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１）不同原告针对同一个行政行为提起撤销之诉，由于原告不同、诉讼标的不同，不构成重复起诉；（２）前案已生效的判决对后案具有既判力，禁止作出与生效裁判内容相抵触的新的裁判，但不能剥夺后案的诉权。可以参考《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之规定，后案适用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
摘要2：【注解】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不明确的，只有选择其一 ；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败诉后，又对同一争议所涉行政行为再次提起行政诉讼的，亦属于重复起诉的情形。——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524号
摘要1：解读：原告因拒绝变更被告被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后，又针对同一行政行为起诉的，属于重复起诉。
摘要2：【注解】一审法院未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径行予以驳回，不妨碍原告就适格被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鉴于原告主观上一直试图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寻求救济，再审裁定作出之前的时间可不计算在起诉期限之内，在其诉权不因一审裁定而丧失。——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801号
【注解】原告错列被告——（１）拒绝变更被告被法院驳回起诉后又针对同一行政行为起诉属于重复起诉；（２）法院未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径行驳回后原告起诉适格被告不属于重复起诉。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再115号
【裁判摘要１】农村家庭成员对其以户为单位所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亦应当落实在相应的土地登记中。而李某某作为涉案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之一，既未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证，也未被纳入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范围，这就意味着其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在严格意义上并未得到法律认可，其相关合法权益在土地的使用、流转、征收、补偿等法律关系中，都将无法得到周延的保护，从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本身就是对李某某合法权利的损害。因此，被诉颁证行为与再审申请人李某某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其可以作为适格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摘要２】至于被申请人提出的自颁证行为作出至本案起诉时，已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本案起诉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李某某系因家庭纠纷并导致民事诉讼之后，于2016年3月24日申请查阅涉案宅基地使用权证时，方才得知被诉颁证行为。其于2016年3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摘要2：【解读１】农村家庭成员对其以户为单位所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应当落实在相应的登记中。
【解读２】一审请求：撤销安阳县集用（2007）第××××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并责令安阳县人民政府立即将该集体土地使用证变更到李某某名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386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本案中，为确保经营管理好大青湖自然鱼类和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和保护好湖区生态环境，东至县政府、东至县水产局与合作社经协商一致于2014年2月21日签订的涉诉《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因该《协议》产生的纠纷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合作社诉请法院确认该《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审查。涉诉《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合作社）放弃对东至县招标采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就大青湖废标问题提起的行政诉讼”，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就本协议签订前大青湖引发的一切纠纷，双方就此了结，乙方（合作社）同意不会采取通过诉讼、上访等在内的任何途径提出异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自愿行使，也有权自愿放弃，属于当事人自行处置的范畴。通过协议约定自愿放弃行使诉讼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作社在一审中诉称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涉诉《协议》，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受胁迫事实的存在，涉诉《协议》不存在违法或者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当事人有权自愿放弃，属于当事人自行处置的范畴。（２）通过协议约定自愿放弃行使诉讼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注释】（１）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8386号的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法院最终认定协议约定自愿放弃诉权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因此无效，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非裁定驳回起诉；（２）协议约定自愿放弃诉请并不导致当事人诉权丧失，并不因此导致法院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关于行政审判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2018年7月23日）
【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行政案件裁判精要》，中国法制出版社，Ｐ１７９－１９９】
1.举报人就其举报事项的查处情况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举报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2.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接受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是否是适格被告。3.不服市、县级人民政府不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行为，以市、县人民政府为被告，还是以征收管理部门为被告。4.如何理解《适用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原告不同意追加被告，人民法院通知其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规定。5.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人数众多，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参加诉讼？ 6.不动产登记条例实施前，以市、县级人民政府名义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后由谁作被告。7.承租人起诉征收补偿决定、征收补偿协议，是否具有原告资格。8.被诉行政行为经终审判决生效后，其他利害关系人再次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可否立案受理。9.原告对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诉讼，理由是征收决定违法，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查征收决定的合法性。10.发回重审或指令继续审理案件，是否应当再给被告一次举证的机会。11.复议前置案件，复议机关不受理或逾期未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当立案。12.未告知起诉期限情形下，起诉期限应当如何计算，新旧法之间如何衔接。13.起诉人同时起诉多个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14.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法定职责案件和签订行政协议行为案件，人民法院应如何收取诉讼费。15.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是否可以按照撤诉处理。16.行政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单独作被告的案件中，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是否应列为第三人。17.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是否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案件，一审未尽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义务，二审应当如何处理。18.滥用诉权造成他方当事人律师费、差旅费、误工损失等，是否可以判决由滥用诉权方负担。19.民行交叉行政案件中，当事人对基础民事争议既不一并也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对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应当审查到什么程度。
摘要2：20.行政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是否需要进行合法性审查。21.起诉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施行前的行政协议行为，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2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相关行为引发的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解决。23.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将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判决。24.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会损害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是否可以判决确认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25.违法建筑物建成于《城乡规划法》实施之前，规划部门在该法实施之后作出行政处罚，应当适用《城乡规划法》还是《城市规划法》的相关规定。26.如何理解适用《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和《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27.法院查封之前，土地闲置已经超过两年的，行政机关收回土地使用权是否合法。28.职工在家加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是否可以视为工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再49号
【裁判摘要１】不应将行政协议争议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款第１１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一）从现行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对行政协议的起诉不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的四种情形，而应包括所有的行政协议争议。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规定，行政协议作为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其有上述规定情形，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行政协议。综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变更、撤销及解除行政协议或者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等，而不应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四种情形。（二）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列举之外的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如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纳入民事诉讼，既造成了同一性质的协议争议由行政民事分别受理并审理的混乱局面，又增加了行政裁判和民事裁判不一致的风险，
摘要2：（续）不利于彻底化解行政协议纠纷；二是如相关行政协议争议不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因其行政性民事诉讼不予受理，极易造成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均不受理的尴尬局面，亦有悖于现代行政诉讼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无漏洞、有效的司法保护的主要宗旨；三是将相关行政协议争议排除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意味着有关行政协议争议游离行政法制轨道，既不能及时有效地依法解决相关行政争议，也不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故而，不应将“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违法变更、解除协议”四种情形设定为提起行政协议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作狭义的文义理解，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某一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或者组织。在我国确定行政诉讼被告时，应当考虑以下四个要素：一是在程序上，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起诉，且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机关或组织；二是在实体上，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职责并作出行政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且该行为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机关或者组织；三是在组织上，属于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关或组织，亦即行政主体；四是在方便性上，即使不属于行政主体，为便利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通过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亦可将非行政主体的组织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本案集体土地征收系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并由征地服务中心具体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而征地服务中心受重庆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在原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的具体指导下，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事业单位，本身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亦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其实施补偿安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规定，结合本案征地服务中心作为代表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承担征地工作的机构这一事实，本案可以认定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征地服务中心实施了补偿安置，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453号
【裁判要旨】复议机关有关复议申请“明显”不成立的告知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诉性；除非复议机关对复议申请不成立的认定错误。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是人民法院的职责和义务。立案登记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权，并尽可能多地将矛盾和纠纷引入法治化解决渠道。但是，立案登记制并不意味着仅向人民法院提交诉状即能够产生诉讼系属，也不意味着此即必然对人民法院形成约束，将被告强制卷入诉讼，并形成诉讼法律关系。因为，只有经依法审查符合登记立案条件，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后，才宣告诉讼成立，人民法院才可以对“诉的合法性”以及“诉是否有理由”依次审理。申言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条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诉讼明显不成立或者滥用起诉权利的，人民法院有权不予登记立案；滥用或者恶意行使诉讼权利造成对方当事人经济损失的，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1759号
【裁判摘要】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起诉人，只要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其存在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可能性，则应当认可其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资格——申请人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应当举证证明其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易言之，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其存在一项合法权益、该项合法权益已经或者可能受到行政行为侵犯。但此种举证应当是初步的、表面成立的，而不能要求在申请阶段就必须证明其权利确实已经受到侵犯；在相邻权案件中尤其如此。是否具备申请人资格与其请求能否在行政复议中得到支持，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正如承认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判决支持其实体诉讼请求；起诉权与胜诉权虽然有关联，但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行政诉讼的起诉人，只要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其存在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可能性，则应当认可其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资格；不能以事后查明的不具备合法权益或者其合法权益未被侵犯事实，来否认其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资格。在行政复议申请人是否具备合法权益，是否存在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可能性，与原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应当按照有利于人民群众通过行政救济或者司法救济渠道维护权益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2057号
【裁判摘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被免职后不能以公司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元氏县人民政府于2002年撤销了元氏县商业局，成立了元氏县商业总公司。元氏县商业总公司变更其下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更换公章等行为，均属其履行管理职责的范围。本案再审申请人武某某被免去公司经理职务后，使用作废公章，仍以元氏县石化产品总公司名义提起诉讼，并不是该企业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不能代表该企业主张诉权，故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商业总公司的机构设置属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内部事务，与武某某个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机构的设置、成立未侵犯武某某的合法权益，故武某某以个人名义对元氏县人民政府设立元氏县商业总公司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7584号
【裁判摘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在知情权已经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具有诉的利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否则，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功能非但无从发挥，反而有可能产生制度异化后的负面效果。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对于行政争议，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权利保护。人民法院既要充分保障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也有义务识别、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具有足以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或必要性，从而避免因缺乏诉的利益而不当行使诉权的情形发生。本案中，张某某请求判令天元区政府向其公开《通知》，但起诉时已将《通知》作为证据提交一审法院。张某某在知情权已经得以实现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明显不具有诉的利益。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1546号
【裁判摘要】近亲属诉权应当与原始原告诉权保持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自然人死亡涉及原告主体资格转移的，因其近亲属是继承前手的原告资格而介入到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因此近亲属的诉权应当与原始原告的诉权保持一致，且受到原始原告诉讼状态的影响。原始原告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的，其近亲属也超过起诉期限，原始原告已经自愿放弃诉权的，其近亲属也不再拥有诉权。
摘要2：
摘要1：解读：行政诉讼的裁判基准时，应当以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事实和法律状态为判断的基准。只有行政行为作出时，受其影响的主体才具备提起诉讼的资格。如果在行政行为作出后事实发生了变化，那么之后参与的主体及其利益也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能考虑的对象及利益。
【解析】（１）普通债权受让人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２）担保物权的债权受让人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摘要2：【注解１】（１）土地竞拍人与政府加油站规划原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２）但由于加油站规划许可文件具有排他性和时效性，当事人通过竞拍方式与涉案土地使用权形成特殊权益后与政府加油站原规划确认文件即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2020)最高法行申6994号
【注解２】（１）利害关系的时间点决定原告主体资格——Ａ．不动产物权登记作出时与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有原告主体资格；Ｂ．不动产物权登记作出时与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的购买、法人和其他组织一般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２）权利承继属于利害关系时点例外情形——Ａ．基于继承、买卖等法律事实在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同时也承继了原权利人因房屋所有权而产生的免受权利侵害的诉讼权，不能因被诉房屋登记行为作出时起诉人尚未取得争议房屋权属而一概认定起诉人对被诉房屋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而不具备原告资格；Ｂ．地上请求权诉权、涉及消防等特殊情形也不能以时间点排除。
摘要1：【案号】（2010）五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 （2010）海南一中行终字第38号行政判决书
【裁判要旨】公司依抵押权主张房屋登记行为违法具有诉讼主体资格——（１）作为债权担保的抵押权可使权利主体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２）在行政机关为该抵押物办理所有权证及他项权证行为违法导致权利主体的债权以及抵押权可能无法实现时，该主体是行政法上的适格原告，可以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摘要１】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问题。原告的债权人身份是通过合法正当的程序取得的，作为债权人，其就享有对抵押物的清偿权利。原告作为债权人，就相当于这个他项权证书的行政相对人，．．．．．．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所颁发他项权证的行为违法而向法院起诉，是合法的，是适格的原告。
【摘要２】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在本案中，虽然该他项权证早在1997年就已经颁发，也就是说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在1997年就已经作出，但是作为原告的双泽公司却是在2010年1月18日才享有了对万达公司的债权，所以原告是在2010年1月18日知道了该他项权证，而对于该他项权证的内容，应该是在原告到被告处查阅他项权证的相关材料的时候才知道的，因此，原告的起诉并没有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法院认为1996年第三人向三亚工行贷款并到被告处办理抵押登记时，本案原告并不是该他项权证的持有人，所以即使当时的债权人知道该他项权证的内容，也不能约束原告在取得他项权证后的诉讼时效的起算。因此，本案原告的诉讼时效并没有超过法定期限。
摘要2：【解读】诉讼请求——被告对不存在的房产颁发他项权证的行为违法并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鉴于此，原告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于1997年4月10日颁发房他证字第8-3568号房屋他项权证的行为违法。
摘要1：——行政不作为案件不以原告提出申请为起诉条件
【裁判要旨】不作为案件中，他人在行政程序中已向被告提出申请，且被告已将原告纳入行政程序，原告是否向被告提出申请不再属于该类案件必备的起诉条件。
摘要2：【摘要】桂林洋农场与原告之间对三宗土地发生权属争议遂向被告提出土地确权申请，被告按法定程序已经通知原告进行答辩，原告亦向被告提交土地确权答辩意见和有关证据材料，并按时参加了被告组织召开的土地确权会议，签收了被告发出的指界通知等。上述事实说明被告及其所属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受理了桂林洋农场与原告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但此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被告仍未对此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作出确权决定，使该土地争议长期处于持续状态。．．．．．．法院认为，被告启动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程序后，原告已按要求提出答辩意见和相关的土地确权材料，主张争议土地所有权属于自己所有并请求政府依法确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主张和相关证据材料应视为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据此本案原告与桂林洋农场一样在土地确权程序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对被告已经受理的土地争议案件长期拖延，迟迟不作出处理意见的行政不作为依法享有诉权，可以作为本案原告提出本案之诉，唯此认定方能符合行政诉讼法设定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立法目的。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行监字第957号
【裁判摘要】公告送达的行政行为起诉期限起算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根据上述规定，房屋征收决定以公告方式送达，无需参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程序，向每一户被征收人逐户送达。只要市、县人民政府依法进行公告，即视为征收决定已经送达每一户被征收人；征收决定公告中告知当事人诉权和起诉期限，即视为全体被征收人已经被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1337号
【裁判摘要】适用最长不得超过１年起诉期限规定的前提条件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实施了相关行政行为且相关行政机关也认可被诉行为系行政行为——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备注：已为《行政诉讼法解释》第６４条修改为１年】。适用最长不得超过2年起诉期限规定的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实施了相关行政行为，相关行政机关也认可被诉行为系行政行为。但直至本院审查期间，相关行政机关均不承认案涉行为是行政职权介入下的强制拆除，均否认实施过强制拆除行为。刘某某虽然自2009年12月即知道案涉房屋被拆除的事实，但是由于没有任何行政主体承认实施拆除行为，也无任何行政机关直接或者间接承认是行政行为，因此，适用前述最长不得超过2年起诉期限规定的前提条件并不具备。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521号
【裁判摘要】应当按照有利于起诉人的原则，判断超过起诉期限是否有正当理由——（１）判断行政相对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以及超过起诉期限是否具备正当理由，应当充分考虑行政相对人是否已经积极行使诉权，是否存在行政相对人因正当理由而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在现行法律规范未对正当理由作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对超过起诉期限但有正当理由的判断，应当按照有利于起诉人的原则进行。（２）被诉复议决定并未明确指向应当提起诉讼的具体人民法院，再审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是积极行申诉权的表现，即使存在错误选择管辖法院的情形，也不能因此承担不利的后果。当事人经受诉复议释明后在合理期限内另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怠于行使诉权，即使认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也应属于有正当理由。
摘要2：【解读】有正当利益耽误起诉期限可不认为超过起诉期限。
摘要1：解读：复议决定未明确指向应当提起诉讼的具体人民法院，当事人错误选择管辖法院经释明后在合理期限内另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怠于行使诉权，人民法院不应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不予受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1)京行终1942号
【裁判摘要】海关稽查结论属于过程性行为，不具有终结性，行政不可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海关进行稽查后需作出稽查结论并送达被稽查人；海关根据稽查情况，对被稽查人分别作出补征或追征税款、给予行政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等不同处理，对被稽查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终局实际影响的并非稽查结论而是最终的征缴决定、行政处罚等处理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十)项规定，过程性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可诉的行政行为需要具备成熟性、终结性，同时必须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调整作用。本案中，东城海关作出《稽查结论》，告知泰禾公司涉案情事移交北京海关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理，故该《稽查结论》属于过程性行政行为，不具有终结性，不发生独立的法律效果，对泰禾公司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泰禾公司无论是对东城海关作出的《稽查结论》还是北京海关驳回复议申请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均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裁定不予立案。同时，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应当由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审查，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可寻求救济的法律途径的告知行为，对人民法院审查当事人的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故泰禾公司认为《稽查结论》告知其诉权，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东城海关《稽查结论》的定性错误与否问题，泰禾公司可在海关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的程序中主张权利，该项理由不影响本案行政诉讼的受理与否问题。综上，泰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正确，应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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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问题：在层层转包、分包的情况下，是只有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还是其他承包人、分包人也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
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３条第２款之规定，（１）层层转包和分包的实际施工人有权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２）如果发包人已经向总承包人支付全部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则总承包人应当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３）如总承包人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则由总承包人下一级分包人或者转包人在欠付工程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依次类推，由发包人、分包人、转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范围。
摘要2：【解析１】发包人、总承包人、分包人不论是否与实际施工人存在合同关系，均应当在欠付下家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即发包人、总承包人、分包人是否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并非取决于合同相对性，而是取决于其是否对下家履行了付款责任）。
【解析２】另外观点：实际施工人请求无合同关系的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495号
【注解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请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实际施工人不包括借用资质及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最高法民申659号
【注解２】实际施工人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应证明其实际施工人地位，并提供起诉证据证明发包人可能欠付工程款，或者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下落不明、法人主体资格灭失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88号
【裁判要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辞职后，因公司拒不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起诉要求公司履行股东决议办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对此有诉的利益，符合起诉条件，不具有提起诉讼的障碍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立案受理。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否予以支持，应通过案件的实体审理予以判定。
摘要2：【摘要１】首先，关于王某某提出的判令赛瑞公司、曹某某办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应否受理的问题。王某某该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其已离职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赛瑞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任关系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该纠纷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根据王某某所称其自2011年5月30日即已从赛瑞公司离职，至今已近9年，足见赛瑞公司并无自行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意愿。因王某某并非赛瑞公司股东，其亦无法通过召集股东会等公司自治途径，就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事项进行协商后作出决议。若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王某某的起诉，则王某某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而无任何救济途径。故，本院认为，王某某对赛瑞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具有诉的利益，该纠纷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摘要２】关于王某某提出的判令赛瑞公司任何法律行为与其无关的诉讼请求应否受理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条件。王惠廷该项诉讼请求中“赛瑞公司任何法律行为”指向不明，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于王某某该项诉讼请求，一、二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注解】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当事人提出的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应否受理问题，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若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起诉，则当事人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而无任何救济途径，故应认为其对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具有诉的利益，该纠纷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甘执复字第01号
【裁判摘要】继受股东是否应承担公司的债务责任，已涉及实体权利责任的确定，公司债权人可通过诉讼程序主张权利，但不得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案件被执行人，否则侵害其诉权——本院认为，本案中，永康公司无财产清偿债务，其原股东何某某、杨某某转让股权给周某某，周某某不是公司成立时的原始股东，而是受让何某某、杨某某的股权而成为公司的股东。对于继受股东是否应承担公司的债务责任，已涉实体权利责任的确定，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通过相应诉讼程序主张。张掖中院直接追加周某某为案件被执行人，实际上是对其诉权的侵害。周某某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天惠公司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再291号
【裁判要点】裁定驳回起诉是解决当事人诉权问题。人民法院仅在当事人起诉缺乏诉的实质构成要件、违反了人民法院主管范围的规定或者一事不再理原则等情形下，不进行实体审理而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当事人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立案受理条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应被驳回起诉的法定情形的，即便其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经人民法院释明，当事人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就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决，而非裁定驳回起诉。
摘要2：
摘要1：——另案中抗辩的内容与本案的诉请一致，且另案已经对是否构成违约作出认定的，构成重复诉讼
——当事人诉请实质上否定已生效判决认定的构成重复起诉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10号
【裁判观点】禁止重复起诉即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对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该原则有利于维护法律尊严和法院权威，有利于保障诉讼效率从而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有利于实现程序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该案进一步明确了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有利于在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同时提高诉讼效率。本案原告在另案中抗辩的内容与本案的诉请一致，另案已经对是否构成违约作出认定，因此，原告在本案中诉请实质上否定已经生效案件的认定和判决结果，构成重复起诉。该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进行了较好诠释，对重复起诉的要件进行了分析和认定，有利于统一实务标准。
【摘要】在前诉的汽配城公司起诉磬天公司违约的无锡中院18号案件中，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双方举证情况，对各方是否存在违约情形进行了审查判断，在判决说理部分明确认定“双方当事人实际上已通过各自行为变更合同履行方式，即从由磬天公司零星销售涉案房屋以回笼资金变更为整体处置涉案房屋以解决资金困境，故汽配城公司未交付对应已付购房款价值的房屋并不构成违约”、“磬天公司未支付剩余购房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据此判决磬天公司向汽配城公司支付违约金。磬天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程序中审查认定“汽配城公司未交付已付购房款对应价值的房屋不构成违约”，判决驳回了磬天公司的上诉。可见，磬天公司虽未在无锡中院18号案件中明确提出汽配城公司违约的反诉主张，但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一审程序以及后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程序中，对汽配城公司是否违约均进行了实质审查，且已明确认定汽配城公司不构成违约。磬天公司基于同一事实和相同法律关系，在本案提出汽配城公司违约的诉讼请求，该请求在实质上否定了前诉无锡中院18号案件的裁判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磬天公司在本案的起诉应认定为重复诉讼，原审裁定驳回磬天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09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据此，因原审裁定是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定，因此，宇圣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
摘要2：——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范围
【争议焦点】当事人对于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是否可以申请再审。
【典型意义】本案明确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民事裁定，不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裁定。《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是关于可以申请再审的民事裁定范围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民事裁定，应仅限于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因为这两类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会产生当事人不得以同一请求、事实和理由再行起诉的法律后果。其一旦存在错误，损害的是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的诉权，涉及当事人的基本程序保障。但对于按照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考虑到当事人可以直接针对一审判决申请再审以获得救济，故法律未规定对此类裁定可以申请再审。当事人对此类裁定申请再审的，应当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知民终216号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将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邮寄送达至被告户籍登记地被签收即视为已送达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依第八条规定仍不能确认送达地址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的住所或者在经常居住地登记的住址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其他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本案中，原审法院将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等通过EMS法院专递的方式送达至了受送达人的户籍登记地址，且相关法院专递已被签收，原审法院已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不存妨碍受送达人履行诉权之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闽09行审复6号
【裁判摘要】关于原审法院不予执行加处罚款是否合法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具体法律条文附后），加处罚款属于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当事人逾期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机关需作出书面的强制执行决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该加处罚款的强制执行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而本案复议申请人仅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一并告知施以加处罚款的适用原则，并未就加处罚款部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剥夺了被执行人就加处罚款强制执行决定的复议和起诉权利，损害了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审法院在裁定准予执行行政罚款之同时，对加处罚款159866.7元的强制执行申请予以驳回，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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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桑植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2)桑法行初字第3号
【裁判摘要】被告桑植县规划管理局针对原告吴某建房的行为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为由进行处罚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予以限期自行拆除公告，其公告的内容没有给行政相对人（即本案原告吴某）设定新的权利义务，是程序性的准备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不具有独立性，该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被告桑植县规划管理局告知其享有复议和起诉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吴某起诉的事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摘要2：【案号】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2)张中行终字第17号
【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做出强制执行决定”、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的规定，这里的复议或者诉讼对象应当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限期拆除的行政决定，而不是公告本身。本案中，被上诉人桑植县规划管理局作出《限期拆除公告》前，并没有依据上述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其所做出的《限期拆除公告》实质上是对其此前作出的桑规罚决字[2011]062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行为，其目的是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拆除义务和向社会宣示国家机关对违法建筑的态度，警示其他人。因此，该公告是行政处罚决定的后续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1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不能就二审法院指令一审法院审理的裁定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是终局性裁定，一旦存在错误，则损害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的诉权，涉及到当事人的基本程序保障，可以申请再审。其他针对诉讼程序问题作出的非终局性裁定，并未影响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不能申请再审。本案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并非终局性裁定，不能申请再审。
摘要2：【注解】指令一审法院审理的裁定并非终局性裁定不能申请再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89号
【裁判摘要】（１）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上诉的条件为一审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２）一审法院未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无提起上诉的权利——信达公司作为本案一审诉讼程序中的第三人，其就本案提起上诉，应以有权提起上诉为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信达公司对于益宁公司的权利系受让自案外人工行大连开发区分行，相对于本案所涉博源公司、益宁公司、成伟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言，其并非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一审法院虽然依据益宁公司的申请，追加信达公司为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第三人，但是信达公司对本案讼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争议并无独立的请求权，在本案中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根据该条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上诉的条件为一审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判决信达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信达公司并无提起上诉的权利。其就本案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应予驳回。
摘要2：【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8)辽民初25号
【摘要２】博源公司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为无效。理由：其一、博源公司放弃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因损害了建筑工人的利益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权利，《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赋予承包人此项权利，实质是为了保护建筑工人的利益。本案中，承包方博源公司在发包方益宁公司与银行的贷款活动中，为了承建该工程，作出了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诺。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系财产权利，博源公司有权自由处分其财产权利，但不能违背《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立法宗旨，不能损害农民工等建筑工人的权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博源公司承包案涉二期工程后，分包给六名实际施工人，由于发包人益宁公司拖欠工程款，博源公司的工程款也未全部到位，还拖欠农民工等建筑工人的工资。博源公司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诺，损害了建筑工人的利益，故博源公司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诺均无效。其二，博源公司在2012年12月4日向益宁公司出具的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承诺，是在益宁公司对案涉工程未进行招标，博源公司未中标的情况下所作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禁止的串通招标和未招先定，侵犯了其他招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权，不仅导致了中标行为和中标合同无效，而且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诺也是无效。且博源公司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未成立情形下作出放弃承诺，违反了法定权利不得预先放弃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