部门行政查封，杨××明知案涉房屋产权证存在不能办理过户登记的重大风险，仍决定签订并继续履行购房合同，具有过错，不属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杨××的执行异议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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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买受人在明知房屋所占土地为工业用地的情况下仍然签订案涉房屋购房合同，实质是对能否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的后果采取忽视的态度，应当认定买受人对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一定过错——首先，案涉房屋所占土地的性质为工业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第二十六条“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十八条“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必须取得出让方和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规定，工业用地的土地用途是被明确限定的。虽然案涉合同中约定杨××购买房屋的用途为：厂房，但基于金晨公司报批的用地规划许可，案涉土地的产权登记只能是以整块土地为单位予以登记，在未经行政批准变更土地用途之前，工业用地上分栋修建房屋的产权过户是受限制的。对此，买受人杨××在明知房屋所占土地为工业用地的情况下，仍然签订案涉房屋购房合同，实质是对能否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的后果采取忽视的态度。其次，杨××在购买案涉房屋之前，该房屋上已经设定了他人的抵押登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购房人，在购买房屋时，有义务对所购房屋是否存在权利瑕疵做基本考察，否则应视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忽略他人权利障碍，应认定买受人对未办理过户登记存在一定过错。杨××上诉认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买受人只有被动配合的义务，以及在购买房屋时没有正常途径查询抵押情形的理由不能成立。另，杨××一审中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案涉房屋，二审中亦未对此进一步举证，应当承当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杨××关于其满足《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有权请求对涉案房屋排除执行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杨××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权益，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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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税收征管法》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即偷税构成须以主观方面过错为构成要件且应当是一种主观故意——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从该规定所列举的情形看，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行政机关以构成偷税行为为由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对当事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认定，并在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就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顺义国税局没有就中油国门公司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和认定，在诉讼过程中也没有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一审判决认为中油国门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明知三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上存有错误；二审判决的认定建立在“对中油国门公司所持其不具有主观过错的主张不予支持”的基础上，存在混淆民事法律关系中“主观过错”与行政法律关系中主观故意的问题。在事实认定方面，中油国门公司在一、二审诉讼程序中一直主张存在721.184吨石油的真实货物交易，并经一审法院准许提交了销售通知单和中油国门公司218油库付油交运单等直接证据，而一审法院在对该证据予以认证的基础上没有分析是否能够支持中油国门公司所主张的事实，迳行认定中油国门公司的该项主张“缺少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理由不足；在中油国门公司提起上诉再次就此提出主张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对此没有予以回应和查证，存有漏审和事实不清的地方。此外，涉案交易模式是否符合市场交易习惯以及被诉处罚决定将涉案交易分割为两个环节分别独立判断是否符合增值税的法律本质的问题，一、二审判决在没有进行相应理由说明的情况下直接对中油国门公司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亦存有不当。
摘要2：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等联合发布中国首届“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之十
【摘要】该裁定明确了偷税行为的构成要件必须具备主观故意，从而揭示了偷税概念的本质特征；澄清了认定偷税行为的举证责任主体和举证责任分配。
摘要1：【裁判摘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登记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是否承担共同责任？｜个体工商户应由实际经营者承担个体工商户与相对人之间合同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本条款只是解决个体工商户案件当事人诉讼地位如何列明的问题，而由谁承担民事责任还需要结合证据对案件进行审理才能确定。本案中田××、蔺××明知张××系天开采石厂实际经营者。．．．．．．综上，可证实田××、蔺××明知张××系天开采石厂实际经营者，田××、蔺××再审中主张在一审诉讼前其二人不知张××为天开采石厂的实际经营者的再审理由，与客观事实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相悖，其此项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田××、蔺××主张签订合同及实际履行合同的主体是天开采石厂，应由天开采石厂、钟×承担责任的再审请求，根据《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本案中天开采石厂是经过合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其没有独立的财产，其财产与经营者的财产高度混同，财产在自然人名下，字号不具备法律上的拟制人格，不能作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加之田××、蔺××明知张××是天开采石厂的实际经营者，故张××作为实际经营者应承担天开采石厂与田××、蔺××之间买卖合同的民事责任。一审判决认定钟×不应承担责任正确，原判决改判天开采石厂不承担责任亦无不妥，故原判决据此认定天开采石厂不应承担张××承包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责任，不存在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虽然黑龙江国际公司与蒙古国政府签订的合同书中约定有仲裁条款，但根据该仲裁条款的表述，其解决的是作为发包方的蒙古国政府与承包商之间的争议，并将争议区分为与蒙古／科威特承包商之间的争议和与外国承包商之间的争议。沈阳公路公司与黑龙江国际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书》虽约定双方合同的组成文件中包括沈阳公路公司认可的黑龙江国际公司与蒙古国政府签订的合同书的所有条款，但本案纠纷是沈阳公路公司与黑龙江国际公司、秦皇岛秦龙公司之间的纠纷，并非与蒙古国政府之间的纠纷，不在上述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事项范围内。沈阳公路公司与黑龙江国际公司、秦皇岛秦龙公司之间没有就本案纠纷订有仲裁条款，事后也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沈阳公路公司向该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秦皇岛秦龙公司提出将本案移送至蒙古国国际商会进行仲裁的理由不能成立，并无不当。
【注解】总包合同约定有仲裁条款而分包合同未约定争议解决条款确约定了其认可总包合同中所有条款，分包合同当事人之间纠纷是否受总包合同仲裁条款约束？——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认为：案涉纠纷是分包合同下的纠纷，并非总包合同下的纠纷，不在总包合同下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事项范围内，故本案移送仲裁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适用其他合同全部条款的概括约定不具有仲裁协议并入的效力
【裁判要旨】在合同中概括性约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适用其他合同有关约定的表述，一般不发生仲裁协议并入的效力，除非当事人能够证明其对仲裁协议的并入尽了合理的提醒义务，或者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明知或应知仲裁协议的并入。
【案号】一审：（2014）黑涉外商初字第1号；二审：（2014）民四终字第43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未获得相应资质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订立的合同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国家规定需要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在外汇登记前办理批准或者备案手续”，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境内个人从事外汇买卖等交易，应当通过依法取得相应业务资格的境内金融机构办理”等规定，该类型的交易应获得相应资质方能开展，否则双方为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订立的合同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东远公司明知自己无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资质而接收邓××投资款项，邓××明知案涉交易系未经批准的外汇交易仍参与投资，同时也未对东远公司的资质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故双方当事人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均有过错，应当根据过错程度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关于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委托投资理财合同无效，对邓××因此产生的损失按照双方的过错，确定东远公司承担60%的责任，邓××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１）虽非一人公司，但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股东如不能证实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亦应对公司相关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２）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不能证实其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柳××应否对东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二审查明，柳××账户除了向投资人收取投资款和返还收益之外，还有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东远公司及柳××虽称系公司授权柳××以个人账户收取客户款项以及开支公司相关费用，但结合该账户的使用情况，东远公司财产与柳××财产无法进行区分，则柳××与东远公司之间构成财产混同。柳××作为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不能证实其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柳××对东远公司向邓××退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2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之五——股东认缴出资未届期，却允许公司公示其已经实缴出资，则应以公示的出资日作为判断股东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缴出资日
摘要2：【摘要】再审法院审理认为公示年报信息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各股东对于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示的实缴出资信息应当知晓而未依法提出异议，应当认定为其明知且认可年报信息。债权人对于公示信息形成的合理信赖依法应当予以保护，虽然八源公司股东新章程中约定的出资期限未届满，但兴艺公司主张应按八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实缴出资时间作为出资期限，依据充分。因此，张××、颜××、黄××各自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八源公司欠兴艺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各股东未缴出资的利息起算点，应按八源公司对外公示的股东实缴出资时间确定。颜××、黄××、任××明知张钜标未出资而受让其债权，应在各自受让股权占张钜标出让股权的比例范围内对张××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股东未届出资期限、未实缴出资，却放纵公司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已经实缴出资，判决股东以其同意公示的实缴出资日期，作为其应缴出资日期，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利息自公示的实缴出资日期起算。以此平衡交易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强化企业信用约束，维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公信力，保护并促进交易。本案判决的重大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应以公示的出资日作为判断股东对债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缴出资日，二是彰显了公司登记的重大意义。
摘要1：【裁判摘要】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约定仲裁条款对保险人有约束力｜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否法定的债权转让，依据《仲裁司法解释》第９条规定，保险人未对仲裁协议提出明确反对或与买方另有约定，故仲裁协议对保险人仍然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在本案中，江苏平安财险公司作为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向被保险人阚山公司赔付损失后，依法取得向其他责任人请求赔偿损失的代位求偿权。代位求偿权是法律规定的债权转让，江苏平安财险公司依据法律规定受让取得阚山公司对ABB公司的债权。江苏平安财险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保险公估报告》作为证据，而《500KV主变压器设备合同》是《保险公估报告》的附件，因此江苏平安财险公司在赔偿保险金受让债权时就应当已经知道了《500KV主变压器设备合同》中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江苏平安财险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受让债权时对仲裁提出明确反对或与阚山公司另有约定。综上本院认为，《500KV主变压器设备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虽然是阚山公司与ABB公司之间的约定，但江苏平安财险公司在向阚山公司支付了保险赔偿金之后，依法受让了阚山公司对ABB公司的债权，江苏平安财险公司明知《500KV主变压器设备合同》中有仲裁条款，未明确反对，因此《500KV主变压器设备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江苏平安财险公司有效。本案应交由仲裁解决，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点】
1.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存在一定界限。首先，以保险人“询问”为限。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以保险人询问为前提，以保险人询问的事项为限。其次，以投保人“明知”为限。投保人“明知”应同时具备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要件，客观上应明确是否存在应当告知的重要事项（被保险人是否患有保险人询问的疾病），主观上应明确投保人是否实际知晓该重要事项。
2.保险人作为设计相应险种的专业机构，应当预见相应险种所针对的受众对所涉险种的相关知识存在认知上的不足，在承保之时应进行诚信询问并通过前置健康体检筛查等方式尽到审慎核保义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保险人对相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不因与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条款第二次订立保险合同而当然免除——关于双方签订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免责条款是否生效的问题。平安财险广西分公司上诉主张本案涉案系蔡××第二次向平安财险广西分公司投保，属于续保，蔡××第一次投保商业险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的签名属于蔡××亲笔签字，可见平安财险广西分公司已将免责条款向蔡××进行提示说明义务，蔡××是明知事故后逃逸是免赔范围。本院认为，投保人续保属于与保险人重新签订保险合同，建立新的保险合同关系，即便新的保险合同条款与前一次无异，仍不能当然免除保险人应就相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亦不能当然推定投保人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免责条款的具体含义和法律后果。本案涉诉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中“蔡××"的签名非蔡××本人所写，且本案没有证据表明平安财险广西分公司履行了向蔡××交付保险条款并就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相关免责条款的内容对蔡××不具有约束力，平安财险广西分公司主张依据保险条款应予免赔的理由不成立。
摘要2：
摘要1：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发布2012-2022年金融审判十大案例之一：甲公司诉乙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检验不合格”免责条款应按照通常理解解释
【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44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对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检验不合格免赔”条款中“检验”的具体含义发生争议的，应按照通常理解加以解释。除非能够证明驾驶员对此明知或存在重大过错的，保险人不能援引“检验不合格”免责条款拒赔。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我国《保险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主体仅限于投保人；（２）我国《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主体不包括被保险人。
摘要2：【注解】（１）如实告知义务主体限于投保人；（２）投保人告知内容包括投保人明知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情况（《保险法解释（二）》第５条规定）。
摘要1：解读：（１）我国《保险法》未对告知义务范围作出明确规定；《保险法解释（二》第５条规定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内容为投保人“明知”事项，未规定“应知”事项。（２）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规范指引》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投保人如实告知的范围以保险人询问问题为限，且限于保险人询问时投保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即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包括“应当知道”的情况。
摘要2：
摘要1：——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保险人亦存在阻碍行为，应当酌情减轻投保人未履行的主观过错
【裁判摘要】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应当将其知道的或者应当知道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向保险人进行如实告知。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的范围和内容有争议的，由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依据冯××提交的其与平安北京分公司业务员梁××的通话录音内容，冯××已经告知了田××有饮酒行为，但并无证据证明冯××对于田××的饮酒量是明知并且有意不告知，因此原审判决将冯××的主观过错认定为重大过失并无不当。平安北京分公司主张应认定冯××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注解１】投保人应当知道的事项范围且该事项属于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该事项，保险人依法享有保险合同解除权，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
【注解２】法定告知义务的主体不包括被保险人——人寿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对签订保险合同应当是知情并同意的，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内容应视为投保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内容。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６款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２）投保人对保险人询问不作回答，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解除保险合同。
摘要2：【注解】保险人在明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不是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而是仍与之订立保险合同，则应视为其主动放弃了抗辩权利，即属于主动放弃了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的权利，构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弃权行为，故无权再就该事项继续主张抗辩权利，保险人无权解除保险合同。
【理解与适用】如果投保人对保险人所设计的询问表所载重要事项不作回答，而保险人亦不就此作进一步询问，即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意味着该项询问对于承保并不重要，类似于将该项询问事由从询问表中予以了排除，在效果上相当于未询问。既然保险人未作询问，则投保人也不负有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自然不能以投保人违背了对该事项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要求行使法定的合同解除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３４页。
摘要1：【裁判摘要】加州公司与华尔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已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华尔公司与化建公司达成回购协议，化建公司已于2017年8月16日向华尔公司支付回购款171.89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化建公司回购华尔公司对其债权，使债权债务同归于化建公司，从而终止了华尔公司与化建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华尔公司对化建公司的案涉债权由此消灭，嘉泰公司与加州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转让的标的（债权）已不存在，故该协议在事实上也履行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对于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债务，当事人不得要求强制履行。加州公司要求华尔公司、嘉泰公司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黑民终546号
【摘要】华尔公司取得案涉债权后，因其欠付嘉泰公司工程款，华尔公司与嘉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补充协议》，根据该两份协议内容，能够看出华尔公司与嘉泰公司的真实意思是由嘉泰公司对案涉债权进行清收，以清收回的债权金额抵偿华尔公司欠付嘉泰公司的工程款，清收金额少于20万元的差额部分，华尔公司予以补齐，清收金额超出20万元部分归华尔公司所有。因此，双方虽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但并未履行债权转让后合同义务，故嘉泰公司并未实际受让取得案涉债权。后嘉泰公司与加州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嘉泰公司以30万元价格将该债权转让给加州公司。因嘉泰公司不享有案涉债权的实际所有权，加州公司亦无法通过本次受让行为取得案涉债权的所有权，故加州公司、嘉泰公司与华尔公司经协商，加州公司与华尔公司另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加州公司再向华尔公司支付80万元对价。合同签订后，华尔公司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的义务，加州公司依据与华尔公司的转让协议向法院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通过以上事实，能够认定加州公司系从华尔公司受让案涉债权，加州公司与华尔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已变更了之前加州公司与嘉泰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对此，加州公司在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另案诉讼中亦认可其替华尔公司偿还嘉泰公司工程款，解除其与嘉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加州公司取得案涉债权。加州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虽否认其之前的主张，但并未提出充分合理的理由。故应当认定加州公司与嘉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已经协商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加州公司应向嘉泰公司主张返还30万元转让款，其要求嘉泰公司继续履行《债权转让合同》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注解】名为债权转让、实为委托清收，非善意的债权再转让不保护——债权人虽与受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协议目的是由受让人负责清收债权的，该受让人实际上并未取得债权。若第三人在对此事实明知的情况下仍与受让人签订债权受让协议，后因债权出现消灭情形，该第三人则无权要求受托清收人履行债权买受协议义务。
摘要1：【点评】跨国公司在明知他人在国内早已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情况下，仍使用与权利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造成相关公众混淆，构成商标侵权。本案对探索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与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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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2014年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其中“在先权利”应当理解为包括商号权，但只有在先形成并使用的商号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前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且诉争商标在与在先商号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注册使用可能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从而导致在先商号的权利人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其才能成为诉争商标注册的障碍。．．．．．．2014年商标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商标法的立法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商标法必须为诚实的经营者提供全方位的、切实的、强有力的保护。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市场活动参与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亦是商标申请注册、核准和商标使用都应当严格遵循的基本准则。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必须诚实、善意、讲信用，行使权利不得侵害他人与社会的权益，履行义务应信守承诺和遵循法律规定。本案中，“AmCham”为中国美国商会的英文简称，独创性较强，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该标志经过中国美国商会长时间的使用，在经济、贸易、商务与投资领域享有较高知名度。美国俱乐部的法定代表人爱德华•雷门于1996－1997年间曾任中国美国商会的董事，并曾建议中国美国商会将“AmCham”进行注册。可见，爱德华•雷门对中国美国商会在先使用的“AmCham”这一标志是充分知晓的。爱德华•雷门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美国俱乐部在进行一切市场活动中，应对申请注册“AmCham”这一标志进行避让，以彰显商标法弘扬的诚实信用原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根据2014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该条规定的立法精神在于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维护良好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营造良好的商标市场环境。依照该条款的文义，该规定适用于已注册商标的无效程序，而不适用于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但是，对于在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中发现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若不予制止，等到商标注册程序完成后再启动无效程序予以规制，显然不利于及时制止前述不正当注册行为。
摘要2：（续）因此，前述立法精神应当贯穿于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无效程序的始终。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及人民法院在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相应诉讼程序中，若发现商标注册申请人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商标的，可以参照前述规定，不予核准注册。本案中，如前所述，美国俱乐部在明知中国美国商会在先使用“AmCham”这一标志的前提下，仍然在多类别商品或者服务上，大量申请注册“AmCham”商标，其行为难谓正当，有违商标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扰乱了正常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有损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依据2014年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禁止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的规定，美国俱乐部申请注册诉争商标的行为应当予以禁止，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不应予以核准。
摘要1：【裁判摘要】腾讯公司主张奇瑞公司使用"QQ"商标具有不正当性，不应受到保护，但即使腾讯公司的"QQ"商标在通讯服务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由于汽车商品和通讯服务差距较大，二者不构成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或服务，且并非由腾讯公司最早将"QQ"两个字母作为商标使用在商品或者服务上，法律并不禁止在不相类似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因此，奇瑞公司在汽车商品上使用"QQ"商标的行为并不具有法律上的不正当性，其通过合法的商业使用所积累的知名度符合《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腾讯公司称奇瑞公司盗用腾讯公司的创意和商誉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腾讯公司在汽车等商品上注册的第1977837号商标与本案争议商标不同，其先后注册的商标之间不当然具有延续关系。腾讯公司称本案争议商标为防御性商标的注册，而防御性注册行为也应当符合《商标法》的相关规定，特别是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在先享有的合法权利存在的情况下，应当进行避让。因此，腾讯公司的此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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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争议商标的注册是否损害了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在先姓名权和肖像权，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关于“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的规定｜首先，关于争议商标的注册是否损害了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在先姓名权。根据本院27号案判决的认定，“乔丹”在我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熟悉，我国相关公众通常以“乔丹”指代再审申请人，并且“乔丹”已经与再审申请人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对应关系，故再审申请人就“乔丹”享有姓名权。在本案争议商标的申请日之前，直至2015年，再审申请人在我国一直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其知名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篮球运动领域，而是已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公众人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的规定，自然人依法享有姓名权。未经许可擅自将他人享有在先姓名权的姓名注册为商标，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标记有该商标的商品或者服务与该自然人存在代言、许可等特定联系的，应当认定该商标的注册损害他人的在先姓名权，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争议商标由上方的“”图形与下方的“乔丹”组合而成。乔丹公司明知再审申请人在我国具有长期、广泛的知名度，仍然使用“乔丹”申请注册争议商标，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标记有争议商标的商品与再审申请人存在代言、许可等特定联系，损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在先姓名权。因此，争议商标的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依照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予撤销，应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就争议商标重新作出裁定。再次，关于争议商标的注册是否损害了再审申请人主张的肖像权。本院认为，根据肖像权以及肖像的性质，肖像权所保护的“肖像”应当具有可识别性，其中应当包含足以使社会公众识别其所对应的权利主体，即特定自然人的个人特征，从而能够明确指代其所对应的权利主体。如果请求肖像权保护的标识不具有可识别性，不能明确指代特定自然人，则难以在该标识上形成依法应予保护，且归属于特定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或人格利益。争议商标标识中的“”仅仅是黑色人形剪影，除身体轮廓外，其中并未包含任何与再审申请人有关的个人特征。并且，再审申请人就该标识所对应的动作本身并不享有其他合法权利，其他自然人也可以作出相同或者类似的动作，该标识不具有可识别性，不能明确指代再审申请人。因此，再审申请人不能就该标识享有肖像权，再审申请人有关争议商标的注册损害其肖像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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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之七：“泥人张”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裁判要旨】行为人在明知权利人名称知名度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商业标识使用，又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使用的合法合理依据，客观上足以造成公众的混淆、误认，其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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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特许加盟合同约定，上诉人授权被上诉人加盟”兰州成都印象”品牌的开发与销售，但由于上诉人对”兰州成都印象”品牌未到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未取得注册商标证，导致双方签订的合同不能履行，主要责任在于上诉人，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和双方的过错划分责任，判决解除合同，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实际损失的70%并无不当，故上诉人上诉没有欺诈和隐瞒事实真相，划分责任比例不公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涉及的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甘民申171号
【摘要】本案系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焦点问题是企业以未经注册的商标作为商业特许经营资源对外进行商业特许经营的行为是否有效。《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本案中的《特许加盟合同》，特许被申请人在一定区域开设兰州成都印象加盟店，专门经营由兰州成都印象统一开发和配送的带有兰州成都印象标志产品，“兰州成都印象”商标是该特许经营的主要资源。《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以商标作为特许经营资源而对外进行特许经营的，特许人的商标应为注册商标，系效力性规定而非管理性规定，商业特许经营行为若违反该规定应属无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本案《特许加盟合同》因“兰州成都印象”商标未注册，违反《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而自始无效，被申请人应当返还加盟费。申请人明知该商标未注册，在合同中未向被申请人披露该信息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因合同无效给被申请人造成的租金损失应当赔偿，原审判决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随工程债权转让而转让——因湖州建工集团已依法将桩基基础和基坑支护的工程款债权及对应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转让由中煤公司行使，一审法院认为，湖州建工集团、中煤公司在各自的工程款数额范围内享有建设价款优先受偿权。理由如下：1.工程款债权本质上是可流通转让的财产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附属工程款债权的担保权利。从一般法理分析，主债权转让的，担保权利应一并依法转让。工程款债权转让的，具有担保工程款债权实现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一并转让。2.允许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随主债权一并转让，有利于加速主债权人通过流转的方式实现权利，得到清偿，从根本上有利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设立的目的，保障工程款债权人的利益。3.中煤公司实际参与承建了案涉工程的基坑支护和桩基基础工程，且中防投资公司与中煤公司签订《三方协议》表明，中防投资公司对湖州建工集团将案涉桩基基础和基坑支护工程分包给中煤公司施工是明知且同意的。4.本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工程款债权的一并转让，既不增加中防投资公司的负担，也不损害中防投资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买受人在房屋被查封后支付的房款不应记入《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第２９条规定的“已支付的价款”——2017年11月何×向沈阳亿华源公司缴纳购房款尾款55000元时，案涉房产实际已经处于查封期限内。何×明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了房屋的交付日期为2014年9月30日前、且应在商品房交付后365日内办理权属登记，在沈阳亿华源公司实际并未依约交付房屋和办理权属登记，案涉房产已被查封的情况下，依然于2017年11月向沈阳亿华源公司缴纳购房款尾款，此付款行为难谓已尽到善意的合理注意，该款项即不应再计入买受人已支付的价款。《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规定显然并非“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而是要求必须符合该条规定的全部数种情形。故何×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的异议既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项之情形，也不符合第二十九条第(三)项的情形，一审认定其对案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并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泰正集团公司对欠付工程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泰正集团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实业公司为案涉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同时授权喜福实业公司代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可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作为《承包合同》的相对方是明知并认可的。喜福实业公司在《承包合同》上的盖章行为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是对其自身作为案涉工程发包方地位的确认，同时亦代表泰正集团公司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承包合同》对泰正集团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2009年8月15日，泰正集团公司和喜福实业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该合同仅作为喜福实业公司和泰正集团公司报建用，但能够进一步佐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发包人身份的认可。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在案涉工程开工报告和竣工验收意见书上，泰正集团公司均作为建设单位盖章确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有多份往来函件上均盖有泰正集团公司印章。可见，泰正集团公司亦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一审判决仅以泰正集团公司未在《承包合同》上盖章为由，认定泰正集团公司对案涉工程欠款不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逾期竣工违约金的权利行使与具体确定违约责任大小系两个层次的问题，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在建设工程领域，双方进行工程结算时才对各自违约行为进行统计，确定违约责任，因而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双方结算之日起算。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债务相互抵销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与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具有相同效力。诉讼时效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当然也可以提出不同意抵销的抗辩，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即使反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其也可以直接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193号
【摘要】原审已经查明，泰正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公司为涉案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授权喜福公司代为与中建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对授权委托书签发之前受委托人以喜福公司名义与中建公司所为之一切民事行为法律效力予以认可。泰正公司和喜福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施工过程中的多份往来函件上盖章，涉案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载明：“建设单位：重庆泰正（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喜福置业有限公司"。泰正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现不是涉案工程的所有人或共有人，并非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不否认其曾系涉案工程共有人。原审依据查明事实，认定泰正公司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承包合同》对泰正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