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7）琼行终字第183号
摘要1：【案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7）琼行终字第183号
【裁判观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的规定，因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应以具体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为前提条件。本案中，林成茂在具体行政行为未经确认违法之前即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具备法定条件，其起诉应予驳回。
摘要2：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5）民行初字第3号
摘要1：【案号】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5）民行初字第3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民权县房管局作为房地产产权登记管理机关，享有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法定职权，但其在履行这一法定职权时，应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予以审查。在郭建民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时，民权县管局仅凭其提供的离婚协议书，即为其办理了该套楼房的房产证，其办证程序严重违法，并导致为韩清玉办理的房产证的事实依据错误，应予撤销。根据行政法学原理，当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违法或者建立在错误事实基础上时，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有权予以撤销。同时，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对于申报不实或因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失误造成房屋权属登记不实的，登记机关有权注销房屋权属证书。因此，民权县房管局有权注销为韩清玉颁发的房产证。但韩清玉取得该套楼房的所有权，为善意取得，应受法律保护，民权县房管局注销韩清玉的房产证的行为侵犯了韩清玉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民权县房管局在为郭建民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时审查不严，具有重大过失，应赔偿由此给岳玲菊造成的经济损失，对此岳玲菊可另行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摘要2：
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8）海南行终字第88号
摘要1：【案号】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8）海南行终字第88号
【裁判摘要】诉讼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确认被告儋州市房产管理局颁发的儋州房权证那大字第09160号《房屋所有权证》及儋房他字第04128号《房屋他项权证》违法，以及确认被告儋州市建设局补发的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违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现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对上述行为被确认违法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事实是2004年11月4日犯罪分子林明丽以经营铝合金、瓷砖、电器生意为由，向上诉人申请贷款，同日，上诉人作了贷前调查报告陈述：林明丽自去年在文化北路79号自筹自有资金经营了铝合金、瓷砖、电线等生意，一年多来经济效益良好，每月利润计在20000多元，由于急需进一批新货自有资金不足，进货计470000元，特申请贷款320000元，该人一贯为人老实，信誉程度好，有偿还能力，以每年利润及各项收入作为还款。同日，上诉人的信贷员、信用社贷款审批小组的意见是予以发放贷款。2004年11月8日，专业股、市联社贷款审批小组也作出同意贷款的意见。同日上诉人与林明丽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书》，并到被上诉人儋州市房产管理局办理房屋他项权证登记，被上诉人儋州市房产管理局于同日给上诉人核发儋房他字第04128号《房屋他项权证》。2004年11月9日上诉人与林明丽签订贷款借据后，上诉人将贷款320000元转入林明丽的帐户。以上事实表明，造成贷款损失是上诉人的有关责任人违反《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未对贷款人的有关情况进行认真调查核实，而是虚构事实，违反放贷程序所致，国家对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房产部门的工作人员配合犯罪分子进行金融诈骗，但责任人已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况且，房产部门办理房屋他项权证登记也不是上诉人发放贷款的必备条件，因此，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对于上诉人提出案件受理费问题，因本案是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案件，每件案件受理费只收取50元，原多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予以退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致人伤亡构成犯罪的赔偿诉讼程序问题的批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致人伤亡构成犯罪的赔偿诉讼程序问题的批复（2002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6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2]28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致人伤亡构成犯罪的赔偿诉讼程序问题的批复》已于2002年8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8月30日起施行。
【摘要】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伤、亡已构成犯罪，受害人或其亲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对民事赔偿诉讼请求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其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二、本批复公布以前发生的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已作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处理，受害人或其亲属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海事行政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海事行政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法办[2003]253号）
【摘要】
一、行政案件、行政赔偿案件和审查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仍由各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理。海事等专门人民法院不审理行政案件、行政赔偿案件，亦不审查和执行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
二、本通知下发之前，海事法院已经受理的海事行政案件、行政赔偿案件，继续由海事法院审理；海事法院已作出的生效行政判决或者行政裁定的法律效力不受影响。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不履行人民法院协助执行义务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不履行人民法院协助执行义务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答复（2013年7月29日 [2012]行他字第17号）
【摘要】
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机关据不履行协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采取执行措施督促其履行；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行政机关限期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造成其损害，请求确认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行为违法并予以行政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摘要2：
行政诉讼二审裁判
摘要1：上诉案件裁判；告知另行起诉；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提示1：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提示2：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二审裁定；提示3：原审判决遗漏行政赔偿请求的裁判方式
摘要2：【注解】指令一审法院受理或审理必须以起诉条件全部具备为条件——(2018)最高法行申1618号：对于一审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在二审程序中，应当对起诉条件进行全面审查，只有当原告（起诉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全部起诉条件时，才可指令一审法院受理或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7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17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7〕332号)（指导案例88-92号）
摘要2：指导案例88号 张道文、陶仁等诉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政府侵犯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权案
指导案例89号 “北雁云依”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记案
指导案例90号 贝汇丰诉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案
指导案例91号 沙明保等诉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除行政赔偿案
指导案例92号 莱州市金海种业有限公司诉张掖市富凯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审判办案指南（一）》的通知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审判办案指南(一)》的通知（2014年2月24日 法办[2014]17号）
摘要2：【目录】一、受案范围1．会议纪要的可诉性问题；2．规范性文件包含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时的可诉性问题；3．行政处理过程中特定事实之确认的可诉性问题；4．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行为的可诉性问题；5．延长行政许可期限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二、诉讼参加人6．受行政行为潜在影响者的原告资格问题；7．物权转移登记案件中债权人的原告资格问题；8．房屋转移登记案件中房屋使用人的原告资格问题；9．高等院校的适格被告问题；三、证据10．“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证明问题；11．行政裁决申请事实的举证问题；12．简易行政程序情形下执法人员陈述的证明力问题四、起诉和受理；13．行政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时的起诉与受理问题；14．行政复议机关受理逾期申请对起诉期限的影响问题；五、审理和判决15．行政登记案件中被告履行审查义务情况的认定问题；16．视为申请人放弃申请的认定问题；17．行政处罚作出过程中法律规定发生变化时的选择适用问题；18．与旧法配套的实施细则在新法实施后的适用问题；19．行政事业性收费免收规定的适用问题；20．行政机关对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当事人能否再予处罚的问题；21．行政机关自设义务可否归入法定职责的问题；22．履责判决内容具体化的问题六、法律原则的运用；23．最小侵害原则的运用问题；24．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问题；25．行政裁量过程中考虑因素的确定问题；七、若干重要领域26．工伤认定相关法定要件的理解问题；27．土地、城建类行政案件审查标准问题；28．不予公开信息案件审理和判决的有关问题；八、行政赔偿29．混合过错情况下行政许可机关的赔偿责任认定问题
补偿协议和补偿决定
摘要1：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依法征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房屋过程中，如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没有达到补偿协议的，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价格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法律问题】当事人诉请确认行政机关依据批复拆除房屋行为违法，并未直接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批复提出诉请，是否可将批复认定为案件诉讼标的？批复本身的可诉性如何认定？
【法官会议意见】行政诉讼兼具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属性。在我国当前的行政诉讼实践中,原告方因自身诉讼能力普遍相对较弱,对法律的理解有所偏差，故而其起诉状中载明的诉讼请求往往有失精准、恰当。对此，人民法院在确定诉讼标的时，不必完全拘泥于原告方在起诉状中对诉讼请求的描述，而是可以基于有效监督依法行政、实质化解纠纷、更好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等因素考量，结合个案案情对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作一定的穿透理解。
【法律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强制拆除主体不明情况下的责任承担。
【法官会议意见】当事人起诉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只要提供证据初步证明被诉强制拆除房屋行为系被告所为，即已完成对起诉条件的证明责任。例如，原告举证证明涉案项目由被告主持推进，被告设立临时机构负责项目开发和搬迁补偿工作。在没有证据证明强制拆除系他人所为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相关证据推定被告所为，符合法律规定。
【法律问题】在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强制拆除房屋过程中,公安机关对相对人实施强行带离行为的，适格被告如何确定？强行带离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谁承担。
【法官会议意见】在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强制拆除房屋过程中，公安机关在现场仅负责治安秩序、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不是强制拆除行为的适格被告。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公安机关属于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对强拆过程中实施的其职权范围内的强行带离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是被诉强行带离行为的适格被告。公安机关的强行带离行为不同于强制拆除行为，对其合法性应予以审查。
摘要2：【法律问题】征收补偿过程中对行政机关超征收范围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是否可以一并予以行政补偿。
【法官会议意】国有土地上征收范围应当根据红线确定的范围为依据,征收补偿决定按照征收决定确定的范围，认定安置补偿范围。但是，实际征收过程中，超过征收范围的部分建筑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继续使用，已经丧失财产价值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一并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行政补偿。
【注解１】被征收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后还能否就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诉讼？｜（１）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内容不包括因违法强制拆除可能给被拆迁人造成的不应有的包括屋内动产在内的其他人身、财产损失，被征收人可在强制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取得相应的赔偿，该利益独立于合法征收行为产生的补偿利益；（２）被征收人即使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也依然与可能存在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适格原告就此提起行政诉讼。——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72号
【注解２】被征收房屋产权存在争议情况下如何进行补偿安置？｜在被征收房屋产权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征收管理部门不能与争议的任何一方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只能由作出征收决定的人民政府依法对被征收的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并将征收补偿款及补偿安置房屋予以提存。——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293号
【注解３】（１）征收过程中合法被征收房屋在未得到补偿的情况下被违法拆除的，被征收人既可以选择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补偿，也可以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行政赔偿。——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389号；（２）认为案涉房屋被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后，要求补偿安置的前提已不存在，只能通过行政赔偿程序或者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269号
【注解４】行政机关因违法强拆除产生的行政赔偿责任其赔偿标准不得低于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征收补偿的标准｜根据因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不应低于合法征收获得补偿的基本原则，行政赔偿应当包含被征收人依照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合法征收中可获得的优惠。——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注解５】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可以作为赔偿计算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2694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9起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9起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2018年10月30日）
【目录】一、徐云英诉山东省五莲县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处不予报销医疗费用案；二、方才女诉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三、袁西北诉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政府物价行政征收一案；四、大昌三昶（上海）商贸有限公司诉北京市丰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五、郑晓琴诉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案；六、上海苏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物业服务资质行政许可案；七、孙桂花诉原浙江省环境保护厅环保行政许可案；八、成都金牌天使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四川省成都市科学技术局科技项目资助行政许可案；九、毛爱梅、祝洪兴诉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摘要2：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鲁01行终233号
摘要1：【案号】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鲁01行终233号
【裁判摘要】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履行了协调职责的问题，由于原审法院对张坊乡政府管区书记马盛礼和张坊乡北赵村原负责人赵光治的调查，是在同日相同地点分别进行调查的，马盛礼和赵光治的调查笔录相互印证，上诉人对两份笔录虽都有异议，但其陈述与笔录中被调查人陈述事实基本一致，只是对退地的先后顺序及乡政府是否有权干涉本村土地调整有异议，因此，能够说明被上诉人接到投诉后进行过调解，本院予以确认。在调解过程中，没有强制调解的事实发生，并未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主张的经济损失，并不是行政调解造成，上诉人要求行政赔偿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司法部关于《对“纵容他人殴打服刑人员”如何理解的请示》的批复
摘要1：司法部关于《对“纵容他人殴打服刑人员”如何理解的请示》的批复（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４日 司复〔２００１〕１３号）
【摘要】《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第五条第二款有关：“殴打或者唆使、纵容他人殴打服刑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的规定中，“纵容”的行为系指：“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的干警处于监管现场，明知他人殴打服刑人员，应当制止而不予制止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系指“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摘要2：
(2006)行监字第187—2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6)行监字第187—2号
【裁判要旨】《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采取证据保存措施的，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据此，行政机关采取证据保存措施的，证据保存的时间不得超过7日；同时，如果上位法未授权行政机关以查封的方式实施证据保存行为的，行政机关采取证据登记就地保存时不能采取对场所的查封或者变相查封的方式。行政机关由此给当事人财产造成不法侵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１：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解读２：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法》
第二条【行政强制的方式】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查封、扣押期限】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查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应当明确，并书面告知当事人。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9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9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2020年9月7日）
【目录】
案例1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与普罗旺斯船东2008-1有限公司（Provence Shipowner 2008-1 Ltd）、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CMA CGM SA）、罗克韦尔航运有限公司（Rockwell Shipping Limited）海难救助与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一审案号】（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442号【二审案号】（2017）浙民终581号【再审案号】（2018）最高法民再368号
案例2 舟山外代货运有限公司诉大连丰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申请海事请求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一审案号】（2011）大海长事外初字第1号【二审案号】（2018）辽民终332号【再审案号】（2018）最高法民申6289号
案例3 深圳市恒通海船务有限公司与吉安恒康航运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案【一审案号】（2017）粤72民初533、1152号【二审案号】（2018）粤民终1257、1258号【再审案号】（2019）最高法民申3906、3907号
案例4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诉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案【一审案号】（2015）大海商初字第487号【二审案号】（2018）辽民终462号【再审案号】（2019）最高法民申3187号
案例5 海宁富兴塑胶有限公司诉宁波达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顺翔船务代理（深圳）有限公司、太平船务（英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一审案号】（2018）浙72民初1899号【二审案号】（2019）浙民终422号
案例6 朝鲜豆满江船舶会社（Korea Tumangang Shipping Company）诉C.S.海运株式会社（C.S. MARINE CO.， LTD）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一审案号】（2017）沪72民初844号【二审案号】（2018）沪民终504号
案例7 天际国际集团公司（Skyline International Corp.）申请扣押“尼莉莎”轮（M/V NERISSA）案【一审案号】（2019）鲁72财保108号
摘要2：案例8 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诉光汇宝石油轮有限公司（BRIGHTOIL GEM TANKER LTD.）船舶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一审案号】 （2019）琼72民初22号
案例9 福建省泉州海丝船舶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诉福鼎市海洋与渔业局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案【一审案号】（2018）闽72行初8号【二审案号】（2019）闽行终159号
案例10 陈某某诉中国海监渔政宁波支队、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行政处罚与行政赔偿案【一审案号】（2018）浙72行初2号【二审案号】（2018）浙行终1135号
案例11 天津至臻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北疆海事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事局行政处罚案【一审案号】（2018）津72行初2号【二审案号】（2019）津行终30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09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093号
【裁判摘要】临洮县五爱建材厂以临洮县供电公司的断电行为给其造成损失为由起诉要求临洮县供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临洮县供电公司辩称，依据临洮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其采取断电措施系受临洮县人民政府指令而作出的行政行为，该行为并非民事法律行为，故本案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本院认为，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财产关系纠纷和人身关系纠纷。临洮县供电公司系国有企业，其在临洮县县委、县政府对临洮县五爱建材厂采用破坏性方法取土生产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过程中，依据临洮县县政府的通知对临洮县五爱建材厂采取断电措施，属于执行行政机关决定的行为，并不存在设立、变更、中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目的。可见，该断电行为并非基于临洮县五爱建材厂与临洮县供电公司之间的供用电合同关系发生，不应产生民事损害赔偿的法律后果，故一、二审裁定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并无不当。临洮县五爱建材厂主张临洮县政府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是虚假的，一、二审法院在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的情况下便作出裁定，显属错误。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二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已向临洮县县政府办公室进行了核实，该办公室陈述上述说明确系其出具，故临洮县五爱建材厂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临洮县供电公司对临洮县五爱建材厂采取断电行为系受行政机关指令，并非基于供用电合同关系而作出的民事行为，即便临洮县五爱建材厂因临洮县供电公司的断电措施造成损害，临洮县五爱建材厂也应依据行政法律关系提起行政诉讼，而非直接向临洮县供电公司主张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且，临洮县五爱建材厂事实上也已经提起了行政诉讼且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从诉讼经济和有利于纠纷彻底解决的角度，一、二审认定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亦无不当。因此，临洮县五爱建材厂以临洮县供电公司违反双方供用电合同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执行行政命令、决定的义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执行行政命令、决定导致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的，该行政当事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所针对的应当是行政行为而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执行行政命令、决定的行为，其应当通过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而非民事诉讼予以救济。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7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7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区政府在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中，未与陈某某达成补偿协议。但经双方协商，陈某某同意先拆迁、后商谈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嗣后，区政府将陈某某的房屋拆除。由此可见，拆除陈某某商铺的行为是经其本人同意的，不存在违法拆除行为。虽然后来双方对安置补偿事宜未能达成共识，但不应认为拆除申请人房屋的行为违反《条例》规定的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故陈某某要求确认未进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的情形下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裁定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陈某某提出的该项目建设未经省发改委和规划局批准的理由，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申请人提出要求赔偿因房屋被拆迁所产生的损失问题，因被诉行政行为并未被确认违法，不存在行政赔偿的问题。其房屋被拆迁所产生的损失可依据《条例》的有关规定，另行解决。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8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8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该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应当以侵权的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且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即，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初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如果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行政赔偿诉讼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李某某请求区政府、区计生局、区街道办、区工商局赔偿其经济损失，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行政机关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政行为的存在，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行政赔偿请求已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因此，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据此，行政诉讼中，只有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实施的行为，才可能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的行政行为；只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才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李某某以区工商总公司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区工商总公司不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不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一、二审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31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隆某某诉隆回县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给予行政赔偿缺乏事实根据。．．．．．．基于以上理由，一、二审法院以隆某某提起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被告主体不适格，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为由驳回隆某某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理由正当，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2：【解读】被告不适格且在释明后仍不变更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2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28号
【裁判摘要】再审被申请人威海市政府所作81号复议决定有两项内容：一是确认桥头镇政府占用再审申请人夏秀英土地修建7号公路和金鸡大道的行为违法，二是驳回再审申请人要求行政赔偿的请求。再审申请人起诉时仅针对后者，并不包括前者。一审法院对前者进行审查，以再审被申请人认定再审申请人对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占用土地的行为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证据不足为由，对81号复议决定予以判决撤销，便产生是否超出法定审理范围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复议机关对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的处理和对一并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虽可载明于同一行政复议决定中，但彼此可分，因为这两种处理引起的诉讼相互独立。按照不告不理原则，当事人仅挑战其中之一时，人民法院不宜主动审理另外一个并作出裁判。在再审申请人只对81号复议决定中有关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提出起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对该复议决定中有关行政行为的处理进行审查，并进而撤销了该复议决定，有违不告不理原则，超出了法定审理范围。另外，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使再审申请人行使诉权的结果比不行使诉权更加不利，对诉权的充分行使和诉讼渠道的畅通产生阻碍效果，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宗旨显有不合。行政诉讼中的全面审查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行政程序、职责权限等各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受诉讼请求和理由的拘束。全面审查原则通常适用于诉讼标的为行政行为的单一案件中，但81号复议决定对原行政行为的处理并非本案诉讼标的，故该原则不适用。二审法院以全面审查原则为据，对再审申请人就一审法院审判程序所提质疑不予采纳，判决理由显有不当。再审申请人主张一、二审法院超出其诉讼请求进行审理错误，该主张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撤销81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同样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亦应撤销。
摘要2：【解读】行政诉讼中的全面审查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行政程序、职责权限等各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受诉讼请求和理由的拘束。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21号
【裁判摘要】裁判基准时｜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一般只能以行为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行政行为作出、被诉请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判，必然存在时间间隔，以上述不同时间作为裁判基准时，将可能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得出不同结论。一般而言，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作出的，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一般也只能以该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而不能以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或法律发生变更为由，认定原行政行为合法亦或违法。否则，将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有损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当然，基于行政行为性质的不同，行政诉讼的裁判基准时也相应有所区别。但是，对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已于行为作出时确定并实现的，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就仅与处分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有关，而不能以行政机关当时无法预见到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作为认定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据。
摘要2：【摘要】本案中，根据原浙江省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杭房拆许字〔2006〕第037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案涉房屋已被列入拆迁范围，因拆迁双方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原浙江省杭州市房产管理局作出《24号裁决书》，杭州市政府以此为前提作出《8号决定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8号决定书》作出后，案涉房屋也已于2008年5月22日被强制拆除。因此，对《8号决定书》是否合法，只能根据该决定书作出当时的情形作出判断，即便此后《24号裁决书》被依法撤销，也不能仅以该撤销的事实，否定杭州市政府当时作出《8号决定书》的合法性。因此，再审申请人陈某某、张某某认为《24号裁决书》被撤销后将导致《8号决定书》违法，于法无据。．．．．．．再审申请人陈某某、张某某通过主张《8号决定书》违法进而主张杭州市政府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不符合上述规定，不具备相关起诉条件。因此，一审裁定驳回陈某某、张某某的起诉，二审裁定驳回其上诉，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赔申18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赔申186号
【裁判摘要】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是赔偿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没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损害并非国家公权力行为造成，均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本案中，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再审申请人李某某在中信国安公司北海生态旅游区项目用地范围内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已被另案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是，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虾塘所在地块属于已征收的土地，是中信国安公司依法取得的项目用地，而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其在涉案用地范围内搭建虾塘养殖设施和挖塘养殖经营的相关批准手续，且一审庭审时再审申请人对其虾塘未办理相关手续的事实亦予以认可，因此，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的是再审申请人不具有合法经营使用权的虾塘。再审申请人请求恢复土地原状，没有合法利益可保护，再审申请人主张赔偿涉案虾塘及附属设施的建造费和虾塘三年可获的利润损失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银海区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并未依法对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内的养殖物和相关物品损失进行清点、登记、保全，造成目前无法对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内的合法财产损失准确认定，银海区政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尽管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合法财产遭受的具体损失情况，但一、二审法院基于公平原则，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再审申请人的经济状况以及银海区政府的违法情节等，酌定银海区政府赔偿再审申请人损失30000元，符合本案实际，合乎情理，且与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时提出赔偿其他损失30000元的主张一致，本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04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041号
【裁判摘要】单独提起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据此，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人必须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或者法定期限届满赔偿义务机关不予处理，起诉人方可依法向人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未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赔偿请求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6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6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高新区管委会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本应依法妥善处置并保全证据，以证明其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对苏某某所建违法建筑物中的合法财产已予清空并妥善处理。但高新区管委会未能提供任何相关证据，未尽到举证责任。由于高新区管委会的违法强制拆除，苏积庆仅能提供相关现场照片及财产损失清单，业已穷尽举证手段以证明动产损失的存在，虽然其对于动产损失的具体数额无法举证，基于公平原则，对于案涉动产损失及赔偿数额的确定，应适用上述法律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即由高新区管委会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负相应的赔偿责任。一、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而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在本院庭审中，苏某某主张其所养生猪被驱离房屋，无处安置产生相应损失的事实，高新区管委会亦未提出相反证据。对于苏积庆养殖物及屋内合理物品的损失等相关事实，应当进一步核实后依据证据规则予以确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0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400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江南区城市执法局野蛮强拆，未对屋内物品进行清点造册、妥善保管，确实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但是，行政赔偿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在原、被告均不能举证证明具体损害事实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采信证据，准确认定损害事实，而不是简单按照原告的主张认定损害事实。
【摘要】拆除违法建筑中责成行为是内部行为不可诉——应当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作出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是江南区城市执法局，江南区政府并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江南区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责成”江南区城市执法局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是依法分配行政强制执行职权的内部职权分配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38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38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在赔偿、补偿案件中，通常情况下应当由原告对损害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因被告原因导致无法举证时，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无论是原告承担还是被告承担举证责任，都不意味着另一方可以免除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因防城区政府未依法申请强制执行超越职权强制拆除，故对于江某某等人被拆除时屋内财产情况，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以证明其未对案涉房屋中的财产造成损失。防城区政府提供强拆现场视频与《财产物品登记表》，证明该府在拆除过程中，当场对涉案房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点登记并搬出置放，已尽到妥善安置的义务。《财产物品登记表》虽未取得江某某户的人员签名与认可，也未邀请基层组织在场见证，但能够与现场视频资料相互印证，可予采信。防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程序存在瑕疵，但未对江某某户的财物造成实际损害，不存在需要赔偿的情形。在防城区政府已经提交相应证据的情况下，江某某等人仍然认为存在财产损失，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江某某等人主张有财产损失及生猪被压，但根据江某某等人一审诉讼请求及其提供的证据材料，《丢失或被损坏财物清单》系单方提供，且列明的物品和数量前后不一致，并未列明详细价值，亦无其他证据可予佐证；提供的照片拍摄日期早于强制拆除行为发生的日期，且缺乏原件核对，与申请人主张的财产损失并不吻合。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江某某户成年家属在拆除现场一起搬运财物。如果存在物品和生猪被压埋在废墟内的事实，其在场家属却不当场提出异议，亦不符合常理。一、二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有关证据审核认定的要求，综合全部在案证据，认定江某某户提出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判决驳回江某某等人的赔偿请求，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63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五）项规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也就是说，依据生活常理能够推定的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本案中，尽管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房屋被强拆后实际支付了房租，但是，在居住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必须要另找生活居住的地方。无论是租住他人房屋，或者另行购房居住，还是投亲靠友借住他人家中，在获得赔偿之前，被申请人因失去原有住房另行安排住处的损失都是实际存在的。即便是投亲靠友，未实际支出房租，客观上房租损失也是依然存在的，只是亲朋好友免除了被申请人的房租损失而已。而在法律上，并不能因为亲朋好友的馈赠而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因此，根据经验法则可以推定：在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被申请人的房租损失是必然存在的。据此，二审判决在被申请人未出具实际支付租金证据的情况下，认定租金损失存在，符合行政诉讼事实认定的基本规则。房租损失的具体金额认定应当科学合理，以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居住条件为原则。沈阳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98号通知规定：临时安置补助费18元／平方米，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每户每月最低600元，最高1000元。二审判决以该安置补偿标准为基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酌定租房损失为每月900元予以赔偿，判决结果依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
摘要2：【摘要】关于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赔偿问题｜（2005）行他字第5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后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行政机关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之后，被征用土地上的原农村居民对房屋仍享有所有权，房屋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应当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对房屋所有权人予以补偿安置。”法释（2011）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亦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最高人民法院上述答复意见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如果未同时对被征收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经过若干时间后，原坐落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在区域已经被纳入城市规划区，基本实现了城镇化，此时再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安置补偿。司法解释之所以作如此规定，其目的在于避免同区域内原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低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充分保障原集体土地上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注解】行政机关因违法强拆除产生的行政赔偿责任其赔偿标准不得低于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征收补偿的标准——根据因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不应低于合法征收获得补偿的基本原则，行政赔偿应当包含被征收人依照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合法征收中可获得的优惠。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5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57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财产权益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第三十六条第（四）、（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侵害，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原则上应当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在土地、房屋征收过程中，对因违法强制拆除造成被征收人房屋等相关财产损失的，参照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行政赔偿，确保被征收人因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损失获得的行政赔偿，不低于行政机关合法征收拆除房屋给予被征收人的行政补偿，这一做法符合国家赔偿法关于“直接损失”补偿的基本原则，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9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97号
【裁判摘要】房屋损失应当直接判赔，无需当事人再通过补偿程序解决——本案中，案涉房屋系在征收拆迁范围内，在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后，原有的补偿问题依法可以通过赔偿解决，法院应该直接进行实体审理并就赔偿问题作出判决。段某某１、段某某２的第三项诉讼请求是请求石鼓区政府赔偿因违法拆除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系一并提起的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已予受理，应当依法对赔偿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石鼓区政府违法强制拆除段某某１的390平方米房屋及段某某１、段某某２的430平方米违法建设，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具体到赔偿的数额，为确保当事人获得及时、公平、公正的救济，在行政机关违法强制拆除当事人房屋，难以对房屋及其他损失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参照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征收补偿标准，全面、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各项损失，确定损失数额，直接判决行政机关对房屋及其他人身、财产损失一并予以行政赔偿，法院在判令赔偿时的标准至少不应低于补偿标准。行政案件审理应当以实质性化解纠纷为宗旨，及时解决行政争议，在当事人已经提出明确的赔偿请求的情况下，无需将房屋损失视为另一法律关系，判决当事人另行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人民法院直接判决赔偿更有利于公平、公正解决问题，避免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后对补偿问题不予处理、拖延处理或者作出不合理的补偿，最后当事人仍然需要通过司法裁判寻求救济，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本案中，一、二审虽判决责令石鼓区政府予以安置补偿，但是在本院再审审查阶段经过询问查明，从二审判决作出至今，石鼓区政府未就补偿问题作出任何补救措施或者行政行为。一、二审判决未对段某某１、段某某２提出的赔偿请求进行审理、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裁判方式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赔申27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赔申278号
【裁判摘要】赔偿诉讼不能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而本案是行政赔偿案件，人民法院只能就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因此刘某某请求原审法院对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一并审查，并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依据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