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252号
【裁判摘要】虽然案涉《固定资产采购合同》对合同解除条件作了明确约定，而案涉设备质量亦是合同应否解除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在设计谷公司委托专业机构对案涉设备进行检测，明知该设备存在质量问题而仍将其用于生产经营，且设计谷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使用该设备生产的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定案涉设备质量问题未影响到设计谷公司对该设备的正常使用及合同目的的实现，对设计谷公司请求解除《固定资产采购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符合本案实际，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要旨】走账款应认定为案涉工程款，发包人已支付足额工程款，不应支持其优先权请求。发包人在向银行贷款，并以工程款名义直接从发包人账户内支付给承包人时，实际上就已消灭了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因工程款而产生的相应债权债务关系。承包人依其与发包人之间的约定，将款项转给发包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实际上是在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产生了借贷或其他新的法律关系。即使发包人与承包人将走账款约定为非工程款，这实际上也是相应工程款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后，双方基于走账约定，对新形成的法律下款项欠付事实的确认。承包人走账后，在发包人支付的包括走账款在内的工程款已足额时，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主张缺乏《中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这一前提条件，且承包人明知走账款是发包人支付的款项且仍然同意，对其自身无法实现债权有重大过错。故不能支持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受偿权请求。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57号
【裁判摘要１】尽管美雅公司收到长利兴公司通过清远农商行监管账户划转的工程款后已按照长利兴公司的指示将相关款项转出，并未实际使用该工程款，但因货币性质上属于特殊种类物，占有即所有，因此，自上述款项划付至美雅公司账户时起，长利兴公司即完成了工程款支付义务，美雅公司即对该等款项享有所有权，有权自行处置。综合考量清远农商行划付款项的形式审查义务履行情况、长利兴公司与美雅公司之间仅存在案涉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以及美雅公司按照长利兴公司指示转付案涉工程款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在美雅公司总计收到的款项已经超过了其应当收取的工程款，案涉工程款已足额支付美雅公司的情况下，本案应认定长利兴公司并不欠付美雅公司工程款。故美雅公司关于前述款项系走账款而非工程款，长利兴公司应向其支付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的再审主张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关于本案长利兴公司尚欠美雅公司工程款76647010.37元的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本院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弱者生存权利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债权人的一项民事权利。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相冲突的情形下，应秉持公平原则与诚信原则，结合法律规定与具体案情，在平等保护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予以审查。首先，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由此可知，发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是承包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须具备的前提要件。如前所述，本案中，长利兴公司已足额支付美雅公司案涉工程款，因此，美雅公司主张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欠缺“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这一前提要件，其主张依法不能支持。其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是，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主
摘要2：（续）主要在于平衡承包人同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并非衡平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关系。故在判断承包人是否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时，不能仅依据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本案中，美雅公司作为承包人，依法有权处分自己的权利，但不得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美雅公司在明知由长利兴公司账户转入其账户内的款项实为长利兴公司向其支付的工程款的情形下，仍然按照长利兴公司的指示将其账户内已收到的相关款项又转付给案外人，美雅公司对其工程款债权不能顺利实现具有过错。若允许美雅公司将因自己过错而不能实现债权的损失转嫁清远农商行承担，将有违公平原则。综上，美雅公司关于其应享有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再审主张，不能成立。二审判决在未适用具体法律规则的情况下径行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虽有失妥当，但其关于美雅公司请求对案涉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不予支持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承前所述，美雅公司与长利兴公司之间因工程款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美雅公司依其与长利兴公司的约定另行将其账户内的款项转付至长利兴公司指定的第三人，系在美雅公司与长利兴公司之间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鉴于长利兴公司已于2013年3月18日出具《证明》，证明162315400元走账款在银行贷款当日其已全额收回，美雅公司并未实际使用相关款项。而且，长利兴公司与美雅公司在本案起诉前及原审中均确认，长利兴公司仍欠付美雅公司76327605.23元工程款。因此，本院认为，结合上述已查明事实，美雅公司与长利兴公司就上述款项的欠付确认，实质为案涉工程款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后，双方基于走账约定，对新形成的法律关系项下的款项欠付事实的确认。
摘要1：【要旨】恶意串通肯定说。即使无直接证据证明主观恶意的存在，人民法院在积极查明案件事实、全面分析案件情况的基础上，通过整理归纳现有间接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亦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人民法院综合评判合同的交易背景合同的签订时间、合同订立主体的关联关系、合同的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等重要因素，能够依法证明恶意串通事实之存在。恶意串通反映的是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证明标准应采用更为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本案乙公司将原本计划质押给甲公司的股票，在甲公司起诉前短时间内质押给李某并办理质押手续，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李某与乙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李某在明知乙公司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仍将乙公司唯一的财产用作质押并签订不合理的独立条款，上述行为足以证明其与乙公司签订合同时具有主观恶意。李某的实际借款金额远低于合同约定金额，但其未作出合理解释。乙公司与李某的行为客观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综合以上证据，合议庭法官内心确信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为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而导致《质押合同》无效。
摘要2：【解读１】恶意串通行为之构成要件：（１）主观上有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恶意：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恶意须是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区别于通谋虚伪和重大误解的关键）；（２）主观意思及客观行为的相互串通；（３）具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可能性（损害不必现实性）。
【解读２】恶意串通行为之法律效果：恶意串通的行为无效。
【解读３】恶意串通行为与通谋虚伪表示之区别：（１）恶意串通行为中达成的合意是意思表示真实一致的体现；通谋虚伪表示中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是虚假的。（２）恶意串通行为的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具有违法性；通谋虚伪表示是由于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导致的意思瑕疵。（３）恶意串通行为的主观上要求须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之目的，客观上要求存在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现实之可能性；通谋虚伪表示没有这样要求。
【解读４】恶意串通与债权人撤销权区别：（１）证明标准上恶意串通更高；（２）债权人撤销权存在除斥期间。
【解读５】恶意串通行为造成实际损害之后，同时可构成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背俗侵权（《侵权责任法》第８条规定）。
摘要1：【案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晋行终313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上诉人周某某在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7）晋06行初60号行政案件时，又于2017年11月7日以相同的诉讼标的、相同的诉讼目的向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虽然周某某于2017年12月12日在（2017）晋06行初60号行政案件庭审中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但其在2017年11月7日向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2017）晋06行初60号行政案件的诉讼请求仍未改变，上诉人周某某明知（2017）晋06行初60号行政案件正在审理，又以相同的诉讼标的、相同的诉讼请求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83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行为违法只是在实体上决定了针对该行为所提之诉的理由是否具备，而该诉能否被人民法院受理，还需要具备原告适格这样一个适法性条件。换句话说，由于司法机关只能在具体的案件中审查行政行为，而不一般性的具有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权，因此，即使行政行为违法，一个不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也不能够启动司法审查程序。
【裁判摘要２】虽然瑞华公司取得的土地所有权证存在违法之处，但在无确凿证据证明中国邮政三门峡支行系在明知瑞华公司违法办理被诉土地使用权证而恶意取得涉案抵押权的情况下，中国邮政三门峡支行仍可善意取得涉案不动产上所设抵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设立抵押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据此，抵押权的设立，系由当事人之间设立抵押权的合意与抵押登记两个法律行为共同构成，抵押权自抵押登记时起设立。具体到本案当中，中国邮政三门峡支行于2016年7月26日取得灵宝市房他证市区字第××号他项权证时，涉案不动产上所设抵押即正式成立。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和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抵押权的标的为债务人的财产，而非财产的物权凭证，故，即使作为抵押财产物权凭证的灵国用（2013）第7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违法被撤销，亦不应影响中国邮政三门峡支行对涉案土地所享有的抵押权。灵宝市人民政府应当在依法办理涉案土地相关权证后，对中国邮政三门峡支行取得的抵押权登记依法进行相应变更。
【裁判摘要３】由于土地登记具有物权设定或公示的法律效力，实践当中对于物权关系的稳定和土地交易秩序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土地登记机关应当在其职责和能力范围内，对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努力让人民群众对已经登记的土地权属关系放心，从而保障国家物权登记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1号
【裁判摘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二）土地改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不发证的林木、林地的土地清册；（三）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赠送凭证及附图；（四）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五）对同一起林权争议有数次处理协议或者决定的，以上一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最终决定或者所在地人民政府作出的最后一次决定为依据；（六）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判决。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土地改革后营造的林木，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确定其权属，但明知林地权属有争议而抢造的林木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亦规定：“集体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和个人以及个人和个人相互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以‘四固定’时确认的权属为依据。‘四固定’时未确认权属的，参照合作化时期确认的权属处理；‘四固定’和合作化时期都未确认权属的，可参照土改时确认的权属处理。但是，依照法律和政策已将个人使用的林地划归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在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时，首先应当确定是否存在作为处理依据的权属证明等相应证据，同时还需结合争议林地的管用事实等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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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读１】对依行政机关指示行事的辅助行为具有可诉性——（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据行政机关指示，实施辅助行政机关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为，他人不服起诉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２）实施辅助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作出指示的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责任。
【解读２】执勤交警明知当事人无驾照及所驾驶车辆无牌照，仍责令其驾驶车辆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对此不服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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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民终191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贷款合同》由中讯建通公司、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伯爵公司三方签订，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贷款合同》第16条明确约定：对于借款人违约的，委托人有权直接或受托人在取得委托人授权后行使担保物权。伯爵公司对中讯建通公司与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以及《贷款合同》的上述约定系明知的。中国银行吉林分行接受中讯建通公司委托与伯爵公司签订《抵押合同》，该《抵押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指向明确，担保的主债权即本案《贷款合同》所涉中讯建通公司的债权，故该《抵押合同》直接约束中讯建通公司和伯爵公司。虽然相关抵押登记载明抵押权人为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但抵押登记仅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并不影响委托人（债权人）、受托贷款人及债务人（抵押人）的内部权利、义务约束力及抵押权的实现，更无从影响各方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且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亦明确确认应由中讯建通公司就本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民终638号
【裁判摘要】中信建投公司作为科地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持有人的受托管理人，有权按照规定或协议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代表债券持有人与债券的发行人、出质人科地公司签订《应收帐款质押担保合同》并办理质押登记。．．．．．．《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合同》已明确载明中信建投公司是作为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签订本合同，科地公司对上述代理关系已明知，该质押担保合同直接约束金元顺安公司、光大公司和科地公司，故作为质押担保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质权人应当认定为本期债券持有人金元顺安公司、光大公司。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73号
【裁判摘要】关于颐和酒店公司应否向韩某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问题。第一，．．．．．．故从上述合同的签订情况看，颐和酒店公司对于《委托贷款合同》的存在及韩某与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之间的代理关系应当明知，其是在对韩某为案涉贷款实际权利人有清楚认知的基础上签订的两份《抵押担保合同》。第二，对颐和酒店公司名下屯国用（2010）第11-0003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办理抵押登记时，虽然登记的抵押权人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但因该抵押法律关系是为案涉贷款设定，在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平安银行海口分行的代理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归属于委托人韩某。在本案诉讼中，平安银行海口分行也明确表示韩某享有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故韩某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颐和酒店公司主张以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名义设立的抵押权。
摘要2：【摘要】保证债务应和主债务一样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2018年7月26日，长春中院受理了吉粮米业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韩某对吉粮米业公司享有的债权应于2018年7月26日停止计息。担保债务具有从属性，依法亦应当停止计息。因长春中院已于2018年5月22日受理了案外人王晶对吉粮集团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故韩某对吉粮集团公司享有的担保债权应于2018年5月22日停止计息。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4号
【裁判摘要】开发区财政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其订立的保证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中，开发区财政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对于自己能否作为保证人应当明知，其与接受担保的债权人建行石河子分行对双方之间形成的保证合同无效负有同等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开发区财政局应当以主债务人天盛公司和担保人建设总公司不能清偿债务18753万元的二分之一即9376.5万元为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但一审判决主文表述为开发区财政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误，应当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民终654号
【裁判摘要】财政局提供保证担保无效（承担不能清偿１／６责任）——西昌市财政局作为国家机关，其向农发行凉山分行提供的保证担保无效。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关于”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以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西昌市财政局作为国家机关，明知其不具备提供保证担保的主体资格，仍然出具具有保证担保性质的《承诺书》，存在过错；农发行凉山分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明知我国法律禁止国家机关担任保证人，仍然接受西昌市财政局提供的保证担保，自身亦存在过错。由于涉案贷款系地方调控粮食收购贷款，西昌市财政局为该贷款提供保证担保主要是为了保障西昌市粮食市场平稳和粮食生产发展，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确保完成救灾粮、军粮和退耕还林补助粮等特定政策性粮食的供应等任务，因此，综合考虑农发行凉山分行、西昌市财政局的过错程度以及涉案贷款的性质等因素，本院认为，西昌市财政局应对西昌攀星公司不能偿还涉案贷款本息部分承担六分之一的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一款关于”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之规定，西昌市财政局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西昌攀星公司追偿。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06号
【裁判摘要】债权人对股东会决议加盖的股东印章的真实性没有进一步审查的义务，不能因此否定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雷士照明公司与南粤银行沙坪坝支行签订保证合同时，提供了雷士照明公司同意为恩纬西实业公司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南粤银行沙坪坝支行对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雷士照明公司的股东印章的真实性没有进一步审查的义务。雷士照明公司虽举示其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股东香港雷士照明公司印章，与雷士照明公司章程和雷士照明公司工商备案中的股东香港雷士照明公司印章制式不一，但仅凭此，不能认定南粤银行沙坪坝支行明知雷士照明公司股东会决议上加盖的香港雷士照明公司印章为虚假。股东会决议以及吴某某是否超越权限均为雷士照明公司的公司内部行为，并无证据表明南粤银行沙坪坝支行与之恶意串通，故不能因此而否定雷士照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之效力。
摘要2：
摘要1：解读：债权人对股东会决议加盖的股东印章的真实性没有进一步审查的义务，不能因股东会决议的股东印章虚假而否定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除非债权人明知股东会决议的股东印章虚假。
摘要2：【解析】公司对外担保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上股东印章虚假不影响对债权人善意的认定，除非债权人对此知情。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７条第３款仅规定了相对人对公司决议审查的善意标准，未涉及公司章程。（２）债权人未审查公司章程不能认定为非善意相对人，除非公司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内容。
摘要2：【解析１】（１）对公司担保决议的形式要件审查，不限于审查公司是否提交了股东或董事签署的公司担保决议（无异于不审查）；（２）相对人应进一步与公司章程比对决议上签章的股东的一致性（但并不审查签章的真实性）、计算签章股东所持表决权是否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定最低比例（董事会作出决议时无此要求）。
【解析２】“合理审查”应当从两个方面理解：（１）相对人所负有的审查义务的标准为形式审查，并不对担保决议中签章的真实性、程序是否合法等内容作出实质性审查；（２）相对人应当区分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依据《公司法》第１６条及公司章程的指引对公司担保决议进行审查，判断法定代表人是否具有对外担保的权限。
摘要1：【裁判摘要】
一、对海关监管货物的来源负有审查义务的仓储企业法人，明知他人走私货物，虽然一再向走私人表示拒绝为走私货物提供仓储服务，但事实上一直为走私货物提供仓储服务并不向海关报告，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构成共同走私。
二、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而根据法律制定的实施细则、条例等行政法规，在相关法律修改后，只要没有被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制定机关明令废止，并且不与修改后的法律相抵触，就仍然可以适用。
三、对知情不报并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处罚人以其他文件的规定为例，要求从违法所得中扣除其投入的费用，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１】法律修改并不等于根据修改前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自然失效，法律无论是否修改，根据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凡是与修改前或者修改后法律相抵触的条文都是无效的，其他条文必须由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的命令废止才会失去法律效力。
【解读２】海关总署政法司的复函不是法律、法规和规章、司法解释，仅是海关总署内设机构对相关法律问题表达的一种观点，依法不能作为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据。
摘要1：【裁判要点】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将机动车号牌出借他人套牌使用，或者明知他人套牌使用其机动车号牌不予制止，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与套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摘要1：——挂靠经营车辆的司机工作中死亡能否认定为工伤
【裁判要旨】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名义对外经营，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车辆运营受到伤害的，应当适用《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认定是否构成工伤。
摘要2：【运用裁判要旨应当注意的问题】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作出[2006]行他字第17号批复处理类似案件时应当注意，如果挂靠司机与车主建立雇佣关系时明知自己是挂靠的，就没有应受保护的信赖利益，此时对于是否给予工伤认定应综合案件情况审慎处理。
摘要1：【案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陕民申785号
【裁判摘要】关联担保中股东会决议上同意担保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未过半数不宜认定担保合同对担保人公司发生效力——明泰工程公司作为新鑫公司的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新鑫公司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同意。西安投资公司签订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和补充协议时要求新鑫公司提供相关法律文件，新鑫公司也按要求提供了委托书、股东名册、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因此西安投资公司对明泰工程公司为新鑫公司股东系明知，其应当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在接受新鑫公司提供担保时，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审核新鑫公司提供担保是否经过合法有效股东会决议同意。新鑫公司两次股东会决议显示，作为该公司持股51%的股东新疆新鑫并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章，不能视为新鑫公司提供担保取得股东会决议同意，西安投资公司收到了股东会决议，应视为其对此亦为明知，在此情况下其仍与新鑫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其作为接受担保一方，不属于善意交易相对人，资产委托处置协议和补充协议关于新鑫公司附条件担保部分的约定无效。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对公司章程规定的决议机关没有审查义务。（２）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摘要2：【注解１】（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７条第３款确定了善意相对人的“合理审”义务，未简单沿袭《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关于相对人仅负形式审查义务的规定，形式审查与合理审理标准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应否审查章程；（２）因此，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对公司章程规定的决议机关有“合理审查”义务。
【注解２】章程规定由股东（大）会决议而实际上出具董事会决议，相对人对章程规定是否负有审查义务？——（１）相对人负有合理审查义务，包括对章程审查义务（形式审查与合理审查标准的区别在于应否审查章程）；（２）章程明确规定对外担保需要由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仅提供董事会决议，不能认定相对人为善意相对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92号
【裁判摘要】根据上述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王某某作为浙商公司总经理，对于涉案《担保函》及《关于的补充约定》中中通公司印章系伪造、提供担保并非中通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是十分清楚的。而且《担保函》、《关于的补充约定》、《合同展期协议》等主要涉案材料均是按照王某某的意志所形成，王某某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其行为目的难谓善意。因此，在浙商公司总经理王某某明知李某某无权代表中通公司提供担保，甚至王某某主导设计中通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浙商公司不属于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中的善意相对人，李某某的越权担保行为对中通公司而言不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1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95号
【裁判摘要】公司对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行为的追认也可以在诉讼中不提出异议而默示认可——本案讼争发生后，鑫盛源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付某某在《担保合同》上签名捺印并加盖鑫盛源公司印章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且一审判令鑫盛源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鑫盛源公司没有上诉，故应视为鑫盛源公司自认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邓某某明知或应当知晓付某某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即以公司为其自身债务提供担保，不应再主张某某的行为可得构成表见代理。鑫盛源公司自认承担担保责任，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好思嘉公司抗辩担保未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邓某某确又对此明知或应当知晓，故二审改判好思嘉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正确。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67号
【裁判摘要】本案无证据证明联泰公司在与深航公司签订该五份《保证协议》过程中对深航公司相关股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联泰公司作为债权人，明知深航公司系为其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且知道或应当知道深航公司没有相关股东会决议及其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仍然与深航公司订立保证合同，对于保证合同无效具有重大过错，对于保证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深航公司未尽到对其法定代表人、公章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对于保证合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因此，本院综合实际情况及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依法酌定深航公司就汇润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新民再166号
【裁判要旨】以其他企业名义进行招标，应与名义上招标人共同对中标人裁定合同责任——（1）《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根据上述规定，在进行招标投标活动中，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签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是所签订合同的当事人。（2）新疆宜化公司对涉案标的物采取了招标投标方式，路非亚公司经投标后中标，因此，新疆宜化公司与路非亚公司应当就招标投标的标的物签订买卖合同并且成为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但是，本案中却出现了路亚非公司与兴宜公司就中标项目以中标价格的95%的价格签订涉案合同的情况。（3）应当可以认定新疆宜化公司是借用兴宜公司的名义与路非亚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新疆宜化公司和兴宜公司及路非亚公司对此均明知的事实。因此，新疆宜化公司应当作为涉案合同的真实的买受人向路非亚公司承担支付价款的民事责任。兴宜公司出借企业名称并获取相应的利益，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4）本案中存在新疆宜化公司利用其与兴宜公司的关联关系转移利益并逃避债务的情形，新疆宜化公司与兴宜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解读】招标人确定中标人后再由招标人关联公司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应认定为招标人借用关联公司签订合同、利用关联关系转移利益并逃避债务的情形，招标人和关联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43号
【裁判摘要】议标并不是法律规定的招标方式，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不得采用议标方式采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之规定，涉案施工合同约定的建设工程包括酒店、公务楼、球馆、会展中心及16栋别墅等附属工程，建筑面积约100000平方米，属于大型城市旅游基础设施，工程的发包必须进行招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涉案合同应认定无效。楚雄建筑襄阳分公司作为专业建筑公司，对上述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投标应当是明知的，却与旺前襄阳东湖酒店公司在没有进行招投标的情况下通过议标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故一、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对于合同的无效均有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0282民初4525号
【裁判摘要】借新还旧是指贷款到期后不能按时收回，又重新发放贷款用于归还原贷款的行为。本案中，腾飞公司陈述其先向飞卓经营部及高宏加工厂借款用于归还原贷款，农商行再向其发放新贷款，此行为系先归还旧贷款，再发放新贷款，并不符合借新还旧的情形；丰峰公司、钱某某、闵某某抗辩称农商行及腾飞公司恶意串通，骗取其提供担保，缺乏事实依据；钱某某、闵某某在保证人处签字确认，应对其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明知且确认；综上，本案所涉借款并非不存在借新还旧及欺诈情形，对丰峰公司、钱某某、闵某某的抗辩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解读】２０１７年宜兴法院金融审判十大案例之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109号
【裁判摘要】担任知道案涉融资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实际性质而提供担保应承担担保责任——经查，鑫海投资公司在国泰租赁公司之前即与三威置业公司就涉案房地产项目存在业务关系，且三威置业公司用案涉借款偿还了对鑫海投资公司的欠款，故鑫海投资公司在提供保证担保时对案涉租赁物为违章建筑的事实应属明知；鑫海投资公司、鑫海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的投资、担保公司，在签订《保证合同》亦应知道案涉融资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实际性质。据此，一审认定案涉《保证合同》系鑫海投资公司、鑫海担保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依据充分，应予维持。因案涉主合同有效，鑫海投资公司、鑫海担保公司与国泰租赁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亦为有效合同。国泰租赁公司在保证期间内主张行使担保权，鑫海投资公司、鑫海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应按约定承担保证责任。鑫海投资公司、鑫海担保公司关于案涉《保证合同》无效、国泰租赁公司与三威置业公司存在骗取担保情形的上诉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予以驳回。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由于李某某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书的目的系利用此协议书进行诈骗，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以委托贷款协议书应属无效。又由于主合同的从合同除因自身缺失有效要件而无效外，大多导致无效的原因就是主合同的无效。玉海园支行与九采罗公司之间依法成立的担保合同关系作为委托贷款协议书的从合同关系，即因委托贷款合同关系无效而无效。在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的情形下，担保人的责任决定于担保人对合同无效的过错。也就是说，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依法系担保人对合同无效具有过错。本案中，委托贷款协议书无效的原因是李某某诈骗，而因签订委托贷款协议书使玉海园支行与九采罗公司之间依法成立了担保合同关系的王某某，在签订协议时对李某某的诈骗日的并非明知。据此，应认定玉海园支行对合同无效并无过错，从而依法不应承担责任。
【判决书字号】一审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初字第1533号；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民终字第3692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56号
【裁判要点】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大于主债务，当事人针对担保责任约定专门的违约责任，导致约定的担保责任范围大于主债务的，与担保的从属性不符，应认定大于主债务部分的约定无效。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919号
【摘要１】反担保责任范围不能大于但责任范围——本院认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当大于主债务，当事人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范围大于主债务的，应当认定大于主债务部分的约定无效。本案系建新公司履行了部分担保责任之后，就其代偿费用起诉请求白乃庙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的纠纷，就建新公司已代偿的费用244102474.31元及相应利息，一审判决已予以支持，虽案涉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金，但该部分费用如再予以支持，则白乃庙公司反担保责任的范围明显大于建新公司已代偿费用范围，与担保的从属性不符，故一审判决支持建新公司的违约金主张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白乃庙公司认为利息与违约金重复计算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２】当事人在庭审时的委托手续不齐全并于庭审后补交的，不符合应按缺席判决情形——白乃庙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在二审时因建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晋某某在开庭时未能提供合法代理的授权委托书申请对建新公司按缺席判决，二审对此不予回应构成程序违法。一方面，经调取二审庭前会议笔录、庭审笔录载明，在二审开庭当日的庭前会议，审判长询问“各方当事人对对方出庭人员身份是否有异议？”，白乃庙公司提出“建新公司已经破产，我们认为对方代理人应当由破产管理人授权委托”，建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晋某某表示“已进入破产重整，我们提交的手续是破产管理人进行的委托”。审判长表示“我们核实你的手续是建新公司吴×签章，建新公司现在的破产管理人是谁？”，建新公司答复“律师事务所”，审判长表示“代理人回头得补一下授权委托书，应该由破产管理人来委托你们。请庭后补充委托授权书”，建新公司同意庭后补充。在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已明确告知上述情况，各方当事人当庭表示对对方出庭人员身份无异议。庭审之后，建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亦补齐了建新公司破产管理人的追认函件。因此，对于建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晋长明庭后补交授权委托书的情形，白乃庙公司是明知的亦未表示反对，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缺席判决的情形。另一方面，对于申请书是否作出答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二审未予回应并不违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