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非合同当事人能否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摘要1：解读：（１）非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无权请求确认合同无效；（２）与合同约定事项具有法律意义上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诉讼，不因合同相对性原则而没有诉权。
摘要2：【注解１】符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条件均可提起合同无效之诉。
【注解２】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成立的，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法院不宜直接确认合同的效力）。
马××与固原市人民政府等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案——行政诉讼中“一行为一诉”规则的证成与适用
摘要1：【结语】基于单一程序标的表明说，“一行为一诉”规则是法定起诉条件“具体的诉讼请求”的内在要求，公报案例“马案”是法院“通过个案解释和发展法律”的又一例证。当原告权益受同一机关多个行政行为侵害时，宜起诉终局性对夕卜发生法律效力的单一行政行为，必要时求助专业人士，避免提出分散型或笼统型诉讼请求。司法审查时，笔者建议法院首先对原告的起诉是否指向多个被诉行政行为进行识别。除法定例外情形或裁量决定对部分符合起诉条件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之外，原告起诉多个行政行为，且经释明不予变更的，法院可直接裁定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法院行使审判权既应充分履行释明义务，协助当事人固定诉讼请求，避免“一行为一诉”沦为限制诉权行使的非法定条件；又要充分尊重诉权的相对独立性，避免代替当事人选择程序标的。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最高法行申2864号
摘要1：——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条件
【裁判摘要】（１）一般来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履行职责之诉至少应当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明确予以拒绝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第二，他所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第三，他是向一个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第四，他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第五，行政机关对于原告申请的拒绝，可能侵害的必须是属于原告自己的主观权利。（２）直接提起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制定规范或解释规范的规范颁布之诉，既不符合履行职责之诉的法定起诉条件，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审申请人向山东省人民政府邮寄请求报告，请求其依法对鲁政发[1994]1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试行）》中关于平房和自管公房的房改具体问题和事项进行明确解释，并要求尽快出台相应法规政策。……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为“责令被告依法对原告《致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现居住公房包括自管公房职工参加房改请求报告》的请求事项予以处理”，因此，其所提诉讼在诉讼类型上应当属于履行职责之诉。履行职责之诉并不意味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随便向任何一个行政机关提出任何一项请求，该行政机关就有履行该项请求的义务；也不意味着只要行政机关“不作为”就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一般来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履行职责之诉至少应当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明确予以拒绝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第二，他所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这种请求权基础可以产生于或者基于某一法律、某一行政机关的保证以及某一行政合同。总之，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作出一个特定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定的权利依据。第三，他是向一个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管辖权是行政机关活动的基础和范围，行政机关应当在执行法定任务的同时遵守管辖权的界限。这种管辖权既包括该行政机关是否主管申请人所申请的专业事务，也包括同一专业事务中不同地域、不同级别的行政机关之间对于管辖权的具体分工。向一个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随意提出一个申请，即使该行政机关予以拒绝，也不会使申请人当然地获取了诉权。第四，他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要求行政机关实施没有外部效力的内部调整或者不是针对他个人的一般性调整，必须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
摘要2：（续）第五，行政机关对于原告申请的拒绝，可能侵害的必须是属于原告自己的主观权利。在原告不具备主观权利的情况下，即使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有可能侵害公共利益，个体也未必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本案中，如果再审申请人申请解决的是其本人的住房居所问题，则属于请求行政机关针对其本人作出一个具体的、特定的处理，但即使如此省级政府显然也不具有直接处理该项个人事务的职责。从再审申请人请求报告的内容来看，其核心是请求山东省人民政府对相关政策进行解释并要求尽快出台相关法规政策。这种请求在性质上属于要求行政机关进行一般性的规范创制。应当承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仅会由于具体行政行为而遭受侵害，也会由于行政机关应当颁布而未颁布相应规范而受到影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只是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起诉时才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没有规定可以直接提起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制定规范或解释规范的规范颁布之诉，从这个意义上讲，再审申请人提起的本案之诉，既不符合履行职责之诉的法定起诉条件，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一、二审法院分别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和上诉，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301号
摘要1：——起诉条件中“事实根据”的认定
【裁判摘要１】通常认为，所谓“事实根据”，是指一种“原因事实”，也就是能使诉讼标的特定化或者能被识别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事实。通俗地说，是指至少能够证明所争议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客观存在。例如，如果请求撤销一个行政决定，就要附具该行政决定；如果起诉一个事实行为，则要初步证明是被告实施了所指控的事实行为。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系指控再审被申请人津南区政府、咸水沽镇政府对其房屋共同实施了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故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实施强制拆除房屋的事实行为。．．．．．．因此，再审申请人对津南区政府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具有事实根据，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
【裁判摘要２】移送管辖｜一审法院对再审申请人针对另一被告咸水沽镇政府的起诉亦一并驳回，但驳回起诉的理由并不是没有事实根据，而是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如果案件属于共同诉讼，数个被告中既包括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又包括低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其他行政机关，则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为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法律并没有规定下级人民法院可以审理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因此，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受理符合前述规定。但是，共同诉讼之管辖的要件之一是须有被告数人。在被告之一津南区政府被驳回起诉后，被告只剩下咸水沽镇政府，共同诉讼既不成立，咸水沽镇政府又非“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就不再具有管辖权。不过值得斟酌的是一审法院的处理方式，即，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还是应当将针对咸水沽镇政府的起诉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对移送管辖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受理，受理后发现不属于本院管辖，且案件尚未作出实体判决，应当符合移送管辖的要件。尽管有观点主张，移送管辖主要发生在同级法院之间，对于上下级法院之间主要适用管辖权转移，但是本院认为，管辖权转移是人民法院将本由自己管辖的案件移交给原本没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摘要2：（续）移送管辖则是人民法院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本案应当更符合移送管辖的情形，并且，采取移送管辖而不是裁定驳回起诉，更有利于当事人诉权的保护。综上，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针对津南区政府的起诉并无不当；针对咸水沽镇政府的起诉亦裁定驳回，而非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虽有不妥，但念及并不影响当事人另行起诉，且已时过境迁，因此没有纠正的必要。
【笔记】法院管辖权调整导致超过起诉期限能否认定为不能归责于原告自身原因？
摘要1：解读：因人民法院管辖权调整，原告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但不存在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形，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的情形，被耽误的期限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摘要2：
具有合同撤销权的债权人对影响其债权实现的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行为的诉权
摘要1：——王达:《普通债权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特定情形--对“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理解》,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审判指导》(总第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年版,第103-105页。
摘要2：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特别措施
摘要1：特别措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３５条）——（１）告知申请人不予处理；（２）有权延长法定处理期限。
摘要2：【注解】行政机关对于同一申请人就同一内容反复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重复处理行为以及不重复答复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豫行终277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儿童福利院作为公共服务事业单位，申请人对其信息公开相关行为不服，可以向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申诉而不应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十五条之规定，教育、卫生健康、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未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的规定公开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申诉，即法律赋予了当事人对于上述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行为的申诉权，但依法不能通过行政诉讼予以解决。本案中郑州市××福利院作为公共服务事业单位，韩××对其信息公开相关行为不服，可以向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申诉，而不应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故一审裁定驳回韩××的起诉正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再320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金××为了解其房屋被征收的相关情况，向西岗区政府申请信息公开，故其提出本案信息公开具有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故被诉告知书与其具有利害关系。其针对被诉告知书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上述规定。审查当事人是否具有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是否具有滥用诉权的主观故意，应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数量、周期、目的以及是否具有正当利益等角度综合分析。根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无法得出金××长期恶意反复提起大量诉讼的结论，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金××起诉所基于的事实不清、理由不充分。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469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一、二审裁定是否正确及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理由是否成立的审查，应当围绕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的知情权是否得到保障，其是否存在权利滥用的情形。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的知情权是其法定权利，保护依法获得政府信息是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权不能被滥用，如果当事人没有合理、正当理由就相同或类似信息向相同或不同行政机关反复、多次申请，后又就行政机关的处理行为、复议机关的复议行为多次提起诉讼，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法院就应当对其诉权行使的正当性予以审查。具体到本案，吴××就相同的政府信息向黄山市国土资源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时，又向黄山市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由于黄山市政府未予答复，吴××申请行政复议继而提起本案诉讼。考虑到黄山市国土资源部门已就相同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再行责令黄山市政府予以答复已无必要，因此，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仅确认黄山市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答复的行为违法并无不当。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行终1064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上诉人要求莆田市人民政府提供莆田市荔城区街道办事处撤销的文件。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9）第021号-回《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明确告知该文件已移交莆田市档案局，上诉人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向莆田市档案局咨询。据此，莆田市人民政府已经以告知书的方式履行法定职责，上诉人再次诉请莆田市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缺乏事实根据，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明显属于滥用诉权行为，该诉权应予限制。原审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闽行终1065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上诉人要求莆田市人民政府提供莆政土〔2012〕313号《关于北洋玉湖蓄洪区工程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和莆市公〔2012〕第65号《征收（使用）土地方案公告》两份文件。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9）第020号-回《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告知上述两份文件已主动公开在莆田市人民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并请登陆查询。莆田市人民政府已经以告知书的方式履行法定职责，上诉人再次诉请莆田市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缺乏事实根据，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明显属于滥用诉权行为，该诉权应予限制。原审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180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了担保条款，但担保人并未向人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不构成执行程序中的担保，而是一般的民事担保；（２）担保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担保义务而损害债权人的合同权利，债权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或按约定的仲裁程序)进行权利救济，请求担保人按照约定承担担保责任——2018年3月1日起施行的法释〔2018〕3号《执行和解规定》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第十三条规定，“恢复执行后，对申请执行人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十八条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担保条款，且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后，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申请及担保条款的约定，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了三个层面的问题：一、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如何行使权利救济有两种选择权，即可在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或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提起诉讼两种路径中择一行使；二、如果申请执行人选择了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其对被执行人提起的和解协议履行诉讼不予受理，以此避免对被执行人的同一权利义务产生双重判决的问题；三、对于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人，因其并非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除非其承诺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直接强制执行，恢复执行时直接对担保人强制执行缺乏依据。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情形下，对于担保人未承诺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直接强制执行，又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担保义务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无限制申请执行人另行通过民事诉讼(或按约定的仲裁程序)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明确规定。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了担保条款，但担保人并未向人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直接强制执行的，不构成执行程序中的担保，而是一般的民事担保。在民事活动中，民事主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担保义务而损害债权人的合同权利，债权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或按约定的仲裁程序)进行权利救济，请求担保人按照约定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2：（续）……在于××对润普公司的担保权利不能直接通过强制执行程序行使的情况下，应通过另行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一审法院受理于××的诉请并依据润普公司在《执行和解协议》“如果被执行人不能付款，由保证人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约定判令其承担责任，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润普公司关于于××将《执行和解协议》误解为执行担保而直接通过执行程序行使权利未得到支持即导致协议对润普公司失去约束力、于××的诉权要以另案是否恢复执行为前提以及存在双重受偿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对于前述司法解释存在错误解读，其以于××对《执行和解协议》中担保人润普公司的诉权需以于××未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为前提而裁定驳回于××的起诉，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45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对房屋征收决定进行公告即视为送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根据上述规定，房屋征收决定以公告方式送达，无需参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程序，向每一户被征收人逐户送达。只要市、县人民政府依法进行公告，即视为征收决定已经送达每一户被征收人；征收决定公告中告知当事人诉权和起诉期限，即视为全体被征收人已经被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本案中，桥东区政府2015年8月27日张贴《征收决定》和《征收公告》时，在公告中明确告知了被征收人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和时间，杨××于2017年1月22日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故一审法院以此为由驳回杨××的起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269号
摘要1：【裁判摘要】认为案涉房屋被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后，要求补偿安置的前提已不存在，只能通过行政赔偿程序或者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惠济区政府未依法先进行补偿就强制拆除了林××的房屋，其在实施强拆后，以及法院确认其强拆行为违法后，仍然未主动履行补偿职责，在林××申请房屋补偿及物品赔偿后，又未尊重林××对货币补偿的选择权，也未及时依法作出补偿决定，而是决定赔偿林××一套安置房，行政赔偿决定书也未载明对屋内物品赔偿的标准和依据。惠济区政府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的时间为2017年10月20日，林××收到行政赔偿决定书后于2018年1月3日提起本案履行行政补偿职责之诉，请求判令惠济区政府向其支付房屋补偿款。林××不存在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形。关于房屋损失，林××作为被征收人依法有权选择通过行政补偿程序请求惠济区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和案涉《郑州粮机家属院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对其进行补偿，也可以选择通过行政赔偿程序请求惠济区政府给予行政赔偿。惠济区政府认为案涉房屋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后，林××要求补偿安置的前提已不存在，其只能通过行政赔偿程序或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惠济区政府应当就林××的房屋补偿申请尽快作出补偿决定，同时可就屋内物品赔偿问题，以及案涉行政赔偿决定一并予以处理。
摘要2：
【笔记】知道强制行为但不知道行为主体是否属于耽误起诉期限法定事由？
摘要1：解读：（１）征地公告发布意味着征收主体的确定，在没有其他主体声明承担强制拆除行为责任的情况下通常可以推定该强制拆除行为系作出征收公告的市、县人民政府所为，被征收人以推定的主体作为被告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应当有“明确”被告的要求，不会对诉权的行使产生影响，不属于耽误起诉期限的法定事由；（２）如果征收过程中没有或者无法推定相关主体发布公告，或者强制拆除确有可能为法定主体以外的其他主体所为，推定也无从进行，被征收人此时对于强制行为的主体就处于“不知”也不“应当知道”的情况，其为确定相关主体所耽误的时间一般应当排除在起诉期限之外。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再170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异议人未在规定１５日内提起债权确认诉讼，应视为其同意债权人会议核查及管理人解释、调整的结论，并在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后按此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权利，由此对异议人表决权行使和破产财产分配等带来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２）但前述１５日期限届满并不产生异议人诉权或实体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法院以超过１５日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债权申报和确认是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权利的前提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所规定的债权申报期限，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所规定的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诉讼的期限，目的均是督促债权人、债务人及时行使权利，尽快明确债权债务关系，由此促进破产程序的推进效率，避免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及时清偿利益造成损害。如异议人未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所规定十五日内提起债权确认诉讼，应视为其同意债权人会议核查及管理人解释、调整的结论，并在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后按此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权利，由此对异议人表决权行使和破产财产分配等带来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但前述十五日期限届满并不产生异议人诉权或实体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一、二审法院以张××超过十五日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民辖终159号
摘要1：【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在向发包人主张合同项下权利时，应受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的约束包括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条款——本案管辖权的争议焦点为：当实际施工人同时向发包人、承包人、转包人及分包人等主张工程款请求权的，是否受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条规定涉及两层的法律关系，即实际施工人与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和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与发包人(业主)之间的合同关系；其中第二款明确了实际施工人在特定情形下得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而以发包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之例外情形，及在此情形下可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但是，该规定在明确了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享有诉权的同时，也将实际施工人的权利作了限定，即，准许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提起追索工程价款的诉讼，应以实际施工人作为转包合同、违法分包合同关系中的承包人，已经全面实际履行承包人与发包人(业主)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施工人事实上已经取代第一手的承包人与发包人形成合同关系作为前提；亦据此，该款才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因此，这种情况下，实际施工人在向发包人主张合同项下权利时，应受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的约束，包括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条款。本案中，发包人耀隆公司与承包人赛鼎公司签订的《福州耀隆化工集团公司搬迁改造项目合成氨、硝酸及公用工程装置工程合同协议书》第一部分第14条约定：“……若双方仍有争议，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该仲裁条款经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特6号民事裁定认定为有效的仲裁协议。据此，因该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时，争议各方当事人应当将纠纷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综上，王××以实际施工人身份并以耀隆公司、中寰公司、远升宜昌分公司、远升公司、赛鼎公司为共同被告主张工程款之起诉，应受上述有效仲裁条款之约束，其无权单方改变仲裁条款的约定。
摘要2：（续）然而，王××作为其与中寰公司、远升宜昌分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若仅起诉中寰公司、远升宜昌分公司，则可不受上述仲裁条款的约束，王××亦可另案主张。据此，人民法院对本案起诉不享有管辖权。耀隆公司关于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裁定以王××不应受总承包合同仲裁条款约束及本案属不动产专属管辖为由，认定其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沪民申88号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时效属于消灭时效，票据时效经过将直接导致票据权利消灭——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法律后果为票据权利的消灭，故票据权利时效有别于诉讼时效。票据时效的经过将直接导致票据权利的消灭。票据权利时效是票据法上的特别规定，原审法院主动适用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认定招行创智天地支行对相应前手的票据权利归于消灭，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周××、石×为被保证人善革坊公司提供票据保证，在善革坊公司免除票据责任的情况下，周××、石×相应票据责任亦可免除。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2民终3929号
【摘要】人民法院主动适用票据权利时效——关于人民法院可否主动适用票据权利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行使而消灭。该条文明确了票据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法律后果，即为票据权利的消灭。票据权利时效有别于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义务人可进行诉讼时效抗辩，权利人丧失了胜诉权，但实体权利依然存在，而票据时效的经过将直接导致票据权利的消灭。但同时，票据时效届满仅消灭了票据权利，也并不必然导致持票人其他实体上权利的丧失。因此，本院认为，票据权利时效是票据法上的特别规定，它与票据的流通功能相适应，旨在维护票据法律关系的稳定与秩序。原审法院主动适用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认定上诉人招行创智天地支行票据权利对相应前手的票据权利归于消灭，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招行创智天地支行所提及的“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这一条文，本院认为，该条目的在于区分票据上不同当事人(如出票人、背书人、保证人等)以认定票据权利时效，体现了票据行为的独立性，而不是将票据权利时效制度等同于诉讼时效制度。另外，鉴于被上诉人周××、被上诉人石×作为票据保证人系为被保证人善革坊公司提供票据保证，在善革坊公司因票据时效经过而免除票据责任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周××、被上诉人石×的相应票据责任亦可免除。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178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在依职权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中，如行政机关已经明确拒绝履行法定职责，说明原告已经知道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存在，即应开始计算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规定起诉期限的目的是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诉权，避免相关行政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与作为类的行政行为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也需要对当事人的起诉期限加以限制。在依职权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中，如行政机关已经明确拒绝履行法定职责，说明原告已经知道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存在，即应开始计算起诉期限。本案因原高阳镇政府2008年将463-2号、463-3号合同原件收回，并就案涉房屋搬迁补偿事宜与周××签订了463号补偿合同。周××等3人上访过程中，昭君镇政府、兴山县政府又分别于2011年9月8日、2011年12月14日作出信访处理意见与信访复查意见，明确对周××等3人的补偿要求不予支持。因此，周××等3人最迟在2011年12月14日就已经知道被诉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行政诉讼法修改前起诉期限已经届满的，应当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周××等3人于2017年6月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周××主张当地法院此前不受理此类纠纷，其多年信访，因此未超过起诉期限。本院认为，周××等3人并未提供曾经到法院起诉，法院未予受理的证据，该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辽民申532号
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公示催告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并列关系，不是前置关系，失票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设置前置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1条的规定是赋予公示催告申请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该法条并没有限定该起诉权利只能由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和申报人行使，失票人作为该票据的利害关系人亦应该可以行使该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5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三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款规定的申请公示催告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并列关系，不是前置关系，失票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明确规定“票据丧失后，失票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此规定也未给失票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设置前置程序。
摘要2：【案号】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辽03民终1780号
【摘要】关于华俊公司上诉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华俊公司作为失票人完全可以不经过挂失或申请公示催告而直接起诉，法院应当受理一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本案中，华群公司作为71张票据的持有人因票据遗失而向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该院亦受理了华群公司的申请，在对该71张票据公示催告程序中均列华群公司为申请人，申报人则分别为深圳市联诚医药有限公司等票据利害关系人。至于华俊公司上诉称其为票据失票人的身份，因在一审法院受理公示催告程序中未予确认，且华俊公司亦未提供任何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在公示催告案件因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而被法院裁定终结后，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可以向法院起诉的，应为特定主体即公示催告申请人或利害关系申报人。而华俊公司既非涉案票据的公示催告的申请人亦非申报人，依法不具有法院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后作为原告向法院起诉的主体资格，故一审裁定驳回华俊公司的起诉，本院予以维持。
【解读】华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深圳联诚公司、华群公司返还票据，并依法享有票据权利。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民再425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后又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的，当事人的诉权并未消灭，当事人仍可以就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行使起诉权；（２）劳动争议诉讼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后可以在起诉期限内再次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据此规定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后又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的，当事人的诉权并未消灭，当事人仍可以就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行使起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仅是规定了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而提起民事诉讼后，又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的，仲裁裁决何时发生或者恢复法律效力的问题，并未明确限制当事人在劳动争议诉讼撤诉或者法院按撤诉处理后行使起诉权，故劳动争议仲裁法律文书生效不能视为当事人放弃起诉权利，也不是消灭当事人起诉权的条件，而且前述司法解释适用的前提是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对相关劳动争议作出了仲裁实体裁决。本案中，朱××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后，当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本仲裁委无法按照要求组成合议庭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并未对朱××申请仲裁的劳动争议事项作出实体处理，不存在仲裁裁决是否生效的问题。朱××向本案一审法院重新起诉后，一审法院经立案审查依法受理了本案，并作出了实体判决，本案二审裁定以朱××提起劳动争议诉讼后申请撤诉，仲裁不予受理通知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为由直接驳回朱××的起诉，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限制了朱××的诉权，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摘要2：
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8民初35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提起债权确认之诉应以管理人对审查结果编制债权表并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为前提，且在起诉前应首先向管理人提出异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仍不服或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理的，债权人方可在限期内提起债权确认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七条及第五十八条规定，管理人应对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查，并编制债权表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故信达公司提起债权确认之诉应以管理人对审查结果编制债权表并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为前提，且在起诉前应首先向管理人提出异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仍不服或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理的，债权人方可在限期内提起债权确认之诉。结合本案及物资公司破产案的实际情况，管理人在该破产案中尚未编制债权表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信达公司在收到关于初步审查结果的通知后亦未先向管理人提出异议，而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本诉，其做法与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要求不相符合，其提起债权确认之诉的条件尚不具备；且即使管理人在《债权审查结论通知书》中告知信达公司可直接起诉，该项告知内容亦因与前述法律规定不相符合而不发生赋予信达公司诉权的效力。故信达公司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信达公司可按照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的规定，向管理人提出异议，或在具备法定情形时，再行提出破产债权确认之诉。
摘要2：
【笔记】持票人选择基础关系起诉并获得胜诉判决后可否再提起票据追索权之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摘要1：解读１［经典案例１］——（１）持票人选择以基础法律关系起诉并获得胜诉判决，但未获得全部清偿的，持票人有权基于票据法律关系提起追索权之诉并主张相应的票据权利；（２）前诉与后诉不构成重复起诉。
解读２［经典案例２］——另外裁判观点认为，基于票据法律关系的票据权利与基于基础法律关系的合同债权发生竞合时持票人的选择具有终局性，选择其一主张无论是否实现另一诉权消灭。
摘要2：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闽06民终13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基于票据法律关系的票据权利与基于基础法律关系的合同债权发生竞合时持票人的选择具有终局性，选择其一主张无论是否实现另一诉权消灭——维博电子公司与富顺光电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并因收取货款经背书从富顺光电公司处取得案涉票据,依法享有票据权利。维博电子公司在承兑涉案票据过程中，大晶光电公司以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为由拒付款项。因票据遭到拒付，维博电子公司没有实际取得货款，其既可以向富顺光电公司主张合同债权，也可以向大晶光电公司、富顺光电公司主张票据追索权，两者发生竞合时，维博电子公司仅可以择一诉权行使其权利。维博电子公司已于2018年10月19日起诉至一审法院，向富顺光电公司主张买卖合同关系及付款义务，并与富顺光电公司就买卖合同纠纷达成调解协议，在富顺光电公司未依生效调解书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形下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维博电子公司既已选择向富顺光电公司提起买卖合同纠纷之诉，并双方已达成调解，则其不能再以票据追索权为由向大晶光电公司主张票据权利。
摘要2：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鲁0191民初2122号
摘要1：【裁判摘要】已经选择了票据追索权之诉救济自己的汇票无法承兑的损失，后再以原因债权要求前手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新联公司与积成电子公司之间订立了购销合同，由新联公司向积成电子公司提供相应的货物。后积成电子公司向新联公司背书转让了银行承兑一张，以此支付了部分货款。在新联公司向承兑人兑付该承兑时，承兑人既不明确表示拒付又不及时承兑该汇票，导致该汇票处于了事实上的拒付状态。本院认为，因承兑人不积极承兑汇票，导致了新联公司没有实际得到货款，此时新联公司既可以向积成电子公司主张合同债权，又可以向积成电子公司主张票据追索权，两者发生竞合时，新联公司可以择一诉权行使。新联电子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以票据法律关系将出票人宁夏××××××储运有限公司、承兑××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前手背书人积成电子公司诉至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经法院审理，作出了(2020)宁01民初718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件已经进入到了执行阶段，无论新联公司是否已经就案涉价款得到执行，均不影响其在票据追索请求权与原因债权请求权竞合时做出的选择后导致的法律后果。其已经就案件选择了票据追索权之诉救济自己的汇票无法承兑的损失，后再以原因债权要求积成电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浙湖行初字第2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永立石材公司于2011年8月18日向安吉县国土局、安吉县矿资办提出要求延续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但安吉县国土局未就是否准许延续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作出审批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的规定，安吉县国土局应当在2011年9月30日前，对永立石材公司的提出的采矿权许可有效期延续作出是否准予的决定。而永立石材公司至采矿权许可有效期届满之日仍未能收到安吉县国土局是否准予延续采矿许可期限的决定，就应当知道安吉县国土局未依其申请作出相关行政行为，若永立石材公司就该行政不作为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期限，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鉴于此，永立石材公司应当在2011年10月1日起的2年内提起行政诉讼，而永立石材公司直到2014年6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显已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
摘要2：【解读】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三被告不向永立石材公司续延×××花岗岩矿《采矿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0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实际施工人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应证明其实际施工人地位，并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或者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实际施工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实际施工人起诉索要工程款的，首先应当向其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这是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的主渠道，而不应直接向发包人(业主)主张权利。考虑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制度的健全及建筑市场发生的客观变化，同时为防止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诉权的滥用及虚假诉讼的发生，实际施工人原则上不应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诉讼。对实际施工人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转包人、分包人、总承包人、发包人提起诉讼的，要严格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查；不能随意扩大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适用范围，并且要严格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明确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因此，具体到本案中，弘达路桥公司向核工业中南公司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应证明其实际施工人地位，并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或者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从双方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来看，并不必然可以认定弘达路桥公司的实际施工人地位。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由于弘达路桥公司与核工业中南公司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因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弘达路桥公司对核工业中南公司提起的诉讼，并无不妥。
摘要2：【裁判摘要２】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再可以申请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但根据2012年8月31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不再成为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可见，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再可以申请再审。因此，弘达路桥公司就二审法院(2014)湘高法立民终字第130号民事裁定申请再审，也应当予以驳回。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渝05民再85号
摘要1：【裁判摘要】申请再审期限属于法定期间和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规定申请再审期限，有利于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有利于对再审案件进行审理，避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可能提起再审的不安定状态，避免因生效裁判缺乏稳定性而削弱民事诉讼制度定分止争的功能。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限是由民事诉讼法直接规定的提出再审之诉的期间，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确定，属于法定期间和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申请再审期限的届满导致申请再审诉权的绝对消灭。本案中，灵杰公司至迟于2013年就发现证据原件，直至2018年10月23日才申请再审，早已超过申请再审的期间，对其再审申请应予驳回。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973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先有印文后有打印字迹不能证明系伪造——《司法鉴定意见书》并不能证明《采矿权解除抵押备案申请书》和2014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即贷款未发放证明）系伪造。中国银行赤峰分行提出抵押权解除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有人蓄意伪造了解押申请，导致其抵押权被非法解押。经审查，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采矿权解除抵押备案申请书》和2014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上“中国银行赤峰分行”的印章印文与打印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均为先有印文后有打印字迹。但《司法鉴定意见书》仅能证明案涉《采矿权解除抵押备案申请书》与《证明》的印章印文与打印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并不能直接证明两份文件系伪造。相反，《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两份文件上加盖的“中国银行赤峰分行"印章系同一印章盖印形成，系其真章。．．．．．．因此，中国银行赤峰分行提供的新的证据材料并不足以推翻其抵押权已消灭的基本事实。
【裁判摘要２】（１）再审事由“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之“法律”指实体法而不包括程序法；（２）中止审理是否合法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事由——原审不中止审理是否合法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再审事由进行再审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了十三项再审事由，其中第六项为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七至十三项为程序类事由。可见，尽管程序问题在某些情形下也可被认为属于法律适用问题，但在上述法律明确将“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与七项程序类事由并列的情形下，该处的“法律”显然指向实体法，不应包括程序性法律问题。再审事由法定化、明晰化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应有之义，也是近年来民事诉讼法修改相关内容所追求的立法价值。面对原审诉讼中可能存在的远多于上述七类事由的程序问题，法律并未一概将其作为再审事由，而是只将其中的严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程序问题明确为再审事由。如果将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解为其后七项程序类事由的兜底条款，将导致对程序类事由的具体列举失去再审事由法定化、明晰化的意义。因此，作为再审事由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的“法律”应指向实体法，而不应包括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对该再审事由的解释也印证了这一点。故本案中国银行赤峰分行关于原审应当中止审理而未中止，故应予以再审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同。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95号
【摘要】关于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光大投资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中国银行赤峰分行上诉主张，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应当依据原审法院的保全裁定书以及中国银行赤峰分行的中止执行申请书，获悉正在进行的(2016)内民初15号诉讼与其有利害关系，起诉期间应从中国银行赤峰分行申请中止执行和保全时起算，已超过六个月。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对象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起诉期间应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之日开始起算。本案中，中国银行赤峰分行未提交保全裁定书及中止执行申请书相关证据，也未提交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全裁定及终止执行申请等相关事实，本院难以认定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未参加相关诉讼有明显过错；况且中国银行赤峰分行主张申请中止执行和裁定保全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5月30日和6月6日，彼时(2016)内民初15号判决书尚未作出，更未生效，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无法知道该判决损害其民事权益，故不应以该两时间为起诉期间的起算点。因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并非(2016)内民初15号诉讼当事人，其在原审中提交证据证明了(2016)内民初15号判决书于2016年12月27日发布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其主张以该时间作为行使诉权的起算点，具有合理性，故本案起诉期间应从2016年12月27日起算，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于2017年6月5日起诉未超过六个月法定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