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
摘要1：出让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的行为。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包括拍卖、招标、挂牌、协议出让四种。
摘要2：
出让人按照联合竞买的约定与其中一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另一方联合竞买人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当事人签订联合竞买协议约定双方出资竞买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由一方办理土地摘牌手续，领取土地成交确认书，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出让人向该方当事人发出成交确认书并与其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签订合同的竞买人就出让合同的履行、解除等单独起诉出让人的，另一_方联合竞买人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5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556号
【提示】意向书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
【裁判摘要1】双方当事人于2008年7月21日签订的《意向书》是锦州住建局与茂源公司就锦州市万年里棚户区改造项目今后摘牌或订立有关协议而达成的协议，双方约定了茂源公司在缴付280万元后，锦州住建局可通过协调的方式给予其“优先摘牌”。据此，该《意向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当有效。
【裁判摘要2】基于《意向书》的约定，锦州住建局在收取了280万元后即承担了必须协调并给予茂源公司“优先摘牌”机会的义务。但锦州住建局此后未能依约履行该义务，构成违约。前已论述，有证据证明《意向书》中约定的280万元款项为定金，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规定，茂源公司有权向锦州住建局主张双倍返还定金。据此，在锦州住建局已返还280万元情形下，二审法院适用定金罚则判决锦州住建局支付28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摘要2：【解读】棚户区改造项目中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关于企业先垫资拆迁后优先摘牌土地的约定合法有效——政府部门与企业就棚户区改造项目未来的土地摘牌达成协议，约定企业在垫付拆迁补偿金后，政府部门可通过协调的方式给予企业优先摘牌的权利，垫付的拆迁补偿金计入成交总地价款的，该等约定合法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88号
摘要1：——民营企业投资参与政府融资平台土地一级开发，约定以土地挂牌出让溢价收入分成的方式获取投资回报的，应为合法有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88号
【裁判观点】政府融资平台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土地一级开发，约定根据土地开发上市后的交易价格确定投资方的利润分配比例，由投资方承担土地出让价格不能弥补投资成本的风险，应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政府融资平台根据土地出让价格来确定投资方的收益，仅是确定收益的一种计算方法，政府全额收取了土地摘牌方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后，再根据财政预算依法向政府融资平台划转资金，由政府融资平台以自有资金向投资方支付收益，不应据此认为该约定构成变相挤占土地出让金而无效。政府融资平台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5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520号
【裁判摘要】案涉《框架协议》是否有效的主要争点在于《框架协议》约定和润公司根据案涉地块挂牌竞价情况获得不特定的补偿和奖励条款是否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框架协议》第八条约定如果案涉土地竞拍时被他人摘牌，资产公司同意将超出挂牌底价部分区财政净收益的80%奖励给和润公司，该条款中奖励金来源于区财政土地出让收益，而资产公司擅自将土地出让收益的80%奖励给和润公司，明显属于挤占挪用土地收益的行为，且结合《框架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土地出让金将首先用于支付补偿安置款，因此，该奖励条款明显存在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的情形。此外，《框架协议》第八条还约定如果和润公司在案涉土地竞价时摘牌，资产公司同意将土地出让金用于拆迁补偿安置，如有结余，结余部分的80%奖励给和润公司，该条款明显是以土地出让金用于拆迁补偿安置后结余部分奖励给和润公司的名义，实际是返还和润公司土地出让金，实质上是“零地价”转让土地，明显与国家政策相违背。综上所述，虽然《框架协议》是资产公司与和润公司充分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案涉《框架协议》明显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
简法|仅签署土地成交确认书未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发生争议的，竞买人是提起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
摘要1：解答：（１）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摘牌挂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竞买人签署成交确认书的行为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２）仅签署成交确认书但未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发生争议的，竞买人应当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提起民事诉讼。
摘要2：【注解】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与竞买人签署成交确认书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
简法｜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主要条款，并约定买受方以不低于暂定价参与举牌标的股权挂牌转让，该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是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
摘要1：问题１：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主要条款，并约定买受方以不低于暂定价参与举牌标的股权挂牌转让，该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是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
解答１：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备股权转让合同所需主要条款，只是股权转让暂定价需要通过挂牌摘牌方式最终确定，双方可以通过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完成股权转让，无须在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以外另外达成新的合意，故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具有本约合同的性质而非预约合同。
问题２：双方签订协议约定价款通过市场竞价方式确定本约合同还是预约合同？
解答２：双方签订协议约定价款通过市场竞价方式确定，如具备合同主要条款，该协议属于本约合同而非预约合同。
摘要2：【解读】具备股权转让合同主要条款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暂定价，而股权转让价最终通过挂牌的摘牌方式确定，双方不需要签订另外合同，即使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双方另外签订正式合同，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仍然属于本约合同而非预约合同。
【简法】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通过挂牌摘牌或者拍卖方式确定（只是股权转让价款通过市场竞价方式确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为本约合同而非预约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5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52号
【裁判摘要】政府为落实招商引资政策约定实际摘牌单价超过部分的土地价款作为财政扶持金应认定为有效——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3年11月11日，玉林市人民政府与上海红星公司、广西拓福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玉林市政府就涉案地块引进投资商进行整体开发，约定由上海红星公司在竞得目标地块后自筹资金80亿元建设红星国际广场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在玉林市玉东新区范围内全资注册设立独立项目企业法人并委托其全权运营该项目。后玉东新区管委会(甲方)与上海红星公司、广西拓福公司(乙方)于2013年12月16日签订《补充协议(一)》，该协议第三条第(二)项约定实际摘牌单价如超过人民币50万元/亩的，超过部分的土地价款由甲方作为给予乙方的财政扶持金，并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兑现给乙方。上述协议是玉东新区管委会落实招商引资政策而实施的行为，玉东新区管委会给予重庆红星公司、广西拓福公司财政扶持金是其在职权范围内给予的政策优惠承诺，该协议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4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再45号
【裁判摘要】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缘汇农业公司、京山县政府双方于2010年6月8日签订《关于处理京国用[2006]第335号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国有农用地问题的协议》，因缘汇农业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在新法施行前以民事诉讼途径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直接驳回缘汇农业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鄂民终971号
【摘要】本案双方当事人系因《335号地协议》的履行引发纠纷。该协议约定京山县政府无偿收回缘汇农业公司持用的京国用[2006]第335号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的228亩国有农用地，京山县政府另在京山县城市规划范围内无偿为缘汇农业公司置换100亩土地，如缘汇农业公司摘牌则京山县政府退还土地出让金，如第三方摘牌，则将剩余土地价款在扣除征地成本后拨付缘汇农业公司。上述约定系政府作为协议一方与享有土地使用权的法人企业之间就征地补偿事项作出的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十二条第十一项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的规定，本案所涉《335号地协议》在法律性质上应属行政协议。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缘汇农业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提起民事诉讼，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于2014年11月1日通过公布，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2015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该条款虽未直接规定新法实施前人民法院以民事案件受理的行政协议纠纷应否按修订后的行政案件受案范围规定全部纳入行政诉讼范畴，并不再以民事纠纷案件予以立案受理，但该条款确立了在行政诉讼领域程序性事项适用新法的从新原则。本案双方争议的受案种类及范围问题属程序性事项，依据前述条款规定，本案应作为行政案件审理。故缘汇农业公司主张案涉协议权利应另行提起行政诉讼。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3民终18296号
摘要1：【案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粤03民终18296号
【裁判摘要】案涉认购协议第十一条第二款关于仲裁的约定条款，明确约定适用认购协议中的认购人（刘×）与挂牌方（华弘公司）之间发生纠纷，本案还涉及刘×起诉摘牌人东银公司、担保人广森公司、李×及钟××，一审法院根据该条约定，驳回刘×起诉，扩大了仲裁条款适用范围，属于认定事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另，本案涉及的保证函在性质上应属产品认购协议的担保合同，该保证函中并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一审法院关于主合同产品认购协议有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应当受到主合同中仲裁条款约束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