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卫生服务队诉某保险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
摘要1：【案号】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1)闸民二(商)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双方当事人因被保险机动车是否属于“专业机械车”发生争议的，应当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予以解释。系争保险条款未明确约定“专业机械车”的具体含义，故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以公安部有关机动车分类标准和车辆行驶证上记载的车辆类别予以确定。在保险合同未对驾驶员违反地方政府行政规章的情形作出明确的免责约定的情况下，保险人并不当然免责。
摘要2：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03）秦开经初字第588号
摘要1：【案号】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03）秦开经初字第588号
【裁判观点】司法实践中的竞业禁止义务通常包括法定竞业禁止义务和约定竞业禁止义务两种情形，《公司法》注①（注：①此《公司法》是指2005年修订以前的《公司法》，本书中没有特别说明，均指此《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法定竞业禁止义务是指董事、经理在任职内所应遵守的竞业禁止义务，按通常理解不包含离职后的竞业禁止义务，尽管双方当事人对于三自然人被告于2003年初成立被告龙迪公司以后是否仍具有原告爱迪公司的董事身份各执一词，但因三自然人被告高俊华与焦国君、金德良分别于2002年7月、2003年初（被告龙迪公司成立之前）离开原告爱迪公司后一直未回爱迪公司履行董事、经理职责的事实双方没有争议，故无法依据《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认定三自然人被告具有当然的法定竞业禁止义务。由包括三自然人被告在内的原告爱迪公司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第八条和第九条规定的关于股东（不管是任职内还是离职后）终生不得经营同业的内容尽管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应确认为无效，但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双方缔约的初衷和过程，三自然人被告在离开爱迪公司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应受竞业禁止义务的限制，因此三自然人被告于2003年2月出资设立被告龙迪公司进行与爱迪公司同业经营的行为应属受禁止的行为，应对其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原告已在本诉讼中撤回了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而且原告爱迪公司又以不正当竞争、侵犯商业秘密为由对四被告在本院提起了诉讼（正在审理中），至于四被告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及是否应予赔偿，应由另一案处理；又因被告龙迪公司没有法定或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其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及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样应由另一案处理，不属本案审理的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提字第13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提字第137号
【提示】对合同约定不明的条款进行目的解释，应按照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当事人共同的合同目的进行。
【裁判摘要】对合同约定不明而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可以根据订立合同的目的等多种解释方法，综合探究当事人的缔约真意。但就目的解释而言，并非只按一方当事人期待实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而应按照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当事人共同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且目的解释不应导致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或与法律法规相冲突。
【裁判要旨】银行对储户非开证用途而从一般结算账户上支取该笔资金并无监管义务。
【解读１】合同解除与违约金请求权能否并用上采取肯定说，明确规定合同解除后可以一并行使合同解除请求和违约金请求权。
【解读２】合同的目的解释应按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当事人的共同目的进行解释。
摘要2：【解读３】
（１）银行对储户资金的监管义务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的规定，二是储户与银行的特殊约定。
（２）本案诉争的1000万元性质上为开证保证金的备付金，由柴里煤矿交华东公司存于华东公司的一般结算账户上。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条、《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等规定，开户人对一般结算账户内的资金有自主支配权，任何单位包括银行不得任意限制、冻结和扣划，否则即构成对开户人的侵权。因此，华夏银行对涉讼1000万元并无法定的监管职权或义务。
（３）《合作经营印尼木材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柴里煤矿)负责为本次合作提供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于2004年3月18日前按甲方(即华东公司)的要求将该笔资金汇往丙方(即华夏银行)，由甲方办理国际贸易开证申请。但在办理国际贸易开证申请时须同时有柴里煤矿负责人温某某的书面同意意见，丙方见到温某某的书面同意意见后，按照甲乙申请的条款办理信用证开证事宜”。据此可以认定，当华夏银行为华东公司办理开具信用证的相关事宜时，应审查是否有柴里煤矿负责人温某某的书面同意意见。只有经温某某书面同意后，华夏银行才能为华东公司办理开证的相关事宜，包括办理以开证为目的的款项支取事宜。如未经温某某的书面同意，华夏银行即准许华东公司以开证用途而支出该笔款项，则属于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监管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
（４）上述协议没有明确约定华东公司以申请开证以外的其他用途支取该笔资金时，华夏银行是否具有监管义务，属于合同约定不明．．．．．．本院认为，对合同约定不明而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可以根据合同目的等多种解释方法，综合探究当事人的缔约真意。但就目的解释而言，并非只按一方当事人期待实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而应按照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当事人共同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且目的解释不应导致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或与法律法规相冲突。．．．．．．如果根据目的解释推定华夏银行负有此项义务，只能导致华夏银行对华东公司一般结算账户内所有混同资金均予限制使用，这无疑会侵犯华东公司对其一般结算账户上所存资金的自主支配权。这是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因此，本院认为，华夏银行对华东公司非以开证用途而从其一般结算账户上支取该笔资金并无监管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海关法第三十条规定具体适用问题的答复意见”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海关法第三十条规定具体适用问题的答复意见”的通知（法办[2003]236号）
【摘要】
1、依照海关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海关变卖超期未报关的进口货物的余款，有权申请发还的主体为进口货物的收货人。
2、海关法对“收货人”未作定义，对此应当按照通常的理解和其他法律的规定确定。按照通常理解和合同法、海商法的有关规定，“收货人”应当是指在运输合同中载明的收货人或凭指示的收货人，或者是不记名提单的持有人等有权提取货物的人。
3、依照海关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由海关依本条规定变卖处理的货物，如不属于限制进口的，变卖所得在依法扣除有关款项和税款后的余款，收货人有权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发还；海关应当发还。
摘要2：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7）鼓民一初字第509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宁民二终字第452号
摘要1：【问题提示】合同中的交易条款约定不明时应如何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要点提示】交易条款约定不明时，应当依据社会公众的通常理解，并结合相关行业交易习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交易的基础事实包括特定的民事习惯，这种民事习惯只要不与法律相抵触就应当被遵守。
【案例索引】一审：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7）鼓民一初字第509号（2007年4月28日）；二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宁民二终字第452号（2007年9月11日）
摘要2：
闫某某与包头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摘要1：——商品房买卖合同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的解释
【裁判要旨】格式合同是为了重复使用预先拟定而成，通常具有单方预先决定性。我们既要看到格式合同能够节约缔约时间与成本，又要看到格式合同是一把双刃剑，格式合同很容易成为拟订方侵害相对方权益的工具，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的严重挑战。因此法律作出了向弱者倾斜的法律规定，对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加以限制。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裁判意见】《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是按日支付违约金，而出卖人违约则须按已付房价款的0.0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但未约定是按日还是按年，因此按照合同约定出卖人只需负担几元钱的违约金。法院判决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0.0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应理解为按日支付违约金。
摘要2：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2690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2690号
【裁判要旨】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裁判摘要】关于“一户一表”如何理解的问题。《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一方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知，居民生活用水计量的传统方式为总分表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各地开始推行“一户一表”制。合同条款表述的“供水：一户一表”应理解为一个家庭住户直接与供水企业建立供用水关系，每户家庭安装一只计量水表，计量水表安装在住宅的公共部位，供水企业直接抄表到户，按户计量，按量收取水费，而不是每户安装分水表。另一方面，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等单位应当向最终用户收取有关费用。物业服务企业接受委托代收前款费用的，不得向业主收取手续费等额外费用。”据此，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目的之一即是应保证最终用户（购房人）能够顺利地自行向供水企业交费。其二，关于格式条款的理解问题。《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本案争议的关于“一户一表”的条款出现在合同附件部分，该合同附件的文本由腾鹏公司提供，其中关于“生活用水：一户一表”的条款系腾鹏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无论从通常理解的角度还是从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角度，腾鹏公司应为购房人安装能够自行到自来水公司交费的水表。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2112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2112号
【裁判摘要】我国有关消防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竣工后的建设工程履行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的，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出具备案凭证，并未规定需出具备案是否合格的意见；只有对竣工后的建设工程进行消防验收，才规定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或不合格的意见，故将双方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消防合格证”理解为消防验收合格材料更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人们对该词语含义的通常理解。虽然涉案幼儿园在办理开业前履行了消防备案手续，但该幼儿园至今未经消防验收，履行了消防备案手续并不表明该幼儿园已具备法律、法规、防火设计规范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合格条件，而消防是否合格系重要的物业验收项目，幼儿园作为幼儿集体学习、生活的场所，其消防是否合格关系到进入该场所的人员生命健康是否保障，亦关系到幼儿园能否合法持续开办，双方当事人约定交付的消防验收合格材料属涉案交易的重要文件。上诉人仅提供了涉案幼儿园使用场地中的××村×栋已办理消防备案手续的证据，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幼儿园其余使用场地已办理消防备案手续，且上诉人至今未能提供涉案幼儿园的消防验收合格材料，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幼儿园已具备法律、法规、防火设计规范技术标准规定的消防验收合格条件，在本院向双方释明可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主动申请消防验收以判定涉案幼儿园是否符合消防验收合格条件时，上诉人亦表示不申请，可视为上诉人无法提供相关消防验收合格文件。基于上述情况，被上诉人不予支付剩余转让款项，属于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合法范畴，上诉人至今无法提供涉案幼儿园经消防验收合格的材料，双方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书》已无法继续履行，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的50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鄂行初字第1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鄂行初字第1号
【裁判摘要】原、被告双方经共同协商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批租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在拆迁线发出后两年内完成拆迁户的还建安置，违反了批租合同第四条的规定。被告在对原告作出处罚前，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原告及第三人的申请举行了听证。在作出处罚决定后又送达给当事人，同时告知其享有申请复议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批租合同第六条约定，乙方未在4年内完成规划项目建设且无正当理由时，甲方才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该条是双方对收回土地使用权的特别约定，这一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原告未在合同约定的4年期限内完成规划项目建设，是被告对其实施处罚的前提条件。而在被告作出处罚决定时，距拆迁线发出的时间为3年零3个月，尚未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被告在原告未违反合同第六条约定的期限不具备对其实施处罚的前提条件时，作出处罚决定收回原告已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批租合同系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合同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被告认为合同第四条规定的两年还建期限同时也是合同规定的条件，而原告认为该条只是双方对合同履行期限的约定，因此应按照原告的理解作为依据。被告认分厘告违反合同第四条规定的期限同时也违反了合同规定的条件，其行为符合《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处罚条件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在与被告签订批租合同后，未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还建期限，在两年内完成还建安置，导致拆迁户堵塞交通，影响社会稳定，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第三人华锋公司虽然不是本案行政处罚的对象，但由于该公司在兴松园项目上实际投入资金进行建设，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因被告实施处罚所造成的损失，亦应在本案处理时一并予以解决。第三人农行水果湖分理处系兴松园项目的抵押权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其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系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途径解决，本案不予审理。鉴于本案被诉的处罚决定是被告在拆迁户闹事已经影响到社会安定的情况下作出的，且已经实际执行，为维护社会公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3)知行字第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3)知行字第1号
【裁判要旨】将普通称谓注册在与其完全不相干的商品上，应当认定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争议商标的组成部分含有在先已经注册商标，不能支持整个商标与他人注册商标不构成近似商标。
【裁判摘要】鉴于老干妈公司的引证商标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之前，已经注册使用多年，相关商品在调味品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相关公众对使用引证商标的商品在认知和呼叫上离不开“老干妈”文字，原审法院认定引证商标一、引证商标二的主要识别部分均为“老干妈”文字，并无不当。按照通常理解，争议商标“川南干妈”中的“川南”文字对“干妈”二字起到限定或修饰作用，因而原审判决认定“干妈”文字为该商标标志的主要识别部分，也并无不妥。综合考虑引证商标的知名度、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标志的近似性等因素，原审法院为避免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认定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争议商标的注册违反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4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6467号
【裁判摘要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项规定视同工伤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二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未经抢救死亡，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是突发疾病，来不及抢救即已经死亡；二是发病时，没有其他人员在场，丧失抢救机会死亡。无论是经抢救无效死亡，还是未经抢救死亡，视为工伤的关键都在于，必须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通常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应当是指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和上班地点。同时，我们认为，职工为了单位的利益，在家加班工作期间，也应当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主要理由是：第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制定和实施该条例的目的在于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因此，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首先应当要看职工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从事本职工作。在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突发疾病死亡视为工伤，为了单位的利益，将工作带回家，占用个人时间继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其权利更应当受到保护，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倾斜保护职工权利的工伤认定立法目的。第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项认定工伤时的法定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而第十五条视为工伤时使用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相对于“工作场所”而言，“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职工在家加班工作，就是为了完成岗位职责，当然应当属于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第三，视为工伤是法律规范对工伤认定的扩大保护，的确不宜将其范围再进一步做扩大理解。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第十五条将“工作场所”替换为“工作岗位”，本身就是法律规范对工作地点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将“工作岗位”理解为包括在家加班工作，是对法律条文正常理解，不是扩大解释。
摘要2：【裁判摘要2】在职工发病和死亡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缺乏相关证据证明、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根据工伤认定倾向性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原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职工的肯定性事实推定，而非否定性的事实认定。
【注解】职工为了单位利益在家加班工作期间也应当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二中民四（商）再终字第3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二中民四（商）再终字第3号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对于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的事项采取了列举方式，除列举之外，允许当事人特别约定。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并不需要满足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决议通过的法定条件，多数决即可满足变更要求。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气门厂的法定代表人姓名已载入章程之内，相关事项的变更是否属于章程变更事项，双方当事人对此存有争议。公司章程虽无明确定义，按照通常理解，其系公司全体股东共同一致的意思表示，是规定公司组织及活动的基本规则的书面文件，目的是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因此，可以据此对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进行分类，足以影响公司运营活动的事项应属实质记载事项，其变更属于章程的修改行为。而公司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事项属于章程中的形式记载事项，相应的变更满足变更要件即可，由此引发公司章程记载事项的变更，无须再次作为章程修改再次表决。如公司股东的变更，满足变更要件后，应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06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0600号
【裁判摘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根据此项规定，无论是经抢救无效死亡，还是未经抢救死亡，视为工伤的关键都在于，必须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通常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应当是指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和上班地点。职工在上班时间请假回单位宿舍休息，在宿舍死亡，该宿舍作为员工工作休息场所，可以视为职工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
摘要2：【摘要】员工请假在宿舍休息时死亡，该宿舍作为员工工作休息场所可以视为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视同工伤——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熊××在上班时间请假回单位宿舍休息，在宿舍死亡，该宿舍作为员工工作休息场所，可以视为熊××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南昌急救中心出具证明证实事发当日，救护车到现场急救，病人已现场死亡，公安机关亦证明系其他非正常死亡，故原审法院认为熊××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关于视同工伤的规定，上述认定并无不当。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甬商终字第227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甬商终字第227号
【裁判摘要】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只有按照通常理解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才应采用不利解释原则。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减少时，应按实际保证人人数平均分配保证份额。
摘要2：【基本案情】2010年8月26日，案外人马某某和原告顾某某与被告林某某、钟某某及“张小君”与案外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载明：原告顾某某、被告林某某、钟某某及“张小君”自愿为债务人(马某某)自2010年8月26日起至2011年8月26日止，在债权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的最高额折合人民币3 500 000元提供担保。但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张小君”的名字并非被告张小君本人签名。
【摘要１】因钟某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保证是以张小君本人提供保证为条件，故其上诉提出的因“张小君”并非该本人签名，故钟某某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不予采信。钟某某、顾某某、林某某与泰隆余姚支行之间保证合同关系依法成立。
【摘要２】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泰隆余姚支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该合同第8条约定，该合同自各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对此条款双方当事人有不同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因本案各保证人并非作为一个整体对泰隆余姚支行的债权提供担保，而是各保证人分别提供担保，故按通常理解，该合同第8条约定的内容应理解为合同自每个保证人分别签名或盖章后生效。因此，上诉人钟某某提出的此点上诉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解读】共同连带责任保证人多人当中其中一人非本人签字不成立保证，不影响其他保证人成立保证合同，除非能够证明以该人提供保证为前提条件；保证合同约定合同自各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如各保证人并非作为一个整体提供担保而是分包提供担保，应理解为合同自每个保证人分别签章后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00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或有债务"应按通常理解并结合合同条款、订立目的解释其含义。新业国资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亦不能从合同相关条款、合同目的中解读出其主张的内容，原审判决综合全案事实，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财会[2006]3号）规定，对协议约定“或有债务"的认定并无不当。新业国资公司称已提起的相关诉讼表明鑫风麒公司存在隐瞒债务的情形，但又承认前述案件确系在中联评估公司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基准日之后提起，故该案件并不能证明鑫风麒公司存在双方约定的“或有债务"的情形。新业国资公司系风能公司持股46.45%的控股股东、风能公司是鑫风麒公司持股34%的大股东，且新业国资公司认可对控股的风能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合并以及风能公司作为大股东对鑫风麒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合并的事实，故新业国资公司称因牛国良、代伟等人恶意隐瞒而对鑫风麒公司经营及债务情况不知情，不合常理。因此，新业国资公司主张鑫风麒公司在2011年存在隐瞒或有债务行为的主张依据不足。
【解读】《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或有债务"应按通常理解并结合合同条款、订立目的解释其含义。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569号
欧××与周××、中山市××制冷配件有限公司健康权纠纷抗诉案——建设单位与施工方对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受伤的雇员承担连带责任是否需要以行政机关确认为安全生产事故为前提
摘要1：【裁判摘要】《建筑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第22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第50条规定：“房屋拆除应当由具备保证安全条件的建筑施工单位承担，由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对安全负责。”《安全生产法》第86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法律对从事建筑活功的企业所应当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均有明确的规定，建设单位在发包时，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发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业务的施工单位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各件而进行发包，其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如果因此导致发生施工人员人身损害事故，发包人与造成实际损害后果的施工单位就具有共同的过错，应依上述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的装修工程涉及拆除墙、地砖、天花板和清理淤泥，属于建筑活动。众汇公司作为装修工程发包人，按照法律规定需审查周某某的施工资质，聘请具有相应资质或生产条件的人实施装修工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关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周某某没有相应的施工资质，雇请欧某某从事装修工程发生事故，造成欧某某身体受到伤害，应由周某某承担赔偿责任。众汇公司明知周某某没有相应资质而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周某某，违反了法定义务，与周某某具有共同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众汇公司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适用的前提是“安全生产事故”，本案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经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认定若干意见问题的函》阐明：“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属安全产安全事故。……四、关于农村房屋建筑造成事故的认定。
摘要2：【续】1．由建筑施工单位（包括无资质的施工队）承包的农村新建、改建以及修缮房屋过程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属于生产安全事故。”据此，对于房屋新建、改建以及修缮过程中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也属于生产安全事故之列。欧某某在受雇工作过程中受伤，发生了人身伤害事故，将之列人安全生产事故的范畴，符合人们对于安全生产事故的通常理解，亦符合上述司法解释“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亏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形。且《安全生产法》规定了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的处理程序，但没有规定承担法律责任的前置程序。．．．．．．综上，众汇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关键不在于涉案事故是否属于“安全生产事故”，而在于周某某是否具有从事装修工程的资质。法定资质作为一种行业准入限制或资格，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产品质量与生产安全。众汇公司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周某某不具有相应施工资质的情况下，将涉案装修工程发包给周某某完成，造成欧君生遭受人身伤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众汇公司应与周俊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解读】
（１）建设单位与施工方对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受伤的雇员承担连带责任的关键不在于行政机关确认为“安全生产事故”；
（２）建设单位知道施工方不具备法定资质而发包的，则对施工方的雇员发生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57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78号
摘要1：——债权人直接通过公告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不能产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78号
【裁判观点】本案再审判决阐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我国法律仅规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得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但具体应以何种方式主张权利，法律未有明确规定。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依法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直接决定了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能否真正建立。本案根据学说上的通常理解及司法实践中的一贯司法尺度，阐明在连带责任保证中，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认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以提起诉讼、申请仲裁、采用直接、委托或公告送达清收通知书等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或者保证人自行认诺愿意承担保证责任的，都可以产生解除保证期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以公告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应符合三个前提条件：1．保证人下落不明；2．公告的内容需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3．公告的媒体应当是国家级或者保证人住所地省级有影响的媒体。债权人不符合上述条件采取公告方式主张权利的，不产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以此来衡平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发布十个典型案例之五——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应参照诉讼时效的规定
【摘要】本院再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表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中断情形所使用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的意义相若，可以相互参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只有在保证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可采用公告方式主张权利，且公告应当在国家级或者保证人住所地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进行。本案陈某的公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能产生主张权利的法律效果。故改判陈某某不承担保证责任。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6622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民终6622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此条文虽然没有直接表述对已知债权人和未知债权人如何进行通知，但根据通常理解，对所有已知债权人应当采用通知的方式告知，只有对那些未知的或者不能通过通知方式告知的债权人才可以通过公告的方式。通知和公告的目的主要是告知公司债权人，以便让他们决定对公司的减资是否有异议，是否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因此，通知已知债权人是公司在减资过程中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56号
【裁判摘要】被执行标的的房屋烂尾未实际投入使用不影响买受人对该不动产的合法占有——（《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第２项规定“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按照通常理解，当某一主体对不动产进行了事实上的管理和控制，即可视为其对该不动产的占有。本案中，杨××、姬××与鑫圣房地产公司已于2015年7月1日，距案涉房产查封四年前，即签订了《房屋交付使用协议书》并约定委托鑫圣房地产公司代为进行日常管理、安全防护和日常值班工作。结合相关管理费用的支付凭证、转账记录等证据，可以认定案涉房产已由杨××、姬××实际控制。虽然润盈公司主张案涉房产烂尾未实际投入使用，但该事实是否存在并不影响买受人对不动产的合法占有。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5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59号
【裁判摘要】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司法网拍竞买人不承担补交土地使用税——《拍卖公告》第六条载明，“．．．．．．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买卖双方所需承担的一切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过户手续费、印花税、权证费、水利基金费、出让金以及房产及土地交易中规定缴纳的各种费用）及物管费、水、电等欠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具体费用请竞买人于拍卖前至相关单位自行查询。”．．．．．．首先，从文义解释上看，《拍卖公告》第六条用概括加列举的方式约定了买受人需自行承担的税费，概括即“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买卖双方所需承担的一切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列举即括号中列明的相关税费。按通常理解，买受人应承担的税费应先以列举项目为准，如果某项税费不属于列举项目，则应判断是否属于“概括”范畴。案涉城镇土地使用税并非括号列明项目。“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买卖双方所需承担的一切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明确表明买受人需承担的仅限于“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税额计算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基于土地使用权人实际占用土地而征缴的税种，是为提高土地使用效益设置的税种，与土地权属变更无关，不属于“办理过程中”的税费。因此，城镇土地使用税不属于《拍卖公告》第六条约定的需补交税费。其次，从体系解释上看，《拍卖公告》第六条由三句话组成，第三句话是对买受人自行承担税费的约定，前两句话为“标的物过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拍卖成交买受人付清全部拍卖价款后，凭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拍卖成交确认书自行至相关管理部门办理标的物权属变更手续”。可见，第三句关于税费负担的约定系在权属变更语境下作出的，并不包括权属变更过程之外的税费，即不包括案涉城镇土地使用税。再次，从交易规则或习惯来看，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二项和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司法拍卖中应当说明拍卖财产现状、权利负担等内容，并在拍卖公告中特别提示拍卖财产已知瑕疵和权利负担。拍卖财产的瑕疵和权利负担等类似信息应当为被执行人掌握。
摘要2：（续）本案中，执行法院明确要求爱华医院提供案涉土地相关材料，爱华医院也承诺自行承担资料不齐造成的不利后果。但是，爱华医院并未举证其提供了与案涉土地相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欠缴情况，《拍卖公告》未对该笔税费欠缴情况进行说明和提示，《评估报告》也未说明该欠缴情况及其对土地评估价格的影响。基于对《拍卖公告》《评估报告》披露信息的信赖，金创盟公司在参与竞买时对承担城镇土地使用税未有预期应属正常。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竞买人一般无法从税务机关查询到被执行人欠税信息，即金创盟公司一般无法自行查询案涉城镇土地使用税欠缴情况。因此，在爱华医院未披露欠缴城镇土地使用税具体情况下，由金创盟公司承担拍卖时不属于权属交易行为产生的且无法预见的1579094.16元城镇土地使用税，有违公平原则。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九项规定，法院应当在拍卖公告中公示“拍卖财产产权转移可能产生的税费及承担方式”，据此，竞买人一般仅对权属变更本身形成的税费负担有合理预见。城镇土地使用税虽与案涉土地直接关联，但竞买人对需要补交城镇土地使用税一般不会有预见，且其本身属于爱华医院纳税义务范畴。如若未经特别说明，即要求金创盟公司承担该税费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原则和案件实际情况确定税费承担的相关主体、数额。”据此，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能够预见的权属变更税费，原则上尚且由法律规定的纳税义务人承担，与权属变更无关的超出竞买人预见的税费更应由法定纳税人承担，除非买卖双方当事人有明确具体的特别约定。本案中，案涉城镇土地使用税属于与权属变更无关的税费，应由其法定纳税人爱华医院承担，而非买受人金创盟公司承担。
【注解】司法拍卖中与权属变更无关的税费应由法定纳税人承担——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与土地权属变更无关的税费，竞买人不应承担交税义务。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8民终53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8民终53号
【裁判摘要１】债务人在破产临界期内向银行债权人偿还借款，银行没有因清偿案涉债务提供新的贷款或授信产生后位新价值，在银行不能举证证明该清偿行为使债务人财产收益的情形下，属于偏颇性个别清偿应予撤销——个别清偿行为构成要件为：1.个别清偿行为是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行为，并且清偿的债务是已经届至清偿期的债务。2.只有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内发生的个别清偿行为才属于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3.个别清偿行为必须在债务人已经出现破产原因后作出。首先，诉争清偿行为是债务人对单个债权人做出的。破产程序区别于一般债务清偿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前者的目的是通过集体偿债程序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债权。因此，破产法禁止债务人在具备破产原因的情况下对个别债权人单独清偿。．．．．．．其次，清偿行为是否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的期间内。．．．．．．再次，清偿行为发生时债务人是否已出现破产原因。工行南区支行举证案涉清偿行为系与衢江石油公司的商业惯例，其接受清偿不具备主观恶意。然而，案涉清偿行为并非正常商业活动的支付，既不是对公共事业费用的支付，也不是对存货供应商的定时清偿，工行南区支行更没有因清偿案涉债务提供新的贷款或授信产生后位新价值。而且，工行南区支行未能举证证明衢江石油公司向其清偿本金2200000元及利息12320元的行为使衢江石油公司的财产受益。本案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个别清偿的例外情形。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偏颇性清偿行为的规制，都是以债的合法性为前提，而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恶意或善意）无特别要求。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提交给税务机关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在2015年10月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为-25129604.15元，结合一审法院受理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裁定并综合全案及债务人衢江石油公司破产一案有关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清偿行为发生时衢江石油公司具备破产原因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本案纠纷系衢江石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引起，工行南区支行在衢江石油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前接受其清偿不存在主观恶意，故案件的一审诉讼费用由衢江石油公司管理人负担。
摘要2：【裁判摘要３】清偿时间为2015年10月21日，破产申请受理日期2016年4月21日，该清偿行为是否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的期间内？——第一，从通常理解，2016年4月21日的前一日，不应当是该21日本数日，而是指2016年4月20日，故无论是2016年4月21日前一月或是前六月，均不包含2016年4月21日本数日。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按照年、月计算期间的，到期月的对应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没有对应日的，月末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该条规定的一般是对未来期间的计算，依据该条规定以2015年10月21日作为时间点推算该日的后六个月，则后六个月的最后一天为2016年4月2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日、月、年计算的期间从次日算起，故该六个月不含2015年10月21日当天。据此进行反推，则2016年4月21日前六个月内，向前推算的时间结点为2015年10月21日，六个月的期间内包含2015年10月21日，不包含2016年4月21日。第三，破产撤销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撤销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前实施的有损一般债权人利益的财产处分行为，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现有法律规定对“前六个月内”无明确清晰解释情况下，从目的解释角度，将2015年10月21日纳入六个月可撤销期间，更有益于维护债权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分配。
段××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1年第3期(总第173期)】
【裁判摘要】据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有义务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出明确说明，前述义务是法定义务，也是特别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合同当事人对保险人是否履行该项告知义务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提供其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的相关证据，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摘要2：【摘要】
关于涉案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能否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问题。涉案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对于该条规定，原告段××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有不同的理解。人保南京分公司认为，该条规定的含义是“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段××认为，该条款中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并无明确具体的含义，人保南京分公司将其定义为“医疗用药的范围”无法律依据。对此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因此，在涉案保险合同争议条款的涵义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于人保南京分公司的解释。
即使涉案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该条款的效力也应当结合保险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全面加以分析。从保险合同的性质来看，保险合同是最大的诚信合同，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决定着投保人的投保风险和投保根本利益，对于投保人是否投保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明确说明，前述义务是法定义务，也是特别告知义务，这种义务不仅是指经过专业培训而具有从事保险资格的保险人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特别注意，更重要的是要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如合同当事人对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是否明确说明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负有证明责任，即保险人还必须提供其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的相关证据，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人保南京分公司为证明已经尽到告知义务而提供的证据是涉案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以及段××的签名，但该段声明的内容并没有对争议条款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解释，不能证明人保南京分公司已经向段××陈述了该条款包含“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即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涵义。因此，即使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也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保险格式条款不利解释规则
摘要1：不利解释规则——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对保险格式条款存在两种种以上“通常理解”为适用不利解释规则的前提），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42号
摘要1：【裁判要旨】正确理解保险责任范围条款与除外条款的解释。
【裁判摘要】双方当事人对涉案保险的责任范围条款与除外责任条款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据此，可以对涉案船舶建造险条款第三条“责任范围”和第四条“除外责任”中的有关表述解释如下：1.关于保险条款第三条“责任范围”第一句“本公司对保险船舶的下列损失、责任和费用，负责赔偿”的表述，严格地讲，在我国日常用语和法律制度中，船舶一般仅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物），可能出现遭受某些物理损害（有形损失）的情形，而不能作为主体承担责任、费用或者除物理损害之外的（无形）经济损失。所谓“保险船舶的下列损失、责任和费用”，实际上是航运实践中普遍采用的船舶拟人化表述，以船舶指代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建造人等相关利益主体。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目的看，保险就是承保被保险人的损失、责任和费用，该句完整表述和含义应当是：本公司（保险人）对保险船舶造成被保险人的下列损失、责任和费用，负责赔偿。2.关于保险条款第三条“责任范围”第1项第一句“保险船舶……由于下列原因所造成的损失和费用”的表述，该表述中有主语（保险船舶），而没有宾语或者适当定语（表述给谁造成损失和费用，或者表述造成谁的损失和费用），结合涉案船舶建造险条款的上下文和保险合同的目的，可以明确：该表述中的“损失和费用”是指被保险人的“损失和费用”，而不是指险船舶的“损失和费用”。该句完整表述和含义应当是：保险船舶……由于下列原因所造成的被保险人的损失和费用。3.关于保险条款第三条“责任范围”第1项第5分项“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损失”的表述，单纯就该处“损失”一词的字面意思而言，存在系指“船舶的损失”（有形损失）或者“被保险人的损失”两种不同理解的可能，但结合上文“由于下列原因所造成的损失和费用”的含义，则应认定该处“损失”为“被保险人的损失”。该句完整表述和含义应当是：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被保险人的损失。4.关于保险条款第四条“除外责任”第6项“建造合同规定的罚款以及由于拒收和其他原因造成的间接损失”的表述，间接损失与直接损失在概念上相对，两者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因果关系、事故损及标的（物）的时间远近等不同区分标准，但根据其中“其他原因造成”的表述，可以认定该处“间接损失”是以因果关系为标准确定的。
摘要2：（续）“由于拒收和其他原因”的含义就是涵盖所有原因，只不过特别强调拒收原因，由此可以认定涉案保险除外责任包括所有间接损失，即涉案保险仅承保直接损失。按照造船合同的约定，买方在具备解除合同条件下，可以选择不解除合同，也可以选择解除合同。就本案争议的船舶设计错误而言，无论该错误是否使得买方具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买方并不必然选择拒收船舶，拒收在涉案保险合同项下可能成为船舶设计错误之后一个新的介入因素（实践中买方拒收船舶引起建造人损失，往往还伴随出现另一介入因素即船舶市价下跌），由拒收引起的损失应视为间接损失。买方选择拒收船舶而引起的（间接）损失不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综上，涉案保险承保的“损失、责任和费用”系针对被保险人而言，而不是针对保险船舶而言。在概念上，“有形（物理）损害”（即损坏）与“无形（经济）损害”相对应。只有“损失”针对船舶（物）而言，才可能认定为限于“有形损害”即“损坏”；而当“损失”针对人而言，在没有特别限定情况下通常可以包含有形物理损害（损坏）和无形的经济损失，由此可以认定涉案保险条款中的“损失”包括有形物理损害（损坏）和无形的经济损失。涉案保险承保的直接损失包括直接物理损失和直接的经济损失。人保航运中心主张涉案船舶建造险条款约定承保的“保险船舶任何部分因设计错误而引起的损失”不包含被保险人除保险船舶物理损害之外的经济损失，与通常理解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因船舶设计错误引起的经济损失属于涉案船舶建造险的承保责任范围，具有充分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发布2012-2022年金融审判十大案例之一：甲公司诉乙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检验不合格”免责条款应按照通常理解解释
摘要1：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发布2012-2022年金融审判十大案例之一：甲公司诉乙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检验不合格”免责条款应按照通常理解解释
【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44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对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检验不合格免赔”条款中“检验”的具体含义发生争议的，应按照通常理解加以解释。除非能够证明驾驶员对此明知或存在重大过错的，保险人不能援引“检验不合格”免责条款拒赔。
摘要2：
【笔记】保险格式条款中专业术语是否适用不利解释规则？
摘要1：解读：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第１７条之规定，（１）非保险术语——保险人在其提供的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中对非保险术语所作的解释符合专业意义，应予认可，不适用不利解释规则；否则，仍应适用不利解释规则（虽不符合专业意义但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应予认可）。（２）保险术语——应当适用不利解释规则。
摘要2：【注解１】常用专业术语的解释可能存在两种意义上的通常理解：一种是某个专业学科领域内对该专业术语的通常定义（如，暴雨在气象学上定义：１小时内降雨量达１６毫米以上，或连续２４小时降雨量达５０毫米以上的气象），另一种是社会普通公众在日常生活习惯用法意义上对该专业术语的理解（如，公众通行认识暴雨来势猛烈且降水量很大的雨）。——保险人主张以专业领域内通用的定义来解释保险格式条款中的术语一般不能成立（适用不利解释规则）；除非保险人能够证明已经将专业术语列入格式合同条款且作出了明确说明义务。
【注解２】非常用专业术语的解释——相关专业领域诶对该专业术语的所作出的解释本身就是《保险法》第３０条规定的“通常理解”，不存在得出两种以上“通常理解”的可能性，不具备适用不利解释规则的前提，故不适用不利解释规则。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镇商终字第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重大疾病保险等寿险类保险合同中，由于保险期限较长，投保人可以分期缴纳保险费用。投保人未及时缴纳保险费的，此时合同处于中止状态。投保人向保险公司补交保险费及延期利息的，保险合同效力应即恢复，被恢复的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应当从原合同中止之日起连续计算，而并非从补交保险费之日起重新计算。
摘要2：【裁判摘要】纵观本案，本案真正的争议焦点应是保险合同的复效期如何计算。对此本院认为：一、本案所争议的保险合同的复效期应从2011年3月14日起算。在主险的保险条款的合同效力恢复（复效）条款中规定“自投保人补交所欠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的次日起，本合同效力恢复”，但对“合同效力恢复”确未作进一步解释。结合本案，投保人朱某才每年缴纳保险费的时间应是3月14日，人保扬中支公司给予投保人60日宽限期，即至5月13日为最后缴费期限，否则保险合同效力则处于中止状态。2011年3月14日，朱某才未缴纳当年保险费，朱某才于当年6月21日交纳了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的保险费及自2011年5月14日至6月21日止的利息，双方保险合同于交费当日效力恢复（即复效）。此处恢复的是因未及时交费而被中止的保险合同，被恢复的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应当是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而保险人收取的也是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的保险费，并且收取了延迟交费的利息。因此，2011年6月21日是保险合同恢复效力的时间节点，但恢复的是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之间的保险合同，复效之日应当从2011年3月14日计算。二、保险人认为复效应当从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是错误的。1、如按上诉人的理解，复效应当从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则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的就不是复效期，而是合同的重新生效，是新的保险合同，而复效恢复的则是被中止的合同的效力。2、如从2011年6月21日起计算复效期及复效观察期，保险人自2011年3月14日至2011年6月21日收取的保险费及利息则没有对应的义务。3、保险人收取了延期交费的利息，保险人并未因投保人的延迟交费受到损失；投保人交纳了延期交费的利息，应视为等同于投保人在宽限期内交纳了保险费用。三、在附加险的保险条款中，对复效未作解释，应当以主险的解释为准。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条款中对有可能导致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付义务的相关条款未进行特别提示，且保险人对复效的解释与被保险人的理解又不一致，也与通常理解不一致。因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由保险人提供，应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因此，被保险人被确诊患有CML疾病时已超过复效观察期，被保险人应当理赔。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0944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上班途中突发疾病死亡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井×因在上班途中突发疾病死亡，而非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故井×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该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该条文规定的“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是对第十四条“应当认定工伤情形”的补充规定，视同工伤不要求必须是工作原因导致的伤害，而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平正义的原则，对职工的一种倾斜性保护，给予职工以工伤保险待遇。对视同工伤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宜再作扩大解释。对因突发疾病死亡视为工伤的认定，必须同时具备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本案中，双方争议较大的是，关于乘车途中是否等同于在工作岗位的问题。“工作岗位”通常理解为职工日常履行工作职责所在的岗位或受本单位领导指派其从事工作的岗位。由于“视同工伤情形”的认定是对“应当认定工伤情形”的扩充，因此对“工作岗位”只能从立法本意出发，按照普通人的一般理解进行判断，而不宜再作延伸、扩充解释。井×生前的工作职责是协调处理采油厂与当地群众之间的关系，保证采油厂正常的生产秩序。其工作岗位应在合水县第十二采油厂板桥作业区内或者在合水县的相关工作区域内。在岗的前提是到岗，井×在8月9日既未到达采油厂岗位，也未到达合水县其负责外联工作的区域之内的岗位。而薛××将上班乘车途中等同于工作岗位的理由属于对该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工作岗位”的扩大解释，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井×不属于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