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鲁民提字第341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股权出让人未协助股权受让人办理相关的股东变更手续，或又将股权另行转让给他人的，构成违约。因股权出让人违约致使受让人无法取得股东资格的，受让人可以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请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股权出让人返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
【裁判摘要】鑫盛公司在收取张某某200万元购买款后，既未协助办理相关的股东变更手续，后又将道和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构成违约，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张某某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审据此依法判令双方解除合同，鑫盛公司返还张某某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赔偿损失并无不当。
【裁判规则】抗诉机关抗诉称原审判令双方解除合同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返还股金并赔偿损失，判令解除合同是返还股金和赔偿损失的前提，故原审判决并未超出张新军的诉讼请求。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二终字第00117号
【裁判要旨】《证券法》中关于“证券公司变更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需经证监会批准”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仅导致受让方的股东资格受到限制，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裁判规则】股东变动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而非协议成立的问题。股权转让为股东权利，是否转让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当事人有权订立转让合同。股权转让目标公司的股权名册变更后完成股权转让形式要件。
【法条链接】《证券法》
第一百二十九条【变更批准】证券公司设立、收购或者撤销分支机构，变更业务范围或者注册资本，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司章程中的重要条款，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停业、解散、破产，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证券公司在境外设立、收购或者参股证券经营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百一十八条【擅自设立分支机构和经营机构的处罚】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设立、收购、撤销分支机构，或者合并、分立、停业、解散、破产，或者在境外设立、收购、参股证券经营机构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变更有关事项的，责令改正，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83号
【摘要】《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证券公司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该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擅自变更有关事项的，责令改正，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公司5%以上股权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改正前，相应股权不具有表决权。”据此，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证券公司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以及相应股权不具有表决权等，但未规定只有经该机构批准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才生效或者未经批准合同无效。故梅雁公司称依上述《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等规定，主张其与吉富公司订立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因未经行政审批而属于未生效合同，并无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基于上述协议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维持该合同效力不损害公共利益，认定梅雁公司与吉富公司转让广发证券8.4%的股权未经办理批准手续，违反了证券管理的相关规定，但不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有效合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解读】证券公司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应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摘要1：【案号】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5民终46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半数以上”是否包含本数的问题，因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确认股东资格时，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的外部进入到公司内部成为公司一员，类似于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依据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特征，应当准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股份对外转让时的限制条件，即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其他股东”范围包括谢某某、顾某。丁某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协议书》并未对谢某某是否同意丁钰某某使股东权益及是否同意履行协助股东变更义务作出约定。丁某某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参与了海盛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谢某某认可丁某某的股东身份，因此，现仅在顾某同意丁某某显名确认其股东资格的情况下，丁某某仍不符合股东资格显名化的法定条件，无权取得股东资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05民终1328号
【裁判摘要】按照《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决定时，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字后备于公司即可。但该规定仅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决定效力的形式要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决定效力还应考量决定是否是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泸州金之彩公司的系深圳金之彩公司全资子公司，泸州金之彩公司2017年7月7日及2017年7月17日作出股东决定前，深圳金之彩公司的股东间就深圳金之彩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已产生严重分歧，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材料，不能确定7.7和7.17股东决定系深圳金之彩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7.17股东决定中关于公司章程的修改内容也与《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规定相悖，一审法院认定7.7和7.17股东决定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改变《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最高权力机关由股东会（不设股东会的唯一股东）变更为“股东的股东”，并且要求母公司以80%以上超级多数股东来决定公司事项，违反了《公司法》第61条规定的强制规定无效。
【法条链接】《公司法》第六十一条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本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所列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
摘要1：【案号】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7）常民二终字第1号
【裁判摘要】因继承事实发生时，设备公司合法有效的章程为2002年5月17日的章程，而该章程并未对设备公司股东死亡之后继受股份成为公司股东的自然人的资格作出限制性的特别规定，故丁某某依法要求继承周某某的股东资格并要求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另设备公司2005年的章程是在继承事实发生后修订的，其效力如何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因此原审法院在本案中直接认定其为无效章程应属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59号
【提示】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原出资股东是否承担补足出资责任？
【裁判要旨】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知识产权出资后，因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该出资人不承担补足出资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裁判规则】出资人以知识产权出资的，知识产权的价值由出资时所作评估确定，出资人不对其后因市场变化或其他客观因素导致的贬值承担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裁判摘要】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股东可以用知识产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五条亦规定，出资人以符合法定条件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后，因市场变化或者其他客观因素导致出资财产贬值，该出资人不承担补足出资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据此，出资人以知识产权出资的，知识产权的价值由出资时所作评估确定，出资人不对其后因市场变化或其他客观因素导致的贬值承担责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本案中，北京威德公司于2010年委托北京大正评估公司对其所有的知识产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据此增资入股至青海威德公司，双方未作其他约定。随后，青海威德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北京威德公司以知识产权评估作价1300万元入股青海威德公司，并履行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上述事实表明，北京威德公司的出资严格遵循了公司法对知识产权出资的要求。青海威德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案评估存在违法情形或者北京威德公司在评估时存在违法情形，现以案涉两项知识产权被确认无效，要求北京威德公司承担补足出资和赔偿损失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解读1】以专利出资虽专利被宣告无效也无需补缴.
【解读2】知识产权出资后被宣告无效后出资股东不承担补足出资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在宣告无效前，知识产权业经依法评估作价，并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股权出资义务已依法履行完毕；出资股东对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不存在主观恶意；当事人对知识产权被宣告无效的情形未另有约定。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01号
【裁判要旨】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可以合并审理。
【裁判摘要】“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规则的效力并不及于民事案件审理的所有领域——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在一个案件中合并审理，系审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一般性规则，其效力并不及于民事案件审理的所有领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程序即为特殊性规则。《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列入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列为专门一章进行规定，均由此类案件特殊性所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按照该条规定，无论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权的诉讼请求，审查实体权利的归属和性质，都是判断能否排除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理，且一并作出裁判。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已明确排除了人民法院查封的其他法院关于该查封物的另案确权，也不支持当事人另案确权。一审法院以确认股东资格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宜合并审理而应另案解决为由，对谢某某主张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未进行实体性审理，系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１】实际出资人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不符合规定条件不予支持。
【解读２】名义股东由公司章程确定且经登记机关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债权人有权对该股权申请强制执行。
【解读３】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赣执异字第3号执行裁定书，停止对郭××持有的中盛公司4.5%股权的拍卖执行；二、判决确认其持有中盛公司4.5%的股权（价值1198万元），由中盛公司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
【注解】隐名股东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可否同时请求确认股东资格？——隐名股东对强制执行显名股东股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时可同时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法院应当合并审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28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2005年修订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等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办理公司登记时只需要进行形式审查。但是，即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该工商登记行为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已经履行了形式审查的义务，在确有证据证明被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工商登记行为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或错误时，也应确认违法。首先，确有实质错误的行政行为理应得到及时纠正。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进行形式审查的行政行为，如果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或错误的，显然不属于上述“证据确凿”的情形，而应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再次，如果对履行形式审查义务，但确有实质错误的行政行为，不判决确认违法，不利于行政机关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海南工商局于2009年4月22日为海南西昌公司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已被（2012）西昌民初字第652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因此海南工商局该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存在实质错误。又因刘绍全和杨文林不能依据2009年4月22日的变更登记行为取得在海南西昌公司的相关权益，故刘绍全和杨文林对取得或者增加的股权份额应没有处分权，因此，海南工商局于2010年9月20日为海南西昌公司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的基础，也即2009年4月22日的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错误，所以该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也存在实质错误。故上述两次核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依法均应确认违法。
摘要2：【裁判摘要２】2014年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规定精神，股权转让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海南工商局2009年4月22日的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行为，虽然违法，但在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刘某某、杨某某作为股东登记在工商材料中，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杨某某、邱某某在2010年9月20日从刘某某、杨某某处受让股权并办理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时，并不知晓刘某某和杨某某未合法取得相应的股权份额，杨某某、邱某某基于对工商登记材料的信赖，与刘某某和杨某某签订《海南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观上是善意的，而且杨某某、邱某某已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对价，．．．．．．并且海南工商局已核准了该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故杨某某、邱某某从刘某某和杨某某处受让股权构成善意取得。因此，海南工商局于2010年9月20日核准海南西昌公司股权及股东变更登记的行为虽然违法，但由于杨某某、邱某某受让股权构成善意取得，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对该登记行为依法不应予以撤销。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455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将公司核心资产土地使用权价值与股权转让价格直接挂钩的，土地使用权保留于公司名下是股权转让的实质要件。
【裁判摘要】就买卖合同而言，出卖人不仅负担交付标的物、转移所有权等基本义务，还应向买受人承担标的瑕疵担保义务，即若买卖标的上存有买受人不接受的瑕疵的，出卖人应当消除瑕疵以保证标的物的形式完整及法律上无障碍。这一担保义务不仅存在于有体物的买卖合同中，亦存在于以权利为标的的买卖合同之中。而该义务所对应的商事责任即瑕疵担保责任，对于本案所涉以股权为标的的转让合同亦应适用。就本案而言，土地使用权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符某某、同山公司与欣达公司、美瑞公司于2010年2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关于“目标公司拥有陵水县光坡镇香水湾地区40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出让性质的旅游用地，土地证号为xxx，以及402亩土地上的《山林权证》（以下简称目标资产）”的表述，说明各方认可案涉402亩土地使用权是金川公司唯一资产或者核心资产。而符某某、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关于“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转让之股权所对应的全部权益为本协议所约定的40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即402亩国有出让旅游用地使用权的对价为3亿元人民币（暂作价），每亩单价为74.62万元，转让总价格以新换发土地证所确定的面积为准”的约定，更是将案涉402亩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与股权转让的价格直接挂钩。综上所述，案涉402亩土地使用权保留于金川公司名下是该公司股权得以转让的实质要件，符某某、同山公司关于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而非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一审判决将金川公司名下402亩土地使用权能否恢复认定为关系案涉金川公司转让协议效力的唯一要素存在明显错误的主张因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价款并未足额支付、合同未能履行，金川公司亦未将该两公司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完成内部登记手续且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外部公示手续，故案涉股权并未发生变动至欣达公司、美瑞公司名下的法律效果，该两公司不应承担365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及赔偿657万元损失的民事责任。
【解读１】当事人协商一致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未按时足额支付转让价款，协议未能履行。涉案公司亦未将转让人和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未完成内部登记，且双方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外部公示手续，应依法认定股权并未发生转让效果，转让人无权要求受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
【解读２】公司股东发生变更而未办理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340号
【裁判要旨】受让人以公司债权转让作为股权转让对价未损害股东合法权益，且受让人已实际代公司对外清偿债务，无案外债权人提出异议的，应为有效。
【裁判摘要】
（１）2004年9月30日，曹某某与张某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曹某某（备注：出让方）将其持有的万隆钢铁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张某某（备注：受让方），转让价款为740万元。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２）2004年9月30日，张某某将万隆钢铁公司对万隆房产公司的540万债权转让给曹某某（备注：债权受让方），并向曹某某出具了一份盖有万隆钢铁公司印章的《承诺书》，内容为：承诺人同意将其在万隆房产公司的540万债权转让给曹某某，作为张某某支付曹某某的股权转让款项，相关手续由承诺人办理。
（３）原审判决认定，张某某不能擅自将公司的财产用以偿还个人债务，张某某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张某某的行为也是不能被法律认可的。该认定实质是否定了540万元付款《承诺书》的效力。
（４）．．．．．．万隆钢铁公司的全体股东已经以签订《承诺书》以及内部决议的方式认可了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张某某作为万隆钢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加盖公司印章的行为已经得到了全体股东的授权。故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并未损害万隆钢铁公司四名股东的合法权益。由此产生的张某某应当向万隆钢铁公司偿还其所获得的利益，因张某某已实际代万隆钢铁公司对外清偿了债权人的债务，且无案外债权人对本案债权转让行为持有异议，故可以认定该债权转让行为亦未损害万隆钢铁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分析，曹某某以《承诺书》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87号
【要旨】受让人已经支付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余款未付不构成根本违约，不应解除合同。
【摘要】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款为740万元，张某某已经支付了540万元，尚欠200万元未予支付，应当构成一般性违约。本案《协议书》约定，“如到期张某某未付清全部款项，曹某某有权选择依本协议索要相关款项或者继续行使余款的相应股权”。根据两审查明的事实，张家口德泰全特种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股东情况由出让时的四个自然人股东变更为现有的两个；另一方面，注册资金也由股权转让时的1800万元变更为现有的5000万元，且均经过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曹某某起诉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张某某返还价值10260万元的22.22%万隆钢铁公司股权。因张某某欠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并未构成根本性违约，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亦不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故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协议书》，由张某某向曹某某偿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相应的利息。经本院释明，曹某某仍然坚持原诉讼请求，要求解除本案《协议书》，返还全部股权。因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原审法院以张某某未能支付74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由，按照曹某某原有的持股比例判令张某某返还曹某某对张家口德泰全特种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2.22%的股权，属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赣民二终字第5号
【裁判摘要】交付转让股权是股权出让方的义务，虽然股东变更登记需要公司出面向公司登记管理部门申报，但需要出让方与公司协调并且通知受让方协助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本案出让方的身份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未举证主动要求公司办理变更登记，也未通知受让方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故最终造成合同无法履行导致合同解除主要责任在股权出让方。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0452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所针对的系基于购买等法律行为而产生的股权变动时人合性的限制。恢复原状是合同解除的一种法定后果，是合同履行的一种逆向回归，但需要法律上或客观上能够恢复原状为前提。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涉及到股权受让人将股权恢复变更至股权出让人名下，虽然此种股权变动并非基于法律行为的股权变动，但同样涉及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问题。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股权出让人恢复股东身份时，股权出让人无权请求恢复原状，而只能选择其他救济方式。本案中，天职工程公司的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均不同意吴某某重新成为股东，况且，按照本院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的论述，吴某某要求恢复原状，并无股权转让协议应予解除的事实和法律基础。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按照上述规定，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应由公司进行变更，吴某某诉请陈某某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诉讼主体有误。综上，本院对吴某某要求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高民(商)申字第00928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湖商终字第198号
【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吴某某在本案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江苏公司与江苏省信息产业厅等股权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2001）民二他字第19号）中提及：“股权关系不仅涉及纠纷当事人，而且还对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甚至公司债权人等诸多主体产生影响，因股权归属产生的纠纷应及早解决。因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当股权受到他人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根据商法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原则，工商登记机关对公司股东的登记材料具有公示公信力。本案中，原浙江德清东立生物发展有限公司于2003年6月18日向德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公司股东变更为严某某１、严某某２，吴某某作为职工持股会的出资职工代表，应当知晓该公司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情况。现吴某某于2013年8月8日才向法院起诉，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早已超过两年，且其未举证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事由，故吴某某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吴某某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之诉，吴某某在本案的诉请为确认股东资格，其所对应的实体法上的权利是形成权，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吴某某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有欠妥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苏商终字第00419号
【裁判摘要】从在案的《出资证明》及双方往来函件的内容来看，由于国美公司其他股东均认可施某某的股东身份，故无需再履行公司法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需其他股东决议同意的显名程序，原审法院径行判决国美公司为施恩初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
【裁判要旨】建设项目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人或房屋所有权人与发展改革部门对项目的审批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因而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保护规范理论与利害关系的判断
【要旨】债务人夫妻的离婚登记行为、债务人的非抵押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抵押人的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虽有可能影响民事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债权或抵押权的实现，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因而与上述行政登记行为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因此种利害关系并非公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宜承认债权人或者抵押权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上述债权人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等民事权益，首先应考虑选择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申言之，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1：【案号】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皖02行终70号
【裁判摘要】对于被上诉人秦某某未实际出资、未参与公司管理和分红，原审第三人汪某某冒充秦某某签名进行公司注册及股东变更的事实，秦某某与汪某某均无异议。虽汪某某认为其使用被上诉人身份证进行公司注册已经得到被上诉人许可，但并无证据佐证，且不影响对被上诉人秦某某既未出资又非实际股东这一事实的认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先进行民事诉讼以确认股东资格，但本案中被上诉人不具有股东资格的事实，利害关系人均无异议，且可以根据有效证据予以认定，因此无需再提起民事诉讼。
摘要2：【解读】本案中，秦某某发现自己被冒用身份登记为公司股东后，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工商登记行为，登记机关拒不撤销，一、二审法院判决支持秦某某的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市场监督管理局2014年3月13日在××公司设立登记中将原告秦某某登记为公司股东的注册登记行政行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443号
【裁判摘要】《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系指未按期足额缴纳其所认缴出资额的股东——《变更追加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明确了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应遵循法定原则，变更追加事由严格限定于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以明晰审判与执行的基本界限，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本案中，李某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申请追加尚未缴纳出资的杨某某为被执行人，该条“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系指未按期足额缴纳其所认缴出资额的股东。而杨某某于2017年4月27日受让案涉股权时，其出资认缴时间为2044年1月1日，依法享有缴纳出资的期限利益，不属于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58号
【裁判要旨】（1）原告通过签订案涉协议受让公司股权，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成为公司股东后，其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具有股东资格，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2）在本案诉讼中，其又将其持有公司的股东转让给案外人，并已经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在此情形下，其已在诉讼中失去公司股东身份，不能再行使股东的相关权利，不具有诉的利益，不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皖1802民初6027号
【裁判摘要】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第三人钟某某持有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8.07%的股权，其中0.44%是钟某某代原告张某持有，张某系该0.44%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原告张某、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第三人江苏仁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钟某某均未提出异议，对原告该0.44%的持股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钟某某与原告张某于2008年12月27日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为代持股协议，系钟某某与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显然合法有效。原告关于确认登记在第三人钟某某名下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0.44%的股权归原告张某所有的请求，合法有据，本院支持。至于原告诉请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将其记载于被告公司名册、公司章程并至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问题，因被告及诸第三人庭审中均认可原告所诉事实，亦未提出异议，显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印发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调整范畴，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实际出资人要被确认为显名股东，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本案其他股东是指第三人江苏仁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汪某某、秦某。庭审中该其他股东均明确表示对原告所诉予以认可，则原告关于被告宣城亚邦化工有限公司将其记载于被告公司名册、公司章程并至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请求，本院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01民初2020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本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被告公司2014年10月31日股东会决议中“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200万元减少至1138.2万元人民币，其中减少张××全部实缴货币出资61.8万元人民币，取消张××股东资格”的内容无效，故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原告的股东身份便已恢复，被告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依据原无效决议所做的相关变更登记。现被告未履行申请撤销登记义务，已经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将其记入股东名册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依据充分，应予支持。
摘要2：【案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0101民监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298号
【裁判摘要】按照其认缴的出资享有并行使表决权的前提是出资未届履行期限——二审法院认为：一方面，股权源于出资，在潍坊古韵公司未如期履行增资义务且经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多次催缴仍不履行的情况下，其不应享有该增资部分对应的股权，自然也不享有相应的表决权。．．．．．．另一方面，因解除潍坊古韵公司认缴增资股东资格，与潍坊古韵公司存在利害冲突，故完全按照半岛书院公司章程约定的“应由股东一致表决通过”履行，将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的立法意图形同虚设。故一审法院认定“山东大众报业与潍坊古韵公司实际出资分别为5100万元、490万元，实际出资比例为91.23%：8.77%，对诉争股东会决议实际上已经半岛书院公司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股东会决议解除股东增资资格——再审法院认为：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为半岛书院有权以股东会决议解除古韵公司的增资资格，不属于法律适用确有错误。．．．．．．《纪要》第7条针对的是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届履行期限的表决权问题，而本案增资期限已经届满，故该条精神不适用于本案。最后，我国法律目前并未对瑕疵出资股东的表决权行使应否受限作出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也存在争议，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按照实际缴纳出资比例认定7.3决议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为合法有效，适用法律并不属于确有错误。
摘要2：【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终2966号
【解读１】山东大众报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山东大众报业对半岛书院公司追加实缴的4410万元出资具有股东资格，并按照山东大众报业实缴出资比例确认山东大众报业持有半岛书院公司的股权比例为95.1%；2.判令半岛书院公司就山东大众报业追加支付的出资款签发出资证明，并将该出资额及对应股权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3.判令半岛书院公司、潍坊古韵公司根据股权及股东变更情况修改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4.判令半岛书院公司、潍坊古韵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青岛半岛书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按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5.1%、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持股4.9%的比例修改公司章程，并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二、青岛半岛书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按山东大众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5.1%签发出资证明，并将该出资额及对应股权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案件受理费262300元，由潍坊古韵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解读３】2019年7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有两项：1、同意解除古韵公司认缴增资4410万元的股东资格；2、同意由山东报业公司向公司追加出资4410万元。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932号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后，是否意味着应当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之前的状态，行政机关作出将当事人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状态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应当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作出撤销判决的理由具体判断。如果生效行政判决彻底否定据以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从根本上否定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合法性，则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行政机关根据该生效行政判决，作出将当事人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状态的行政行为，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如果生效行政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理由，仅仅是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或者认为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等，需要有权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则不能认为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需要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即便是撤销判决未在判决主文中作出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判项，也是需要行政机关依职权重新进行处理。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之前状态，与生效行政判决内容不一致，是行政机关自行判断作出的新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政行为。
摘要2：【摘要】本案中，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撤销2007年3月29日海南省工商局变更登记的理由是，国浩公司未在海南省商务厅批复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全部对价，24号复函确认京灏公司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自动失效；（2009）琼行终字第1号生效行政判决撤销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主要理由是，国浩公司已经按约定向北大青鸟公司支付人民币5亿元整，不再为并购京灏公司承担其他付款义务，且24号复函是两个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往来公文，不能看作是撤销国浩公司并购京灏公司行政许可的决定。两相对照，生效行政判决显然是彻底否定了被诉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全部事实和理由，撤销判决的法律后果应当是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撤销前的状态。据此，一、二审判决认为海南省工商局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的恢复工商登记行为，是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北大教育公司和北大公学公司主张，（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撤销的是1号撤销变更登记，并不是工商变更登记行为，海南省工商局根据24号决定而非生效行政判决作出被诉恢复京灏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但是，由于（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是彻底否定1号撤销变更登记行为的事实认定和决定理由，判决结果是要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至撤销前的状态。所以，无论是24号决定，还是被诉恢复京灏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行为，都是根据（2009）琼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作出的行政行为，均属于不可诉的行政行为。
摘要1：解读：（１）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变更出资方式的出资不能被认定为股东出资；（２）股东对公司的投入不能等同于股东出资，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变更出资方式不能被认定为股东出资。
摘要2：【注解１】（１）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或者全体股东一致约定的方式出资，股东即使存在对公司投入也不能认定为出资；（２）股东代公司支付款项通常不能认定为股东出资款。
【注解２】公司承建项目资金投入与股东对公司出资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在功能、作用上存在重大区别，即便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投资超出其认缴的出资也不能仅因此而免除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7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终1203号
【裁判摘要】两公司系实际控制人关系，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完全可以自行偿还相关债务，两公司不能就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应驳回诉讼请求——对于翔龙公司主张的94笔借款，与泰和公司之间未就其中任何一笔签订借款合同。判断法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款项交付和借贷合意是判定两者之间借款合同关系成立与否的两项基本要件。泰和公司对于翔龙公司所主张借款事实及欠付金额均表示认可,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因翔龙公司系泰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不能就本案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应就双方借款、还款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严格审查。．．．．．．综合全案查明事实、双方诉辩意见及证据情况，翔龙公司作为泰和公司唯一股东时曾起诉泰和公司案涉借款，因无诉的利益，被本院以(2016)最高法民终153号民事裁定驳回起诉。后吴××、刘××与翔龙公司就泰和公司股权发生纠纷，经生效裁判确认并经强制执行。2017年3月23日，泰和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翔龙公司持有50%股权，吴××、刘××各持有25%股权。翔龙公司认为其已不再是泰和公司唯一股东，故就被驳回起诉的相关借款以及此后发生的借款提起本案诉讼，再次起诉泰和公司。但吴××、刘××未能介入公司管理，王×同时担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翔龙公司系泰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泰和公司完全可以自行偿还相关债务，两公司不能就本案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故翔龙公司主张的借款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６条第１款之规定，多个人民法院冻结同一股权的，以在公示系统先办理公示的为在先冻结。
【解析】股权由多个法院冻结以在公示系统办理公示先后时间确定冻结先后顺序。
摘要2：【注解１】股权冻结后公司履行协助义务内容：（１）公司不得为被执行人办理股权转让、股权出质相关手续；（２）公司不得为被执行人发放股息、红利等收益；（３）公司不得实施损害申请执行人权益的行为。
【注解２】股权冻结后公司登记机关协助事项内容：（１）被执行人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予办理被执行人股东变更登记以及被执行人向公司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的公司章程备案；（２）被执行人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不予办理被执行人股权出质登记；（３）其他需要协助办理事项。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268号
【裁判要旨１】《商业银行法》第２４条所规定的商业银行变更持股5%以上的股东应当经银监部门批准，旨在维护银行体系稳定与防控金融风险，商业银行5%以上股东变更如未经银监部门批准，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未生效。
【裁判要旨２】案外人主张以其股权交付请求权对抗申请执行人之金钱债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１）已签订书面转让协议；（２）转让协议合法有效；（３）案外人已交付转让款项；（４）案外人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５）签订转让协议与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均在冻结之前；（６）案外人不存在过错。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51号
【裁判摘要１】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股东也有权代位提起诉讼——公司印章是每一个公司合法设立的象征，在公司存续过程中，印章起着代表单位意志的作用，成为公司意思与行为的象征。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中，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本案中，禾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形式上已变更为张××，公司相关印章及证照均由张××控制，因此，张××１、林××作为禾山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在禾山公司系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下，有权向张××提起公司证照返还之诉。虽然禾山公司股东变更为张××与张××１，但根据已生效判决，此次股权变更系张××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变动系无效行为，从法律上看，张××１、林××仍是禾山公司股东，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即便从股东代位诉讼内部前置程序来看，张××１、林××除系禾山公司股东外，在禾山公司股权变更前，林××为该公司唯一监事，而股权变更后，张××１为该公司监事，林××、张××１为现行登记以及股权变更无效前的公司唯一监事亦有权提起诉讼。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张××１、林××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对于公司中谁有权保留印章及证照，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现实中应当以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准。公司经营中，大量公司印章与证照因日常处理事务方便所需，交由非特定人员保管亦较常见，导致印章及证照返还案件增多。因此，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印章及证照可由不同人员持有，在公司证照返还之诉中，应当以持有人非法侵占印章及证照为前提。本案中，根据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张××为禾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禾山公司实际上长期亦由张××控制管理并经营，在禾山公司股权争议并未作出最终认定的情况下，张××作为禾山公司实际出资人控制该公司相关证照并不构成非法侵占。虽然张××１、林××系禾山公司原始股东，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张××系非法侵占持有禾山公司印章及证照，故其要求张××返还公司证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张某某等诉张某某１等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453号
【摘要】股东资格的特征具有两类，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以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工商部门登记为认定依据；实质要件是出资，即实际出资并参与公司管理。．．．．．．综合上述情况，从形式要件的角度来看，禾山公司的股东资格尚存争议，需要从实质要件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另外，张××１、林××陈述张××１保管印章直到2000年三、四月，结合张××的陈述和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财务银行私章、财务会计资料及“金鹭花园”项目的所有资料，长期由张××保管。因此，从实质要件的角度，生效的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查明的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确认以下事实，即张××是禾山公司的股东，履行了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根据工商管理部门现今的登记情况，其仍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张××持有公司印章和相关资料具有合法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原股东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重新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受让人所得分红款也仍然有效——股权转让交易中，受让人通过受让股权继受取得股东资格后，即依法享有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监督公司经营以及获得分配等权利。股东基于身份关系实施的决策、参与公司管理等行为，涉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以及与公司交易的不特定第三方的交易关系，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易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前，亿丰公司、金信公司的股东身份及基于股东对公司投资而获得的分红收益仍然有效。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基于该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明达意航公司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抚顺银行的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商业银行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五)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规定，案涉股权占比逾7%，明达意航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要重新成为抚顺银行股东，除应履行公司内部的股东变更程序外，还须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股东应当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纳税记录和财务状况，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监管要求。”明达意航公司现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显然不符合前述规定要求的成为商业银行股东的条件，辽宁银保监局亦在向本院回函中明确指出明达意航公司不符合《中国银保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关于股东资格的相关规定。故明达意航公司主张其为抚顺银行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明达意航公司因不符合商业银行股东条件而不能重新取得抚顺银行股东身份，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明达意航公司可通过申请拍卖案涉股份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故一审判决关于明达意航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所有权但不具有抚顺银行股东资格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金信公司与明达意航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未就股权转让款利息进行处理，金信公司虽在本案一审中撤回主张股权转让款利息的反诉，但在明达意航公司主张返还分红款时，仍以明达意航公司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占用利息进行抵销作为抗辩，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3条关于“抵销权既可以通知的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的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注解】（１）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通常仅对将来发生效力，并非溯及既往的导致合同根本消灭——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即便股权转让合同嗣后被解除，股权受让人在作为股东期间依法行使的各项权利通常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司亦应因股东投资以及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而向其分配股息和红利；（２）基于股权转让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出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并不能自然恢复股东资格，而需要通过重新办理股权变更程序才能再次成为公司股东；（３）因不符合成为股东的条件，出让方主张其为公司股东并要求变更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但其在该股权中的财产性权益却应依法予以保护，可通过申请拍卖股权而以其价款折价补偿。
摘要1：【案号】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甘02民终262号
【解读】（１）东方百盛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胡××配合到公司注册业务登记部门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登记；2.判令胡××承担本案诉讼费。（２）一审认为：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对抽逃出资的股东经催缴后仍不足额出资的股东有权作出解除股东资格的决议，东方百盛公司解除胡××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规定，胡××有义务配合公司办理股东身份变更登记手续，东方百盛公司的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胡××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配合嘉峪关东方百盛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至公司注册业务登记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综上，可确认被上诉人系和鑫房产公司的股东，其出资450万元，占和鑫房产公司10%股份。2011年11月21日之后，上诉人虽向案外人王××名下账户汇入3700万元，但上诉人并未能举证证明该3700万元即为和鑫房产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3700万元，且上诉人在庭审中亦确认没有将被上诉人出资的450万元返还给被上诉人，因此，上诉人以抽逃出资为由解除被上诉人股东资格，并要求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１）和鑫房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卢××按照2016年8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协助和鑫房产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即原登记在卢××名下450万元和鑫房产公司的股份变更登记至陈××名下250万元、林××下200万元。（２）一审判决：驳回和鑫房产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