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答：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公司可以依法对该股东除名。
【解读】
（１）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只有“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才构成法定的解除股东资格的事由；如公司章程无特殊规定，对于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部分出资”的行为不得以此为由解除股东资格（理论上股东不论认缴多少只要出资１计其他股东就无权解除该股东资格）。
（２）公司股东可以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严于公司法司法解释规定的解除股东资格的条件（如规定股东未按时缴纳５０％以上认缴资本时可以解除股东资格）。
【注释】股东投资协议约定股东除名事项合法有效。
摘要2：【注解】因除名而诉请工商变更登记，法院仍应当对是否符合除名规定进行审查。
摘要1：【案号】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02民终4279号
【裁判摘要1】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姓名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自己姓名并排除他人干涉或者非法使用的权利。盗用姓名是指出于某种不正当目的，未经姓名权人的同意而擅自使用他人姓名从事某种活动，造成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损害。姓名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每一位公民依法都享有决定、使用和变更自己姓名的权利，并对任何非法干涉或使用自己姓名的行为有权利追究其民事责任。侵害姓名权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个方面。首先，侵害姓名权要求必须要有违法行为。其次，侵害姓名权要求行为人主观过错必须是故意。再次，要有损害后果的发生。最后，侵犯姓名权的行为要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侵害姓名权的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具有合二为一性，即受害人只要证明了侵害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干涉、盗用、冒用他人姓名的行为，自己姓名权受到侵害即可，无须证明损害后果的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须加以特别证明。
摘要2：【裁判摘要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设立、登记的登记注册制相关规定，尽管在两被上诉人公司申请设立登记的材料中马某某及孙某某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但上诉人马某某并没有提交其身份证件被盗用或者丢失的相关证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孙某某冒用马某某名义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而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确认股东资格，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予以认定。目前代办工商登记的中介机构因设立门槛低，缺乏监管机构，经常出现代为签名等不规范行为，导致纠纷频发。在案件审理中不能仅凭工商登记材料签字虚假而否认其股东资格。工商档案依法记载的公司股东资格信息具有法定的推定性和一般对抗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公司股东信息具有较强的公示力，如否定当事人的股东资格，还涉及两被上诉人公司债权人、股东、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债权保护问题，同时也要排除恶意诉讼。本案中两被上诉人公司的工商档案信息显示上诉人马某某为该公司的股东。上诉人马某某要想否定其并非该公司股东，应充分予以举证，且该证据足以推翻具有法定推定效力的工商档案信息。因此，上诉人马某某不能提供有效证据推翻两公司的工商档案中关于股东资格信息的记载。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马某某请求三被上诉人孙某某、青岛华森良品工贸有限公司、青岛兴正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停止对其姓名的侵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41号
【裁判摘要】逸华公司系由四名个人股东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刘某某、朱某某作为逸华公司持多数股份的股东，名义上虽非董事、经理，但实际与其他两位股东分工负责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须的一部分工作，四人同时对公司的经营、财产进行控制和管理，朱某某又是该公司的监事，故可以认为朱某某、刘某某实际行使类似公司经理、董事职责，负有类似公司经理、董事的义务，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一条关于“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之规定。刘某某、朱某某作为逸华公司的股东，投资成立海逸公司，和逸华公司从事同类的化工原料产品的销售，已属竞业禁止行为。虽有证据证明因嘉善外贸公司不能代逸华公司开立信用证，可能导致逸华公司无法进口玻璃纤维纱，但这并不意味着逸华公司便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玻璃纤维纱的货源问题；目前亦无证据证明，刘某某、朱某某曾将两人设立海逸公司、以海逸公司名义向案外人购取玻璃纤维纱、加价销售给逸华公司等活动告知逸华公司股东会并获同意。故原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而刘某某、朱某某通过海逸公司和逸华公司进行交易并获取收入之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的民事法律原则，构成了对逸华公司利益之损害，理当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海逸公司虽为独立的企业法人，但该司实系刘某某、朱某某用以与逸华公司交易之载体，且因交易而获取的差价实际由海逸公司占用，故原审判令海逸公司将该收入返还逸华公司，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65号
【裁判要旨】一审判决作出后公司股东会决议有关股东垫款冲抵投资款的内容仅具有内部效力，不能对抗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不能认定抽逃出资股东已补足出资。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所谓抽逃出资，是指在公司成立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而将其已缴纳出资抽回的行为。第一，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盛德公司于2012年10月31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赵某某、汪某两人，2012年12月10日，赵某某、汪某分别向盛德公司的基本账户转入780万元和220万元资金作为股东投资款即公司的注册资金，但次日该1000万元注册资金便分两笔转至赵某某的账户。可见，赵某某确有抽回注册资本的行为。第二，赵某某主张其将该1000万元中的950万元分两笔450万元和500万元代盛德公司支付了项目开发资金。但根据赵某某提交的证据显示，该450万元和500万元涉及的两个共管账户均系由赵某某个人与第三人共同设立，与盛德公司的项目并无直接关联，而赵某某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950万元进入两个共管账户后，被进一步用于盛德公司的项目开发，形成了项目资产。因此，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赵某某转出的950万元注册资金系用于盛德公司的经营业务。第三，赵某某也自认盛德公司注册登记时因股东资金紧张，经全体股东协商决定以借款的方式筹措资金以满足验资要求，待完成验资后再还给出借人。可见，赵某某缴纳出资仅系为了在完成验资后将该出资归还出借人，其并没有将该出资用于盛德公司经营活动的意思。最后，盛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是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才形成，其有关赵某某的垫款冲抵投资款的内容，仅具有内部效力，不能对抗盛德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不能作为赵某某已补足出资的证据。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之规定，赵某某未经法定程序抽回其在盛德公司的780万元注册资本，构成抽逃出资。
摘要2：【简法】股东会决议｜股东垫款冲抵投资款｜有内部效力｜无外部效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5号
【提示】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依据 并不仅限于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价值。
【裁判要旨1】股权转让是指股东将蕴含股东权、股东地位或资格的股份转移于他人的民事行为。股权转让后，受让人因此成为公司股东，取得股权。凡股东基于股东身份地位对公司所发生的全部权利义务均一体移转给受让人，原股东不再享有股东身份相关的权利义务。
【裁判要旨2】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所谓独立是指公司材料独立于该公司股东的财产，两者的财产相互分离的。公司对股东投资形成的财产和运行中增资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即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裁判要旨3】股权转让时股权价格的确定依据并不仅是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价值，本案中就是通过《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净资产确定了股权的当前价值，通过《委托管理协议》约定了股权预期价值的分配。
摘要2：
摘要1：——股东投资协议的约束范围
【裁判书字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667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恒通公司《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涉案股东会决议将该职权部分授予董事会，其实质是修改了《公司章程》第八条关于“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的内容，在未取得恒通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的情况下，该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第四十三条关于“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决议内容无效，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恒通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民终6676号
【解读】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决定对外投资计划”，后股东会以过半数（未过２／３）作出“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对１５０万元以下的投资计划有决定权”的决议，法院认为该决议构成对公司章程的实质性修改，因未过２／３而决议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151号
【裁判摘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申请公司强制清算,其目的是通过解散公司收回其股东投资以及收益从而退出公司。本案中虽然公司经营期限届满，具备了公司章程约定的公司清算条件，但在本案诉讼中，公司其他股东愿意通过股权收购方式收购林时进股权以使公司存续，该公司自力救济的方式有利于打破公司僵局，保护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林某某的股东权利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因此，林某某仅以公司经营期限届满为由申请公司强制清算，原审法院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42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审生效裁定以金马股份公司不应列为本案被告为由，驳回原告环保公司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规定：“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上述条文说明，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都应适用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本案应否驳回原告环保公司起诉，应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此条规定为原告起诉的条件，从法院立案工作角度而言，也是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民事诉讼法对受理条件的规定首先要求原告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此为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也称为原告的“适格性”，即适格原告应当是争议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民事诉讼法对于被告的主体资格问题规定与之不同，仅要求起诉时“有明确的被告”，即原告能够提供被告住所地或住址、联系方式等信息，证明被告真实存在。至于被告是否为争议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非人民法院审查受理时应当解决的问题。简言之，被告不存在是否“适格”的问题，仅存在是否“明确”的问题。人民法院不应以被告不是争议的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主体或责任主体为由，裁定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只要原告提出了明确的被告，且符合其它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并进入实体审理程序，以判决形式对双方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做出裁判。如果人民法院经过依法审理，最终确认被告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法院以金马股份公司不应当对环保公司主张的国债资金承担清偿责任为由，驳回环保公司的起诉，在程序适用上确有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裁判文书的效力分为对人效力和对事效力。对人方面，裁判文书应当只约束参加诉讼的原、被告和第三人等诉讼主体，对于没有参加到诉讼中的民事主体，裁判文书不应当对其权利义务作出认定。如果人民法院审理中认为其他民事主体与案件具有利害关系或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可在释明后，追加为案件当事人。对事方面，裁判文书只解决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案件的审理应围绕诉讼标的进行，审理对象应限于原告起诉及被告答辩的内容，对于原告没有提起的诉请，法院不得自行予以认定。对于没有参加到诉讼中来的民事主体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间的法律关系，也不属于裁判文书应当界定的对象。．．．．．．关于案外人金马集团的权利保护问题。从诉讼权利角度而言，金马集团并非原审案件的当事人，二审生效裁定判项中也并未实际确定或处分金马集团的权利或利益。一般情况下，金马集团在原审审理中并不享有或承担出庭、举证和质证等诉讼权利及义务。但二审生效裁定裁决理由部分认定“被兼并的朝阳微电机厂的债务应由兼并企业金马集团承担”，二审法院在没有通知或追加金马集团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对金马集团的民事责任做出认定，且该认定在另案中被引用作为金马集团应承担朝阳微电机厂债务的理由之一，金马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实质性的影响，却没有获得出庭应诉、发表意见和举证质证的诉讼权利，其诉讼权利没有得到实现。原审法院在没有听取金马集团陈述答辩意见、组织其参加质证的情况下认定的事实，难以保证其真实性与可靠性。从实体权利角度而言，民事裁定中不应对实体权利作出认定。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对裁定的适用范围规定了十一种情形，均为对受理、管辖等诉讼程序性问题进行的处理。民事裁定书中不应对实体权利义务等问题作出认定。二审法院以裁定书的形式认定金马集团对国债资金的偿还义务也有不当。二审裁定认定被兼并的朝阳微电机厂的债务应由兼并企业金马集团承担，金马股份公司作为各股东投资新设立的目标公司对该债务不承担清偿责任，不仅仅属于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已经涉及到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民事裁定书仅适用于程序性事项，原审在对民事责任承担等实体问题做出认定后，又以裁定形式驳回起诉，确有不当。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1民终7033号
【裁判摘要】家庭成员设立的公司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系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系为阻止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和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债权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在本案涉案债务发生期间，乾钧公司登记股东为宋某和孙某某，但宋某系乾钧公司占股90%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且宋某一直代表乾钧公司与永勤公司开展涉案业务，其中有合同、往来文件加盖济南乾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亦有部分合同、往来文件只有宋某本人签名。本院二审期间，宋某对其将股权无偿转让给其丈夫的父亲赵某某，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某某的原因作出解释时明确陈述，是因为宋某继续担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将可能承担责任。乾钧公司系宋某与其家庭成员所设立，宋某在乾钧公司已负债务的情况下以逃避债务为目的将股权无偿转让与其年事已高、明显不具备经营和偿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势必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同时结合孙某某的年龄、与宋某系婆媳关系及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综合认定乾钧公司实际由宋某一人控制、经营，宋某虽主张孙某某不参与公司管理，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孙某某作为公司股东投资后的收益或分红情况。综上，宋谋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乾钧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宋目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68号
【裁判摘要】股东投资协议与公司章程关系——股东投资协议通常是指公司设立前，由全体投资人所共同参与订立的协议，其主要作用在于表明发起人设立公司的目的、确定公司的基本性质和结构，以及分配和协调发起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协议本质应属于合同，依法受我国《合同法》一般规则的规范和调整。至于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认缴注册资本的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则具有公司自治规范的性质，依法属于我国《公司法》所规制的范围，并对签署股东、公司以及公司董事、监事等人员具有规范和约束的效力。因此，股东投资协议与公司章程系由投资人形成的两种在本质存在不同的协议安排，两者之间应为相互平行而非前后承接的法律关系。基此，股东投资协议的效力存续与否，同公司章程的制定不存在效力上的关联性，依法只受限于该协议本身的约定条款内容以及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调整规范。事实上，在投资人订立的股东投资协议中，既有调整公司设立完成之前的事项，同时又有调整公司成立后股东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容。且基于各种原因，其中的许多内容并未被纳入之后所订立的公司章程之中。况且，有时股东投资协议中确实存在某些不便载入公司章程的约定内容。此外，往往还由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按照其统一制定的样本格式起草公司章程的原因，造成许多股东间特别约定的协议内容无法被载入公司章程之中。在此情形下，股东投资协议实际承担了公司章程之外的规则性协议的功能。因此，在公司完成工商登记设立后，由全体投资人所共同参与订立的股东投资协议仍具有法律效力，其中涉及以公司成立后的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协议内容，只要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与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冲突，对各缔约投资股东依法具有规范和约束的效力。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公司立法中体现有这种效力的认定精神，我国《公司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起人不依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应当按照发起人协议承担违约责任。”上述规定表明，在公司成立后发起人协议的法律效力仍被确认。上述分析意见表明，公司成立后，股东投资协议在没有被修改、变更、解除以及与公司章程的内容相悖的情况下，其效力并不自然终止或被公司章程的效力所取代，只是在具体个案的司法诉讼中，两者具有不同的证明和适用对象，不存在以两者中哪个为准的问
摘要2：（续）题。……关于原审法院作出的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予以强制罢免的事由，应严格限定在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这一范围之内的判决认定意见。经查，我国现已颁布的民商事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法院作出的相应司法解释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解除的法律规定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2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有相应的规定内容，该司法解释的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上述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的条款只是针对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情况，规定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予以解除相应股东的股东资格。但由此并不能得出，我国法律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予以强制罢免或解除的事由，只限定在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这一范围内。相反，从上述司法解释条款的内容可以证明，公司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解除股东的股东资格。
摘要1：华某诉圣甲虫公司公司决议纠纷案（参考性案例第82号）
【裁判要点】除公司章程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以外，公司通过定向减资导致的股权结构变化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否则构成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规定的决议不成立的情形。在公司处于严重亏损的情形下未经弥补亏损，通过减资程序向股东返还投资款，将导致公司净资产减少，损害了公司股东和其他债权人利益，应认定为无效。
摘要2：【解读】（１）减资分为同比例减资和不同比例减资；（２）不同比例减资会直接导致公司设立时的股权分配情况，实际上是以多数决的形式改变了公司设立时经发起人一致决所形成的股权结构，除公司章程或全体股东另有约定外应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否则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68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陈××、章××、邱××于2010年3月29日签订的《星泰公司合股投资补充协议》载明：“根据目前投资现状，经三股东协商一致同意，以投产时间为准对投资比例进行调整，以签字为准”，该补充协议是经星泰公司全体股东一致表示同意的书面文件，可以认定星泰公司就股东之间出资比例进行调整形成了决议，但该补充协议的内容仅是拟对投资比例进行调整的约定，并不包括公司注册资本数额应当如何调整的事项。．．．．．．一审判决根据该补充协议以星泰公司股东的实际出资数额为依据认定各该股东的股权比例，混淆了股东的认缴出资与实际缴纳出资之间的关系，系司法权对公司自治事项的僭越，其判决结果明显不当。二审判决以该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有待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不能据此以实际出资额来调整股东认缴出资为依据，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因本案并非星泰公司或其股东所提起的缴纳出资诉讼，陈××在本案中主张的向星泰公司实际出资2631576.46元的数额是否真实，本无加以审理、认定的必要，二审判决将该节事实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当，但这一瑕疵并不影响二审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摘要2：邱某某等与陈某某等股东出资纠纷上诉案
【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赣民终307号
【摘要】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认定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的依据是公司章程、公司签发给股东的出资证明书或者是置备的股东名册。星泰公司既没有给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没有置备股东名册，那么公司章程就成为认定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的依据。本案中，星泰公司各股东在订立了公司章程之后，又于2010年3月29日签订了《星泰公司合股投资补充协议》，欲调整星泰公司章程中确定的各股东投资比例。．．．．．．本院认为，该份补充协议约定简单、模糊，仅有调整的意思表示而无具体调整办法，其约定的主要内容有待于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不能据此以实际垫资来调整股东认缴出资。．．．．．．本院在星泰公司各股东就出资及出资比例没有达成新的协议或者公司清算程序之前对星泰公司各股东的出资及出资比例均不予认定。星泰公司各股东应缴出资及股份比例仍应当根据星泰公司的公司章程予以确定。一审法院没有分析股东出资的特定性，及公司账册与股东个人账目的混同，而仅根据鉴定意见，将各股东在公司经营中垫付的资金不作区分地笼统认定为股东出资，据此确定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属事实认定不当，应当予以纠正。
【解读１】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陈××在星泰公司出资2631576.46元，占星泰公司66.54%股份；邱××、习××出资20万元，占星泰公司5.06%股份；章××出资1123264.4元，占星泰公司28.4%股份。
【解读２】一审判决：一、确认陈××为星泰公司出资2631576.46元，占星泰公司59.07%股份；确认邱××、被告习××为星泰公司出资790000元，占星泰公司17.74%股份；确认章××为星泰公司出资1033264.4元，占星泰公司23.19%股份；二、驳回陈××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撤销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5民初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的诉讼请求。
摘要1：【裁判摘要１】股东资格确认是否可以适用调解确认？｜股东资格确认可以适用调解——公司是基于股东间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而设立的法人性质的经济组织，股东投资入股、股份的转让、股权的确认依照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在对关于股东身份及股权转让、股份确认纠纷审理过程中，组织当事人参与调解，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确认股东身份及股权份额，符合民事诉讼自愿和处分原则。法人内部身份关系的确认不同于自然人，自然人的身份关系来源于自然繁衍和法律规定，法人内部身份关系则主要来自于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原审调解结案，根据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确认股东身份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认为原调解书运用调解方式确认股东身份属法律适用不当的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本案原审第三人罗××因刑事犯罪，被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已经生效。本案一审原民事调解过程中，在未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严格审查，而认定杨晓雷持有晨鑫公司2%的股权，可能导致国家对没收财产的减少，损害国家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确有错误情形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提起再审。”，一审法院据此启动再审程序，对民事调解案件进入再审，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