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232号
【裁判摘要】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约定管辖法院但约定不一致则以主合同为准——案涉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担保函均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借款合同和其从合同对管辖的约定虽不一致，但就每份合同而言，合同各主体就管辖是达成合意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解决了主、从合同分别约定管辖时如何确定管辖的问题，根据该规定，具体到本案，应当根据主合同即借款合同约定的管辖确定管辖法院。借款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乙方（西部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的住所地为陕西省西安市，本案诉讼标的为16亿余元，按照级别管辖的规定，属于高级法院管辖范围，故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355号
【裁判要旨１】案涉债务加入协议签署时，虽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债务加入，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认定构成债务加入。
【裁判要旨２】欠缺公司决议程序的债务加入协议无效，债务加入人应参照法律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承担的民事责任而非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债务加入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债务加入人因债务加入协议欠缺公司决议程序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后的民事责任可以参照担保无效的规承担法定民事责任，一审判决关于债务加入人基于无效的债务加入协议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依法纠正。
【裁判要旨３】（１）股权质权的设立采取登记要件主义，质权自登记时成立是法律对股权质押权设立的强制性规定；（２）案涉《股权质押合同》签订后未办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权并未实际设立。
【裁判要旨４】虽然当事人未对案涉债务加入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请求，但是，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的除外情形“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除外”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67号
【裁判摘要１】张某某所提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涉案31273400股方盛制药股票（证券代码603998）中的二分之一属无效质押，方××仅以涉案31273400股方盛制药（证券代码603998）中的二分之一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支付本案债务”。其上诉请求所依据的理由是“案涉31273400股方盛制药股票是其与方××的夫妻共同财产，方××设定股票质押没有征得其同意”。张某某在一审中没有以案涉股票属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提出诉请或抗辩，仅提出方××质押股票产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二审案件应当围绕一审的诉讼请求审理，对张某某在一审没有提出抗辩和反诉的请求，该请求在二审中无法进行审理。通说认为当事人提起上诉必须具有上诉利益。与一审程序的诉权和诉讼要件相对应的，是二审程序的上诉权和上诉要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了上诉要件，包括当事人提起上诉必须符合法定的上诉范围，即法律规定可以提起上诉的裁定和判决；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定和判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须适格，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应当是一审诉讼当事人；上诉须在法定上诉期间内提起；上诉须递交上诉状；依法及时交纳上诉费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判决未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得上诉，并未限制一审其他当事人行使上诉权，因此上诉人张某某有上诉权，但其权利的行使应当限制在一审的抗辩意见范围内。张某某在本案一审中是天风证券与方××债务关系中的被告，同时也是天风证券与方××股票质押关系中的第三人。张某某作为股票质押关系的第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对股票质押合同的效力和质押股票的权利提出独立的请求，在一审没有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下，张某某主张的案涉质押无效仅能认定为是一种抗辩理由，并不构成《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独立上诉请求。
摘要2：【裁判摘要２】在本案正式开庭时，张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要求对上诉请求作出三项变更：一是请求确认案涉股票质押全部无效；二是请求按照民间借贷新规调减利息和违约金；三是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天风证券的律师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根据该规定，张某某上述三项变更上诉请求，均不在上诉期限之内，其超出上诉期限后新增加的上诉请求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
摘要1：解读：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７１条之规定，让与担保中债务人未清偿债务时，债权可依约定直接处置财产以偿还债权。
摘要2：【注解１】（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６８条第２款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但是不影响当事人有关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的效力。当事人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对该财产享有所有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债权人请求参照民法典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对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债务人履行债务后请求返还财产，或者请求对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２）因此，让与担保关于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则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约定无效，但债权人有权请求参照担保物权规定对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注解２】（１）当事人已经设定的让与担保，应以“名为买卖，实为担保”为由否定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但同时应认定债权人对标的物享有担保物权从而确保其就标的物优先受偿——在当事人签订让与担保合同且已完成设定让与担保的公示要件时，应将让与担保理解为当事人根据抵押合同或者质押合同中存在的流押或者流质条款办理的财产权利变更登记，因流押或者流质条款无效导致财产权利的变动也无效，但流押条款或者流质条款无效不影响抵押合同或者质押合同的效力，且债权人已经完成物权公示要件，自应取得抵押权或者质权；（２）当事人仅订立让与担保合同而未完成转移财产权利的公示方式，也应以应以“名为买卖，实为担保”为由认定买卖合同无效，但同时应认定当事人有关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从而在否定债权人继续履行买卖合同的同时认可债权人请求继续履行担保合同的权利——让与担保合同也可理解为抵押合同或者质押合同中包含着流押条款或者流质条款虽然无效，但不影响抵押合同或者质押合同的效力，债权人虽然不能请求担保人继续履行其中的流质或者流押条款，但应有权请求履行抵押合同或者质押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045号
【裁判摘要】股权不单纯是财产权，而是具有财产性权利和人身性权利的复合体，股东身份权应当由持股一方单独行使，其中的财产性权利只有当股权变现时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方单独进行的股权转让、质押系有权处分，在没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等事由时，相关股权转让、质押合同应为有效。本案中，方盛制药股票一直登记在方某某名下，方某某与张某某离婚协议仅约定对股票暂时不作分割，张某某不是涉案质押股票外观公示的所有权人，方某某处分案涉股票无需取得张某某的同意。方某某将其持有的股票质押给天风证券，天风证券按约提供了初始融资额287,914,200.75元，天风证券取得案涉股票质权支付了合理价款，张某某亦无证据证明方某某与天风证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二审法院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认定天风证券善意取得案涉股票质权，说理虽有瑕疵，但处理结果正确，张某某此项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解读】本案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股权处分的规则，即登记一方在没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等事由时，股权的处分应为有效。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7民终4189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工行义乌分行对抵押物华康公司所有的坐落于义乌市××、××号的房产（即案涉房产）在抵押合同约定的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广发银行杭州文三支行对质押的华康公司就案涉房产的应收租赁款项在质押合同约定的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均已经生效判决所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致使抵押财产被人民法院依法扣押的，自扣押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该抵押财产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但抵押权人未通知应当清偿法定孳息的义务人的除外”的规定，不动产抵押的抵押标的物是不动产本身，并不及于因该不动产产生的租金收益等孳息。因此，华康公司将案涉房产抵押给工行义乌分行后，在工行义乌分行实现抵押权之前，又将基于该房产所产生的租金收益出质给广发银行杭州文三支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两生效判决分别确定的抵押优先权及质押优先权系存在于同一财产上的两个不同的优先权。该两优先权虽在抵押权实现前并不存在冲突，但在依法实现抵押权时，基于上述法律规定，抵押权人工行义乌分行有权收取该抵押物上的天然孳息及法定孳息，原所有权人华康公司即丧失对抵押物天然孳息及法定孳息的权益。而广发银行杭州文三支行享有质押优先权的基础是华康公司对应收租金的收取权益，故在案涉抵押权实现后，在抵押物上就法定孳息即租金设定的质权归于消灭。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七十九条“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的规定，确认工行义乌分行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抵押优先权优先于广发银行杭州文三支行质押权受偿，并基于案涉房产上存在广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合法租赁权应予保护的缘由，对案涉房产进行带租拍卖，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在执行法院对案涉房地产裁定带租拍卖成交后，华康公司即失去案涉房地产的所有权，并进而丧失其对该房地产享有的其他权利，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广发银行杭州文三支行要求确认广发银行杭州分行与华康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项下自法院裁定案涉房地产所有权转移之日起至2030年11月9日止的房屋租金归其所有的请求亦无不当。综上，广发银行杭州文三支行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辖终51号
【裁判摘要１】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属于约定不明应当依法确定管辖法院——《委托协议》《补充协议》对于争议解决条款，均约定为“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各方均应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款对管辖法院约定不明，故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
【裁判摘要２】关于睿鹏合伙企业诉中科招商公司的诉讼应否合并审理问题。睿鹏合伙企业以中科招商公司与中科发明公司系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单××，二公司构成人格混同为由，起诉中科招商公司应对中科发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与依据《委托协议》《补充协议》《质押合同》起诉中科发明公司、单××、深圳前海合伙企业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及担保责任，虽请求权基础不同，但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并具有合并审理的事实基础,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当合并审理的情形。中科招商公司关于两诉系不同法律关系，不构成共同诉讼，不能合并审理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金钱质押执行异议的处理
【裁判要旨】金融机构以享有金钱质权为由请求中止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案外人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处理。即便未约定金融机构享有直接扣划权，只要金融机构、出质人就“未经质权人同意，出质人不得动用资金”作出明确约定，仍应认定金钱质权成立并生效。作出最终裁判结果时，人民法院不仅要对质押合同关系是否存在、金钱质权是否有效设立等进行判断，还要对金融机构的兑付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判断。
【案号】执行异议：(2018)京01执异148号；执行复议：(2018)京执复62号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京执复62号
【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京01执异403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如果金融机构已对汇票承兑或者已对外付款，根据金融机构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解除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相应部分的冻结措施。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已丧失保证金功能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扣划措施。本案中，在本院冻结涉案账户前，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与亿阳集团公司已签订承兑协议，亿阳集团公司亦将2664万元保证金存入涉案账户，上述存款已以专户形式特定化，且中信银行哈尔滨分行已向第三方履行了支付义务，故其请求解除对亿阳集团公司在该行保证金账户的冻结措施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解读】保理商申请冻结被申请人在承兑银行保证金，如果承诺银行已经向持票人承兑、付款，自然取得对保证金的金钱质权，依法可以排除保理商对该保证金采取的执行措施，享有优先受偿的实体权利。
摘要1：【案号】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皖01民辖终864号
【裁判摘要】保理商向债权人、保证人主张收回保理款，（１）主合同约定管辖条款与从合同约定不一致时以主合同约定为准；（２）多份合同管辖条款约定不一致时以后形成版本为准；（３）无法通过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时可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标准确定管辖法院——本案被上诉人是基于主合同即《国内池保理融资业务合同》和从合同即《应收账款回购保证书》、《质押合同》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关于“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的规定，本案应依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虽然永辉保理公司与美嘉乐商贸公司签订的《国内池保理融资业务合同》第16.2条约定“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至被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但此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九条对《国内池保理融资业务合同》中的管辖约定作了变更即约定“原保理合同及本协议履行期间，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各种问题，协商不成交由本协议签订地合肥市经开区法院裁决。该条款约定的管辖法院（签订地法院）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且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约定，应作为确定本案管辖法院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因案涉《补充协议》载明的签订地合肥市经开区，属于原审人民法院司法管辖区域内，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以合同实际签订地与约定签订地不符主张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理由，于法不符。
摘要2：
摘要1：【案号】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7民终5954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对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个别清偿，管理人无权侵权撤销个别清偿行为；但是，债务清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低于债权额的除外——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24日，双佳公司与浦发银行签订《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一份，约定双佳公司用其定期存款1250000元为浦发银行发放的信用证业务6250000元提供质押，质押效力除及于质押财产本身外，还及于质押财产的从物、从权利、孳息及其代位物，担保的主债权在2014年2月24日至2014年8月24日止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250000元为限。2014年8月25日，浦发银行从双佳公司的账户内扣划了19568.84元用以清偿双佳公司在浦发银行的贷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浦发银行于2014年8月25日根据其与双佳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从该公司的银行账户中扣划涉案款项，在法院受理双佳公司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双佳公司此时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资产也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而该个别清偿行为并未能使双佳公司的财产得到受益，却使其他债权人平等受偿的权利受到了损害，因此管理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星耀所要求撤销双佳公司对浦发银行的个别清偿行为并返还相应款项，其主张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判决：一、撤销浙江双佳制衣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5日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清偿19568.84元的行为。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浙江双佳制衣有限公司管理人）人民币19568.84元。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信用证业务实际，本案浦发银行因信用证承兑产生对双佳公司债权之时即行使了质押权，根据《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约定，担保范围为主债权上限125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而此时该金融业务尚未发生利息，故浦发银行仅对125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据此，浦发银行从双佳公司相应账户中扣划超过125万元的部分，属于破产企业双佳公司个别清偿行为，一审予以撤销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１）浦发已经已经收取收取125万元存款系质押财产，其享有优先受偿权，不属于破产撤销权的个别清偿；（２）浦发银行仅对125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超过125万元的部分属于破产撤销权的个别清偿行为予以撤销并无不当。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津02民终5786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五)放弃债权的。”关于第(三)项“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并未明确规定可撤销的“财产担保”是为他人债务还是为自身债务提供财产担保,但从立法意图来说,对债务人自身的债务法律上尚且不允许提供“财产担保”,那么债务人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而为他人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更是损害原有普通债权人的利益,法律上当然会更不允许。另外“没有财产担保的”也不能理解为只要这笔债务有财产担保,也无论财产担保是否足额都不符合该条规定,而应当理解为只要该笔债务无任何财产担保,或者该笔债务即使有财产担保,但设定在该笔债务的财产担保未足额,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又为该笔债务余下尚未足额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可撤销情形。本案中,2014年12月25日,实际借款人为其7000万元借款与大连银行天津分行签订《抵押合同》并作抵押登记,但抵押登记载明抵押物价值3500万元,其余3500万元借款未有财产担保。本案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因为在破产程序中,有财产担保的债权较之普通债权优先受偿,债务人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意味着本应于集体清偿的财产变成了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优先受偿标的,从而使普通债权人通过破产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数额减少,这显然不符合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公平清偿的目标,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在于保护破产企业普通债权人利益的立法精神相悖,故原审法院判决新高地公司与大连银行天津分行签订的涉案之质押合同依法应予撤销并由相对人返还债务人财产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注解】“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包括——（１）为他人债务和为自身债务提供财产担保；（２）债务无任何财产担保或者该笔债务即使有财产担保但设定在该笔债务的财产担保未足额，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１年内，债务人又为该笔债务余下尚未足额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61号
【裁判摘要】经查，在兰州银行武威分行与明大选炼厂签订借款协议同日,兰州银行武威分行与明大选炼厂又签订《权利质押合同》一份，约定明大选炼厂以其持有的采矿许可证项下权利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经查，案涉采矿许可证载明的有效期限为2011年3月22日至2016年1月22日，即在兰州银行武威分行2017年4月向一审法院起诉时，该采矿许可证已经过期。虽明大选炼厂已向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延续登记，但尚无证据显示该申请已获批准，即其是否取得采矿权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故兰州银行武威分行请求对明大选炼厂的采矿权优先受偿缺乏证据支持，一审判决未予支持并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初164号
【裁判摘要】《合伙企业法》关于“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规定，属于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较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于公司担保事项的相关规定更加严格适用——依照《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之规定，楼舜投资合伙、云舜投资合伙、昭舜投资合伙、恩尚投资合伙、拓际投资合伙、麦沃投资合伙、际彤投资合伙、麦心投资合伙在以其自身合伙企业的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时，应当经其自身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现东融公司出示了其均为有限合伙人的云舜投资合伙的《合伙协议》、拓际投资合伙的《合伙协议》的原件，以及仅提交了楼舜投资合伙的《合伙协议》、昭舜投资合伙的《合伙协议》、恩尚投资合伙的《合伙协议》的复印件，虽然东融公司两次向本院提交的上述证据在形式上存在部分差异或者无原件等证据瑕疵，但上述《合伙协议》中的第十条“合伙企业事务执行”第2项均约定“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第7项均约定“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鉴于麦沃投资合伙、际彤投资合伙、麦心投资合伙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且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质证意见，亦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东兴证券公司亦未能提交相关《合伙协议》，故麦沃投资合伙、际彤投资合伙、麦心投资合伙在以其自身合伙企业的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时，应当适用《合伙企业法》的上述规定，亦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第三，《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于东兴证券公司是否为善意第三人，本院认为，《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据此，由于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要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此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无论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在以合伙企业自身的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时，均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否则将有可能损害其他合伙人特别是普通合伙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2：（续）故《合伙企业法》关于“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规定，属于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较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于公司担保事项的相关规定更加严格适用。由于东兴证券公司未能提交关于案涉全部合伙企业出质人“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相关证据，亦未能举出其他证据证明其在订立上述全部《合伙企业份额质押合同》时对出质人已“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进行了审查的事实，而《合伙企业份额质押合同》第12条“乙方的声明与承诺”中12.2“乙方具备担保人的合法资格。因乙方无权签署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全额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12.4“质押合伙企业份额不存在其他共有人，或者虽然存在其他共有人，但该质押担保行为已经获得其他共有人的书面同意。”的条款，仅是针对合伙企业份额的声明与承诺，未涉及公司机关的决议事项，故东兴证券公司仅以《合伙企业份额质押合同》第12.2条、第12.4条为依据，并认为“合伙企业法第25、31条规定属于管理性的规定，而非效力性的规定，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合伙企业对外提供担保、出质份额不影响相关效力，我方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慎义务”的理由，于法有悖，本院不予采纳。东兴证券公司并非善意第三人。
【解读】（１）在合伙协议未限制的情况下，有限合伙人可以其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出质；（２）在合伙协议未约定的情况下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应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债权人明知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与合伙企业签订担保合同构成非善意，但并不必然造成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能够证明全体合伙人对合伙担保明知且没有提出反对视为已“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担保合同有效；反之则担保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883号
【裁判摘要】案情是否简单与当事人决定是否委托律师代理案件没有必然关系——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诚泰公司是否应就案涉20万元律师费用承担质押担保责任。首先，双方已约定诚泰公司为案涉20万元律师费用承担担保责任。根据已查明事实，双方签订的《质押合同》（适用于股权质押）约定“2.质押担保范围2.2本合同项下的质押权利所担保范围除了主债权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外……还包括由此产生的利息……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处置费用、税费、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可见，本案律师费用作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属于诚泰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的对象；其次，案情是否简单，与当事人决定是否委托律师代理案件没有必然关系。一方面案情是否简单因人而异，并无绝对客观标准；另一方面当事人作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委托律师代理案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再次，本案与北京高院审理的另一案件，当事人、委托律师及其律师事务所均不相同故另一案件中主债务人是否支付律师费及其数额，与本案中担保人对案涉律师费承担质押担保责任没有必然联系；最后，根据联储公司提交的当地律师收费参考标准，就本案而言，案涉20万元律师费，并未超过当地行业一般收费水平，不存在高额收费损害诚泰公司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000号
【裁判摘要】法院可以按照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送达地址送达诉讼文书｜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送达地址的，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八条的规定，按照该约定送达的地址为当事人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的，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上述“约定送达地址”既可以是合同双方因为合同履行而送达相关文书的地址，也可以是为将来发生诉讼、仲裁时，审判机关、仲裁机构为当事人送达诉讼和仲裁文书的送达地址——《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八条规定：“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二）没有约定的，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书面材料中载明的自己的地址为送达地址……”。潘××在《委托贷款质押合同》第二十条明确其联系地址为“南宁市青秀区金州路××号金旺角商住楼×层×号”，送达方式约定为“以邮政信函递交的，寄出后满七日视为送达”，在其递交的《民事上诉状》确认的地址也是“南宁市青秀区金州路××号金旺角商住楼×层×号”。一、二审法院按照潘××在《委托贷款质押合同》约定的送达地址送达诉讼文书，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背书是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且签章的票据行为（附属票据行为）。
【目录】背书特点；背书性质；粘单；背书记载事项：签章＋背书日期＋被背书人名称；背书连续性证明效力；附条件背书所附条件无效；部分背书无效；分别背书无效；背书记载“不得转让”字样效力；委托背书（委托取款背书）；设质背书；汇票不得背书转让情形；背书权利担保效力
摘要2：【注解１】以汇票、本票、支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严格采取〖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签章交付相关票据〗的方式，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设立——（１）根据《票据法》第３５条及《票据纠纷司法解释》第５４条规定，票据质权的设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票据上必须存在”质押“字样和票据权利人的签章；第二，票据质押必须以质押背书的形式进行，单纯的交付或者质押合同的签订不能设立票据质权。（２）《物权法》《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票据质权自交付生效并将质押背书作为对抗要件，与《票据法》存在冲突；（３）《民法典》第４４１条规定”法律另有过会的的，依照其规定》“，给予《票据法》在票据质押上的适用空间；（４）《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５８条规定：以汇票出质，当事人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在汇票上签章，汇票已经交付质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质权自汇票交付质权人时设立。
【注解２】(１）商业汇票贴现是指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通过背书方式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２）我国票据法并未对贴现问题进行规定，关于贴现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关部门规章中，根据《票据纠纷司法解释》第６２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
【注解３】质权人是否负有提示付款义务？｜质权人对案涉票据不负主动提示付款的合同义务，其未在提示付款期限内主动操作提示付款，而是根据出质人的指示对案涉票据操作提示付款，并不构成违约。——参考案例：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赣民终114号
摘要1：【案号】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陕08民终2464号
【裁判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押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本案中，上诉人袁××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承兑汇票上记载了“质押”字样，缺乏票据质押的法定生效要件，故涉案借款不存在票据质押。同时，袁××与张××均自认涉案承兑汇票系张××所有及慕××已将涉案承兑汇票返还张××的事实，故上诉人袁××、朱××上诉主张将涉案借条的抵押物返回上诉人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袁某某等诉慕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案号】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陕08民申14号
【摘要】至于承兑汇票质押的问题，因申请人无证据证明该质押行为符合票据质押法定生效要件，故涉案借款不存在票据质押，且袁××与张××均认可涉案承兑汇票系张××所有及慕××已将该承兑汇票返还张××的事实，故二申请人所持被申请人慕××擅自将承兑汇票返还张××，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6民终2760号
【裁判摘要】农行岳阳分行与林纸公司签订的权利质押合同合法有效，林纸公司已将本案争议票据交付给农行岳阳分行，不论该票据上的质权是否设立，林纸公司清偿完借款债务后，农行岳阳分行都应当及时返还票据，不能返还票据的应当赔偿损失。出质汇票上是否背书记载“质押”字样，是双方当事人共同的审查责任，农行岳阳分行既然收下了质押凭证，就是对凭证的认可，其以承兑汇票上未注明“质押”字样，要求林纸公司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林纸公司在办理2014年1月23日权利质押时，对农行岳阳分行出具的缺少公私印鉴、汇票金额与合同金额严重不符的权利质押清单没有尽到认真审查的合同附随义务，确有过错。然而本案纠纷的产生原因是余×实施犯罪行为，林纸公司的过错为余×挪用票号为24931596、23021963的二张汇票提供了方便，但并不是损失造成的原因，即使林纸公司无过错，一样可能因余×的犯罪行为造成本案损失，故林纸公司因过错而需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宜过高，本院酌定免除农行岳阳分行向林纸公司支付利息的责任，该部分损失由林纸公司自行承担。农行岳阳分行提出的林纸公司有重大过错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本院部分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再326号
【裁判摘要】以原告是否享有胜诉权来裁决原告是否享有诉权并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再审申请人建行宁德分行是否享有诉权。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建行宁德分行提起的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因此，必须遵循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二）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具体到本案，建行宁德分行作为案外人对济南中院裁定扣划中信担保公司在建行宁德分行辖属蕉城支行开设的两个保证金账户中款项7595万元不服而提出执行异议，济南中院裁定驳回了其异议，并明确“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因此，建行宁德分行向济南中院提起诉讼，是济南中院执行异议裁定所明确赋予的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关于案外人权利救济之规定，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上述起诉条件。一审法院济南中院以有关借款均由建行宁德分行下属支行与相关债务人签订借款合同并发放贷款、建行宁德分行对相关债务人并不享有债权，中信担保公司的保证金账户均开立在建行蕉城支行、涉案保证金并未移交建行宁德分行占有因而不享有质权为由，认定建行宁德分行作为本案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之规定驳回其起诉，实质上是以原告是否享有胜诉权来裁决其是否享有诉权，
摘要2：（续）显然是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错误理解，其适用法律错误。再审申请人建行宁德分行与中信担保公司签订了两份《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中信担保公司在建行宁德分行辖属蕉城支行开设两个保证金账户，分别存入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以该保证金及相应利息为相关债务人在某段期间与建行宁德分行及辖属支行签订的人民币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金质押担保，当债务人不履行主合同项下到期债务或不履行被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或违反合同的其他约定，建行宁德分行及辖属支行均有权从上述保证金专户中划收相应款项。因此，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内容上看，建行宁德分行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组织。山东高院认为一审认定建行宁德分行的起诉不符合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亦是对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条件的不当理解所致，其适用法律亦错误，应予纠正。建行宁德分行的诉权依法应予保护，济南中院应对建行宁德分行的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而后依法作出裁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44号
【裁判摘要１】执行标的动产尚未完成交付前执行标的的执行程序尚未终结，案外人可以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四条关于“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的规定，绵竹农商行作为案外人对一审法院执行6691账户内的资金提出异议应当是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29日从6691账户扣划180万元至一审法院账户，并于2015年2月4日、7月9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向杨×分配执行款1299974元、672778元。而绵竹农商行系于2015年2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此时一审法院并未将执行款项全部分配给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绵竹农商行提出执行异议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绵竹农商行在其执行异议被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后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本案应当受理。一审判决查明绵竹农商行在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执行异议的事实有误，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担保人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约定担保人在银行开设账户的用途为担保且银行在特定情形下有权止付，即可认定该账户为专户且银行已实际占有和控制担保人的担保专户——欣融担保公司与绵竹信用社就融资担保曾于2O08年签订《合作协议》，2010年至2O12年连续三年签订《融资担保业务合作协议》，2012年11月22日签订《全面合作协议书》《融资性担保公司保证金监管协议》，一致约定双方将欣融担保公司在绵竹农商行开立的担保基金专户（即6691账户），为企业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双方成立书面质押合同。该担保系欣融担保公司为其履行连带保证责任提供的特定账户内的金钱质押担保，与其向绵竹农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不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金钱质押作为特殊的动产质押，还应符合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两个要件。首先，欣融担保公司在绵竹农商行开立的6691账户与《合作协议》约定的账号一致，绵竹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6691账户流水清单及向本院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可以证明欣融担保公司按照约定根据每次担保贷款额度的一定比例向6691账户缴存保证金，
摘要2：（续）该账户除存入和退还保证金外未作其他结算，符合金钱特定化的要求。该账户流水清单显示仅有一笔2010年6月23日存入的150000元为“叶××担保费”，绵竹农商行主张系欣融担保公司填写错误，应为保证金，且绵竹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1年6月29日的转账支票载明，6691账户向叶××转账150000元，用途为“退保证金”，也与叶××与绵竹农商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欣融担保公司就叶××的借款与绵竹农商行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相印证，本院对绵竹农商行的该主张予以采信。其次，6691账户开立在绵竹农商行，《合作协议》及之后的协议均约定欣融担保公司担保的借款人债务到期，借款人未在到期日依约清偿债务，欣融担保公司也未及时履行保证责任的，绵竹农商行有权直接扣收担保基金用于偿还借款人到期债务。《融资性担保公司保证金监管协议》还约定：对于欣融担保公司不符合本协议规定用途的支付行为，绵竹农商行有权止付，并向当地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报告。上述约定及履行情况表明，绵竹农商行占有和控制了6691账户。据此，应当认定绵竹农商行和欣融担保公司已就6691账户内的资金设立质权。根据绵竹农商行向本院提交的欣融担保公司保证贷款欠款明细及相关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绵竹农商行对欣融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四笔贷款以诉讼方式主张权利的欠款余额远超180万元，欣融担保公司存在不及时履行债务的情形，绵竹农商行对6691账户内的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足以排除杨×因一般债权对该账户申请的强制执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930号
【裁判摘要】（１）担保人以银行专户为银行提供担保，银行对保证金专户内资金享有质权，即便此前担保的债务已经清偿也应优先保护银行质权；（２）担保人的一般债权人不得申请执行该银行专户内保证金——渭城农商行与鼎诚公司长期合作，2015年12月28日，鼎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及贷款额度，在渭城农商行存入30万元余额保证金，虽然该笔贷款到期已归还，但30万元余额保证金一直存在渭城农商行专户中。2017年1月11日，鼎诚公司（甲方）、渭城农商行（乙方）、助添翼公司（丙方）签订《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由甲方在合同签署后2个工作日内将30万元存入其在乙方渭城经营部（经开社）开立的余额质押保证金账户，该账户内资金对丙方与乙方依主合同形成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该《保证金质押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然鼎诚公司未按照《保证金质押合同》重新交纳30万元保证金，但在渭城农商行已履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实际发放300万元贷款的前提下，原判决认为渭城农商行主张以鼎诚公司为前笔贷款所交纳尚未退还的30万元保证金作为本次贷款保证金具有合理性，并认定该30万元在本次贷款中依然作为余额保证金使用，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项“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的规定，原判决认定渭城农商行对执行标的30万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该判决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７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不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325号
【裁判摘要1】二审判决书未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属于文书制作重大错误但不属于二审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二审判决书中没有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的字样，属于文书制作的重大错误。但判决对中行三峡分行提交的新证据的内容、证明目的及汇鑫公司、九鼎公司的质证意见均已详细列明，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归纳争议焦点，进行论述，不存在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
【裁判摘要2】在金钱上设定质权，必须对金钱进行特定化，以保证交付的金钱与质权人的财产相区分。该“特定化”并非《保证金质押总合同》第三条所表述的特定化。该第三条所称特定化主要是强调特定保证金与其所对应担保的具体主合同和主债权“特定化”。583账户中的资金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化要求即可设立质权。
【裁判摘要3】当事人之间可以对业务保证金的质权和返还进行约定，单一债务人已经清偿其全部债务后，该笔业务保证金不因主债务已消灭自动转为普通财产——关于583账户是否存在因主债务清偿而业务保证金质权消灭的问题。《保证金质押总合同》质押合同的出质人为九鼎公司，而非债务人。根据再审审查查明的《保证金质押总合同》第十条关于业务保证金返还的约定，单一债务人已经清偿其全部债务后，业务保证金不是当然返还，而是需要经质权人同意，不返还的保证金可以用于偿还其他到期未清偿的债权，出质人对此无异议。表明出质人同意该业务保证金可以用作其他到期未清偿债务的担保。这样的质押担保方法，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且2014年12月5日583账户被冻结时，其中的可用业务保证金余额为-25245.21元。故汇鑫公司以部分债权已经实现为由主张相应保证金已经转化为普通财产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99号
【裁判摘要】保证金账户的性质必须明确约定，且账户资金往来的用途必须仅用于保证债务的实现而不可用于其他目的——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5012190400036账户是否为保证金账户，晋中银行对该账户内资金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首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5012190400036账户不属于保证金账户。晋中银行与金联担保公司于2011年、2013年先后签订的两份《协议书》中虽约定开立保证金账户，但未明确特定保证金账户的账号。案涉5012190400036账户于2012年设立后，2013年协议中双方亦未确定该账户为保证金账户。双方约定根据存入的保证金金额，金联担保公司可在保证金五倍范围内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被保证人未按约还款，晋中银行可从金联担保公司保证金账户和在该行开设的其他存款账户中划转，无需征得金联担保公司的同意等。以上两份合同的约定，均不能证明该协议具备质押合同的基本要件，故原审法院认定晋中银行与金联担保公司并未成立质押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其次，保证金账户作为金钱特定化进行质押的形式之一，在判断是否构成保证金账户时，一方面要求账户内资金特定化，另一方面，要求账户移交于债权人占有。本案中，金联担保公司向晋中银行提交的申请中虽称“需在晋中市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办理保证金专户，用来存取有我公司反担保业务上收取的保证金。”但在《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中并未明确申请开立的50xxx36账户系保证金账户，不符合申请书填写说明所要求的“申请开立专用存款账户，必须填列资金性质”，且人民银行审核意见处为空白，此亦与晋中银行陈述案涉账户在人民银行备案相矛盾。从该账户使用情况看，存在多笔资金往来，除了缴存保证金及保证金的扣划，还用于非保证金业务的日常结算。晋中银行辩称系业务员操作失误，不符合客观事实。因此，该账户资金不符合特定化和移交占有的要求。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607号
【裁判摘要】同属同一总行系统的分行，对担保人在其他分行开立的担保专户可根据约定间接享有实际控制和占有，不影响该分行取得担保人在其他分行开立的担保专户的质权——关于保证金资金是否特定化以及建行合肥龙门支行是否已占有1600万元保证金的问题。阮××再审称汇金担保公司将1600万元交付建行合肥庐阳支行，而非建行合肥龙门支行，二审法院认定建行合肥龙门支行间接占有案涉保证金，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本案中，汇金担保公司根据案涉《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的约定，将1600万元保证金存入其在建行××蒙城路支行34×××64账户内，与汇金担保公司其他财产相区分。在债权确认期间内“不得对保证金账户内资金进行支用、划转或做其他任何处分”；“在主合同项下任一债务人发生质权人有权处分保证金的任一情形时，质权人可直接扣划该保证金账户上的保证金用于归还任一违约债务人所欠质权人的贷款。”显然，该账户资金符合特定化要件，并已移交债权人占有控制。移交占有实质就是移交对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权能，其形式不仅包括直接占有，还包括通过他人对物进行控制和管理的间接占有。汇金担保公司的保证金账户开户行建行××蒙城路支行与建行合肥龙门支行同属于建行安徽省分行系统，故建行合肥龙门支行在合肥圣泰公司逾期偿还贷款时，可通过建行××蒙城路支行扣划该保证金账户资金用于清偿债务，以此方式间接取得对该账户资金的占有。故二审法院认定建行合肥龙门支行对汇金担保公司34×××64账户内资金享有质权，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243号
【裁判摘要】质权人的质权属于排除强制执行程序中优先权——债务人和债权人可以约定签订书面质押合同，开立保证金专用账户并存入一定数量的金钱作为质押。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也即质权人）对该账户里资金享有优先受偿权。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质押的款项应形式特定并移交债权人占有才能作为债权的担保，债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才享有优先受偿权。即“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是金钱质权成立的要件。“金钱特定化”要求在形式上将出质的资金区分出来，既不与出质人的其它财产相混同，又独立于质权人的财产，在用途上做到专款专用。“移交债权人占有”要求将出质的资金实际由质权人控制和管理，在此状态下，出质人丧失对该资金自由支配的权利。本案中，彭阳农商行与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并没有就案涉账户质押专门签订书面质押合同，仅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合作协议》中约定成立保证金专用账户，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以不低于购房人按揭贷款额10%的款项转存至该专用账户，购房人不还贷时彭阳农商行有权直接从该专用账户中扣收购房人所欠的贷款本息等费用而无需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同意。同时也约定，不足部分彭阳农商行有权从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任何账户中扣收。后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在彭阳农商行开设了该专用账户，即案涉账户。但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未经彭阳农商行同意，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不得使用该案涉账户内资金，仅约定购房人不还贷时彭阳农商行有权直接从该账户内扣收相应款项。虽该账户内发生的借贷业务都和保证金业务相关，实际上彭阳农商行并未控制该账户，该账户还是处于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实际控制中，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可以自由支配和使用该账户内的资金，即案涉账户内的资金未达到转移债权人占有的法律要件，因此该质权并未实际成立，彭阳农商行对此不享有排除执行的优先权，法院有权执行咸阳地产彭阳分公司名下的该案涉账户内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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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票据质权的成立包含记载“质押”字样内容和有效背书两个要件。本案圆融××与浦发××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将案涉汇票质押给浦发××，按照票据法有效背书的要求在背书人栏加盖了法人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背书栏内也记载了“背书”字样，并将票据交付给浦发××，双方的行为符合《票据法》关于汇票质押权某成立的构成要件，据此应认定浦发××对案涉票据的质权有效成立。国恒××上诉主张“质押”字样是否系圆融××书写无法确定，但并未就这一主张提供证据予以支持，且即使“质押”字样非圆融××书写，也不影响票据质权的成立，故对其这一主张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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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1】股权质权人对质押股权增资扩股具有利害关系，请求确认增资扩股行为无效具有原告资格——关于利明泰公司作为一审原告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中，利明泰公司因出让隆侨公司股权而对九策公司享有债权，依据案涉2012年3月7日《股权质押合同》，九策公司将拥有的隆侨公司100%股权出质给利明泰公司用以担保上述债务，利明泰公司就此成为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100%股权的质押权人，有权以该部分股权在其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股权对应的是公司的相应资产价值，实质上利明泰公司系对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股权所对应的价值在其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九策公司、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对隆侨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导致隆侨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九策公司所持股权比例由100%缩减为29.98%，在新增股东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认缴出资不到位的情况下，该29.98%部分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会发生变化，由此影响利明泰公司质押权的实现，侵害利明泰公司的债权。因此，利明泰公司对隆侨公司的股权具有法律上的利益，案涉增资扩股行为与利明泰公司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利明泰公司就该增资扩股行为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即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盛康达公司、隆侨公司、九策公司上诉主张利明泰公司非本案适格原告，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2】（１）如果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实际交付，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改变，则原股东持股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所对应资产价值的减少，以增资扩股前所持原比例股份设定的质押权，在股份比例减少后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会减少;（２）恶意串通增资扩股行为无效——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之下，公司经过增资扩股，如果新股东加入导致原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则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是否到位，直接影响到原股东所持股份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是否发生改变。如果新股东认缴出资实际到位，因有新的出资注入公司，虽然原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但其对应的公司资产价值并未变化，进而，以增资扩股前所持股份设定的质押权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未发生变化。如果新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实际交付，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改变，则原股东持股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所对应资产价值的减少，以增资扩股前所持原比例股份设定的质押权，在股份比例减少后通过优先受偿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亦会减少。
摘要2：（续）本案中，隆侨公司增资扩股后，新股东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未将认缴的出资实际注入隆侨公司，隆侨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并未增加，原股东九策公司持股比例从100%降为29.98%，其所持股权对应的实际资产价值亦实际降低。……利明泰公司就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29.98%股权通过优先受偿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相比增资扩股前就九策公司所持隆侨公司100%股权通过优先受偿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明显减少。盛康达公司和惠泽津龙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两公司具有将认缴出资实际交付的能力，利明泰公司债权可以得到清偿。同时，九策公司因持股比例降低而失去对隆侨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控制权，存在致使九策公司所持股份原有的控制权溢价利益受损、实际市场价值降低的可能，进而影响利明泰公司质权的实现。因此，案涉增资扩股行为损害了利明泰公司的利益。……可见，隆侨公司的实际价值并未因增资扩股而增加，增资扩股并无合理的商业目的和经营目的，新增资本的认缴期限对于增强隆侨公司的资信度、竞争力和经营能力并无实际意义，而与九策公司关联的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在没有实际投入的情况下取得了隆侨公司的控制权。综合以上因素和整体案情，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九策公司、盛康达公司、惠泽津龙公司对隆侨公司的增资扩股行为存在恶意串通。
摘要1：解读：（１）《民法典》并未明确承认让与担保制度，《九民会议纪要》第７１条是在不承认让与担保的前提下解决让与担保引起的纠纷的规定，《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６８条、第６９条仅仅就让与担保问题的处理提供更加明确的规则；（２）在《民法典》未明确承认让与担保制度的情形下，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让与担保合同有效，债权人不能请求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继续履行合同将财产权利转移至债权人名下。
【解析】债权让人担保合同不具有可强制履行性。
摘要2：【注解１】《九民会议纪要》第４５条规定“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抵债物尚未交付债权人，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交付的，因此种情况不同于本纪要第71条规定的让与担保，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其应当根据原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诉讼。经释明后当事人仍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不影响其根据原债权债务关系另行提起诉讼。”
【注解２】《民法典》关于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流押或流质条款效力、有追索权保理的规定为让与担保处理提供了法律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已经全面承认让与担保制度——《民法典》第３８８条第１款规定“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将一些非典型担保物权纳入担保制度，再将物权公示制度运用于非典型担保方式，从而尽可能消除隐形担保——（１）考虑到《民法典》已经就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以及保留的登记及其效力作了规定，但并未规定让与担保的公示，有理由认为《民法典》并未承认让与担保；（２）当事人订立的让与担保合同均可以理解为当事人是在抵押合同或者质押合同中约定了流押或者流质条款，让与担保则是当事人根据流押或流质条款完成了财产权利变动。根据《民法典》第４０１条、第４２８条的规定，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让与担保，债权人虽然不能主张标的物所有权，但可以就标的物优先受偿；（３）有追偿权的保理中保理人在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全部权利后仍有清算的义务，可解释为清算型让与担保中的清算义务，也可以解释为保理人关于债权让与的约定无效但可在保理融资款本息和有关费用范围内就应收账款受偿，即将当事人约定的债权让与担保转化为应收账款质押。
【注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政策文件（九民会议纪要）、司法解释关于让与担保的规定和《民法典》关于流押契约和流质契约的规定，都是将作为非典型担保的让与担保转化为典型的担保物权进行处理，而未明确规定承认让与担保制度。
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以票据设立质权，将票据背书原记载“委托收款”字样划去并加盖“质押”字样但未在修改处签章的，不能产生票据法上质押背书效力——案涉票据质权是否设立。本案中，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金储物资公司签订了2015鄂银权质第103号《权利质押合同》，金储物资公司将案涉商业承兑汇票交付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等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的规定，应认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享有质权。但该质权的设立仅产生普通担保效力即成立民法上的质权，仅在出质人金储物资公司和质权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之间产生法律效力。根据《物权法》第八条“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若要以票据权利人的身份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质权，则应举证证明案涉票据的质押背书符合《票据法》相关规定。关于票据质权的设立，《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以票据设定质押时，出质人未在票据或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上规定均体现了票据质押的背书公示原则，即设立票据质权应以背书的文义记载为依据。故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若要行使票据质权，需证明案涉票据背书连续且记载“质押”字样。案涉票据背书原记载“委托收款”字样，金储物资公司在背书人签章处加盖了财务章及法人章，后该字样被划去并加盖“质押”字样，金储物资公司并未在修改的背书“质押”处签章。虽然金储物资公司出具《说明》一份，表示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在背书人签章处误写上“委托收款”字样并划去，金储物资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经济责任及损失，但根据前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票据权利应以背书记载为准，该《说明》并不能产生票据法上的背书效力，故不能认定案涉票据质权已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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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997年第1期(总49期)】
【摘要】由于质押仅能使质权人占有质物，并未形成所有权的转移，因此，票面记载的“不得转让”字样不影响双方当事人之间设定质押合同的合法有效性。
【注解】该案裁判观点是法院早期对新类型的票据纠纷案件如何审理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应当以《票据法规定》第52条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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