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行政机关负责人或行政机关相应工作人员出庭应诉能否出庭不出声？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１条第２款、第３款之规定，（１）行政机关负责人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相应工作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应当就案件情况进行陈述、答辩、提交证据、辩论、发表最后意见，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说明；（２）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
摘要2：
【案例笔记】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项目外待遇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1：【解读】（１）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项目外待遇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２）仅当从任何角度看，给付请求权都显然而明确地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属于原告的主观权利时，才可以否定其诉权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解析】请求行政机关给付待遇不限于《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１０项规定范围，还包括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具有给付请求权范围。
摘要2：【注解１】根据《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９３条之规定，法院对原告履责之诉或给付之诉裁定驳回起诉的两种情形——（１）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２）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
【注解２】被告对原告请求履行给付义务的申请不予答复，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请求履行给付义务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判决？——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不予答复行为违法，并驳回原告请求责令被告履行给付义务的诉讼请求。
【注解３】被告对原告请求履行给付义务作出答复，答复内容结果正确，但是违反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人民法院均应当判决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不撤销保留其法律效力。
【注解４】履行判决与给付判决区别（法律将行为义务的履行规定为履行判决，金钱及财物的交付义务履行规定为给付判决）｜（１）对于符合给付判决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具有具体给付实体内容的判决，及时化解行政争议；（２）以履行判决代替给付判决，判决被告行政机关限期予以行政赔偿，不符合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易造成累诉，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467号
【笔记】公务员招录纠纷是否具有可诉性？
摘要1：解读：公务员招录纠纷属于外部行政争议具有行政可诉性。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1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7107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和存续力，否定一个行政行为的效力，需有确凿的证据。书证是行政诉讼证据的一种，在各类证据中占有突出地位。一般来说，书证所证明的事实内容比较明确，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可以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直接证据。正因如此，书证的采用通常适用“最佳证据规则”或称“原始文书规则”，依此规则，证据的提供者应当提供原始材料，如果提出非原始材料，则必须提供充足理由。
【裁判摘要２】诚然，无法与原件核对无误的书证也不是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我国法律之所以采用“原始文书规则”，初衷在于确保书证本身的真实性及其与案件的关联性。诉讼过程中，如果一方出示的书证并非原件，但各方对该书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或是该复制件的形成年代久远，又或该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则并非一概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３】所谓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指民事争议为解决行政争议的基础，解决了基础民事争议，行政法律关系能够迎刃而解，或者才具备了解决的前提。在行政诉讼中存在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或者就相关民事争议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基础法律关系不解决，又缺乏令人信服的原始文书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效力概难推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01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010号
【裁判摘要１】行政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只是送达直接相对人，其他因该行政行为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知，如果因为利害关系人无法“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而不能开始计算起诉期限，将会造成行政行为的效力随时都可以争议，行政法律关系无限期地处于不稳定状态。为了实现行政法律关系的尽早安定，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通过本条第二款增加了最长诉讼保护期限的规定，其含义是指，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经过一定的期间就不得提起撤销诉讼。这一期间属于客观期间，不论当事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存在。．．．．．．即使再审申请人确实是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后的六个月内提起诉讼，但也因超过了二十年的最长诉讼保护期限，从而丧失了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裁判摘要２】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许多共同点，民事诉讼的许多程序对行政诉讼是适用的。但是，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诉讼毕竟有其特有性质，民事诉讼法的一些规定并不能适用于行政诉讼。具体来讲，行政诉讼对于民事诉讼法的适用，应当排除两种情形：一是行政诉讼法已有规定的；二是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规定，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性质有所抵触的。事实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最长诉讼保护期限，正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而设计，但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有意排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因此，在撤销之诉中，不存在适用民事诉讼最长诉讼时效的空间，也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可能。
摘要2：【解读】
（１）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最长诉讼保护期限属于客观期间，不论当事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存在，只要超过即丧失了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２）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最长诉讼保护期限不适用民事诉讼最长诉讼时效的空间，也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可能。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73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735号
【裁判摘要１】确认之诉很像一个装满各种工具的杂物筐。《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各种确认判决多达六种，但通说认为，只有请求确认某种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一般确认之诉，才是“真正的”确认之诉，其他的确认之诉，比如确认无效之诉、继续确认之诉，以及情势判决中的违法确认等，都不过是撤销之诉、义务之诉、给付之诉等诉讼类型的变种。正因如此，确认之诉具有补充性，也就是说，仅当原告不能通过其他诉讼类型达到其目的，才存在提起确认之诉的可能。
【裁判摘要２】提起再审也要有实际利益。即使原审裁判存在某些瑕疵，如果通过再审并不能实质解决争议，或者在再审之外另有更为便捷的解决途径，那么耗时费力地启动一次再审，也只会是浪费资源、徒劳无益。
【裁判摘要３】选择一个最为适当的诉讼类型，对于当事人来讲通常并不十分容易，人民法院就有义务进行必要的释明，建议原告对诉讼请求进行必要的变更，以使双方当事人都能尽量减少诉累，行政争议能够尽早尘埃落定。
摘要2：
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晋11行终46号
摘要1：【案号】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晋11行终46号
【裁判摘要】在本案中，上诉人始终未提供漏报、补报的人员，在身份确定之前不应当享受生活补助的法律或政策性依据，仅在庭审中口头陈述，行政实践中的审核认定需经上报审批、然后下拨款项才能支付。本院认为，上诉人实践中内部的习惯性做法，作为行政惯例不能成为减损相对人权利或增加相对人义务的依据，故其主张不予给付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本案政策性强，可能会再行引发不必要的行政争议，因此，上诉人在具体落实本案政策过程中，应当主动履行法定职责，及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支付措施，以免产生负面影响。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2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251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按照土地权属纠纷作出土地确权决定属于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34号撤销决定的处理结果实为二个行政行为，一是撤销黎××持有的H145号《承包经营权证》中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二是将涉案土地重新确权给陈××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黎××与陈××等三人实际上对涉案“对面浪”土地承包权的归属产生争议，可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的途径，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或者申请仲裁、提起诉讼。龙门县政府在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将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给陈××等三人，属超越职权的行为，本院予以指正。但是结合本案中龙门县政府、惠州市政府在进行行政处理和复议调查过程中查明的事实，以及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对面浪”土地承包权的归属证据确凿、事实清楚，龙门县政府的确权划分应予认可。从解决行政争议的角度出发，龙门县政府的处置虽有不妥，但在该个案中有利于实质性化解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行政成本和司法资源。故本院认为，龙门县的越权处置行为确有不妥，但在本案中尚不构成引起再审的法定事由。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粤行终487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征收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发生纠纷案件受理的答复意见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征收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发生纠纷案件受理的答复意见（1996年8月24日 [1996]法行字第10号）
【摘要】有关部门根据人民政府的授权，征收城市排水设施使用费与行政管理相对方发生的争议属于行政争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备注：对应2017年修正《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对有关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有关部门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摘要2：【注解】征收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纠纷为行政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9号
【裁判摘要１】不应将行政协议争议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１１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一）从现行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对行政协议的起诉不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的四种情形，而应包括所有的行政协议争议。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规定，行政协议作为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其有上述规定情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行政协议。综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变更、撤销及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等，而不应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二）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之外的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如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纳入民事诉讼，既造成了同一性质的协议争议由行政民事分别受理并审理的混乱局面，又增加了行政裁判和民事裁判不一致的风险，
摘要2：（续）不利于彻底化解行政协议纠纷；二是如相关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因其行政性民事诉讼不予受理，极易造成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均不受理的尴尬局面，亦有悖于现代行政诉讼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无漏洞、有效的司法保护的主要宗旨；三是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排除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意味着有关行政协议争议游离行政法制轨道，既不能及时有效地依法解决相关行政争议，也不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故而，不应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违法变更、解除协议”四种情形设定为提起行政协议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作狭义的文义理解，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某一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或者组织。在我国确定行政诉讼被告时，应当考虑以下四个要素：一是在程序上，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且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机关或组织；二是在实体上，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职责并作出行政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且该行为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机关或者组织；三是在组织上，属于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关或组织，亦即行政主体；四是在方便性上，即使不属于行政主体，为便利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通过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亦可将非行政主体的组织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本案集体土地征收系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并由征地服务中心具体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而征地服务中心受重庆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在原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的具体指导下，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事业单位，本身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亦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其实施补偿安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规定，结合本案征地服务中心作为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机构这一事实，本案可以认定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征地服务中心实施了补偿安置，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40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4012号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与行政复议区分——（１）从外观上看，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与行政复议较为相似，都是基于行政机关上下级关系构架所形成。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八）项的规定，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内部层级监督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基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对其所属部门和下级行政机关进行的监督，是政府系统的内部监督，具有内部性特征。另一方面，行政复议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所实施的行为。行政复议机关一般为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主体的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行政主体，两者具有层级隶属关系；但行政复议具有多元功能，是法律赋予解决行政争议的权利救济制度，该制度设置的直接目的是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一项依法可供司法监督的具有外部特征的行为。（２）当事人的申请属于行政复议职责还是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职责，除了要看是否具有明确的法定职责、是否符合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外，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区分：一是申请形式不同，是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还是提交申诉、举报、投诉、控告等材料；二是问题反映的渠道和部门不同，是向行政复议机关及其法制工作的机构提出，还是向上一级行政主体或本级人民政府的相关信访、纪检监察等部门提出；三是法律依据不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还是基于一般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请求对其所属部门和下级行政主体履行相应监督职责；四是反映问题所针对的对象不同，行政复议应以行政主体为被申请人，针对有关行政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情形提起，而内部监督行为则不以此为限。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758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7584号
【裁判摘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在知情权已经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否则，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功能非但无从发挥，反而有可能产生制度异化后的负面效果。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对于行政争议，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权利保护。人民法院既要充分保障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也有义务识别、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具有足以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或必要性，从而避免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当行使诉权的情形发生。本案中，张某某请求判令天元区政府向其公开《通知》，但起诉时已将《通知》作为证据提交一审法院。张某某在知情权已经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明显不具有诉的利益。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2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278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九条之规定，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可以一并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或者判决恢复原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本案中，宏盛公司请求撤销葫芦岛市政府复议决定的同时要求确认《成交确认书》的效力，根据上述法律之规定，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或对原行政行为效力进行确认，此为法院自由裁量空间。但不可否认，原审法院仅判决撤销复议决定，若葫芦岛市政府此后不再履行复议职责，必然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不确定状态，引发新的争议、循环诉讼。本着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原则，法院应当尽量判决到位，以消除新争议产生的可能性。但考虑再审申请人筑根公司已经对宏盛公司与龙岗分局签订的《成交确认书》提起了撤销之诉，案涉法律关系的不确定状态可以通过另案诉讼得到解决，本案无进行再审之必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7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718号
【裁判摘要】法院应当对行政协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更为直接、具体的裁决｜一般的行政诉讼，当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者明显不当时，人民法院原则上判决撤销并视情况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仅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时，为了降低程序运作成本，实质化解行政争议，避免判决撤销、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可能导致的循环诉讼，人民法院方享有司法变更权。而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基于行政裁量权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而达成的，是行政性和合同性的创造性结合，虽其因行政性有别于民事合同，却又因协商一致而与民事合同性质接近，其中约定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得到遵守和履行，这也是行政法原理所体现的全面履行原则的应有之义。故因行政协议引起的行政诉讼，相较于一般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对行政协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更为直接、具体的裁决，仅判令行政机关再行作出行政行为或者当事人重新协商签订协议，极易导致裁决的无法执行，当事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实质性保护。．．．．．．二审法院仅判决桐梓县政府履行与左某某签订的案涉协议，未明确具体的安置面积和违约金，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并极易导致循环诉讼，故本案应当依法再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90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908号
【裁判摘要】行政相对人可否起诉确认行政行为合法？｜当事人诉请人民法院确认行政行为合法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行为一经作出，若非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无效行政行为，在未经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予以撤销之前，都推定其为合法有效，无需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其合法性。当事人诉请人民法院确认行政行为合法，实质上并不存在行政争议，并非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刘某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2005年瓦房店市政府为其颁发的房产执照及产权登记合法有效，该被诉行政行为未经依法撤销之前，其合法性无需经人民法院判决予以确认，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二审裁定驳回刘某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笔记】当事人能否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行政行为合法？
摘要1：解读：行政行为一经作出，若非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无效行政行为，在未经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予以撤销之前，都推定其为合法有效，无需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其合法性。当事人诉请人民法院确认行政行为合法，实质上并不存在行政争议，并非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43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438号
【裁判摘要】征收土地行为是由一系列行政行为构成，包含诸多独立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土地征收行为的，应当针对征地过程中的某一具体行为提起诉讼，笼统要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的，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当事人的请求需指向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或者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具体的给付义务。征收土地行为是由一系列行政行为构成，从征收决定到征收安置补偿决定或协议，再到责令交出土地、强制拆除地上附着物等，包含诸多独立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土地征收行为的，应当针对征地过程中的某一具体行为提起诉讼，笼统要求确认征收土地行为违法的，属于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这主要是因为，征地过程中的系列行为在作出主体、法定程序、适用对象等方面均有不同，人民法院在对这些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所适用的审查标准和范围也将不同，有必要由当事人明确其具体的诉讼请求，以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主张本案存在未批先征的违法问题，但却未明确其诉的是土地征收程序中的哪个行政行为，原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笼统的诉路南区政府土地征收行为违法,属诉讼请求不明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起诉条件，并无不当。但需要指出的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要求当事人补正、明确被诉行政行为。本案一审法院未履行法定释明义务，直接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董××的起诉，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协议案件典型案例之二——因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产生的各类行政协议纠纷均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协议案件典型案例之二——因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产生的各类行政协议纠纷均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通过对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的梳理，行政协议争议类型，除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的四种情形外，还包括协议订立时的缔约过失，协议成立与否，协议有效无效，撤销、终止行政协议，请求继续履行行政协议，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请求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责任，以及行政机关监督、指挥、解释等行为产生的行政争议。将行政协议案件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四种情形，既不符合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亦在理论上难于自圆其说且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故裁定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6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611号
【裁判摘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宗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符合该立法宗旨。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对于行政争议，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权利保护。人民法院既要充分保障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也有义务识别、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具有足以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或必要性，从而避免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当行使诉权的情形发生。．．．．．．彭××提起包括本案在内的多起行政诉讼案件以期扩大影响，并不具有依法应予保护的诉讼利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旨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相悖，浪费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已构成信息公开申请权及诉权的不当行使。一、二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和驳回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4588号
【裁判摘要】（１）撤回起诉后因有正当理由再行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２）耽误起诉期限系因不能归责于起诉人自身的正当事由所致的，不应简单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也就是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撤回起诉后，因有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或者耽误起诉期限系因不能归责于起诉人自身的正当事由所致的，不应简单以重复起诉或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上文北村民小组于2016年4月27日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涉案土地权证，后于2016年5月23日向该院递交撤诉申请书，该院准许撤诉。本院询问时，再审申请人称，当时政府找到再审申请人说如果进行诉讼会耽误时间，建议撤诉后由政府自我纠错；文昌市国土局亦于2016年7月11日向再审申请人复函承认颁证错误，再审申请人因此才撤回起诉。但2016年11月30日，文昌市国土局又复函再审申请人要求通过诉讼解决争议，再审申请人才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再审申请人撤回起诉是基于对政府主动解决行政争议的合理期待，该等待期间亦属于期待政府重新作出处理的合理期间，后因文昌市国土局再次要求通过诉讼解决争议，再审申请人才再次提起本案诉讼，因此应当认定再审申请人是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且耽误起诉期限系因不能归责于再审申请人自身的正当事由所致，不应简单以重复起诉或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
摘要2：
【笔记】纳税争议是否适用复议前置规定？
摘要1：解读：（１）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８８条第１款规定，纳税争议适用行政复议前置规定，且申请行政复议之前必须先缴纳或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纳税担保；（２）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２款规定，对税务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税收保全措施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不以行政复议为前置条件。
【注释】根据《行政复议法》第１２条规定：（１）凡是对地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既可以向地税所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地税申请行政复议；（２）对国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只能向上一级国税申请行政复议（国税属于垂直管理），地方政府不是复议机关。
摘要2：【注解１】纳税担保方式分为纳税保证、纳税抵押和纳税质押。
【注解２】股权不能用于地税担保：（１）单纯的权利凭证的占有并不会影响股权的行使，只有经过质押登记后质权人才有可能处分股权，股权无法用于纳税质押担保；（２）依法需要办理出质登记的股票、股份不在纳税质押之列。
【注解３】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８８条第１款之规定：（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即纳税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２）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必须先申请行政复议，然后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不经行政复议程序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注解４】纳税争议（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是指对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有异议：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１４条第（一）项之规定，征税行为包括（１）确认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退税、抵扣税款、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和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２）征收税款、加收滞纳金，（３）扣缴义务人、受税务机关委托的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代征行为等。
【注解５】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供担保而非先提供担保再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规定，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参考案例：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浙杭行终字第334号《常山兴隆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国家税务局行政复议二审行政判决书》
【注解６】税务处罚不属于纳税争议（征税行为，不包括罚款），不需要行政复议前置，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沪03行终85号
摘要1：——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法定义务不因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中达成一揽子解决争议而予以免除
【裁判要旨】由于国家对住房公积金施行强制储蓄、专户专储制度，单位应当及时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且缴存时间和缴存方式均依法定，具有强制性和专属性。因公积金缴存产生的争议属于行政争议，应依法通过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无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自行协商、劳动仲裁抑或诉讼，无论其双方是否就劳动关系项下所有争议达成一揽子解决，均不能免除用人单位依法及时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法定义务。
【裁判摘要】用人单位为本单位职工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所规定的法定义务，上诉人提出双方在劳动仲裁过程中已就劳动关系项下所有争议达成一致的民事约定并不能免除上诉人对于原审第三人自2011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义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26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确定了行政复议维持原行政行为由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作共同被告人民法院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审查一并裁判的新型制度——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手段，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等优点，但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局限于当时的制度安排，行政复议维持率高、撤销率低，纠错能力不足，缺乏公信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制度上促使复议机关发挥监督下级机关的行政行为、救济公民权利的作用，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明确了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由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第七十九条规定“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进一步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依据上述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确定了行政复议维持原行政行为由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作共同被告人民法院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审查一并裁判的新型制度。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第二十二条第一、三款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改变原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但未改变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视为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但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除外。”
摘要2：（续）本案中，重庆市政府作出本案被诉渝府复〔2017〕2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第三人沙坪坝区政府超过15个工作日的法定答复期限为由，确认沙坪坝区政府2017年3月3日对余淑蓉作出沙公开〔2017〕1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程序违法，但并未改变该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依据上述规定，此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情形，余××应当以沙坪坝区政府和重庆市政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亦应依据上述规定对本案进行受理并审判。
【裁判摘要３】经过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依据上述规定，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为沙坪坝区政府和重庆市政府所在地人民法院，均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为了避免一事多头审理，也为了防止法院之间相互推诿或者争夺管辖权，依上述规定，本案依法应由最先立案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应予排除。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提字第34号
摘要1：【裁判摘要】只有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认为行政行为合法，则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只有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认为行政行为合法，则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予以撤销，其法律效力无需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予以确认。无争议即无诉讼。国家设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化解行政争议，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如果认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未侵犯其合法权益，不存在行政争议，则无需启动行政诉讼程序。本案中，给孙×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并未经过法定程序予以撤销，其在法律上的合法有效性无需经过诉讼程序予以确认，孙××请求确认给孙×颁证的行政行为合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二审据此裁定驳回孙××的该项诉讼请求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0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停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１）“关停行为”包括下发相关通知、批复、督查送阅件、供电局停电、水务局停水等一系列行政行为，以起诉不符合“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起诉条件为由驳回起诉存在不当；（２）“关停行为”本身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行政事实行为，不宜苛求当事人必须择出其中的某一个具体程序性环节才允许起诉——本案在案证据显示，被申请人二连市政府于2012年4月9日作出限期关停重点区域粘土砖厂的22号通知以及于2014年5月13日作出同意对和平等三家砖厂予以关闭的29号批复，上述行政行为已经产生了外化效果。本案在卷材料亦反映出存在停水、停电等一系列行政强制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针对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人民法院审查诉讼请求是否明确、具体，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状等材料予以综合审查、审慎判断。有权利则有救济，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合法合理的诉求，人民法院应当高度重视，依法及时受理。在本案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存在关停砖厂行为，且可以初步推定该关停行为系被申请人组织实施的情形下，一审法院以荣兴砖厂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显失偏颇。而二审法院则指出所诉“关停行为”包括下发相关通知、批复、督查送阅件、供电局停电、水务局停水等一系列行政行为，以起诉不符合“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起诉条件为由不支持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亦存在不当。“关停行为”本身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行政事实行为，不宜苛求当事人必须择出其中的某一个具体程序性环节才允许起诉。二审法院的分析理由碎片化了政府组织实施下的一系列关停政策表现，且未履行相应释明义务，即迳行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确有不妥。本案从当事人权利救济的便捷性和可得性角度看，给予其相关诉权有利于人民法院统筹多方面因素综合作出审查判断，有利于实质性化解涉案行政争议。
摘要2：
（2019）苏8602行初1690号；（2020）苏01行终496号
摘要1：【裁判要旨】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任而签订协议并履行交房义务，此种行为所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当行政相对人实现信赖利益的救济渠道存在障碍时，人民法院应当从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角度，运用利益衡量方法综合考量得出最优先保护的价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起诉人在起诉时所提交的证据或所作的说明能够表明被诉行政行为客观存在，且该行为与起诉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存在着可能性的影响，即应当认定起诉人完成了对有具体的事实根据的举证或说明义务。
【案号】一审：（2019）苏8602行初1690号；二审：（2020）苏01行终496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77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农村电影放映员生活待遇等历史遗留问题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农村老电影放映员生活待遇等历史遗留问题，产生于过去特定历史时期，争议形成的背景相对复杂，大多因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不健全而导致，或者问题本身就是由当时的政策性规定而引起。由于该类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到国家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事项的政策性安排，无法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合法性评价，更加适宜通过行政程序解决——根据王××等14人所述，其自1970年初开始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王××等14人于本案的诉讼请求，是判令徐州市人民政府为其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同时确认徐州市信访局徐信联办〔2013〕200号文件无效。其核心是要求徐州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及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相关政策文件为其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即以人民公社时期老电影放映员的身份要求地方政府解决养老待遇。．．．．．．为强化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有效发挥行政机关职能作用，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法律对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范围进行了限定。只有当行政争议在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之内，行政相对人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10月1日施行，对于在此之前发生的行政行为，除非当时的法律明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当事人不能在1990年10月1日后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对于《行政诉讼法》施行后发生的行政行为所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依法审查并决定是否予以受理。王××等14人主张，本案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受理其提出的诉讼。但依据该项规定，所谓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形，是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应当支付社会保险待遇，但社会保险机构违反上述规定不予支付、侵犯行政相对人社会保险权益的行为。社会保险是一种缴费性的社会保障。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只有相关缴费义务主体履行了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劳动者才能依法享受相应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待遇。也只有在依法享有上述权利的前提下，当事人才能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以行政机关没有支付社会保险待遇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王××等14人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自1970年初开始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工作，
摘要2：（续）并以此为据要求徐州市人民政府为其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此类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诉求，并非行使《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所赋予的要求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项所规定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事项。诸如本案所涉农村老电影放映员生活待遇等历史遗留问题，产生于过去特定历史时期，争议形成的背景相对复杂，大多因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不健全而导致，或者问题本身就是由当时的政策性规定而引起。由于该类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到国家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事项的政策性安排，无法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合法性评价，更加适宜通过行政程序解决。因此，王××等14人所主张的作为农村老电影放映员的生活待遇等历史遗留问题，需要由当地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妥善解决。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行为的监督，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由于法律规范并未将行政机关对本案所涉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纳入可诉行政行为之列，故王××等14人提出的要求法院判令徐州市人民政府为其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确认徐州市信访局徐信联办〔2013〕200号文件无效等方面的诉讼请求，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王××等14人还主张其至今仍在从事电影放映工作，如其系在现行劳动用工体制下形成与有关单位的劳动关系，或者系基于劳务合同继续从事电影放映工作且相关权益遭受侵害，其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最高法行再10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建筑材料生产者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是否具有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对上述法条规定的“利害关系”既不能过分扩大理解，认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利害关系，也不能过分限制理解，将“可能性”扩展到必须要有充分证据证实被诉行政行为影响其实体权利。对于“利害关系”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案件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予以确定，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的重要标准。具体而言，在确定原告资格时，要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作为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行政实体法应当作为一个体系进行整体考察，即不能仅仅考察某一个法律条文或者某一个法律法规，而应当参照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该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和性质，来进行综合考量，从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对“利害关系”作出判断，以提高行政争议解决效率、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产品质量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根据该法第四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生产者、销售者须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会受到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作出的包括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产品、并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处罚。本案中，广东省住建厅作出的10号处罚决定认定浈江建筑公司未按规定进行检验，使用了不合格的科彩牌电线，对浈江建筑公司处以罚款。结合广东省住建厅在作出行政处罚过程中认定的证据，案涉的不合格电线系由××电线厂生产。广东省住建厅虽然是对产品使用者就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由于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属于产品范围，该处罚决定认定科彩牌电线不合格，客观上也是对建筑材料的产品质量作出负面评价，必然对该产品的生产者产生不利影响，即生产者可能会因此承担《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因此，××电线厂与10号处罚决定具有利害关系。
摘要2：（续）二审认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建设工程质量监管的对象、处罚对象均不涉及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运输等环节，《条例》也没有规定进行处罚时负有一并考量和保护相关建筑材料生产单位、销售单位相关民事权益的义务及告知义务，因此××电线厂欠缺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并据此裁定驳回东联电线厂的起诉。二审的上述观点，系将对建设材料的处罚行为孤立地放在《条例》中进行分析，忽视了该行为同时对建设材料的生产单位也会产生包括行政法意义上的不利影响，没有结合《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与产品质量监督存在竞合的情形进行综合考量，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59号
摘要1：【裁判摘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通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一般应当是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行政管理职责对外作出行政行为，直接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的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我国的一种基本行政诉讼制度。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虽有法定义务参与行政诉讼活动，但该义务的履行不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为前提，亦不以直接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的。设立该制度的基本立法本意是，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通过出庭应诉，参与行政诉讼活动，直接面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了解本行政机关的执法情况，有效解决行政争议，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如果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需要就此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规定的内部追责程序加以解决，而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实施的出庭应诉行为属于行政诉讼行为，并非行政机关出于行政管理目的履行行政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再审申请人所称朝阳区政府负责人在三个行政诉讼中未出庭应诉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范畴，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均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赔申46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符合给付判决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判决具体给付实体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在于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贯穿于行政案件审理和判决的全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人民法院选择适用判决方式时，应当选择适用最有利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的判决方式，依法作出判决。对于符合给付判决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依法作出具有具体给付实体内容的判决，及时化解行政争议。以履行判决代替给付判决，判决被告行政机关限期予以行政赔偿，不符合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易造成累诉，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本案中，二审判决认为，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微山县政府、南四湖管理局对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旭沐公司的财产损失，依法应当予以行政赔偿。对于行政赔偿案件，应当适用给付判决，依法作出具有具体给付内容的行政赔偿判决。二审判决责令微山县政府、南四湖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内对旭沐公司依法予以行政赔偿不妥，本院予以指正。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