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共同诉讼案件问题的通知（法[2005]270号）
【摘要】
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依法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受理法院认为不宜作为共同诉讼受理的，可分别受理。
在高级人民法院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上述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如情况特殊，确需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民事案件受理的，应当在受理前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法律、司法解释对知识产权，海事、海商，涉外等民事纠纷案件的级别管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共同诉讼案件涉及问题的调查研究，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工作。
摘要2：
摘要1：代表人诉讼是指共同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一般指10人以上），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
摘要2：【注解】证券虚假陈述代表人诉讼，受诉法院在发出公告前，应当先行就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陈述等基本事实进行审查。——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53.证券虚假陈述代表人诉讼的基本事实审查前置
摘要1：【目录】适用简易程序法院范围；适用简易审理案件范围；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范围；简易程序起诉方式、受理程序；简易程序简便方式，但应当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人民法庭简易程序裁判盖章；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卷宗；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提示3：关于“人数众多”标准；提示4：简易程序不适用公告送达；提示5：被告收到开庭传票后下落不明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摘要2：【注解１】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需要公告送达，进而会造成诉讼拖延，不符合简易程序快审快结的特点。但被告收到了开庭传票后下落不明的，已不存在公告送达开庭时间的问题，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63.被告收到开庭传票后下落不明的，是否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注解２】（１）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宜由法官依职权直接决定采用视听传输技术开展庭审；（２）应严格限制在由当事人主动提出适用视听传输技术庭审方式。——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65.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法官能否依职权直接决定采用视听传输技术开展庭审
摘要1：重大涉外案件包括争议标的额大的案件、案情复杂的案件，或者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摘要2：
摘要1：【案号】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菏商终字第319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三）项虽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不适应简易程序，但第七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一百九十条规定的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审理该案虽适用的是简易程序，但并不属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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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邯市民再终字第94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被申诉人作为本案原审原告共计25人，明显属于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原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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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西法民初字第2749号
【裁判摘要】被告人数为3人，属于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情形。
摘要2：
摘要1：共同诉讼
摘要2：【注解】57.必要共同诉讼原则上应当作为一案受理，合并审理——（2017）最高法行申697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人民法院既要充分保护当事人诉权的行使，也要遵循诉讼经济原则，尽量减少当事人诉累。对于应当作为一案受理、合并审理的案件，不宜分案受理，使案件数量虚增。
摘要1：【要旨】诉讼代表人的人数为2-5人，代表人仅有一人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959号
【裁判摘要】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孙瑞林及瑞麟公司无金融业务经营资格，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对外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涉及人数众多、数额特别巨大，现众多债权人以起诉或申请执行的方式主张债权，孙瑞林、瑞麟公司的借贷行为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原裁定驳回何梅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874号
【裁判摘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鉴于本案再审申请人系自然人，被申请人一方亦主要为自然人，且被申请人一方人数众多，故程某、瞿某某向福建高院申请再审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福建高院对程某、瞿某某的再审申请立案审查并无不当。《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根据该条规定，能够移送管辖的案件仅限于一审民事案件，对于二审案件以及再审审查案件，《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可以移送管辖。就此而言，福建高院在已经对程某、瞿某某的再审申请立案审查的情况下，将该案移送本院审查，不符合法律有关移送管辖的规定。福建高院应继续依法对程某、瞿某某的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综上，在福建高院已立案对程某、瞿某某的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情况下，程某、瞿某某不能再向本院申请再审，福建高院亦不能报请本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审查。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终结审查程某、瞿某某于2015年向本院提出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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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解答：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当事人既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又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已经受理再审申请的原审法院不能移送上级法院再审审查，上级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向上级法院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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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398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二审对本案组织听证并进行书面审理，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认为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有权申请审判人员回避。回避权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并不受是否开庭审理影响，且邢某某并未提出二审法官有影响公正审判需要回避的事由，故其关于二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政府应当制定非普惠的补助和奖励办法——根据《征补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被征收人可以获得的补偿主要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该条同时还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市、县级人民政府给予的补助和奖励并非是普惠的，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各地制定的补助奖励办法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补助主要是针对生活困难救助、重大疾病救助以及住房困难救助，而奖励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了获得被征收人的支持和配合，对提前签订补偿协议或者搬迁的被征收人给予适当的奖励。市、县级人民政府在相关文件或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就有关补助和奖励作出的规定，均应按照确定的标准予以兑现。奖励属于附条件的行为，被征收人必须符合征收补偿方案或相关文件中所确定的条件才能获得奖励，因此在实际征收中并非所有被征收人都能够获得奖励。
摘要2：【摘要】模拟征收——应当指出的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涉及每个被征收人的重大利益，应当严格按照《征补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组织实施。因旧城区改造、棚户区改造等需要征收房屋的，往往存在涉及面广、人数众多、征收补偿情况复杂的特点，在征收补偿过程中容易产生矛盾和争议。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采用模拟征收的模式具体实施征收补偿工作，即先与被征收人签订拟安置补偿协议，当签约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后即转为正式征收补偿程序，并重新签订正式的补偿安置协议。模拟征收方式充分尊重被征收人意愿，通过协商方式提前化解征拆矛盾，有利于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利益诉求。采用模拟征收方式，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也要严格遵守《征补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实施征收补偿工作。根据《征补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就房屋征收部门拟定的征收补偿方案组织论证并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的，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规定的还应组织听证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根据前述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补偿方案前，可以通过组织有关部门论证及征求公众意见、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进行修改完善，经确定的征收补偿方案应作为征收决定的附件一同公告，并产生法律效力。
摘要1：——既判力对第三人的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411号
【裁判要旨１】所谓既判力，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后诉的羁束力。其作用体现在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作用是指，基于国家司法权的威信以及诉讼经济，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不准对同一事件再次进行诉讼。既判力的消极作用体现的是“一事不再理”，就此而言，与禁止重复起诉属于同一原理。既判力的积极作用是指，人民法院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出与该判决、裁定内容相抵触的新的判决、裁定。这是法的安定性所决定的。但既判力只对与生效裁判当事人相同的后诉产生诉权的遮断效果，对于第三者而言，只是禁止作出与生效裁判内容相抵触的新的判决、裁定，而不是就此剥夺其诉权。
【裁判要旨２】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更突出地表现为撤销诉讼的主要任务，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在撤销诉讼之外新增了履行诉讼、给付诉讼、确认诉讼等诉讼类型，而在这些类型的诉讼中，常常并没有一个行政行为存在，因此将行政行为统一地确定为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难以起到统领各种诉讼类型的作用。即使在撤销诉讼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仅只属于人民法院的审查对象，而审理对象则还包括该行政行为是否对原告合法权益构成侵犯等因行政行为而引起的行政法律关系。如果将审查对象等同于审理对象，就不能揭示诉讼的本质，不会着眼于案件的全部事实。因此，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应当是“行政行为违法并损害原告权利这样一个原告的权利主张”。
【裁判要旨３】在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针对同一个行政行为分别提起撤销诉讼的情况下，分别对每一个起诉进行审理，确实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也决定了不可能在不同的案件中对同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相反的认定。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恰当的做法是采用标准诉讼，即，首先审理其中一个或数个有代表性的诉讼，并中止其他诉讼。在首先审理的诉讼中作出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如果其他诉讼的当事人认为其案件与首先审理的案件之间并无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重要区别且案件事实清楚，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裁定对中止的诉讼适用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关于行政审判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2018年7月23日）
【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行政案件裁判精要》，中国法制出版社，Ｐ１７９－１９９】
1.举报人就其举报事项的查处情况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举报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2.当事人对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接受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是否是适格被告。3.不服市、县级人民政府不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行为，以市、县人民政府为被告，还是以征收管理部门为被告。4.如何理解《适用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原告不同意追加被告，人民法院通知其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规定。5.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人数众多，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参加诉讼？ 6.不动产登记条例实施前，以市、县级人民政府名义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后由谁作被告。7.承租人起诉征收补偿决定、征收补偿协议，是否具有原告资格。8.被诉行政行为经终审判决生效后，其他利害关系人再次对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可否立案受理。9.原告对征收补偿决定提起诉讼，理由是征收决定违法，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查征收决定的合法性。10.发回重审或指令继续审理案件，是否应当再给被告一次举证的机会。11.复议前置案件，复议机关不受理或逾期未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当立案。12.未告知起诉期限情形下，起诉期限应当如何计算，新旧法之间如何衔接。13.起诉人同时起诉多个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14.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法定职责案件和签订行政协议行为案件，人民法院应如何收取诉讼费。15.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是否可以按照撤诉处理。16.行政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单独作被告的案件中，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是否应列为第三人。17.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是否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案件，一审未尽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义务，二审应当如何处理。18.滥用诉权造成他方当事人律师费、差旅费、误工损失等，是否可以判决由滥用诉权方负担。19.民行交叉行政案件中，当事人对基础民事争议既不一并也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对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应当审查到什么程度。
摘要2：20.行政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是否需要进行合法性审查。21.起诉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施行前的行政协议行为，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2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是否属于行政协议，相关行为引发的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解决。23.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将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判决。24.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将会损害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是否可以判决确认违法不撤销保留效力。25.违法建筑物建成于《城乡规划法》实施之前，规划部门在该法实施之后作出行政处罚，应当适用《城乡规划法》还是《城市规划法》的相关规定。26.如何理解适用《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和《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27.法院查封之前，土地闲置已经超过两年的，行政机关收回土地使用权是否合法。28.职工在家加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是否可以视为工伤。
摘要1：答：行政诉讼中，同一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多人，则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人数很多，部分利害关系人起诉，其他利害关系人在一审开庭前申请参加诉讼的，作为共同原告加入诉讼。未参加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在其他人提起的诉讼判决生效后，受生效判决羁束。行政诉讼中不适用民事诉讼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摘要2：【解读】（１）行政诉讼不适用《民事诉讼法》第５４条关于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规则；（２）同一个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多人均可作为共同原告加入诉讼，未参加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受生效判决羁束不予受理。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40号
【裁判摘要】涉及被征收人数众多的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应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本案中，五莲县政府作出涉案征收决定前未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构成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判决确认五莲县政府未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即作出涉案征收决定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并无不当。涉案征收决定实施后的建设项目现已陆续交付使用，若撤销涉案征收决定将会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故人民法院在判决确认五莲县政府未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即作出涉案征收决定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同时，责令五莲县政府采取补救措施符合法律规定。五莲县政府已经根据二审法院的判决要求，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在五莲县政府常务会议上追认了案涉征收决定的合法性。
摘要2：【法条链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二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苏民再103号
【裁判摘要】施工队工组负责人作为原告主体适格——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被告李某某１以包清工的形式将案涉装修工程的瓦工项目分包给原告李某某２，而李某某２又自行组织施工队伍进场施工，因此，李某某２系案涉工程瓦工组的负责人，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其作为本案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且本案并非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故许某某申请再审认为李某某２作为原告应提供推举李某某２作为代表人的证据材料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313号
【裁判摘要】未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无权提起再审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的规定，案件当事人有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出再审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综合上述规定，未被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出再审申请。本案系王××以沈河区城建局、沈河区政府为被告而提起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王××的诉讼请求为二被告支付安置补偿费用并赔偿其损失。本案中，丽嘉百货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了原一、二审诉讼，但其并非案涉《回迁安置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原审亦未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第五十六条规定，丽嘉百货无权对本案申请再审。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630号
【裁判摘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对于何为“群体性诉讼案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均未予明确界定，因此，可参照律师行业自律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认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规定，群体性案件是指一方当事人众多(十人以上)、基于同一或类似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而引发的共同诉讼或非诉讼(包括调解、裁决、仲裁、复议等)案件。而本案涉及的(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审理的原告（出借人）为十一人，民事判决也判决被告（借款人、担保人）向十一位原告（出借人）偿还借款本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上述指导意见，该案的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故原审法院认定该案属于群体性诉讼案件并无明显不当。即使在该案执行阶段，十位出借人向另一出借人转让债权，使得债权人数从十一人减少成一人，该行为也是发生在(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判决之后，不影响该案系群体性诉讼案件的性质。市场调节价与风险代理收费并非同一概念，风险代理收费只是实行市场调节价时的一种收费方式。《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一条第(四)项规定是针对《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对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范围进一步放开，而不是对允许风险代理的范围作了进一步放开。如前所述，本案系群体性纠纷案件，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易通律师事务所代理（2015）川民终字第16号案件不能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故二审法院认定易通律师事务所不应收取风险代理费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终1163号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有关对群体性案件收取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明显违背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的禁止性规定，易通律师事务所在应当明知《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相关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与各被告在《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对群体性案件约定风险代理费的行为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其要求各被告按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就本案而言，易通律师事务所因未履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告知义务，其主张适用风险代理收费的前提条件不具备，案涉《代理合同补充协议》中的风险代理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易通律师事务所要求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洪、泓峰行公司按照《代理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解读１】易通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泓峰行公司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其代理的(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减少本金金额的代理费计23104050元及（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案件减少利息金额的代理费（以7701350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2015）川民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本金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总和的30%）；2.判令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泓峰行公司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自2016年12月14日起以231040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履行付款义务时止的迟延履行支付代理费的资金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曹×、泓峰行公司承担。
【解读２】一审法院判决：一、益瑞公司、诚坤公司、泓峰行公司、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易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2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6年5月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则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摘要1：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民营企业职务侵占犯罪典型案例
１.S保险公司业务总监徐某乙、“保险黑产”犯罪团伙徐某甲、朱某某等7人职务侵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关键词】职务侵占 “挂单” “保险黑产” 法律监督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诉源治理
【要旨】保险公司员工内外勾结形成黑色产业链，以“挂单”形式骗取公司钱款，构成职务侵占罪。对于多区域多层级团伙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综合运用立案监督、追捕追诉等方式，深挖彻查漏犯漏罪。对于在刑事案件中侵犯众多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于在办案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可以通过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普法宣传等方式，有效推动行业治理，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２.Y电商企业运营人员雷某某职务侵占案
【关键词】职务侵占 虚拟物品采购 引导取证 合规经营 电商平台反腐败
【要旨】在办理涉电商企业职务侵占案件中，要结合互联网新经济模式特性，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厘清职务侵占与挪用资金犯罪的界限，严惩电商企业内部腐败。针对电商职务犯罪案件中虚拟物品电子数据取证难、查处难、易灭失等问题，检察机关要积极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针对案件暴露出的企业内部腐败问题，制发检察建议，推动企业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合规经营，同时提出建议督促电商平台优化规则，完善反腐败机制制度，为电商企业与行业健康发展营造更加公平的法治环境、提供更加优质的法治保障。
３.D科技公司营销中心总监张某某、经理罗某某职务侵占案
【关键词】职务侵占 虚增交易环节 立案监督 追赃挽损 社会治理
【要旨】检察机关在履行民营经济保护职能过程中，要主动“走出去”，通过搭建检企交流平台、开展立案监督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面对虚增中间交易环节等新型疑难案件，通过退回补充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夯实证据体系。要坚持目标导向，多措并举追赃挽损，守护好民营企业的“钱袋子”，同时延伸检察职能，积极参与企业合规经营社会治理。
摘要2：４.A商业银行下属支行主办会计王某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
【关键词】职务侵占 挪用资金 业务系统漏洞 抗诉改判 追赃挽损 防范金融风险
【要旨】该案系金融系统管理人员利用银行柜面业务系统（以下简称业务系统）漏洞侵占银行巨额资金的案件，检察机关厘清资金去向，结合套取资金数额、资金用途和偿还能力等客观行为，综合认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精准抗诉并成功改判。检察机关在夯实证据基础的同时注重为企业追赃挽损，结合案件特点和资金流向，联合公安机关、金融部门在第一时间找准追赃挽损的最佳路径，积极为企业挽回损失。积极延伸检察职能，主动参与社会综合治理，以案释法对金融领域从业人员进行警示教育，制发检察建议助推金融行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堵塞金融系统漏洞。
５.M、N全国连锁饮品企业运营经理常某某职务侵占案
【关键词】职务侵占 “蚂蚁搬家” 电子数据筛选 追赃挽损 快消行业合规
【要旨】“蚂蚁搬家”式职务侵占利用快消品行业消费频率高、使用时限短、消费群体广的特点，增加了取证和定性难度。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与自行补充侦查并行，完善证据链条，运用数字化分层思维制定电子数据筛选标准。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依托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同时，通过检察监督和普法回访，推动企业筑牢防火墙，合规有序发展。
６.Z公司技术服务部门陶某及代理商等46人职务侵占案
【关键词】职务侵占 虚假售后理赔 内外勾结 法律风险防范
【要旨】对于企业员工与代理商内外勾结的职务侵占案件，检察机关要综合考虑多方证据，准确认定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于人数众多的涉企案件，要注重听取企业意见，分情节分区域分层级精准化审查处理。对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以教育转化为主，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主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合理运用不起诉权，充分保障涉案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同时，结合企业特点和区域特点，查找制度漏洞，引导企业有效防范化解法律风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789号
【裁判摘要】平安银行东莞分行只申请改判原判决认定事实，但维持原判决结果，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申请再审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该条中所称的判决有错误，系指判决结果，即判项有错误。当事人仅认为生效裁判认定事实错误，而要求维持判决结果的，不符合该条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该条同时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即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如果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可在他案中进行举证予以推翻，不会对当事人权益产生不可改变的影响。原判决没有对申请人的权益产生确定、必然的损害。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6032号
【裁判摘要】（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具有内部性、过程性、抽象性特征，直接起诉征地补偿按照方案的批复难以得到支持；（２）“对补偿标准有争议”基本救济途径：一是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二是协调不成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裁决），对裁决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首先，涉案116号《批复》具有内部性特征。被申请人福清市政府作出的116号《批复》,在形式上并非直接针对再审申请人作出，而是上级政府（福清市政府）对其所属机构（××区管委会）有关涉案项目房屋搬迁补偿安置方案所作的审核回复，并不对再审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产生直接影响的应当是××区管委会根据上述方案所推进的后续具体的补偿安置、强制搬迁等行为；其次，涉案116号《批复》具有过程性。作为征地补偿安置的一个环节，该批复行为在作出之后，下级机构还需继续推进实施相关补偿安置方案，因此，属于征地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行为，此时如果存在争议，通过相关法定行政程序先行解决更具有合理性、科学性，直接起诉116号《批复》在起诉时机上并不适宜；再者，涉案116号《批复》具有抽象性。该批复所针对的补偿安置方案，从内容上涉及人数众多的不特定对象，具有一定普遍约束力，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市、县人民政府就此所作的批复，也带有较为明显的规范性因素。此外，在对外以谁的名义颁布类似补偿安置方案上有关行政法规并未明确规定由市、县人民政府直接作为颁布主体。基于上述因素考虑，对于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关于“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之规定所作认定、分析与处理，于法有据，并无明显不当。再审申请人对后续相关行政行为有权提出权益救济主张，直接起诉涉案116号《批复》，难以得到支持。同时也应看到，虽然涉案116号《批复》及其所涉及的补偿安置方案具有内部性、阶段性、抽象性特征，但是，如果再审申请人对上述行政行为所附载的征地补偿标准有异议，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相关规定还是规定了行政救济途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摘要2：（续）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因未按照依法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补偿、安置引发争议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裁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法（2011）35号《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由上可见，对没有按照经批准的相关方案补偿或者对相关方案本身所设定的补偿标准之合法性存在质疑的，可以归结为“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范畴。其基本救济途径：一是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二是协调不成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裁决）。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土地权利人对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过程中确定的土地补偿有异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土地权利人先申请行政机关裁决。本案中，对于被申请人而言，一方面其对于涉案补偿安置方案依法具有批准权，只有经其批准的方案才产生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如果再审申请人对于涉案方案所确定的补偿标准存在异议，在程序保障上仍应当先向被申请人提出，由其先组织协调，协调不成，再向被申请人的上一级政府（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裁决）。．．．．．．从上述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二款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的土地行政案件，复议机关作出不受理复议申请的决定或者以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复议申请，复议申请人不服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精神以及大多数法院的实际做法看，对于上一级政府所作的复议（裁决）决定而提起的诉讼，是认可当事人诉权的。因此，本案二审法院依据上述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定，以缺失行政前置程序等为由，未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上诉主张，亦无明显不妥。
《翁某某、陈某城乡建设行政管理:房屋拆迁管理(拆迁)二审行政裁定书》【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闽行终807号
摘要1：【裁判摘要】未被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出再审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之规定，案件当事人有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出再审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内容可知，未被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出再审申请。本案系滕×以俞×为被告而提起的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滕×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并将登记在俞×名下的大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90%股权变更登记到滕×名下。在本案中，滕××虽然以第三人身份参加了一审诉讼，但其并非案涉《委托代持股权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一审判决亦未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而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滕××无权申请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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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涉外定牌加工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认定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纠纷案件，要遵循商标法上商标侵权判断的基本规则，不能把涉外定牌加工方式简单地固化为不侵害商标权的除外情形。
【裁判摘要】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该条规定的“用于识别商品来源”指的是商标使用人的目的在于识别商品来源，包括可能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和实际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商标使用行为是一种客观行为，通常包括许多环节，如物理贴附、市场流通等等，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的使用”应当依据商标法作出整体一致解释，不应该割裂一个行为而只看某个环节，要防止以单一环节遮蔽行为过程，要克服以单一侧面代替行为整体。商标使用意味着使某一个商标用于某一个商品，其可能符合商品提供者与商标权利人的共同意愿，也可能不符合商品提供者与商标权利人的共同意愿；某一个商标用于某一个商品以至于二者合为一体成为消费者识别商品及其来源的观察对象，既可能让消费者正确识别商品的来源，也可能让消费者错误识别商品的来源，甚至会出现一些消费者正确识别商品的来源，而另外一些消费者错误识别商品的来源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这些现象纷繁复杂，无不统摄于商标使用，这些利益反复博弈，无不统辖于商标法律。因此，在生产制造或加工的产品上以标注方式或其他方式使用了商标，只要具备了区别商品来源的可能性，就应当认定该使用状态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的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商标法所称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述商品或者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本案中相关公众除被诉侵权商品的消费者外，还应该包括与被诉侵权商品的营销密切相关的经营者。本案中被诉侵权商品运输等环节的经营者即存在接触的可能性。而且，随着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发展，即使被诉侵权商品出口至国外，亦存在回流国内市场的可能。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消费者出国旅游和消费的人数众多，对于“贴牌商品”也存在接触和混淆的可能性。二审法院认定，恒胜鑫泰公司、恒胜集团公司办理出口的220套摩托车散件系全部出口至缅甸,
摘要2：（续）不进入中国市场参与“商业活动",中国境内的相关公众不可能接触到该产品,因而恒胜鑫泰公司、恒胜集团公司的这种使用行为不可能在中国境内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因此这并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行为。二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1：解读：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具有行政可诉性。
解析：（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行为属于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等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２）不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行为可能影响到被征收人复议或者诉讼请求的行使从而影响其合法安置补偿利益的实现，不公告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法律问题】征收补偿方案是否具有可诉性；登报公告是否具有告知当事人的效力、是否能免除当地政府的张贴公告义务。
【法官会议意见】征收补偿方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要尊重相对人的选择权，可以并诉也可以独立起诉。用媒体进行登报等形式的公告并不能免除政府应在当地进行张贴公告的义务,在考虑登报公告的效力问题上,未在当地张贴属于程序上的瑕疵,不应简单以此为由否定进行了告知的效力。本案中，结合当地征收工作开展的社会经验，以及过往案件的裁判标准，登报公告的告知效力可以得到确认。
摘要2：【注解】（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本身并不直接设定被征收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亦不对其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具有阶段性特点，不具有可诉性；（２）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涉及人数众多的不特定对象，具有一定普遍约束力，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具有抽象性，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9268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的可诉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被诉行政行为是新市区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公告，该公告载明“经新市区政府批准，对下列范围内房屋依法实施征收”的内容，该行为针对的对象是房屋，房屋权利人是该行为的相对人，具有提起诉讼的权利。二审裁定认定案涉房屋所在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再审申请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也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具有原告资格。该认定阐述的是针对集体土地的相关行政行为的原告资格问题，而本案被诉行为涉及的是房屋征收，二审裁定以有关土地行政行为原告资格的规定，认定再审申请人不具有对房屋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适用法律错误。
【裁判摘要２】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行政行为而非公告，行政相对人对公告提起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在发布公告之前并未单独作出行政行为，那么公告除了是公示送达方式之外，同时也是行政行为本身的载体，此时公告应具有可诉性——关于被诉公告是否对被征收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问题。一审裁定除认为再审申请人不具有本案原告资格外，同时认为被诉公告系公示告知行为，对被征收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一般而言，行政机关作出一个行政行为，需要向行政相对人送达才能生效，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行政相对人人数众多时，法律规定以公告作为对行政行为进行送达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行政行为而非公告，行政相对人对公告提起诉讼的，不符合起诉条件。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在发布公告之前并未单独作出行政行为，那么公告除了是公示送达方式之外，同时也是行政行为本身的载体，此时公告应具有可诉性。本案被诉行为形式上是作为送达行政行为方式的公告，但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新市区政府并未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该公告既是公示告知行为，亦是房屋征收决定的载体，对房屋所有人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具有可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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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本身并不直接设定被征收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亦不对其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具有阶段性特点，不具有可诉性；（２）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涉及人数众多的不特定对象，具有一定普遍约束力，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具有抽象性，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再审申请人钟××等38人在原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其系对被申请人龙南县政府作出的龙府办发（2016）90号《龙南县人民大道延伸段、石人片区、玉环北路等棚户区改造项目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90号方案）不服，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现结合其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90方案是否可诉的问题。《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据此，制定补偿安置方案经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是组织实施征地中的一个环节，补偿安置方案在作出之后，相关征收部门还需继续推进实施。通常，补偿安置方案本身并不直接设定被征收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亦不对其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具有阶段性特点；产生直接影响的应当是相关征收实施部门根据方案所推进的后续具体的补偿安置、搬迁等行为。因此，被诉90号方案作为不对再审申请人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同时，从内容上看，补偿安置方案涉及人数众多的不特定对象，具有一定普遍约束力，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具有抽象性，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关于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的救济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35号通知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服要求裁决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
摘要2：（续）因此，虽然90号方案本身不具有可诉性，但如果再审申请人对上述方案所确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有异议，可依循以下基本救济途径：一是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二是协调不成的，应当依照行政复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裁决）。故即使再审申请人对涉案方案所确定的补偿标准存在异议，在程序保障上仍应当先向被申请人提出，由其先组织协调，协调不成，再向被申请人的上一级政府申请复议（裁决）。在此类需行政程序前置的案件中，当事人直接针对补偿标准提起诉讼，同样不符合起诉条件。由上可知，无论是90号方案本身还是该方案所确立的补偿标准，再审申请人对此提出的诉讼，均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
摘要1：【裁判摘要】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应当自送达给最后一位当事人时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根据原审法院的送达公告，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日期应当是公告送达日期届满之次日即2017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据此，和昌公司对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原审判决申请再审，不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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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刑民交叉案件中止，在审判阶段主要判断是否属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执行阶段则需判断是否属于刑事案件涉案财物；（２）申请执行人以其享有优先受偿权对中止执行提出异议不予支持——本案重点审查的问题是：本案应否中止执行。对此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执行中发现被执行财产属于刑事案件涉案财物的，应否中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第三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按照上述规定，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审判阶段主要判断是否属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执行阶段则需判断是否属于刑事案件涉案财物。本案复议申请人北京二建与年丰集团之间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与年丰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虽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但是被执行的年丰集团名下的影艺大厦为相关刑事案件涉案财物。按照前述法律规定，本案应当中止执行，待刑事判决作出后一并处理。故青海高院裁定中止执行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精神，复议申请人仅以两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即认为本案执行标的不属于刑事案件涉案财产，从而认为应继续执行，系对法律规定的片面理解，本院不予支持。二是申请执行人以其享有优先受偿权对中止执行提出异议应否予以支持。复议申请人提出（2017）青民初12号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了其作为施工人对年丰集团影艺大厦享有优先受偿权，故不受年丰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的影响。由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犯罪涉及人数众多，又往往与民商事纠纷存在交叉，统一协调处理更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况且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还可能会出现享有其他优先受偿权的权利人，故中止对案涉大厦的执行符合立法本意。在年丰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北京二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主张对执行标的的优先受偿权。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