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5-02 15: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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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近似不是指商标标志的近似，而是指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商品来源的混淆性近似。判断商标是否近似，既要考虑相关商标在字形、读音、含义等构成要素上的近似性，也要考虑相关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所使用商品的特点、相关公众的注意力程度等因素，以是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作为判断标准。商标标志虽然近似，但是结合其他因素，相关公众能够区分、不会混淆商品来源的，不应当认定为近似商标。商标标志虽然不太近似，但结合其他因素，相关公众容易混淆的，应当认定为近似商标。．．．．．．综合以上因素，虽然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在标志构成要素上较为近似，但并不足以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故两商标并不构成《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所指的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原审判决的相关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仅以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在标志上的近似就认定二者构成近似商标，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5-03 06:4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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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依法行政基本要求——依法行政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行为。通常而言，法定程序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的程序，也包括正当法律程序。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知情权、陈述权、辩论权和申辩权，不得未经正当程序作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利的行政行为。同时，基于行政行为的自身属性和内在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具有法定职责范围内的行政裁量权。为了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增加行政的透明度，行政机关在决策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提示，给予行政相对人补充和修改相关文件资料的机会，无疑有助于行政相对人更为高效顺畅地完成相关事项。因此，原审判决从行政公开的要求出发，对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法定职责以外的期许，本院予以理解。但是，法律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是道德要求的最低标准。脱离现有法律规范之外的要求，其实质是对法律自身的超越，因而也不应将其纳入到合法性审查的范畴。判断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主要还是应当考虑行政机关是否负有相应的法定职责，以及该行为的作出是否损害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程序性权益，不应将倡导性的要求作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行为依据，不能因为行政机关未能实现倡导性要求的目标即认定其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就本案具体情况看，商标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在审查过程中，商标局认为商标注册申请内容需要说明或者修正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说明或者修正。申请人未作出说明或者修正的，不影响商标局作出审查决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注册申请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个月内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商标注册申请过程中，商标局认为商标注册申请内容需要说明或者修正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说明或者修正；但在申请人不服商标局的驳回决定而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的审查程序中，商标法并未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对其认为的需要说明或者修正的内容，应当通知申请人作出说明或者修正。通知商标驳回复审申请人作出说明或者修改，
摘要2：（续）属于商标局自由裁量的事项，而非其在商标评审程序中负有的法定职责。……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作出说明或者修改，属于商标局自由裁量的事项，而非其在商标注册申请程序中负有的法定职责。因此，原审判决有关商标评审委员会没有给予机械工程师协会对其管理规则进行修改、补正的机会，径行作出驳回申请商标注册申请的被诉决定因而有违行政公开基本要求的相关认定，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２】但纵观被诉决定的全部内容，商标评审委员会虽然在被诉决定中指出“机械工程师协会提供的商标管理规则不符合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定”，但并未就该管理规则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说明，因而不符合《商标评审规则》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被诉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而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对被诉决定予以撤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 日期： 05-03 11:0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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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使用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上述法律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促使商标注册人将其商标进行公开、真实、合法地使用，发挥其商标的识别功能，避免商标资源的闲置浪费。商标的基本功能是识别，其识别功能是通过实际使用产生并逐步强化的。一个商标在注册之后长期不使用，其显著性无法产生，识别功能无从发挥，即便注册商标曾经使用，甚至取得过较高知名度，但如果长时间停止使用，已经产生的显著性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失去商业价值，对于这样的商标，法律没有必要继续给予保护。但是，注册商标毕竟是经商标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准注册的商标，我们对于商标权利人的商标使用行为不能过于苛刻，只要进行了连续性公开、真实、合法的连续性使用，就不能轻易撤销一个合法获得注册的商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条规定：“商标权人自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利人意志的使用，均可认定属于实际使用行为。”商标的使用是指商标的商业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且商标的使用应在该商标指定商品或服务上的使用。本案中，在妙士公司于1999年1月14日申请注册诉争商标时，我国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1998年版）中3202群组仅有“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商品，而无“乳酸菌饮料”商品。蒙牛公司提交的商标局商标监字[2015]186号《关于界定3202群组的乳酸饮料有关含义的批复》系2015年7月16日作出，不能要求相关公众及商标行政管理部门在1999年1月14日的诉争商标申请之时，已对“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具有六年之后商标局作出批复时的认知。鉴于妙士公司在2011年6月9日至2014年6月8日的三年指定期间内，商标局并未对第32类商品中“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蒙牛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相关公众和商标行政管理部门在上述期间对“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和“乳酸菌饮料”有明确的区分。
摘要2：（续）在商标行政管理部门对《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商品没有做出明确解释和界定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商标注册申请人具有过高的判断标准。因此，妙士公司提交的其在“乳酸菌饮料”上使用诉争商标的证据，可以证明妙士公司在2011年6月9日至2014年6月8日指定期间内，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公开、真实、合法地使用。商标评审委员会、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妙士公司将诉争商标在“乳酸菌饮料”商品上的实际使用，可以视为其在核定使用“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商品上的使用并无不当。诉争商标在先申请注册，蒙牛公司于八年多之后的2007年12月10日，申请注册与诉争商标相同的“妙妙”商标，二审法院认定其未尽到合理避让义务并无不当，故蒙牛公司关于诉争商标不予撤销将导致其信赖利益遭受损害的再审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5-03 15: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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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商标权人自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以及其他不违背商标权人意志的使用，均可以认定属于实际使用行为。．．．．．．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车辆轮胎”商品外的其他核定使用商品上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实际使用，故诉争商标在其他商品上的注册应予撤销。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商标注册人在同一商品上，同时使用包括该商标在内的多个商标的，若相关公众能够将该商标作为识别来源的标志，可以认定构成商标使用。
摘要2：
- 日期： 05-04 06: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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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名为租赁实为买卖合同无效——原审法院认为：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根据1998年8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家所有的土地或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本案中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虽名义上约定为“征用”，但合同约定自生效之日起陈××对该土地拥有永久使用权，故双方实际上进行的是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买卖。该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现陈××依该合同要求东双营村委会履行相关义务，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1999年7月12日陈××与东双营村委会所签《合同书（新建加油站）》中约定的“甲方（即东双营村委会）同意乙方（即陈××）征用甲方土地建加油站”、“合同生效之日起，乙方对该土地拥有永久使用权”等内容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系无效。故陈××依无效合同之约定要求涉案土地的使用权缺乏依据。
摘要2：
- 日期： 05-06 15: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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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在用人单位所在地为被派遣的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被派遣劳动者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务派遣单位即再审申请人建智公司派遣原审第三人戴××至企业注册地在广州市的美赞臣公司任促销员工作，按照上述规定，应在用工单位所在地即美赞臣公司的注册地广州市为原审第三人戴××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审第三人按照缴费地的相关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因此，在原审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工伤后，再审申请人为原审第三人向被申请人市社保中心申请办理工伤保险待遇，被申请人经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办理情况回执，告知再审申请人其申请办理的业务不符合办理条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相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已对原审第三人的申请作出了裁决，保障了原审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沪03行终786号
【摘要】上诉人建智公司为原审第三人戴××向被上诉人市社保中心申请办理工伤保险待遇，被上诉人经审查，认为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在派遣原审第三人工作的用工单位所在地为原审第三人参加社会保险并在当地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故以上诉人在本市申领原审第三人的工伤保险待遇不符合规定为由，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办理情况回执，行政执法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相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已对原审第三人的申请作出了裁决，保障了原审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建智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
- 日期： 05-06 15: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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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违约状态自民法典实施前持续至民法典实施后不能视为法律事实的持续——金扬子公司主张沙区政府的违约事实持续跨越民法典施行前后，因此本案应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予以裁判，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本案造成《征迁协议书》无法履行的沙区政府的违约行为均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前，而违约状态的持续不能等同于法律事实的持续，因此金扬子公司关于适用民法典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进行裁判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5-07 06:4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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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2008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7）行监字第184-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认为：我国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使用”，应该是在商业活动中对商标进行公开、真实、合法的使用。从商标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来看，判断商标使用行为合法与否的法律依据，并不限于商标法及其配套法规。对于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商标使用行为，如果认定其法律效力，则可能鼓励、纵容违法行为，与商标法有关商标使用行为规定的本意不符。
摘要2：
- 日期： 05-07 06: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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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只要在商业活动中公开、真实的使用了注册商标且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本身没有违反商标法律规定，则注册商标权利人已经尽到法律规定的使用义务，不宜认定注册商标违反该项规定——注册商标长期搁置不用，该商标不仅不会发挥商标功能和作用，而且还会妨碍他人注册、使用，从而影响商标制度的良好运转。因此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注册商标连续3年停止使用的，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应当注意的是，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激活商标资源，清理闲置商标，撤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只要在商业活动中公开、真实的使用了注册商标，且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本身没有违反商标法律规定，则注册商标权利人已经尽到法律规定的使用义务，不宜认定注册商标违反该项规定。本案中，李××在评审程序中提交了李××许可班提公司使用争议商标的合同和班提公司销售卡斯特干红葡萄酒的增值税发票，在申请再审审查期间又补充提交了30余张销售发票和进口卡斯特干红葡萄酒的相关材料。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证明班提公司在商业活动中对争议商标进行公开、真实的使用，争议商标不属于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连续3年停止使用、应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的情形。至于班提公司使用争议商标有关的其他经营活动中是否违反进口、销售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并非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所要规范和调整的问题。卡斯特公司关于班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法律规定，由此争议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应予以撤销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
- 日期： 05-08 07:5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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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签字主体和履行主体不一致时如何确定合同主体？｜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的合同主体是否为中伟基公司与龙祥公司；龙祥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首部列明：甲方，王××；乙方，于××；尾部只有王××、于××二人签字，未加盖公章。因此，中伟基公司主张签订案涉合同的是两位自然人，因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案涉合同无效，龙祥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向中伟基公司主张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均应遵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中伟基公司在本案原一审、再审的审理过程中，均认可其与龙祥公司系合作开发关系，在其举示的相关证据和再审申请书中，亦自认系两个公司之间合作开发案涉工程项目。并且，人民法院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王××、于××在签订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时，分别担任龙祥公司、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合同约定内容看，本项目以中伟基公司名义开发建设，由其对外签订并履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以及有关建筑装饰材料、设施、设备的《买卖合同》等，并按照投资比例分享收益、负责项目方案设计、规划、房屋销售等事宜，均指向具有开发资质的公司法人。从合同实际履行看，中伟基公司实际取得案涉工程土地使用权、办理相关立项开发手续、与肇源县棚改单位签订委托开发合同、与肇源县祥生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券项目投资开发合同》、与龙祥公司签订《退股转让协议》。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中约定“乙方”的权利和责任，实际由中伟基公司承担并无不当，于××作为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伟基公司承担。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合同主体是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
摘要2：（续）因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均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案涉合同应当认定合法有效。龙祥公司以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符合原告主体资格条件。中伟基公司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主张驳回龙祥公司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 日期： 05-12 08: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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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关于吴道全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吴××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其应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吴××与丰都一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吴道全并非承包人而是实际施工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是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实际施工人有条件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但并未规定实际施工人享有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仅规定承包人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亦未规定实际施工人也享有该项权利。因此，吴××主张其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5-14 06:0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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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联合体各方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但联合体各方并非合伙关系——关于原审判决亚美公司向大禹公司支付保证金60万元及利息、罚款119400元适用法律是否适当的问题。亚美公司依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建筑法第二十七条，主张其与大禹公司之间基于案涉《联合体协议》成立合伙合同关系，应按比例承担被没收的保证金、罚款。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两个以上法人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条并无组成一个联合体的法人之间为合伙关系之意，且明确联合体各方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亚美公司援引该条作为其与大禹公司之间应按比例分担被没收的保证金、罚款的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建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大型建筑工程或结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包，共同承包的各方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亚美公司、大禹公司组成联合体系对千岛湖公司为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的常规蝶阀、偏心半球阀等及其附属设备采购进行公开招标进行投标，而非共同承包建筑工程，亚美公司援引上述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案涉《联合体协议》亦无亚美公司与大禹公司共同成立合伙关系之意。因此，亚美公司主张其与大禹公司之间为合伙合同关系，应按比例承担被没收的保证金、被收取的罚款，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经查，亚美公司于2017年2月14日向大禹公司出具《回复函》，承诺提供浙江省招标投标办公室的资料真实有效，如其提供虚假资料造成本项目废标，其愿承担一切责任，其同意大禹公司追究其责任及要求其承担大禹公司一切损失。据此，一审在查明亚美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致使案涉项目废标，大禹公司被没收投标保证金600000元并被处以罚款119400元的基础上，判令亚美公司向大禹公司承担上述损失，二审予以维持，具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亚美公司关于原审判决其全部承担保证金60万元及利息、罚款119400元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 日期： 05-14 06: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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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预期违约情形“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认定
【裁判摘要１】白银公司委托北京市××（郑州）律师事务所对开封东京公司的经营生产状况、涉诉案件情况进行法律尽职调查，证明开封东京公司已不具备履约能力。同年8月8日，白银公司发出《关于合同中止履行的函》,通知开封东京公司中止履行合同，并提供相应担保。因开封东京公司未提供相应担保，白银公司于同年8月16日向开封东京公司发出《合同解除告知函》，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20000Nm3/h制氧站空分系统采购及安装》订货合同并退还前期支付的预付款2226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本案中，开封东京公司明确表示因无法融资贷款，要求白银公司再支付超出合同约定的预付款。白银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作出的尽职调查也证明开封东京公司不具备履约能力，故白银公司有权要求开封东京公司提供相应的履约担保，在开封东京公司未提供担保的情况下，白银公司有权以预期违约为由解除合同。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20000Nm3/h制氧站空分系统采购及安装》订货合同正确，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开封东京公司上诉主张应按照情势变更原则变更合同有关条款，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河南四建与开封东京公司组成投标联合体，开封东京公司为联合体牵头方，河南四建授权开封东京公司作为联合体的投标人进行投标，中标后河南四建、开封东京公司与白银公司签订了合同，河南四建也是本案的合同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第二项“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并将共同投标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河南四建应当承担偿还白银公司预付款2226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597号
- 日期： 05-14 08:0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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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泰正集团公司对欠付工程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泰正集团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实业公司为案涉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同时授权喜福实业公司代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可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作为《承包合同》的相对方是明知并认可的。喜福实业公司在《承包合同》上的盖章行为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是对其自身作为案涉工程发包方地位的确认，同时亦代表泰正集团公司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承包合同》对泰正集团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2009年8月15日，泰正集团公司和喜福实业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该合同仅作为喜福实业公司和泰正集团公司报建用，但能够进一步佐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发包人身份的认可。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在案涉工程开工报告和竣工验收意见书上，泰正集团公司均作为建设单位盖章确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有多份往来函件上均盖有泰正集团公司印章。可见，泰正集团公司亦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一审判决仅以泰正集团公司未在《承包合同》上盖章为由，认定泰正集团公司对案涉工程欠款不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逾期竣工违约金的权利行使与具体确定违约责任大小系两个层次的问题，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在建设工程领域，双方进行工程结算时才对各自违约行为进行统计，确定违约责任，因而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双方结算之日起算。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债务相互抵销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与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具有相同效力。诉讼时效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当然也可以提出不同意抵销的抗辩，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即使反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其也可以直接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193号
【摘要】原审已经查明，泰正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公司为涉案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授权喜福公司代为与中建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对授权委托书签发之前受委托人以喜福公司名义与中建公司所为之一切民事行为法律效力予以认可。泰正公司和喜福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施工过程中的多份往来函件上盖章，涉案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载明：“建设单位：重庆泰正（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喜福置业有限公司"。泰正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现不是涉案工程的所有人或共有人，并非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不否认其曾系涉案工程共有人。原审依据查明事实，认定泰正公司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承包合同》对泰正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 日期： 05-14 10:0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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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无法证明系隐名发包人事实不承担责任——关于雨润公司应否对帝元公司欠付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六建公司认为虽然合同签订的主体是帝元公司，但案涉工程真正的发包人与受益人是雨润公司，且雨润公司在工程结算终审单上盖章确认，因此，雨润公司应承担连带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责任。经审查，工程结算终审单上工程结算中心处加盖的是“江苏××××××有限公司工程结算中心”的印章，该工程结算中心作为参与工程结算的第三方，其并非承担责任主体，且六建公司提供的帝元公司和雨润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的股东信息，并不能证明帝元公司和雨润公司之间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形，而且六建公司亦未向法庭提供雨润公司直接参与管理案涉工程或以其名义向六建公司直接支付工程款的事实。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雨润公司系案涉工程隐名发包人的事实。同时，六建公司提供的《彭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帝元肉牛加工厂资产转让事宜的函》中仅能反映出雨润公司参与过帝元肉牛加工厂资产转让的事宜，而雨润公司实际是否收取彭阳帝元肉牛加工厂资产转让款并无相关的证据证实。故六建公司以雨润公司为发包人和受益人，要求该公司连带支付帝元公司拖欠其工程款及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六建公司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约定付款前需要提供等额全额发票不能成为不履行付款义务的抗辩事由——帝元公司与六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款付至结算价款的95%前，六建公司需提供与结算价款等额的全额发票。开具税务发票系六建公司的法定和约定义务，但开具发票属于合同的附随义务，未开具税务发票不能成为帝元公司不履行主合同付款义务的抗辩事由。因此六建公司未开具发票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同时帝元公司要求六建公司开具税务发票的主张，应作为独立的给付之诉进行主张，但其在一审中并未提出反诉，仅以此抗辩不予支付工程款，其该项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帝元公司支付工程款后，六建公司应向帝元公司开具税务发票。
摘要2：
- 日期： 05-14 11:0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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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工程款债权转让合同依法有效——关于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问题。虽然在债权转让时，双方未通过结算的方式明确债权数额，但这并不妨碍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建工公司享有的抗辩权可以向受让人超越公司来行使，事实上在诉讼中其也提出了抗辩。故该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他人利益，该转让协议有效，建工公司关于债权转让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5-14 14: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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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退还王×、周×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是否已转移给明生元公司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王×、周×为承建案涉工程向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支付了600万元保证金，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依据其与明生元公司签订的《协议》，将该600万元保证金支付给了明生元公司。该协议因故不能履行时，明生元公司负有向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退还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负有向王×、周×退还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由于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系退还王×、周×600万元保证金的债务人，该债务的转移须经债权人王×、周×的同意。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王×、周×同意由明生元公司向王×、周×退还600万元保证金并据此免除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的退还义务。同时，王×、周×持有明生元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系明生元公司单方行为，也不能证明王×、周×免除了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的向其退还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且原审中王×、周×也未明确同意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转移该600万元保证金的退还义务，故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向王×、周×退还6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并未发生转移。明生元公司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王×、周×可以选择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与明生元公司共同承担该债务，也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承担该债务，一审依据王×、周×的诉讼请求判令华远公司新疆分公司承担600万元保证金的退还义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摘要2：
- 日期： 05-15 09:5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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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庭审录像不能作为申请再审新证据——关于新证据的问题。川越公司申请调取一审庭审录像作为新证据，拟证明案涉鉴定意见系受昭化区政府胁迫而作出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首先，一审庭审录像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其次，一审系依据川越公司的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案涉工程建安造价进行司法鉴定。第三，一审庭审录像并不能证明案涉鉴定意见系受昭化区政府胁迫而作出的。第四，川越公司除申请调取一审庭审录像外，并未提供其他新证据予以佐证。故，本案不存在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12号
【摘要】事实调查和组织质证未由合议庭全体参加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认为，一审庭审笔录载明合议庭全体人员均参与了庭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对案件相关事实的调查以及组织质证，也应由合议庭全体参与。一审经过了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并无程序违法之处，水利水电八局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 日期： 05-16 08: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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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定：根据潘××、曾××、健泰公司三方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及合同，围绕潘××持有的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及相关合同权利，本案存在三个法律关系：一是潘××与曾××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二是曾××与健泰公司之间的合同权利转让关系；三是潘××与健泰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在上述法律关系中，潘××系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的持有人及转让方，曾××系第一手受让方；后曾××将其享有的受让郑××及潘××持有的谷铭翠城公司60%股权的合同权利加价1200万元转让给健泰公司，曾××系合同权利转让方，健泰公司为合同权利受让方；健泰公司受让合同权利后，直接与潘××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系潘××所持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的真正受让方。二、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主体问题。曾××仅将其享有的合同权利转让给健泰公司，未将合同义务一并转让给健泰公司，且曾××在2010年11月9日及2013年8月28日通过书面方式承认拖欠郑××、潘××股权转让款并承诺与健泰公司结清股权权益转让款后，一次性与郑××、潘××结清欠款，故曾××仍应按照其与潘××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拖欠的款项。．．．．．．故健泰公司系谷铭翠城公司股权的真正受让方。如果健泰公司与潘××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则健泰公司取得谷铭翠城公司10%股权欠缺法律及合同依据，故健泰公司的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潘××主张健泰公司应与曾××共同向潘××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裁判判摘要２】再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潘××将其股权转让给健泰公司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并在该约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登记机关才依法为健泰公司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在其名下。此时健泰公司实际从潘××获得出让的股权，《股权转让合同》中有关股权转让的约定履行完毕，健泰公司因此与潘××间形成了因转让股权支付对价的债权债务关系，虽在该合同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虚低，但应当按照在先与曾××约定的真实转让价格支付对价。．．．．．．鉴于上述客观事实和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和该法第一百零九条关于“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规定，本院认为，在健泰公司尚欠股权转让款未付的情形下，
摘要2：（续）潘××要求健泰公司承担曾××欠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518.8万元的给付责任，符合案件事实情况，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 日期： 05-23 23:0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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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２３４５热线受理转办投诉事项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受理转办投诉事项行为，属于内部运行的程序性行为，并不具有终局性及外部法律效力，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广州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由广州市人民政府设立，通过整合全市各类非紧急类政府服务专线，以便民、智能、高效为服务理念，为公众提供政务咨询、民生诉求、政民互动、投诉举报、效能监察等公共服务；该热线对相关咨询、投诉举报和建议事项受理并进行分类处理后，交由承办单位办理。被诉的受理转办投诉事项行为，属于内部运行的程序性行为，并不具有终局性及外部法律效力，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据此裁定起诉不予立案，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无不当。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属于附带性审查，当事人要求附带性审查的前提是被诉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如前所述，被诉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审申请人要求一并审查《广州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管理办法》，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5-24 16: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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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土地出让方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受让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关于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问题。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大鑫旺公司未按期支付土地出让金构成违约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大鑫旺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因此，本案系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4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34次会议通过)中关于“……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就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制定本解释。……”内容，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当为民事合同。大鑫旺公司主张案涉纠纷应适用行政案件相关程序，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２】违约系合同约定的法律事实，自违约事实(未按期支付土地出让金)产生之日起，违约金债权请求权人的该项请求权即已产生，并自此计算违约金债权的诉讼时效，而履行主合同义务并非违约金债务人同意履行支付违约金义务并不构成违约金债务诉讼时效中断——关于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及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首先，从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内容看，大鑫旺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的义务在前，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付土地的义务在后，大鑫旺公司应先履行其付款义务。虽然，2××9年9月24日签订《福清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之时，已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及土地交付期限，但变更协议中双方约定原出让合同中的其他条款均不变的情况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应由大鑫旺公司概括承受。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大鑫旺公司直至2018年6月8日才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金余款，显然构成违约，应承担逾期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违约责任。其次，一二审判决以大鑫旺公司于2018年6月8日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金余款，应认定其同意履行义务致诉讼时效中断为由，对于2015年6月8日至2018年6月8日期间的违约金5384880.9元予以支持。该认定有所不当，应予纠正，主要理由为，违约系合同约定的法律事实，自违约事实(未按期支付土地出让金)产生之日起，违约金债权请求权人的该项请求权即已产生，并自此计算违约金债权的诉讼时效，而大鑫旺公司2018年6月8日付清土地出让金余额系履行出让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义务，并非违约金债务人同意履行支付违约金义务，故并不构成违约金债务诉讼时效中断。
摘要2：
- 日期： 05-25 08:4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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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设立项目公司承继租赁合同，虽未办理变更手续但已经实际履行的，认定租赁合同权利义务已经概括转让给项目公司；（２）承租人股权结构的变化并未导致合同主体变化，不构成转租——本案中巨洋公司(甲方)与湖心公司(乙方)于2013年8月1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7.2.1条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单独设立该项目公司，同意可将本合同项目租赁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新设立的项目公司，给予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合同变更手续。但乙方应对受让的项目公司履行本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10月10日，湖心公司作为股东之一，设立了中影小象公司，并持有该公司65%的股权。虽巨洋公司未与湖心公司、中影小象公司办理相关合同变更手续，但中影小象公司自成立至2016月9月30日近二年时间内，向巨洋公司按时支付了租金，交纳了物管费、设施费等费用，中影小象公司已经履行了《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义务，巨洋公司根据中影小象公司的缴费情况出具收据以及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据此，可以认定湖心公司已按《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将该合同项目租赁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了中影小象公司，且经过了巨洋公司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及第八十八条“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中影小象公司与巨洋公司之间形成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影小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并未导致合同主体变化，不构成转租。退言之，即便如巨洋公司所称，其认可湖心公司控制的项目公司中影小象公司交付租金、使用租赁物业，是将中影小象公司的行为视为是湖心公司履行案涉合同的行为。则湖心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中影小象公司全部股份后，中影小象公司不再是湖心公司的项目公司，但中影小象公司仍是代湖心公司继续使用案涉租赁物业，湖心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亦不构成转租。故巨洋公司主张依据其与湖心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第13.2条解除合同并采取断电措施要求中影小象公司搬离案涉租赁物业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摘要2：
- 日期： 05-25 08:4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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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转租合同是否经出租人同意不影响转租合同效力——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无效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合同有效的，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案涉合同签订、履行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1号)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七百一十八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是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出租人同意转租。”根据从旧兼有利的法律适用溯及力原则，结合上述司法解释关于出租人未在六个月提出异议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予以删除所确立的合同效力认定标准，出租人是否同意转租，以及其是否在六个月内提出异议，均已不再成为影响转租合同效力的因素。其次，房屋租赁权本质上属于债权，并未纳入我国法律规定的物权种类。转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的转租关系在法律性质上仍然属于租赁，属于债权范畴。基于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两分性的法理，转租合同是否经过出租人同意并不能影响合同效力。如果转租合同本身主体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应为有效。综上，《房屋转让租赁合同》是杨××与侯××、魏××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出租人游×是否事先同意及其是否在六个月提出异议，均不影响该合同效力。原判决认定《房屋转让租赁合同》有效，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裁判摘要２】租赁合同约定不得转租，在房屋所有人基于所有权及合同约定收回房屋后，次承租人在租赁期间的使用收益权已无法行使，其合同目的亦已无法实现，次出租人未尽到相应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次承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在租赁合同关系中，承租人与出租人订立租赁合同的目的是对租赁物使用、收益，如果第三人对租赁物主张权利，承租人订立租赁合同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因此，出租人有义务保证租赁物在租赁期间不被第三人追索，从而使承租人安全、有效地使用租赁物。具体到本案中，侯××、魏××作为出租人，负有担保承租人杨××对案涉商铺使用、收益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商铺所有人游×出租给侯××、魏××时，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不得转租。因此，在房屋所有人游×基于所有权及合同约定收回案涉商铺后，杨××在租赁期间的使用收益权已无法行使，其合同目的亦已无法实现，侯××、魏××作为出租人未尽到相应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故杨××主张解除《房屋转让租赁合同》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 日期： 05-25 08: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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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1】双方订立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均没用“可转租”的文字表述，故上诉人巩××将承租物部分转租给吴××使用亦应事先取得出租人公××的许可，或事后取得其追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巩××应对其转租行为已取得公××的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负举证责任。因其未能提供上述相关证据，故对巩××称转租“符合合同约定，亦不损害被上诉人的任何出租利益”、不应据此解除其与公××订立的租赁合同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判决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正确。
【裁判摘要２】转租合同的效力问题。巩××将租赁公培生的房屋再转租给吴××，并签订了转租合同，该转租合同的签订是巩××与吴××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款（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目前尚无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合同无效。故，巩××与吴××签订的转租合同不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因转租合同的基础合同（公××与巩××的租赁合同）的解除，而引起转租合同的解除，巩××与吴××波可另行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定转租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 日期： 05-30 16:4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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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判断股东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需要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出发加以认定：形式要件包括上述规定的三种具体情形和一种兜底情形，实质要件则是“损害公司权益”；（２）仅举证股东从公司转走１６７５万元但未证明该转账损害公司利益不宜认定股东抽逃出资——刘×、黄××转出1675.8万元的行为是否属于抽逃出资。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主体，独立的享有财产权利并独立承担责任。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分属不同主体所有，股东在履行出资义务后，对应资产已属公司所有，从而股东享有相对应的股权。抽逃出资指股东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回其出资财产，但依然保留其股东资格并按原有数额持有股权或股份。法律之所以禁止抽逃出资行为，是因为该行为减少了公司的责任财产，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不仅损害了公司与其他股东的权益，更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等相关权利人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判断案涉股东刘×、黄××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需要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出发加以认定。形式要件包括上述规定的三种具体情形和一种兜底情形，实质要件则是“损害公司权益”。具体到本案而言，青投公司提交的证据虽然证明了刘×、黄××有转账的行为，但青投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上述款项转出后损害青投公司权益，原审判决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及公平原则以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未予支持青投公司关于刘×、黄××转出1675.8万元的行为系抽逃出资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 日期： 06-01 16:1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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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追缴住房公积金未规定受２年追溯时效约束——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具有强制性、义务性和专属性。2002年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范围、对象、方式、期间以及不缴、少缴的法律后果等作了相应的规定。《条例》第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为单位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三十八条进一步规定，在用人单位逾期不缴或少缴住房公积金时，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有权责令用人单位限期缴存。根据申请人申请再审提交的材料反映，原审第三人袁×等520人均系申请人的职工或前职工，劳动关系明确，但申请人未按《条例》的规定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义务，广州公积金中心有权作出责令申请人限期缴存的决定。
．．．．．．关于追缴住房公积金是否应受2年追溯时效约束的问题，本案所涉争议标的为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应当适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该《条例》对住房公积金追缴在时效方面并未作限制性的规定，申请人的上述主张亦欠缺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6-06 11: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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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并不属于该法条规定的“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情形，崔××以此主张长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项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本案中，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是长春市××机械安装有限公司，而非长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崔××主张长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
摘要2：
- 日期： 06-06 11:5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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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申请人所称原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该法条所称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生产活动，也包括经营活动，既包括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经营单位是指从事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的基本单元，包括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等生产经营主体；安全生产是指生产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工作。本案中，遵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以顾客自选方式为主销售商品的营利性法人，依法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关于安全工作的相关规定，并按规定做好安全工作，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故原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行裁判并无不当。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法律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黔03民终2204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之规定，由于生产经营活动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生产活动也包括经营活动，既包括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经营单位是指从事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的基本单元，包括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等生产经营主体；安全生产是指生产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工作，遵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以顾客自选方式为主销售商品的营利性法人，依法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关于安全工作的相关规定，并按规定做好安全工作，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张××关于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关于“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之规定，遵×××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将其部分经营场所出租给张××、徐××经营儿童乐园后，依法应对儿童乐园的安全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及时督促整改，由于遵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尽到对儿童乐园的安全管理义务，对崔某受伤的后果具有一定过错，加之《租赁合同》关于安全责任的约定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故遵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 日期： 06-08 16:1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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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违法违纪犯罪材料移送并非诉讼程序范畴，再审申请人称一审法院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构成审判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２）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还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监察机关、该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作出这一规定的主要考虑是：第一，人民法院在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中，比较容易发现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或者犯罪的线索。第二，人民法院无权对涉嫌违法违纪或者犯罪的问题自己直接处理，但有义务将有关材料移送有权机关处理。但是，该条所规定的移送并非诉讼程序范畴。是否启动移送程序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判断决定的事项，法律既没有赋予当事人申请移送的权利，也没有赋予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质疑人民法院所作处理的权利。另外，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与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是否违法违纪或者是否有犯罪行为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即使被诉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或者有犯罪行为。因此，再审申请人称一审法院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构成审判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后的第九十一条则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具体情形。这些具体情形均属于裁判本身存在的各种错误。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于行政机关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违纪或者有犯罪行为线索的认定，以及是否启动移送程序的决定，并非裁判的组成部分。再审申请人对原审判决并未持有异议，其仅就一、二审法院未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向本院申请再审，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摘要2：
- 日期： 06-10 09: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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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案涉《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载明，“致：江西省进出口公司。到2009年3月2日止，您(单位)仍欠我行债务本金人民币壹仟零伍拾伍万元整及利息(以银行计息为准)。上述债务均已逾期，您(单位)已构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债务人声明处”载明“已收到你行2009年3月2日签发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债务人：江西省进出口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规定中“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如达成还款协议、签订债权确认书等。根据本案事实，进出口公司上述盖章仅表示其收到银行出具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履行剩余借款的归还义务，双方亦未达成还款协议，故原审法院认为进出口公司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章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所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对原债权债务重新确认的情形，签章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期间的重新起算，并无不当。基于现无证据证明本案原债权人于2006年12月30日前向债务人催收债权，因此案涉债权已经超出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届满后，不能发生中断情形，故金融管理公司主张2011年2月17日、2011年9月17日、2013年7月29日、2015年7月14日原债权人银行通过报纸催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