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直接抚养权
摘要1：关于离婚后的子女直接抚养权问题：（１）《民法典》第１０８４条第３款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２）《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４４条—第４８条对对离婚后子女直接抚养权确定做了具体规定（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已废止）。
摘要2：
离婚后如何确定子女抚养权？
摘要1：关于离婚后的子女直接抚养权问题：（１）《民法典》第１０８４条第３款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２）《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４４条—第４８条对对离婚后子女直接抚养权确定做了具体规定（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已废止）。
摘要2：【目录】问1：两周岁以下的子女抚养权归谁？问2：两周岁以上的子女抚养权归谁？问3：８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如何确定？问4：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可否作为优先条件？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09467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09467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家庭财产分配按照夫妻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履行，优先保护事实物权人。
【裁判摘要】夫妻之间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双方通过订立契约对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所作的约定，是双方协商一致对家庭财产进行内部分配的结果，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应当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双方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履行，优先保护事实物权人，不宜以产权登记作为确认不动产权属的唯一依据。
【摘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物权法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要件，赋予登记以公信力，旨在明晰物权归属，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提高交易效率。但实践中，由于法律的例外规定、错误登记的存在、法律行为的效力变动、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保留以及对交易习惯的遵从等原因，存在大量欠缺登记外观形式，但依法、依情、依理应当给予法律保护的事实物权。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对于非基于法律行为所引起的物权变动亦进行了例示性规定，列举了无需公示即可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情形。当然，这种例示性规定并未穷尽非因法律行为而发生物权变动的所有情形，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相关情形亦应包括在内。在夫妻财产领域，存在大量夫妻婚后由一方签订买房合同，并将房屋产权登记在该方名下的情形，但实际上只要夫妻之间没有另行约定，双方对婚后所得的财产即享有共同所有权，这是基于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财产制而非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因为结婚作为客观事实，已经具备了公示特征，无须另外再为公示。而夫妻之间的约定财产制，是夫妻双方通过书面形式，在平等、自愿、意思表示真实的前提下对婚后共有财产归属作出的明确约定。此种约定充分体现了夫妻真实意愿，系意思自治的结果，应当受到法律尊重和保护，故就法理而言，亦应纳入非依法律行为即可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范畴。因此，当夫妻婚后共同取得的不动产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应当根据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是否有效、有无涉及第三人利益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不宜以产权登记作为确认不动产权属的唯一依据，只要有充分证据足以确定该不动产的权属状况，且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就应当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双方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履行，优先保护事实物权人。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第三人主要是相对于婚姻家庭关系外部而言，
摘要2：【摘要（续）】如夫妻财产涉及向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处分物权，就应当适用物权法等调整一般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而对于夫妻家庭关系内的财产问题，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分居协议书》约定“财富中心房屋归李某某拥有，李某某可以任何方式处置这些房产，唐某甲不得阻挠和反对，并有义务协办相关事务。”该协议书系唐某甲与上诉人李某某基于夫妻关系作出的内部约定，是二人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协商一致对家庭财产在彼此之间进行分配的结果，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利益，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财富中心房屋并未进入市场交易流转，其所有权归属的确定亦不涉及交易秩序与流转安全。故唐某虽在本案中对该约定的效力提出异议，但其作为唐某甲的子女并非《物权法》意义上的第三人。因此，虽然财富中心房屋登记在唐某甲名下，双方因房屋贷款之故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物权法的不动产登记原则不应影响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关于房屋权属约定的效力。且结合唐某甲与李某某已依据《分居协议书》各自占有、使用、管理相应房产之情形，应当将财富中心房屋认定为李某某的个人财产，而非唐某甲之遗产予以法定继承。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民申字第118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民申字第1185号
【裁判摘要】
诉讼和解协议是案件当事人为终止争议或者防止争议再次发生，通过相互让步形成的合意，和解协议的内容不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项。
当事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并有代理律师一同参与诉讼、调解、和解活动。在此情形下，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同意并收取了对方当事人按照和解协议支付的款项，此后又以调解违背其真实意愿为由申请再审的，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予驳回。
摘要2：
魏××与吴××等股份转让纠纷案
摘要1：——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是有无效力、还是成立与否的问题
【裁判摘要】公司股份不同于有形财产，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如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以及产品赢利能力和人员素质等。只有经过评估机构专门评估后，公司股份的价值才能体现或接近客观真实，在该基础上约定股份转让对价，才能体现当事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愿。吴××担任嘉濠商厦董事长和向嘉濠商厦出资，其实质是吴××获得嘉濠商厦的经营管理权和嘉濠商厦的资本得到补充，而非为魏××转让其股份所获得的对价。如认定吴××担任嘉濠商厦董事长和向嘉濠商厦出资，是魏××转让嘉濠集团股份的对价，则必须得到魏××的认可并且经过特别约定，否则，吴××的行为作为股份出让的对价不能成立。然而吴××主张的这种对价，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却未有约定，魏××事实上也未予认可。故本案股份转让协议因无对价约定，无法履行而未成立，缔约双方因协议不成立各自应承担相应责任。魏××以《股份转让协议》未就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协议未成立为由，请求撤销原判，本院予以支持。合同生效与否、有无效力，皆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没有成立的合同，自开始即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一审判决认定吴××担任嘉濠商厦董事长和向嘉濠商厦出资，是魏××转让嘉濠集团部分股份的对价，而判决该两份股份转让协议有效，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吴××关于本案《股份转让协议》有效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裁判观点】股东的资格来自于股权，而股权来自于股东对公司的出资。判断非股东是否取得股东资格，何时取得股东资格，取决于非股东何时实际取得转让股份股东的出资所有权，亦即在公司中是否实际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非股东成为股东的资格和条件关键取决于以下几点：①股东转让出资是否经过过半数股东同意；②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其他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③非股东是否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合同义务，付清股权转让价款。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2号
【裁判规则】价款或者报酬条款是有偿转让合同的必备条款，缺少该条款合同不成立。双方签订的股东转让协议因缺少有偿转让合同的必备条款股权转让价款而未成立，该协议对股东与受让人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转让人主张协议不成立而申请撤销的应予支持。
【裁判摘要】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有偿合同应当约定价款或报酬。该法第六十一、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价款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故价款或报酬是有偿合同的必备条款，缺少该内容，合同则无法履行。
②公司股份不同于有形财产，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如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以及产品赢利能力和人员素质等。只有经过评估机构专门评估后，公司股份的价值才能体现或接近客观真实，在该基础上约定股份转让对价，才能体现当事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愿。本案股份转让协议因无对价约定，无法履行而未成立，缔约双方因协议不成立各自应承担相应责任。当事人以《股份转让协议》未就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协议未成立为由，请求撤销原判，本院予以支持。合同生效与否、有无效力，皆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没有成立的合同，自开始即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
摘要2：【解读１】股份转让协议因无对价约定、无法履行而未成立，缔约双方应各自承担责任。
【解读２】股份的价值不可能按交易习惯和合同订立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
江苏省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0）新民初字第01032号
摘要1：【问题提示】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有违公序良俗的赠与合同履行后能否被认定无效？
【要点提示】受赠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使赠与人做出违背其真实意愿的赠与行为，即使赠与合同已经实际履行的，也应认定无效并返还赠与财产。
【案例索引】一审：江苏省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0）新民初字第01032号（2011年7月1日）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32号（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32号
【裁判摘要１】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法定的、具有担保性质的民事财产权利，可以约定放弃。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安泰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明确载明，无论嘉合公司现在及以后是否欠付安泰公司在建工程的工程款，其自愿放弃上述《抵押合同》中约定的在建工程的优先受偿权。本承诺书一经签发不可撤销。该《承诺书》是安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安泰公司上诉称该《承诺书》是为了嘉合公司取得贷款作出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作为专业建筑企业，应当知道出具《承诺书》的法律后果，而且，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在出具《承诺书》时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形，应当为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负责。因此，安泰公司该项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不应支持。安泰公司上诉主张该《承诺书》是其针对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并不是针对嘉合公司、恒源公司出具的，该《承诺书》对嘉合公司、恒源公司不产生效力。但嘉合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建设单位，该《承诺书》也明确载明承诺对象包含嘉合公司，《承诺书》一经作出，即对嘉合公司产生效力。在安泰公司明确放弃优先受偿权之后，再次提起诉讼主张涉案工程优先受偿权，违反了《承诺书》的约定，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应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5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53号
【提示】约定由晋江市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属于中级法院受案范围，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裁判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协议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但因级别管辖是上下级法院之间就审理一审案件范围的分工，其主要立法目的是在贯彻审级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各级法院职能的合理定位及工作量的平衡，且人民法院级别管辖的划分标准会随着社会发展、各地法院受案状况等因素而不断调整，许多情况下当事人难以准确预期。因此，协议管辖违反级别管辖规定并非绝对无效，人民法院不能仅以协议管辖违反级别管辖为由否认其法律效力，还应结合具体情况分别予以认定。本案中，曾某某与林某某二人在借条中明确约定“由晋江市人民法院管辖”，而晋江市系曾某某的住所地，双方合意选择晋江市人民法院作为解决争议的管辖法院，确有在该法院所在地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法律应维护其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原二审裁定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将当事人在地域上选择管辖的真实意愿结合级别管辖规定，确定由晋江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即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4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347号
【裁判要旨】双方在招投标前进行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签订框架协议书，应根据该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影响了中标结果认定施工合同的效力。
【裁判摘要1】本案中，双方在招投标前进行了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签订了《建筑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没有约定投标方案等内容，未载明开工时间，合同条款中还存在大量不确定的约定,如关于施工内容，双方约定“具体规划指标与建设内容以政府相关部门最终的批复文件为准”，关于合同概算，双方约定“项目建筑施工总概算约人民币叁亿元，具体概算数值待规划文件，设计方案确定后双方另行约定”。《建筑施工合作框架协议书》签订后，双方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履行了招投标相关手续，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工程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可能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华诚房地产公司虽称其自身违反《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致使中标无效，但该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影响了中标结果，华诚房地产公司未予以证明。本案亦不存在因招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致使相关人员被追责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真实有效，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摘要2】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重要目的在于防止因为无效合同的履行给国家、社会以及第三人利益带来损失，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和公共道德。而本案中，华诚房地产公司作为违法行为人恶意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如支持其诉求，意味着体现双方真实意愿的合同约定不仅对其没有约束力，甚至可能使其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这将违背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宗旨，也将纵容违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使合同无效制度沦为违法行为人追求不正当甚至非法利益的手段。综上。华诚房地产公司在二审中主张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该主张有违诚信原则，故，华诚房地产公司关于其与铁建大桥工程局于招投标前就合同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行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导致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摘要2：
周××１、周××２诉王××委托合同纠纷案
摘要1：【裁判摘要】
一、在借贷关系中，出借人为防止借款无法按期收回而要求借款人提供不动产作为债权担保的，双方应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物登记。出借人回避抵押担保制度，选择指定第三人与借款人签订委托合同并由该第三人取得出售借款人的不动产等重大权利的，此时委托合同虽意在实现抵押担保功能，但其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应受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则之制约。
二、在委托合同项下，受托人负有遵照委托人指示，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在授权范围内依法善意处理委托事务之法定义务。受托人无视委托人的真实意愿与切身利益，转而根据出借人指令恶意处分委托人财产，即使该处分行为对交易相对方发生效力，受托人仍应就其严重侵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摘要2：【解读】受托人无视委托人利益恶意处分委托人财产的，即使该处分行为发生效力，仍应就其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10452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民终10452号
【裁判要旨】出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死亡的，合同义务应由继承人继续履行——出卖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死亡，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人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交付房屋并办理房屋过户登记。
【裁判摘要】首先，关于合同是否终止问题。本案中，系争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被上诉人与吴某经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诚信履约。虽然吴某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死亡，但，一者，房屋买卖合同并非人身依附性合同；二者，合同一方当事人死亡的情形并不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终止情形；三者，双方当事人亦未约定此种情形下合同终止，因此，上诉人关于合同自然终止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与吴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依旧有效存续。其次，关于继承人应否继续履行合同的问题。三上诉人作为吴某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其三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故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其三人理应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对被继承人吴某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需要指出的是，此条规定中的“债务”显然并非专指金钱债务，当然也包括被继承人生前订立的合同项下的义务，三上诉人对此理解明显有误，对其关于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判由三上诉人继续履行被上诉人和吴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既是对诚实信用法律原则的尊重，亦是对死者生前真实意愿的尊重。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54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的数个受让人并非共同受让人，应按照受让股权比例支付转让款。
【裁判摘要】根据518合同的约定，林达置业公司受让恒益公司持有的深圳游艇会81.7%的股权，中和融公司受让吴江民生公司的18.3%的股权，林达置业公司和中和融公司并非共同受让涉案股权，应按照受让股权的比例支付相应的转让款，已支付的1600万元转让款亦应按照受让股权比例折算各自已支付的数额，故林达置业公司还应向恒益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984.8万元，中和融公司还应向吴江民生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667.2万元。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关于股权转让款应分别计算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2：【要旨】目标公司股权已经多次变更登记，如无证据证明后手转让属恶意串通，不宜解除前手股权转让合同。
【摘要】518合同约定，股权转让款在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一次性支付总价款余额，本案所涉股权已经于2007年6月7日完成了变更登记手续，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而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仅支付股权转让款1600万元，主要合同义务未履行完毕，因此，应当认定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构成违约。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提出，两艘游艇尚未从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过户至深圳游艇会名下，因而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支付股权转让款，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将股权变更至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名下，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已经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其他义务为附随义务，附随义务未全面履行不能成就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的先履行抗辩权。因此，可以认定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构成根本违约，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经催告仍未履行，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因而享有单方解除权。然而，深圳游艇会的股权经审批机关批准已经历多次变更登记，深圳游艇会其后又发生了增资事项。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后手转让是恶意串通进行的，故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宜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而应继续履行，并无不当。但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应当向恒益公司、吴江民生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以未支付的转让款3652万元为准按照518合同的约定支付自2007年6月7日始至实际支付日止每日万分之三的违约金。二审判决既认定林达置业公司、中和融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又不支持恒益公司、吴江民生有关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前后矛盾，本院予以纠正。
【解读１】附随义务未全面履行不能行使先履行抗辩权。
【解读２】转让人与不同受让人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体现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愿并获得批准的合同有效。
简法｜《民法典》承包人承诺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为是否有效？
摘要1：解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４２条之规定——（１）承包人承诺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的，该放弃行为无效；（２）承包人放弃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不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如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２６条之规定，已经足以保障建筑工人利益），该放弃行为依法有效。
【注释】承包人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的举证责任应由承包人承担｜（１）承包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建筑工人利益实际受到损害，承包人对工程款优先权放弃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48号；（２）中铁公司举证提交的其欠付分包单位工人工资、劳务费及材料款的催款函，不能证明催款函上载明的欠款即为其欠付的建筑工人的工资，故对于其放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即直接损害到工人利益尚举证不足。——参考案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民终1956号；（３）源天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放弃涉案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会损害建筑工人的利益。——参考案例：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2民终290号
摘要2：【注解１】“损害建筑工人利益”——限定为“因为放弃优先受偿权而得不到建筑工程价款的清偿，进而不能支付建筑工人的工资”之情形，即以“债权不得到清偿”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放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的认定标准。
【注解２】“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法律后果——承包人与发包人关于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约定无效（接近于债权人撤销权）。
【注解３】建筑工人对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权利救济——（１）承包人未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当允许建筑工人单独提起确认放弃或者限制优先受偿权行为无效的确认之诉；（２）抵押权人已经提起抵押权诉讼，应当允许受到损害的建筑工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允许其主张确认放弃或者限制优先受偿权行为无效；（３）应当允许建筑工人对生效判决确认没有优先受偿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４）如承包人拒不行使优先受偿权又不支付建筑工人的劳动报酬，应当赋予建筑工人代位权。
【注解４】《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一）》第４２条针对的是发承包人之间预先放弃或者限制优先受偿权的规定；（２）承包人单独向银行承诺在一定条件下放弃优先受偿权，这种放弃或者限制并非绝对，而是针对银行债权的相对放弃或者限制优先受偿权，不适用《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一）》第４２条规定，法院将根据承诺的先行条件是否达成来判断放弃或者限制优先受偿权是否有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最高法民申3850号
【注解５】承包人对银行作出放弃优先受偿权的承诺，发包人不能主张承包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13号
【注解６】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相对性｜承包人仅针对特定银行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并未对其他债权人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依然存在。——参考案例：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衢民终字第48号
【注解７】《承诺书》是否附条件和附期限？｜《承诺书》明确载明自愿放弃工程的优先受偿权，承诺书一经签发不可撤销。在没有证据证明在出具《承诺书》时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形，应当为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负责。——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32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3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332号
【裁判摘要】合同加盖公司印章虽然与备案印章不符，但在其他场合中使用过，应认定该合同系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山东衡信司法鉴定中心接受一审法院委托作出（2010）技鉴字第28号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否定了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邯郸华大公司印章与该公司工商年检报告书中的印章系同一枚，但该鉴定中心作出的（2010）技鉴字第60号鉴定意见书认定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邯郸华大公司印章印文与2005年8月23日《同意协议》中邯郸华大公司的印章印文同一，证明邯郸华大公司除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备案的公司印章外，还有其它的公司印章在实际使用。而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显示，代表邯郸华大公司签章的系王某某，当时办理最高额担保所提供的邯郸华大公司营业执照中法定代表人亦为王某某。据此，烟台银行有理由相信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系邯郸华大公司的真实意愿。另外，李某某在二审庭审中所陈述的证言可以认定，王某某电话询问时任邯郸华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某某为烟台华大公司贷款担保一事时，李某某表示同意担保并指示由王某某具体办理；且李某某并没有明确否认案涉《同意协议》上邯郸华大公司公章及签字的真实性。因此，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二审判决认定该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邯郸华大公司应当受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束，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4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47号
【裁判摘要】非本人签字但单位盖章真实，不能推定单位盖章非真实意思——本案中，中天公司提交《豪都华庭工程二期竣工决算书》上下册，其中上册首页为《基本建设结算审核定案单》，定案单落款处加盖施工单位中天公司、发包人豪都华庭公司印章，签章日期为2015年10月13日。该决算书形成于案涉工程竣工验收移交使用且工程量结算书亦全部移交豪都华庭公司之后，定案单载明中天公司报审金额为269028603.90元，豪都华庭公司经审核核减31226538.61元，最终审定金额237477195.80元，符合工程款结算的一般流程及模式。虽然经鉴定豪都华庭公司签章处“王××”的签字非本人所签，但豪都华庭公司印章真实。豪都华庭公司在定案单中加盖公司印章，即表明其对定案单中的工程造价金额予以认可。豪都华庭公司否认双方进行了决算并形成决算书和定案单，但没有证据推翻定案单中豪都华庭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亦无证据证明在定案单中加盖印章并非出于豪都华庭公司真实意愿。因此，一审法院采信该定案单作为认定案涉工程造价的依据，未予支持豪都华庭公司关于应通过鉴定确定案涉工程造价的主张，并无不当。豪都华庭公司申请鉴定定案单中其公司印章与定案单文字形成时序等事项，均不能推翻印章的真实性，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3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32号
【裁判摘要１】发包人擅自使用建设工程不影响最终验收通过日期为竣工日期——涉案工程竣工日期应认定为2014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由此可知，在建设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应当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在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情况下，才应当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涉案工程虽然从2014年1月2日开始进行了部分实际使用，但在2014年4月28日才竣工验收合格，并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出具了《工程竣工报告》、《单位工程验收证明》，依法应当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即2014年4月28日为竣工日期。原审判决在该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以工程转移占有之日为竣工日期的认定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２】安泰公司已经放弃涉案工程的优先受偿权。第一，安泰公司已放弃了涉案工程优先受偿权。本案中，安泰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明确载明，无论嘉合公司现在及以后是否欠付安泰公司在建工程的工程款，其自愿放弃上述《抵押合同》中约定的在建工程的优先受偿权。本承诺书一经签发不可撤销。该《承诺书》是安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安泰公司上诉称该《承诺书》是为了嘉合公司取得贷款作出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作为专业建筑企业，应当知道出具《承诺书》的法律后果，而且，其也没有证据证明在出具《承诺书》时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形，应当为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负责。因此，安泰公司该项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不应支持。安泰公司上诉主张该《承诺书》是其针对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并不是针对嘉合公司、恒源公司出具的，该《承诺书》对嘉合公司、恒源公司不产生效力。但嘉合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建设单位，该《承诺书》也明确载明承诺对象包含嘉合公司，《承诺书》一经作出，即对嘉合公司产生效力。
摘要2：（续）在安泰公司明确放弃优先受偿权之后，再次提起诉讼主张涉案工程优先受偿权，违反了《承诺书》的约定，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应支持。第二，安泰公司放弃优先受偿权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建设工程施工人的法定权利，属于具有担保性质的民事财产权利。作为民事财产权利，权利人当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行使，当然也应当允许其通过约定放弃。而且，放弃优先受偿权并不必然侵害建设工程承包人或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承包人或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还可通过其他途径的保障予以实现。因此，安泰公司关于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权利，不能通过约定放弃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应支持。需要强调的是，本案安泰公司已经明确放弃了涉案工程的优先受偿权，其优先受偿权已不复存在，也就不存在是否能够对抗恒源公司债权的问题。嘉合公司答辩时虽对原审判决的工程款利息及违约金提出异议，但其并未对此提起上诉，该问题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依法不予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新民再227号
摘要1：【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新民再227号
【裁判摘要】关于路巡公司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路巡公司收购并销售案涉车辆，黄×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案涉车辆，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路巡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是处理本案的核心和基础。欺诈一般是指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在当下二手车市场中，交易较为混乱的情形时有发生，让消费者承担证明销售者存在故意欺诈的全部责任，不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立法目的不符，亦无法督促市场经营者诚信、敬业经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参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的规定，消费者具有知情权，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存在“以次充好”“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不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等情况时，一般可以认定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除非经营者可以证明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或者经营者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能够证明自身不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商品或服务存在的缺陷的情形。销售者对商品做出承诺，消费者购买后发现商品存在瑕疵，与销售者的承诺不符，此时销售者仅表示其对该瑕疵不知情，不能因此认定销售者不存在欺诈行为。销售者做出虚假承诺是否出于故意，是否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相关瑕疵的情形，应根据该瑕疵是否属于合理的注意义务范围之内，如瑕疵的隐蔽情况、发现难度、重要性等因素，结合全案事实进行综合认定。如果属于销售者应当知道的情形，其又做出虚假承诺，则应据此推定销售者的相关行为构成欺诈。最高人民法院17号指导性案例：张莉诉北京合力华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
摘要2：（续）卖合同纠纷一案亦指出，销售者不能证明已履行告知义务且得到消费者认可的，构成销售欺诈，消费者要求销售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体到本案中，首先，路巡公司在与黄×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书》中明确载明“甲方保证此车无事故(翻车、重大碰撞)……购车公里数85604-105604”。而根据原审查明事实，该车辆于2014年5月8日、2019年10月4日进行了两次事故维修。2019年10月4日进行事故维修时的里程数为196323公里，上述情况特别是车辆的实际里程数与路巡公司在销售时的承诺差别巨大，不属于轻微瑕疵，必然将影响黄×签订案涉合同的真实意愿，路巡公司的相关销售承诺已属于以虚假的商品说明的方式销售商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二手车经营活动或者与二手车相关的活动，适用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向买方提供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以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交纳税费、报废期等真实情况和信息。买方购买的车辆如因卖方隐瞒和欺诈不能办理转移登记，卖方应当无条件接受退车，并退还购车款等费用。”上述两次事故维修均在4S店进行，路巡公司出售案涉车辆前在任何一个品牌授权的4S店均可对车辆的行驶里程、维修记录进行核实，属于其作为经营者的合理义务和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基本义务，特别是路巡公司在销售时还进行了专门的承诺。路巡公司是否具备二手车辆买卖的资质，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不属于免除或减轻其以二手车销售者身份从事相关经营行为时所应当承担责任的正当事由，不能以此为由免除其作为出卖方向黄×负有的，披露所销售的二手车的维修记录、行驶里程等车辆重要参数的真实信息的义务。最后，虽然路巡公司在二审中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系马雪涛于2019年11月26日从他人手中购买，但并不足以证明其向黄×销售案涉车辆时对实际里程数不知情，其亦未提供证据对所承诺的汽车里程数等情况已进行了合理的检测后，仍未发现相关问题，即路巡公司未能证明其不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车辆里程数的虚假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