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湖北高院经再审认为，采石场的采矿权延续申请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实际处于“行政机关逾期未作出是否准予延续决定”的状态。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因此，原裁判认定汤某珍、王某强、卢某超在采矿许可证到期未获得行政机关批准延续的情况下开采矿产品属“未取得许可证擅自采矿”，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湖北高院依法判决三被告人无罪，并返还原审裁判已执行的罚金及追缴的财产。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依照《中华人民和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本案中，原告绥中县某某长石矿于2016年3月末向被告绥中县自然资源局提出采矿权延续登记的行政许可申请，被告至今未出具书面受理凭证，也没有告知原告是否立案、针对原告申请内容作出正式结论性处理，应视为被告绥中县自然资源局已经于2016年3月末受理了原告关于采矿权延续登记的申请。因被告至今未针对原告申请事项内容作出正式结论性书面处理决定，故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
【解读】（１）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依法履行为原告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的法定职责；（２）判决：责令被告绥中县自然资源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对原告绥中县某某长石矿关于×××××采矿权许可延续登记的申请依法作出处理，应当于法定期限内处理完毕。
摘要2：【案号】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辽14行终51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中，永立石材公司于2011年8月18日向安吉县国土局、安吉县矿资办提出要求延续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但安吉县国土局未就是否准许延续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作出审批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的规定，安吉县国土局应当在2011年9月30日前，对永立石材公司的提出的采矿权许可有效期延续作出是否准予的决定。而永立石材公司至采矿权许可有效期届满之日仍未能收到安吉县国土局是否准予延续采矿许可期限的决定，就应当知道安吉县国土局未依其申请作出相关行政行为，若永立石材公司就该行政不作为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期限，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鉴于此，永立石材公司应当在2011年10月1日起的2年内提起行政诉讼，而永立石材公司直到2014年6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显已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
摘要2：【解读】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三被告不向永立石材公司续延×××花岗岩矿《采矿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摘要1：【案号】本案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依法、依规作出行政行为，准予办理延续登记手续颁发采矿许可证。上诉人于2016年12月29日向被上诉人多次递交了采矿权延续申请，上诉人最后一次向被上诉人递交采矿权延续申请的日期为2017年5月28日。被上诉人未作出答复，上诉人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权利，上诉人于2020年8月28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起诉期限，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之规定，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是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本案中，2017年8月27日被告给原告下发采矿权延续限期补正通知书，2018年7月11日葫芦岛市国土资源局出具《辽宁省绥中县沙河镇长盛采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备案证明，被告未依前述法律规定，对原告的申请作出是否准予的决定，故被告直接于2019年9月2日直接公告废止原告的采矿证属于程序违法，其公告（《关于某县某镇某釆石场等9家矿山釆矿许可证自行废止的公告》）中关于原告部分即公告序号1部分应予撤销。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未作是否准予的决定，影响了原告的知情权，故被告主张的原告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先有印文后有打印字迹不能证明系伪造——《司法鉴定意见书》并不能证明《采矿权解除抵押备案申请书》和2014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即贷款未发放证明）系伪造。中国银行赤峰分行提出抵押权解除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有人蓄意伪造了解押申请，导致其抵押权被非法解押。经审查，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采矿权解除抵押备案申请书》和2014年11月11日出具的《证明》上“中国银行赤峰分行”的印章印文与打印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均为先有印文后有打印字迹。但《司法鉴定意见书》仅能证明案涉《采矿权解除抵押备案申请书》与《证明》的印章印文与打印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并不能直接证明两份文件系伪造。相反，《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两份文件上加盖的“中国银行赤峰分行"印章系同一印章盖印形成，系其真章。．．．．．．因此，中国银行赤峰分行提供的新的证据材料并不足以推翻其抵押权已消灭的基本事实。
【裁判摘要２】（１）再审事由“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之“法律”指实体法而不包括程序法；（２）中止审理是否合法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再审事由——原审不中止审理是否合法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主张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再审事由进行再审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了十三项再审事由，其中第六项为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第七至十三项为程序类事由。可见，尽管程序问题在某些情形下也可被认为属于法律适用问题，但在上述法律明确将“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与七项程序类事由并列的情形下，该处的“法律”显然指向实体法，不应包括程序性法律问题。再审事由法定化、明晰化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应有之义，也是近年来民事诉讼法修改相关内容所追求的立法价值。面对原审诉讼中可能存在的远多于上述七类事由的程序问题，法律并未一概将其作为再审事由，而是只将其中的严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程序问题明确为再审事由。如果将原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解为其后七项程序类事由的兜底条款，将导致对程序类事由的具体列举失去再审事由法定化、明晰化的意义。因此，作为再审事由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的“法律”应指向实体法，而不应包括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对该再审事由的解释也印证了这一点。故本案中国银行赤峰分行关于原审应当中止审理而未中止，故应予以再审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同。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95号
【摘要】关于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光大投资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间的问题。中国银行赤峰分行上诉主张，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应当依据原审法院的保全裁定书以及中国银行赤峰分行的中止执行申请书，获悉正在进行的(2016)内民初15号诉讼与其有利害关系，起诉期间应从中国银行赤峰分行申请中止执行和保全时起算，已超过六个月。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撤销对象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起诉期间应从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其民事权益之日开始起算。本案中，中国银行赤峰分行未提交保全裁定书及中止执行申请书相关证据，也未提交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全裁定及终止执行申请等相关事实，本院难以认定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未参加相关诉讼有明显过错；况且中国银行赤峰分行主张申请中止执行和裁定保全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5月30日和6月6日，彼时(2016)内民初15号判决书尚未作出，更未生效，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无法知道该判决损害其民事权益，故不应以该两时间为起诉期间的起算点。因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并非(2016)内民初15号诉讼当事人，其在原审中提交证据证明了(2016)内民初15号判决书于2016年12月27日发布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其主张以该时间作为行使诉权的起算点，具有合理性，故本案起诉期间应从2016年12月27日起算，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于2017年6月5日起诉未超过六个月法定期间。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司法拍卖的标的物只能是采矿权而不可能是矿产资源本身——矿产资源依法专属于国家所有，其本身不能成为民事交易以及司法拍卖的标的物。但是，国家一般不会直接对矿产资源从事开发利用活动，通常是通过授予单位或个人以采矿权的方式，由该单位或个人进行具体开采作业。这种采矿权依法可以流转、抵押等，也可以成为司法拍卖的标的物。因此，司法拍卖的标的物只能是采矿权，而不可能是矿产资源本身。本案中，唐山中院作出的（2015）唐执一字第3651号执行裁定、（2015）唐执一字第365号之四执行裁定，分别将评估、拍卖的对象表述为案涉采矿权范围内的矿产资源，是不严谨的，依法应予纠正。
【裁判摘要２】（１）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并非必须为营利法人，相关政策并未完全排除其他类主体作为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２）采矿权受让人的相关资质问题将主要决定该受让人能否成功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取得变更登记而非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参加司法拍卖的竞买——关于穆××是否具有案涉采矿权竞买资格的问题。《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6号）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将采矿权拍卖或裁定给他人，受让人应当依法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申请变更登记的受让人应当具备本通知第（七）条规定的条件，登记管理机关凭申请人提交的采矿权变更申请文件和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而根据该通知第七条的规定，采矿权申请人原则上应当为营利法人。由此可知，第一，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并非必须为营利法人，相关政策并未完全排除其他类主体作为采矿权申请人或受让人；第二，人民法院将采矿权拍卖或裁定给他人的，受让人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而能否成功取得变更登记，则要看该受让人是否具备前述第七条规定的条件。故采矿权受让人的相关资质问题，将主要决定该受让人能否成功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取得变更登记，而非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参加司法拍卖的竞买。综上，白云泉矿业公司以穆××不具备采矿权受让人资质为由，否认穆××参加司法拍卖的资格，并进而要求撤销案涉司法拍卖，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采矿权的实际权利人在不损害申请执行人信赖利益的情况下可以排除一般金钱债权的执行——采矿权虽然是依据行政许可产生的权利，但对矿产品的开采利用本身是一种用益物权，属于物权范畴。在采矿权经初始设定即行政许可登记之后的权利利用上，实践中存在名义权利与实际权利分离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当名义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就采矿权的归属发生争议时，通过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实际权利人，符合民事诉讼的制度目的。需要明确的是，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确认的是采矿权的实际权利状态而不是采矿权的行政许可，不具有直接产生许可登记的效力。人民法院确认采矿权的实际权利人后，实际权利人能否取得采矿权，仍然需要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行政管理法规关于采矿权许可登记的其他条件。．．．．．．综上，案涉采矿权系根据贵州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政策要求，形式上变更登记至甲盛龙公司名下，甲盛龙公司并未进行实际经营和收益，应当认定富奇煤矿系案涉采矿权的实际权利人。．．．．．．本院认为，富奇煤矿作为案涉采矿权的实际权利人，对案涉采矿权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本案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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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合作协议中关于采矿权权属约定仅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不可对抗名义采矿权人具有公示公信效力——据原审查明，案涉化磋窝煤矿采矿权于2014年2月20日变更登记至鑫盛源公司名下，中信银行贵阳分行与鑫盛源公司在2015年1月28日至2015年4月14日期间签订七份贷款合同。中信银行贵阳分行的金融借款债权形成于案涉采矿权变更登记至鑫盛源公司名下之后。化磋窝煤矿未提供证据证明中信银行贵阳分行在与鑫盛源公司签订贷款合同前知道或应当知道化磋窝煤矿与鑫盛源公司之间就案涉煤矿存在挂靠关系，中信银行贵阳分行基于对采矿权登记所产生的物权公示公信效力存在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符合物权法关于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精神。因此，化磋窝煤矿称其为案涉煤矿的实际采矿权人、享有足以排除中信银行贵阳分行的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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