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４条之规定，除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外，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１）应当先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金钱债务＝主债务＋一般利息）；（２）再清偿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摘要2：解析：（１）金钱债务＝主债务＋一般利息；（２）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主债务和一般利息，应当根据《民法典》第５６１条规定先清偿利息后清偿主债务。
【注释】当事人无约定的执行清偿顺序为：（1）一般债务利息→（2）债务本金→（3）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加倍利息）。
【注解】（１）迟延履行履行只是一项执行措施，迟延履行履行应当后于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受偿；（２）但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的除外。
摘要1：解读：
（１）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５１０条规定，第一顺位为执行费用（评估费、拍卖费等执行程序中产生的各项费用）；第二顺位为清偿优先债权；第三顺位为按比例清偿普通债权。
（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４条规定，虽然迟延履行金和迟延履行利息算入全部申请参与分配债权额，但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额时应当优先清偿执行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有剩余时再按比例清偿各债权的迟延履行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注释１】分配方案清偿顺序——（１）执行依据确定的债权本金数额→（２）迟延履行履行或迟延履行金。
【注释２】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截止日期存在争议——（１）以被执行人财产拍卖、变卖成交之日或者法院通知债权人申报的日期作为截止日；（２）以执行款到账日期作为计息截止日。
摘要2：【注解１】（１）2014年8月1日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第２条规定，采取法律文书确定金钱债务与迟延履行利息“并还原则”；（２）2014年8月1日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４条规定，采取法律文书确定金钱债务与迟延履行利息“先债后（迟延履行）息”清偿原则。
【注解２】参与分配方案具体清偿顺位：
（１）执行费、共益债务等——①首封案件保全非、申请执行费、评估费等应由被执行人承担的必要费用以及相关债权人为处置待分配财产垫付的必要费用；②国有划拨土地依法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③财产处置过程中办理物权变更登记时应由被执行人负担的税费，但已明确由买受人负担的除外；④其他依法应当扣除的必要费用。
（２）法定优先、政策优先的债权——①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伤残补助、抚恤费用；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③和职工补偿金、农民工工资等劳动债权（劳动债权的优先受偿顺位一般参照《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债权清偿顺位的相关规定，目前司法时间的普遍做法是将劳动债权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等优先债权列入同一清偿顺位）。
（３）优先受偿权债权。
（４）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中退赔被害人的损失；
（５）一般民事债权；
（６）罚款、罚金；
（７）没收财产。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5648号
【裁判摘要】被执行人父母未欠债时出资为子女购房登记在子女名下，该子女基于父母代为出资购买房屋而取得房屋所有权，申请执行人主张被执行人子女购房时不具相应能力支付数额巨大的购房款的理由不足以否定子女为房屋所有权主体的判定，不能认定房屋为父母与子女共有财产，子女作为产权人能够排除强制执行——首先，案涉房产登记在刘某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不动产登记薄是确定权利主体的根据，仅在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登记薄记载错误的情况下可以推翻登记薄记载事项。由此，根据案涉房产登记在刘某名下的事实，可以推定刘某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主体。其次，诉讼过程中，尽管樊某举证证明刘某购房时不具相应能力支付数额巨大的购房款，案涉房屋的款项系刘某某、贺某某支付，但基于刘某某与刘某为父女关系，且案涉房屋登记在刘某名下，故刘某基于其父刘某某代为出资购买案涉房屋而取得房屋所有权。樊某主张刘某购房时不具相应能力支付数额巨大的购房款的理由，不足以否定刘某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主体的判定。第三，根据法院已查明的相关事实，2015年4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中法民一初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判令刘某某承担偿还华富小贷公司欠款本金及利息的民事法律责任。从案涉房屋的购买时间来看，刘某购买案涉房屋的时间为2007年5月27日，距离生效判决判令刘某某偿还华富小贷公司欠款本金及利息的时间将近8年，也即刘某某代为刘某支付案涉房屋购房款项时华富小贷公司与刘某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并未发生，并无证据证明刘某某通过为子女购房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94号
【裁判摘要】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实施的不良债权转让及委托行为无效——本案腾荣公司与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和《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名为债权转让和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实为双方订立的本金为5400万元的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腾荣公司与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关于债权转让及资产委托管理的意思表示是虚假的，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收取的10620439.51元的债权转让款应认定为其就案涉5400万元借款在双方于2013年10月2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之外另行收取的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根据该条法律规定，本案中腾荣公司与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实施的债权转让及资产委托管理行为应为无效；双方以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隐藏的支付10620439.51元借款利息的行为，实际系双方订立本金为5400万元的借款合同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组成部分，对该行为的效力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鉴于本案中腾荣公司并未就双方订立的本金为5400万元的借款合同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故本院对该借款合同的效力不作审查和认定。二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协议》和《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合法有效虽有不当，但判决驳回腾荣公司关于解除《债权转让协议》及江西银行南昌高新支行返还债权转让款和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920号
【裁判要旨】公司股东会决议未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要求的最低比例的，即使股东会决议作出８年之后，股东股东可以诉请确认决议不成立，且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根据上述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债权请求权是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本案中，华某公司系针对《章程修正案》、《董事会决议》成立与否的事实提起的诉讼，并未要求人民法院对其民事权利进行保护，只是要求人民法院对《章程修正案》、《董事会决议》是否成立的状态进行确认，故原判认定华某公司的诉请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17号
【裁判摘要】兴业银行佛山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南方石化向兴业银行佛山分行支付融资本金人民币494825745.96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5月27日起按日万分之二的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承担信用证手续费853034.52元，并支付律师费289万元；．．．．．．原审判决对于南方石化应当支付的利息的表述是否准确．．．．．．因此，原审判决第一项判令债务人支付利息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并在判项后载明“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判决内容已经包含了债务人应当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鉴于该种表述在形式上可能引起当事人的误解，且与人民法院判决的通常表述有所差别，故为更加便于当事人准确理解判项内容，本院将原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利息支付“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表述修改为“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借款人自愿支付利息的行为是基于借款合同的成立和有效履行，并非“没有法律根据”，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２）无息民间借贷的借款人自愿支付可视为改订借款合同，为其增加利息支付的相关内容为新要约、出借人无异议并接受则为对要约进行承诺的意思表示，双方由此完成借款合同的改订，而新合同也因借款人完成利息（和本金）的支付而履行完毕，借款人不能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利息。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３２.民间解读合同中没有约定利息，借款人自愿支付，但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利息，人民法院是否支持
摘要2：
摘要1：【摘要】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申请对签名进行鉴定，但未按照鉴定机构的要求提供立据时间前后的笔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王某应提供立借条前后的笔迹，无正当理由而未提供，结合担保人刘某的陈述，应认定借条上的签名为王某本人所签，王某应为共同借款人。因此判决李某、王某共同偿还张某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刘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1079号
【裁判摘要】出借资金和证券账户的行为不属于证券监管部门监管的融资融券业务，不构成场外配资合同——合作合同是约定各方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合同，本案中并无刘某某一方与黄某某秀共同进行股票买卖，以及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约定，而是约定黄某某一方进行股票买卖，并承担风险，享有支付刘某某一方本金及固定利益之后的全部收益，而刘某某不承担本金损失，只收取固定回报，因此案涉合同不符合合作合同的特征，本院对黄某某关于案涉《投资合同》为具有借款性质的投资合作合同的再审主张，不予支持。黄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还提出案涉合同为具有借贷性质的场外配资合同。本院认为，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案涉《投资合同》系黄某某与刘某某之间出借资金和证券账户的行为，不属于证券监管部门监管的融资融券业务，黄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案涉《投资合同》应为场外股票融资合同，不符合审判实践中对场外配资合同的认定，且该意见并未在原审中提出，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23号
【裁判摘要】国通信托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具体数额，其在二审庭审中称其损失为差额补足款3.2亿余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属于其诉讼请求，并非实际损失数额。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因王某未履行差额补足义务致使国通信托公司产生实际损失的数额。通常情况下，国通信托公司的损失应为资金占用损失。王某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国通信托公司既主张王某对国通信托公司投资于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资金本金、信托期限内8%的预期收益、信托计划终止至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之日10%的预期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又主张王某从2019年2月12日起以应付未付补足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其所主张的金额与资金占用损失相比过高。案涉合同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结合本案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的规定，本院对王悦关于调减违约金的请求予以支持。国通信托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向王某发出要求其付款的《通知函》，根据《差额补足协议》约定，王某应于国通信托公司发出付款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差额补足款，据此，王某应于2019年4月4日前向国通信托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全部差额补足款。根据《差额补足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关于补足款计算公式的约定，王某应支付的差额补足款为320380523.39元。故本院将违约金改为以320380523.39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4月5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26号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债权受让是否属于政策性不良债权而在核准日之后停止计息。《海南纪要》第九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海南纪要》第十二条关于该纪要的适用范围有明确的规定，纪要涉及的司法政策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系针对特定时间阶段发生的、针对特定主体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作出的特殊规定。结合本案事实，本案所涉债权发生时间为2014年，2015年3月工行漳州分行将债权转让至华融公司，华融公司于2015年5月又将债权转让至明策伟华公司，其具体形式与发生时间均不属于《海南纪要》中规定的政策性不良债权，无法适用《海南纪要》的规定，因此明策伟华公司受让债权后有权要求厨师股份公司按照原合同内容之规定给付借款利息及逾期付款利息。依据《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华融公司向明策伟华公司转让的债权为厨师股份公司所欠的不良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工行漳州分行与厨师股份公司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中明确合同期内年利率为6.3%，合同有效期内利率不变，对于逾期罚息利率在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因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6日裁定受理明策伟华公司对厨师股份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本案利息计算截止时间应为2020年7月16日。若厨师股份公司最终未破产，明策伟华公司对之后的利息可依法另行主张。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260号
【裁判摘要】债权形成于增资之前，不能追加新股东为被执行人——2014年3月6日，森茂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朱某某等为公司股东，将公司注册资本从40476190元增至122917838元，但森茂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增资各股东认缴的资本金并未实际缴纳。本案黄某某、冯某对森茂公司的债权形成于森茂公司上述增资注册之前。二审法院考虑黄某某、冯谋作为债权人对森茂公司责任能力的判断应以案涉债权形成时该公司的注册资金以及当时的股东出资情况为依据，判令不得追加朱某某为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初字第0008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闽09执复26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13条的规定，对被执行人的未到期债权，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待债权到期后参照到期债权予以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对他人的到期债权，可以做出冻结债权的裁定，并通知该他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对到期债权的执行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到第69条有关“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规定。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对被执行人王志妙与复议申请人鑫泰公司基于工程承包合同而产生的未期债权的执行，应适用上述相关法律规定参照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6条所规定负有“支取收入”义务的协助执行人，具有特定含义，系指负有向被执行人给付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等义务的用人单位。综上，执行法院参照“支取收入”的执行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7）闽0982执153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及（2017）闽0982执1535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第三人鑫泰公司协助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王某某在鑫泰公司处的收入，以本金3189170元为限，实际是将“合同之债”当作“收入”予以执行，属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928号
【裁判摘要】储蓄合同案件中银行不能以自身无过错而免责——在储蓄合同关系中，银行在对外付款时，要核实取款人的身份，尤其是在取款人并非存款人本人时，要核实有无合法有效的授权。本案中，沈阳农商行于洪支行未尽核实义务，在谢某没有取得合法有效授权的情况下向案外人付款，该付款行为不能导致案涉储蓄合同关系的消灭，科力经销部依据储蓄合同请求沈阳农商行于洪支行承担付款责任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故原审判令沈阳农商行对沈阳农商行于洪支行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要旨】
（１）储户与银行签订存款合同并将货币存入银行后，双方据此成立存款合同关系，银行未依约向储户或者储户授权的主体支付款项，不能构成存款合同项下的有效清偿，储户可以基于存款合同请求银行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
（２）因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原则上实行严格责任，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认为存款合同实行严格责任，银行不能仅通过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而免责，而只能通过举证证明持卡人具有过错，才能减轻或免除自身的责任；
（３）储户预先收取较高利息，并不意味着储户在存款合同项下存在过错，该部分预先收取的利息应当在存款本金中予以扣减。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53号
【裁判摘要1】（《抵押合同》第二条“担保的主债权及担保范围”均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本金人民币1亿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第十一条“其他约定事项”下第11.1项分别约定被担保债权数额。十份《不动产登记证明》“其他”栏记载的担保债权数额与前述11.1项中约定被担保债权数额一致）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八条规定，《物权法》第十六条关于“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的规定是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体现，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的不动产担保物权登记，不同地区的系统设置及登记规则并不一致，故应充分注意制度设计上的差别。……因此，本案以《抵押合同》第二条约定认定抵押权的担保范围是符合实际的妥当选择,也更贴近双方签订案涉《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时的真实意图。
【裁判摘要2】债权人就抵押财产行使优先受偿权不以债务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清偿能力为前提——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只要出现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可以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并不以债务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清偿能力为前提。原审判决天保小贷公司仅能在美瑞金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对其不能清偿的部分就案涉抵押不动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各不动产被担保债权数额范围内优先受偿，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0112民初2656号
【裁判摘要】伪造股东签名增资行为损害股东权益应属无效——被告走马岭建工公司自2001年9月3日至2015年2月3日期间，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了变更登记，并将公司营业期限自2015年1月14日延至2035年1月14日。审理中，原告朱某某及第三人张某某陈述，历次工商变更登记股东会决议并非本人所签，也未授权他人代签，被告走马岭建工公司虽辩称股东会决议均系授权委托人代签，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而根据走马岭建工公司的章程，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由此可以认定历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均未通过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走马岭建工公司由宗某某、朱某某等四股东设立，公司设立时朱某某持有22.22%股权，在朱某某没有对其股权依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作出处分的前提下，除非走马岭建工公司进行了合法增资，否则朱某某的股权比例不应降低。但走马岭建工公司历次增资的股东会均不能证实朱某某知晓，其作出的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在走马岭建工公司、宗某某不能举证证明朱某某知晓并在股东会上签名同意公司增资的情况下，对走马岭建工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内部而言，该增资行为损害了原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对朱某某没有法律约束力，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注册资本金额来降低朱某某的持股比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0号
【裁判要旨】银行因虚假承诺“续贷”骗取过桥方资金需要依法赔偿过桥方本金及利息损失。
【裁判摘要１】合同之外第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该第三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参考上述规定，按照“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法律行为事实上已经无法撤销的情况下，对于行为人受欺诈实施法律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当然有权向欺诈者请求赔偿。本院（2001）民监他字第9号复函的内容，体现了上述解释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在本案中可资适用。
【裁判摘要２】据此，判断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应当从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欺诈的故意、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四个方面予以考量，具体包括：1.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存在告知虚假情况和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2.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是否有欺诈的故意；3.林某某是否合理依赖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的不当表述而作出意思表示；4.林某某是否因作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而遭受金钱损失。……本案中，由于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和林××的欺诈行为导致林某某出借的款项不能得到偿还，林某某所遭受的损失除实际出借款项本金外，也必然包括相应的利息损失。……综上，原审将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的赔偿范围限于林××的刑事退赔责任，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林某某要求民生银行福州分行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诉请，应当得到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未获刑事退赔能否提起民事诉讼？——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8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93号刑事判决，判决林××犯诈骗罪、退赔被害人林某某经济损失人民币9192394.01元。林某某在该刑事案件的一审判决作出后，因未获退赔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以民生银行福州分行配合林××隐瞒事实诱骗林某某提供借款为由要求民生银行福州分行返还扣划的款项并赔偿利息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本院认为，《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所禁止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向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未禁止刑事诉讼结束后被害人可以另行针对其他应负责任的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以寻求救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不能弥补损失的，以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损失赔偿，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因此，林某某作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另行对民生银行福州分行提起民事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予以受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解读：（１）合同之外第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该第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２）银行因虚假承诺“续贷”骗取过桥方资金，需要依法赔偿过桥方本金及利息损失。
【问题１】银行虚假承诺“续贷”骗取过桥方资金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解答１】银行因虚假承诺“续贷”骗取过桥方资金需依法赔偿过桥方本金及利息损失。
【问题２】第三人实施欺诈、胁迫行为，受欺诈、胁迫方能否请求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解答２】（１）根据《民法典》第１４９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受欺诈方请求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２）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０条规定，第三人实施胁迫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胁迫行为为要件。
【问题３】当事人能否请求实施欺诈、胁迫行为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解答３】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５条规定——（１）第三人实施欺诈、胁迫行为，使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到损失的当事人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亦有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确定相应的责任。（２）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对当事人与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摘要2：
摘要1：解读：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不能弥补损失，以刑事案件被告人之外的责任主体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损失，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注释】刑事追赃和责令程序仅解决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财产返还和赔偿问题，不影响受害人通过民事损失程序向被告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主张民权权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360号
【注解１】刑事未追缴到位部分不能再以刑事被告人为民事诉讼被告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受害人可以向被告人之外其他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76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2547号
摘要2：【注解２】刑事追缴违法所得或责令退赔所得款应当抵扣民事赔偿金额中的本金部分还是利息等损失部分？——存在两种观点争议｜（１）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认定经过追缴或责令退赔所消灭的债务均为本金；（２）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民事法律、司法解释或合同约定确定清偿顺序（《刑事涉财产执行规定》第１０条第４款并未没有将被害人从刑事案件执行中获得赔偿金作为民事案件执行本金对待）。
【注解３】应通过刑事案件继续追缴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已经作出民事判决应予撤销。——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00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5民终1007号
摘要2：【案号】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港民初字第1279号
【摘要】抵押权人可以作为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确认之诉——（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海峡银行东大支行．．．．．．请求判令：确认第三人对被告所有的位于泉港区川沙路北侧、华大房地产西侧的在建工程及相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xxx，他项权证号：xxx）享有的抵押权优先于原告所主张的建设工程价款1265.444万元及逾期违约金374.3459万元（违约金暂计至2015年5月10日）受偿，即前述在建工程及相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用于清偿被告拖欠第三人委托贷款本金9500万元及编号xxx、008053000020130009、008053000020140002《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利息［利息（包含借款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5年6月12日为1517356.92元，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沪01执异289号
【裁判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人违法减资，申请执行人可否在执行程序中，以被执行人的股东抽逃出资为由，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之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执行人原上海华能联合贸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本案的第三人向农业银行借款后，于1997年10月将注册资本金减为人民币2000万元，违反法定程序未通知债权人，导致申请执行人长城公司受让了农业银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无法清偿，与股东抽逃出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申请执行人以抽逃出资为由，申请追加被执行人的股东为被执行人，依法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广安公司关于诉讼时效抗辩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执行人增资时股东的虚假出资责任与违法减资股东的抽逃出资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责任，债权人农业银行对债务人原上海华能联合贸易开发有限责任公司3000万注册资本金有信赖利益。否则，也会导致本院（1999）沪一中经执字第302号追加裁定无效。申能公司主张已履行了出资未足额到位的责任，不应重复承担抽逃出资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广安公司、久事公司、申能公司、陆家嘴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股东或受让股东，对被执行人广能公司违法减资均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申请执行人长城公司在执行程序中请求追加被执行人广能公司的股东广安公司、久事公司、申能公司、陆家嘴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在违法减资、抽逃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申请，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浙杭商终字第959号
【裁判摘要】合同中仅约定“不含税单价”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开具发票义务人买方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增值税具有可转嫁的性质，纳税人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之中，从而转嫁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卡卡公司系货物销售方即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其在向鸿鑫公司销售钢材时可以将其所承担的增值税纳入产品的价格中、从而将增值税转嫁给购买方的鸿鑫公司。然而本案中，卡卡公司在签约时确认合同约定的价格为“钢材单价按‘我的钢铁网’杭州市场价格（此价格为不含税单价）”，并未主动将增值税纳入价格中，亦未就税款负担问题与鸿鑫公司作出明确约定，在此后的每月货款结算及最终货款总确认过程中，卡卡公司亦从未向鸿鑫公司作出转嫁其应承担的增值税的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销售货物应按规定开具发票，并计算缴纳税款。卡卡公司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在交易发生之时就知晓必须履行交纳税款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而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其索要发票。根据卡卡公司的前述行为可以确认，卡卡公司已经放弃了向鸿鑫公司转嫁增值税的权利。本院还注意到，在（2012）浙杭商终字第1110号案件审理中，卡卡公司并不否认“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是含税价，但认为双方约定以此作为不开票的结算价。也就是说，在“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含税价的情况下，卡卡公司与鸿鑫公司之间却特别约定为不含税价、是“不开票”的结算价。显然，从上述约定内容看，合同价格对鸿鑫公司并无优惠。卡卡公司对此解释，“我的钢铁网”公布的钢材单价系一级代理商送货到码头的价格，因卡卡公司不是一级代理商，还需另行承担运费、装车费、卸车费以及赚取利润等，因此双方达成的不含税价格并未违背正常的市场交易价格。本院认为，即便如此，卡卡公司完全可以明示的方式在合同中对价格进行调整或者直接将增值税额纳入价格中，以达到其期待的利益。而卡卡公司先是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并以不开票为条件，待本次交易完成后再向鸿鑫公司追索税款，显然有逃避税收之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即便合同中有“不含税单价”的约定，也不能因此而
摘要2：（续）免除相关义务。同样，无论鸿鑫公司是否向卡卡公司索要增值税发票，都不能当然免除卡卡公司交纳税款的义务。涉案合同签订于2010年12月，卡卡公司于2012年2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等，在该案审理期间鸿鑫公司履行了支付货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义务，此后，卡卡公司又于同年7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鸿鑫公司支付该笔交易的税金。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卡卡公司以不含税的价格成交，现交易已完成且鸿鑫公司也已履行付款义务，卡卡公司又因税款承担问题再次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卡卡公司的上述行为不但存在规避税收的嫌疑，还造成了交易的不稳定，况且，在合同中仅对“不含税单价”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并未对税款如何负担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卡卡公司作为开具发票的义务人，要求鸿鑫公司承担其应缴纳的税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
【裁判摘要１】刑事案件执行终结后受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对损失作出认定——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价值取向、保护法益、责任形式、证明标准、举证责任承担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因同一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刑事案件没有执行终结也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为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可在执行中对于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因此，刑事案件未执行终结并不意味着民事案件不能受理。由于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审理的法律关系和救济的法益不同，本案所涉刑事判决书认定远大公司实际损失的标准和依据与本案一二审法院认定的标准和依据存在不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本案一二审法院依据中轻公司基于《代理协议》而提出的诉请，认定远大公司的损失为远大公司开立信用证支付的金额扣减追回的赃款、中轻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后的数额，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一二审法院根据《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判决中轻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前所述，赵××在与远大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时具有代理中轻公司签订该协议的身份和权限，其以中轻公司的名义与中远公司签订《代理协议》构成表见代理。中远公司以《代理协议》有效，中远公司已完全履行《代理合同》项下的义务、中轻公司构成违约为由，诉求中轻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一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代理协议》有效、中轻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符合《经济纠纷案件涉及经济犯罪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共同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全部救济的，民事案件的共同责任人有权向罪犯追偿，赃款应退还给共同责任——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是否存在法律冲突。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由于救济的法益不同、责任形式不同，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对于刑事被害人或者民事权利人的救济方式并不相同。在刑事判决明确进行追赃，
摘要2：（续）民事判决判决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应对追赃与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进行协调。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追赃款应从民事责任人赔偿范围内进行扣减。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应结合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确定民事责任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和赃款的退还对象，避免民事权利人（刑事被害人）双重受偿。在民事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全部救济的情形下，因罪犯是民事责任的最终责任人，民事案件的责任人承担完民事责任后有权向罪犯追偿，因此，赃款应退还给民事责任人。本案中，中轻公司已全部履行本案项下全部给付义务，故案涉追赃款应给付中轻公司。一二审法院未明确该事项虽存在不当，但该不当不影响本案实体审理结果。
【裁判摘要４】违约金高于本金１.５倍是否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本案违约金给付标准是否过高以及违约金总数过高是否系法院的过错导致。中轻公司认为其承担的违约金高于本金1.5倍之多，不符合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认为，其承担的违约金总额高于本金是因为给付违约金的时间过长而非给付利息的标准过高。违约金制度的功能主要在于填补民事权利人的损失，兼具惩罚责任方的功能。本案中，中轻公司占用资金期间导致中远公司资金损失。该损失主要是资金的利息损失。在当事人双方均为企业法人的情形下，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具有合理性。依照《代理合同》的约定，违约金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折合成年利率为18.25%，并未超过依法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24%的标准。因此，一二审法院判决中轻公司给付违约金的标准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的过高情形，法院不应调减违约金。中轻公司支付巨额违约金的根本原因是该公司拒绝履行《代理协议》项下的给付义务，而非法院审理程序过长。各级法院审理本案均系依据合法程序进行。在案情复杂、法律适用存在争议的情形下，由于正常的认识偏差导致的法律适用错误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上级法院依法纠错正是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的程序价值所在。中轻公司认为系因法院审理期限过长导致违约金过高而主张国家赔偿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875号
【裁判摘要】出借银行计算机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的钱款及利息明细表能否作为认定欠款本息的证据？——关于深银信公司尚欠借款本息数额的问题。．．．．．．海口农商行提供计算机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的对公账户明细账页、还款明细表、拖欠贷款利息明细表等对深银信公司还款及欠款情况进行说明，截至2019年7月5日，深银信公司尚欠借款本金6916.140802万元、利息229.444084万元。深银信公司对上述金额不予认可，并提交其制作的统计表，但该统计表每期均是仅以正常应还本金为基数计算利息，其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因深银信公司对海口农商行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及计息金额，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或进行合理说明予以推翻，故原判决依据海口农商行所举证据确定深银信公司尚欠的借款本息数额，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346号
【裁判摘要】被告主张保证期间经过不能当然视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中，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在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仅主张案涉《债务代偿协议书》系保证担保协议，其作为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已过。基于一般理解，尽管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制度创设的目的均是为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但保证期间显然有别于诉讼时效，主要体现在：1.性质不同。保证期间是意定期间、除斥期间，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而诉讼时效是法定期间、可变期间，由法律规定，因法定事由可以中止、中断和延长。2.效力不同。保证期间经过导致保证责任本身的消灭，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导致义务人抗辩权产生、权利人胜诉权消灭，但实体债务仍然存在，成为自然债务。3.起算时间不同。保证期间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产生时起算；而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鉴于上述区别，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在本案一审中主张保证期间经过并不能当然视为诉讼时效抗辩。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基于对案涉法律关系的认识偏差，主张《债务代偿协议书》为保证合同，但黄××在起诉时明确主张案涉法律关系为债务加入，协议中亦明确约定债务加入的性质，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对此应当有相应的认识。实际上，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即便依据其对协议性质的理解，在主张保证期间经过的同时，亦不影响其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由此，二审判决在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亦未提交新证据证明黄××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况下，采纳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的诉讼时效抗辩，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有违前述司法解释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摘要】1.案涉《债务代偿协议书》的性质应为债务加入｜《债务代偿协议书》约定：“一、甲方(旭日航空公司等五方)同意，如广西旭日工程有限公司等各债务人未归还乙方(黄××)全部债务的，就未能偿还部分(含本金、利息、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律师费、诉讼费等)由甲方偿还。二、甲方的债务加入行为不免除原各债务人的还款责任。”由此，《债务代偿协议书》第二条对于旭日航空公司等五方的债务加入的性质已作出明确约定，各方已经就此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尽管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主张《债务代偿协议书》属于保证合同，但各方当事人明确约定《债务代偿协议书》系债务加入的情况下，一、二审判决结合对债务加入与保证担保法律特征较为详尽的分析，认定该协议的性质为债务加入，有相应的理据，并无不当。2.自终结本次执行裁定之日起算诉讼时效符合本案实际｜基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2017年4月22日，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因原债务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至此，原债务人“未能偿还部分”于2017年4月22日基本确定，旭日航空公司等五方自此需要依据《债务代偿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7年4月22日起算，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当。
【注解】对债务加入人的诉讼时效可从原债务人“未能偿还部分”的确定日起计算。
【解读】（１）一审法院认为，对债务加入人的诉讼时效应从原债务人“未能偿还部分”的基本确定日起算（本案为法院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之日起算）；（２）二审法院认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书仅表明截至该裁定作出时，债务人阶段性没有履行能力，并非终局性丧失履行能力，一旦发现债务人财产，仍须恢复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并不产生终结案件执行程序的法律效果，不能作为认定债务人最终不能偿还债务的依据。”2016年9月15日签订《债务代偿协议书》时，债务履行期限早已届满，旭日航空公司等五方加入债务即处于与债务人相同的履行债务的地位，故应从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2016年9月15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至2019年9月14日时效届满。黄××于2019年10月29日起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旭日航空公司、蓝天学院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其不应承担本案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9民再13号
【裁判摘要】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汤××、黄××与叶××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虽然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双方于2016年6月30日就债务进行结算时，叶××仍将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前的债务归为未清偿的债务，双方将之前所欠债务及利息结算后，由汤××、黄××向叶××出具一张欠款金额为2030900元的借条。可见在2016年6月30日时双方均认可之前的债务并未清偿，那么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若为买卖，则应当将之前的债务予以扣减。结合双方当事人约定案涉债务如在一年内清偿则案涉房屋过户给汤××女儿的事实，可以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实质上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是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非真正实现房屋买卖合同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移所有权只是伪装行为，其背后存在的隐藏行为是担保行为。对于伪装行为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转移所有权，因缺乏真实意思表示，而归于无效。综上,叶××、李××在汤××、黄××没有履行偿还借款义务之后,不是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自己权利以及通过执行程序申请拍卖案涉屋以实现自己的债权,而是直接将案涉房屋卖给李××并转移所有权,违背了公平原则,应为无效。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目的是为涉案民间借贷提供担保,即双方当事人形成民间借贷担保法律关系，不发生房屋买卖法律效力。截止2017年4月11日，汤××、黄××结欠叶××及其亲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30.38万元；叶××、李××于2017年4月将涉案房产作价300万元出售给李××。因此，汤××、黄××主张返还房屋销售款69.62万元（300万元-230.38万元=69.62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自2017年4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897号
【裁判摘要1】关于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问题|2017年3月2日呼市资源局与金盛公司签订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虽然该合同一方签订主体为呼市资源局，但金盛公司在签订过程中并不受单方行政行为的强制，双方在签订过程中主要遵循的是平等、自愿、有偿原则。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采取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亦在第四部分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项下合同纠纷中规定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并未明确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纳入行政协议的范围。因此，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认为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并据此主张权利，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裁判摘要2】要求调整违约金属于法律赋予的抗辩权，不应作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无论是主张违约金过低或过高要求调整时，人民法院均需先确定因违约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并以此为基础，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进行综合衡量。在守约方未提起诉讼主张损失赔偿且合同未陷入僵局、违约方未诉请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根据不告不理原则，人民法院不能主动审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情况，那么，违约方单方提起诉讼主张合同继续履行并调整违约金的诉请将没有用于衡量的损失标准。及于本案，一审认为金盛公司要求调整违约金属于法律赋予的抗辩权，在呼市资源局未提起诉讼要求其依约支付违约金时，不应作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调整，并无不当。况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
摘要2：（续）内民一初字第00013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就案涉地块的剩余土地出让价款、违约金的标准、土地出让金的利息计算等问题作出了处理，虽然作为该调解书一方诉讼主体的呼市收储中心与本案呼市资源局是两个独立的单位，但该调解书处理的事项与本案一致。若金盛公司对违约金的标准、土地出让金的利息计算等不服，应依法及时在法定期限内就该民事调解书申请再审。……据此，一审法院驳回金盛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解读１】金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金盛公司与呼市资源局于2017年3月2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继续履行本合同，标的额为本金人民币26250万元，至2019年11月5日利息为33769531.2元；2.判决自2018年3月2日起算违约金，违约金调整为每日万分之一，至2019年11月5日为16012500元；3.判决呼市资源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庭审时，金盛公司增加了要求呼市资源局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的诉讼请求。
【解读２】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所涉合同的性质问题。．．．．．．本案所涉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呼市资源局作为行政机构与公民、法人等签订的合同，具有行政合同的特征。关于金盛公司要求调整违约金的依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合同违约一方请求降低违约金，应在守约方通过诉讼提出要求违约方依据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时，违约一方可在诉讼中要求人民法院调整违约金。本案金盛公司作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一方主体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要求调整为每日万分之一，其应在呼市资源局提起诉讼要求其依约支付违约金时提出，即金盛公司要求调整违约金属于法律赋予的抗辩权，不应作为诉讼请求要求人民法院调整。另，金盛公司所提继续履行合同、办理土地过户登记、支付土地出让金利息等请求，因呼市资源局未有拒绝履行或违约的事实和行为，金盛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理应积极履行约定义务，其不依约积极履行义务而提起该项诉求，一审法院不作审理。．．．．．．裁定驳回金盛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581954元，退予金盛公司。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5号
【裁判摘要】《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前句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据此，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就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民法通则》该条仅规定“提出要求”就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并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提出履行要求”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主要原因是1986年制定1987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时间较短，不利于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债权。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所以该条规定，只要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提出要求”，这种要求只要具备主张债权的意思，诉讼时效就中断。“提出要求”，解释上当然包括“提出确认债权”之类的意思表示，而不仅仅限于“提出履行要求”。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民法通则》的本意。因为“提出确认债权”，当然包括了主张债权的意思，否则就没有必要确认债权。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司法实践中对《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前句规定的“提出要求”就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解释不能太严，而应从充分保护债权人的角度从宽解释。司法实践中也是一直这样把握的。
摘要2：【摘要】本案中，作为对账函件的《企业询证函》，虽系第三人博瑞会计师事务所发出，但该事项系被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委托其进行，所发函件上加盖有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公章，表明博瑞会计师事务所是受被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的委托发出函件，且该函件已经送达上诉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这一事实表明，被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要求上诉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确认，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其欠被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的本金为23930万元，该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上诉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虽然该函件上注明“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但发出载有欠款数额的函件，要求债务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盖章确认本身，就是债权人常乐堡矿业公司主张债权，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债权人常乐堡矿业公司会要求债务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盖章确认其债权？债权人常乐堡矿业公司委托第三人博瑞会计师事务所向债务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发出《企业询证函》，应当认定为是《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提出要求”的方式之一。由于案涉《企业询证函》系在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发出，上诉人圪针崖底村办煤矿已经收到，故应当认定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其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4年3月24日重新计算。本案被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据此认定被上诉人常乐堡矿业公司所诉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正确，应予维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60号
【裁判摘要】原判决认定五洲城公司主张的4763万元费用不应从涉案欠款本金中抵扣，并无不当。2013年6月8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苏家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苏家屯支行)与五洲城公司分别签订了两份《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共计8亿元。五洲城公司主张的应从上述借款中抵扣的4763万元费用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依据与五洲城公司于2012年12月26日签订的两份《投融资顾问业务服务协议》所收取的投融资项目财务顾问费3000万元；工商银行苏家屯支行依据与五洲城公司于2013年6月8日签订的两份《安心账户托管(客户融入资金)协议》所收取的安心账户管理费113万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依据与五洲城公司于2013年6月27日签订的《并购重组顾问协议书》与《股权融资财务顾问合同》所收取的并购重组项目财务顾问费和股权融资项目财务顾问费160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营业部依据与五洲城公司签订的《企业年金计划管理顾问合同》(未载明签订日期)所收取的企业年金计划管理顾问费50万元。上述共计4763万元费用并非全部发生在涉案借款合同履行期间，相关合同主体也并非全部与涉案出借人一致，五洲城公司并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上述4763万元费用与本案借款存在关联关系。原判决认定4763万元费用所涉及的合同与本案所涉《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系相互独立的合同，应另行向合同相对方主张，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50号
【裁判摘要】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事益公司与付××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付××向事益公司支付1300万元款项，借款一年后，按照3000万元的收益计算回报；超过3000万元，按照实际收益计算回报；事益公司承诺四年内支付给付××的收益达到其投资的数额。协议内容表明，付××所获收益是以固定回报方式计算，且约定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付××均按标准获得投资收益。因此，《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事益公司工商登记虽变更付××为公司股东，但事益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付××参与了公司的实质性经营活动。付××不参与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投入的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该1300万元名为投资，实为借款。仅就事益公司与付××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原审认定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事益公司收到付××支付的1300万元后，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按期给付利息，事益公司应当将借款偿还给付××，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并根据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事益公司应支付的利息标准，亦无不当。
摘要2：【解读】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并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而是约定一方出资后，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均按标准计算并享有固定投资收益，应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
【注解１】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付××、事益公司之间的《投资合作协议》；2.事益公司向付××偿还1300万元借款；3.事益公司支付付××624万元利息（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4.事益公司支付付××本案的律师代理费19万元；5.由事益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注解２】一审判决：一、解除付××与事益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二、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付××本金1300万元；三、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利息624万元利息（以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四、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律师代理费19万元。
【注解３】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付××与事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当然，如果事益公司将付××的借款全部清偿，付××应将股权返还事益公司。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