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担保制度及《担保制度解释》适用范围及时间效力
摘要1：《民法典》体系安排上担保法没有独立成篇，《民法典》担保制度由典型担保制度和非典型担保制度构成。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9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96号
【裁判摘要１】就合同履行地而言，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审判实务中，履行地的确定一般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的判断原则，即应当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并结合实体法内容来加以确定，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实体义务的履行地点，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所对应的履行地点。现实中的合同多为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但无论是有名双务合同，还是无名双务合同，任何一种双务合同中均存在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最能反映该类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应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而非合同价款的金钱给付义务。在事实合同关系中，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该特征合同义务履行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康瑞德公司以其与中山眼科中心之间存在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主张已履行软件开发义务，要求中山眼科中心支付合同价款等，根据其起诉时提交的初步证据《软件销售合同》、验收函、《撤场通知函》以及在二审上诉状中的自认，目前无法证实存在书面的合同，一方面无法实施协议管辖，另一方面也仅能认定康瑞德公司与中山眼科中心可能存在事实合同关系，因康瑞德公司的计算机软件开发义务系在中山眼科中心处完成，即本案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履行地在中山眼科中心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原审法院将广东省广州市确定为合同履行地，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以上条款适用范围是发生争议的双方对合同履行地存在合同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在可能存在的事实合同关系中，康瑞德公司已自认合同实际履行，其已完成的合同义务是本案的特征合同义务，其依据以上条款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主张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观点】
1.就合同履行地而言，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审判实务中，履行地的确定一般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的判断原则，即应当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并结合实体法内容来加以确定，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实体义务的履行地点，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所对应的履行地点。现实中的合同多为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但无论是有名双务合同，还是无名双务合同，任何一种双务合同中均存在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最能反映该类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应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而非合同价款的金钱给付义务。
2.在事实合同关系中，已实际履行特征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该特征合同义务履行地即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对《关于请解决劳动监察决定强制执行问题的函》的答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对《关于请解决劳动监察决定强制执行问题的函》的答复（法办〔1998〕69号）
【摘要】
一、关于《劳动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的适用范围，《劳动法》和《劳动监察规定》已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不属于由我院作具体解释的问题。
二、关于劳动监察决定的强制执行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劳动法》和《劳动监察规定》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劳动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不属于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履行该指令书确定的义务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依照《劳动监察规定》的规定处理或者处罚。
三、关于预交申请执行费问题。根据我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有关规定，如果申请人预交执行费确有困难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缓交、减交或者免交的申请。
摘要2：
任某某不服劳动教养复查决定案
摘要1：【裁判要旨】不是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或者其内容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章不在人民法院参照之列——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中，对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已有明确的规定，《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保护企业厂长、经理依法执行职务的规定》第八条第（二）项，把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作了扩大的规定。对于这样的规章，人民法院只在符合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参照适用，即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动教养适用对象有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厂长、经理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时，可对其实行劳动教养。如果不属于劳动教养适用对象，则不能仅参照规章对其适用劳动教养。
摘要2：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渝行终715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渝行终715号
【裁判摘要】对投标人违法行为的投诉不必然属于对评标结果的投诉，二者不能混淆，不能因诉求取消中标资格就直接判定为投诉中标资格；对评标结果的投诉适用异议前置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该条设置了对评标结果不服的异议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就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规定事项投诉的，应当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答复期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该条确立了评标结果投诉前的异议前置制度，对评标结果不服，投诉前应当向招标人先行异议。招标人、评标人或投标人甚至其他相关人员的行为均有可能成为引发对评标结果不服的原因，将五十四条第二款异议前置的适用范围限定为投诉人对招标人或评标人的行为不服进行投诉的情形，与立法本意不符，本院予以指出。
【摘要】本案中，《投标文件》第八章投标文件格式（资格审查资料）“近年发生的诉讼和仲裁情况”规定，由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自行声明是否存在涉诉和涉仲裁情况，如声明与实际不符，将被取消投标或中标资格。中冶建工集团向招标人提交了《投标文件》信誉声明，并声明：“自2012年1月1日其至今，我公司未被有关行政部门暂停投标资格，也无行贿犯罪记录；在近年来履行施工承包合同中，没有发生诉讼和仲裁案件”。根据《招标文件》的上述规定，涉诉情况系由投标人自行声明，非评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所能审查的范围。因此，中冶建工集团的隐瞒行为与评标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四川朝元建筑公司对隐瞒行为的投诉不属于对评标结果的投诉，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对评标结果的投诉，应当异议前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笔记】“以贷还贷”情形下旧贷物保能否延续担保新贷债权？
摘要1：解读：“以贷还贷”情形，在旧贷物保登记尚未注销的情形下，旧贷物保人同意继续为新贷提供担保，（１）旧贷担保物权即可自动延续担保新贷债权（新贷的担保物权已经设立）；（２）且新贷物保成立时间延续旧贷物保成立时间（担保“新贷”清偿的担保物权的顺位维系依原“旧贷”而为的担保物物权登记时点），具有对抗新贷合同签订前物保人为其他担保债权人设定的担保物权。
摘要2：【注解】（１）《担保法解释》第３９条规定的是借新还旧中的保证责任，是否适用于担保物权存在争议。（２）《九民会议纪要》第５７条将适用范围扩张到担保物权，并进一步明确了借新还旧的法律性质不是借贷合同的展期而是旧贷消灭和新贷产生，根据担保从属性为旧贷设立的担保物权随之消灭，即使担保物权未涂销也必须由当事人另行约定为新贷提供担保才能旧贷物保延续新贷债权；但《九民会议纪要》未明确新贷能否依据旧贷担保顺位主张担保物权。（３）《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６条将适用范围扩张到担保物权，与《九民会议纪要》第５７条的精神保持一致；第２款明确规定新贷旧贷物保人系同一人时新贷应根据旧贷担保物权设定的时间确定担保物权顺序（在旧贷和新贷物保人系同一人情形下，可以将借新还旧理解为合同变更的一种行为，应适用主合同变更对担保影响的规则——如果新贷增加了担保人责任，则担保人对变更前的债权承担担保责任，债权人只能依据旧贷范围主张优先受偿权；只有在新贷没有增加担保人责任情形下债权人才可以根据新贷的范围主张优先受偿权）。
【笔记】反担保合同是否是担保合同从合同？
摘要1：问题：反担保合同是否是担保合同从合同？担保合同无效，反担保合同是否无效？
解答１：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９条之规定：（１）本担保的担保人追偿权产生的依据并非本担保合同而是本担保委托合同（无因管理）；（２）反担保的目的是为了担保本担保追偿权的实现，本担保委托合同是反担保的主合同，反担保合同是本担保委托合同（无因管理）的从合同，反担保合同并非担保合同的从合同。
解答２：担保合同无效，反担保合同不因此无效。
摘要2：【解读】（１）反担保合同是本担保委托合同（无因管理）的从合同；（２）反担保合同并非本担保合同的从合同，担保合同也不是反担保合同的主合同。
【注解】（１）反担保合同是担保合同；（２）反担保合同没有主合同，只要担保人承担了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任，就可以功能键有效的反担保合同请求反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３）只有在反担保人合同无效时才可以要求有过错的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
(2014)丽行初字第31号；(2015)二中行终字第60号；(2018)津行再字1号
摘要1：【裁判要旨】行政处罚中应严格贯彻罚缴分离原则，严格限制当场收缴罚款的适用范围，随意扩大的，即构成程序违法。即使被处罚人请求执法人员代为缴纳，执法人员也应当予以拒绝。
【案号】一审：(2014)丽行初字第31号；二审：(2015)二中行终字第60号；再审：(2018)津行再字1号
摘要2：【摘要１】“罚缴分离"是行政处罚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作出罚款的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应当分离，一般不允许自罚自收的现象存在。但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情况千差万别，行政执法不仅需要考虑公正和廉洁，还需要考虑便民和处罚的有效执行等因素，所以《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了罚缴分离原则的例外情况，即某些情况下行政执法机关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摘要２】若再审申请人主动要求被申请人代为缴纳罚款，被申请人能否收取罚款．．．．．．本院认为，罚缴分离原则是法律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属于强行性规定，不符合当场收缴的条件，执法人员不得收缴罚款。罚缴分离原则主要维护的是执法的廉洁、公正及政府形象，但为了兼顾便民和处罚有效执行，法律也规定了几种当场收缴罚款的情形。也就是说符合当场收缴罚款的情形，法律更倾向于执法便民和保障处罚的有效执行；而必须罚缴分离的情形，法律更倾向于廉洁、公正及政府形象。本案涉案罚款决定不符合当场收缴罚款的条件，被申请人当场收缴罚款后转缴至银行，表面是执法为民，但深层次违背了罚缴分离制度的设计初衷，有可能影响执法公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再审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帮其代为缴纳罚款，被申请人也应当予以拒绝。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黔0321行初193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黔0321行初193号
【裁判摘要】体罚学生是否属于治安处罚适用范围？体罚学生的行为明显不具有伤害故意，属于履行教育职责的职务行为，不属于治安处罚适用范围——本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系统地引导、强迫受教育者接受知识技能、陶冶思想品德、遵守社会规矩、发展智力和体力，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适应社会现实和发展需要、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活动。教授、管理、训导、惩戒是教育的必备手段和应有之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受教育者应当履行的义务，包括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努力学习、遵守所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违反该规定的，学校和教师有责任根据情节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采取劝导、诫勉、惩戒等措施予以纠正并警示其他受教育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第（五）项将“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规定为教师的义务。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包括他人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学生有害于其他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学生有害于自身健康成长的现象，健康成长包括身心两方面，心智和品德的健康成长尤其重要。当学生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时，教师对其实施惩戒，是教育法律规范赋予教师的职责，是教师履行教师职务的行为。教师对学生违规行为实施惩戒，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幅度范围内实施，不得超出界限。教师体罚学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明令禁止的行为，并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本案中，学生在上课时因自己过错而长时间哭泣，影响教学秩序，劝导无效，教师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予以惩戒，以维护教学秩序、促成学生健康成长。原告韩某某作为班主任教师，在劝导、罚站等方式均未能奏效的情况下，以教鞭击打方式体罚学生，超出惩戒的正常范围，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受到否定性评价，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原告韩某某的行为系为维护正常教学秩序、教育学生遵守行为规范的职务行为，系惩戒过度行为，其行为明显不具有殴打、伤害的故意。其行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一）故
摘要2：（续）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二）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三）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教师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的规定受到行政处分。治安管理是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立法目的，侧重于社会秩序保护和平等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职务行为是否适用治安管理处罚，由特别法指引适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六条对用人单位限制劳动者人身自由、体罚劳动者指引适用治安处罚。同样，特别法也限制治安处罚的适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对人民警察办案过程中的违规行为的处理，仅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即排除治安处罚的适用。同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对教师体罚学生的行为仅规定行政处分和刑事责任，未规定治安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对教师体罚学生的行为仅规定行政处分。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履行职务过程中违反职业法律规定的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在职业法律规范为作指引性规定的情形下，排除治安处罚的适用。本案中，韩某某对学生赵某1实施体罚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受到行政处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畴。
《安全生产法》适用范围是什么？
摘要1：答：（１）《安全生产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２）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最高法行再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最高法行再1号
【裁判摘要】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在其因工伤亡时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首先，建设工程领域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其违法转包、分包项目上因工伤亡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并不以存在法律上劳动关系或事实上劳动关系为前提条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点等规定，认定工伤保险责任或用工主体责任，已经不以存在法律上劳动关系为必要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三条规定，能否进行工伤认定和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从前述规定来看，为保障建筑行业中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因工伤亡后的工伤保险待遇，加强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和对违法转包、分包单位的惩戒，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确立了因工伤亡职工与违法转包、分包的承包单位之间推定形成拟制劳动关系的规则，即直接将违法转包、分包的承包单位视为用工主体，并由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其次，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符合建筑工程领域工伤保险发展方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强调要“建立健全与建筑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方式，大力推进建筑施工单位参加工伤保险”，明确了做好建筑行业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工作的政策方向和制度安排。《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17〕53号)等规范性文件还要求，完善符合建筑业特点的工伤保险参保政策，大力扩展建筑企业工伤保险参保覆盖面，推广采用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制度。即针对建筑行业的特点，建筑施工企业对相对固定的职工，应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建筑项目使用的建筑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因此，为包括“包工头”在内的所有劳动者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扩展建筑企业工伤保险参保覆盖面，符合建筑工程领域工伤保险制度发展方向。
再次，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对象范围，符合“应保尽保”的工伤保险制度立法目的。考察《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工伤保险制度目的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
摘要2：（续）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显然，该条强调的“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并未排除个体工商户、“包工头”等特殊的用工主体自身也应当参加工伤保险。易言之，无论是从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本意，还是从工伤保险法规的具体规定，均没有也不宜将“包工头”排除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外。“包工头”作为劳动者，处于违法转包、分包利益链条的最末端，参与并承担着施工现场的具体管理工作，有的还直接参与具体施工；其同样可能存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而伤亡的情形。“包工头”因工伤亡，与其聘用的施工人员因工伤亡，就工伤保险制度和工伤保险责任而言，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如人为限缩《工伤保险条例》的适用范围，不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将形成实质上的不平等;而将“包工头”等特殊主体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则有利于实现对全体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彰显社会主义工伤保险制度的优越性。
最后，“包工头”违法承揽工程的法律责任，与其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之间并不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是国家对职工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是职工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包工头”违法承揽工程违反建筑领域法律规范，而否定其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承包单位以自己的名义和资质承包建设项目，又由不具备资质条件的主体实际施工，从违法转包、分包或者挂靠中获取利益，由其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符合公平正义理念。当然，承包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后，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法另行要求相应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问题０３｜《无线电管理条例》适用范围是什么？
摘要1：解答：《无线电管理条例》适用地域范围为境内；适用事项为：（１）使用无线电频率；（２）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３）研制、生产、进口、销售和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４）使用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
摘要2：
汇总｜《无线电管理条例》问答
摘要1：【目录】１｜《无线电管理条例》是行政法规还是军事法规吗？２｜《无线电管理条例》立法目的是什么？３｜《无线电管理条例》适用范围是什么？４｜什么是无线电频谱资源？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吗？５｜无线电管理机构如何设置？６｜什么是无线电频率行政许可？７｜取得无线电频率行政许可需要符合哪些条件？８｜无线电频率行政许可由哪些机构实施？９｜什么是无线电台执照？１０｜什么是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１１｜无线电设备维修有哪些要求？１２｜对非法的无线电发射活动，无线电管理机构能够采取哪些措施？１３｜对无线电干扰无线电管理机构能够采取哪些措施？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1：【目录】一、《实施办法》的起草背景和基本思路（一）起草情况（二）文件性质（三）基本思路二、《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一）完善行政案件级别管辖制度（二）完善案件提级管辖机制（三）改革再审程序（四）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三、需要重点说明的几个问题（一）关于《试点实施办法》内容的适用范围（二）关于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剥离与区分（三）关于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判力量的配置（四）关于新类型裁判文书样式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复议决定书（2019）最高法司惩复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复议决定书（2019）最高法司惩复6号
【裁判摘要】本院经审查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十章关于“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规定，赋予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的特定行为依法作出拘传、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的权力，以确保审判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对诉讼参与人等妨害民事诉讼可以依法予以罚款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管辖权异议不在本条规定可以采取罚款等强制措施之列，且该条规定系完全列举的封闭条款，无“兜底条款”的规定，表明民事诉讼法对可适用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具体情形，系采限制性规定，无法外自由裁量的余地。鉴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属于公法制裁行为，需要严格贯彻“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对林某某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行为径直予以处罚，欠缺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项原则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和整个诉讼程序过程中，违反该项原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林某某在保证合同明确约定管辖法院的情形下提起管辖权异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江西高院（2019）赣民初54号之一民事裁定依法予以驳回，正是司法裁判贯彻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当事人因其滥用管辖权异议权利的行为已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法律明确采取完全列举条款限制罚款强制措施适用范围的前提下，司法实践中并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扩张适用该项强制措施的余地。故江西高院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课以罚款，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江西高院依据诚实信用条款对林某某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行为作出10万元罚款决定，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裁判要旨】民事诉讼法第111条对诉讼参与人等妨害民事诉讼可以依法予以罚款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且该条规定系完全列举的封闭条款，无“兜底条款”的规定，这表明法律对可适用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具体情形，系采限制性规定，无法外自由裁量的余地。鉴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属于公法制裁行为，需要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在法律缺乏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对林亚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行为，径直依据诚实信用条款予以处罚，适用法律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2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26号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债权受让是否属于政策性不良债权而在核准日之后停止计息。《海南纪要》第九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海南纪要》第十二条关于该纪要的适用范围有明确的规定，纪要涉及的司法政策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系针对特定时间阶段发生的、针对特定主体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作出的特殊规定。结合本案事实，本案所涉债权发生时间为2014年，2015年3月工行漳州分行将债权转让至华融公司，华融公司于2015年5月又将债权转让至明策伟华公司，其具体形式与发生时间均不属于《海南纪要》中规定的政策性不良债权，无法适用《海南纪要》的规定，因此明策伟华公司受让债权后有权要求厨师股份公司按照原合同内容之规定给付借款利息及逾期付款利息。依据《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华融公司向明策伟华公司转让的债权为厨师股份公司所欠的不良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工行漳州分行与厨师股份公司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中明确合同期内年利率为6.3%，合同有效期内利率不变，对于逾期罚息利率在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因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6日裁定受理明策伟华公司对厨师股份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本案利息计算截止时间应为2020年7月16日。若厨师股份公司最终未破产，明策伟华公司对之后的利息可依法另行主张。
摘要2：
继承权和受遗赠权和恢复溯及适用
摘要1：继承权丧失及恢复制度溯及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第１３条第１款）：民法典施行前，继承人有民法典第１１２５条第１款第４项和第５项规定行为之一，对该继承人是否丧失继承权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１１２５条第１款和第２款的规定。
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溯及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第１３条第２款）：民法典施行前，受遗赠人有民法典第１１２５条第１款规定行为之一，对受遗赠人是否丧失受遗赠权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１１２５条第１款和第３款的规定。
摘要2：
什么是《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范围？
摘要1：【解读１】只要处理个人信息行为（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发生在我国境内都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管辖。
【解读２】境外处理我国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管辖条件为具有３种情形之一：（１）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为目的；（２）分析、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摘要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民终8055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民终8055号
【裁判摘要】劳动纠纷案件以风险代理方式支付约定合法有效——对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即东迅律所与黎某某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本院认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并非由国务院制定，其性质也非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六条规定：“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除依照本法第十八条规定适用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外，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依照本法自主制定。"同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地方定价目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定，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审定后公布。"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于2018年3月2日发布的《关于全面放开我市律师法律服务收费的通知》中明确载明，自2018年4月1日起，全市律师法律服务收费全面实行市场调节价。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不能成为认定《委托代理协议》是否无效的依据。且鉴于黎某某于2020年3月29日向东迅律所微信转账5000元，2020年4月8日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并对风险代理的内容以手写方式作了明确约定，文末亦有双方签字、盖章，故能够认定该《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最高法民申499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最高法民申4997号
【裁判摘要】出具加固修复方案需不需要以加固修复设计为前置程序——中建六公司再审申请主张力得尔公司未经过结构验算和另行委托设计单位进行加固修复设计而作出约8000万元修复费用的鉴定意见不应采信。但根据原审查明，力得尔公司在一审期间已向中建六公司提供了C10、C25号楼的结构验算资料，且《建设工程司法鉴定程序规范》第6.1.5条并未规定出具加固修复方案需要以加固修复设计为前置程序，故原审判决对中建六公司不应采信力得尔公司质量鉴定的主张未支持，并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730号
【摘要】本案一审中，力得尔公司作出工程质量鉴定后，中建六公司即提出异议，认为质量鉴定应先通过结构验算来确认是否影响结构安全，再制作维修方案，委托设计部门出具施工图纸后，才能得出维修费用，其认为力得尔公司没有进行此项程序。力得尔公司答复称，其依据《建设工程司法鉴定程序规范》SF/ZJD0500001-2014第6条建设工程质量类鉴定之第6.1.5条的条文说明“对可以继续承载的工程出现的质量缺陷，经过验算和技术分析，找出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清质量责任，提出加固修复方案”的规定作出的修复方案，即力得尔公司已经按照该规范的规定，经过结构验算后得出的维修费用。根据中建六公司的要求，力得尔公司于一审期间向中建六公司提供了C10、C25号楼的结构验算资料。故，中建六公司上诉主张力得尔公司未进行结构验算与事实不符。……至于质量鉴定意见是否需要经过加固修复设计的问题，根据《建设工程司法鉴定程序规范》第7.1.13条的规定“既有建设工程和灾损建设工程的加固修复造价鉴定，根据司法鉴定人现场勘验经各方当事人确认的加固修复范围，按照委托人委托的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加固修复设计，考虑既有和灾损建设工程加固修复的施工特点，执行既有和灾损建设工程所在地适用的工程造价计价依据，确定既有和灾损建设工程的加固修复造价”，中建六公司主张案涉工程需另行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加固修复设计后，再出具加固修复费用，而力得尔公司不具有修复设计的资质，质量鉴定程序违法，不应采信。本院认为，首先，《建设工程司法鉴定程序规范》第7.1.13条是针对既有建设工程和灾损建设工程作出的规定，而案涉工程属于在建工程，不属于该条规范规定的适用范围。其次，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应适用《建设工程司法鉴定程序规范》第6.1.5条的规定，该条并未规定出具加固修复方案，需要以加固修复设计为前置程序。因此，力得尔公司是否具备修复工程设计资质，与其在本案出具的鉴定结论的合法性之间不具有关联性。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3292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申3292号
【裁判摘要】主张不当得利一方应当对欠缺合法依据承担结果意义上举证责任——不当得利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与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缺乏证据时的诉讼捷径。《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据此，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取得财产上的利益；2、另一方受到损失；3、一方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4、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勾××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权利，应就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而言应就陈××收取其汇付的100万元款项欠缺合法依据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勾××在（2016）浙0603民初807号案件中陈述，案涉100万元款项系归还陈××于2012年3月1日出借给其的100万元。由于该款项系勾××主动给付，其给付对象及给付目的明确，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误偿他人之债等错误付款的情形。勾××支付案涉款项，在主观上存在给付原因，其结果并非本人疏忽、误解所致，因此，本案缺失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根据”的构成要件。虽然该判决认为勾××于2013年3月27汇付的100万元并非用于清偿陈××于2012年3月1日出借的100万元，但不能当然地得出陈××取得该笔款项欠缺法律上原因之结论。且勾××自认其与陈××丈夫王××经济往来频繁，亦认可所汇付给陈××的收款账号系王××提供，本案不能排除其他原因给付讼争款项的可能性。虽然陈××提交的承包合同、农业银行现金交款单、往来款明细一份等反驳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案涉100万元款项系来源于浙江天龙数码印染有限公司归还的承包款，该100万元系勾××向王××归还该承包结算款的事实。但如前所述，本案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证明责任仍应由勾××承担，在勾××未能充分举证证明陈××收取案涉100万元款项欠缺给付原因的情况下，本案不当得利的事实不能认定，由此产生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勾××承担。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8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81号
【裁判摘要１】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隐名股东作为涉案股权的实际权利人能够对抗享有一般金钱债权的申请执行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股权的强制执行——关于公司股权实际权利人能否对抗该股权名义持有人的债权人对该股权申请司法强制执行问题｜在本案所涉及的执行案件中，中行南郊支行是申请执行人，成城公司是被执行人，华冠公司是提出执行异议的案外人，执行标的是成城公司名下登记的渭南市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银行）1000万股份。根据陕西高院（2009）陕民二终字第00053号生效民事判决，成城公司为该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华冠公司才是该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中行南郊支行在原审及申请再审时均主张，案涉执标的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登记在成城公司名下，中行南郊支行已经信赖该登记并申请将涉案股权采取执行措施，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上述股权应执行过户给中行南郊支行。商事外观主义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实际上是一项在特定场合下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所应遵循的法律选择适用准则，通常不能直接作为案件处理依据。外观主义原则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维护交易安全，但其适用也可能会损害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主体仅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第三人。据此，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案涉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中行南郊支行并非针对成城公司名下的股权从事交易，仅仅因为债务纠纷而寻查成城公司的财产还债，并无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若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将实质权利属于华冠公司的股权用以清偿成城公司的债务，将严重侵犯华冠公司的合法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中行南郊支行无权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取得案涉执行标的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因此，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中行南郊支行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要求强制执行取得案涉长安银行xxx0万股份的再审申请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２】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能否适用于本案问题｜2015年5月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第四款规定：“申请执行人或者案外人不服人民法院依照本条第一、二款规定作出的裁定，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另，本案为执行之诉，而上述规定仅适用于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异议案件。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不能适用于本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第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之十五：刘某与某科学院劳动争议纠纷案——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期间受开除处分的，原单位能否与
摘要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第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之十五：刘某与某科学院劳动争议纠纷案——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期间受开除处分的，原单位能否与其解除聘用合同
摘要2：【摘要】本案中，刘某在离岗创业期间身份仍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属于《条例》及《规定》的适用范围。科学院依法依规对刘某给予开除处分，刘某如对处分决定不服，可根据《条例》《规定》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等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提出申诉。本案离岗协议及聘用合同所涉离岗创业期间服从企业工作安排的约定，应理解为是对刘某工作内容、工作方式的安排，并不改变其作为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受管理地位。因此，科学院依据处分决定解除与刘某的聘用合同，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故依法驳回刘某的仲裁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0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30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受让人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将争议权利义务转移至第三人的，除受让人申请替代原权利人参加诉讼且被人民法院批准外，诉讼仍在原当事人之间进行。转让人的诉讼当事人资格并不因此丧失，在后续诉讼中自然具有全部诉讼权利。现行法律规定虽未明确后续诉讼程序是否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但考虑到转让人是生效法律文书载明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本院认为在法无明文限制的情况下，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确立的“当事人承继”原则，应作肯定性解释，即诉讼中转让争议权利义务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再审。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关于诉讼期间争议的权利义务转移后诉讼主体地位的规定，与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关于“判决、调解书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适用范围有别，并不矛盾。受让人如受让的是生效裁判确定的权利，从维持法律关系稳定性角度出发，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不允许申请再审；如受让的是诉讼中争议的债权，则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案涉债权系在诉讼中转让，不受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约束，陕西龙门公司关于如允许中信成都分行申请再审将使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落空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摘要】综合授信是商业银行在对客户的财务状况和信用风险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其能够和愿意承担的风险总量，确定授信额度和授信期限。为匹配综合授信的业务特点，商业银行通常采用最高额保证的方式提供担保，但是并非所有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特指某一个综合授信合同。
【解读】综合授信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保证期间以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准——被保证人债务发生的时间未在综合授信合同期限内的，只要还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限内，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
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摘要1：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0年第3集总第43集】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295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浙民申295号
【裁判摘要】（１）原告应对产生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２）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谢××曾于2011年起诉案外人徐建坤要求归还10万元借款，在审理过程中，谢××提供的借条中借款人的签名经鉴定并非徐××本人书写，谢××遂申请撤回起诉。2012年9月，谢××再次以前案的中的10万元借条起诉徐××及陈××，要求该两人归还10万元借款，因谢××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作出（2012）绍虞越商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谢××的诉讼请求。现谢××主张陈××对诉争1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则谢××应对产生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有证据虽能证明谢××于2008年6月30日转账10万元至陈××，但谢××并未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且谢××在前案及本案诉讼过程中均主张诉争10万元当初属于借款，系徐××向其所借的款项。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原审对其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复4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复45号
【裁判摘要1】第一，《纪要》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商有关部门形成的规范性文件，《纪要》第九条对金融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止付利息进行了规定，第十二条对《纪要》的适用范围，包括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及转让主体进行了限定，因此，《纪要》是对特定时期、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确立的特殊的处置规则,其目的是为了依法公正妥善地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金融不良债权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应当按照其适用范围的规定参照适用。如果将《纪要》适用范围以外的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一律参照适用《纪要》精神，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及司法文件依据，亦与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司法精神相悖。本案中，案涉金融不良债权最初转让发生于2014年4月25日，由兴业信托公司转让给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该债权第二次转让发生于2018年6月12日，由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转让给彰泰公司。可见，债权最初的转让时间和转让主体与《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不符，故不应适用《纪要》关于自受让日后停止计付利息的规定。第二，《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纪要》的内容和精神仅适用于在《纪要》发布之后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涉及最初转让方为国有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相关案件。”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答复从配合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不良债务处置工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导向出发，明确了执行程序中对于迟延履行利息的计算，也参照适用该规则。但该答复意见所涉案件中的金融不良债权属于《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的特定范围内的债权。因此，该答复意见所涉案件基本事实与本案不符，对本案不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本案不属于《纪要》规定的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丽诚东公司、黄××关于应适用《纪要》第九条的规定于彰泰公司受让债权后停止计算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２】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与丽诚东公司在（2017）桂民初21号民事调解书中约定：“2017年7月1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3674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7.9%计算，限于2017年7月31日前一次性付清。如逾期不能还清，则应继续按年利率17.9%计付尚欠本金的利息，直至全部本金还清。”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与丽诚东公司经协商，自愿确定了17.9%的年利率，如逾期不能还清，则继续按年利率17.9%计付尚欠本金的利息，直至全部本金还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第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且从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与彰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附件一和附件一中所列利息的计算表以及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的债权转让公告来看，长城资管广西分公司也并未向丽诚东公司主张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因此，彰泰公司受让债权后，向丽诚东公司主张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缺乏法律依据，违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7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769号
【裁判摘要】以物抵债并适用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８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保护的是商品房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而以物抵债协议以消灭金钱债务为目的，物的交付仅为以物抵债的实际履行方式，与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产生的物权期待权具有基础性区别，在完成不动产法定登记之前，以物抵债协议并不足以形成优先于一般债权的利益，不能据此产生针对购买不动产的物权期待权。主要理由有三：第一，以物抵债协议当事人不具有购买不动产的意思表示。即便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其基础也是以物抵债，法律关系未发生实质变化，如果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履行，抵债受让人仍然可以主张原债权；第二，公示公信原则是物权变动中的一项基本原则，物权期待权缺乏公示，应严格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适用范围，不宜扩大解释；第三，抵债受让人享有物权期待权损害债权平等原则。已到清偿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有平等受偿权，如果赋予抵债受让人物权期待权，能够排除强制执行，则导致当事人自行确认并签订清偿协议的债权优先于经过司法机关确认并采取执行措施的债权受偿，扰乱债权清偿顺序，损害债权平等受偿原则。本案中，从闵××与金福地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的原因来看，虽该合同具有房屋买卖合同的外在形式，但据其自认实质上是冲抵云南远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昆明承达混凝土有限公司，以及昆明承达混凝土有限公司与金福地公司之间的三角债关系。基于债的平等性原则，闵××对金福地公司的债权并不较本案所涉执行债权更具有优先实现的价值利益。故此，原审在认定以物抵债并不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情况下，判决闵××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
摘要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3民终18296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3民终18296号
【裁判摘要】案涉认购协议第十一条第二款关于仲裁的约定条款，明确约定适用认购协议中的认购人（刘×）与挂牌方（华弘公司）之间发生纠纷，本案还涉及刘×起诉摘牌人东银公司、担保人广森公司、李×及钟××，一审法院根据该条约定，驳回刘×起诉，扩大了仲裁条款适用范围，属于认定事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另，本案涉及的保证函在性质上应属产品认购协议的担保合同，该保证函中并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一审法院关于主合同产品认购协议有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辖265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浙民辖265号
【裁判摘要】（１）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虽然涉及到不动产的分割，但其法律关系基础来源是婚姻法律关系。从案件审理看，以婚姻当事人所在地法院进行审理，有利于案件的事实审查；（２）本案系离婚后财产纠纷并非物权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一般性地域管辖原则——本案管辖争议焦点系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涉及不动产的权属争议，是否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专属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该条款的不动产纠纷只指部分物权纠纷，基于不动产专属管辖属于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合意进行变通，其适用范围应当尽可能限定在确有必要范围内。本案的案由系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虽然涉及到不动产的分割，但其法律关系基础来源是婚姻法律关系。从案件审理看，以婚姻当事人所在地法院进行审理，有利于案件的事实审查。综上，本案系离婚后财产纠纷并非物权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一般性地域管辖原则。由于本案被告住所地位于嵊州市，故嵊州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其移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