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摘要】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申请对签名进行鉴定，但未按照鉴定机构的要求提供立据时间前后的笔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王某应提供立借条前后的笔迹，无正当理由而未提供，结合担保人刘某的陈述，应认定借条上的签名为王某本人所签，王某应为共同借款人。因此判决李某、王某共同偿还张某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刘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读】申请鉴定人为“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放弃鉴定申请需要承担致使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无法查明之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非承担案件的举证责任）：（１）如果私文书证上签字、盖章、捺印存疑，此时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为签字、盖章、捺印是否为“真”，举证责任人为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２）反之，如果私文书证上签字、盖章、捺印存在疑点，此时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为签字、盖章、捺印是否为“假”“不真”，举证责任人为提出异议的一方当事人。
摘要2：【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４条关于“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２）被告对原告所举书面材料中的签字真实性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不置可否又不申请鉴定，对签字真实性予以确认。——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终12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849号
【裁判要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上述规定只涉及审理焦点的确定，并未规定认识不一致的，可以驳回原告的起诉，因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不同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不符合上述规定。
【摘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实质系围绕双方间就三维扫描仪的研发、销售事宜所签合同而引发的合同纠纷之诉，并非赵某主张的侵权法律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并未规定认识不一致的，可以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不符合上述规定。关于本案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因此，赵某以钱某违反合同约定、侵害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为由，提起侵权之诉的行为符合上述责任竞合的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以本案法律关系与原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为由，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问题１】当事人在一审时未申请重新鉴定，能否在二审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
解读１：（１）当事人在一审时未申请重新鉴定，只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４０条规定的重新鉴定的情形，二审可以申请重新鉴定；（２）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４０条规定的补充鉴定情形的，二审法院可以进行补充鉴定。
【问题２】一审中未提出鉴定申请，二审是否还可以提出鉴定申请？
解读２：申请鉴定属于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法律并未规定一审未申请鉴定的当事人不能在二审提出鉴定申请，其亦在二审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二审法院批准鉴定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１】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人所作的鉴定意见不服提起上诉并申请重新鉴定的：（１）二审法院应当审查上诉人在一审时有无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一审法有无对该异议进行审理（如鉴定人提供说明、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等）——如果上述审理步骤并未完成，二审应当予以审查，通过审查确定该异议是否成立；（２）如果经过审查，可以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上诉人对鉴定意见的异议的，二审法院应当开展审理活动对案件相关基本事实作出实体判断；如经过审查，上诉人对鉴定意见所提异议的理由成立，足以排除该鉴定意见的采信的，相关专门性问题应当通过重新鉴定予以查明，二审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径行委托有重新鉴定或者发回重审。——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03.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人所作的鉴定意见不服，提起上诉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二审法院如何审查决定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３２条第２款规定：“一审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未申请鉴定，虽申请鉴定但未支付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二审诉讼中申请鉴定，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处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二审允许鉴定以司法鉴定对查明案件事实“确有必要”为前提：（１）对于司法鉴定确有必要的应当允许【参考案例：（２０２０）最高法民申３１８号、（２０１９）最高法民终１７４３号、（２０２０）最高法民再３１９号】；（２）如司法鉴定并非必要的不予准许【参考案例：（２０２０）最高法民申４７３８号、（２０２０）最高法民申１９５４号】。
【注解３】一审怠于提交鉴定申请且无故缺席审理二审提交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379号《刘某某诉佛山市顺德区亿赛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注解４】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一审期间无正当理由不预交鉴定费用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二审期间又申请鉴定不予准许。——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600号《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额敏县浙商大酒店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其他民事民事裁定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46号
【裁判摘要】法院对当事人重新鉴定申请未予答复不构成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一审对长兴公司的重新鉴定申请未予答复虽有不妥，但并不构成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故本案鉴定工作不宜重新进行。长兴公司申请再审认为一审鉴定违法、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原告以被告违约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其承担违约责任，（１）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协议无效的，应当向原告释明，（２）并根据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行政协议无效；因被告的行为造成行政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３）原告经释明后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摘要2：【注解】区别与行政协议无效之情形：（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规定，法院对民事行为效力不再属于释明义务范围；（２）《九民会议纪要》第３６条规定了法院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释明的义务。
摘要1：解读：《民法典》第１４６条（原《民法总则》第１４６条）新增规定——（１）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虚假意思表示有悖于意思自治原则——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效力上一律认定无效）；（２）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解析１：《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
（１）当事人之间就同一交易订立多份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中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无效。
Ａ．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
Ｂ．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规定，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５０２条第２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
（２）依据前款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无效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被隐藏合同为事实基础，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７条的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析２：《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４条第２款规定——
（１）当事人就同一交易订立的多份合同均系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其他影响合同效力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各合同成立先后顺序和实际履行情况的基础上，认定合同内容是否发生变更。
（２）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变更合同内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的相应变更无效。
解析３：为规避税收征管、骗取贷款额度等目的签订阴阳合同应当按照隐藏合同约定继续履行（隐藏合同不因此无效）。
摘要2：【注解１】（１）对于通谋虚伪行为，当事人可以根据《民法典》第１４６条规定请求确认虚假表示行为的合同无效；（２）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规定对诉讼请求的法律关系真实性提出抗辩，由法院驳回不真实法律关系的诉讼请求；（３）《民法典》第１４６条针对的是虚假表示行为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３条针对的是驳回虚假表示行为的诉讼请求。
【注解２】不能仅以存在通谋虚伪便认定合同无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但隐藏意思表示有效，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无效，而只能认定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06号
【注释】《民法典》第１４６条第１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２款规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第１５７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１）因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的情形，应当按照隐藏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处理；（２）不适用《民法典》第１５７条关于无效合同之返还不当得利等处理方式。
【注解３】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双方当事人通谋所为的虚假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但在虚假表示的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并不当然无效：（１）当第三人知道该当事人之间的虚假意思表示时,虚假表示的无效可以对抗该第三人；（２）当第三人不知道当事人之间的虚假意思表示时,该虚假意思表示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3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475号
【裁判摘要】判决论理部分并非是认定事实部分，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该规定是针对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卫某某申请再审所称的原判决针对相同事实作出了与《374号判决》不同的认定是指判决论理部分，并非是指认定事实部分，《374号判决》所作出的相关认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再者，《374号判决》系铭方公司起诉卫某某等人返还出资，主要围绕卫占青等人是否抽逃出资进行审理，与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同。因此，原判决未以《374号判决》作为本案裁判依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股东签订共有协议约定各方按持股比例持有公司资产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股东对公司出资后，其出资权益转化为公司股权，股东依据股权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等权利。黄河公司股东康某某与赵某等人签订《共有协议》，约定各方按比例持有黄河公司资产，损害了黄河公司利益及其债权人利益，原判决认定《共有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５５条第２项规定，追加当事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第５１条的规定为新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确定举证期限，该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301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一审中不愿意申请司法鉴定，未承担举证责任。二审法院可以重新确定举证期，由对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且申请鉴定属于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法律并未规定一审未申请鉴定的当事人不能在二审提出鉴定申请，其亦在二审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故二审法院批准该项鉴定申请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一审未提出鉴定申请，二审是否还可以提出鉴定申请？——关于二审法院允许港务公司申请鉴定是否适用法律错误。万杰隆公司作为一审原告，诉请港务公司赔偿质押物损毁造成的损失，则应当由万杰隆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已损毁质押物的价值。但万杰隆公司在一审中不愿申请司法鉴定，未承担举证责任。港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因此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二审法院可以重新确定举证期，由港务公司申请鉴定。且申请鉴定属于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法律并未规定一审未申请鉴定的当事人不能在二审提出鉴定申请，港务公司亦在二审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故二审法院批准港务公司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民终385号
【摘要】二审中，经港务公司申请，本院依法委托鑫八闽公司进行鉴定，经鉴定，案涉质押物在台风发生当时的市场价为2928588元，其中因台风雨淋受损的质押物的市场价为35025元，至2019年12月现场查勘时，质押物的价值为432536元，其中台风受损部分的残值为20046元。
【解读】（１）万杰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港务公司赔偿其因质押物毁损而造成的损失50987614.05元人民币；2.本案诉讼相关所有费用均由港务公司承担。（２）一审判决:港务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万杰隆公司赔偿因质押物毁损而造成的损失15180755.265元；（２）二审变更判决：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万杰隆集团有限公司赔偿质押物损失2496052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719号
【裁判摘要】上海瑞华公司起诉主张第二个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已由本院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辖终179号生效裁定认定，该请求与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不应合并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因此，二审法院依据该事实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不予审理并无不当，上海瑞华公司可以另行主张第二项诉讼请求的权利。
摘要2：
摘要1：解读：当事人双方起诉前共同委托有关机构、人员出具意见能否作为定案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均未作规定——（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５条第２款规定“有证据足以证明异议成立的，对鉴定意见不予采信；异议不成立的，应予采信”；（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３０条规定“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不认可该咨询意见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但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受该咨询意见约束的除外。”
摘要2：【注解】合同双方当事人诉前共同委托鉴定效力——除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受诉前共同委托鉴定所出具咨询意见外，法院一般不会认可当事人诉前共同委托鉴定所得鉴定意见的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复91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第三人提供债权转让协议复印件的，能否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执行过程中，变更、追加当事人应符合法定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在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审查第三人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时，应当着重审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人是否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书面认可的形式可以是复函或者在执行笔录中签字认可等等。如果第三人提供债权转让协议予以证明的，一般应当提供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也可以提供经核对无异的复印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因此，在特殊情形下，应当允许当事人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复制品作为证据使用。本案中，盛京银行提供了债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并提出了不能提供原件的合理理由，人民法院在可以通过核对原件、发函或者当面询问(制作笔录)等方式核实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人是否认可第三人取得债权情况下，仅以盛京银行未能提交原件为由，裁定驳回其执行申请欠妥。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执行债权依法转让时变更、追加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608号
【裁判摘要】证据复印件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且有其他证据原件予以佐证可以认定证据复印件所载明的事实——关于罗××提供的证据复印件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的问题。虽然罗××提供的2010年5月13日11张工程量确认单、2010年6月20日5张工程量确认单等部分证据材料为复印件，但该复印件上有中北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鉴定人员现场抽检认定其中两部分工程确实存在，并有中北公司工作人员廖××对此签字确认，结合其他施工人刘××关于中北公司不向施工人提供工程量确认单原件的证言，二审判决在罗××提供原件确有困难，且相关证据材料复印件能与其他证据原件印证的情况下，根据证据原件及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复印件综合认定本案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关于“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关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规定，依据充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111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单方自行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个人出具的书面意见审查和认定——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单方自行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个人出具的书面意见，虽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上所称的由人民法院经由司法鉴定程序所获得的鉴定意见，但法律并未排除其作为证据的资格。对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一般可参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鉴定意见的审查规则和准用私文书证的质证规则，结合具体案情，对其证明力进行从严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下列因素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三)鉴定方法和鉴定程序是否规范，技术手段是否可靠；(四)送检材料是否经过当事人质证且符合鉴定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该条第四款规定：“重新鉴定的，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依据上述规定，如自行委托取得的书面意见由具有相应资格的机构和人员作出、检测程序合法、对照样品来源可靠、检测方法科学，经质证对方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一般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但是如果经审查，该意见存在程序严重违法、对照样品来源不明等重大错误，或者当事人提交了足以推翻意见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502民初2139号
【裁判摘要】根据贵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的陈述，华润(宁德)公司设立之初，系贵达公司看中华润公司的资源，贵达公司主动与华润公司协商设立华润(宁德)公司，华润公司提出要求需设立《出资协议》第7条第4项的条款，即“新公司成立后三年不得出现经营亏损，如出现亏损，贵达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对新公司的亏损予以弥补，以保证年度审计节点及财务报告不出现亏损”，贵达公司同意华润公司提出的该项要求，而后华润公司与贵达公司签订《出资协议》。因此，《出资协议》及《出资协议》中的第7条第4项条款的签订系双方自愿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贵达公司主张《出资协议》第7条第4项的条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不具有约束力。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十五条规定中的公司的债务是指公司对外的债务，并非公司的经营亏损；而《出资协议》系华润公司与贵达公司在华润(宁德)公司设立之前签订的，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故《出资协议》第7条第4项的约定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因此，贵达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华润公司与贵达公司签订的《出资协议》第7条第4项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向华润(宁德)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的《利润表》载明，2018年度公司的净亏损为2646285.40元，2019年度公司的净亏损为2816104.60元。现华润公司请求判令贵达公司履行双方签订的《出资协议》第7条第4项之约定，即贵达公司对华润(宁德)公司2018年度亏损金额2646285.40元、及2019年度的亏损金额2816104.60元，合计5462390元进行弥补，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付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福鼎市贵达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华润(宁德)医药有限公司2018年度的亏损2646285.4
摘要2：【案号】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闽0502执2604号之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624号
【裁判摘要】原告主张法律关系与法院认定不一致时，原告不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可以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本案中，因案涉系列《粮食产品购销合同》的结算不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瑞隆公司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案涉系列《粮食产品购销合同》存在真实的货物流转，不足以证明瑞隆公司、中恒信公司形成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据此认定双方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合同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案涉协议、合同无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综合证据情况认定，中恒信公司与瑞隆公司之间更可能是借贷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经一审法院多次释明，瑞隆公司仍坚持依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不变更诉讼请求，本案难以认定隐藏的法律行为的性质和效力。故原审判决驳回瑞隆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时告知瑞隆公司可就真实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终512号
【裁判摘要１】依据公司法解释三(2014年修正)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条系关于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时的责任承担问题的规定，即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订立的合同只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合同相对人应向发起人主张合同权利，而不能向合同关系以外的公司主张合同权利。但是，公司成立后如果确认了该合同或者公司已实际成为合同主体，即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而且合同相对人也起诉要求公司承担责任，这表明公司愿意成为合同主体且合同相对人也愿意接受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反之则不应当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
【裁判摘要２】无正当理由未出庭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畅鱼公司未提交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等有效证据足以证明其发起人扶××与胡××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委托关系，也无证据表明涉案协议系畅鱼公司的投资经营行为，因此发起人扶××与胡××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协议无法约束畅鱼公司发起人扶××，相应的合同权利亦无法由畅鱼公司承继。另外关于畅鱼公司提交的署名为“胡××”的情况说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即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畅鱼公司提交的署名为“胡××”的情况说明，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无法达到畅鱼公司的证明目的。即使情况说明符合证据要件，该份胡××单方出具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案外人胡××签订涉案协议系畅鱼公司发起人扶瑞英的委托行为。因此，畅鱼公司不是××涉案协议、××涉案协议的签订主体，其无权就该协议提起本案诉讼。
摘要2：【解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第３条规定，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情况包括两种：（１）发起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公司追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２）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
【注解】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发起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由成立后公司承担责任，不再要求公司追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34号
【裁判摘要】公证机构违反法律法规有关管辖规定异地取证而作出公证书不因程序瑕疵而否定其证明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办理公证，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证机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跨执业区域受理公证业务的，由所在地或者设区的市司法行政机关予以制止，并责令改正。”上述法律规章对跨区域执业作出的公证书的效力问题并未规定无效,并不因此导致失去证明效力。故公证机构违反公证法律法规有关管辖规定异地公证取证的不能仅以该程序瑕疵否定公证文书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效力。人民法院应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对该证据及其与其他证据是否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进行判断。本案中，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就该过程出具(2019)陕证民字第010869号公证书，记载了购买被控侵权产品的全过程，公证购买过程合法，能够证明侵害著作权行为的真实性。虽然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跨区域执业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不足以否定整个证据保全过程中记载事项的真实性。茹×在原审中并未对公证书记载事项的真实性表示质疑，且并未提供证据推翻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原审法院对陕西省西安市汉唐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当。茹×关于涉案公证书程序违法不应采信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670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仅对部分工程量有争议，但争议范围不能根据在案证据确定，可以依据当事人申请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涉案工程的全部工程造价进行鉴定。
摘要2：【解读】二审法院认为：虽然双方2016年1月20日的会议纪要确认无争议部分结算总价4.78亿元，但是对于结算有争议的部分并未在会议纪要中予以明确，一审中亚星公司也未举证证明，无法确定结算有争议的具体范围。二审中，双方对于存在争议的问题仍然无法达成一致，且即使按照国基公司提交的鉴定资料中显示的17个争议问题，仍然无法从现有鉴定意见中予以区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对部分事实有争议的，仅对有争议的事实进行鉴定，但争议事实范围不能确定，或者双方当事人请求对全部事实鉴定的除外。本案中，因结算有争议的具体范围不明确，且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一审对案涉工程进行整体造价鉴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鉴定意见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应当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915号
【裁判摘要】未载明欠款内容的欠条尽管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应驳回诉讼请求——“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证据规则。本案中，美行公司以银丰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美行公司对银丰公司享有借款人民币152.86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并提供了银丰公司出具的内容为“兹欠到汕尾市美行实业公司（陆丰工商行账号04×××65）人民币152.865万元”欠款条。虽然银丰公司认可这一欠款条的真实性，但没有承认与美行公司之间存在着借贷法律关系，并主张该欠款条系因其他法律关系而产生。因此，美行公司仍应承担进一步证明诉讼请求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关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在美行公司并未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情况下，原审驳回美行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粤高法民二破终字第4号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该案案由系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该案的争议焦点是银丰公司的借款事实是否存在。美行公司以欠款条与进帐单为依据，主张银丰公司向美行公司借款人民币312.495万元，尚欠借款人民币152.865万元未还，但未能提供有关支付借款的凭证。美行公司称借款给银丰公司是现金借款，不符合《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开户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除按本条例规定的范围可以使用现金外，应当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帐结算”的规定。美行公司又称银丰公司付还159.63万元后，尚欠152.865万元由银丰公司出具欠款条，也不符合常理，欠款条并不能直接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而银丰公司虽对欠款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借款事实予以否认，并称欠款条其实是土地使用权转让款的结欠单。因此，美行公司主张借款事实的存在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美行公司要求确认美行公司对银丰公司享有借款人民币152.865万元及利息的债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银丰公司于1994年1月20日向美行公司账户转入159.63万元、出具《欠款条》，确认银丰公司欠美行公司1528650元，上列证据不足以证明美行公司以现金方式向银丰公司出借了312.495万元。对于银丰公司划付的159.63万元，银丰公司与美行公司虽各作不同解释，但对于涉案《欠款条》的真实性，双方则均无异议。鉴此，可认定1994年1月20日银丰公司确认欠美行公司1528650元。但是，银丰公司已于1994年1月25日、1月27日、1月29日、3月11日，分四笔向美行公司账户共转入200万元。银丰公司主张该款即是支付给美行公司，用以偿还《欠款条》所载款项及相关办证费用。美行公司虽主张该200万元款项系银丰公司用于偿还另外所欠美行公司的借款，但并未提交所谓另外出借200万元给银丰公司的相关证据。由于银丰公司划付给美行公司的款项200万元已超过涉案《欠款条》所载欠款1528650元，美行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对银丰公司享有1528650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7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盖章后扫描形成电子扫描件不属于原件和电子签章，对扫描件中盖章是否真实无法鉴定——本案中，瑞斯特公司提交了其通过电子邮箱接收的与中燃上海公司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其中加盖有中燃上海公司的公章，用以证明其与中燃上海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本院认为，电子签章是电子签名的一种表型形式，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将电子签名操作转化为与纸质文件盖章操作相同的可视效果，同时利用电子签名技术保障电子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签名人的不可否认性。本案中，崔××通过××@szeland.com邮箱向××@126.com邮箱发送的《煤炭供需合同》和指示交货《声明》，均为纸质文件加盖中燃上海公司公章后扫描形成的电子文档，中燃上海公司的签章不属于上述所称电子签章。瑞斯特公司通过公证方式保存的电子数据证据，仅为证据保全的一种形式，不足以反映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审理过程中，瑞斯特公司未能提供《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的纸质原件，用以对中燃上海公司所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判断比较或鉴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合同中燃上海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中燃上海公司对上述文件中的签章亦不予认可，故涉案《煤炭供需合同》和《声明》不足以体现中燃上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摘要2：【裁判摘要２】第三人提供经理名片但未提供盖章授权委托书不足以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瑞斯特公司主张崔××以中燃上海公司名义签订煤炭买卖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中燃公司或中燃上海公司并不认可崔××系其工作人员，亦未对其行为予以追认，故崔××无权代表中燃上海公司与瑞斯特公司签订涉案买卖合同。虽然崔××向瑞斯特公司提供了载有其身份是中燃上海公司海外事业部总经理的名片，但未提供加盖公司公章或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且瑞斯特公司主张与中燃上海公司签订煤炭供需合同之前都是在中燃上海公司办公场所与崔××进行业务洽谈，但瑞斯特公司对此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案中并无证据足以证明崔××具有代表中燃上海公司签署案涉合同和声明的权利表象。．．．．．．而瑞斯特公司既没有要求崔××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向中燃上海公司核实其身份，也没有慎重确认收到的电子邮件扫描合同公章的真实性，故不能认定瑞斯特公司在行为时系善意无过失。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７７条第２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３６条第２款之规定，鉴定意见（鉴定书）应当由鉴定人签章，鉴定意见书没有鉴定人员签字影响鉴定意见的可采性；（２）但是，如果鉴定意见稿上鉴定人已经签章并出庭作证，且当事人对鉴定人身份没有提出异议，正式定稿的鉴定意见书上虽然没有鉴定人签章，属于形式上存在瑕疵，并不影响鉴定意见的可采性。
摘要2：【注解１】（１）司法鉴定意见缺少鉴定人签字，当事人又无提出补正请求的，法院可以重新委托鉴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281号；（２）司法鉴定意见只有一名鉴定人签名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要求，裁定发回重审。——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01民终3798号；（３）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人签字系伪造，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参考案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黑01民再67号之一
【注解２】评估报告上缺少鉴定或者评估人员签字并不足以否定其证明力（单方委托的评估报告没有法律规定缺少评估人员签字将导致评估结果无效的法律后果）。——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4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监97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股东在行使知情权过程中，查阅公司会计账薄是否包含摘抄。第一，摘抄是股东行使知情权、查阅会计账簿的辅助手段。股东知情权是公司股东了解公司信息、知晓公司事务的权利，是股东的法定权利、固有权利。查阅会计账簿是股东知情权实现的方式。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公司会计账簿一般包括大量、专业的数据信息，在股东不能充分理解专业数据信息的情况下，不能认为仅股东自行查阅会计账簿就实现了知情权。对此，《公司法解释（四）》第十条规定，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该规定明确了股东行使知情权可以由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进行辅助，其目的就是帮助股东了解公司信息。同理，进行摘抄也是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了解公司信息的方法。不管是聘请专业人员，还是进行摘抄，都是辅助股东实现其知情权的手段。第二，一般情况下，摘抄不等同于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摘录有关单位制作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文件、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并加盖制作单位或保管单位的印章。参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证据的有关规定精神，摘录和复制具有不同的法律含义。从词意上理解，“摘抄”与“摘录”意思相近，均可理解为“选取一部分内容抄录下来”，“复制”可理解为“依照原件制作成同样的”。可见，摘录、摘抄与复制的含义不同，不能产生“制作成同样的”效果，不能认为摘抄本质上属于复制。股东对会计账簿进行摘抄，不违反公司法规定，倍爱康公司关于“摘抄”本质上属于“复制”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摘要2：（续），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会计师、律师等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股东负有保守公司秘密的义务，以及公司因此利益受损时的救济途径。如倍爱康公司认为东峰公司在行使股东知情权过程中泄露了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可依法进行救济。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最高法民终1302号
【裁判摘要】涉案建设工程涉及住宅及商业两种使用性质，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对于购房者人身和财产权益影响重大，且裕生公司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的前提是涉案建设工程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因此，涉案建设工程质量如何是本案必须查明的事实。一审进行质量鉴定的过程中，裕生公司多次拒绝法院工作人员及鉴定人员进入现场勘查，一审法院据此直接认定涉案建设工程质量合格虽有不妥，但主要是因为裕生公司的不配合行为导致质量鉴定无法继续进行。二审庭审中，本院已向裕生公司及龙元公司释明其有配合法院进行鉴定的义务，且裕生公司向本院出具了书面承诺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审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未申请鉴定，虽申请鉴定但未支付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二审诉讼中申请鉴定，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处理(2021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旧法中的第一百七十条对应新法中的第一百七十七条)。为进一步查清事实、保障合法权益，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应发回一审法院重审，进行工程质量鉴定及工程造价鉴定，同时还应对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质量维修费用等基本事实予以查明，并对工程款数额、违约责任予以认定。发回重审后，若任何一方当事人仍不配合查明事实，可根据具体情况，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认定相关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民辖终446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尹某的经常居住地在广东省广州市，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辖终113号民事裁定予以确认。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同时还规定：“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但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尹某在四川技术秘密侵权案的上诉答辩状里自认其经常居住地是在广东省广州市，对此，作为相对方的金象公司、烨晶公司也表示认可，遂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因此，综合尹某和金象公司、烨晶公司提交的证据，尹某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生效裁定的认定及其本人的自认，故原审法院认定尹某的经常居住地在广东省广州市有事实依据。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民申986号
【裁判摘要】申请人林氏兄弟公司与被申请人聂××签订的《合作设立茶叶经营项目的协议》系自愿签订的，不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属有效合同。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应当根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聘任聂××为茶叶经营项目经理，“聘任”一词一般表明当事人有雇佣劳动者为其提供劳动之意；协议第三条约定了聂××的取酬方式，无论在双方设定的目标公司成立之前还是之后，聂××均可获得“基本工资”、“业绩”等报酬，与合作经营中的收益分配明显不符。“合作经营”合同的典型特征是共同出资，共担风险，本案合同中即未约定聂××出资比例，也未约定共担风险，与合作经营合同不符。从本案相关证据上看，聂××接受林氏兄弟公司的管理，按月汇报员工的考勤、款项分配、开支、销售、工作计划、备用金的申请等情况，且所发工资与出勤天数密切相关。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符合劳动合同中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双重特征。故原判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还可视为书面劳动合同，虽缺少一些必备条款，但并不影响已约定的条款及效力，仍可起到固定双方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作用，二审法院据此依法改判是正确的。林氏兄弟公司于2017年5月6日向聂××出具了《终止合作协议通知》，告知聂××终止双方的合作，具有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林氏兄弟公司未能提供解除劳动关系原因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909号
【裁判摘要】主张合伙关系一方提供投资协议、投资明细、投资汇款等证据予以证明，对方未能提供借据或者利息约定等证据证明双方为借贷关系，应认定成立合伙关系——关于葛×、华东公司与孙××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问题。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孙××就存在合伙关系提供了以下证据：共同出资入股协议、13.2万元投资汇款、葛×出具的《投资明细》、100万元欠据等，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而葛×、荀××认为合伙关系不成立或已经解除，却未能提供相应书面证据，其辩称13.2万元款项系借款也并无借据或利息约定等证据佐证，故应当认定孙××与葛×、华东公司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在共同出资入股协议中仅约定了合伙事项，并未约定是否进入公司持股等事项，本案并非公司股东纠纷，原审也未认定孙××为公司股东，原审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2：孙某某与葛某、荀某某、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华东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案
【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黑民终字第37号
【摘要】有其他证据作证的复印件应予认定——孙××举示的投资明细，虽加盖华东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葛×的名章，但为复印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葛×、荀××主张孙××没有证据证明该复印件有原件或与原件一致。经审查，该明细中列明的第1项购买土地金205，000.00元，有2004年华东公司购买该地块时与双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华东公司支付205，000.00元土地出让金结算票据作为佐证；明细中列明的第5项打机井、第6项安装变压器、第7项地上架线内容与2011年3月23日华东公司与祺祥公司签订的三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上载明的土地使用权包括地上架线、机井、变压器等内容一致，故该明细的复印件有其他证据佐证。原审判决通过上述证据的相互印证对承旭综合批发市场投资明细予以采信并无不当，葛×、荀××的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辽12民终1447号
【裁判摘要】本案代××一审提交的“韩××与富×通话录音”中，富×明确承认向代××借款的事实，且在一审的庭审笔录中，经一审法官询问后明确承认从代××处取得借款，并承认代××向其要求还款的事实。关于上诉人富×所述没有凭证能够证明其与代××存在借贷关系一节，本案中的通话录音，与上诉人富×一审中的自认，已经能够充分证明借款事实存在，且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支。关于上诉人所述该款项应认定为赠与一节，赠与是将自己财产无偿赠与他人的行为，上诉人未就其主张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所述本案系单一证据定案一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本案中不存在以上情形，证据形式合法且能够相互印证认定案件事实，故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789号
【裁判摘要】平安银行东莞分行只申请改判原判决认定事实，但维持原判决结果，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申请再审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该条中所称的判决有错误，系指判决结果，即判项有错误。当事人仅认为生效裁判认定事实错误，而要求维持判决结果的，不符合该条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该条同时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即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如果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可在他案中进行举证予以推翻，不会对当事人权益产生不可改变的影响。原判决没有对申请人的权益产生确定、必然的损害。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