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通常以被征拆房屋是否符合“一户已基”作为重要依据而非仅凭公安户籍进行认定——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张××等3人是否应予分户补偿安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对“户”的认定并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通常以被征拆房屋是否符合“一户一基”作为重要依据。本案中，张××等3人与杨××虽在公安户籍管理登记为两个公安户，但公安户并非征拆程序中的农村家庭自然户，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以其三人名义单独申请的宅基地及建造的房屋，故望城区政府、望城区自规局将张××等3人与杨××作为一户进行征收补偿安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未侵犯张××等3人的合法权益。现张××等3人主张其应作为单独户另行得到安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原股东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重新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受让人所得分红款也仍然有效——股权转让交易中，受让人通过受让股权继受取得股东资格后，即依法享有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监督公司经营以及获得分配等权利。股东基于身份关系实施的决策、参与公司管理等行为，涉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以及与公司交易的不特定第三方的交易关系，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易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前，亿丰公司、金信公司的股东身份及基于股东对公司投资而获得的分红收益仍然有效。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基于该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明达意航公司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抚顺银行的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商业银行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五)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规定，案涉股权占比逾7%，明达意航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要重新成为抚顺银行股东，除应履行公司内部的股东变更程序外，还须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股东应当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纳税记录和财务状况，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监管要求。”明达意航公司现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显然不符合前述规定要求的成为商业银行股东的条件，辽宁银保监局亦在向本院回函中明确指出明达意航公司不符合《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关于股东资格的相关规定。故明达意航公司主张其为抚顺银行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明达意航公司因不符合商业银行股东条件而不能重新取得抚顺银行股东身份，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明达意航公司可通过申请拍卖案涉股份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故一审判决关于明达意航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所有权但不具有抚顺银行股东资格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金信公司与明达意航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未就股权转让款利息进行处理，金信公司虽在本案一审中撤回主张股权转让款利息的反诉，但在明达意航公司主张返还分红款时，仍以明达意航公司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占用利息进行抵销作为抗辩，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3条关于“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的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注解】（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２）基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出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公司股东；（３）因不符合成为股东的条件，出让方主张其为公司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可通过申请拍卖股权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
摘要1：【裁判摘要】（１）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属于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不属于规范性文件；（２）被征收人如认为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侵害其合法权益，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针对征收决定及其附件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救济——关于上诉人主张对涉案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被上诉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等事项”的规定，作出涉案《房屋征收决定》后予以公告，同时将涉案《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作为附件一并予以公告，该《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依法属于被上诉人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不属于规范性文件。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四条“被征收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上诉人如认为《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侵害其合法权益，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针对涉案河北政房征字（2018）第003号《房屋征收决定》及其所附《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救济。现上诉人要求对《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根据(2018)最高法行申9268号行政裁定主张应对涉案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第三人撤销之诉受起诉期间（不是诉讼时效期间）约束——关于唐×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超过了六个月时效期间的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是2013年1月1日起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新规定的制度。该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看，唐×在（2006）越法民一初字第540号案和（2006）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008号案审理中就已经知晓（2000）穗中法经终字第01354号民事判决的内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施行之日2013年1月1日起算六个月，唐×应当在2013年7月1日之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其迟至2016年1月6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时效期间。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限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故唐×以提起另案诉讼而主张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即使唐×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其起诉也超过了六个月的起诉期限。由此可见，原审裁定驳回唐朝的起诉，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综上，可确认被上诉人系和鑫房产公司的股东，其出资450万元，占和鑫房产公司10%股份。2011年11月21日之后，上诉人虽向案外人王××名下账户汇入3700万元，但上诉人并未能举证证明该3700万元即为和鑫房产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3700万元，且上诉人在庭审中亦确认没有将被上诉人出资的450万元返还给被上诉人，因此，上诉人以抽逃出资为由解除被上诉人股东资格，并要求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和鑫房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卢××按照2016年8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协助和鑫房产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即原登记在卢××名下450万元和鑫房产公司的股份变更登记至陈××名下250万元、林××下200万元。（２）一审判决：驳回和鑫房产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京山金楚公司在武汉立宇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和抽逃出资行为，且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在合理期间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股东会形成决议解除武汉立宇公司的股东资格，但该规定并未要求被解除股东资格一方有协助进行公司变更登记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京山金楚公司只需按照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即可。京山金楚公司以诉讼的方式要求武汉立宇公司协助其进行股东和股权变更登记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据此，本案不具备前述股东除名的构成要件，京山金楚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武汉立宇公司股东资格的行为，不发生效力。相应地，京山金楚公司要求武汉立宇公司协助解除其在京山金楚公司的股东资格，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请求，亦不成立。
摘要2：【解读】京山金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武汉立宇公司协助解除武汉立宇公司在京山金楚公司的股东资格，将其持有京山金楚公司70%的股权变更至荆门楚天公司持有；2.诉讼费由武汉立宇公司负担。
摘要1：解读：（１）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无规定股东有权提起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不符合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２）当事人不能诉请法院确认公司决议无效，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应依法予以驳回。
【解析】部分法院认为在公司决议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可以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
摘要2：【注解１】在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被告应诉答辩且有第三人对决议效力提出异议时，即具备法律上的争诉性，法院应予以受理审查。——参考案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商）终字第10163号
【注解２】提起决议有效确认之诉，系为给付之诉奠定法律基础，对确认决议有效具有诉的利益，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起诉条件。——参考案例：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闽09民终77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能否申请受诉法院整体回避？｜《民事诉讼法》对回避的规定针对的是案件审判人员及相关人员，其对象并非某个法院，法院整体回避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本案中，一审法院保管案涉被扣留物品属于依法履职行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与本案无利害关系。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回避的规定针对的是案件审判人员及相关人员，其对象并非某个法院，普普关于一审法院应当回避的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
【裁判摘要２】关于二审判决对普×返还案涉被扣留物品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不予审理是否存在错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本案中，租赁物为案涉房屋，将该房屋交付承租人使用并保证房屋符合约定用途为出租人负有的合同义务，而房屋与普×所有的放置于屋内的物品属于不同的物，普×对于其物享有所有权，任何人不得侵害，包括出租人。普×请求天河公司返还原物、赔偿损失是基于对其物权的保护。天河公司扣留相关物品的行为，与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所负义务无关，应属于独立的侵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情形。二审判决认为普×的该项诉请应另案解决，并无不当，且并未损害普普的实体权利。在对该项诉请不予审理的情况下，案涉物品被扣留时的状态，以及相应物品的现状等并非案件基本事实，二审判决对该事实未予审查，不属于应当再审的情形。
摘要2：【案号】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藏民终20号
【摘要】关于普×能否在本案中主张物品损失请求的问题。普×认为是土地储备中心和天河公司作为出租方，提前解除合同并强制拆除出租房，扣留其商品造成巨大损失，应由二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本院认为，天河公司最早于2012年2月22日下发通知要求租户搬迁，此时便构成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之后国土局、天河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5日、5月10下发搬迁通知后，因普×拒绝搬迁，天河公司于2014年5月25日强制拆除房屋并留存普×商品，天河公司留存普×商品的行为独立于其违约行为，而非合同中的违约和侵权竞合可由当事人选择请求的情况，故，如该行为给普×财产造成了损失，应受侵权法律关系所调整，不宜在本案违约之诉中进行审理。
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租金不含税费但并未约定增值税的承担主体，增值税应由法定纳税主体承担——关于涉案的增值税由谁承担的问题。经一审法院查明，案外人清远市清新区××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源公司）将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出租给一路顺风公司使用，并约定租金不含税价格；景源公司在租赁期间将租赁物权属转让给广源公司，广源公司承继景源公司的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案涉《租赁合同》约定，租金不含税费，并未约定增值税的承担主体。在双方未就增值税承担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增值税应由法定纳税主体承担。广源公司作为涉案租赁物新的权属人，其以经营租赁方式将涉案租赁物出租给他人使用，应当承担上述增值税费用。据此，一、二审法院认定广源公司要求承租方一路顺风公司承担因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租赁所产生的增值税，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汇票上未载明付款地的，票据支付地确定的连接点应为“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中规定：“票据支付地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票据上未载明付款地的，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本票出票人的营业场所，支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据此，汇票上未载明付款地的，票据支付地确定的连接点应为“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本案中，案涉两张商业承兑汇票并未明确记载付款地，但明确载明：付款人为长春鋆地公司，账号为69×××81，开户银行为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付款人开户行行号为305391015103，地址为福州市鼓楼区六一北路328号金某花园一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开户银行收到通过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将商业承兑汇票留存，并及时通知付款人。（一）付款人收到开户银行的付款通知，应在当日通知银行付款。付款人在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３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同）未通知银行付款的，视同付款人承诺付款，银行应于付款人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第４日（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同）上午开始营业时，将票款划给持票人。付款人提前收到由其承兑的商业汇票，应通知银行于汇票到期日付款。付款人在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３日内未通知银行付款，付款人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第４日在汇票到期日之前的，银行应于汇票到期日将票款划给持票人。（二）银行在办理划款时，付款人存款帐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三）付款人存在合法抗辩事由拒绝支付的，应自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３日内，作成拒绝付款证明送交开户银行，银行将拒绝付款证明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
摘要2：（续）并结合恒丰银行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所述“2015年12月23日、2016年1月22日，上述两张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的开户行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分别向持票人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出具《拒绝付款理由书》”的事实，以及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票面中关于“此联持票人开户行随托收凭证寄付款人开户行作借方凭证附件”的记载，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作为付款人长春鋆地公司在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上载明的开户行，可以认定为案涉商业承兑汇票的代理付款人。原审裁定依据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载明的代理付款人民生银行福州温泉支行的营业地址，认定本案的票据支付地在福建省福州市，进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依法确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依据该条规定，票据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应负责证明其享有合法票据权利。该行提供的案涉304、305号两张汇票，必要记载事项齐全、签章合法、背书连续，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一条关于“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的规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完成了证明其所持票据合法的举证证明责任。在此情况下，恒丰银行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应对恶意持票的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票据的流通功能决定了其无因性的本质属性，票据一经签发，票据法律关系即与其发生原因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分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恒丰银行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所提出票人与收款人无真实交易关系和对价的主张，依法不能成为否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享有并行使票据权利的抗辩理由。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717号
【摘要】关于民生长春分行的票据权利问题。民生长春分行作为案涉票据持票人向其前手通榆合作社、恒丰泉州分行提起票据追索权纠纷，涉案两张汇票必要记载事项齐全、签章合法、背书连续，恒丰泉州分行、通榆合作社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案涉票据采取倒打款的过桥模式办理贴现业务、在票据上签章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对此种业务的商业风险亦应有所预期，其在票据上的签章并非受欺诈、胁迫所为。在票据形式合法、签章真实、背书连续的情况下，不能以倒打款模式来否定票据债务人依据票据记载事项而承担的票据责任。本院二审依据现有证据，未认定民生长春分行存在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足以丧失票据权利的情形，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695号
【摘要】另外，因为票据具有无因性，在案涉票据的各贴现主体均签订了贴现合同，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规定的足以丧失票据权利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民生银行长春分行依法享有票据权利，适用法律正确。
摘要1：【裁判摘要】未达到销售额双方可提出终止协议属于附解除条件——涉案《物业租赁协议》第9.2条约定“如果第5个日历年末销售额达不到2亿元或第10个日历年末销售额达不到4亿元，双方均可提出终止协议。经协商后，提前终止协议，不视作违约，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如其它单方面的行为导致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当年起前三年租金的一半作为退场补偿”。因各方当事人对商之都新华店第5个日历年的销售额未达到2亿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一、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并不缺乏依据。商之都公司、商之都新华店再审申请称根据上述条款的约定，当出现“第5个日历年末销售额达不到2亿元”时，约定的解决途径应该是“经协商后，提前终止协议，不视作违约”，并据此称提前终止协议的前提是“协商一致”。但从涉案《物业租赁协议》第9.2条的文字表述看，上述条款中并无“协商一致”的记载，商之都公司、商之都新华店该部分再审申请理由与协议约定不符，对其该部分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民终861号
【摘要】租金按销售额比例支付不属于合作经营协议而属于租赁合同——案涉物业租赁协议的性质是房屋租赁协议还是合作经营协议。案涉《物业租赁协议》对租赁标的物、租期、租金标准和租金支付方式、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责任等均作出约定，约定的租金支付方式是以商之都公司实际销售额作为基数，以一定比例提成的方式向新华公司支付。该租金支付方式虽非固定数额，但新华公司本质上也是通过出租房屋而获取租金收益。而合作经营是指合作各方按照投资比例分配收益、分担亏损的经营模式，其本质特征是共担风险。本案中，新华公司与商之都公司所签《物业租赁协议》无双方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约定，新华公司也无参与商之都新华店的经营管理活动行为，故本案应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商之都新华店、商之都公司关于其与新华公司属合作经营法律关系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进入破产程序后双方达成继续履行调解协议书，破产管理人无权通知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裕景置业管理人向王×发出的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是否有效及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应否继续履行？从本案法庭查明的事实看，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0日裁定受理对被上诉人裕景置业的破产清算申请、于2018年5月14日指定破产清算管理人后，被上诉人裕景置业于2018年7月9日又与王×在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由该院出具（2018）冀1003民初2194号民事调解书，双方约定继续租赁合同。上诉人王×已经履行了该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通过王立成将370万元租金转给裕景置业破产管理人。经王×授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又将租金82.5万元汇入被上诉人裕景置业管理人账户内。上述行为表明，在一审法院裁定裕景置业进入破产清算后，裕景置业与王×均在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同时也可以认定裕景置业破产管理人对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2018）冀1003民初2194号民事调解书是知情的。在租赁合同继续履行期间，裕景置业又分别于2018年9月26日、2019年7月23日两次单方向王×发出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租赁合同，缺乏法律依据，裕景置业管理人向王×发出的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应为无效，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应当继续履行。被上诉人裕景置业所提其对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2018）冀1003民初2194号民事调解书不知情，该调解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等抗辩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上诉人援引商业承兑汇票相关规定，但本案所涉的票据为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的付款人为银行，而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为出票人，上诉人主张本案应适用《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本院不予支持。第四，江南矿业公司在其被法院裁定破产前6个月内，向上诉人个别清偿1500万元债务，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管理人华明会计公司请求法院撤销该个别清偿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注解】票据出票人破产，票据付款人可以通过申报债权的方式受偿为票据所支付的款项。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到期前的提示付款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呈持续状态，期前提示付款的效力及于汇票到期后的提示付款期，具有法定提示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的效力——长春公司认为，其已在提示付款期内向承兑人的开户行提示付款，在票据到期日前也已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提示付款，故已有效行使付款请求权；凯杜公司则认为，根据《票据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长春公司应当在票据到期日起十日内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提示付款，在票据到期日之前提示付款不能产生提示付款的法律效果。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提示付款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故长春公司在提示付款期内向宝塔财务公司开户行寄送书面材料的行为，不能认为有效行使了付款请求权。其次，《票据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了定日付款票据的持票人应当自票据到期日起十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六条明确了持票人超过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法律后果，但两者均未对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提示付款作出限制性规定。《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提示付款的，承兑人可付款或拒绝付款，或于到期日付款。承兑人拒绝付款或未予应答的，持票人可待票据到期后再次提示付款"，对于持票人若未在票据到期后再次提示付款是否导致丧失部分追索权，本院认为，提示付款期间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敦促持票人早日行使票据权利、消灭票据上的全部权利义务关系，以提高经济交易的快捷和效率，并使除承兑人或付款人之外的前手能够合理预期其责任是否解除，防止除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之外的前手是否应承担相应票据责任在汇票到期后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或者承担因持票人长期未提示付款而导致被拒绝付款后的风险。长春公司于2018年9月4日、9月10日分别对两张争议汇票提示付款后，该提示付款由于宝塔财务公司未予应答而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呈持续状态，汇票到期后宝塔财务公司在系统中可以看到该提示付款申请，故长春公司期前提示付款的效力及于汇票到期后的提示付款期，具有法定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的效力。虽然长春公司在两张争议汇票提示付款期后又撤销了原先的提示付款，重新发起提示付款，导致目前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但如前所述，因长春公司已有效行使了付款请求权，故并不丧失对于出票人、承兑人之外其他前手的追索权。
摘要2：（续）凯杜公司称长春公司未依法行使付款请求权并因此丧失对其追索权，该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承兑人承担汇票到期日无条件支付汇票金额的责任——承兑是远期商业汇票所独有的一种票据行为，承兑人一旦在远期商业汇票上签字承兑，就成为该远期商业汇票上的第一义务人，即承担该远期商业汇票票到期日无条件支付汇票金额的责任。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嘉峪关工行在本案涉诉银行承兑汇票正面的承兑栏内签章，其承兑形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且其承兑后将涉诉银行承兑汇票交付持票人后，承兑即发生法律效力，基于此，上诉人嘉峪关工行负有在该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无条件向任何一个合法持票人支付汇票上金额的责任。青海邮储银行作为涉诉银行承兑汇票的最终合法持有人，在涉诉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向付款人嘉峪关工行请求付款时，上诉人嘉峪关工行作为涉诉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有义务见票无条件支付票面金额，但是其以涉诉银行承兑汇票被嘉峪关公安局冻结为由拒绝支付诉争票据票面金额。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分析，上诉人嘉峪关工行的该抗辩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规定，承兑生效后，对付款人产生相应的效力，即付款人承兑汇票后应当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这一到期付款的责任是一种绝对责任，具体体现在承兑人于汇票到期日必须向持票人无条件地支付汇票上的金额，承兑人必须对汇票上的一切权利人承担责任，该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与追索权。被上诉人青海邮储银行作为最终的合法持票人在符合规定的时间向付款人或承兑人上诉人嘉峪关工行进行付款提示后，其必须无条件地在当日按照票面金额足额支付给持票人。因此，上诉人嘉峪关工行以涉诉银行承兑汇票被公安部门冻结为由拒绝支付票面金额的抗辩不能成立。正是由于上诉人嘉峪关工行未按照票据法的规定向被上诉人青海邮储银行支付汇票所载的票据金额才引发本案诉讼。
【裁判摘要２】被上诉人青海邮储银行要求上诉人嘉峪关工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之间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作为标准承担给其造成损失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票据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流动资金贷款利率。
摘要2：（续）基于此，被上诉人青海邮储银行要求按照上述标准支付利息是合理与合法的，因此，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判决并无不当。正是由于上诉人嘉峪关工行未及时付款才给被上诉人造成了损失，因此，上诉人提出的冻结票据行为系公安机关行为，不存在上诉人因工作差错及故意压票、退票、拖延支付的前提，而应以冻结期间实际产生的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摘要1：解读：（１）《企业破产法规定（三）》第９条第１款规定“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他人债权有异议的，应将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２）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他人债权有异议（包括对他人债权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有效、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事实的异议）有权提起债权确认之诉。
摘要2：【注解】前置程序——《企业破产法规定三》第８条延续了《审理破产案件若干规定》第６３条的规定，为债权确认诉讼设置了前置程序，即异议人应当先向管理人提出债权异议，管理人不能解决的，再进入诉讼程序。
（１）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债务人、债权人应首先向管理人提出异议，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不仅债务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债权人对债权表有关己方债权的记载有异议可以向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提起确认之诉，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他人债权有异议也可以提起确认之诉；
（２）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方可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
摘要1：【裁判摘要】汇票经背书质押并交付质权人，质权人成为票据法意义上的持票人同样享有票据法赋予的抗辩切断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持票人享有抗辩切断的保护，即持票人与票据的基础法律关系相脱离，抗辩事由仅限定在票据债务人与其直接相对人之间,善意的票据持票人不受票据债务人与其直接相对人之间的抗辩事由的影响。本案中，汇票经港迪公司背书质押，交付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因此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就是票据法意义上的持票人，同样享有票据法赋予的抗辩切断保护。据此，有色金属公司依据其与港迪公司的基础法律关系向质权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抗辩，不能成立。有色金属公司亦未主张恒丰银行宁波分行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故有色金属公司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缺乏依据，亦不能成立。汇票经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交付与持票人（质权人），属于票据行为，具有票据的特殊性，应适用票据法。质权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可以享有票据法赋予的特殊保护，应区别于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意义上的权利质押。原判决适用票据法的相关规定，判决有色金属公司承担票据责任，并无不当。汇票作为债权的特殊载体，可以承兑的数额明确，不存在质权人直接获得质押动产而获得不当利益的情形，因此有色金属公司认为恒丰银行宁波分行直接行使票据权利违反我国关于禁止流质的规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保证人的签章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应对出票人和背书人不能清偿原告债务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某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承担票据担保人的责任问题，法院认为，根据《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保证人必须在汇票或粘单上记载：表明“保证”的字样、被保证人的名称、保证人签章等。某集团有限公司虽然在汇票的背面记载了为某实业公司提供连带保证的字样并加盖了公章，但由于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签章没有同时具备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章，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关于签章的规定，因此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票据保证人的签章无效，原告要求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票据担保人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由于造成票据保证无效的原因在于某集团有限公司签章的无效，某集团有限公司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故某集团有限公司应对出票人和背书人不能清偿原告债务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行政诉讼案件适用票据法、票据行政法规时可以结合票据行政规章 的具体规定正确界定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八条规定：“支票的出票人不得签发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2015年3月20日，上诉人广州市×××贸易有限公司签发了编号为3130443019270409，金额为2050000元、收款人为“广州××教育研究会”、签章为“广州市××家具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张××”的支票，因支票上的签章与其预留银行的签章“张××”不符，被广州银行东华西支行以“出票人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为由将该支票作退票处理。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认为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之规定，同时考虑到上诉人在银行退票后，能积极采取补救措施，通过其他方式支付了支票票款给收款人广州××教育研究会等情形，根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签发空头支票或者签发与其预留的签章不符的支票，不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处以票面金额5%但不低于1000元的罚款；持票人有权要求出票人赔偿支票金额2%的赔偿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作出了对上诉人减轻处罚的决定，按上述支票票面金额3%给予上诉人61500元罚款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已经告知上诉人存在上述违法行为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亦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在核实了上诉人的申辩意见后，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复议予以维持并无不当，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关于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及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主张，其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明显不当，
摘要2：（续）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法规定》第６６条第１项所指“票据无效”实为针对签章不真实的一方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而非整张票据丧失法律效力——中能源公司认为开立上述银行账户时使用的公司印章与其认可的公章不一致，则出票人可以免除票据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案件司法解释》)第六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票据，未经背书转让的，票据债务人不承担票据责任；已经背书转让的，票据无效不影响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一)出票人签章不真实的；…。对《票据案件司法解释》第六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理解，所指“票据无效”实为针对签章不真实的一方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而非整张票据丧失法律效力。其次，本案中，中能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开立银行账户时使用的公司公章是不真实的，中能源公司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均希望证明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中能源公司使用了与其工商登记备案公章不一致的印章，并不符合前述签章不真实产生票据无效法律后果的情形。第三，中能源公司对宇艾公司提供的《关于成立债务清算小组的通知》上公司印章和邹×签字均认可，而该通知所述正是针对本案有关投资项目偿还情况的内容，并且针对涉案电子商票出具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保兑保函》上有中能源公司财务专用章、公司印鉴和邹冰印章，其中公司印鉴与其认可的公司印章不一致，但中能源公司并未对其他印鉴和该枚公司印章出现在同一份承诺兑付涉案电子商票款项的材料中作出合理解释。结合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内容和《票据案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中能源公司开立银行账户时使用的公司印章与其工商登记备案公章不一致，并不属于商业汇票上出票人签章不真实的法定无效情形，涉案电子商票并不因两枚公章不一致而否定票据本身的法律效力。因此中能源公司该项抗辩意见，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更改”，是指原记载人所作出，对票据的一般事项所作的有权更改，只要签章证明即可，但仍然对于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否则，票据无效；（２）“变造”，指的是原记载人以外主体所作出的无权的，非法的行为。其效力是，票据上有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变造票据签章以外的其他记载事项（包括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法律只是规定不同签章主体承担的票据责任有所区别，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主体对于变造事项并不承担责任，仅对变造之前的事项承担责任——根据《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第十四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变造。伪造、变造票据上的签章和其他记载事项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的“更改”，是指原记载人所作出，对票据的一般事项所作的有权更改，只要签章证明即可，但仍然对于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否则，票据无效。而《票据法》第十四条规定“变造”，指的是原记载人以外主体所作出的无权的，非法的行为。其效力是，票据上有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变造票据签章以外的其他记载事项（包括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法律只是规定不同签章主体承担的票据责任有所区别，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主体对于变造事项并不承担责任，仅对变造之前的事项承担责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汇票系变造票据这一事实并无异议，并且结合工商银行宁夏分行以涉案汇票系变造票据为由，向贴现申请人中宁兴鑫公司出具了“假票收缴凭证”，进一步印证了变造的事实。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票据存在原记载人也就是出票人海南××实业有限公司更改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故二审适用《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确认涉案汇票为无效票据没有事实根据。
摘要2：（续）本案中亦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票据金额的变造系昊华化工公司的行为，在昊华化工公司为履行其与中宁兴鑫公司签订的《电石战略采购标准合同》中的付款义务时，背书转让涉案汇票给中宁兴鑫公司其签章具有真实性，根据《票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昊华化工公司应当对其签章时的票据金额240万元承担票据责任。如果确认涉案汇票无效，将会导致票据自始无效，那么票据变造之前签章的人也将不承担变造之前的票据责任，这将破坏票据的流通性，并影响后手向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因此，中宁兴鑫公司请求确认涉案汇票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涉案汇票被工商银行宁夏分行收缴事实亦不是确认票据无效的法定理由。中宁兴鑫公司在不能实现付款请求权的情形下，可以向其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即使票据追索权不能实现，也可以依据其与昊华化工公司的基础法律关系行使债权请求权来实现其权利的保护。基于票据无效的法定性，二审以票据收缴为由确认涉案汇票无效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提起债权确认之诉应以管理人对审查结果编制债权表并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为前提，且在起诉前应首先向管理人提出异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仍不服或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理的，债权人方可在限期内提起债权确认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七条及第五十八条规定，管理人应对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查，并编制债权表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故信达公司提起债权确认之诉应以管理人对审查结果编制债权表并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为前提，且在起诉前应首先向管理人提出异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仍不服或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理的，债权人方可在限期内提起债权确认之诉。结合本案及物资公司破产案的实际情况，管理人在该破产案中尚未编制债权表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信达公司在收到关于初步审查结果的通知后亦未先向管理人提出异议，而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本诉，其做法与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要求不相符合，其提起债权确认之诉的条件尚不具备；且即使管理人在《债权审查结论通知书》中告知信达公司可直接起诉，该项告知内容亦因与前述法律规定不相符合而不发生赋予信达公司诉权的效力。故信达公司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信达公司可按照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的规定，向管理人提出异议，或在具备法定情形时，再行提出破产债权确认之诉。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背书转让汇票，如债务人未在约定债务履行期间付款，此后债权人有权拒收汇票而要求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付款——一审判决认为关于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的支付方式适用于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现已超过约定的付款期限，中铁工程公司应当以现金方式支付；关于利息及履约保证金双方意见一致，予以确认的判决理由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已经选择了票据追索权之诉救济自己的汇票无法承兑的损失，后再以原因债权要求前手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新联公司与积成电子公司之间订立了购销合同，由新联公司向积成电子公司提供相应的货物。后积成电子公司向新联公司背书转让了银行承兑一张，以此支付了部分货款。在新联公司向承兑人兑付该承兑时，承兑人既不明确表示拒付又不及时承兑该汇票，导致该汇票处于了事实上的拒付状态。本院认为，因承兑人不积极承兑汇票，导致了新联公司没有实际得到货款，此时新联公司既可以向积成电子公司主张合同债权，又可以向积成电子公司主张票据追索权，两者发生竞合时，新联公司可以择一诉权行使。新联电子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以票据法律关系将出票人宁夏××××××储运有限公司、承兑××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前手背书人积成电子公司诉至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经法院审理，作出了(2020)宁01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件已经进入到了执行阶段，无论新联公司是否已经就案涉价款得到执行，均不影响其在票据追索请求权与原因债权请求权竞合时做出的选择后导致的法律后果。其已经就案件选择了票据追索权之诉救济自己的汇票无法承兑的损失，后再以原因债权要求积成电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质权人对案涉票据不负主动提示付款的合同义务，其未在提示付款期限内主动操作提示付款，而是根据出质人的指示对案涉票据操作提示付款，并不构成违约——在质权人因质押而占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期间，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到期的，质权人是否负有提示付款的义务，双方未作出明确约定，现行法律也未作出明确规定。票据法虽规定票据权利的行使主体为持票人，但因持票人对于票据法规定的权利可以选择是否行使而非必须行使，故相关规定是赋予持票人权利而非义务。虽然根据票据的文义性，只能由票据文义记载的持票人对外提示付款，但这是就对外行使票据权利的主体和实际操作主体而言，并不影响出质人和质权人内部在基础法律关系即质押合同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确定，不能由此得出质权人负有提示付款义务的结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关于票据质押的相关处理部分规定：“出质人与质权人签订质押合同时，应充分考虑债务期限与票据的提示付款期限等情况，并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产生票据纠纷。”由此可见，国家金融主管部门虽要求出质人和质权人在以票据质押时对于双方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约定，但对于谁负有提示付款义务亦未作出明确规定。另外，本案中双方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市场交易中对于该类问题如何处理已形成了交易习惯。对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对案涉票据是否负有在提示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的义务，本院认为应结合提示付款的性质、提示付款是否为质权人的保管义务、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义务的扩张以及双方对案涉票据提示付款的注意义务来分析认定。．．．．．．综上，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对案涉票据不负主动提示付款的合同义务，其未在提示付款期限内主动操作提示付款，而是在2018年11月16日根据江西升华公司的指示对案涉票据操作提示付款，并不构成违约。
【裁判摘要２】对于无法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退还至真实票据权利人的，法院在判决中要求上海票据交易所协助生效判决执行，将票据信息恢复至真实权利状态即协助将汇票退还至真实权利人名下——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主债务清偿完毕且质押期间届满后已无继续占有案涉票据的法律依据，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应继续履行退还义务，根据电票规则，案涉票据当前不能由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操作解押退还，造成案涉票据的实际权利状态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的权利状态不符。在主债务清偿完毕且质押期间届满后，
摘要2：（续）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退还实为单纯交付行为而非票据行为，不违反票据法第三十六条关于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不得背书转让的规定。在当前电票规则尚未修改的情况下，江西升华公司作为案涉票据的实际权利人可以诉请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继续履行返还案涉票据的义务并确认其为案涉票据的持票人，人民法院对其该项诉请应予支持。在取得生效裁判后，上海票据交易所负有协助执行的义务，有义务将票据信息恢复至真实权利状态，即将江西升华公司变更为持票人，江西升华公司有权以持票人的身份行使票据权利。此外，由于通过诉讼确认和通过生效裁判的执行来变更持票人的时间较长，若为了及时实现票据权利，江西升华公司也可以选择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协商，由其委托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以持票人的身份对外行使票据权利并将获取的票据利益返还给江西升华公司，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依法负有协助配合义务。
【裁判摘要３】而案涉质物为票据，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付款请求权为第一次序的请求权，追索权为第二次序的请求权，只有在付款请求权不能实现或出现法定事由时才可以行使追索权，如果付款请求权得以实现，追索权也随之消灭。
摘要1：【裁判摘要】持票人于票据到期日当日提示付款遭拒付属于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涉案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5月1日，通过宝通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可知，其于2019年5月1日到期日当天即提示付款，该事实亦与票据拒付理由为“承兑人账户余额不足”的事实相互印证。电力公司主张宝通公司未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丧失对其的追索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本院对宝通公司要求电力公司向宝通公司支付票据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三条“持票人应当按照下列期限提示付款：……(二)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或者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自到期日起十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的规定，因海纳科技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20年5月11日向承兑人力帆财务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视其于2020年5月11日向力帆财务公司提示付款，该日期已超过了自到期日十日内的提示付款期限，故应认定海纳科技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力帆财务公司提示付款。．．．．．．参照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六条“商业汇票的持票人超过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持票人在作出说明后，仍可以向承兑人请求付款”的规定，因海纳科技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承兑人力帆财务公司提示付款，其已经丧失对除承兑人力帆财务公司和出票人力帆乘用车公司之外的前手，即伯坦科技公司、伯高科技公司、腾利欣科技公司的票据追索权。
【裁判摘要２】（１）票据追索权纠纷中算法院仅支持１倍ＬＰＲ计算的利息；（２）持票人逾期提示付款利息起算点为提付付款日而非票据到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如前所述，因海纳科技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向力帆财务公司提示付款，一审法院以2020年5月11日作为利息的起算时间，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所称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一审法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于法有据。海纳科技公司主张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2倍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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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持票人在法定情形内在电子汇票系统上提示付款即产生有效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的效果；（２）此后持票人撤回该次提示付款操作，于法定期限内再次提示付款，以至于系统显示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持票人也不丧失对收款人、背书人的追索权——都邦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对两张汇票提示付款后，该提示付款宝塔公司未予应答。虽然都邦公司在2019年5月13日又撤销了两张争议汇票原先的提示付款，重新发起提示付款，系统显示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但都邦公司已于2019年4月28日在规定期限内有效行使了付款请求权，故并不丧失对于出票人、承兑人之外其他前手的追索权。中和公司称都邦公司未依法行使付款请求权并因此丧失对其追索权，该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票据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根据目前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若该种类型汇票的承兑人对于持票人的提示付款不应答，持票人客观上无法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取得拒付证明。根据宝塔公司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对于都邦公司的提示付款请求一直不予应答，且至今亦未付款的事实，综合判断可认定宝塔公司已“拒绝付款”,都邦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已具有起到拒绝证明的作用。至于河南省百泉制药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不足以证明宝塔公司在正常期限内正常付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宝塔公司行为构成拒付，支持都邦公司对其前手行使票据追索权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都邦公司未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追索业务，是否丧失追索权的问题。中和公司提出，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理》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都邦公司没有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追索业务，追索行为无效。本院认为，该条文旨在强调电子商业汇票因存在形式的特殊性需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为平台，在系统应答正常情况下通过系统行使票据权利并确保票据流转记载事项齐全。现宝塔公司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对于都邦公司的付款提示既不承兑亦不明确拒绝，阻碍了持票人依据该系统正当行使票据权利。在此情形下，都邦公司以起诉的方式行使追索权并无不当，并未丧失追索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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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只有存在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才可以进行基础关系抗辩，与持票人不具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债务人进行基础关系抗辩均不能对抗持票人的票据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对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并且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据此，无论是被追索人以不具备真实的交易关系或其他基础关系存在纠纷为由进行抗辩，只有存在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才可以进行基础关系抗辩，与持票人不具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债务人进行基础关系抗辩，均不能对抗持票人的票据权。故对大道新能源公司之上诉理由，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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