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诉讼时效客体（适用权利范围）是指适用诉讼时效的权利范围，即诉讼时效适用于哪些权利范围。
【目录】诉讼时效客体的权利特征；诉讼时效客体应为债权请求权；民法典第１９６条、第１９９条规定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１条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债权请求权；民法权利与诉讼时效关系；保险索赔时效；仲裁时效；缺陷产品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产品质量法第45条）；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为２年；申请仲裁时效期间１年；提示：继承权行使不受2年的诉讼时效限制；提示：房屋交付使用后请求办理过户登记的诉讼时效；提示：确认股东身份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摘要2：【解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物权民事纠纷办案要件指南》规定“一般情形下，物权变动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仍适用二年的时效，因为在物权变动结果发生前，物权未发生转移或设定，请求人只能基于债权请求权要求对方交付或协助登记。”
摘要1：银行“按揭”贷款是指购房者以其所购买的房屋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由银行先行支付购房款给开发商，以后购房者按协议逐月向银行支付贷款和利息的一种付款方式。
问1：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能否因贷款不成而解除？
答：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以银行贷款作为购房的前提条件，不管因何种原因，只要贷款不成，那么履行购房合同的前提和基础就不存在，都可以解除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开发商无权要求购房者一次性付款或者分期付款。
同时，因贷款不成而解除按揭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属于违约行为，开发商应当把购房款退还购房者；如果支付定金，开发商应将定金返还购房者。
问2：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以担保贷款方式付款，但是因当事人一方原因（可能是开发商也可能是购房者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能否解除购房合同？
答：此时对方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赔偿损失。
问3：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以担保贷款方式付款，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能否解除购房合同？
答：双方当事人都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开发商应当将收受的购房款本金及其利息或定金返还买受人。
问4：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此时按揭担保贷款合同能否解除？
答：可以解除。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
问5：按揭购房的购房者能否要求退房？
答：购房者只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退房规定，完全可以要求退房。认为得到了“按揭”贷款就无法再退房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问6：退房后“按揭”贷款怎么办，应该如何处理？
答：购房者与银行的“按揭”借贷关系是独立于房屋买卖关系之外的法律关系。解除购房合同并不同时就自动解除贷款合同，购房者与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存在，这笔借款是要还的。
由于购房合同被解除，开发商取得的所有购房款（包括其中的“按揭”贷款）应返还给购房者；购房者应根据个人住房贷款的有关规定，与银行协商，将剩余贷款本息提前还给银行。
问题在于，购房者还清银行贷款之前，开发商“收回”的商品房仍然被银行抵押着，如果购房者从开发商拿到钱却不还给银行，该商品房仍有可能被银行行使抵押权拍卖或变卖，开发商是绝不会吃这个亏的。
因此，只能由开发商将应退购房款分为两部分，其中属于购房者向银行借款的部分由开发商直接交还给银行，并视为购房者已向银行提前还款，由银行解除抵押；然后将剩余属于买方首付款部分直接退还给购房者。
问7：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买受人、按揭银行都未提起解除抵押贷款合同的请求的情况下，开发商能否单独提起解除抵押担保贷款合同？
答：《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4条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开发商有权单独提起解除抵押担保贷款合同。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破产程序中当事人或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债权人优先受偿的裁定申请再审或抗诉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复〔１９９６〕１４号）
【摘要】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根据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用抵押物偿还债权人本金及利息的判决书或调解书行使优先权时，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不能以任何方式改变已生效的判决书或调解书的内容，也不需要用裁定书加以认可。如果债权人据以行使优先权的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误，应由作出判决或调解的人民法院或其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如果审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用裁定的方式变更了生效的法律文书的内容，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但当事人不能对此裁定申请再审，亦不涉及人民检察院抗诉的问题，对于人民检察院坚持抗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不予受理。
摘要2：
摘要1：执行和解是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变更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并通过自愿履行来终结强制执行程序的制度。
摘要2：【注解１】（1）执行和解协议不具强制执行力，不能作为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不能请求法院强制执行；（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2款、《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67条之规定，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对原生效判决文书的执行。——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90.执行中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就主要条款反悔，申请执行人能否寻求强制执行和解协议
【注解２】执行和解协议仅对本金履行作出安排，不能以此推定申请执行人放弃利息及违约金，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申请执行人就和解协议未约定部分申请执行应予准许。——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最高法执监33号
【注解３】执行程序能否对和解协议效力进行审查？｜（１）执行人员有权对执行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京执监32号；（２）执行机构在判断一个和解协议是否能够产生终结执行程序的效力时必须要对其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要件进行审查，即：一是否由执行当事人达成；二是否合法有效；三是否已经履行完毕。——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执监字第49号
【注解４】被执行人不能请求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有效｜（１）只有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才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而无需起诉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有效；（２）被执行人要求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有效既无必要也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参考案例：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皖民终242号
【注解５】因执行和解撤回执行申请终结执行后再次申请执行，未重新启动评估、拍卖程序而是以原执行程序中的变卖保留价径行裁定将案涉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适用法律错误。——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298号
摘要1：金钱给付义务的迟延履行责任为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权利息，债务利息是指被执行人没有按期履行债务而应向债权人支付的除债务本金之外的一定费用（加倍支付）。
摘要2：【注解１】（１）利息的标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２５３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标准是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基础上再增加一倍；（２）利息起算时间：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算（非法院执行通知书指定被执行人履行的期间届满之日起算）；（３）迟延履行利息基数：诉讼费用不应计入迟延履行利息的基数中，将诉讼费用计入迟延履行利息基数没有依据。——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30.怎样理解《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注解２】实现担保物权裁定作为执行依据应否计算迟延履行利息？——（１）实现担保物权裁定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２６４条还规定的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裁判和其他法律文书（只是准许拍卖、变卖担保物的裁定，并无明确履行金钱义务内容）；（２）实现担保物权裁定作为执行依据不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注册资金投入未达到法规规定最低限额的企业法人签订的经济合同效力如何确认问题的批复（法复[1997]2号）
【摘要】企业法人注册资金投入未达到法规规定的最低限额，在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时，应根据本院１９９４年３月３０日法复［１９９４］４号批复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处理，即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但为了稳定经济秩序，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这类企业法人被依法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前签订的经济合同，不宜因其注册资金投入未到法规规定的最低限额而确认为无效。
摘要2：【备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废止（废止原因：与公司法冲突）
【解读】
（１）在较早的经济审判中，曾有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至公司实际到位资本金低于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由否定公司的法人资格并判令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做法。
（２）其后的相关裁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复函均认为，一个企业是否是独立的法人，具有法人资格，是由工商行政机关予以审核并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
（３）２０１３年《公司法》修正后，以出资是否达最低限额为由否定公司法人资格的做法再无法律依据。
摘要1：“做会”不属于民间借贷，其行为本身不受法律保护，除了“会脚”的“会钱”本金部分受保护外，“做会”的“利息”部分不受法律保护。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7号
【裁判摘要】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据此，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应以主债权和次债权的成立为条件。债权成立不仅指债权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要求债权的数额应当确定。债权数额的确定既可以表现为债务人、次债务人对债权的认可，也可以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者仲裁机构裁决加以确认。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摘要2：【裁判规则１】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请求权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裁判规则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的规定，在《合作权转让协议》被依法确认无效后，广发行韶关分行应负有向安然公司返还其收取的购地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的义务。该项债权(本案中的次债权)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自合同被本案二审判决确认无效时起算。
【裁判要旨】代位权人有权诉请确认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合同无效——因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合同的效力，直接影响债权人所主张的代位权诉讼中的次债务是否真实存在，故在债务人无法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债权人可诉请要求确认债务人与次债务人所签合同无效，以行使代位权（故中行汕头分行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合作权转让协议》无效，并判令广发行韶关分行返还安然公司支付的购地款 1500万元本息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
【裁判意见】向检察院发出请求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扣押和追缴债务人违法所得的举报材料构成对诉讼时效的中断。
【裁判观点１】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均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次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不予支持。
【裁判观点２】代位权在性质上不是债权请求权，而是“债权人为保全债权而代债务人行使其权利，是基于债权的保全权能而产生的一项从权利”，是债权的一项法定权能，不存在代位权本身的诉讼时效问题。
摘要1：——能否适用反向揭开公司面纱制度
【权威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适用与反向解开公司面纱制度——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分行与抚顺铝业有限公司、抚顺铝厂、抚顺新抚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载《商事审判指导》200802
【提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并不限制（不禁止）企业正常投资和股权转让。
【裁判要旨】企业未破产时，普通债权不享有优先或比例受偿——普通债权不具有优先性，法律赋予债权人在获得权利实现时以法人所有财产平等受偿的权利，除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外，任何人不享有特权。在企业未进入破产情况下，不能限制企业的债务清偿顺序或要求其对所有债权人按照比例清偿。
【裁判规则】反向揭开公司面纱，即在特定情况下，由第三人提出，否定公司的独立人格，由公司为股东的债务承担责任。反向揭开公司面纱从根本上颠覆了公司有限责任基础，在适用过程中应更加谨慎。《企业改制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实际就是对于反向揭开公司面纱的制度一种规定，适用过程中，应极度谨慎。
【裁判摘要】
①《企业改制规定》第7条规定：“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债权人以新设公司和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应当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条规定的新设公司与原企业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是当事人恶意逃债。只有存在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是借企业公司制改造逃废债务时，才适用该项条款。但《企业改制规定》第7条并不限制企业正常投资。全民所有制企业有权对外投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34条第1款规定：“企业有权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联营，向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投资，持有其他企业的股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13条第2款规定：“企业依照法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有权以留用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等向国内各地区、各行业的企业、事业单位投资，购买和持有其他企业的股份。……”企业投资入股后，原企业的资产价值并不减少，资本金也不发生变化，只是企业部分财产改变了原有的形态，以企业在新设公
摘要2：【（续）】公司中的股权形式表现出来。企业在新设公司中的股权，作为企业的责任财产，与企业的其他财产一样，均可以用于对外偿债。因此，企业投资入股后，如出资人发生偿债问题时，诉讼中不能依据《企业改制规定》第7条，将新设公司与出资企业列为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②本案中，抚顺铝厂投资5亿元，经过法定评估机构评估，法定验资机构验资，经抚顺国资委批准，经工商登记，设立铝业公司。铝业公司性质为法人独资，抚顺铝厂享有铝业公司100％的股权。在这一过程中，抚顺铝厂的责任财产并未减少，只是资产形态发生了变化。抚顺铝厂设立铝业公司的行为是一投资行为，抚顺铝厂对作为投资的资产的权益并没有改变其作为原企业对外债务的担保的性质，不会因此种行为而实质降低其偿债能力。抚顺铝厂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应以其全部法人财产对其自身债务承担责任，其全部法人财产既包括留在执顺铝厂的财产，也包括抚顺铝厂的债权和对外投资所形成的财产权益。这一投资行为不适用《企业改制规定》第7条，铝业公司不会因为抚顺铝厂的投资行为而对抚顺铝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③抚顺铝厂与铝业公司之间存在价值约7亿元的资产转让行为，铝业公司是否因此对抚顺铝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15条之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出售资产，需依规定进行评估及取得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本案中抚顺铝厂与铝业公司之间就资产买卖事宜协商一致，签订了书面的《资产收购协议》，约定抚顺铝厂向铝业公司转让部分资产和商标使用权。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转让的资产经过了法定评估机构的评估，该资产买卖行为经抚顺国资委的批准，形式要件完备。转让价款已经实际支付。这一行为符合《关于企业资产出售合同效力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答复》的规定。“企业出售资产的合同，如果买受人支付了合理的对价而且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售合同有效。企业出售资产行为不适用《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企业出售其资产后应自行承担其原对外债务。”铝业公司不应因这一资产买卖行为而对抚顺铝厂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虽然抚顺工行提出了评估报告、资产买卖合同和抚顺市国资委批准文件出具的时间不符合常理，但是不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其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1：【要旨1】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以资抵债行为以及债权人将债务人的抵债资产投入到新公司作为增资扩股的行为，属于公司之间的商事行为，并非政府划拨行为。以资抵债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并不构成抽逃企业注册资本金。
【要旨2】债权人将债务人抵债资产投入新公司作为增资扩股的行为，是一种投资行为，属于债权人对自身财产依法行使处分权，不属于企业改制，不适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金杯股份公司和金杯车辆公司应否对沈汽厂的债务承担责任一案请示的答复》（2008年6月13日 （2008）民二他字第20号）
【摘要】
一、金杯股份公司与沈汽厂之间的以资抵债行为以及金杯股份公司将沈汽厂的抵债资产投入到金杯车辆公司作为增资扩股的行为，属于公司之间的民商事行为，并非政府行政划拨行为。但根据你院请示中反映的情况，即沈汽厂与金杯股份公司之间已经形成的456395260.67元债权债务关系是经审计确认的客观事实，金杯股份公司与沈汽厂签订的以沈汽厂的部分资产抵债其欠金杯股份公司等额债务之协议为合法有效协议，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并不构成抽逃企业注册资本金，以及根据当地政府指定，沈汽厂已经被沈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整体受让等等，显然，沈汽厂与金杯股份公司之间不再存在关联关系。
二、根据你院请示中反映的情况，金杯股份公司将沈汽厂抵债资产作为股本金投入到金杯车辆公司用以其增资扩股，是金杯股份公司的一种投资行为，属于金杯股份公司对自身财产依法行使处分权，不属于企业改制行为。因此，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调整。
【提示】股东以其控股企业用以抵债其债务的财产投入到其所属的另一家公司中进行增资扩股后，被控股企业的债权人能否据此要求股东和进行增资扩股的公司对被控股企业的债务承担民事连带责任？
摘要2：无
摘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2006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78号公布 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4年11月2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7号：现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摘要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57号
现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李克强
2014年11月27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行，应当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人民币或者自由兑换货币的营运资金。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拨给各分支机构营运资金的总和，不得超过总行资本金总额的60%。”
二、删去第十条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十二条第三项、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三、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本条例第二十九条或者第三十一条规定业务范围内的人民币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提出申请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业1年以上；
“（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由其总行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的，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期限自外国银行分行设立之日起计算。
“外国银行的1家分行已经依照本条例规定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该外国银行的其他分行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的，不受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的限制。”
本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摘要1：【案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1）奉民二(商)初字第111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小额贷款公司的小额贷款作为一种期限短、需求急、频率高的新兴融资方式，具有贷款手续简便，审批手续快捷，担保形式多样的特点。但小额贷款公司在办理贷款业务时，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关于金融贷款的强制性要求，不得预先扣除贷款利息。预先扣除贷款利息的，不受法律保护，法院在判决时按照实际出借金额作为贷款本金予以调整。
摘要2：
摘要1：——持票人以通谋虚伪行为取得票据的，所涉相关民事行为应属无效，票据持有人不享有票据权利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1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无效，应按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案涉票据活动虚假行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该借款关系及罗某钢、陶某君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均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有色金属公司获得案涉借款后，至今尚欠59536969. 19元未还，故有色金属公司、罗某钢、陶某君应对该欠款本金及其正常银行利息承担责任。
【摘要】本案票据活动为各方通谋虚伪行为，所涉相关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主张本案票据权利不应予以支持。本案票据活动虚假行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该借款关系及罗某某、陶某某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均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有色金属公司获得案涉借款后，尚欠59536969.19元未还，故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上诉请求有色金属公司、罗某某、陶某某应对该欠款本金及其正常银行利息承担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借款系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出于各自目的主动协商发生，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在明知有色金属公司资信状况下向该公司提供借款，应对该借款未能归还的风险自行承担责任。红鹭公司在本案中的行为与该借款的发生及还款不能的风险无因果关系，不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红鹭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关于本案《贴现宝合作协议》、《贴现申请书》为有效合同、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是本案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刑事判决不影响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行使票据权利、红鹭公司应对本案票据承担支付责任，以及有色金属公司与罗某某、陶某某不承担本案借款利息责任的认定，均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23号
【解读１】该判例为直接适用《民法总则》“通谋意思表示”制度的首个判例——各方通谋无真实交易的票据交易活动无效，以真实的借款关系认定。
【解读２】各方同谋无真实交易的票据交易活动无效，以真实的借款关系认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款，票据活动无真实交易基础，是各方的通谋虚伪行为，所涉民事行为无效，应按虚假意思表示所隐藏的真实法律关系处理，即本案应认定为借款纠纷而不是票据追索权纠纷。案涉票据形式上符合票据法的规定是有效票据，但因以非法手段取得银行不享有票据权利。
【解读３】基本案情：（１）２０１２年底，正拓公司欠民生银行南昌分行７０００余万元的逾期贷款；（２）正拓公司实际控制人罗某同时为有色金属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金融市场部副总严某商议，由有色金属公司向红鹭公司购买阴极铜，有色金属公司以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货款，再由红鹭公司持该票据到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申请贴现，将贴现款用于归还正拓公司的逾期贷款；（３）一审法院认定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判决红鹭公司应承担贴现款的支付责任；（４）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本案属借款纠纷，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主张的票据权利不应支持，判决有色金属公司和保证人罗某钢、陶某君应对该欠款本金及其正常银行利息承担责任，红鹭公司无须承担偿还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04号
【裁判要旨】借款人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当优先抵充包含利息在内的利息，再抵充本金。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最高额债权担保中的最高额债权采取“债权最高限额说”，即最高债权额的债权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实现债权或者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在内的全部债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２）登记最高债权额优于约定最高债权额，即登记的最高债权额与当事人约定的最高债权额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登记的最高债权额确定债权人优先受偿的范围。
【解析】（１）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５条第１款之规定，“最高债权额”是指“债权最高限额”而非“本金最高额”，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２）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５条第２款之规定，最高债权额的优先受偿范围以登记最高债权额优于约定最高债权额。
摘要2：【注解１】最高额担保中最高债权额究竟是指当事人约定的本金还是包括本金及其附属债权在内的所有债权？——（１）如果认为最高债权额是指包括本金在内的所有债权（本金＋附属债权），债权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５条采该观点，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主要考虑到债权人较之担保人在风险控制人更具有便利性，有能力和条件控制贷款规模）；（２）如果认为最高债权额仅指本金（不包括附属债权），则担保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实际发生的债权可能远远超过约定的最高债权额）。
【注解２】当事人约定最高额是指本金在内的全部被担保债权，但不动产登记簿仅指本金，此时应当根据当事人约定而不能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确定优先受偿权范围（要因原则）——（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确定；（２）不动产登记仅仅是公示方式，只有在因不动产登记簿产生公信力危及第三人交易安全时才能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来确定优先受偿范围。
【注解３】最高额担保登记簿中只有“最高额”和“担保范围”栏目而没有“最高额含义”栏目——当事人如果要实现“最高额”仅指本金的目的应当加括号表明该最高额仅指本金，然后“担保范围”填写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以免引起争议。
摘要1：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号）
摘要2：
摘要1：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90号
【裁判摘要】未提供证据证明履行顾问服务不得主张财务顾问费——关于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收取的200万元财务顾问费应否抵扣借款本金问题。本案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与永生小贷公司之间是借贷融资关系，双方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没有实质性内容且捆绑借款协议强制收取，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相应的顾问服务，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情况，认定该200万元财务顾问费系变相收取的费用或利息，应抵扣借款本金，并无不妥。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提出的其已向永生小贷公司提供了《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财务顾问服务，该收取顾问费的行为合法、有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注解】财务顾问协议没有实质性内容则顾问费可抵扣借款本金。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中央级财政资金转为部分中央企业国家资本金有关纠纷案件的通知（法[2012]295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3民终14642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徐×、林××、杨××是否应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出资不实承担责任问题。该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997年6月5日，国丰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500万元增加到4000万元时，徐×在国丰投资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林××、杨××在国丰投资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其三人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即徐×、林××、杨××应尽到合理的谨慎义务。在国丰投资公司增资到4000万元期间，杨××同时作为登喜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和职责，认定杨××明知登喜富公司增资不实，其也有能力监督登喜富公司缴纳出资，但杨××未催缴股东登喜富公司出资，明显违反了董事的勤勉义务，使公司未能在资本充实的情况下经营。．．．．．．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杨××应对涉案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本案情况，该院认定杨××的责任范围为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时出资不实的本金800万元及利息。另，公司的经营活动存在风险，不能把所有的经营不利后果都归结于董事未尽勤勉义务，且公司法未对董事的勤勉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故在验资报告书、公司财务报表均显示资金到位的情况下，林××、徐×对监督各股东出资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谨慎义务，杨××对监督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的出资亦已经尽到了合理的谨慎义务；华融资产主张林××、徐×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登喜富公司增资不足部分，杨××对国丰旅业、鑫南公司增资不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董事的连带清偿责任问题。对于徐×、林××的连带清偿责任问题，一审已作充分详尽的论述，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做重复。关于杨××的连带清偿责任，一审以其同时具有登喜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而认定其应对涉案债务在登喜富公司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时出资不实的本金8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董事承担“相应”责任，应有证据加以证明，并依据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范围，权责相应，而不能仅因其同时具有股东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推定其违反法定义务。本案国丰投资公司债务的产生，是在（1999）深中法经调初字第761号案件中，就深圳天大实业有限公司对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南山支行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进一步追究对国丰投资公司增资不实的责任，其承担主体是其股东即登喜富公司，再进一步，因董事杨××具有登喜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而追究监管责任并无法律依据。本案债权人华融资产仅提供了初步证据，登喜富公司因无法完成举证责任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其增资不实乃是法律上推定的事实，而该证据已经时隔二十多年，远远超过会计法规定的财务凭证最长保存时间，此种情况下，因公司无法举证而要求董事承担未尽忠实勤勉义务的责任，对董事而言过于苛责。杨××对登喜富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注解】《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４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规定董事承担“相应”责任，应有证据加以证明，并依据过错程度确定责任范围，权责相应，而不能仅因其具有董事身份或者股东的法定代表人身份推定其违反法定义务。
摘要1：解读：违约金总额高于本金是因为给付违约金的时间过长而非违约金标准过高，不属于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25号
【裁判摘要】虽然民事调解书并未约定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债权人依法有权要求债务人向其支付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的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该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应当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停止计算——关于合肥高新主张的64785937.99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是否应当确认为普通债权的问题。本案中，合肥高新请求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的依据是合肥中院于2013年4月12日作出（2013）合民二初字第00221号民事调解书项下江西赛维对安徽赛维的保证债务。根据该调解书约定的内容，截至2013年3月31日，安徽赛维拖欠合肥高新借款本金10亿元，利息51275221.03元。在安徽赛维以其持有的合肥赛维100%股权作价12111.1万元抵偿上述债务中等额欠款后，安徽赛维尚欠合肥高新剩余债务930164221.03元，应于2014年10月15日前偿还，江西赛维、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后因安徽赛维、江西赛维、彭小峰等均未履行该调解书项下的义务，合肥高新于2015年1月19日向合肥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第二条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分期履行的，自每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履行期间的，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规定，虽然民事调解书并未约定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合肥高新依法有权要求安徽赛维、江西赛维、彭××等向其支付自2014年10月15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的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2015年11月17日，
摘要2：（续）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江西赛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据此规定，该加倍部分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应当自2015年11月17日停止计算。因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安徽赛维、江西赛维、彭小峰在2015年11月17日之前已经实际部分或全部清偿了该930164221.03元的债务，申请人合肥高新关于其所申报的调解书项下未履行的930164221.03元的债务本金为计算基数，以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标准，自2014年10月15日至2015年11月17日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合计64785937.99元应予确认为普通债权的申请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申请人江西赛维关于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不适用于非执行程序的诉讼理由，并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破产债权确认之诉案件受理费按件１００元收费——（１）一审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2929369.09元，由合肥高新承担。（２）二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760453.33元，由合肥高新承担。（３）再审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摘要1：解读：（１）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２）凡不能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房地产开发费用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以内计算扣除。
摘要2：【注解】（１）利息支出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２）利息支出不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扣除金额不得超过“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与“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粤执复344号
【裁判摘要】主债务恩破产停止计息的原则不及于保证人——第一，担保债权作为从债权，其范围当然不能超过主债权，此为担保法基本原理和规则，本案当事人对此亦无争议。担保的从属性包括效力的从属性和灭失的从属性，前者指的是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以有效的主合同为前提，后者指的是主债权债务消灭，担保权利亦随之消灭。破产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破产法规定的是债权人可以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债权的一种方式，而债权消灭应当具备民法、合同法等实体法律规定的条件，因此，尽管破产法规定了破产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停止计息，但对于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作为劣后债权予以保护，该部分债权并未消灭。《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是破产债权的范围，并不能推导出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债权消灭，该债权实质上仍然存在，只不过无法在破产程序中得到保护，故将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纳入担保范围并不违反担保的从属性。第二，担保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就是为了预防债务人不能清偿（包括因缺少或者没有偿债能力而破产）的风险，债权人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提供担保的本意也是要防范这一风险，以期在债务人不能清偿时从担保人获得救济。债务人破产本身就是担保人所要承担的担保风险，除非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主债务人破产情形下减轻或者免除担保责任，否则担保人即应对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如果打破当事人的约定，把担保责任限定在破产债权范围，则与担保制度的目的和当事人的初衷相违背。因此，《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担保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分别对破产重整、和解和清算程序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抵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如无特别约定，担保人应对债权人的全部债权未能清偿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当事人借款合同纠纷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债务人吴泰集团公司偿还新华信托公司借款本金、利息、实现债权费用，新华信托公司对亘泰金旺公司、亘泰商务港公司的抵押财产在判决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本案担保责任的范围应为基于担保合同产生的债权（即本案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权），而非仅限于债权人申报的截至债务人破产申请受
摘要2：（续）而非仅限于债权人申报的截至债务人破产申请受理之日的债权，不存在担保从债权范围大于主债权的问题。（三）担保人承担的担保责任超过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申报的债权并不影响担保人行使追偿权。．．．．．．对此本院认为，《担保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为债务人抵押担保的第三人，在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即承担了抵押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吴泰集团公司追偿。即使如吴泰集团公司破产管理人给肇庆中院的复函所称：“无论是新华信托公司申报还是吴泰集团公司的该笔债务的担保人亘泰金旺公司代偿后申报，其债权的计算方法均只能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依债权本金加上计息到2016年3月2日止的利息，所有债权人一视同仁。”亘泰金旺公司向吴泰集团公司追偿的债权数额可能会少于其实际代偿数额，但不能等同于其追偿权落空，或者说违背追偿权的法律规定。法律虽然规定担保人在履行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但法律并没有也不能确保追偿权得以实现。追偿权是否能够实现，要看主债务人的实际清偿能力。如果主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或者丧失清偿能力，则担保人应当自行承担此种风险，且该风险也是担保人设定担保时应当预料的后果。如果因主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或者丧失清偿能力而减轻或者免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则使债权人的担保权落实，对债权人显然不公平，有违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亦与担保法律制度不相符。（四）本案应当根据执行依据确定被执行人应当履行的债务数额。如前所述，本案讼争借款担保纠纷已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本案被执行人亘泰金旺公司应当以其抵押财产变卖款清偿债务，并应根据执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计算被执行人应当履行的债务数额，不受《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约束。本案执行过程中，新华信托公司同意债务利息计至2017年4月5日，没有超过生效判决确定债务的范围，肇庆中院据此作出21号通知书，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摘要1：解读：实践中存在税款加收滞纳金不能超薄税款本金和可以超过税款本金两种不同观点，焦点问题在于税款加收滞纳金是否适用《行政强制法》第４５条第２款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178号
【裁判摘要】从增信承诺文件的文义、目的、双方当事人后续履行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与系列交易安排的利益关联程度等角度综合分析，不能确定承诺人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的，应当认定为保证而非债务加入——本案中，瑞安中华汇公司依据《五方协议》第4.2条主张中天宏业公司在该协议中就山风公司所负的股东贷款等债务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中天宏业公司则主张其在上述合同中系承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未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应当坚持文义优先原则，联系当事人签订合同的上下文，依照措辞表述进行相应定性。《五方协议》中，其条款排布主要划分为“前言"“第一条定义"“第二条第一笔股东贷款的偿还"“第三条委托贷款"“第四条额外补偿款项"“第五条通知"“第六条其他事项"。从上述标题设置和具体约定内容可见，一是合同方在“第二条"项下明确了涉案贷款11199990美元的本金清偿、利息支付以及担保的方式，载明中天宏业公司就上述贷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条款可印证中天宏业公司关于作出连带责任保证意思表示的主张。二是合同方在第四条项下针对“额外补偿款项"作了安排，其条款虽提及“连带责任"，但用语中未使用“债务加入"的措辞。在无其他特别说明或者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中天宏业公司关于第四条中的“连带责任"系对应于第二条“连带保证责任"的理解，更符合合同文本前后用语含义的一致性与延续性，应当更贴近当事人签约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相较而言，瑞安中华汇公司将该“连带责任"另行引申为作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理据相对欠缺。其次，审查实际履约行为，进一步确认合同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五方协议》签订之后，中天宏业公司与瑞安中华汇公司的关联公司瑞安建业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在“背景"一栏列举了中天宏业公司所负债务等背景情况，其中涵括中天宏业公司对涉案贷款的清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此，能够证明中天宏业公司对涉案贷款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前后一致。虽然瑞安中华汇公司表示双方当事人曾就涉案债务的清偿再次进行磋商，但其提供的《备忘录》讨论稿等文件出现的是连带责任保证的字样，未体现中天宏业公司作出债务加入意思表示的内容，且双方也未就涉案债务的清偿再次共同签署文件。直至本案诉讼发生前，
摘要2：（续）瑞安中华汇公司未曾向中天宏业公司提出债务加入情形下的清偿主张。综合前述签约、履约情况，原审法院认定《五方协议》第4.2条中的“连带责任"应当解释为连带责任保证，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并无不当。瑞安中华汇公司关于中天宏业公司在《五方协议》作出债务加入意思表示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基于债务加入情形而提出的贷款本金、利息清偿的诉讼请求属无本之木，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06号
【裁判摘要１】不能仅以存在通谋虚伪便认定合同无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但隐藏意思表示有效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合伙协议》《收购协议》作为案涉民事法律关系的载体，尽管双方约定设立合伙企业并定期回购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系通谋虚假意思表示，依法应属无效，但隐藏的关于借贷的相关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殷××自愿为该借贷提供担保而作出的《承诺函》亦应为有效。二审判决在认定本案应按当事人隐藏的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处理的同时，直接将作为案涉法律关系载体的《合伙协议》《收购协议》确认无效，表述有失妥当，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
【裁判摘要２】（１）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者混同于利息；（２）在没有特别约定时违约金并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就本案而言，各方当事人确认博森企业已收取91617021.62元，且对该部分款项的清偿顺序没有特别约定，依法应遵循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本金的清偿顺序进行抵充，而违约金并不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一、二审判决将乔普公司已支付的91617021.62元款项先抵充违约金，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明显相悖，适用法律有误。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违约金不等同于利息。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混同于利息。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违约金是依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时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或相应财产；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效，又具有补偿守约方损失及惩罚违约方的效果，往往作为违反合同义务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而利息作为本金的孳息，是指资金所有者因出借资金而取得的报酬，在经济学上系指生产者使用该笔资金发挥营运职能而形成的利润的一部分，是货币资金向实体经济注入并回流时所带来的增值额。由此，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制度功能、目标定位。鉴于民商事交易的意思自治原则，
摘要2：（续）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约定违约金、利息的有无以及相应的具体标准。就本案而言，《收购协议》中约定的目标权益收购溢价款实则为年利率12%的借款利息，逾期还款，则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就上述约定而言，双方就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均是明确的，不存在因约定不明而将违约金视为利息的情形。其次，违约金、利息合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同时支持，但不意味着可以同时先行抵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施行)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是对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合计最高限额的规定，当事人在总计不超过年利率24%的范围内一并主张，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实际上，在不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下，违约金、利息并不一定需要进一步区分，但若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就有必要进行区分。就本案而言，博森企业已收到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借款本金157000000元依约产生的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若有余款再抵充本金；因余款已不足抵充本金，故不存在再抵充违约金的问题。当然，案涉逾期付款违约金可依约正常核算，并作为乔普公司应付款项的一部分依法给予认定，但不能优先抵充。最后，二审判决认为借款期限内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加上逾期日万分之五违约金，合计并未超过总借款金额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总和，系理解错误，二者合计实为30%，显然已经超过当时生效司法解释所保护的24%最高年利率上限。基于上述审查分析，一、二审判决认定已付款项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违约金，然后再抵充借款本息，适用法律有误，进而导致最后认定的尚欠借款本息存在较大错误，需要重新核查认定相关具体事实。二审法院再审本案过程中，应严格依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遵循先息后本的抵充顺序重新核算尚欠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依法确定应支持的金额。
摘要1：解读：（１）当事人以公司注册资本金额低主张非公司自有资金，该主张仅仅是一种猜测；（２）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公司不负担证明资金系自有资金的举证责任，由主张非公司自有资金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违约金不等同于利息；（２）违约金、利息合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同时支持不意味着可以同时先行抵充，违约金并不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就本案而言，各方当事人确认博森企业已收取91617021.62元，且对该部分款项的清偿顺序没有特别约定，依法应遵循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本金的清偿顺序进行抵充，而违约金并不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一、二审判决将乔普公司已支付的91617021.62元款项先抵充违约金，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明显相悖，适用法律有误。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违约金不等同于利息。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混同于利息。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违约金是依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时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或相应财产；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效，又具有补偿守约方损失及惩罚违约方的效果，往往作为违反合同义务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而利息作为本金的孳息，是指资金所有者因出借资金而取得的报酬，在经济学上系指生产者使用该笔资金发挥营运职能而形成的利润的一部分，是货币资金向实体经济注入并回流时所带来的增值额。由此，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制度功能、目标定位。鉴于民商事交易的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约定违约金、利息的有无以及相应的具体标准。就本案而言，《收购协议》中约定的目标权益收购溢价款实则为年利率12%的借款利息，逾期还款，则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就上述约定而言，双方就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均是明确的，不存在因约定不明而将违约金视为利息的情形。其次，违约金、利息合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同时支持，但不意味着可以同时先行抵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施行)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续）该规定是对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合计最高限额的规定，当事人在总计不超过年利率24%的范围内一并主张，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实际上，在不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下，违约金、利息并不一定需要进一步区分，但若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就有必要进行区分。就本案而言，博森企业已收到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借款本金157000000元依约产生的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若有余款再抵充本金；因余款已不足抵充本金，故不存在再抵充违约金的问题。当然，案涉逾期付款违约金可依约正常核算，并作为乔普公司应付款项的一部分依法给予认定，但不能优先抵充。最后，二审判决认为借款期限内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加上逾期日万分之五违约金，合计并未超过总借款金额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总和，系理解错误，二者合计实为30%，显然已经超过当时生效司法解释所保护的24%最高年利率上限。基于上述审查分析，一、二审判决认定已付款项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违约金，然后再抵充借款本息，适用法律有误，进而导致最后认定的尚欠借款本息存在较大错误，需要重新核查认定相关具体事实。二审法院再审本案过程中，应严格依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遵循先息后本的抵充顺序重新核算尚欠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依法确定应支持的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