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01-23 10: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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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壮大，股权已成社会财富的重要法律载体，股权流转日益频繁。股权转让具有四大功能：一是既能促成财富流转，又不妨碍公司的正常经营。股权转让只改变股东身份，而不影响公司的法人资格、财产权利以及公司对外业已缔结的债权债务关系。二是既能确保老股东顺利退出公司，又能促成新股东平稳加盟。三是股权交易成本低于分项资产的交易成本。控制股东转让股权与转让公司资产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整体出售股权的交易成本在通常情况下低于逐项转移公司资产或营业的交易成本。对卖方而言，卖活牛总比杀牛卖肉赚钱多。对买方而言，购买正常运营公司的股权有助于避免新设公司之累。买方人主公司后如果缺乏经营管理的兴趣与能力，大可沿袭公司原有营利模式和经营思路，甚至保留公司原班人马。四是股权转让可依法节税。例如，甲公司要取得乙房地产公司的烂尾楼项目，有两种思路可资选择：一是购买乙公司的建筑物所有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二是购买乙公司股东的股权。鉴于股权转让款不仅取决于建筑物所有权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还取决于公司的对外负债和盈利能力，股权转让款可能低于建筑物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流转税负担因而水落船低。
股权转让指向的公司包括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含上市公司）。与有限公司相比，股份公司尤其上市公司的股权流通性更强。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数量最多、法律关系最复杂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往往发生在有限公司，本文拟探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
摘要2：
- 日期： 02-07 10:2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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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典型案例
摘要1：房地产公司在预售商品房时未告知购房人所购房屋内铺设公共管道，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李某与房地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上诉
【裁判主旨】房地产公司在预售商品房时未告知购房人所购房屋内铺设公共管道，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虽然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中未约定管道铺设内容，但根据《合同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一方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这一事实或者有提供虚假情况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房地产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可以考虑因房地产公司应告知而未告知，致使李某多支出的交易成本或者给李某造成的损失部分。
【案例】《房地产公司在预售商品房时未告知购房人所购房屋内铺设公共管道，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二终字第130号
【提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在京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前，由其担保的主债务是否已经消灭，其应否承担保证责任。
【裁判要旨】进口方借助银行信用(即保证到期对外付款)，以向出口方开立保证付款文件(大多为信用证)的方式，使进出口贸易得以顺利进行。这不仅确保了交易安全，且减少资金占用时间，降低了交易成本。进口押汇是开证行向进口方提供的一种资金融通方式。为了降低开证融资风险，开证行通常要求进口方提供担保(本案系第三人提供连带保证)。在进口方取得货物后，如其未按期向开证行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则开证行有权要求连带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摘要2：
摘要1：【摘要】
随着对“推定通知理论”和“越权理论”的废弃，公司章程的公开行为本身不构成第三人知道的证据，不得以章程对抗第三人；从交易成本和现实的登记制度上考量，强加给第三人对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进而需要区分公司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的法律效力，不能以公司内部的担保决议违反章程为由主张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两者之间无效力牵连关系。此不独为明晰法律关系，更重要是在于维护私法自治和保护交易信赖。
虽然《公司法》第16条将董事会与股东(大)会用“或者”来并列，但是我国采行“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与股东(大)会的地位是有根本区别的，应当运用“营利性”原则将董事会的决议权限定在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之内。并且，董事、经理无权决定对外担保，其以公司的名义将公司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未经追认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应当自行承担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失。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88号
【裁判要旨】在缔约时对于合同的交易价格明知，对交易中的实际付出有明确的预期，不存在无法预见之情形，不能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并不能简单以合同签订时的价格与合同履行时的价格进行纵向比较。
【裁判摘要】
最高法院认为，契约严守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只有由于不可归责于合同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缔约时的基础动摇或丧失，强行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受到破坏，严重违背公平诚信原则时，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对情势变更定义为“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势变更的发生是否为当事人不可预见、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则为界定本案情形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需要考虑之要件因素。
订时的价格与合同履行时的价格进行纵向比较，本案中，新龙公司如继续履行合同不会额外增加其订约时预计付出的履约成本，仅是其在合同签订后可以以更少的交易成本从别处获取合同标的物，但这不是新龙公司可以违约并置正常的交易秩序于不顾之理由，故本案亦不存在显失公平之情形。
国家能源局国能新能（2011）285号文件的出台是在2011年8月份，即在本案新龙公司发出解除通知之后，亦不影响本案的法律适用。风力发电机组作为在市场流通的交易物，其价格出现波动影响当事人的利益，属于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正常现象，新龙公司作为专门从事风力发电的市场主体，对于该价格浮动应当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判断，应当承担相应的商业风险。综合上述情形，本案买卖合同标的物风力发电机组的价格浮动应属正常的商业风险而非情势变更，新龙公司称本案存在情势变更情形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系以司法权力介入的方式改变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重新分配当事人在交易中应当获得的利益和承担的风险，以实现实体上的公平公正。商业风险则属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因契约严守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故应当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将其适用情形与正常的商业风险相区分，以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
- 日期： 03-26 10: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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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高民终字第1011号
【裁判摘要】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要求被上诉人城乡集团、海欣方舟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被上诉人城乡集团提供的市消防局基建办公室的文件是否不符各方交易时所依据的交易条件，被上诉人城乡集团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城乡集团依据《承债式股权转让协议书》向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提供的《关于预设地区消防站移址建设的请示报告》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受让方接受后能实际使用、执行和操作”的情形，当属城乡集团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有权就此提起诉讼请求救济。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与被上诉人城乡集团在庭审中均明确表述各方就股权转让款尾款的给付事宜一直进行磋商，因此，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2003年9月11日与市消防局签订协议的时间作为时效起算点驳回其请求的判理不当，应予纠正。本案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的权利行使在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内，应当予以保护；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以被上诉人城乡集团违约致使其交易成本扩大为由请求变更股权转让价款，其主张违约的法律事实对应的法律请求应当是违约损害赔偿，而非变更合同价款，主张的法律事实与法律请求缺乏法律上的逻辑联系。另，上诉人华源京都公司、华源亚太公司提交的其扩大损失部分证据均系单方作出且被上诉人城乡集团、海欣方舟公司不予认可，上诉人亦未向一审法院提出关于审计的申请，在此情形下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起诉的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802号
【裁判摘要】
一、合同约定生效要件为报批允准，承担报批义务方不履行报批义务的，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二、缔约过失人获得利益以善意相对人丧失交易机会为代价，善意相对人要求缔约过失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除直接损失外，缔约过失人对善意相对人的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应予赔偿。间接损失数额应考虑缔约过失人过错程度及获得利益情况、善意相对人成本支出及预期利益等，综合衡量确定。
【摘要１】当事人客观合理的交易机会损失应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实现诚实守信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保障。通过要求缔约过失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填补善意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失，以敦促各类民事主体善良行事，恪守承诺。通常情况下，缔约过失责任人对善意相对人缔约过程中支出的直接费用等直接损失予以赔偿，即可使善意相对人利益得到恢复。但如果善意相对人确实因缔约过失责任人的行为遭受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则缔约过失责任人也应当予以适当赔偿。一方面，免除缔约过失责任人对相对人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损失”并未限定于直接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在报批生效合同当事人未履行报批义务的，如合同尚有报批可能，且相对人选择自行办理批准手续的，可以由相对人自行办理报批手续，并由缔约过失责任人赔偿相对人的相关实际损失。上述规定均未排除缔约过失责任人对相对人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缔约过失责任人对于相对人客观合理的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也是贯彻诚实信用原则，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应有之义。虽然交易机会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对相应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存在影响，应当根据具体案情予以确定，但不应因此而一概免除缔约过失责任人的间接损失赔偿责任。
【解读１】《商业银行法》第２８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该条规定的批准对象是股权“购买”行为即股权转让行为（而非权利变动），故批准是合同的法定生效条件，未经批准的合同属于未生效合同。
【解读２】金融企业国有股权转让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和金融行业监督管理事项，因违反合同约定未履行报批义务构成缔约过失。
摘要2：【摘要２】标榜公司存在客观合理的交易机会损失。标榜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实际系丧失取得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所带来的损失。所谓机会，是指特定利益形成或者特定损害避免的部分条件已经具备，但能否最终具备尚不确定的状态。而所谓机会损失，则是当事人获取特定利益或避免特定损害的可能性降低或者丧失。一般而言，在交易磋商阶段，合同是否能够订立以及合同订立所带来的交易机会能否最终实现均属未知，故此时交易机会尚不具有可能性。但如果双方已经达成合意并签订合同，在合同生效要件具备前，双方的相互信赖的程度已经达到更高程度，因信赖对方诚实守信的履行相关义务从而获取特定利益的机会也具有相当的可能性。此时，如一方当事人不诚实守信履行报批义务，其应当预见对方因此而遭受损失。
【摘要３】关于标榜公司交易机会损失的数额认定问题。结合本案事实，对标榜公司因合同未生效导致交易机会损失数额，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予以确定：首先，鞍山财政局的获益情况。如前所述，鞍山财政局违反诚实信用，以2.5元/股的价格将涉案股权另行出售，其所获得的0.5元/股的价差，系其不诚信行为所得。标榜公司丧失涉案股权交易机会的损失数额，可以以此作为参考。其次，标榜公司的交易成本支出情况。因涉案合同未生效并已解除，标榜公司未实际支付对价，亦未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其主张应当以鞍山财政局转售股权价差的全部作为标准进行赔偿不符合本案情况，不应支持。本案中，即使标榜公司实际取得涉案股权，因双方合同对股权再转让有期限限制的约定，故约定期限届满之后，涉案股权价值是涨是跌，尚不确定。另外，标榜公司虽丧失购买涉案股权的交易机会，但并不妨碍其之后将资金另行投资其他项目获得收益。综上，对标榜公司交易机会损失，本院酌定按鞍山财政局转售涉案股权价差的10%予以确定，以涉案股权转售价2.5元/股减去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价2元/股乘以22500万股再乘以10%计算，即1125万元。该损失应由鞍山财政局予以赔偿。
【解读３】违反国有金融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未履行报批义务，属于”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构成缔约过失。
【解读４】本案裁判结果突破一般缔约过失案件过错一方仅赔偿另一方实际损失而不赔偿间接损失特别是可得利益的做法，在特定情况下对于明显违背诚实信用的一方应当赔偿另一方的部分可得利益（交易机会）损失。
- 日期： 10-21 22:3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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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35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以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城市房产、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据此，刘某某与合作银行之间关于先前的贷款还清后不办理注销登记，抵押房产继续为2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约定尽管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并不能发生双方所希望的法律后果，案涉抵押合同并不能为该20万元贷款依法设定抵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关于不动产担保物权的设定必须履行登记手续的规定，系为贯彻公示原则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对公示原则的违反尚不构成为法律秩序和法律的基本价值所不容的行为，故对于未履行登记手续的抵押合同，其法律效力并非确定无效。为救济其法律效力的瑕疵，除可以通过补办登记手续这种方式加以补正使其发生法律效力外，还可以通过解释上的转换这一方式，将其转换为有效的担保行为，以节约交易成本，促进交易发展。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法律行为的转换是指原有行为如果具备替代行为的要件，并且可以认为当事人如果知道原有行为不生效力或无效将希望替代行为生效的，可以将原有行为转换为替代行为而生效。其制度趣旨在于不拘泥于法律行为的外观，而是在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基础上，对交易做出新的评价，用一种适当的行为去替换当事人所选择的不适当的行为，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就本案而言，以此前的抵押登记继续为案涉2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是刘某某和合作银行缔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案涉贷款的催收环节和本案诉讼的初期阶段，刘某某亦未以其提供的房产担保不生效力为由进行过抗辩。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如果合作银行和刘某某在案涉20万元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签订之时，就知道这种以在先的抵押登记担保在后发生的另一笔债权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在不办理登记以节约抵押登记费用的情况下，双方会选择由刘某某提供保证这一合法有效的担保方式，以保证贷款合同的顺利履行。相反，若仅机械适用法律认定本案房产抵押因未登记就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则刘某某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结果将会明显背离一般社会大众的公平认知，亦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将案涉20万元的抵押担保合同转换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由于抵押担保是以物的价值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而保证则是以保证人的全部责任财产承担无限责任，故在理论上存在着将抵押担
摘要2：【裁判摘要（续）】保转化为保证担保会增加刘某某责任范围的可能性，但在本案中，该31××36、32××31号房产原先是作为1998年4月9日的25万元贷款的抵押担保，依经验法则判断，该房产的价值显然应该大于25万元，在担保方式转换后刘峻瑞所应承担的20万元本息的保证责任并未超出其所提供的担保物的价值，故本院对担保方式转换后刘峻瑞的保证责任范围不再予以限定。根据《贷款合同书》的约定，担保到贷款还完方可解除，刘某某应当承担责任的保证期间依法应确定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合作银行、步某某和刘某某三方协议该20万元贷款于1999年8月19日归还，合作银行于2000年5月19日向保证人刘某某催收，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要求刘某某承担保证责任，并应当自2000年5月19日之日起计算该30万元贷款的诉讼时效，合作银行于2000年5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刘某某应当为该20万元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尽管一、二审判决关于刘某某应当承担该20万元担保责任的论理逻辑并不正确，但其关于刘某某应当对上述贷款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故对刘某某关于其不应承担案涉20万元贷款的担保责任的申请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法律行为转换制度——将未经抵押登记的抵押担保合同转换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 日期： 02-26 17:0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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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05民初61656号
【裁判要旨】承租人将房屋整体转租后，不再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可不经提起通知直接出售租赁房屋。
【裁判摘要】优先购买权是指房屋租赁关系中，承租人按照法律规定所享有的，在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给第三人时，得以同等条件优先于他人而购买的权利。该制度设立的立法目的在于减少纠纷，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便于房屋的占有、管理和使用，以发挥其最大效用。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不能离开房屋租赁权而单独存在，也不得与所依附的原权利分割而单独转让，承租人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的首要法定条件是承租人和出租人存在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关系。本案中，根据王某提交的证据显示，杨某在向朱XX出售涉案房屋时，涉案房屋的实际承租人为高X，王某并未占有和使用涉案房屋，其不应再享有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故王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94号
【裁判摘要】本院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损益相抵规则等，并扣减必要的交易成本。
摘要2：
- 日期： 02-03 07: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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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274号
【裁判摘要】（１）抵押登记的不动产要在法律上产生抵押权设立的效力，必须符合公示的要求，必须具体、特定、明确；（２）抵押登记簿上记载的抵押财产不具体、特定、明确，法院依法认定该抵押登记不足以对抗善意第三人——因为丁某2011年8月购买并实际占有的芙蓉花园第58-1号商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理产权证，属于《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所以聚鼎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是否成立，关键是看该房屋在2010年3月25日第一次抵押登记时是否已经登记为抵押财产，购房人能否查阅不动产登记簿。如果登记为抵押财产，购房人又能够查阅，那么聚鼎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就成立。相反，就不成立。经查，克拉玛依市房地产抵押登记簿记载：序号0622；抵押人新疆普瑞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克分公司；抵押权人新疆聚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房地产面积2220.01㎡；房地产用途商铺；房地产位置白区芙蓉1-2栋（30间）；贷款期限6个月；房地产价值9990000；贷款金额7500000；房地产证号空白；办理时间2010.3.25。从抵押登记簿记载的内容来看，对丁某而言，其购买的芙蓉花园第58-1号商铺并没有明确登记为抵押财产。既然如此，其购买的案涉商铺在法律上就应当认为没有被抵押登记，聚鼎公司就不是该商铺的抵押权人。既然聚鼎公司不是该商铺的抵押权人，其就不享有优先于丁某对该商铺享有的权利。聚鼎公司申请再审时提出，案涉商铺属于抵押登记簿记载的2220.01㎡中的一部分。本院认为，根据《物权法》第六条规定的公示原则和第十六条规定的公信原则，某项不动产上是否设立了抵押权，应当以是否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公示为准，而不能有其他标准。对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内容理解有歧义时，应当以社会上通常的第三人如何理解为标准，而不能以抵押权人如何理解为标准。这是因为，由于抵押权是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的物权，任何当事人设立抵押权时，都会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因此，该标准只能以社会上通常的第三人如何理解为标准。本案中，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抵押财产是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芙蓉花园的2220.01㎡商铺，但芙蓉花园第58-1号商铺是否包括其中，由于登记簿上对此没有记载，社会上通常的第三人只能认为不包括。即使事实真的如聚鼎公司所称，登记簿记载的2220.01㎡商铺的确包括案涉商铺，
摘要2：（续）但是，因为登记簿上没有明确记载，没有向社会公示，社会上通常的第三人都会认为案涉商铺没有进行抵押登记，由此产生的风险也只能由聚鼎公司承担，而不能由第三人承担。就本案而言，由于登记簿上没有明确将芙蓉花园第58-1号商铺登记为抵押财产，因此，丁某即使查看了不动产登记簿，也不负有弄清楚该商铺是否属于登记记载的2220.01㎡商铺中的一部分的义务，否则，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功能会大打折扣，危及交易安全，影响交易效率。因此，抵押登记的不动产要在法律上产生抵押权设立的效力，必须符合《物权法》第六条关于公示的要求，必须具体、特定、明确。至于实践中怎么把握，就是上述所说的以社会上通常的第三人如何理解不动产登记簿上的记载内容为标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整栋楼都抵押的，也要让社会上通常的第三人都认为从不动产登记簿上就能看出来整栋楼都已经抵押了，否则，不发生整栋楼都已经抵押的法律效果。之所以要求抵押登记的不动产必须具体、特定、明确，其法理基础还在于不动产抵押登记有三项主要功能：其一，实现社会活动中的“动的安全”即交易安全。通过登记簿展现抵押物上的权利状态及其内容，便于第三人与抵押人进行与抵押物有关的法律交易时，作出合理的预期，避免遭受突如其来的损害，同时也极大地节省了交易成本，能够有效地实现鼓励交易、融通资金的市场经济目标。其二，强化抵押权的担保效力。在不动产抵押权经过登记而成立的前提下，法律就认为当事人已经知晓抵押权的存在。第三，预防纠纷。通过不动产抵押权登记，在第三人能够查阅的情况下，能够合理地规范同一抵押物上多项抵押权以及抵押权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关系，减少纠纷并在发生纠纷之后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本案中，由于抵押登记簿上记载的抵押财产不具体、特定、明确，对丁某而言，就不能产生其购买的商铺在其购买之前已经被抵押给了聚鼎公司的效果，丁某就案涉商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 日期： 02-17 15:5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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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40号
【裁判摘要１】魏×出具的《收条》确认收到陈×８1.6亿元投资款，且魏×在本案原一审两次确认《收条》的真实性，并确认已收到陈××1.6亿元投资款。现魏×主张仅收到投资款9000万元，与之前魏×的陈述存在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魏×解释在原一审中是记错了，这一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也不能作为推翻其庭审中自认的依据。魏×仅以单方提供的转账流水不足以推翻《收条》和魏×在诉讼中确认收到1.6亿元投资款的事实。魏×主张陈××实际仅投资9000万元，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２】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1款约定，魏×向陈××承诺保底利润1:1，双方合作施工开采直至陈××收回投资款与利润共计3.2亿元。陈××主张魏×应赔偿其预期可得利益损失1.6亿元。在具体案件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考量不可预见的损失、不当扩大的损失、因违约获得的利益、双方的过失及必要的交易成本。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合作协议书》的解除均负有责任，且陈××撤场时煤炭市场处于不景气状态，当事人约定的可得利益客观上存在不能完全实现的可能，故本院酌定由魏×按《合作协议书》约定利润的60%即9600万元，对陈××承担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陈××自行承担。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113号
- 日期： 04-19 07:5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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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湘0103民初499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法律规定,客户名单构成商业秘密中,应同时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三个特性,其构成与相关公知信息的一般客户信息不同。对于人原告主张的被告手机微信的客户名单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应从是否具有上述三个特性作出判断。1.是否“不为公众所知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有关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涉案客户名单应当属于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该客户名册原告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该客户名册包含了客户的名称、工作单位、联系方式、交易意向等特殊信息，该信息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应当认定为具有秘密性。2.是否“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有关信息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本案中，获得涉案客户会节约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机会,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商业价值、增加交易机会,能为原告带来竞争优势及经济利益。3.是否“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保密措施”。保密措施是保持、维护商业秘密秘密性的手段。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的保密措施应当表明权利人保密的主观愿望,并明确确定作为商业秘密保护信息的范围,使义务人能够知悉权利人的保密愿望及保密客体,并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息泄露。这是因为商业秘密既然是通过自己保密的方式产生的权利,如果权利人自己都没有采取保密措施,就没有必要对该信息给予保护,这也是保密措施在商业秘密构成中的价值和作用所在。本案中，原告与新入职工作人员签订《竞业禁止与保密协议》，
摘要2：（续）劳动合同中也有相关保密条款的约定，原告将涉案微信号采取绑定公司专人手机，将涉案微信公众号内部的客户名单每日上传到EC管理系统，该系统采取账户密码验证登录等形式，商业秘密的保护毕竟在技术上依然存在困难，对行为人保密措施的认定标准不宜过高，原告采取的上述措施以上足以认定其对涉案客户名单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性措施。综上，原告的涉案客户名单具有商业秘密的一般特征，应当认定属于商业秘密的客户名单。
【裁判摘要２】该四被告私自带走的微信号属于公司财产，现原告又有此诉请主张，四被告应返还业务微信，对已绑定自己私人手机号的应予以解绑与变更。
- 日期： 04-18 17:22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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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案外人对未及时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存在错误不能排除强制执行——程×享有的民事权益能否排除执行。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下，不动产权属登记是权利人享有物权的重要证明，具有法定的公示公信力。案涉争议房屋的所有权自2002年就初始登记在六合公司名下，后变更至恒兴公司名下直至2014年被查封。程×主张系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对房屋享有支配权，但依其在本案中的陈述，其在长达十多年期间，在有条件进行权属变更的情形下始终未进行变更，并非因客观原因限制，而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故即使案涉房屋的相关权益确系程×通过原始建造及分配取得，但其未及时办理权属变更、长期将房屋权属登记在恒兴公司名下的有意安排系对自身权益的处分，应认定其在知晓法律风险的情形下自愿接受不动产物权登记规则及对外公示效力的约束。案涉房屋上相关权益名实不符的争议和法律风险本可避免，但基于程×的前述有意行为，其应自行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因此，程×主张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对抗本案执行。
摘要2：
- 日期： 11-16 15:35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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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司对外担保善意人认定——首先，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中兴天恒公司《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均规定“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华融江西分公司虽主张，据中兴天恒公司2017年4月20日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其净资产达4017403024.36元，其10%为401740302.44元，该金额足以覆盖案涉担保金额。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载明：“本规则下列用语含义如下：(十三)净资产：指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金额。”故前述“净资产”概念为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在内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华融江西分公司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兴天恒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显示，案涉担保发生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313251896.91元，案涉3亿元担保金额已经超过上述10%的比例，故应当进一步由中兴天恒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次，由于案涉《保证协议》未经适格机关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应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中兴天恒公司主张，案涉担保数额由于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而中兴天恒公司并未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华融江西分公司仅审查董事会决议，未采取正确的审查方式，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本院认为，在案涉担保为非关联担保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
摘要2：（续）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本案中，债权人华融江西分公司在订立《保证协议》时，对中兴天恒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且中兴天恒公司对该《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董事会决议》不仅同意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并声明担保金额和相关事项完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中兴天恒公司公开披露的《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16年年度报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显示，案涉担保数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应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上述《公司章程》和内部制度对相关担保的决议机关规定属于约定限制，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并非基于其对外效力，故应以形式审查为限；且对外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并不能从相关公开文件中直接获取，需要债权人进一步计算得出，故不能以上述文件对外公开披露就认定本案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案涉担保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且要求债权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对公司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比例进行实质审查，或者对债务人董事会相关声明的真伪予以确认，亦增加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和交易成本。综上，本案中，华融江西分公司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原审认定案涉《保证协议》有效，并判令中兴天恒公司对案涉武汉绿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法院能否将原告庭后补交证据邮寄给被告进行质证？｜可以——对于华融江西分公司庭后提交的律师费转款凭证，原审法院亦邮寄给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进行质证，在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未提交质证意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转帐凭证和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等相互印证的证据，对律师费予以认定，程序上并无不当。
- 日期： 02-11 09:16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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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实际出资人以其基于股份代持关系取得的股份主张排除强制执行不予支持——首先，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法律关系看，股份代持关系本质上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发，代持协议仅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债权请求权的效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其次，从信赖利益保护角度看，法定事项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登记事项被推定为真实、准确、有效，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即使登记事项不真实、不准确，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可依照登记簿的记载主张权利。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前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体现了在商事领域应遵循的外观主义原则。虽然一般而言，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交易之外领域适用的绝对排除。尤其是在涉及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名义权利人所代持的股份进行强制执行时，就更应当注意到申请执行人对于执行标的的信赖利益，并着眼于整个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予以考量。一方面，执行债权人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行为时，本身也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因为执行债权人在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时，基于对被执行人的总体财产能力进行衡量后与之进行交易，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均是对外承担债务的一般责任财产与总体担保手段。另一方面，即使执行债权形成于股份登记信息公示之前，债权人不是基于股份登记信息与债务人进行交易，在执行阶段，仍存在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明确否定了超标的查封，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申请，如果对该查封信赖利益不予保护，不仅对申请执行人有失公允，同时也损害了司法执行机构的信赖利益。因此，在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的名义股东不符的情况下，不应将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就特定标的从事交易的第三人，将其扩张到名义股东的执行债权人，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再次，从案涉股份未登记到实际权利人名下的原因看，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股份不能由他人记名。．．．．．．最后，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和实际出资人的权责与利益分配上衡量，
摘要2：（续）国家设立公司登记制度的原因在于公司的股东、经营状况等信息具有隐蔽性，公众无法知晓，将公司的必要信息通过登记的方式公之于众，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国家鼓励、引导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通过登记信息了解公司股东情况和经营情况，对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关系，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却难以知悉，属于其难以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其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制度以此运行则产生的社会成本更小。而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享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即使名义股东代持的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依然可以依据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请求名义股东赔偿自己遭受的损失。从风险与利益一致性的角度看，实际出资人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利益，或其他在显名情况下不能或者无法获得的利益，则其也必须承担因为此种代持关系所带来的固有风险，承担因此可能出现的不利益。因此，由庹思伟承担因股份代持产生的相应风险和不利益，更为公平合理。此外，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及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角度看，代持关系本身不是一种正常的持股关系，与公司登记制度、社会诚信体系等制度相背离，股东之间恣意创造权利外观，导致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在给实际出资人提供便利的同时，放任显名股东对外释放资产虚假繁荣信号，给公司的法律关系、登记信息带来混乱，增加社会的整体商业风险和成本，该风险和成本应当由实际出资人自行承担。．．．．．．综上，庹××就案涉股份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