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豫03民终1341号
【裁判摘要】未办理抵押权登记不享有抵押权，债务人破产时无权主张取回权——以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本案中，郭××与师友公司于2011年1月26日签订《借款担保协议》，该协议约定师友公司到期不能清偿郭××现金及利息时，担保房产所有权归郭××所有。协议签订后，双方未对担保物办理抵押登记。郭××与师友公司签订的《借款担保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且双方未办理抵押权登记，该抵押权未设立，郭××对约定房产不享有取回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1)民申字第1081号
【裁判摘要】（１）权利人行使破产取回权的权利基础必须是其对取回权的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２）追偿权系债权并非所有权或其他物权不能行使破产取回权——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在破产程序开始时，对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财产权利人可不依破产程序而直接向破产管理人主张取回。权利人行使破产取回权的权利基础必须是其对取回权的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京高法函［2007］24号《关于协助保管天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涉及原告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等相关案款的函》并非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不能发生免除银泰投资举证责任的效力，且该函所载明的“经核实，目前合同项下的此笔款项仍在本案各方当事人与天一证券的共管账户内由天一证券负责监管”的内容亦未被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该案终审判决即（2008）民二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所确认，银泰投资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没有进一步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定金仍封闭于天一证券账户中，故银泰投资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京高法函［2007］24号函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定金构成特定化货币的主张依据不足。因银泰投资承担对远大集团的赔偿责任后取得的向天一证券追偿的权利系债权，并非所有权或其他物权，其以行使破产取回权为由要求天一证券从一亿元股权转让定金及利息款中支付银泰投资49986330.63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二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银泰投资以其享有破产取回权为由认为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与天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取回权纠纷上诉案
【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浙商终字第40号
【摘要】取回权是破产法上的一项特殊权利，其法理基础是民法上的物的返还请求权，即破产取回权是指权利人对其享有所有权的物的返还请求权，而不是债的返还请求权。因此只有所有权人或者其他物权人依照物的返还请求权，才能提出取回该财产的请求。本案银泰投资是否享有涉案1亿元股权转让定金的取回权存在重大争议，银泰投资上诉提出其享有该1亿元股权转让定金的取回权，主要理由是认为北京高院、最高法院的判决及北京高院的函件等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明确将本案取回权标的的所有权及取回权“设立、变更、转让”为银泰投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一般认为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仅限于法院作出的形成判决，给付判决、确认判决以及各种命令、通知等，都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就本案而言，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的判决、函件等不属于形成判决，并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结合生效判决的具体内容虽明确从便于行使追偿权和诉讼经济原则出发，银泰投资在承担赔偿远大集团款项后，可以向天一证券进行追偿，但并未明确将远大集团享有的存放于天一证券帐户内的1亿元定金的所有权直接转移至银泰投资，银泰投资认为其依据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的生效判决取得了对1亿元股权转让定金的所有权和取回权依据不够充分，原判认定银泰投资虽依据北京高院和最高法院的生效判决取得了向天一证券进行追偿的权利，但该权利系债权，而非物权或所有权并无不当。
【解读】法院发出协助函不具有确权效力，破产债权人不能据此主张破产取回权——（１）法院向破产管理人出具的协助付款函载明，证券公司负责监管的１亿元股权转让定金不属于破产财产，在银泰投资向远大集团支付赔偿款后，银泰投资有权要求证券公司从负责监管的１亿元款项中支付相应款项。（２）法院出具的协助函并非形成判决， 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无法达到确权的效果，银泰投资无权主张破产取回权。
摘要1：解读：当事人约定动产所有权在协议签订时转移但并未实际交付也未约定占用改定协议，不发生物权转移的效力，在破产案件中不享有取回权。
摘要2：【注解】仅达成物权变动协议并不成立占有改定。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庆商终字第372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为担保债务履行与债权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预告登记不能产生担保物权效力，债权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而不能享有别除权——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款项，被上诉人仁和公司为此与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双方的借款提供担保，并到肇源县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了共计37套房屋的预告登记。从形式上看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实质是仁和公司为所借款项向出借人即上诉人提供的一种担保。这种担保方式已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中进行了论述，该条款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根据以上条款，本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性质是一种非典型的担保合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到肇源县房产管理部门对37套房屋办理了预告登记手续，上诉人领取了商品房预告登记证明。上诉人为此主张担保合同已经进行了登记备案，且预告登记具有排斥后来其他物权变动、保存顺位及破产保护的效力，故其应在破产程序中享有别除权。本院认为，别除权是指担保权人享有就特定财产不依照破产清算程序而优先获得清偿和满足的权利，法定担保物权能在破产程序中转化为别除权。本案的担保方式虽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所认可，但并非物权法规定的法定物权种类和内容，且预告登记在权利性质上属于物权化的债权，其与别除权的基础权利即担保物权存在区别，而其预告登记的效力是否享有法定担保物权的登记备案效力，该非典型担保方式是否如法定担保物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法律并无明文规定。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21号
【裁判摘要】对于房屋买受人是否符合查封前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认定，应当要求书面文件具备物权变动的内容和合意，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５条规定的情形，但不应突破书面合同这一形式要件——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一条及《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除应当载明房屋坐落位置、面积、价款等基本信息外，还应当载明房地产权属证书、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及年限、违约责任等事项。房地产转让属于法律规定的要式法律行为，且应以房产管理部门发放的带有条形码的制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对于房屋买受人是否符合查封前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认定，应当要求书面文件具备物权变动的内容和合意，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的情形，但不应突破书面合同这一形式要件。本案中黄××没有与开发商天正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不符合买受人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的要件。在尚不具备开发商与购房人签订有书面买卖房屋合同的情况下，黄××提供的占有该房屋的证据并不充分，且至今该房屋也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尚不具备交付条件。综上，黄××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条件，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摘要2：
摘要1：解读：机动车、船舶等特殊动产买卖挂靠人以其是标的物实际所有权人为由要求对标的物排除执行，经审查案外人确系执行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对其排除执行的请求一般应予支持。
【注释】案外人在法院查封之前已支付合理价款且取得占有的情况下，案外人对未办理过户不存在过错的，可以排除法院对机动车的执行。
摘要2：【注解１】（１）机动车登记不同于不动产登记（具有物权公示公信的效力），机动车不能仅以其登记而信赖登记人为机动车所有权人；（２）案外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是特殊动产的所有权人可以排除执行。
【注解２】特殊动产登记—对抗物权变动规则——
（１）借名买车的车辆虽登记在出名人名下，但出卖人将车直接交付给了借名人，应认定借名人是车辆所有权人；挂靠经营的挂靠人实际占有使用车辆，应认定挂靠人为车辆所有权人；机动车买卖即使尚未办理机动车过户登记手续，出卖人已将车辆交付给买受人，应认定买受人为车辆所有权人。
（２）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对抗的仅是与被执行人有交易关系的第三人，而不是泛指与被执行人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第三人，案外人所享有的物权（所有权）可以对抗被执行人一般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
摘要1：——房屋产权代持不能阻却法院强制执行
【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3883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依照《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我国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变动原则上以登记完成为生效要件。而所有权代持并不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亦不属于《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其他规定”之情形。因此，依据《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公示原则，产权代持协议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对内的效力上，对外不具有物权效力，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另外，王某琦出于某些因素考虑将×号房屋登记在赵某田名下，就应当预见到可能由此带来的风险，并应当承担此种风险出现的后果。因赵某田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对王某彬承担债务，本院在执行中依据不动产登记簿，采取查封登记在赵某田名下的×号房屋符合物权法定原则，该执行措施并无不当。至于所查封的房产，在被执行后用于偿付债务而导致王某琦经济损失的，王某琦可基于债权关系向赵某田主张损失赔偿。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民申4418号
【摘要】再审申请人王××提供的新证据，即二审判决后再审申请人通过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民事判决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的(2019)京0116民初848号民事判决和通过撤销案涉房屋产权证的行政判决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的(2019)京0102行初454号行政判决，上述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本案生效一、二审判决结果，尚须进一步审查分析判断，并依法作出公正处理。
摘要1：【案号】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浙民申字第2635号
【裁判摘要】借用他人名义购买商品房并占有使用的，真实权利人可以请求确认其享有所有权并对抗登记人的一般债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肯定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生效原则，但并不否定例外情形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还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明确不动产权属证书以及与之一致的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效力，但权利推定属于可以推翻的法律事实。因此，真实权利人能够证明该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有权提出确认其享有所有权的请求。当然，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如果第三人信赖登记显示的物权状态而与登记人进行交易行为，真实权利人不得据此对抗该第三人。本案中，本案叶××、张××借用苏××、黄××名义购买商品房并占有使用的事实清楚，并无规避法律的情形，应××系申请执行人，对登记人仅享有金钱债权，不属于公示、公信原则需要保护的交易第三人，叶××、张××作为真实权利人有权请求确认享有所有权并据此对抗登记人的一般债权人。
摘要2：
摘要1：——未变更登记的特殊动产受让人能否对抗转让人的强制执行债权人
【案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10民终136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案外人取得（交付）机动车所有权未经登记可以对抗申请执行人的一般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可见，机动车这类特殊动产仍以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未经登记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上诉人余××在法院查封涉案车辆前，与原审第三人张××签订了《台州市二手车买卖合同》，其提供的款项来源、付款依据、代为偿还车辆抵押贷款及缴纳违章罚款等证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锁链，达到了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证明双方车辆买卖关系的真实性，且移转占有的行为发生了车辆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力。在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车辆交易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伪造买卖合同，帮助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情形下，可以认定上诉人余××已实际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上诉人余××在法院查封涉案车辆时虽未办理车辆过户登记手续，但这并不影响其对涉案车辆享有所有权，其要求阻却执行的上诉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939号
【裁判摘要】（1）以物抵债（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第２８条期待物权规定排除执行；（2）土地未达到开发建设25%以上即转让，受让人存在过错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1年3月25日，元亨公司与九江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确认了元亨公司欠付九江公司的欠款数额及还款时间。2012年11月16日，元亨公司与九江公司签订案涉《债务抵顶转让协议书》，约定将案涉争议的土地使用权抵顶转让给九江公司，但双方并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关于物权变动效力的规定，认定双方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并未产生物权变动效力，适用法律正确。九江公司主张其已经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没有法律依据。对于九江公司主张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对案涉土地享有物权期待权。本院认为，根据九江公司申请再审陈述的事实，案涉土地使用权未变更登记过户至九江公司名下是因土地部门规定未达到开发建设25%以上不能办理土地分割登记手续，该事实表明案涉土地未办理变更登记的原因系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转让条件。且九江公司申请再审中称案涉地块政府仍未拆迁完毕，不能成为净地交给元亨公司进行开发建设，而其申请再审中亦没有主张或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土地已经实际交付给了九江公司。据此，九江公司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已经合法占有及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形。原审认定九江公司基于案涉《债务抵顶转让协议书》对元亨公司享有的权利属性仍然属于债权范畴，对案涉土地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
【裁判要旨】
限购政策是为稳定房价、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而制定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进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借名买房合同，目的在于规避国务院和北京市的限购政策，通过投机性购房获取额外不当利益。司法对于此种行为如不加限制而任其泛滥，则无异于纵容不合理住房需求和投机性购房快速增长，鼓励不诚信的当事人通过规避国家政策红线获取不当利益，不但与司法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的职责不符，而且势必导致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落空，阻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落实，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故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借名买房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
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系适用于利用虚假资料骗取登记、登记机关人员错误登记、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物权变动后未及时更正登记等情况下，已经过法定程序取得权利的真实权利人与登记簿记载不一致导致的登记错误等情形。借名人借用出名人的名义购买房屋，故意将房屋登记在出名人名下，不属于该条规定的登记错误等情形。在经法定变更登记程序完成物权公示之前，借名人仅享有债权请求权，不能依据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未经公示程序即直接被确认为房屋的物权人，这是借名人故意制造名义买房人与实际买房人不一致时应面临的权利风险。
摘要2：【注解】（１）借名人与出名人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借名买房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２）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也不能当然成为房屋所有权人。
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琼民一终字第16号
【裁判摘要】一房数卖时首先签订买卖合同并占有、使用的买受人享有物权期待权——关于争议的铺面存在一房二卖的情况下，诚源公司与李×谁享有优先权的问题。首先，诚源公司、李×购买本案争议房产时均没有进行物权登记。李×先于诚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由于环瑞公司与李×于2005年12月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代租协议》，将包括争议房产在内的合同房产出售给李×并由环瑞公司代为出租，环瑞公司也收取了购房款，上述商品房买卖行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该房产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签订《代租协议》的行为，应视为环瑞公司已履行法律上的交付义务。由此可以认定，本案争议房产当时虽未登记在李×名下，但李×已实际行使争议房产的收益。如前所述，诚源公司签订合同在后，合同备案登记不具有物权变动效力，诚源公司也没有取得争议房产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实体权益。李×因此对争议房产享有优先权。
摘要2：
摘要1：解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具有形成诉讼的性质，判决确定后形成判决对当事人具有形成力，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即判决生效后争议标的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１）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被判决驳回，因驳回判决不具有形成力，其他案外人仍然可以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法院应当予以受理；（２）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得到判决支持，因该判决具有形成力，导致现有执行法律关系的变更，执行标的已不得作为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予以执行，其他案外人再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缺乏诉的利益，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21)闽民申1685号
【裁判摘要】2010年7月26日胡××和孙××在一审法院主持下调解离婚，并制作有民事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于当日发生法律效力。民事调解书载明胡××与孙××将涉案房产赠与婚生子胡××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规定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包含调解书。依照上述规定，涉案房产自上述民事调解书生效时发生物权变动效力，胡××１成为涉案房产实际所有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300号
【裁判摘要】（１） “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执行异议）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的执行程序终结应当理解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实现后执行程序完全终结；（２）以物抵债裁定作为直接导致物权变更的法律文书送达即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执行标的即因以物抵债裁定生效而终结，但执行程序并未完全终结——二审法院认定常××提出执行异议之前案涉执行程序已经终结是否有误。经查，张××以中平公司为被告提起民间借贷之诉，后双方达成调解，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因中平公司未按期履行调解书义务，张××申请执行，根据案件实际执行情况，一审法院裁定拍卖、变卖诉前保全财产中的112套房屋。后因三次拍卖均无人报名而流拍，根据张××书面申请，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六执字第00178-1号执行裁定，将上述112套房屋及所占土地使用权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4775万元交付申请执行人张××以物抵债。2015年12月2日常××向一审法院递交执行异议申请书。根据以上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中执行标的因三次流拍而由申请执行人张××以物抵债获得受让，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理解与适用》第六条“……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的规定中“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执行异议）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的情形，此处的执行程序终结应当理解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实现后执行程序完全终结。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六执字第00178-1号执行裁定，将中平公司案涉112套房产交付张××抵偿其债权及垫付的相关费用。该裁定作为直接导致物权变更的法律文书送达即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针对案涉房产的执行即因该裁定生效而终结，但本案的执行程序并未完全终结。2016年11月21日一审法院又作出（2015）六执字第00178-2号执行生效作为本次执行程序终结的时间节点，常××2015年12月2日提出异议在此裁定作出前，并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二审法院将(2015)六执字第00178-1号执行裁定的作出时间确定为案涉执行程序的执行终结时间节点，进而以程序上异议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驳回常××起诉属认定事实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322号
【裁判摘要】房屋登记在夫妻一方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名下，由夫妻一方出资购买，夫妻双方协议分割该房屋并经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备案，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另一方物权基于离婚洗衣主张对房屋的所有权排除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我国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一般应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本案中，案涉房屋并未登记在陈××名下，其基于《离婚协议书》对案涉房屋的约定主张案涉房屋所有权，虽然该《离婚协议书》经过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关备案，但该备案行为无法发生物权变动效力，故本案仅凭该《离婚协议书》无法发生案涉房屋的物权变动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该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享有公司财产收益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法人财产具有独立性，公司股东不能因为股东身份当然取得公司财产，法律也禁止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因此即使购买案涉房屋实际出资人是谢坑铜金矿，也不能因谢坑铜金矿系王××一人全资成立，王××就取得该公司的法人财产，况且谢坑铜金矿仅是能新公司的股东之一。陈××据此主张案涉房屋是王××和陈××夫妻共同财产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结合案涉房屋登记在能新公司名下的事实，案涉房屋系能新公司的法人财产，不是王××的个人财产，陈××作为能新公司的财务人员主张离婚后一直占有该财产的申请再审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王××作为谢坑铜金矿股东在《离婚协议书》中对能新公司的法人财产不具有处分权，因此陈××基于《离婚协议书》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民事权益。陈××作为抵押物共有人在抵押合同上签字的行为不能发生案涉房屋的物权变动效力，该抵押合同也不足以证明陈××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审判决认定陈××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由于陈××不是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不符合该条法律规定的情形，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40号
【裁判摘要】在夫妻一方不能证明财产属于个人财产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协议分割共同财产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不能排除强制执行——关于焦××是否有权要求停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的问题。．．．．．．本案中，焦××并未举证证明其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焦××购买的案涉房产，虽已付清全部购房款，但焦××并未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不能证明该房产归其个人所有。其次，案涉房产系焦××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购房首付款290余万元系从牛××的银行账户中支出，且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亦共同使用焦××银行账户，故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此外，焦××虽提交夫妻婚内财产协议，但并未提交该协议原件而无法核实，退一步讲，即便该协议属实，依法只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由于焦××、牛××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宏宇公司对该协议知晓，故该协议并不能证明案涉房产已归焦××个人所有。因此，宏宇公司有权对牛××与焦××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共同房产申请执行。综上，焦××不能证明案涉房产归其个人所有，宏宇公司申请查封该房产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焦××要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苏民终516号
【解读】焦××一审诉讼请求为：停止对北京市朝阳区配套项目C地C2号住宅楼5单元××室房屋的执行，确认案涉房产归其所有，该房产剩余债务由其偿还，被告承担诉讼费。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180号
【裁判摘要】房屋买受人在符合无过错买受人的情况下，享有排除合作建造一方基于开发协议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2年3月31日，翁××与世豪公司签订了案涉《房源认定协议书》，在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认定房源位置和房屋号码。翁××支付了全部购房款457797元，并由世豪公司开具了财务收据。一、二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认定案涉《房源认定协议书》为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对双方具有拘束力，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ＸＸ满主张《房源认定协议书》未生效，缺乏法律依据。而ＸＸ满与世豪公司对案涉房屋所在建设工程系合作开发关系，为取得合作项目的利润分成，ＸＸ满申请牡丹江仲裁委员会予以仲裁，并由该仲裁委员会作出30号仲裁裁决。裁决书主文第三项载明：“将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的1628片的32户房源，作为利润分成裁决给ＸＸ满。不足部分10348005元以1628片现有房源确定给ＸＸ满，1628片无房源时，以世豪公司其他财产给付ＸＸ满。”据此，ＸＸ满系要求世豪公司进行利润分成而提请仲裁裁决，且上述30号仲裁裁决并未明确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确认归ＸＸ满所有。二审判决认定30号仲裁裁决为给付之诉，该裁决主文未产生物权变动效力，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由于ＸＸ满与世豪公司对案涉房屋系合作开发关系，作为合作共同体对外均负有向房屋买受人交付房屋的义务。在翁××与世豪公司签订的案涉《房源认定协议书》合法有效，且翁××已经付清房款，案涉房屋未能办理物权登记系由于世豪公司原因而非翁××的过错所致的情形下，二审判决认定翁××对案涉房屋所具有的民事权益能够阻却ＸＸ满与世豪公司合作双方之间因利润分配而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适用法律亦无不当。ＸＸ满对其提出的翁××没有付清全部购房款的主张，在原审及向本院申请再审期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于ＸＸ满以案涉房屋所在建设工程交付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为由主张翁××所述在2012年世豪公司向其交付钥匙并进行装修使用的事实不存在的问题，二审判决基于ＸＸ满与世豪公司作为合作共同体对外均负有向房屋买受人交付房屋的义务，认定案涉房屋是否在查封前实际占有的事实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的理由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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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借用资质参与土地竞拍、开发不能排除强制执行；（２）《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继承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等极少数特殊情形，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规定，否则，会对物权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本院认为，一、二审及再审证据不足以证明邓×对案涉土地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理由如下：一、《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4年9月10日，中宝公司向灵宝市财政局缴纳竞拍保证金430万元，同年9月15日，中宝公司与灵宝市国土资源局签署案涉土地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2014年10月9日，中宝公司向灵宝市财政局缴纳了竞拍土地余款20万元，同日，中宝公司缴纳了契税18万元。2014年10月24日，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案涉宗地建设用地批准书，2015年3月9日，灵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案涉宗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单位为中宝公司，2015年5月21日，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灵国用（2015）第2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查明事实，可以确认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而不是邓×。二、中宝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2014年9月15日下午16时，在灵宝市地产交易中心实施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中，我公司购买的位于灵宝市环城桥东南角00-24-180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面积为4492平方米，拍卖地价为450万元）。现特此证明该块土地的拍买出资人为邓×，邓×是该宗地拍卖后的所有人。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邓×与中宝公司上述往来款项具体性质，即不足以证明邓×系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权利人，即使中宝公司出具的《证明》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只是说明邓×借用中宝公司的资质进行案涉土地的竞拍与开发的情形是存在的，该事实对邓×与中宝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具有效力，但不能改变中宝公司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的对世权效力。同理，再审审查中，邓×作为新证据提交的三份材料内容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邓×为规避法律借中宝公司之名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而不能据此确定邓×为土地使用权人。即不能产生物权变动效果，不能动摇物权登记公示效力的稳定性。
摘要2：（续）三、《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该条例第五条规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二）有4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房地产专业、建筑工程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2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条件作出高于前款的规定。”邓×作为个人，不具有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资质，对此事实，邓×是明知的。如其借用中宝公司资质开发房地产的事实存在，那么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就是邓×与中宝公司都认可的真实权利状态。本案中，二审判决以案涉登记簿上的登记为依据，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即为实质性审查。而《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继承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等极少数特殊情形，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规定，否则，会对物权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本案并不存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情形，故邓×认为适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应确认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四、《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邓×借用中宝公司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因此邓×再审称借用第三人中宝公司名义拍得案涉土地，并未损害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邓×明知其行为违法，依然选择规避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借用中宝公司资质对案涉土地进行开发，对此，邓×应承担其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
摘要1：【裁判摘要】（１）借名开发房地产可以确认实际投资人基于约定对土地使用权享有一定实体权益但并不优先于一般债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２）借名开发房地产实际投资人应当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确定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权利——我国法律对不动产物权变动主要采“登记生效”主义，未经不动产登记薄记载，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原审证据表明，赤坎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提交竞买申请书、签订成交确认书、缴纳土地成交款及相关税费，与开平广播电视台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方式取得了案涉土地使用权。二审法院由此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系赤坎公司通过挂牌转让竞得，赤坎公司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吴××主张其已经依照《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履行了义务，为案涉土地实际投资人，依法享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土地登记在赤坎公司名下，是吴××及赤坎公司双方合意，吴××对土地登记在赤坎公司名下是明知且不持异议的。第二，即使《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吴××确以赤坎公司的名义实际缴纳了案涉土地的所有费用，对案涉地块享有一定的权益，但该协议并无对竞拍所得土地权属的约定，仅是对项目开发的主体、收益等做了约定，吴××以其为实际出资人主张案涉土地使用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法》相关规定，我国法律对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设立了准入门槛，并未允许个人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吴××为了获得个人收益，规避国家法律法规，采取挂靠赤坎公司的方式开发经营房地产项目，应当预见存在相应的风险。因此，吴××主张其为案涉土地使用权实际享有人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可以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吴××既未与赤坎公司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又因自身原因未将案涉土地登记在自己名下，存在明显过错，应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
摘要2：（续）虽吴××依据《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缴纳了案涉土地转让费用，且赤坎公司对此不持异议，可以确认吴练兴享有一定的实体权益，但该权益产生来源于吴××与赤坎公司内部协议，在效力上并不优先于粤财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吴××可以依据与赤坎公司签订的《挂靠开发商住楼协议书》，对其因此所受的损失主张权利。
摘要1：【裁判摘要】在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情况下，《建设用地批准书》作为用地单位合法使用土地的法律凭证，能够对不动产的权属起到证明作用——我国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实行登记生效制度，即自将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完整内容记载在不动产登记簿时，不动产物权变动发生效力。本案中，广州市国土局于1993年核发了《建设用地批准书》（穗国土建用字[1993]第476号），确定案涉用地单位为三建房产分公司。三辉公司主张该《建设用地批准书》非不动产登记薄，也不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明文件，不能证明案涉地块的产权人为三建房产分公司。本院认为，从该《建设用地批准书》中注意事项记载的“一、本批准书为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用地单位使用土地的法律凭证……三、建设项目竣工时，土地管理部门以本批准书为依据重新核定土地使用范围和面积，核定无误后，收回批准书。同时换发土地使用证。用地期限已到，建设项目尚未竣工的，用地单位应提前向发证机关申请延期”等内容可见，在尚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情况下，《建设用地批准书》作为用地单位合法使用土地的法律凭证，能够对不动产的权属起到证明作用。本案中，案涉批准书上也载明三建房产分公司已就案涉土地办理有偿使用手续，原判决以此认定三建房产分公司为案涉土地的合法产权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广州市国土局曾于2001年1月发出《关于建设用地批文延期及更改建设用地单位的复函》（穗国土建用函[2001]20号），同意将案涉土地建设单位改为三辉公司，要求三辉公司接文后应在规定期限内办结土地有偿使用手续和领取《建设用地批准书》。但事实上，三辉公司至今未按规定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完成相应的变更登记。因此，三辉公司虽然曾经获得有关国土和规划行政部门函复同意变更其为案涉土地的用地单位，但本案未有证据证明案涉土地使用权人已由三建房产分公司变更为三辉公司。本案一审期间，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复函，已明确案涉地块不再涉及以协议方式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问题，即三辉公司日后已经不可能再以历史遗留问题采用协议方式取得案涉地块的使用。综上，三辉公司有关其享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并能够排除对案涉土地执行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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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在以物抵债协议履行过程中并未体现出物权转移的合意和意愿，无权排除执行——当事人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并未体现出物权转移的合意和意愿，协议的履行结果也没有达到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刘××的真实意图是取得涉案财产处置后的款项以实现1550万元的债权，而非取得涉案财产本身。二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并未整体抵偿给刘××并无不当。刘××申请再审主张其通过整体抵偿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缺乏事实依据。．．．．．．因涉案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并未整体抵偿给刘成俊，本案不属于“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的情形，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并没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刘××的此项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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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占有改定买受人双方协商一致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有权排除执行——鑫通矿业与小贷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万吨铁多金属矿石交割单》约定的所有权转移不是通常所说的标的物的实际控制发生移转，即由交付的一方移转给另一方，由另一方实际控制，上述合同约定的方式是不转移矿石的占有，由于并没有实质上移转占有，小贷公司并没有现实地占有矿石，并未形成物权法上所言的物权变动的外观，所以这种方式是否能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果？换言之，这种方式能否认定案涉矿石的所有权已经从鑫通公司转移给了小贷公司，小贷公司是这批矿石的所有权人？上诉人认为不能，被上诉人认为能。本院认为，上述合同的约定应当认定为这批矿石的所有权已经从鑫通矿业转移给了小贷公司，理由是：《物权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这就是学理上所谓的占有改定。通过占有改定，不仅简化了交付的程序、降低了交易费用，而且有利于鼓励交易。据此，案涉矿石的所有权自上述约定生效时从鑫通矿业转移到了小贷公司。本院认为，占有改定主要是合同法上的一种交付方法，当事人之间如何约定、产生何种关系，完全可以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解决。另外，合同法上关于交付的规定是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自由约定。所以，鑫通公司与小贷公司完全可以在上述合同中约定通过占有改定的方式进行交付。《物权法》第二十七条就是《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的“法律另有规定”。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占有改定没有发生实际占有的移转，而第三人很难知道当事人之间发生了占有改定关系，因此，如果转让人将财产转让给某一受让人之后，又将该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有可能会善意取得该财产。例如，假设鑫通公司在签订上述协议后，又与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签订矿石购销合同，将这批矿石卖给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该分行的行为如果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条件，那么这批矿石的所有权就属于该分行。当然，本案中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是因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民事调解书》，受理法院查封案涉矿石，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的行为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不能取得案涉矿石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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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如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从本案事实看，原审法院对于案涉苏石花园二期项目是否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虽未予述及，但其根据该项目已于2013年6月4日竣工验收合格的事实，及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的情况，认定《楼宇认购书》的效力并无不当。陈××主张《楼宇认购书》无效，缺乏事实依据。
【裁判摘要２】案涉房屋未能办理物权变更登记并非陈××自身原因所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已设定抵押的物品并非禁止流通，买受人在购买已设定抵押的物品时，仅需考虑抵押权实现时可能面临的风险，其购买抵押物的行为本身并不构成过错。从本案事实看，导致案涉房屋物权未发生变更登记的原因是其已抵押给华融湘江郴州分行，而非陈××自身原因所致。虽然陈××在2012年6月20日向华融湘江郴州分行出具《证明及承诺》，表明其知道案涉在建工程已抵押给该行，但不能就此认定系陈善红方面的原因导致物权变动未发生。
【注解】买受人购买已设定抵押物品行为本身无过错，买受人因购买物之上存在抵押未能办理过户登记不存在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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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预告登记、网签或备案与权属转移登记无必然联系，买受人有权排除执行——《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适用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以其系买受人为由而提起执行异议的情形。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中，人民法院一般也应参照该条对买受人排除强制执行的请求能否成立予以审查。．．．．．．案涉《车位申购协议书》签订时车库虽被抵押，但该抵押有期限，买受人对解除抵押有合理预期，不应认定买受人未尽基本的注意义务。第二，预告登记并非买受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网签、备案系房屋行政主管部门为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出的管理性要求，故宋××未就案涉车位申请办理预告登记、网签或备案与造成案涉车位未办理权属转移登记并无必然联系。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车位申购协议书》的效力问题｜银鹰公司与宋××于2016年2月24日签订的《车位申购协议书》对车位转让价款、交付时间、产权办理等事宜作出了明确约定，具备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协议文本约定宋××受让“车位使用权"，但结合前后文可知，当事人实际买卖的标的物是车位所有权。尽管银鹰公司系先将案涉车库设立抵押后再与宋××签订《车位申购协议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但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法律后果是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而非导致《车位申购协议书》无效。综上，农行渝北支行关于《车位申购协议书》效力的异议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银鹰公司与宋××签订的《车位申购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１）以物抵债可以参数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２）买受人无钱支付办理过户登记费用属于因买受人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情形——本案中，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齐××与潘××通过“以案涉房屋抵偿300万元债务”方式，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民事权益，请求法院支持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请。因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以房抵债”情形下此类民事权益的构成要件，考虑到房屋买卖和“以房抵债”均系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且情形类似，认定本案齐××是否具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关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规定。本案中，齐××主张2010年与潘××签订了“以房抵债”协议，但是，直至2013年案涉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时，案涉房屋仍然登记在潘××名下，齐××的理由是无钱支付办理过户登记的费用，这显属于因齐××的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原审不予支持齐××对于案涉房屋排除强制执行的诉请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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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在金钱债权执行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均是对买受人在何种情形下能够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而作出的规定，虽然两条法律规定在适用情形上存在交叉，但买受人只要符合其中一条规定的要件，即可以选择适用，并以此主张自己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期间，宋××抗辩主张其符合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要件，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审查并适用第二十八条审理本案，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长富基金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无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宋××是否在查封前签订合法有效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不动产买受人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必须建立在合法有效的基础法律关系之上，前提条件是以物权变动为内容的买卖合同成立且有效。本案中，宋××早在案涉房屋查封前即于2015年8月20日与中然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了《丽都国际商品房认购书》，该认购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关于“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规定，案涉《丽都国际商品房认购书》载明了买卖双方的基本情况及房屋的位置、面积、付款方式（工程款抵顶）等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具备的内容，且宋××已经以工程款抵顶的方式支付了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应认定案涉《丽都国际商品房认购书》的性质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的规定，中然公司已于本案诉讼前取得案涉房屋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案涉《丽都国际商品房认购书》应认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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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申购书具备买卖合同主要条款时应视为已订立书面买卖合同——银鹰公司与伍××于2015年8月31日签订的《银海新城一期车位申购协议书》对车位转让价款、交付时间、产权办理等事宜作出了明确约定，具备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协议文本约定伍××受让“车位使用权”，但结合前后文可知，当事人实际买卖的标的物是车位所有权。尽管银鹰公司系先将案涉车库设立抵押后再与伍××签订《银海新城一期车位申购协议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但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法律后果是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而非导致《银海新城一期车位申购协议书》无效。综上，农行渝北支行关于《银海新城一期车位申购协议书》效力的异议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银鹰公司与伍××签订的《银海新城一期车位申购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适用于金钱债权执行中，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实施强制执行，案外人以其系买受人为由而提起执行异议的情形。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中，人民法院一般也应参照该条对买受人排除强制执行的请求能否成立予以审查。本案中，银鹰公司因以案涉车库为文杰京华公司向农行渝北支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而承担担保责任，从而导致案涉车库被人民法院查封，伍××主张其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原审法院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进行审理，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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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在我国现有民事法律的程序设计中，执行异议是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二者是相互衔接的。前者属于强制执行过程中的救济程序，后者属于民事诉讼的实体审理程序。《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适用于执行异议和复议程序，基于执行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考量，该规定确立了以形式审查为主的同时，还规定了实质审查为辅的部分条款。虽然执行异议之诉和执行异议程序性质上的差异决定了审查标准本应有不同，但鉴于二者均具有审查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功能，故《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中属于实质审查的条款，可以作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的参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均规定了在金钱债权执行中，不动产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屋提出异议时如何进行审查的规则，该两条即属于实质审查条款，可以作为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审理的参照。
【裁判摘要２】根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在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执行异议时，获得人民法院支持应同时满足三个要件，即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以及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该条规定基于对消费者生存权的维护，赋予消费者买受房屋的物权期待权以排除执行的效力，即便申请执行人对该房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等权利，法律也应优先保护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亦规定了在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获得人民法院支持所要满足的四个要件，但该条规定仅能对抗对被执行人享有普通债权的债权人。从法律逻辑上看，房屋买受人若要排除普通债权的执行，既可以选择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也可以选择适用第二十九条，但房屋买受人若要排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等权利的强制执行，则必须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就本案而言，黄××作为购房者，其对抗的是恒冠公司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故本案需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来判断黄××对案涉商品房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2002年施行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批复》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
摘要2：（续）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虽然该条亦规定了购买房屋的消费者对抗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包人的条件，但该条规定实质已经融入到2015年施行的《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条款之中，且第二十九条又进一步细化规定了三个要件。在新的司法解释就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明确予以规定后，二审判决仅适用该批复进行裁判，属适用法律不当。
【裁判摘要３】（１）另外备案登记房屋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备案登记房屋不能认定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房屋；（２）另购房系原有住房不能满足居住要求仍属于购房消费者——本案证据能够证明，黄××购买案涉商品房系用于居住，其目的属于满足家庭生活的合理消费。虽然黄××名下备案登记了一套房屋，但备案登记并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在备案登记的房屋未依法过户至黄××名下，且恒冠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黄××目前在该房屋居住生活的情形下，不能据此认定黄××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对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不应机械限于套数的理解。如原有住房不能满足现有家庭成员的居住要求，再购买房屋是为了对居住环境进行必要的改善，其仍属于满足生存权的合理消费范畴之内。本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黄××购买案涉商品房是用于居住的改善型消费之需，并非用于商业性投资。恒冠公司认为黄××购买案涉商品房属于商业投资，黄××对该商品房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能优先于恒冠公司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1：【裁判摘要】因限购政策限制了购房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可能，不能享有物权期待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一般认为，前述规定中所涉物权期待权是指案外人对案涉房屋虽尚不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所有权），但因具备了物权的实质性要素，依法可以合理预期通过办理不动产登记将该物权期待权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意义上的物权（所有权），即对不动产所有权登记至其名下的期待。这显然与关×所称对有关商品房限购政策改变的期待，或等待取得购房资格的内涵不同。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尽管关×与永丰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文昌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因其购买案涉房屋不符合当地商品房限购政策，故关×关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应优先于房产调控行政管理需要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而原审法院以关×购买案涉房屋的行为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无法请求出卖人永丰公司为其办理不动产转让登记为由，认定关×对案涉房屋没有物权期待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此外，根据一般生活经验，购房人交易前了解当地商品房限购政策并不需要特殊的法律专业知识，因此，关×认为其在购房中已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不存过错的主张，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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