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变更、追加裁定的复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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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变更、追加裁定的复议审查及复议期间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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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变更、追加裁定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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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中止执行期间当事人的变更、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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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续封和当事人的变更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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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法院能否就追加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等内容向当事人释明？
摘要1：解读：《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２４条规定，立案、审判机构在办理民商事和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应当根据案件实际，就追加诉讼当事人、申请产保全等内容向当事人作必要的释明和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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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终本后能否申请延长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和申请变更以及追加被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１６条规定，终本后申请人可以申请延长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可以申请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也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后，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注释】终本案件并未退出执行程序而仍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可以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限制。
摘要2：
【笔记】生效裁判未判决承担实体义务的当事人能否追加或者变更为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１）生效裁判未判决承担实体义务的当事人仍然可以在执行程序中依法追加或变更为被执行人；（２）除非追加或变更该当事人为被执行人的事实和理由已在诉讼过程中经审判部门审查并予以否定。
摘要2：
【笔记】再审案件能否申请追加当事人参加诉讼？
摘要1：解读：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４２２条规定，案外人申请再审案件——（１）按照第一审程序再审的，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作出新的判决、裁定；（２）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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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民一庭：法人分支机构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后经法院执行无法清偿的，能否追加法人作为被执行人
摘要1：292.法人分支机构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后经法院执行无法清偿的，能否追加法人作为被执行人
问：权利人仅起诉分支机构，法院也仅判决分支机构承担责任，权利人在申请执行阶段，发现分支机构不具有清偿能力，能否直接要求追加法人作为被执行人进行执行?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予以明确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分支机构，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法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法人直接管理的责任财产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该法人其他分支机构的财产。
摘要2：
【笔记】对已歇业的企业债务人能否适用债权人参与分配制度规定？
摘要1：解读：（１）《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９６条已经删除不再适用；（２）对已歇业的企业债务人，即使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除非通过破产程序按比例受偿债权，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应当按照查封先后顺序受偿而不能适用债权人参与分配制度规定对普通债权按比例清偿。
解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２条规定，执行中法院或其他组织出现被注销、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可以变更、追加该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为被执行人在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注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２条扩张了《执行工作规定》第８１条（已被删除）内容（增加了“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将“市场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改为“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
摘要2：【注解】申请执行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致使被执行人财产不足清偿的情形，不符合追加被执行人的条件。——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184号
【笔记】股东在６０日除斥期间内提起股东撤销之诉但在６０日除斥期间后申请追加公司为被告，该股东撤销之诉是否超出６０日除斥期间？
摘要1：解读：（１）《公司法》第２２条第２款规定“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为除斥期间，不得中断、中止；（２）股东在６０日除斥期间内提起股东撤销之诉表明股东已在法定期限内积极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法定撤销权，在６０日除此期间后追加公司为被告不能认定超出６０日除斥期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再1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再144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寒地黑土集团在减少注册资本过程中，存在先发布减资公告后召开股东会、变更登记时提供虚假材料等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减资程序规定的情形，但作为寒地黑土集团股东的省农资公司并未利用寒地黑土集团减资实际实施抽回出资的行为。省农资公司虽将其登记出资由5000万元减至3000万元，但寒地黑土集团的权益并未因省农资公司的行为受到损害，资产总量并未因此而减少、偿债能力亦未因此而降低。省农资公司的行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不应当被追加为被执行人。二审法院判决不得追加省农资公司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减资行为不同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的抽逃出资的行为，不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的抽逃出资行为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注解】（１）法律规定可以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并未规定可以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减资行为是否合法不属于追加被执行人程序审查的范围。（２）公司减资虽未通过法定程序，但减资前后公司财产未发生变化，该减资仅是形式上的减资，减资股东并未取回公司资产，此时，不应追加减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1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18号
【提示】能否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审理、追加欠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裁判要旨１】（１）一般情况下，不宜在执行程序中依据《执行变更追加规定》第17条规定由执行法院裁定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２）但是，由于欠缴出资股东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有关事实有工商档案材料作证且已经有生效裁判确认，执行法院依据外观上具有明显性的事实，在申请执行人债权未能及时获得清偿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执行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无明显不当。
【裁判要旨２】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可以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的规定审理追加欠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解读】能否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股权受让人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应当以股东承担责任的事实具有外观上的明显性为基础。（１）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１８条规定精神，由于受让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转让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这一事实通常不具有外观上的明显性，因此一般不宜执行程序中依据《执行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７条规定由执行法院裁定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反之，具有外观上明显性的则应当在执行程序中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2：【注解】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应当以股东承担责任的事实具有外观上的明显性为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复9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复91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第三人提供债权转让协议复印件的，能否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执行过程中，变更、追加当事人应符合法定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在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审查第三人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时，应当着重审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人是否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书面认可的形式可以是复函或者在执行笔录中签字认可等等。如果第三人提供债权转让协议予以证明的，一般应当提供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也可以提供经核对无异的复印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因此，在特殊情形下，应当允许当事人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复制品作为证据使用。本案中，盛京银行提供了债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并提出了不能提供原件的合理理由，人民法院在可以通过核对原件、发函或者当面询问(制作笔录)等方式核实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人是否认可第三人取得债权情况下，仅以盛京银行未能提交原件为由，裁定驳回其执行申请欠妥。
摘要2：【法条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执行债权依法转让时变更、追加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笔记】能否根据调解笔录对债务加入第三人直接强制执行？
摘要1：解读：根据调解笔录第三人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权债务关系的，执行法院可以在该第三人债务承担范围内对其强制执行。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１１７还指导性案例确立裁判规则——只要案外第三人债务加入的履行责任在审判程序中写入了调解笔录，法院就可以在执行程序中执行其财产。
【注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４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执行中债务加入必须变更、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而非直接执行债务加入第三人财产。
【总结】执行法院能否追加债务加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１）执行法院可以变更、追加执行债务加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其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２）但第三人在调解笔录中以债务承担方式加入债权债务关系，法院可以在其债务承担范围内直接对其强制执行而无须追加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１１７还指导性案例确立裁判规则）。
摘要2：【注解１】执行中能否直接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加入第三人财产？——执行中可以直接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加入第三人财产。
(１）执行中第三人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担责任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４条）；
（２）第三人向债权人而未向法院作出债务加入的承诺——视为执行外和解协议，第三人不履行其承诺的，申请执行人只能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而不能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
【注解２】执行中债务加入与执行担保区别？——第三人向执行法院提供担保书载明被执行人于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时担保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构成执行担保（执行法院可以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担保人财产而无须追加被执行人）｜（１）执行担保以暂缓执行或者变更、解除执行措施为目的，由被执行人或者他人提供财产担保、保证，以担保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２）执行担保函并无暂缓执行或者变更、解除执行措施的表述或者意思表示，不属于执行担保（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京执复1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80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808号
【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不得要求其前一手违法转包人（承包人，非发包人）承担责任——合同无效不能等同于没有合同关系。合同无效应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合同无效不是当事人可得主张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理由。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建工四公司为谢××违法转包前一手的违法分包人，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而非发包人，故王×要求依据司法解释的前述规定判令建工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故王×向谢××主张债权不能实现的，如谢××怠于行使其自身的债权，王×还可以行使债权人之代位权，本案建工四公司未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影响实际施工人王×的权利救济。
摘要2：【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黔民终260号
【摘要】本院认为，建工四公司不应对谢向阳欠付王强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首先，建工四公司与谢向阳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本案中，建工四公司系案涉工程的总包方，其将工程违法分包给谢××后，谢××将工程非法转包给王×，王×与建工四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王×与谢××之间约定对建工四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其次，建工四公司系施工方，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建工四公司系施工方、违法分包人，并非发包人，根据前述规定，不应对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实际施工人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
【解读１】一审判决如下：一、被告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工程欠款7,040,496.6元。二、被告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王×履约保证金650,000元。三、被告建工四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王×对被告袁××、顺成公司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王×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读２】二审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市民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撤销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市民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驳回谢××的其他诉讼请求。
【笔记】破产终结后能否以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重新出现为由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摘要1：解读：（１）破产清算案件被裁定终结后，债务人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重新出现，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追加分配；（２）以此为由申请对破产清算程序启动审判监督不予受理。
摘要2：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民终532号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民终532号
【裁判摘要】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发生后公司先增资后再违法减资到原注册资本数额应当追加未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酒钢西部重工公司依据生效判决申请金锋银矿公司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因金锋银矿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酒钢西部重工公司申请追加金锋银矿公司未缴纳出资的股东汪某为案件被执行人的请求能否成立，关键要审查汪某是否属于未足额缴纳出资的出资人。经本院审查，2009年酒钢西部重工公司与金锋银矿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双方发生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直到2016年11月本院(2016)甘民再44号民事判决生效，金峰银矿公司应当向酒钢西部重工公司偿还的债务数额确定。在酒钢西部重工公司与金锋银矿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存续期间，金锋银矿公司于2015年4月召开股东会，决议新增加注册资本400万元，由汪某认缴，认缴期为2019年4月1日之前。金锋银矿公司上述增资行为，对酒钢西部重工公司来说，产生了增加公司责任财产、增强债务偿还的合理的信赖利益。现没有证据证实直到2019年4月汪某按上述股东会决议实际缴纳新增加的注册资本400万元，金锋银矿公司亦没有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向酒钢西部重工公司偿还债务。2019年8月，在没有通知债权人酒钢西部重工公司的情况下，金锋银矿公司进行了减资，减少了公司相应的责任财产，损害了酒钢西部重工公司的信赖利益。汪某认为，金锋银矿公司在增、减资后其注册资本和汪某的出资并未发生变更，在原始股东已出资到位的情况下，股东汪某不存在再向公司出资的问题。本院认为，公司增资和公司减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司行为，会产生完会不同的法律后果，并且我国公司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上述两种行为分别有不同的规定。汪某仅以简单的公司资本数额增加或减少来理解公司增资和公司减资程序，进而认为因为公司资本减资到原来的注册资本数额而不再承担未实际缴纳注册资本的结论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基于汪某未实际缴纳公司注册资本的事实，
摘要2：（续）对酒钢西部重工公司申请追加金锋银矿公司未缴纳出资的股东汪某为案件被执行人予以支持，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11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1112号
【裁判摘要】股东延长出资期限债权人有权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是公司法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现行《公司法》确定的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度，为股东出资赋予了更多地灵活性和自主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东的出资义务可以当然或变相免除，特别是在可能存在公司股东利用注册资本认缴制逃避出资义务、损害债权人权益等道德风险时，应当对股东在宽泛条件下出资行为合法性、合理性严格审查、从严把握。……新元公司在修改前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届满时不仅未缴纳出资，反而大幅增加认缴出资额并长期延长出资期限，在无证据证明中石大公司具有债务清偿能力的情况下，上述行为客观上对中科研究院债权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中石大公司修改前的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新元公司的相关出资信息经过工商登记确认，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原审认定债权人中科研究院基于公示公信效力产生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并无不当。案涉交易发生后，中石大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对新元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出资期限进行了调整，但在后发生的事实不能作为中石大公司在先交易主观认知的判断因素。况且，公司章程关于宽限公司股东自身相关义务及加大债权人潜在风险的修改，不足以对抗债权人中科研究院对债务人原章程产生的合理信赖。原审综合考虑中石大公司的履约能力、新元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实际情况、中科研究院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等的情形，认定新元公司关于其不应对中科研究院承担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公司恶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能否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在无证据证明公司具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公司延长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客观上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债权人有权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要求该股东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就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笔记】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与追加抽逃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是否构成重复起诉？
摘要1：解读：追收抽逃出资纠纷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追加抽逃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仅仅解决执行环节的程序性问题，且案件当事人不同、诉讼请求不同，不构成重复起诉。
摘要2：
【笔记】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前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判决生效后债权受让人能否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
摘要1：解读：（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９条之规定，第三人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的要件为“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即变更申请执行人针对的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而非普通债权转让；（２）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前虽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并非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当事人在取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后并无转让债权行为的，因无“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法定基础，债权受让人申请变更为申请执行人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１】（１）普通债权转让的受让人无权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２）只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的受让人才有权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
【注解２《变更、追加规定》第９条并未就债权转让发生的时间节点进行限定，只要权利承受人向人民法院提交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证明自己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承受人的，即符合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参考案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鄂执复117号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1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最高法执监158号
【裁判摘要】申请执行人转让债权给第三人后注销的，在有相关债权转让协议及申请执行人股东等相关主体作出债权承继说明的情况下，法院可召开听证会对是否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进行认定，债权转让真实则可变更申请执行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变更申请执行人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二是申请执行人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但在执行实践中，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断上述条件是否成就。一般来讲，如果提交了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明债权转让证明材料，又无其他相反证据证明债权转让虚假，且申请执行人书面认可即可以认定债权已转让给第三人，从而变更该第三人为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他人如有异议可依法再进行救济。而如果存在申请执行人已经被注销等特殊情形，从形式上已无法满足第二个条件，一概认定缺乏“申请执行人书面认可”的法定要件，则有机械适用法律之嫌。本案中，作为债权人的中建和公司及其股东邯郸杰隆公司均已注销，在深德公司提供了其与中建和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且由邯郸杰隆公司的股东作出债权承继说明的情况下，抚顺中院及辽宁高院可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根据相关事实证据判断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可能为虚假以及中建和公司与其股东邯郸杰隆公司注销后权利义务承继问题。深德公司申请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主张，涉及各方实体权益，执行异议、复议裁定仅以债权转让协议真伪难以确定以及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申请确有不当。
摘要2：【案号】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2)辽04执异4号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将深德公司变更为申请执行人是否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变更申请执行人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二是申请执行人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在执行实践中，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断上述条件是否成就。本案中，作为债权人的深圳中建和公司及其股东邯郸杰隆公司均已注销，深德公司已向本院提交了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明债权转让的证明材料，又无其他相反证据证明债权转让虚假，且申请执行人深圳中建和公司书面认可，并由邯郸杰隆公司的股东作出债权承继说明，可以认定债权已转让给第三人深德公司。因此，深德公司申请变更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的理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变更天津深德物流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
【笔记】一审法院未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属于二审必须发回重审情形？
摘要1：解读：（１）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并非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的关系；（２）法院未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不属于遗漏当事人必须发回产生的情形。
摘要2：
【笔记】执行中被追加人能否对原债权提出申请执行时效抗辩？
摘要1：解读：（１）执行追加属于执行审查程序，仅对追加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进行审查，被追加人只有提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证据才能有效抗辩，其他抗辩事由均不属于该阶段审查范围；（２）执行程序中被追加人对原债权提出申请时效抗辩不属于法院审查范围，被追加执行人进入执行实施阶段后针对原债权超过执行时效享有提出执行异议权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72号
摘要1：【安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72号
【裁判摘要】用夫妻共同财产设立的夫妻公司实质为一人公司，债权人有权按照一人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规定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中，青曼瑞公司虽系熊××、沈××两人出资成立，但熊××、沈××为夫妻，青曼瑞公司设立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且青曼瑞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没有熊××、沈××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协议，熊××、沈××亦未补充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除该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财产及第十九条规定的约定财产制外，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据此可以认定，青曼瑞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于熊××、沈××的夫妻共同财产，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属于熊××、沈××婚后取得的财产，应归双方共同共有。青曼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该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另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在于《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该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缺乏社团性和相应的公司机关，没有分权制衡的内部治理结构，缺乏内部监督。股东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极易混同，极易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故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强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独立性，从而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本案青曼瑞公司由熊××、沈××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设立，公司资产归熊××、沈××共同共有，双方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亦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熊××、沈××均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经营，夫妻其他共同财产与青曼瑞公司财产亦容易混同，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在此情况下，应参照《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将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身财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熊××、沈××。综上，青曼瑞公司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二审法院认定青曼瑞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不当。
摘要2：【摘要】关于猫人公司申请追加熊××、沈××为被执行人应否支持问题。如上分析，青曼瑞公司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而《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规定》第二十条的实体法基础亦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据此，熊××、沈××应对青曼瑞公司财产独立于双方其他共有财产承担举证责任，在二审法院就此事项要求熊××、沈××限期举证的情况下，熊××、沈××未举证证明其自身财产独立于青曼瑞公司财产，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二审法院支持猫人公司追加熊××、沈××为被执行人的申请，并无不当。
【笔记】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注销还能否申请追加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在追加被执行人案件中，被执行人主体资格不属于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条件，被执行人被注销不影响执行异议之诉继续审理。
摘要2：
【笔记】能否追加被执行人享有到期债权第三人为被执行人？
摘要1：解读：（１）《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６１条、第６５条规定系对法院如何执行被执行人享有的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的条件、方式的规定，该规定与人民法院能否追加被执行人并无关联；（２）申请人申请追加被执行人享有到期债权的第三人为被执行人不符合法定条件，不应予以支持。
【注解１】《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６５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此裁定同时送达第三人和被执行人。”执行法院系直接裁定对到期债权第三人执行，而非追加到期债权第三人为被执行人。
【注释２】执行法院只能对次债务人财产采取执行措施——（１）执行法院不得追加次债务人为被执行人；（２）执行法院也不得追加次债务人股东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程序中能否将被执行人享有到期债权的第三人的开办单位裁定追加为被执行主体的请示的答复》“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不得裁定追加被执行人享有到期债权的第三人的开办单位，因该第三人的法律地位不同于被执行人，其本身不是案件的当事人，裁定追加第三人的开办单位无法无据。”）
摘要2：
【笔记】债权人单独起诉担保人后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能否导致管辖法院变化？
摘要1：解读：（１）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２１条第３款规定“债权人依法可以单独起诉担保人且仅起诉担保人的，应当根据担保合同确定管辖法院。”债权人单独起诉担保人按照担保合同确定管辖法院；（２）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２１条第２款规定“债权人一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债权人单独起诉担保人后追加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应当按照主合同协议管辖或者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
摘要2：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5民终1228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5民终1228号
【裁判摘要】（１）破产撤销权行使期间１年的起算点不包括破产受理当日，而应当以破产受理日为基准向前起算１年期间；（２）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包括对破产债务人自身既存债务和对破产债务人以外第三人既存债务追加担保的行为——德清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受理关于德润公司的破产申请，依据《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破产管理人有权依法请求法院撤销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破产债务人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关于一年法定期间的计算方式，上诉人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8条之规定，以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天的自然计算法计算，被上诉人则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按照历法计算法计算，即以到期月的对应日为期间届满日。对此，本院认为，《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一年期间为法定期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了“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但其未区分法定期间和约定期间，亦未进一步明确该期间依历法计算法予以计算，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8条进一步规定了约定期间以自然计算法计算，在法定期间并无明确计算方式的情况下，可以参照约定期间的计算方式，故该一年期间应以三百六十五天为限。关于上述一年法定期间在本案中的开始时间，上诉人戴××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的规定，行政清理程序或强制清算程序转入破产程序时，《破产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行为的起算点应为行政监督机构作出撤销决定之日或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强制清算申请之日，故该条文实为间接明确了上述一年法定期间应从破产受理日当天起算。对此，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的文义看，可以认为间接规定破产撤销权的一年期间以破产受理日为“起算点”，但“起算点”的表述并非特有的法律概念，结合《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中“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的表述，文义上有以受理日为一年期间的起算日和以受理日为基准向前起算一年期间两种理解。因此，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规定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
摘要2：（续）且其法律效力位阶上要高于作为司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上述“起算点”的表述应采以破产受理日为基准向前起算一年期间该种理解。因此，鉴于2016年系历法上的闰年，其二月份有二十九天，故本案中关于德润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的期间应为2015年10月25日至2016年10月23日。宏达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至9月1日期间向上诉人戴××借款240万元，德润公司于2015年10月25日与宏达公司、戴××签订《借款及抵押协议》为上述借款本息提供抵押担保，并于次日办理抵押登记，订立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均在上述一年破产临界期间内，且系德润公司为他人既存债务提供财产抵押担保。《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明确规定“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之行为应予撤销，基于该条款的文义，既包括对破产债务人自身的既存债务追加担保的行为，也包括对破产债务人以外第三人的既存债务追加担保的行为。同时，基于《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的立法目的，破产撤销权的设立意在纠正破产债务人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实现公平受偿，而为破产债务人以外第三人的既存债务追加担保的行为明显增加了设立优先受偿权的财产范围，损害了其他破产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权利，应当予以撤销。因此，德润公司在其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为宏达公司与戴××间的既存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属于《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规定的可撤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