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180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180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备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系管理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417号
摘要1：——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应满足诉讼前置程序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终417号
【裁判观点】
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就其所遭受的侵害提起诉讼时，公司股东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诉讼以使公司获得赔偿。但是为了限制股东滥用这种诉权，公司法也规定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必须经过诉讼前置程序。只有在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下，股东才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外，本案还明确了确权之诉和给付之诉的区别。确权之诉的目的是谋求对特定法律关系存在与否的认定，并不具有执行效力。本案是给付之诉，系盛鼎公司要求国盛公司、赵某履行一定义务的诉，与（2009）徐民二初字第0083号确权之诉案系两种不同的诉。因此，本案不能认定为重复起诉。
摘要2：【摘要】盛元公司于2009年11月23日以国盛公司为被告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其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盛元公司023911资金账户中被划走的90912438.73元的所有权属于盛元公司。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再340号民事判决并确认上述90912438.73元为盛元公司所有。本案中，盛鼎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国盛公司向盛元公司返还上述90912438.73元及利息。据此，上述盛元公司起诉国盛公司一案为确认案涉款项权属的确权之诉，而本案为给付之诉，两案的诉讼请求不同，而且，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再340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案涉90912438.73元属于盛元公司所有的情形下，本案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在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因此，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二中民初字第09350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二中民初字第09350号
【裁判摘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有关董事损害公司利益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只能是该公司的股东，而本案的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为伟士特公司的股东，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次，原告要求确认伟士特公司与北京草桥公司签订的《房产协议书》为无效合同，因原告并非该合同的签约当事人，与该合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其无权提出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请求。
摘要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沪一中民五(商)初字第106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沪一中民五(商)初字第106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争的拆迁补充协议签订于2002年12月31日，第三人对其损失提起诉讼的时效应至2004年12月31日止。原告起诉至本院时已是2004年12月15日，第三人起诉的诉讼时效即将届满。这也反映第三人怠于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故本院认为，原告作为第三人的股东，在其认为第三人利益受到侵害，而侵权方涉及公司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导致第三人实际已无法行使诉权，同时又面临诉讼时效即将届满的紧急情况下，原告可以提起代表诉讼。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3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313号
【提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未经公司追认该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该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其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债权人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关于新大陆体育中心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一）李某某提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公司担保行为无效。首先，原审法院并未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性质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一审法院明确上述规定“纵使为管理性禁止性法律规定”，各民事主体有遵守的义务。其次，原审法院认定《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具有约束力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相关规定，而并非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对案涉《担保承诺书》的效力进行评判。（二）李某某提出其没有义务审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同意，客观上也无法进行该项审查。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同时还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作为新大陆体育中心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其对公司章程的内容应有清楚认知。虽《担保承诺书》出具时，李某某已将股权转让，但其亦应知道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属于股东会决议事项，有义务和必要要求李俊报提供并查阅股东会决议，李某某称其无义务也无法审查的理由不成立。（三）李某某提出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适用前提为债权人不知道该公司的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但本案中李某某明知李某报系新大陆体育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故其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要求新大陆体育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四）李晓光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本案中，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报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且李某报的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李某报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李某某再审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民终437号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民终437号
【裁判摘要】经审查，新大陆公司2014年4月1日出具《担保承诺书》时，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称上述《担保承诺书》系李某报向其提供，李某报亦称出具该承诺书未经股东会决议，系其自行加盖公司印章，新大陆公司也称该承诺书系李某报私自出具，李某某又无证据证明新大陆公司出具上述《担保承诺书》已经该公司股东会同意，故上述担保行为系时任新大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报超越权限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依据上述规定，李某报出具案涉《担保承诺书》的代表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李某某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限。对此，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其次，李某某、李某报同为新大陆公司股东，并且作为前后任法定代表人，李某某对李某报的身份、新大陆公司的股权结构、股东成员以及章程明确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须经股东会同意均是知晓。故李某某在接受李某报向其提供的《担保承诺书》时应当负有超出一般人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应进一步审查该担保行为是否经过新大陆公司股东会同意，在李某报未能向其提供新大陆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就认为该担保行为系新大陆公司意思表示，不应认定为善意无过失。因此，《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公司不具有拘束力，李某某据此主张新大陆公司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10|关联交易风险防范
摘要1：【要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关联交易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该关联交易行为无效，应当赔偿公司的损失。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4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43号
【提示】抵押物已被扣押后，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租金可优先于租金应收账款质权人受偿。
【裁判要旨】法院通过查封对抵押财产施加以公权力之后，抵押人收取孳息的权利即被剥夺，不论抵押权人是否通知孳息的清偿义务人，抵押权效力已及于孳息。从物权法第197条第1款规定的立法目的及抵押权的性质来看，对法定孳息清偿义务人的通知并非抵押权效力及于法定孳息的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
【裁判摘要】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致使抵押财产被人民法院依法扣押的，自扣押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该抵押财产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但抵押权人未通知应当清偿法定孳息的义务人的除外。”抵押财产被法院扣押后，即使抵押权人怠于通知，抵押权效力已经及于孳息，但清偿义务人因不知抵押财产被扣押的情况而将法定孳息支付给抵押人的，仍产生清偿的效力，抵押权人不得主张清偿无效，即不得对抗清偿义务人。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的对法定孳息清偿义务人的通知，并非抵押权效力及于法定孳息的生效要件，而系对抗要件。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目的性限缩的方式将《物权法》第197条关于通知法定孳息清偿义务人的规定限缩解释为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
摘要2：【摘要１】《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2015年1月13日广东高院受理本案，同年3月24日天津一中院裁定受理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同年4月2日天津一中院指定天津市泛华清算有限公司担任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管理人。由于本案诉讼先于破产案件受理，根据破产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本案诉讼应在天津一中院指定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管理人且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之后继续进行，而不应将本案移送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亦即天津一中院按确认之诉审理。本案判决生效后，天津一中院可依据本判决对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申报的债权进行确认，该破产债权亦将在重整程序中统一受偿。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有关原判决错误适用法律，对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债权个别清偿将损害该公司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自2013年12月31日和2014年12月25日该两份协议签订并生效之日起，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对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即享有请求支付案涉维权费用的债权，该债权的产生早于2015年3月24日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破产申请受理的时间。虽然该维权费用的具体数额系于破产申请受理之后由本案判决确定，但债权数额的确定并不影响该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之前已经产生的事实。故原判决判令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对案涉维权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有关该维权费用系参加重整程序的费用，不属于破产债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３】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之规定，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按照原判决第四项和第七项就主债务的利息部分所承担的担保责任，应自天津一中院受理该公司破产申请时起停止计算。．．．．．．若破产申请被驳回，则不存在停止计息的问题。因此，本院不宜在本案中对停止计息问题进行判定，而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即天津一中院根据该破产案件的具体审理情况，确定天津九策高科技公司就主债务的利息部分承担担保责任的截止时间，其在确定利息计算截止日期时，可不受本案判决关于利息计算截止时间的约束。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5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514号
【裁判摘要】徐某某、徐某持有牧羊集团39.79%的股权，其作为投资成立牧羊有限责任公司的牧羊集团股东，主张以李某某、范某某、刘某某、刘某某、奚某某等牧羊集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恶意串通华茂公司、国富公司、禄源公司，由华茂公司、国富公司、禄源公司对牧羊公司增资入股，损害了牧羊集团的利益，因而提起本案诉讼。在牧羊集团怠于行使诉权的前提下，向人民法院起诉认为申请人等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符合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定条件，应当赋予其相应诉权。申请人认为徐某某、徐某不能请求否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法律效力，更不能请求牧羊公司的增资股东华茂公司、国富公司和禄源公司退回增资，在本案中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关于徐某某、徐某起诉本案被告中的奚某某及牧羊有限公司是否履行了《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有关履行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问题。被申请人徐某、徐某某起诉时提供了2013年7月9日向牧羊集团监事会发出的《要求监事会起诉的函》，该函内容主要为徐某、徐某某要求牧羊集团监事会就包括本案增资行为在内的一系列损害牧羊集团利益的行为对相关董事及第三人提起诉讼，应当认定徐某、徐某某履行了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二终字第2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二终字第227号
【裁判摘要】就股东直接诉讼而言，虽然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一百五十三条等明确规定了股东的直接诉讼，但股东在根据该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者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该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提起直接诉讼时，应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个人为被告，不能以公司为被告。在根据该法第二十二条等规定提起直接诉讼时，公司方属适格被告。否则，将会出现混淆直接诉讼中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关系的结果。........本院认为，由于股东间接诉讼具有代表性和代位性，事实上原告股东行使的是公司的诉权，因此公司并无参加诉讼之必要。但鉴于民事诉讼的意思自治之品质，可以由公司自主选择是否参加间接诉讼。在公司自主选择参加诉讼的情形下，其在间接诉讼中的地位问题较为复杂，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尚存争议，司法实务通常认为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不宜作为被告，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具体界定公司的诉讼地位。就本案而言，若湘投控股提起的是股东直接诉讼，则应以中软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个人为被告；若提起的是股东间接诉讼，因中软集团并未选择参加诉讼，而是被湘投控股当作被告来提起诉讼的，因此，无论本案是股东直接诉讼还是股东间接诉讼，中软集团均不属于适格的被告，软件所才是适格的被告。故上诉人软件所关于中软集团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7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767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他人侵害公司合法权益的，公司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要遵循前置程序的要求，即股东应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公司的监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提起诉讼；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前置程序是一项法定的强制性义务，除非存在情况紧急不立即诉讼公司将会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的情形，才可免除前置程序。本案中，正源公司代表正源市政请求原执行董事返还证照，但未履行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定前置程序，其无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免除前置程序的例外情形，原裁定据此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1】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具有强制性。
【解读2】股东是否履行前置程序或者是否存在豁免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情形由原告股东负举证责任。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诉周亚民间借贷纠纷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一终字第270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第16条规定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其并未规定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对此负有审查义务，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并不影响其对外签订的合同效力。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意在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以及股东会的决议，是公司的内部控制程序，不能约束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该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主张合同无效。公司作为不同于自然人的民商事主体，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是公司的行为。即便法定代表人行为越权，贤成矿业公司也只能够过内部追责程序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非主张担保行为无效。周某作为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无从知晓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越权，贤成矿业公司主张周某并非善意第三人，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涉案《保证合同》及《承诺保证函》有效，并无不当。
摘要2：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诉周某某间借贷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08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
【目录】引言一、关于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三、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四、关于担保纠纷案件的审理五、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六、关于证券纠纷案件的审理七、关于营业信托纠纷案件的审理八、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九、关于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十、关于破产纠纷案件的审理十一、关于案外人救济案件的审理十二、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
关键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及其适用；民法总则的时间效力；与目标公司“对赌”；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表决权能否受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变动；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诉讼地位；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因果关系抗辩；诉讼时效期间；违反《公司法》第16条构成越权代表；善意的认定；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越权担保的民事责任；权利救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何时成为股东不影响起诉；正确适用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反诉；股东代表诉讼的调解；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请求召开股东（大）会不可诉；强制性规定的识别；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财产返还与折价补偿；价款返还；损害赔偿；合同无效时的释明问题；未经批准合同的效力；报批义务及相关违约条款独立生效；报批义务的释明；判决履行报批义务后的处理；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撤销权的行使；抵销；履行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履行期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通知解除的条件；约定解除条件；违约方起诉解除；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违约金过高标准及举证责任；变相利息的认定；高利转贷；职业放贷人；独立担保；担保责任的范围；混合担保中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借新还旧的担保物权；担保债权的范围；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未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抵押合同的效力；房地分别抵押；抵押权随主债权转让；流动质押的设立与监管人的责任；浮动抵押的效力；动产抵押权与质权竞存；担保关系的认定；约定担保物权的效力；保兑仓交易；无真实贸易背景的保兑仓交易；保兑仓交易的合并审理；让与担保；适当性义务；法律适用规则；责任主体；举证责任分配；告知说明义务；损失赔偿数额；
摘要2：免责事由；共同管辖的案件移送；案件审理方式；立案登记；案件甄别及程序决定；选定代表人；揭露日和更正日的认定；重大性要件的认定；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营业信托纠纷的认定；资产或者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劣后级受益人的责任承担；增信文件的性质；保底或者刚兑条款无效；通道业务的效力；受托人的举证责任；信托财产的诉讼保全；信托公司固有财产的诉讼保全；未依约支付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仲裁协议对保险人的效力；直接索赔的诉讼时效；合谋伪造贴现申请材料的后果；民间贴现行为的效力；转贴现协议；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票据权利；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的处理原则；票据清单交易、封包交易案件中的民刑交叉问题；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救济；继续推动破产案件的及时受理；破产申请的不予受理和撤回；受理后债务人财产保全措施的处理；受理后有关债务人诉讼的处理；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条件；重整中担保物权的恢复行使；重整计划监督期间的管理人报酬及诉讼管辖；重整程序与破产清算程序的衔接；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在重整程序中的延伸；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的确定及责任；公司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的衔接；无法清算案件的审理与责任承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债权人能否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必要共同诉讼漏列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启动后案外人不享有程序选择权；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裁判对金钱债权的执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系商品房消费者；商品房消费者的权利与抵押权的关系；案外人系商品房消费者之外的一般买受人；分别审理；涉众型经济犯罪与民商事案件的程序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中民商事案件中止审理的条件
欧××诉高×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
摘要1：【裁判摘要】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饲养动物虽未直接接触受害人，但因其追赶、逼近等危险动作导致受害人摔倒责任纠纷受伤的，应认定其与损害与受害人发生结果身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不能举证证明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当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
摘要2：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资中民初字第2050号
摘要1：【案号】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资中民初字第2050号
【裁判摘要】本案以承担部分债务的形式转让资产后，东方红公司、资中西南公司、西南水泥公司之间还在履行相关协议，三公司之间还存在资产联系和法律关系，已形成关联企业，同时，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交叉兼职关系；东方红公司与资中西南公司的住所地和经营场所相同；西南水泥公司、资中西南公司要求东方红公司将其共管账户内的资产转让款专门用于偿还指定的债务，并规定该账户需要双方的共同行为才可启动，使得东方红公司不能独立的管理和支配其财产；资中西南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内部机构设置、人事和财务的管理等均受西南水泥公司支配，无法自主决策；资中西南公司与东方红公司存在人格混同，西南水泥公司又在人事、财务、业务上严格控制资中西南公司，使其没有独立法人人格；资中西南公司的全国工业产品许可证是通过东方红公司更名换证的方式取得的情形均表明三公司人格持续发生混同。三公司无视各公司的独立人格，随意处置、混淆各公司的财务及债权债务关系，东方红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损失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其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资中西南公司和西南水泥公司应当对本案中东方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民一终字第492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鲁民一终字第492号
【裁判要旨】承包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两公司在股东、公司财务、公司管理人员等方面存在混同，主张应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705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03民终212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03民终212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的规定，上诉人黄某某是被上诉人美冠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黄某某利用其对被上诉人美冠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让被上诉人美冠公司为上诉人福八戒公司的债务同时也是自己的债权提供担保，最终导致被上诉人美冠公司的的资金被人民法院执行扣划，该行为损害公司利益，上诉人黄某某对此具有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黄某某对被上诉人美冠公司被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扣划资金10997.93元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黄某某认为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福八戒公司作为上诉人美冠公司的股东，让被上诉人美冠公司为自己向公司股东借款提供担保，滥用股东权利，造成被上诉人美冠公司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上诉人福八戒公司对被上诉人美冠公司被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扣划资金10997.93元的损失也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福八戒公司对该损失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青民再终字第5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青民再终字第5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公司所有的探矿权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之规定，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作为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以实际支付8790345元的价款转让给内蒙小红山源森，转让价款明显低于涉案探矿权前期完成的勘查投入，损害了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香港森源对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有权提起诉讼。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签订的《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属无效。
摘要2：【解读１】公司法定代表人低价转让公司财产给其关联公司，股东可诉请确认转让合同无效。
【解读２】未经股东会同意，法定代表人将公司财产低价转让给关联公司的合同无效。
【解读３】（一）基本案情：（１）青海森源取得探矿权，法定代表人梁某某，香港森源为唯一股东；（２）青海森源董事会决议将探矿权转让给即将成立的小红山森源，香港森源作出董事会决议罢免青海森源所有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人但未办理工商登记；（３）梁某某成立小红山森源，梁某某为法定代表人，青海森源与小红山森源签订《探矿权变更协议》约定青海森源将探矿权变更为小红山森源，转让价８００万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４）香港森源起诉请求确认《探矿权变更协议》无效，一审判决支持无效，二审驳回无效的诉求，再审判决无效。（二）裁判理由：（１）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公司对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其作为青海森源和小红山森源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低价转让给小红山森源，损害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香港森源根据《公司法》第１５３条之规定，股东可以对董高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直接提起诉讼；（２）《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２项规定应属无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香港森源利益）。
触电司法解释废止后的若干法律适用对策
摘要1：一、触电司法解释废止后遗留的问题及确定法律适用对策的原则（一）触电司法解释废止后遗漏的几个主要问题（二）一并废止触电司法解释三个具体规定遗留的问题（三）确定废止触电司法解释遗留的法律适用对策应当遵循的规则
二、触电司法解释废止后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的对策（一）对高压电的界定仍应采纳触电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二）高压电的经营者与电力设施产权人的概念问题（三）应当将触电司法解释规定的免责事由纳入侵权责任法的体系法权益，合理地确定触电损害赔偿案件的责任主体以及不同的产权人对
三、触电司法解释废止后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的对策（一）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管理人”应当如何界定（二）对供电企业是否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认定（三）仍应参酌适用触电司法解释关于特别免责事由的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4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一审主张是在受胁迫情形下在《欠据》上签字，二审又提出是乘其生病采用非正常手段让其签字的主张，属自相矛盾，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其规定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属于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程序方面之规范，即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亦不应将其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否则将危害交易安全，有违诚信及公平。本案中，陈某系金盾公司的股东，金盾公司在《欠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私章的行为，属于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即便该行为未经股东会决议，亦不应被认定无效，金盾公司仍应按照《担保法》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故原判决判令金盾公司对陈谋欠付杨某某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粤高法执复字第36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粤高法执复字第36号
【裁判摘要】（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规定，本案所要拍卖的自行车停放场地及车位应属业主所有或共有，业主才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执行法院在拍卖前，应向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查询该拍卖标的的权属，依法处理。万宁公司并非业主，只是拍卖标的物的物业管理人及承租人，其承担的只是依照物业服务合同及承租合同的约定提供物业维护管理、车库的承租经营，对拍卖标的物不享有物权，也未得到业主的授权，无权对拍卖标的物的内容、数量提出执行异议。广州中院对于万宁公司提出的上述两项异议理由不予审查符合法律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该条法律规定对建筑物区划内车库、车位的使用和转让，确立了优先保护业主权益、保证业主使用需要的原则，因此，在对黄金广场地下停车库车位进行权属转让时，黄金广场业主享有优先购买的法定权利。万宁公司承租该车库目的在于经营获利，并非满足自身停车需要，万宁公司以承租人身份主张与黄金广场业主享有同一顺序的优先权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根据《物权法》第７４条第１款规定，在对车位进行司法拍卖时，业主应享有优先购买的法定权利，而车位承租人不能如房屋承租人一样享有优先购买权。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1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178号
【问题】当事人申请启动层级监督应如何处理？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裁判要旨】层级监督是基于行政隶属关系，由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的检查和督促。行政系统内的责任追究是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或后果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追究行政责任，上级行政机关是否受理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层级监督和责任追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人民法院应当在告知起诉人寻求更便利直接的救济渠道的基础上，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
【裁判摘要】再审申请人吴某某要求郑州市政府对新郑市政府违法实施房屋征收的行为予以查处，属于公民要求上级行政机关启动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是有一定的“内部性”，是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关系，上级行政机关是否启动、如何启动这种内部的层级监督管理，人民法院不宜率尔介入。这并不意味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此难以寻求司法救济，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完全可以直接针对下级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相比之下，这种救济途径反而更为便捷和直接。此外，再审申请人吴某某还要求郑州市政府追究有关单位和直接责任人相关法律责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针对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就本案而言，虽然行政机关尚未作出一个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决定，但行政机关是否应当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如何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人民法院同样不应介入审查。总之，在一般情况下，涉及上下级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管理以及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在告知起诉人寻求更便利直接的救济渠道的基础上，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考虑到本案已经走完一审和二审程序，判决结果亦遵循了司法审查的必要限度，因此并无启动再审程序裁定驳回起诉的必要。
摘要2：【解读】涉及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管理及人事问题的行政诉讼不予受理。
①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６条规定了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监督，但此种职权系基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层级监督关系而形成，不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
②《行政诉讼法》第１３条第３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针对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属于内部人事管理行为，未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69号
【裁判要旨】公司利润分配并非是可以由大股东简单决定的事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利润分配的决定权专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而股东（大）会的召集和作出决议均由法律或公司章程作出相应的规定，不是公司大股东可以简单决定的事宜。
【裁判摘要１】从本案查明的基本事实看，《承诺书》产生的背景是九江公司将其在正邦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某某，并与《退股协议》同日签署。《承诺书》载明，因九江公司“积极配合退股”，北岭村项目由杨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进行操作”，“操作期间愿请王某某同志协作帮助工作，每月上班拾天工资为壹万元，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某某20%并另安排协议外2万㎡的第一期土建施工指标”。其中虽然将王某某列为受益人，但由于享有正邦公司股权的是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个人，王某某是九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某某代表的九江公司退股，因此，其中“该项目今后所得利润分给王槐月20%”应当理解为20%利润的受益人是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个人。事实上，王某某本人不仅从未主张上述权益，更声明其是代表九江公司从事。因此，应当认为《承诺书》中所述内容是针对王槐月代表的九江公司“退股”的补偿。正邦公司关于《承诺书》的受益人应当是王某某，进而认为九江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认定九江公司而非王某某是《承诺书》的相对人、是适格主体的结论是正确的。
摘要2：【裁判摘要２】杨某某签署《承诺书》，并加盖了正邦公司公章。杨某某光作为股权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九江公司支付对价。从《承诺书》的内容看，承诺的给付事项构成正邦公司股权转让对价的组成部分，即杨某某因受让九江公司在正邦公司中的股权，除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转让款之外，还要向九江公司支付北岭村项目20%的利润。正邦公司是股权转让涉及的目标公司，于理不应为杨某某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这一个人债务承担法律责任。签署《承诺书》时，虽然正邦公司的老股东在协议中一致认为杨某某可以代表正邦公司，但杨某某当时尚未正式成为正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某尚无权代表正邦公司，且此后杨某某并未成为正邦公司100%的股东，而是占正邦公司90%股份的股东。即便如此，结合公司法人财产独立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二款关于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侵占公司财产的规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若干限制性规定，可以认为，公司利润分配并非是可以由大股东简单决定的事宜。因此，不能将《承诺书》的内容理解为杨某某系代表正邦公司向九江公司承诺将正邦公司将来项目所获20%的利润支付给九江公司。也就是说，虽然《承诺书》上盖有正邦公司的公章，但不能以此认定构成正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应当认定系杨某某个人的真实意思。《承诺书》是杨某某个人向九江公司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杨某某应当依据《承诺书》的约定向九江公司承担相应的义务。正邦公司关于杨某某无权处分正邦公司财产的观点成立，但其关于《承诺书》应当被认定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认定《承诺书》有效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认为是正邦公司的意思表示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1366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1366号
【裁判要旨】房屋出卖人破产后，即使买受人已支付全款并占有房屋，只要房屋未变更登记至买受人名下，仍属于出卖人的破产财产，买受人无权取回。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通过管理人取回财产的前提是取回权人系该财产的权利人。因本案取回权争议的标的系不动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必须以依法登记为公示方式。因此，在当事人未对涉案商铺进行所有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王某某无法取得涉案商铺的所有权，不具备通过管理人从凯旋万豪公司处取回商铺的前提条件，其取回权主张不能成立。但其可以就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的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等法律规范，在破产程序中主张相应的民事权利。原审判决以交付作为判定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虽有不妥，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十一条 下列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
（六）尚未办理产权证或者产权过户手续但已向买方交付的财产；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民再401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民再401号
【裁判摘要】根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特定物买卖中，尚未转移占有，但相对人已经完全支付对价的特定物，不属于破产财产。《若干规定》为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本案蒋某某向天业房地产公司购买的涉案房屋，栋号、房号、户型、面积、朝向均已确定，且在房管部门办理了备案预告登记，完全支付了对价。预告登记是为保全将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为目的的请求权的不动产登记，对后发不动产物权处分行为具有排他效力，且纳入预告登记的债权具备一定的物权效力。因此，蒋某某购买的涉案房屋应当认定为特定物。故根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涉案房屋不应列入天业房地产公司的破产财产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管理人仅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而本案中，蒋某某已经支付了诉争房屋的全部价款，故对于涉案商品房预售合同，天业房地产公司破产管理人并无解除权。在蒋某某主张继续履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情况下，天业房地产公司亦没有举证证明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以及第一百一十条所称的不能履行或不适于继续履行的情形，故天业房地产公司及破产管理人金诚资产管理公司应当继续履行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协助蒋某某办理诉争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并将诉争房屋交付给蒋某某。
摘要2：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甘民二终字第167号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甘民二终字第167号
【裁判摘要】关于博特公司是否享有取回权。根据计算机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甘肃泰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作出《甘泰专审字(2010)第021号委托审计鉴定报告》以及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意见，能够证实博特公司已按照《房产转让协议》的约定向格耐用公司支付了房屋转让款218000元。破产程序中取回权一般由财产所有人行使，但也有例外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五）项之规定：“下列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特定物买卖中，尚未转移占有但相对人已完全支付对价的特定物；”据此，博特公司基于合法有效的《房产转让协议》以及已付款的基础事实，其所受让的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12号电脑大厦五楼(东段南侧8号轴以东至外墙6个开间，北侧7至8轴中间隔墙以东至外墙5个开间)共十一间房屋不属于破产财产，博特公司对该房屋享有取回权，计算机公司应当按照承诺协助博特公司办理有关过户手续。有关土地使用权问题，应依法办理有关审批等手续。计算机公司破产管理人上诉认为博特公司不能行使取回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福州法院2018年度商事审判十大案例之一——危困企业重整价值的识别及经营模式的创新
摘要1：【裁判要点】
1.破产重整案件的立案审查主要围绕企业重整价值和挽救功能的识别审查，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可结合债务人现有资产情况、债务人股东意愿、行业发展前景、品牌价值等因素作综合分析。
2.重整期间经营控制权主体为管理人，在债务人自营方案未经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情况下，采取以债务人原经营团队受托代加工持续经营、管理人财务监管、法院总协调的经营模式，做到“破产不停产”，以确保破产财产经营价值最大化。
3.为保障债务人经营管理的延续性、市场经销网络的稳定性，提高债权清偿比例，法院可许可无过错的股东作为联合重整方参与重整。
摘要2：
(2018)浙0521破3号
摘要1：——破产程序中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裁判要旨】基于类推适用原则，破产企业如果在经营过程中存在公司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可以参照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如果股东实施未足额出资或抽逃出资等消极行为，其应在未出资或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股东实施其他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积极行为，股东应在造成损失或获利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将股东部分财产纳入破产财产，从程序启动的角度而言，可以由股东或者管理人提出申请，由法院裁决是否纳入破产财产分配。管理人提出申请的，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参与权，应当参照适用执行程序中的听证制度予以审查。
【案号】 (2018)浙0521破3号
摘要2：
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127民初5336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127民初5336号
【裁判摘要】首先，公司注册资本是公司法人财产。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是公司股东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对公司章程约定的认缴期限尚未届满的，股东无须履行出资义务，债权人亦无权请求加速股东出资义务到期，这是公司资本认缴制度的应有之义。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该条款的文义来看，申请人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的前提是该股东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期限已经届满。本案中，原告金某某为丰泰公司股东，公司章程约定其认缴196万元出资的期限为2020年12月10日前，出资期限尚未届满，所以并不符合上述规定。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依照上述规定，债权人要求股东提前履行其出资义务，应具备相应法定条件，即公司破产或者解散。本案中，丰泰公司未进入破产或解散程序，故欢畅公司要求丰泰公司股东金某某提前履行出资义务尚未具备相应条件。最后，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度下，公司注册资本作为公司债权人一般财产担保的基础相对弱化，作为一般契约之债的债权人在债权成立之时即有自主决定权，其应为自己的利益而去了解交易相对人公司资产状况包括其股东出资额和出资期限，在知晓股东出资期限的情况下，其风险自担、责任自负。公司资本涉及公司、股东、债权人等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司法应该衡平各方的利益。．．．．．．综上分析，股东依据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缴纳出资是其法定义务。债权人主张股东未届履行期限的出资加速到期，将未到期出资视为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没有法律依据。
摘要2：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解读（一）：管理人制度完善的路径与思考
摘要1：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