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无法证明下落不明直接通过登报催收导致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中，富龙公司上诉称曾××、王××在2017年10月23日签收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之后不再愿意出具书面的还款材料，自此，富龙公司即应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应当及时主张权利。在富龙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曾××、王××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即在《石嘴山日报》上发出催收公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催收债权的方式，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以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为由判决驳回富龙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过户登记请求权具有物权请求权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二十四条规定：“已经合法占有转让标的物的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物权变更登记，登记权利人请求无权占有人返还不动产或者动产，利害关系人请求确认物权的归属或内容，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对方当事人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抗辩的，均应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已经合法占有转让标的物的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物权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方当事人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金桥商厦申请执行王××，要求其履行配合过户义务，金桥商厦已经占有案涉调解书明确的11户房产，并支付了475万元款项，王××系案涉调解书确定的应配合办理过户的义务人，故参照上述规定，王××不可以金桥商厦申请执行超过法定时效为由阻却执行。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泰正集团公司对欠付工程款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泰正集团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实业公司为案涉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同时授权喜福实业公司代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可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作为《承包合同》的相对方是明知并认可的。喜福实业公司在《承包合同》上的盖章行为具有双重意义，不仅是对其自身作为案涉工程发包方地位的确认，同时亦代表泰正集团公司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承包合同》对泰正集团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2009年8月15日，泰正集团公司和喜福实业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南方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然该合同仅作为喜福实业公司和泰正集团公司报建用，但能够进一步佐证泰正集团公司对其发包人身份的认可。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看，在案涉工程开工报告和竣工验收意见书上，泰正集团公司均作为建设单位盖章确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有多份往来函件上均盖有泰正集团公司印章。可见，泰正集团公司亦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一审判决仅以泰正集团公司未在《承包合同》上盖章为由，认定泰正集团公司对案涉工程欠款不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逾期竣工违约金的权利行使与具体确定违约责任大小系两个层次的问题，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在建设工程领域，双方进行工程结算时才对各自违约行为进行统计，确定违约责任，因而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双方结算之日起算。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债务相互抵销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与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具有相同效力。诉讼时效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当然也可以提出不同意抵销的抗辩，喜福实业公司主张即使反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其也可以直接行使抵销权，无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6193号
【摘要】原审已经查明，泰正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与喜福公司为涉案工程项目所有权的共有人、授权喜福公司代为与中建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对授权委托书签发之前受委托人以喜福公司名义与中建公司所为之一切民事行为法律效力予以认可。泰正公司和喜福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中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施工过程中的多份往来函件上盖章，涉案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载明：“建设单位：重庆泰正（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喜福置业有限公司"。泰正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现不是涉案工程的所有人或共有人，并非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不否认其曾系涉案工程共有人。原审依据查明事实，认定泰正公司实际参与了《承包合同》的履行、《承包合同》对泰正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不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摘要1：解读：违约金诉讼时效起算存在三种争议观点——（１）违约责任成立之日；（２）违约金请求权被损害之日；（３）违约行为终了之日。
摘要2：【注解】违约金诉讼时效区别于基础债务诉讼时效。
摘要1：【裁判摘要】违约金诉讼时效应从违约责任成立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案再审审查涉及的主要问题是长城公司请求通胜达公司支付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违约金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长城公司与通胜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书》专用条款第26条约定：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为每月5日前按已完成工作量90%比例支付，工程完工付至98%。专用条款第35.1条约定：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为进度款每拖延一天，按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二支付违约金，工期顺延。因此，案涉工程进度款的履行期限为工程完工之日。案涉工程完工初验日期为2010年9月9日，实际竣工日期为2011年12月21日。原判决考虑到在完工至竣工期间，长城公司主张的仍是工程进度款，并据此认定通胜达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的履行期限应为工程实际竣工日期即2011年12月21日之前，对长城公司有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因而，案涉工程进度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1年12月21日起开始计算。违约金的支付以主合同有效及违约行为存在为条件，通胜达公司在案涉工程完工之日未按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进度款，则其支付违约金的责任已经成立，故长城公司要求通胜达公司支付逾期支付案涉工程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也应从2011年12月21日起开始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权利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长城公司于2014年5月27日才第一次起诉要求通胜达公司支付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违约金，已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判决据此认定其丧失了胜诉权，并无不当。长城公司主张案涉诉讼时效应从其第一次起诉要求通胜达公司支付违约金而被拒绝之时开始计算，本院不予支持。长城公司与通胜达公司之间的工程造价争议，并不妨碍长城公司行使要求通胜达公司向其支付违约金的权利。长城公司主张应待工程造价争议解决后才开始计算违约金的诉讼时效，依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以“日"为单位计算违约金数额的，应视为继续性债权，在计算违约金诉讼时效时应当以每一个违约金债权产生的日期分别计算——关于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张2015年10月1日前的违约金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为“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以“日"为单位计算违约金数额的，应视为继续性债权，在计算违约金诉讼时效时应当以每一个违约金债权产生的日期分别计算。故一二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认定因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及时主张2015年10月1日之前的违约金，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按日计付”的违约金每日形成一个独立的债权请求权，应当分别计算诉讼时效。
摘要1：【裁判摘要１】《解除合作协议通知函》中保留通过法律措施等途径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行为，属于主张权利、阻却诉讼时效完成的中断事由，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最后一期履行期限为2014年12月。海韵集团于2016年9月8日向中铁高新发出《解除合作协议通知函》，以中铁高新已经严重违约为由，通知解除与中铁高新所签订的一系列融资协议，并保留通过法律措施等途径追究中铁高新违约责任。海韵集团发函解除案涉系列协议并明确声明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中铁高新违约责任的行为，属于主张权利、阻却诉讼时效完成的中断事由，自2016年9月8日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海韵集团于2017年8月1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中铁高新关于海韵集团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双方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一致，对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基本达成一致，仅就融资安排费的支付存在争议，法院可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合同全部事实，结合法律、法规及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认定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公平合理分配双方责任——从海韵集团发函请求免除3%融资服务费并解除合同，以及中铁高新要求海韵集团一次性支付300万元费用即同意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表明，双方对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一致，对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基本达成一致，仅就融资安排费的支付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并综合全案事实，酌情判决海韵集团向中铁高新支付300万元融资安排费，对双方其他诉讼请求均未予支持，较为合理的平衡了双方实际利益，符合公平原则，金额不超过《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裁判摘要】虽然约定还款期限但同时约定借款未还清之前如公司上市借款本息抵作上市公司投资款，因公司未上市诉讼时效未起算——本案再审审查争议焦点是董××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双方虽然在欠条中约定陈××应分期于2015年6月30日前还清借款本息，但在欠条中也约定：“陈××与保证人泉州××有限公司同时承诺：1.在上述借款还清之前，如果泉州××有限公司被政府批准为上市公司，则在该公司获批之日起10日内，将上述尚欠董××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合计的款项，作为董××在该上市公司的投资款，按照每1元1股的比例入股泉州×××有限公司，董××开始享有该公司的股东权益；2.自愿适当补偿董××因利息计付所产生的差额损失。”而该公司至今尚未上市。根据案涉欠条的约定，董××不仅享有请求陈××偿还借款本息的权利，同时还享有待泉州×××有限公司被政府批准为上市公司后，在该公司获批之日起10日内，将上述陈××尚欠董××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合计的款项，作为董××在该上市公司的投资款，按照每1元1股的比例入股泉州××有限公司，享有该公司股东权益的权利。由于目前泉州××有限公司尚未上市，陈××欠付董××的借款本息尚有债转股的可能性，董××基于欠条产生的权利尚未受到损害。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开始计算，更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二审判决陈××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最长诉讼时效并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中润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佳农公司与工行北分之间系于1998年9月11日和9月14日签订了《人民币借款合同》，该《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自1998年9月14日起至1999年3月15日止，诉讼时效期间应自1999年3月16日起计算。自1999年3月16日起计算，超过二十年的，即至2019年3月16日，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中润公司系于2021年8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诉讼时效。但诉讼时效的延长仅限于“有特殊情况”。即诉讼时效期间的延长只是一种例外。且构成“特殊情况”的，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足以妨碍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事实，而并非权利人能行使而不行使的情况。本案中，自与佳农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的债权人工行北分起，到2005年7月受让债权的的信达北分，再到2013年12月受让债权的中润公司，仅是通过在金融时报等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邮寄债权催收通知等方式向债务人催告，信达北分于2010年6月曾提起诉讼，于2012年5月撤回起诉。各权利人的上述催告及提起诉讼，仅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但最长诉讼时效并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中润公司主张“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未明确是最原始的受损害时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权利主体亦未明确就一定是最原始的债权人，最长诉讼时效保护期限应该从其受让债权的时点重新起算20年，其请求权并未超过最长诉讼时效保护期限，该主张明显缺乏依据。案涉债权自1999年3月16日借款逾期之日起至中润公司于2021年10月11日提起本案诉讼，确已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对中润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未约定还款期限自款项借出之日视为权利受到损害之日，适用最长诉讼时效规定——本案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林××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因此自款项出借之日可视为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自本案借款发生之日即1996年7月3日，至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即2018年5月29日，期限已经超过2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规定，上诉人林××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规定，被上诉人抗辩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上诉人林××又没有存在特殊情况，抗辩事由成立，应判决驳回上诉人林香金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最长诉讼时效仍然属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范畴，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２）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承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抗辩——陈××提供的领（借）款凭证上，领款单位名称栏载明为吉巷老区竹木工艺厂，并加盖有“古田县吉巷老区竹木工艺厂”公章，领款用途和领导批准意见栏载明“兹向陈××借现金用于发展再生产.议定每月利息3%计算.本款由竹席款回笼一次性还清本息。〈于97年8月4日内一次性还清〉”，以上书证内容明确了借款单位、用途、利息计算、还款资金来源和还款期限，可以证实老区竹木工艺厂向陈××借款意思表示的事实，张××抗辩其在领（借）款凭证上领款人盖章栏签字、并接收借款系职务行为，具有事实根据；陈××接受了该领（借）款凭证应视为其对老区竹木工艺厂为该笔借款的债务人的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是法律对保护民事权利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仍是属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一审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并判决驳回陈××对老区竹木工艺厂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陈××该部分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即陈××对老区竹木工艺厂清偿讼争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部分可予支持。．．．．．．结合一审中陈××提交的手机信息的记录内容：1.2017年10月11日张××儿子在收到陈××发送建行卡号的回复信息“收到！12.1之前给您1万元，余下的2018.12.1之前全部给清。（这是约定好的付款方式）。最后我代父亲向您道歉，这么多年也感谢您的理解。”2.2017年11月21日张××儿子发给陈××的信息“元照伯伯，按约定12.1之前给您1万，现在已经将钱转到我吉巷××叔叔的账上，请这几天带上你和我老爸的欠账单到我叔叔处领钱。”以及陈××在诉讼中陈述的其找到张××弟弟要钱时，张××弟弟表示只支付2万元的情况。
摘要2：（续）可以证实2017年10月至11月间陈元照就讼争借款要求张××清偿借款本息，双方进行了协商。陈××向作为老区竹木工艺厂法定代表人的张××催讨借款本息，对此应以普通谨慎人的标准衡量权利人智识经验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陈××对由张××承担清偿责任持肯定的主观心态并追求该结果，张××通过儿子、弟弟××的一系列行为向陈××承诺愿意承担清偿借款本金2万元的意思表示，双方意思表示具备相应的匹配性，符合债务承担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由于双方对原债务人之责任免除问题未能协商一致，前述债务承担在性质上应属于并存的债务承担即成立债务加入。该债务加入在陈××与张××之间成立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张××应对讼争借款债务承担相应的最高限额为本金2万元的清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载明：“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本案中，李×主张双方口头约定每月销售的次月3日内付款，但未得到恒祥公司认可，缺乏证据支持，本案不存在“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且本案系由恒祥公司向李×出具对账单，由李×确认核对后签章，并非需方经供方同意出具欠款条，故本案不符合适用上述批复的条件，原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认定本案恒祥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对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债务的重新确认须具备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的要件；（２）对催收通知书签章确认仅表明其收到该催收通知书并无证据证明债务人有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中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对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债务的重新确认须具备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的要件。本案中，从原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河市镇政府对案涉催收通知书签章确认仅表明其收到该催收通知书，并无证据证明债务人有同意履行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并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并驳回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退一步讲，即使将河市镇政府在案涉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的行为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诉讼时效期间于2007年、2010年重新起算，案涉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也于2012年再次届满。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于2011年10月12日、2013年10月9日、2015年9月25日分别在《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发布催收公告，对河市镇政府债权进行公告催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中，河市镇政府一方并非下落不明，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情形。据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在《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发布催收公告的行为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原审法院认定信达公司湖南分公司于2019年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案涉《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载明，“致：江西省进出口公司。到2009年3月2日止，您(单位)仍欠我行债务本金人民币壹仟零伍拾伍万元整及利息(以银行计息为准)。上述债务均已逾期，您(单位)已构成违约，请立即履行还款”。“债务人声明处”载明“已收到你行2009年3月2日签发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债务人：江西省进出口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规定中“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应作严格解释，即债务人应当明确表示抛弃时效利益，同意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如达成还款协议、签订债权确认书等。根据本案事实，进出口公司上述盖章仅表示其收到银行出具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未明确表示同意履行剩余借款的归还义务，双方亦未达成还款协议，故原审法院认为进出口公司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章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所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对原债权债务重新确认的情形，签章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期间的重新起算，并无不当。基于现无证据证明本案原债权人于2006年12月30日前向债务人催收债权，因此案涉债权已经超出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届满后，不能发生中断情形，故金融管理公司主张2011年2月17日、2011年9月17日、2013年7月29日、2015年7月14日原债权人银行通过报纸催收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施行后，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排除土地出让金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２）追缴土地出让金应当按照一般的合同债权请求权适用３年的诉讼时效限制。
摘要2：【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１７０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民法典》实施后已经废止不再适用。（２）应当适用《民法典》第１９０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摘要1：【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案涉地块应当补交的土地出让金系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隆仁公司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再审申请期限不是诉讼时效期间，该期间经过当事人申请再审应裁定驳回再审申请；（２）构成新的证据的条件还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０条第１项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裁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对此，华森公司以其有新的证据为由，主张其申请未超过申请再审期限。据此，应对华森公司申请再审中所称证据清单中第12组至15组是否为新的证据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下列证据之一的为新的证据：（一）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二）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三）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根据此条规定，华森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再审中的新的证据。理由是：第一，华森公司提供的证据12和证据13，均形成于本案诉讼之前，且为华森公司所持有，不存在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第二，证据14和证据15虽形成于本案终审判决之后，但构成新的证据的条件还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裁定的”这一条件，而从这两份证据的内容看，显然证据本身内容与本案事实并无关联，更不能推翻本案原审判决。因此，华森公司在申请再审中提交的上述四份证据均不构成再审中的新的证据，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第三人撤销之诉受起诉期间（不是诉讼时效期间）约束——关于唐×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超过了六个月时效期间的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是2013年1月1日起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新规定的制度。该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看，唐×在（2006）越法民一初字第540号案和（2006）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008号案审理中就已经知晓（2000）穗中法经终字第01354号民事判决的内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施行之日2013年1月1日起算六个月，唐×应当在2013年7月1日之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其迟至2016年1月6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时效期间。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限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故唐×以提起另案诉讼而主张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即使唐×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其起诉也超过了六个月的起诉期限。由此可见，原审裁定驳回唐朝的起诉，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确认合同无效属于形成权，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确认之诉，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同时，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基于持续习性侵权行为产生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从第一次锁机时知道该侵害行为的时间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百事成公司与林××因车款问题一直有纠纷，百事成公司的两次锁机以及中间的租车还贷行为实质上是一个整体，都是基于林××拖欠贷款而引发的，故诉讼时效应从第一次锁机时林××知道该侵害行为的时间起算。百事成公司第一次锁机是在2007年8月1日，林××挖掘机被锁后无法工作，其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时效从2007年8月1日开始计算。然而，2008年2月28日林××写给百事成公司一份《请求书》，请求百事成公司不要锁机，该份《请求书》上面虽然只有林××的签字，但是百事成公司一审期间作为林××拖欠其贷款的证据提交的，可以认定百事成公司收到了该份《请求书》。2008年6月6日林××给邓××出具了一份《承诺》，要求邓××在林××还清贷款后将挖掘机返还，《承诺》上面有邓××的签字。2010年4月20日林××曾向一审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撤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二条的规定，中途双方就贷款偿还、停止锁机的事项进行协商以及林××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事实，已经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林××2010年11月16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时效属于消灭时效，票据时效经过将直接导致票据权利消灭——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法律后果为票据权利的消灭，故票据权利时效有别于诉讼时效。票据时效的经过将直接导致票据权利的消灭。票据权利时效是票据法上的特别规定，原审法院主动适用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认定招行创智天地支行对相应前手的票据权利归于消灭，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周××、石×为被保证人善革坊公司提供票据保证，在善革坊公司免除票据责任的情况下，周××、石×相应票据责任亦可免除。
摘要2：【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2民终3929号
【摘要】人民法院主动适用票据权利时效——关于人民法院可否主动适用票据权利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行使而消灭。该条文明确了票据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法律后果，即为票据权利的消灭。票据权利时效有别于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义务人可进行诉讼时效抗辩，权利人丧失了胜诉权，但实体权利依然存在，而票据时效的经过将直接导致票据权利的消灭。但同时，票据时效届满仅消灭了票据权利，也并不必然导致持票人其他实体上权利的丧失。因此，本院认为，票据权利时效是票据法上的特别规定，它与票据的流通功能相适应，旨在维护票据法律关系的稳定与秩序。原审法院主动适用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认定上诉人招行创智天地支行票据权利对相应前手的票据权利归于消灭，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招行创智天地支行所提及的“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这一条文，本院认为，该条目的在于区分票据上不同当事人(如出票人、背书人、保证人等)以认定票据权利时效，体现了票据行为的独立性，而不是将票据权利时效制度等同于诉讼时效制度。另外，鉴于被上诉人周××、被上诉人石×作为票据保证人系为被保证人善革坊公司提供票据保证，在善革坊公司因票据时效经过而免除票据责任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周××、被上诉人石×的相应票据责任亦可免除。
摘要1：解读：《民法典》第５１１条第４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时适用“随时履行”规则（但债权人随时请求履行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６２８条规定买卖合同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适用“同时支付”规则——（１）“随时履行”与“同时支付”并不存在矛盾；（２）不论是“随时履行”还是“同时支付”规定的均是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主张价款的时间，而非要求债权人必须在“随时”或“同时”向债务人主张价款，不能以“随时”“同时”作为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
【注解】（１）《民法典》第５１１条第４项规定“随时履行”规则——利息不起算；（２）《民法典》第６２８条规定“同时支付”规则——买卖合同利息应当起算。
摘要2：【注解】《民法典》第６２８条规定在未约定付款时间情况下对买受人应付货款时间的规定，即该情况下出卖人可以向买受人主张货款的时间，而非要求出卖人必须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主张货款，故买受人请求货款的诉讼时效亦不能理解为从上述时间节点起算。——参考案例：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辽10民终2293号
摘要1：【裁判摘要】《民法典》第６２８条规定在未约定付款时间情况下对买受人应付货款时间的规定，即该情况下出卖人可以向买受人主张货款的时间，而非要求出卖人必须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主张货款，故买受人请求货款的诉讼时效亦不能理解为从上述时间节点起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二十八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该条款系在未约定付款时间情况下对买受人应付货款时间的规定，即该情况下出卖人可以向买受人主张货款的时间，而非要求出卖人必须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主张货款，故买受人请求货款的诉讼时效亦不能理解为从上述时间节点起算。本案上诉人罗××与被上诉人杜××2013年4月发生买卖行为后，杜××于2013年12月13日向罗××出具了未约定还款方式及期限的欠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号《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答复函的意见，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罗××向杜××主张权利时起算，罗××本案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当事人约定分期偿还借款，给付某一期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实质上即分期还款的借款合同时效何时起算的问题。合同中所确定的几次分别履行的款项应当被理解为整个合同整体权利义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合同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利义务是不可分的，同一合同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分别作为整体的权利与义务存在。尽管合同是分期履行，但其义务的设定是依据同一份合同，其义务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权利人的权利内容，权利人基于该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同样也是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其主张合同权利也是对整体权利的主张，故权利人可以在该项作为整体的权利最终到期而未能实现时，就该项权利提出主张。另一方面，如果债务人在分期履行的履行期限届满时没有履行其分期还款义务，只要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逾期利息，并且在合同所规定的总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履行所有合同义务，则其并未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任何损害。所以，应于债务人的整体义务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已经明确了分期付款合同的诉讼时效计算问题）因此，吉原石油天然气公司应当在约定的各个个别债务的履行期限内履行义务，否则即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逾期利息，但只有在整体合同的履行期限届满时仍未履行合同义务，才构成对光大银行合同权利的侵害，光大银行亦由此取得要求吉原石油天然气公司履行义务、承担相应责任的权利。
【注释】2004年12月份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对该问题形成了统一的裁判尺度：基于同一合同所约定的同一债务具有整体性、分别起算会割裂合同的整体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考虑，分期履行合同的诉讼时效应从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开始计算。在此之前，已经审结的案件不再适用该民州标准，在此之后审理的一、二审案件，应当按照该裁判标准进行审理。——宋晓明、张雪《诉讼时制度适用中的难问题》，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民商事审判指导》2007 年第１期(总第11期)，人民法院出版社207 年版。
摘要2：【裁判摘要2】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保证期间、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为止等类似内容，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债权人应当在此期间依法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因此，本案中，对保证人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期间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借款合同中的前五期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也没有超过信托公司的担保责任期间，信托公司应继续承担担保责任。
【解读】信托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至主合同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对信托公司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不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给付物业费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确定｜物业服务费债权是典型的继续性合同项下定期给付债权，给付每一期物业费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从每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关于丽园物业公司主张的部分物业管理费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本院认为，因广发行开平支行未缴纳物业管理费，丽园物业公司分别于2004年3月－2007年9月期间，逐月或不间断的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方式向广发行开平支行送达《催款通知书》，要求该行缴纳拖欠的物业管理费，其对债权的主张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依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丽园物业公司自2007年9月催款至2008年1月提起诉讼，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广发行开平支行虽称2004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26日的物业管理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并未提供证据推翻丽园物业公司在上述期间向其送达的《催款通知书》，对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判决认定丽园物业公司要求广发行开平支行支付2004至2007年期间的物业管理费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请求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确定——二审判决认定金泉公司、泉发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否错误。《公司法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债权人基于该款规定对于清算义务人享有的请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由于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债权人因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产生财产损失之日起算。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05年5月26日，金泉公司、泉发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再字第5号判决书。2006年5月22日，因东信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28日作出(2007)裕指执字第2-2号民事被申请人河北东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提交清算所需的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债务清册、债权清册、财务账册等说明财务状况的材料，经向被申请人的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贸易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新华区××建设开发公司、河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及董事会释明，被申请人的股东及董事均未提交清算所需的上述材料，致使该案无法清算。该院遂于2016年1月15日作出(2011)新民清（算）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因此，金泉公司、泉发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由于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致使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产生财产损失之日为上述两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裁定书生效之日。故金泉公司、泉发公司于2016年8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请求权超出诉讼时效期间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管理人请求给付必要管理费用、损害赔偿费用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确定——对于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陈×主张陈××、徐××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但根据陈露在（2013）永法民初字第01751号民事案件中的答辩意见，即陈×于2011年2月22日向陈××出具了金额为30000元的欠条，出具欠条的原因系陈××在农转非时为其垫支了几千元费用，陈××要求其出具，其实际认可了陈××已向其主张权利，故其该项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陈××向陈×主张权利后，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开始计算。因此，陈××、徐××的诉讼请求尚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销合同标的物掺杂使假引起的诉讼如何确定诉讼时效的复函（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６日法函〔１９９２〕１０号
【摘要】因购销合同的标的物掺杂使假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即“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民法总则》施行后《民法通则》关于１年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不再适用）——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四）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及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一年短期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蓝××于2016年8月12日失踪，其近亲属请求赔偿的，如果没有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诉讼时效于2017年8月11日届满。但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规定，蓝××失踪后，二原告与被告周××经协商后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了《后事处理协议书》，二原告在签订协议时已经就此事向被告周××主张权利，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自2016年10月10日起重新计算，于2017年10月9日届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规定，《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统一为三年。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取得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失去该抗辩权，在《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未届满的，适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综上所述，本案诉讼时效因二原告于2016年10月10日向被告周××主张权利而中断，《民法总则》施行后，本案诉讼时效尚未届满，故本案适用《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本案诉讼时效于2019年10月9日届满，二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经过，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根据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祝××死亡事件发生于1976年，而祝××１于2017年起诉主张赔偿，已经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最长权利保护期限。即使考虑到祝××去世时祝××１年纪尚小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尚未出台的事实，但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施行，此时法律规定已经明确，祝××１亦已成年，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从此时开始起算诉讼时效，亦已超过了法律规定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加之，祝××１为证明其在1976年至起诉之前多次向南山村委会和湖泗街道办主张过权利，申请证人祝某出庭作证，但祝某陈述祝××１在1994年之后就没有向其主张过权利。而祝××１主张其于2009年、2016年分别向组织提交了申请书，但只是其一方陈述，并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且南山村委会、湖泗街道办均不予认可。因此，即使从1994年重新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也超过了法律规定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且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的情形。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