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
摘要1：国家政策也是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之一，违反国家政策的民事行为，也可能导致无效的法律后果。
摘要2：【注解】（１）《民法典》第１０条规定不再规定“国家政策”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依据；（２）《民法典》实施后国家政策不再是民法渊源。
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终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政策性拆迁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的认定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终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政府政策性拆迁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属于不可抗力；但在不可抗力发生之前，已经存在一方当事人的违约情形，则该方当事人仍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当事人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系因地方政府政策性拆迁所致，属于不可抗力，与双方过错无关。关于对造成当事人损失的过错认定和责任承担，因本案损失的产生，源自于拆迁后相关厂房、机器、设备等无法继续利用造成的损失。拆迁人根据补偿协议的约定进行了补偿。鉴于房屋建设许可证的取得必须建立在已取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故本案所涉项目厂房成为无建设许可证房产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协议另一方未与第三方达成相应的土地征租协议，不能取得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所致。故按无证房产补偿造成的损失系由合作协议另一方单方过错造成的，其应对当事人因无证房产拆迁导致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3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39号
【裁判要旨】因政府政策调整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
【裁判规则】因政府政策的调整，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属于合同当事人意志之外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应当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裁判摘要】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涉案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常州市政府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污染物减排工作的意见》的要求，调整了节能减排的政策，明确要求新东公司自备电厂在2012年6月底前拆除燃煤锅炉，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新东公司原定的对燃煤锅炉进行脱硫工程改造项目继续进行已经没有意义，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该变化是当事人无法预见的，这种合同风险显然也不属于普通的商业风险。虽然合同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政府政策调整属于情势变更情形，但是如果确实因政府政策的调整，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然属于合同当事人意志之外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因此，应该认定本案的情形属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新东公司主张本案的情形属于情势变更，其解除合同不属于违约行为，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摘要】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并非仅仅解决是否应该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问题，在依据该规定解除合同时，如果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那么无论是通过当事人协商还是通过法院裁判解决，都会涉及当事人已经发生的损失的处理问题。在当事人对于合同解除后的损失承担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时，人民法院应该根据公平原则合理确定损失的处理。原两审判决认为发生情势变更时人民法院仅仅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根据公平原则决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不对解除后的民事责任进行处理，对法律理解存在错误。
【笔记】因政府行为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是否构成违约责任？
摘要1：【要旨】（１）抽象行政行为一般属于不可抗力，不构成违约责任。（２）政府合法的行政征收行为属于不可抗力，不构成违约责任。（３）行政处罚不属于不可抗力，但因行政处罚而执行政府决定不履行合同不构成违约责任。（４）开发商因政府部门变更规划导致无法履行合同的，属于因第三人原因导致无法履行合同，而不属于不可抗力，开发商仍应承担违约责任。
摘要2：【解读】审判实践中，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应当看两个方面：（１）政府行为是否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２）政府行为是否确实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了实质影响。只有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才能认定政府行为构成不可抗力。——《政府行为如果不构成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四川省攀枝花科技有限公司诉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例分析》，载《商事审判指导》（总第47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鄂武汉中执复字第00060号
摘要1：【案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4）鄂武汉中执复字第00060号
【裁判摘要】法院组织司法强制拍卖的目的，在于公开、公平、公正地维护各方利益，现出现政府政策调整这一情势变更的情形，致使本次拍卖目的难以实现。为维护本案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及竞买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法院对涉案土地进行重新评估、拍卖的执行行为，并无不当。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2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826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协商并等待正式缔约条件或时机成熟的过程中，为巩固阶段性谈判成果，对已达成一致的事项在签订正式合同前予以明确并约定在将来的一定期限内就该谈判事项订立正式的合同，该约定区别于买卖合同本身，属于预约合同。基于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的合同目的和对待给付的内容不同，除非合同另有约定，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不能等同于本约合同违约责任。
【裁判规则】对于签订预约合同后，因不能签订本约合同的机会损失如何赔偿的问题，主要应当衡量预约合同内容及履行状态、签订本约意愿、客观障碍、市场风险、政策因素等未签订本约合同的原因要件。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终543号
【摘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宁科置业公司应否赔偿黄某某的其他经济损失。......宁科置业公司应否赔偿黄文贵的机会损失，取决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规范层面，违反预约的责任范围是否涵盖机会损失；二是在事实层面，案涉协议不能实际履行可否归责于宁科置业公司。现分述如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在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第二条时发表的权威观点是：预约总体上处于本约的缔约阶段，违反预约的行为既是预约违约行为，也可以被视为本约之缔约过失行为；预约违约的损失在总体上应相当于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即预约违约损失相当于本约的信赖利益损失；在目前的国内学术研究和审判实务所处的发展阶段（机会利益损失如何界定及应否赔偿始终存在争论），鉴于双方仅处于预约阶段，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应以（本约的）信赖利益为限，在最高不超过信赖利益的范围内，由法官从利益平衡和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出发，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守约方的履约情况、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合理的成本支出等因素，酌情自由裁量。总之，违反预约的责任范围不包括赔偿机会损失既不是确定的法律原则，也不是学理上的通说或者实践中的通例；黄某某的上诉主张并非完全缺乏依据。......综上，本院认定案涉协议不能履行并非由于政府政策变动，而是可归责于宁科置业公司本身。在此情况下，如果仅仅责令宁科置业公司向黄文贵返还保证金并按照远低于市场利率的央行基准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而不赔偿黄文贵可能遭受的机会损失，则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偏离最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考虑唐某某系投资性购房人，其知悉无法购买案涉房屋后另觅交易机会无需过多时间，本院酌定其机会损失可计算至2014年6月。虽经本院释明，对于与案涉协议标的物相类似的房屋在2013年12月之后的价格走势，黄某某并未提交充足证据；考虑各类房屋的价格变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本院参照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北京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上涨约2%）酌定黄某某的机会损失为300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0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02号
【裁判摘要】一审判决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正确。．．．．．其次，《股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能否实现、合同应否解除。1.目标公司的探矿权在《股权转让合同》之前即转让给了青海省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上海华东公司等三公司将该重大事实告知乔某某、栾某，上海华东公司等三公司称乔某某、栾某应该知道该事实只是基于推断并没有证据证明。2.股权系公司资产价值的动态载体，股权价值与公司资产价值直接相关。上海华东公司等三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目标公司除探矿权之外还存在其他的经营项目或资产，目标公司的探矿权作为公司的无形资产以及蕴含的巨大利益无疑构成影响该公司股权价值的主要因素，且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亦达21亿元之巨，乔某某、栾某称其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系为了取得目标公司探矿权符合客观事实。3.现目标公司探矿权已经转让第三人，导致乔某某、栾杰某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取得探矿权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4.按照2011年12月青海省国资委、省发展改革委、省国土资源厅、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管委会《木里矿区企业整合重组方案》第五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目标公司作为木里矿区整合企业，整合期间公司股权不允许转让，因此上海华东公司等三公司与栾某、乔某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因政府政策限制原因亦不可能再履行。综上，一审判决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判令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820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浙商初字第2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浙商初字第2号
【裁判摘要】华东公司在与宏程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知宏程公司的讼争两宗土地使用权存在出资不到位的可能，而自愿受让其将来持有的溪上鼎园的股权，属于华东公司的冒险行为，其请求宏程公司补齐出资，在公司法上找不到依据。其次，从合同法角度分析。合同是当事人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中设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属于平等主体依法可以处分的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在内的民事权利，至于超越民事范畴设立的权利以及合同当事人无法履行的行政法领域内的义务，均不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也不是合同法规范的合同条款。当事人在合同中设立的超越民事范畴的不是依当事人意志能够履行的合同条款，对当事人不具拘束力，该条款只能产生当事人依据缔约过失责任追究对方的民事责任，而不能产生强制当事人履行该合同条款的预期法律后果。本案“一揽子协议”中约定由宏程公司办妥讼争两宗土地权属，该内容涉及到行政机关诸多的行政行为，办妥土地权属行为并非纯粹的民事行为，亦非民事主体能够以自己的行为完成的事项。换言之，由民事主体办妥土地权属的合同条款，系受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牵制，非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所能完成，因此无法判决当事人强制履行。虽然本案合同前期履行中，在政府政策支持下，“32#地块”、“6#地块”土地使用权由宏程公司办妥了由其名下直接变更至溪上鼎园的权属证书。但对于“21#地块、7西地块”余杭国土分局明确，该两宗地块必须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25%以上，土地使用权才能变更至溪上鼎园。最后，从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角度分析。司法权与行政权在国家权力架构中，其分工明确，不能相互替代。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办妥土地权属事宜，因涉及到诸多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不能在民事诉讼中超越司法权而行使行政权，即不能以民事判决的形式让民事主体行使本应当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综上，华东公司提出宏程公司办妥讼争土地权属至溪上鼎园，并将土地证交于华东公司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但华东公司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宏程公司办理“21#地块”、“7西地块”的变更登记手续。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6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60号
【裁判摘要】股东收取公司转款的行为虽不构成人格混同，但亦应在其所收款项及利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１）人民政府制定和发布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属于对原相关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实的，不属于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其主张上述相关政府政策调整构成不可抗力进而主张免责的依据不足，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否认公司法人格，须具备股东实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以及该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法定要件。认定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判断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公司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是否存在其他混同情形等。公司向股东的单笔转账行为尚不足以证明公司和股东构成人格混同。债权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公司的该笔转账行为严重损害了其作为债权人的利益，故人民法院不得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径行判令股东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同时，作为公司股东在未能证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关系或者借贷关系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接收公司的转账，虽然不足以否定公司的独立人格，但该行为在客观上转移并减少了公司资产，降低了公司的偿债能力，该股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并参照《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关于股东抽逃出资情况下的责任形态的规定，股东应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注解】公司股东接受公司转账但不能提供合法依据应对债权人承担相应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99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99号
【裁判摘要】投资合同协议约定只收取红利不承担经营风险应认定为借款合同｜关于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是投资合作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问题——首先，从双方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来看，何××虽然投资的是诺林公司在海澄项目和绿波海景项目的股份，但其本质仍然是以资金投入的方式参与两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故何××属两个项目的隐名参建方。其次，根据《土地使用权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故，共同出资是该类合同的前提条件，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是合作的必备要件，此因当事人共同出资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对合作成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共同分享，与此相对应，对合作过程中以及合作的不利后果和风险也要共同承担，这也是民事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具体到本案，双方于2004年至2005年期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表明，何××从最初无需承担项目成本增加的风险，到享有固定年8%的预支收益（以资金投入时间起算，从利润中扣除），再到年8%收益不计入利润。而至2006年1月25日签订《协议书》，双方不但对何××的投入资金进行了结算并再次确认了年8%的收益，更进一步约定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灾、人祸，或当地政府政策变化导致项目停止，或甲方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何××除可收回全部投资款外还额外增加享有投资金额10%的收益。上述一系列协议，虽未明确约定何××不承担风险，但体现了何××投资风险在逐步缩小而收益不断固定和增加，且收益逐步与利润分离的过程，进而最终形成何××无需承担项目风险而享有固定收益的结果。根据《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监5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监51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万元补偿费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的安置费用问题。2010年4月1日，牟××与鑫龙公司签订《协议书》，对鑫龙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竞价拍得原棉纺织厂土地及房产一宗后，就75亩土地开发建设事宜作了约定。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该宗土地的开发建设手续必须以鑫龙公司名义办理，以确保政府给予鑫龙公司的职工安置费政策得以兑现；3、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维飞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牟××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4、牟××按约定付给甲方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从上述《协议书》的表述看，牟××与鑫龙公司就案涉土地和房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第三条关于“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牟××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的约定，该约定并未明确鑫龙公司负责拆迁该宿舍楼。牟××作为一审原告，有责任对其主张刘××等返还1200万元补偿款提供证据，在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1200万元的对价是鑫龙公司对案涉宿舍楼完成拆迁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得出的事实认定是不正确的。
【解读】申诉人刘××、孙××、李××、姜××、蒋××、陈××、刘××、刘××、张××因与被申诉人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5）民申字第3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山东高院再审本案。山东高院作出（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刘××等人仍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综上，申诉人刘××、孙××、李××、姜××、蒋××、陈××、刘××、刘××、张××的申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提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