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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39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392号
【裁判要旨】收购矿山个人独资企业采矿权的部分份额应办理采矿权转让手续,否则合同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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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黔民终400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黔民终400号
【裁判要旨】转让矿山个人独资企业“股权”份额不涉及采矿权权利主体名称变更,不需要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合同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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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第340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第3400号
【裁判摘要】该协议系雷某某、冯某某与王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并无禁止采矿权承包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雷某某、冯某某认为该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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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青民终95号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青民终95号
【裁判摘要】若当事人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发包人放弃对矿山的管理、除收取固定费用或者受益外不再履行作为采矿权人的全部法定义务,亦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对于矿产品的处分等均没有任何权利,则应认定为以承包的形式转让采矿权;若当事人约定共同采掘或者将采矿权中所包含的生产经营管理赋予他人,给付承包人一定的劳务报酬、享有承包人的劳务成果,但采矿权主体不发生变更,发包人作为采矿权人不退出矿山管理,继续履行采矿权人的法定义务的,应认定为采矿权承包或者劳务承包,在此种情况下,采矿权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将采矿权承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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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渝高法民申字第01822号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渝高法民申字第01822号
【裁判摘要】《重庆三磊天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回星矿山石灰石开采、运输承包合同书》是三磊公司与范炎森之间关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内部约定,并不是以转让采矿权为合同目的。由于本案合同属于内部承包合同,三磊公司具有矿山开采资质,范炎森也具备相应资质,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五款的规定;范炎森不属于借用三磊公司的资质从事矿山开采,其采矿权主体并没有变更,本案不适用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上述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只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来看,采矿权内部承包并未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一、二审认定《重庆三磊天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回星矿山石灰石开采、运输承包合同书》有效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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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赣民一终字第108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赣民一终字第108号
【裁判摘要】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1、原审法院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给他人进行采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原审法院适用的以上规定,是对矿产资源买卖、出租和转让所作的限制性规定,而涉案合同为内部经营承包合同,并非独占采矿权的企业承包合同,也不是采矿权转让合同,故本案不适用以上条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只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采矿权内部经营承包并没有违反制性规定。故原苏宜碎石厂与周晓彬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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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黔高民提字第4号

摘要1:【案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黔高民提字第4号
【裁判摘要】2002年9月1日《老鹰岩煤矿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5年,从2002年12月15日至2007年12月15日,每年承包费9万元,自2007年12月15日后为股份合作直至煤矿停办之日止,在股份合作期间,甲方控股36%的股份,乙方控股64%的股份。可见,该合同既包含承包的约定也包含有股份转让的内容,合同已经超越了单纯煤矿承包合同的范畴。合同约定将煤矿全部交与何辉经营,又不参与经营管理,只取得承包费的约定,属于采矿权承包。约定将煤矿大部分股份即64%份额转让,属于采矿权转让。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给他人进行采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的规定,双方签订的《老鹰岩煤矿承包合同》,因违反上述行政法规关于禁止以承包方式转让采矿权的禁止性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所以双方于2002年9月1日签订的《老鹰岩煤矿承包合同》属无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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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7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一终字第74号
【裁判摘要】关于武某某与王某某签订的两份《合作开采协议》的性质,应认定为采矿权承包合同,而非采矿权转让合同。理由如下:1、正义关煤矿的采矿权人一直是国马公司,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试图改变采矿权的归属。武某某与王某某签订的《合作开采协议》明确,双方系就“经营权转让”达成的协议,协议中并无关于变更采矿权人的约定。2、从开采期限上看,《合作开采协议》第二条约定,武某某的开采时间以王某某与国马公司所签合作开采协议约定的时间期限为准,而非永久性转让开采的权利。3、从开采范围上看,《合作开采协议》约定,武孝明有权开采的仅为五采二区的部分区域,而非整个正义关煤矿。4、从矿区管理上看,国马公司始终控制着正义关煤矿的开采及销售,武孝明必须遵守国马公司的管理规范。《合作开采协议》约定,武某某应“遵守矿业集团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必须遵循国家矿业集团及安全部门有关规范施工,规范生产、规范经营、确保安全”。在开采过程中,各方须将税费层层上缴国马公司并在国马公司处领取火工品。在销售过程中,各方须将采出的原煤在国马公司所设的磅秤上过磅以缴纳管理费。故此,从案涉两份《合作开采协议》的内容及履行情况看,并不符合采矿权转让合同的特征,王某某只收取固定数额的转让费用,武某某自行开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应认定为采矿权承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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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宁民终字第165号

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宁民终字第165号
【裁判摘要】虽然双方合同的名称为《承包合同书》,合同第一项也约定了长青石料厂将所属石料厂承包给田陶贸易公司开采经营,但根据合同履行的内容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看,田陶贸易公司承包的是长青石料厂的全部生产经营,其占有、管理、使用长青石料厂的全部资产,并独占涉案石料厂依法享有的采矿权,田陶贸易公司获取的不是完成生产或销售任务的劳动报酬,而是经营石料厂的利润,并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因此双方的合同不是承包合同,而是私自转让采矿权的行为,本案应为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的规定,长青石料厂与田陶贸易公司转让采矿权不符合依法转让的条件,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系以承包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进行转让,因此《承包合同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及合同的性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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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6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69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因政策原因被关闭,属于发生事情变更的情形,当事人可请求解除采矿权委托经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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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贺民二终字第246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贺民二终字第246号
【裁判摘要】根据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决定》对1986年《矿产资源法》涉及采矿权部分所作出的修改条款,已对1986年《矿产资源法》中关于采矿权的转让、出租等相关规定作出重大修改,将1986年《矿产资源法》中关于“采矿权不得买卖、出租,不得用作抵押”的内容修改为“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并将1986年《矿产资源法》中关于“买卖、出租采矿权或者将采矿权用作抵押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吊销采矿许可证”的条款修改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的,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此外,1998年国务院颁发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以承包等方式擅自将采矿权转给他人进行采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2000年11月1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探矿权、采矿权为财产权,统称为矿业权,适用于不动产法律法规的调整原则。依法取得矿业权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称为矿业权人。矿业权人依法对其矿业权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第六条规定“矿业权人可以依照本规定出租、抵押矿业权”。从上述现行法律条文内容看,法律法规并不明确禁止采矿权人出租采矿权及附合资产给他人租赁经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矿山租赁合同不存在违反国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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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陕04民终2253号

摘要1:【案号】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陕04民终2253号
【裁判摘要】陈家坪煤炭公司将采矿任务发包给孔某某完成,向孔某某给付一定的劳务报酬,并享有劳务成果,该合同应为劳务承包合同。矿产资源勘察、开采的劳务承包不发生采矿权人主体的变更,不属于以承包形式转让采矿权,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双方签定的承包合同是将矿山的开采劳务承包给孔某某,仅是采矿劳务的承包,并不属于以承包形式擅自转让采矿权,因此合同合法有效,合同已于2015年11月26日终止停产至今,无法继续履行,但并不影响根据履行情况支付劳动报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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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郴环民终字第71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郴环民终字第71号
【裁判摘要1】关于《郴州玉城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黄岑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权项目槽探工程的包干协议》的性质,应认定为探矿权转让协议,而非探矿工程施工工程劳务承包协议。理由如下:1、从《郴州玉城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黄岑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权项目槽探工程的包干协议》的内容看,涉案槽探中探明出的铁矿产品由李某某、李某自找销路销售,并承担所有的槽探费用,李某某、李某探出的铁矿石按税后30元%/吨交玉城公司。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由李某某、李某支付,而与当地村民和林场的关系、施工安全均由李某某、李某负责;2、从权利义务看,玉城公司只收取费用,不参与具体经营活动、不承担经营风险、不负责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对外关系的处理,是李某某、李某,并非玉城公司。况且该协议未约定承包费、劳务报酬和承包期限,不符合工程劳务承包特征。故涉案协议具有探矿权转让的特征,应认定为探矿权转让协议。
【裁判摘要2】关于《郴州玉城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黄岑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权项目槽探工程的包干协议》的效力,我国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探矿权属特许经营权。由于我国对探矿权人的探矿资质和探矿权的转让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自行对探矿权进行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除此以外,不得转让探矿权。因此,该协议的性质名为《郴州玉城矿业有限公司湖南省黄岑岭铅锌多金属矿探矿权项目槽探工程的包干协议》,实为探矿权转让,其转让探矿权的行为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为无效协议。

摘要2:【解读】具有探矿权转让特征的探矿权工程承包合同应认定为探矿权转让合同——探矿权人将勘查工程承包给他人后,只收取费用,不参与具体经营活动,不承担经营风险,不负责施工安全监督管理,不负责施工项目对外关系的处理,承包合同亦未约定承包费、劳务报酬和承包期限,应认定承包合同为探矿权转让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13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139号
【裁判摘要】《合作开采协议》若是通过合作方式进行的权利转让,须报有关机关批准,并经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至少也应将相关合同进行登记备案。而事实上《合作开采协议》仅为矿业集团和李某某双方之间的内部协议,李某某意欲通过该协议获得采矿资格,从事开采活动。该协议没有经过变更登记或者登记备案,不具有以合作方式转让采矿权的对外公示效力。因此,矿业集团再审申请时声称通过《合作开采协议》,其与李某某之间实为经营权转让的关系,李某某根据该协议独立经营并独立承担盈余亏损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通过合作方式转让矿业权应报矿产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并经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至少也应将有关合同进行登记备案。

简法|在矿业权上是设定质权还是抵押权?

摘要1:解答:矿业权不属于《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依法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和《担保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矿业权属于《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和《担保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依法可以抵押的其他财产”。根据《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矿业权人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出租、抵押矿业权”,矿业权属于可以依法抵押的财产。因此,在矿业权上应当设定抵押权而不能设定质权。

摘要2:【注解1】在矿业权上应当设定抵押权而不能设定质权。
【注解2】矿业权抵押备案能否视为矿业权抵押权登记?——在法律、行政法规尚无明确矿业权抵押登记部门的情况下,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据部门规章或者地方性法规办理的矿业权抵押备案,可视为矿业权抵押登记,矿业权抵押权自登记或者备案时设立。
【注解3】(1)矿业权许可证到期未延续导致自行失效则抵押权随之灭失;(2)因抵押人过错导致抵押权灭失抵押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92号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云高民二终字第15号

摘要1:【案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云高民二终字第15号
【解读】采矿权合作不涉及变更采矿权主体且采矿权人未完全放弃矿区管理的,不构成采矿权转让,合作开采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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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再1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再19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第六条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矿业权人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采取出售、作价出资、合作勘查或开采、上市等方式依法转让矿业权。第四十二条规定,合作勘查或合作开采经营是指矿业权人引进他人资金、技术、管理等,通过签订合作合同约定权利义务,共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本案《合作合同》虽约定设立合作法人,将来取得的采矿权证办至项目公司名下,但履行合同中双方不需转让探矿权,故不需办理矿业权转让审批和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合作合同》的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合作合同》系平等主体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约定将未来取得的采矿权证办理在项目公司名下,法律亦不禁止。一审法院认为神华矿业公司对其将来要优先取得的采矿权登记在项目公司名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的“倒卖”牟利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合作合同》无效,亦未对当事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等基本事实进行审理,适用法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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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5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457号
【裁判摘要】莲山矿业公司申请再审主张该协议名为投资合作,实为采矿权的转让。对此,根据该协议书的记载,当中并没有莲山矿业公司将其部分采矿权转让给崔某某的文字表述,亦无一方出卖、让与采矿权,一方以一定的价格购买、受让采矿权的内容。该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的是,崔某某应投入的资金数额,并约定由崔某某负责办理采矿的各项手续,莲山矿业公司以其20%的利益作为回报给付崔某某。协议书第三条及第五条的内容亦无转让、出卖部分采矿权的表述。基于该协议书的约定,崔某某投资莲山矿业公司2000万元并负责办理采矿手续,在此情况下可获得莲山矿业公司20%的利益回报以及该利益回报的取得方式。协议还约定了莲山矿业公司对崔某某予以一定的授权,并无莲山矿业公司转让部分采矿权的意思表示。因此,该协议是关于双方投资合作、分配利润的约定,其性质系投资合作。莲山矿业公司主张该协议系采矿权的部分转让且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认定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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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70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702号
【裁判摘要】2006年1月23日,兴达公司与甘来公司签订《联合开发锑矿协议》,约定由双方合作合作开发涉案锑矿。根据合同的约定,兴达公司负责协调地方关系,办理相关手续,保证矿山的投资生产环境,甘来公司负责出资,与国土部门签订承包合同。兴达公司、甘来公司按照3:7的比例享有合作项目的权益。《联合开发锑矿协议》系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甘来公司称《联合开发锑矿协议》约定开发的并非是涉案锑矿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联合开发锑矿协议》并不涉及采矿权转让的内容,甘来公司以合同属于采矿权转让且未经批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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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78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783号
【裁判要旨】因采矿权合作开采一方过错导致矿区无法正常生产,构成违约,对方有权请求其赔偿损失。关于停产损失数额原则上以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为标准计算,但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从平衡双方利益角度考虑可采取其他标准计算。
【裁判摘要】采石场提交的采矿许可证显示其生产规模为5万立方米/年,原则上应以此为标准计算采石场的停产损失。但是本案中,第一,昌图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矿山企业在生产期间,可以根据矿山实际储量、市场需求、改进开采工艺、增加设备等方法提高实际生产规模,采石场可依据《辽宁省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依法向登记机关提交申请扩大到年开采10万立方米”,但因建筑公司开采形成沟壑导致采石场无法正常生产经营,也无法实际向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申请变更生产规模,采石场对此并无过错;第二,在本案再审审查询问过程中,采石场承认其在与建筑公司两年的合作期间内,根据《协议书》约定的建筑公司按每立方米5元向采石场支付资源转让费和配合费等费用,共收取建筑公司98万元,建筑公司虽以账务不清为由对其与采石场合作期间实际开采数量及支付的费用总额不做确认,但未提交相反证据,这说明双方合作期间采石场的实际生产规模是可以达到年10万立方米的,二审判决以此为标准认定采石场的停产损失,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第三,二审判决在确认建筑公司为人工沟壑形成责任主体的情况下,亦判定采石场自担包括停产损失在内的案涉各项损失的30%,且基于《昌图县非煤企业复工申请审批表》批准的采石场复工时间核算,采石场停产时间应超过三年,而二审判决只支持了三年的停产损失,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平衡了双方的利益。故二审判决虽未以采石场《采矿许可证》上载明的生产规模认定其停产损失,但是考虑到本案存在上述实际情况,二审判决的结果并无明显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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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桂民一终字第21号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桂民一终字第21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合作合同当事人签订跨越采矿证到期日为履行期限的合同,且对采矿权证到期后可能出现的损失风险双方没有约定,可以酌情考虑由双方共担停产损失的风险。
【裁判摘要】本案是合同之诉,非侵权之诉,对损失如何赔偿要围绕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内容来分析。如前所述,南星公司与韦某某间是一种非法人型的矿业权合作,对于合作的利益分配在《斜井工区及选厂合同》第四条有约定,“1、自2007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止,南星公司按窿口与选厂合作项目产出销售总额的20%提取,再扣除合作项目使用的材料和管理费用后,余下的作为劳务费支付给韦某某;2、自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30日止,斜井工区合作期限满后,选厂合作项目所剩两年合作期按南星公司51%、韦竣严49%的比例持有股份,经营所得按持股比例分配,合作期限届满无偿归南星公司所有。”双方明知采矿证的到期日仍签订跨越该日期为履行期限的合同,且对采矿证期满后可能出现的损失风险负担双方没有约定,双方主观上均有过错,可以酌情考虑由合作双方共担。综合本案合作双方投资与收益的比例及最终产权归属的情况,南星公司与韦某某各负担50%的停产损失较为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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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8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83号
【裁判要旨】合作办理采矿权证照合同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当事人签订合同约定合作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待矿权证办理完成后各自享有相应矿区矿种的权利义务的,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刘某某与何某某、徐某某签订的《办证协议》主要约定,就贵州省遵义县毛石镇芭蕉矿区沙湾至高岗地区1.6平方公里区域内钼镍磷矿和3.04平方公里内磷矿的开采事宜,王某某、王国某、徐某某支付办证费用,刘某某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开采证,待矿权证办理完成后,各自享有相应矿区矿种的权利义务。该《办证协议》关于刘某某完成行政许可、取得矿权证的约定,系刘某某应履行的义务,并非《办证协议》所附的生效条件,故刘某某主张《办证协议》未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办证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摘要2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冀民申4009号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冀民申4009号
【裁判要旨】合作办理采矿权证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0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011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的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张某某原先的采矿许可证于1992年3月到期以后未办理延续登记,张某某自那时起即失去了合法采矿权,其后进行的开采行为属于非法开采。1995年张某某因非法开采被处以行政处罚,这一事实恰恰表明了行政主管部门对该行为作出了否定性评价,故张某某有关1995年接到办证通知、缴纳罚款、缴纳了办证费,便享有采矿权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由于1992年3月以后张某某就不再享有对系争铁矿的合法采矿权,故其与2000年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向宏运铁矿采矿发放许可证的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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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甘民二终字第103号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甘民二终字第103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勘查许可证,取得探矿权;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宏瑞公司在仅取得了探矿权,并未取得采矿权的情况下将肃北县双山子铁矿的采矿点承包给罗光明开采,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确认为无效,原审法院对合同的效力认定正确,但将案由定为承包采矿权纠纷欠妥,应予纠正,本案的案由应当定为探矿权纠纷。关于宏瑞公司以协议中约定了回收矿石48元/吨的价格,故协议应属于劳务承包合同的上诉理由,该条款实质上是对宏瑞公司收购罗光明开采出的矿石及价格的约定,故宏瑞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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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湘高法行申字第126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5)湘高法行申字第126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的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地表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经批准取得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碧海农牧公司以清淤方式取得覆盖在耕地上的砂土后,将通过洗砂台分离得到的砂石予以销售的行为,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被覆盖耕地的种植能力,但该情形不能改变其仍属于开采地表国家矿产资源行为的性质,依法应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采矿权,并办理登记。
根据国务院令第370号《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九条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已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擅自从事应当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方可从事的经营活动的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查处取缔时,可扣押该企业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活动的工具、设备。碧海农牧公司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农产品种植、产成品养殖、苗木园林、花木培育、农村田、土、水库、河道、沙洲资源综合利用,因其并未取得采矿权许可,当然不具有采矿的经营权限。碧海农牧公司在不具有采矿经营权限的情况下,从事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采矿经营行为,显然属于国务院令第370号规定的无照经营违法行为。2014年6月,平江县人民政府设立的长石矿业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和平江县国土资源局,先后亦向平江县工商局发函督促和建议对碧海农牧公司的涉案行为进行查处。据此,平江县工商局依照国务院令第370号的规定,扣押碧海农牧公司用于采矿的装载车,并无不当。平江县工商局的扣押行为系行政强制措施,不是行政处罚决定,故不适用上述国务院令第十四条第二款由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处理的规定。由于平江县工商局的扣押行为合法,碧海农牧公司要求平江县工商局赔偿经济损失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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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52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521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出让合同生效后、采矿许可证颁发前,受让人依约履行合同并合法占有矿区的,有权对他人的越界开采行为主张侵权责任——采矿权出让合同生效后、采矿许可证颁发前,受让人依约履行付款和办理采矿权证手续并实际合法占有矿区的,受让人对矿产资源享有开采权和预期利益。第三人越界开采的,受让人有权请求第三人赔偿因矿产资源减少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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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50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3501号
【裁判要旨】采矿权受到侵害可主张的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由于侵权行为直接作用于受害人的财产所造成的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失(由于受害人受到侵害而发生的可得利益的丧失)。

摘要2:【解读】2008年7月因电力公司架设输电线路,祥和采石场停产。鉴定意见确认祥和采石场剩余可开采矿石为26075立方米,剩余储量的矿石开采后纯利润为11389206.19元。一审法院烟台中院判决电力公司补偿原告经济损失762188元;二审法院山东高院认为,电力公司架设送电线的行为构成侵权,对原告的赔偿应当包括间接损失。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原告没有进行开采的实际、双方的过错程度和公平原则,该院认为对原告的间接损失按照该鉴定结论的40%进行认定较为合适。故判决:电力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555682.48元(即纯利润40%)。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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