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穗中法立民终字第2215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穗中法立民终字第2215号
【裁判摘要】以房抵债涉及房屋处分属于物权纠纷，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被上诉人起诉要求撤销其与上诉人签订的关于处分房屋的协议书，属于不动产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涉案房屋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在原审法院辖区内，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津民辖116号
摘要1：【案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津民辖116号
【裁判摘要】破产申请受理裁定之前已经启动诉讼程序且未终结，应当由原审理法院继续审理不应移送至破产法院——双方依据合同约定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诉讼，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2018年7月3日，被告海兴基晟电子有限公司向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该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裁定，受理海兴基晟电子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将案件移送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本案中，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在具有管辖权，且立案在先的情况下，将案件移送河北省海兴县人民法院处理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处理不当。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03民辖终1789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粤03民辖终1789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经审查，上诉人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8日作出（2015）鄂猇亭民破（预）字第00002-1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被上诉人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申请，并指定宜昌欣立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湖北星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现管理人已接管债务人的财产，故原审法院应继续审理本案。原审法院以没有管辖权为由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管辖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辖终100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辖终100号
【裁判摘要】票据权利纠纷属于法律规定可以约定管辖范围——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国内保理合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回执》《商业承兑汇票》等证据材料，本案系被上诉人基于《国内保理合同》权利的受让人，因上诉人为付款人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票款5241.1万元未能兑付，请求上诉人支付相应金额票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而提起的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系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作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属法律规定可约定管辖的范围。本案中，《国内保理合同》《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均载明，对转让应收账款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纠纷，由保理商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其中，《国内保理合同》第五条“全部权利转让”之5•1载明：受核准应收账款所从属的一切权利和权益均一并转让给保理商。包括取得受核准应收账款项下结算工具如票据等。本案所涉票据为《商业承兑汇票》，是基础交易合同的结算方式，也是应收账款转让的标的，在应收账款转让的相关文件中，均特指向合同号码为xxxXXXXXXX的《商业承兑汇票》，故本案当事人在转让应收账款中约定的管辖法院适用该票据引发的纠纷。根据上述约定，保理商江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属原审法院辖区，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辖终107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沪民辖终10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本案现有证据材料表明，被上诉人即原审原告将五矿公司、上海鼎瑞贸易有限公司及磐隆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列为本案原审的共同被告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因此，被上诉人选择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亦于法不悖。
摘要2：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黑民辖终68号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黑民辖终68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仅向票据承兑人行使票据权利，仅能依据票据承兑人住所地确定案件管辖，而不能依据票据背书人等其他债务人住所地确定管辖——瞬赐保理公司通过其与绥芬河翰德贸易有限公司、亿阳集团三方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让协议》取得票据权利，依据《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请求票据承兑人亿阳集团支付1000万元及利息，故本案系票据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绥芬河翰德贸易有限公司已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瞬赐保理公司，瞬赐保理公司成为新的票据权利人。瞬赐保理公司向承兑人亿阳集团主张权利，并未向其前手绥芬河翰德贸易有限公司主张票据权利，因此亿阳集团所在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亿阳集团住所地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本案诉讼标的额为1000余万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规定中哈尔滨中院级别管辖标准。综上，瞬赐保理公司选择向哈尔滨中院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哈尔滨中院裁定其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不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01民辖终254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01民辖终254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背书转让票据过程中对纠纷解决的管辖作出特别明确的约定依法有效——华夏富通公司与挚信公司通过背书转让案涉票据过程中，对纠纷解决的管辖作出明确约定，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有效。现案涉汇票被拒绝承兑，华夏富通公司起诉挚信公司等被告，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
【笔记】行政诉讼被告不适格应当如何处理？起诉人能否重新起诉？
摘要1：解读：（１）《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６条第１款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被告不适格且在释明后仍不变更裁定驳回起诉。（２）一审法院未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径行予以驳回，不妨碍原告就适格被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权不因一审裁定而丧失。（３）二审发现被告不适格，法院亦应当向原告释明，原告同意变更被告的，法院可以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或者指令有管辖权的法院重新审理；原告不同意变更被告的，法院才能够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注解１】被告适格不仅要求形式上适格（即《行政诉讼法》第４９条第２项规定的“有明确的被告”），还要求实质性适格（即《行政诉讼法》第２６条第１款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和《行政诉讼司法》第４９条第３向“有事实根据”），错列被告（指不符合实质性适格被告要求）且拒绝变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66号
【注解２】对于无行政主体认领强制拆除行为的案件在立案环节不宜强求所列被告确为行为实施主体（即在立案环节不宜强求符合实质性适格被告要求）。——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5042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338号
摘要1：合同仲裁条款效力的司法审查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知民终338号
【裁判要旨】判断合同仲裁条款所约定的仲裁机构是否因约定不明而应属无效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基础，客观分析当事人约定仲裁条款时的本意，并据此判断仲裁条款的效力。仲裁条款约定由“某某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即便该市有多家仲裁机构，只要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能够确定唯一的仲裁机构，应当认定该仲裁条款有效。
【案号】一审：（2019）沪73知民初330号之一；二审：（2019）最高法知民终338号
【摘要】仲裁条款约定的“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的字面意思与北京市现有的三家仲裁机构中的“北京仲裁委员会”最为接近仅有一字之差，应当认定仲裁条款约定是明确的，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是选择北京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机构，仲裁条款能够确定仲裁机构为“北京仲裁委员会”——在判断仲裁条款是否明确、能否清楚确定仲裁机构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基础，客观分析当事人约定仲裁条款时的本意。本案中，首先，双方合同约定为，“产生异议和纠纷，应友好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能解决时，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在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显然，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本案合同时具有将此后产生的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的合意。其次，从合同约定的文字看，该仲裁条款约定的是“在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并非“在北京市的仲裁委员会仲裁”。从合同文字表述的通常含义看，其中的“北京市仲裁委员会”显然是指特定仲裁机构的名称，指向单一。此与“北京市的仲裁委员会”这种并不指向特定机构的表达明显不同。再次，经查，位于北京市的仲裁委员会有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三家。从涉案《技术开发合同》中仲裁条款约定的“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的字面意思来看，与北京市现有的三家仲裁机构中的“北京仲裁委员会”最为接近，仅有一字之差。本案双方并非法律或者纠纷解决专业人士，对其在约定仲裁机构时，不应苛以过高标准。综合上述因素，应当认定互商网公司与米花时代公司的仲裁条款约定是明确的，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就是选择北京仲裁委员会作为仲裁机构，涉案仲裁条款能够确定仲裁机构为“北京仲裁委员会”。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摘要2：（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仲裁机构名称约定不明确的仲裁协议的效力的请示的复函》（[2005]民立他字第55号）第二款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该函第一款指出：“一方当事人认为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未申请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实体纠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认为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仲裁协议无效的，应当依法受理。受理后，被告认为约定的仲裁机构明确，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就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该函第二款指出：“仲裁协议约定由‘××市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如‘××市’只有一家仲裁委员会，应当认定约定的仲裁机构系指‘××仲裁委员会’；如‘××市’有多家仲裁委员会，应当认为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本案中，基于前述分析，涉案合同仲裁条款约定明确，能够据此确定仲裁机构，应该根据上述复函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笔记】行政不作为起诉条件有哪些？
摘要1：解读：（１）提起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起诉人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享有相应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义务。不能初步证明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２）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３）行政复议行为属于应申请的行政行为，起诉前向复议机关提出过行政复议申请，是行政复议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法定起诉条件。
摘要2：【注解１】对于不作为行为，起诉人是否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不同认识。我们认为，对于不作为行为，例如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法定职责、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起诉人也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不作为行为存在。需要注意的是，起诉人只要证明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即可。——梁凤云：《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５７页。
【注解２】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条件：（１）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明确予以拒绝或者逾期不予答复；（２）所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３）向一个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４）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５）行政机关对于原告申请的拒绝可能侵害的必须是属于原告自己的主观权利。——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864号
【注解３】规范颁布之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直接提起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制定规范或解释规范的规范颁布之诉，既不符合履行职责之诉的法定起诉条件，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864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2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27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在系列合同中将非双方住所地及履行地记载为签约地并约定该签约地法院管辖的条款无效——本案系互联网借贷引发的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重庆度小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协议》系通过互联网方式签订，其中，借款协议载明签署地、实际履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发生争议，由协议签署地或人民法院管辖，出借人度小满公司、借款人郭××住所地均不在北京市海淀区，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明当事人系在北京市海淀区签订并履行案涉借款协议，北京市海淀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此类互联网借贷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北京市海淀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如就此认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度小满公司住所地位于重庆市北碚区，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将有管辖权的案件移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1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118号
【裁判观点】（１）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确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进行审理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如果当事人变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诉讼请求导致法院无管辖权，应当将案件移送至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２）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裁判摘要】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确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进行审理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如果当事人变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诉讼请求导致法院无管辖权，应当将案件移送至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本案中，灿和星盟公司在原审中主张刘××、陆××、黄××１、黄××２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给灿和星盟公司造成损失。根据灿和星盟公司的主张，本案系涉及因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引发的侵权民事纠纷，原审法院据此将案由定为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并确定管辖法院并无不当。至于灿和星盟公司的该主张是否成立，需经原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实体审理之后才能确定，不影响现阶段根据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的民事法律关系确定本案管辖权。原审法院如果对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实体审理后，发现本案不属于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导致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原审法院则应当将本案移送至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处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监字第0003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监字第00030—1号
【裁判摘要】执行程序中即使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也不得直接追加受让人为被执行人而需通过撤销权诉讼进行确认——由于申诉人福糖公司代为本案被执行人东区热电站偿还信达公司和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债务共计1200万元，东区热电站与福糖公司签定了《债权债务协议书》、《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并同意由福糖公司聘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东区热电站生产区内的资产进行评估，并按评估价抵债。根据福糖公司委托评估的结果，东区热电站生产区内的资产估值1048.095万元，福糖公司与东区热电站协议将评估财产抵偿给福糖公司。上述以物抵债的协议和占有案涉财产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存在无偿或低价转让资产的情况；本案当事人是否主张该协议和行为无效，是否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并请求撤销上述转让协议和行为，执行法院和福建高院均未予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14条规定，被执行人放弃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的，执行法院可以告知申请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本案中，被执行人转让财产，申请执行人如果认为该转让行为对其债权造成损害，申请执行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通过诉讼明确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协议以及申诉人占有案涉财产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进而明确能否继续执行案涉财产。执行程序上，对上述财产转让协议及占有行为无权作出裁定，依法应当通过诉讼解决。龙岩中院直接以财产无偿转让为由，在执行中追加福糖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
【笔记】执行法院能否直接追加恶意转移资产受让方为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执行程序中即使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也不得直接追加受让人为被执行人，而需通过撤销权诉讼进行确认。
【注释】能否申请追加转移公司财产的法定代表人为被执行人？——（１）法定代表人转移财产不是《变更追加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事由，不能直接以法定代表人转移公司财产为由追加被执行人；（２）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作为股东转移公司资产符合《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８条、第２０条规定的抽逃出资及一人有限公司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的情形，可以追加被执行人。
摘要2：【注解１】（１）不能追加转移公司资产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可以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琼民终48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80号
【注解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２０条规定的恶意转移财产不属于法定追加被执行人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第14条规定，被执行人放弃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的，执行法院可以告知申请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本案中，被执行人转让财产，申请执行人如果认为该转让行为对其债权造成损害，申请执行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通过诉讼明确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协议以及申诉人占有案涉财产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进而明确能否继续执行案涉财产。执行程序上，对上述财产转让协议及占有行为无权作出裁定，依法应当通过诉讼解决。龙岩中院直接以财产无偿转让为由，在执行中追加福×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错误，应予纠正。——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执监字第00030—1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60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同一法律事实而发生纠纷，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不同的法院起诉，为避免裁判之间的冲突，宜将多个案件由同一个法院合并审理。如果其中一个法院立案后发现对于案件没有管辖权，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如果受理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后立案的人民法院得知有关法院先立案的情况后，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合并审理。两个以上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有关人民法院均应当停止进行实体审理，并按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协商解决管辖争议，协商不成报请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裁判摘要２】本案是基于双方履行《风电项目20MW风力发电机组采购合同》而发生两个关联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一是新誉公司诉长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其诉讼请求主要是请求支付货款及迟延履行的利息；二是长风公司诉新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其诉求是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导致的损失赔偿，但是仍然属于对于合同履行的争议。关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新誉公司诉长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故本案原告为接受货币一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长风公司诉新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是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导致的损失赔偿纠纷，新誉公司为该案被告，同时属于该案中“履行义务一方”，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则新誉公司住所地既是被告所在地，又是合同履行地，故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既非合同履行地，也不是被告所在地，对于该案没有管辖权。鉴于两案属于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纠纷,为了便于查清案件事实,保证裁判的统一性，上述两案应由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辖57号
【裁判摘要】（１）合同双方当事人基于同一份合同，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两地法院起诉应当合并审理；（２）合同同时约定履约地和交货地应以履约地确定合同履行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受理的同发公司诉同鑫公司、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与四川省武胜县人民法院受理的同鑫公司诉同发公司、朱××、谢××、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系当事人履行同一案涉合同过程引发争议，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以不同诉讼请求分别向两地法院起诉，应当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案涉合同右上角打印为“履约地点：江苏江阴”，第三条手写约定为“交货地点：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经开区三期标准厂房B栋，提货方式：送货上门安装、调试OK”。分析案涉合同的上述约定，四川武胜县属于合同实际履行时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交货地，江苏江阴市属于程序法意义上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在双方当事人关于合同履行地和交货地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的情况下，同鑫公司、姜××关于应当以手写内容载明的“交货地四川武胜”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履行地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四川省武胜县人民法院受理的同鑫公司诉同发公司、朱××、谢××、谢××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应当移送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终4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终47号
【裁判摘要】部分被告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和管辖权上诉，法院可不列其为当事人且不向其送达管辖权异议裁定书——本案一审被告黎××、梁××及泰邦基建发展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间内均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也未对一审裁定提起上诉，应视为接受受诉法院管辖。因本裁定仅针对成安渝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是否成立，不涉及一审其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提高诉讼效率，减轻各方当事人诉累，本院在本裁定中不将黎××、梁××及泰邦基建发展有限公司列为当事人，亦不向其送达相关诉讼文书和法律文书，但本裁定的效力仍及于全案当事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857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使用私营快递公司邮寄诉讼文书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管辖权异议由宏信劳务向一审法院提出，一审法院驳回其异议，其向二审法院上诉时采用申通快递邮寄上诉状，由于法院不收取私营快递公司邮件，产生了寄送时间上的延误。邮寄寄送上诉状，一般以邮戳显示的时间为上诉时间，虽然宏信劳务并未使用EMS快递，但其使用申通快递寄送上诉状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人民法院内部工作规定，不收取外部私营快递导致上诉状收到时间较晚，并非二审法院程序违法。且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裁定，未影响明龙新都分公司实体权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6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66号
【裁判摘要１】当事人在答辩期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的，视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根据管辖恒定原则，不影响受诉法院管辖权——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依据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问题。案涉《污水处理项目转让协议》第4.2条和《股权转让协议》第13.2条均约定，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如无法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诉讼。上述管辖协议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该管辖协议合法有效。但是，华通公司和山青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均未提出管辖异议，参加了原审法院于答辩期届满后组织的证据交换程序，并对实体问题发表了陈述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就案件实体内容进行答辩、陈述或者反诉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诉答辩。”根据上述规定，尽管本案当事人事先有管辖法院的约定，但原审法院基于华通公司和山青公司在诉讼程序中的应诉答辩行为，依法取得了对本案的管辖权。山青公司主张本案应当依照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三，关于山青公司是否应对诉讼代理人的行为承担后果的问题。原审程序中，刘××１、孙××２律师持有加盖山青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参加诉讼,其权限为特别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的规定，刘××１、孙××２作为山青公司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陈述意见的行为合法，相应法律后果由山青公司承担。山青公司虽然其后又在诉讼过程中解除对上述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但诉讼代理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仍然对山青公司有效。山青公司关于诉讼代理人非法代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专属管辖情形的问题。本案是因履行股权及项目转让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案涉《污水处理项目转让协议》虽然涉及项目工程的竣工验收及产权移交等问题，但争议法律关系是股权以及项目权利义务的转让关系，而非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引起的物权纠纷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此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专属管辖的规定。山青公司主张本案应适用专属管辖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民辖终520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民辖终520号
【裁判摘要】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京鹏环宇公司以与蓝大农业公司签订《猪场设计委托协议》为基础，向蓝大农业公司主张设计费及违约金，本案系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双方对合同履行地点没有约定，而京鹏环宇公司所提诉讼请求系基于蓝大农业公司在合同中所负有的支付设计款的义务，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京鹏环宇公司为接收货币一方，故京鹏环宇公司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京鹏环宇公司所在地位于一审法院辖区，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规则确立管辖法院的审查意见，没有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摘要2：
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鄂08民辖终6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鄂08民辖终6号
【裁判摘要】建设工程款债权转让后适用合同纠纷特殊地域管辖而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林××主张其受让了杜××对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如果债权转让成立，则林××有权向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张债权，故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在没有约定履行地点的情况下，按照上述规定，林××作为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法院即钟祥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因林益清与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故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张应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杜××能否受让债权，以及杜××与红旗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债权数额的问题，应待法院实体审理后予以认定，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
摘要2：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冀民辖58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冀民辖58号
【裁判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属于离婚后财产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案件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被告高某虽然在向河北省卢龙县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时主张其经常居住地为石家庄市祁连街同祥城27号楼1单元××××号，并提交了河北讯升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以证实该项主张，但该《证明》中的内容不能证实被告高某从何时开始在石家庄市祁连街同祥城27号楼1单元××××号居住和其离开住所地至原告侯某起诉时已连续在该地址居住一年以上的事实，属于证明效力不足，即被告高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上述地址为其经常居住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被告高某的住所地应为其户籍地，故本案依法应由被告高某户籍所在地的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管辖。河北省卢龙县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审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本院指定本案由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应由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审理。
摘要2：【解读】被告高某提交了河北讯升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其内容为：“高某（身份证号：）为我司（河北××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该员工的居住地为：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祁连街同祥城27号楼1单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0115民初651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0115民初651号
【裁判摘要】被告平时在单位安排的房屋居住，仅在周末返回住处，不影响住处居住的连续性，应认定住处为经常居住地——被告主张其工作单位为其安排的住处为实际居住地，本院认为，单位为员工安排的住处仅为工作需要，而被告实际生活居住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且被告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实际居住满一年，属经常居住地，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应当由其经常居住地法院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故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提字第21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提字第213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公民的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目的在于便利当事人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案件。相对于“民通意见”第9条规定，“民诉意见”第5条规定的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显然“民诉意见”中涉及经常居住地的表述更为准确合理。在以经常居住地确定案件管辖时，不仅要符合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条件，还应满足起诉时被告仍在该地居住的条件，如果公民只是因出差、旅游、休假或者就医等原因暂时离开经常居住地的，对其提起的民事诉讼可由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起诉之前被告就已经离开了经常居住地回到住所地，或者明显不可能再回到经常居住地而到其他地方居住的，那就不应再以该经常居住地确定案件管辖，可以由公民住所地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根据中能公司再审中辩称，唐某在2013年3月1日就已离开该公司，入职新特公司，而且新特公司为唐某支付了100余万元款项及在新疆购房，表明唐某已经彻底离开了徐州市，而不是暂时离开。同年6月24日中能公司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唐某离开徐州市已经3个多月，对此一、二审法院也是明知和认可的。而且，据新特公司诉称，唐某一家离开徐州市后返回吉林省吉林市老家居住，现在其妻子和孩子仍在吉林市居住，因此，在中能公司起诉时，徐州市已经不再是唐某的经常居住地，只是其曾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中能公司主张以徐州市作为唐某的经常居住地并以此确定本案管辖权的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裁定因此认定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裁判摘要２】“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中的监禁不应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采取的刑事拘留、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而应该是指经人民法院判决后在监狱里服刑或者接受劳动改造的情况——关于唐某被徐州市公安机关羁押的问题。被申请人中能公司辩称该公司起诉时唐某已经被徐州市公安机关羁押，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本案应当由原告住所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院认为，上述法律规定中的监禁不应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采取的刑事拘留、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而应该是指经人民法院判决后在监狱里服刑或者接受劳动改造的情况，因此，在中能公司起诉时，唐某未经人民法院定罪量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条件，中能公司该答辩理由亦不能成立。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沪02民辖99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沪02民辖99号
【裁判摘要】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本案中，被告朱××的户籍地位于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XXX弄XXX号XXX室，因相关居委会出具了前后矛盾的居住情况说明，现无确凿证据可证明被告的经常居住地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惠民路XXX号XXX室，故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依法应予纠正。
摘要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沪02民辖终101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沪02民辖终101号
【裁判摘要】被单位撤回的证明缺乏证明力——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虽曾提供其经常居住在本市浦东新区高桥镇清溪路XXX弄XXX号XXX室的居住证明，但该证明后又被出具的单位撤回，故其提供的证据缺乏证明力，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现上诉人户籍地在原审法院辖区，原审法院具有管辖权。原审法院所作裁定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3民终1671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京03民终1671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因离婚后财产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顾某的起诉依据是《离婚登记协议书》，其实质上是离婚协议书的一种形式，离婚协议书不仅可以对夫妻关系、子女抚养等人身关系做出约定，也可以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的分割进行约定，这其中包括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共同债务的分配处理。因离婚协议书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属于离婚后财产纠纷。当事人因离婚后财产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当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从本案起诉证据材料上看，亦无证据证明高某的经常居住地在北京市通州区，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辖265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辖265号
【裁判摘要】（１）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虽然涉及到不动产的分割，但其法律关系基础来源是婚姻法律关系。从案件审理看，以婚姻当事人所在地法院进行审理，有利于案件的事实审查；（２）本案系离婚后财产纠纷并非物权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一般性地域管辖原则——本案管辖争议焦点系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涉及不动产的权属争议，是否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专属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该条款的不动产纠纷只指部分物权纠纷，基于不动产专属管辖属于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合意进行变通，其适用范围应当尽可能限定在确有必要范围内。本案的案由系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虽然涉及到不动产的分割，但其法律关系基础来源是婚姻法律关系。从案件审理看，以婚姻当事人所在地法院进行审理，有利于案件的事实审查。综上，本案系离婚后财产纠纷并非物权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一般性地域管辖原则。由于本案被告住所地位于嵊州市，故嵊州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其移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终字第551号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闽民终字第551号
【裁判摘要】在排除经常居住地情形下，“公民所在地”即为“公民住所地”——该《借据》第8条约定，“未尽事宜友好协商解决，如发生纠纷，由出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出借人陈××的住所地在福建省安溪县，属泉州市辖区，陈××虽未在讼争《借据》上签名，但其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可视为其已接受《借据》中的管辖条款。上述主从合同的当事人一致约定由原告陈××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意思表示真实、明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属有效，应作为本案确定管辖的依据。结合本案的诉讼标的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规定，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协议管辖条款约定的原告住所地符合级别管辖标准的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公民的所在地一般以户籍为准，在排除经常居住地情形下，“公民所在地”即为“公民住所地”。讼争借据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1民辖终157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1民辖终157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与上诉人共同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七条第（三）项的内容显示：“……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按以下第1种方式解决：1、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管辖的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依法有效。被上诉人作为上述合同中的甲方，其所在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第四条：“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因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在广州市天河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故本案仍应以被上诉人身份证载明地址确认为其住所地，现被上诉人身份证载明地址在本市***区，故广州市***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