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二终字第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二终字第67号
【提示】请求解除合同以案件争议标的额作为诉讼管辖依据。
摘要2：
指导案例25号：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诉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张家口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摘要1：【案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2）东民初字第13663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点】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造成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而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保险人所代位的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应当根据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确定管辖法院。第三者侵害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人依法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向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属于保险人的法定权利，并非基于保险合同而产生的约定权利。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造成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而提起诉讼的，应根据保险人所代位的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管辖法院。第三者侵害被保险人合法权益，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而不适用财产保险合同纠纷管辖的规定，不应以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作为管辖依据。本案中，第三者实施了道路交通侵权行为，造成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有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保险人行使代位权起诉第三者的，应当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现二被告的住所地及侵权行为地均不在北京市东城区，故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该起诉没有管辖权，应裁定不予受理。
【裁判规则】保险人代位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行使求偿权而起诉的，应根据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管辖。
摘要2：【裁判要旨】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属于法定权利，并非基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依合同约定所产生的权利。保险代位求偿权实质上是法定的债权转移。根据《保险法》第60条规定的第三者，保险人以保险合同之外的第三者为被告提起的代位求偿权诉讼，不应以保险合同纠纷的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而应当按保险人所代位的请求权性质来确定案件管辖。
最高法院：级别管辖裁判规则7条
摘要1：1.标的二千万，一方当事人外地，一审能否高院管辖——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的规定，应作为审理民商事级别管辖异议纠纷案件的依据。
2.被告反诉标的超本诉级别管辖标准的，不移送管辖——被告提出反诉，导致案件总标的或反诉标的超过一审管辖权限的，依管辖恒定原则，不应改变该案件的级别管辖。
3.诉讼标的额出现管辖真空时，由级别较低法院管辖——出现上、下级法院均无权管辖的“管辖真空”时，依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通过由级别较低的法院管辖来解决。
4.非财产案件所涉诉讼标的额，仍可为级别管辖依据——是否属于非财产案件系确定案件受理费而非案件级别管辖的依据，非财产案件所涉标的额仍可成为级别管辖依据。
5.法院不应受理案外人以级别管辖错误所提再审申请——原《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包括管辖错误在内的15种再审事由，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方可适用，案外人不能援引。
6.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但不能越级申请再审——《民事诉讼法》关于“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中的“上一级”有别于“上级”。法院不受理越级申请再审。
7.公证债权文书和仲裁裁决执行，应遵级别管辖规定——依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执行规定，公证债权文书和仲裁裁决执行的级别管辖，应参照诉讼案件级别管辖的标准确定。
摘要2：
管辖权确定后并不因据以确定依据发生变化而改变
摘要1：管辖权确定后并不因据以确定依据发生变化而改变——管辖权确定后，即便经实体审理发现据以确定管辖的主要证据不实，据此所作民事判决，亦不属于“管辖错误”。
【要旨】法院通过形式审查依法确定管辖权后，即便经实体审理发现据以确定管辖的主要证据不实，基于管辖恒定、程序安定及诉讼经济等原则的考量，对一方当事人要求变更管辖权的诉讼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民事判决，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7项规定的“管辖错误”。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提字第10号《管辖权依法确定后，不因据以确定管辖的依据发生变化而改变——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武汉分公司证券部武胜营业处不当得利纠纷案》
摘要2：
非财产案件所涉诉讼标的额，仍可为级别管辖依据——是否属于非财产案件系确定案件受理费而非案件级别管辖的依据，非财产案件所涉标的额仍可成为级别管辖依据
摘要1：【要旨】依《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财产案件和非财产案件的受理费交纳标准不同，是否属于非财产案件系确定案件受理费依据，而非确定案件级别管辖依据。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125号《是否属于财产案件并非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125号
摘要1：——是否属于财产案件并非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依据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125号
【裁判要旨】依《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财产案件和非财产案件的受理费交纳标准不同，是否属于非财产案件系确定案件受理费依据，而非确定案件级别管辖依据。
【裁判摘要】（１）《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的非财产案件系确定案件受理费的依据，而非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依据，与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法院的主要标准诉讼标的额没有必然关系；（２）公司决议效力纠纷请求确认决议无效之决议涉及增资数额2亿元，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额应为2亿元，并以此确定级别管辖——关于本案确认之诉的级别管辖问题。一审法院以本案确认之诉是否属于非财产案件为标准确定其级别管辖，法律依据不足。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财产案件和非财产案件的案件受理费交纳标准不同，是否属于非财产案件系确定案件受理费的依据，而非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级别管辖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据案件的影响、案件的性质、案情的复杂程度、诉讼标的金额的大小等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9] 17号）第十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的规定，应当作为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08] 10号）确定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法院的主要标准是诉讼标的额，根据法发[2008] 10号文件的规定，江苏高院可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系公司决议效力纠纷，各方当事人对该决议涉及的增资数额为2亿元并无异议，故本案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额为2亿元，华晖公司、宁国公司住所地不在江苏高院辖区，且本案不属于法发[2008] 10号文件规定一般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婚姻、继承、家庭、物业服务、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案件以及群体性纠纷案件。故本案的确认之诉部分应由江苏高院作为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审理。
摘要2：
夫妻一方将户籍迁入他城市，另一方起诉离婚的，应由被告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1：【摘要】在被告李某的户籍已经由A市迁入到B市的情况下，则B市是李某的住所地。而对于本案的管辖，依据民事属地管辖“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原则，在被告住所地即其经常居住地的情况下，则应由被告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本案应由B市法院管辖。
摘要2：无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高民终字第02494号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高民终字第02494号
【裁判要旨】房屋买卖合同就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明确的金额而非仅为继续履行合同的，应以诉讼请求涉及的合同标的额及其他请求金额作为诉讼请求标的额而非仅以合同标的额作为确定级别管辖的依据。
【裁判摘要】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林某某的起诉，其诉讼请求标的额为26466333.33元。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审理部分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通知》的规定，基层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涉外（含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本案应由基层法院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依法向房屋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故本案应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裁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解读】“诉讼请求标的额”在文义上不同于“诉讼请求涉及的合同标的额”。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17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终1174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对于将案件移送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裁定，当事人未提出上诉，但受移送的上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依职权裁定撤销。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阶段对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金额虽然一般仅作形式审查，并据以确定案件级别管辖，但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恶意虚构诉讼请求数额以规避级别管辖的行为，亦应结合具体情况予以适当规制。就本案而言，信泽公司在原审期间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答辩文件中，承认其因发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偏袒对方，特意规避级别管辖，且尚未提供证据证明3.8亿元损失的事实。另外，信泽公司在其前后提交的诉状文本中，对于所主张损失的数额及成因，表述不同，差异较大。可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仅以本案当事人请求数额超过其级别管辖范围为由，将案件移送原审法院管辖，依据确有不足。原审法院如果认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错误，依法应当依职权径行裁定撤销并同时指令其继续审理。信泽公司关于本案应由原审法院继续审理的上诉主张，虽然理据不足，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但是，原审法院以本案亦不由其管辖为由直接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适用法律有失偏颇。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本案管辖依据不足，依法一并予以纠正。
摘要2：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民辖终99号
【裁判摘要】合并审理时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既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则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首先，本案为保理合同纠纷，虽债权转让是业务的核心内容，但保理合同的内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债权转让。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方式，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贸易融资。故应认为债权转让之内容是在整个保理合同框架下运作的。同时本案中张某、陈某也是属于保理合同的担保人而非债权转让合同的担保人，故原审法院只以债权转让合同确定本案管辖不妥。其次，在案件存在并列的客观合并时，当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纠纷一次解决之要求、程序利益保障等因素不宜分开审理的，如不同的诉讼标的之间即有约定管辖又有法定管辖的，约定管辖中的管辖利益应更具优先性。故在本案保理合同存在约定管辖的情况下，应以上述约定确定本案管辖更为妥当。
摘要2：【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3327号
【摘要】原告起诉至本院的依据是《国内保理合同》第12.2条的管辖约定，但本院注意到，该合同仅有原告和被告朗特公司的盖章，故该管辖约定对被告红湖公司不能产生效力，因此，本案管辖应依据原告起诉的诉由和诉因予以确定管辖依据。本案案由为保理合同纠纷，但从原告起诉的诉因看，原告作为保理商同时向被告红湖公司、朗特公司主张权利，其权利基础并不相同。原告主张被告红湖公司支付应收账款本金，其权利基础系基于原告自被告朗特公司处受让了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下对被告红湖公司享有的债权，即通过债权转让而取得；原告主张被告朗特公司对被告红湖公司未清偿的本金承担清偿责任，其权利基础则系基于原告与被告朗特公司双方签订的《国内保理合同》，即通过保理业务而取得。就两种权利基础的关系而言，债权转让是保理业务开展的基础，保理合同以基础合同的债权转让为前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取得被告朗特公司在基础合同中的债权人地位的原告，应当受基础合同《订单合同》的约束，故本案的管辖依据应当按照基础合同《订单合同》予以确定。
【注解】保理商依据保理合同、基础合同及保证合同起诉债权嗯、债务人和担保人，虽然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的签订主体，但是应收账款转让发生在保理业务框架内，依据保理合同协议管辖或者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冀0102民初6380号
摘要1：【案号】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冀0102民初638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应依据基础法律关系确定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债权转让基础法律关系所依据的合同系被告联通公司与运通公司签订的《2013中国联通宽带接入网PONFTTH终端采购框架合同》，该合同第13.1约定：“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双方当事人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协商一致的，均应向买方住所地（即被告联通公司）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管辖条款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原告提供的被告联通公司的办公机构照片可以证明其住所地为石家庄市，该地址属于石家庄市长安辖区。综上，本院对该案有管辖权。
摘要2：【解读】被告联通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是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江大道89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民辖终240号
摘要1：【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民辖终240号
【裁判摘要】（１）被诉请求行为的实施与网络有关但不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不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２５条规定；（２）商标侵权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不是管辖连接点，也不能将网购收货地作为管辖连接点——第一，关于本案是否可以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本院认为，上述规定中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指的是侵权人利用互联网发布直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的行为，主要针对的是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以及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行为，即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等均在信息网络上，并非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与网络有关即可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本案中，根据科丰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包括徐××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但根据科丰公司提交的公证书记载，徐××在淘宝网店中展示了被诉侵权产品的图片，科丰公司在该网店购买了被诉侵权产品，徐××在线下完成发货等事宜。上述交易中，淘宝网仅是双方交易的媒介，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仅与网络相关，不属于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及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故被诉侵权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本案不应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确定管辖。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二，关于本案是否可以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二十条。民诉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的，从其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侵权行为的实施地某某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某某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院认为，在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由于附着了商标或者其他权利的商品具有大范围的可流通性，如何确定侵权行为地有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案件的特殊性。在商标侵权案，除了大量侵权商品的储藏地以及海关某某工商等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某某扣押侵权商品的住所，仅侵权行为的实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可以作为管辖依据管辖依据，而不再依据侵权结果发生地确定管辖。
摘要2：（续）至于通过网络购物方式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虽然形式上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并无区别，但权利人所提出的侵权主张并非仅针对这一特定的产品，而是包含了特定权利的所有产品。因此，在侵害商标权案件中，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将网购收货地作为管辖连接点。本案为侵害商标权纠纷，虽然科丰公司通过淘宝网购买被诉侵权产品后，在浙江省温州市接收了装有被诉侵权产品的快递，但浙江省温州市作为网购收货地不是本案的侵权行为实施地，不能据此确定本案的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10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107号
【裁判摘要】在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原告通过网络购物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能否以网络购物收货地作为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均属于侵权类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由于附着了商标或者其他权利的商品具有大范围的可流通性，如何确定侵权行为地有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案件的特殊性。《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2号）第六条规定，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商标法（指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二条所规定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该条规定，在侵犯商标权案件中，除了大量侵权商品的储藏地以及海关、工商等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扣押侵权商品的所在地外，仅侵权行为的实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可以作为管辖依据，而不再依据侵权结果发生地确定管辖。本案中，新百伦公司认为马某公司的侵权行为是基于周××的授权，通过“百伦BOLUNE”微信公众账号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参照前述司法解释规定，新百伦公司可以在马某公司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以及该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马某公司住所地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新百伦公司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在公司住所地之外的其他地区实施了侵权行为，故应以该住所地作为对马某公司相应行为确定管辖的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该条规定是对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履行地的补充规定。对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确定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存在一定的困难，故司法解释该条进行了明确。由于合同案件与侵犯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存在较大的不同，合同案件一般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
摘要2：（续）且其影响基本仅限于特定的行为和特定的当事人，而在侵犯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当事人通过网络购物方式取得被诉侵权产品，虽然形式上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并无区别，但其所提出的侵权主张并非仅针对这一特定的产品，而是包含了特定权利的所有产品；其主张也并非仅针对合同的另一方主体，而可能是与此产品相关的、根据法律规定可能构成侵权的其他各方主体。考虑到上述区别，并考虑到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对侵权行为地的确定有专门的规定，在此类案件中，如果原告通过网络购物方式购买被诉侵权产品，不宜适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地域管辖。一审法院援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认定南京市既是马某公司的侵权行为实施地，也是侵权结果发生地，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261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确定了行政复议维持原行政行为由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作共同被告人民法院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审查一并裁判的新型制度——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手段，具有方便、快捷、成本低等优点，但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局限于当时的制度安排，行政复议维持率高、撤销率低，纠错能力不足，缺乏公信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制度上促使复议机关发挥监督下级机关的行政行为、救济公民权利的作用，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明确了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由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第七十九条规定“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进一步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决定的合法性。”依据上述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确定了行政复议维持原行政行为由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作共同被告人民法院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审查一并裁判的新型制度。
【裁判摘要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第二十二条第一、三款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改变原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但未改变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视为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但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除外。”
摘要2：（续）本案中，重庆市政府作出本案被诉渝府复〔2017〕2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第三人沙坪坝区政府超过15个工作日的法定答复期限为由，确认沙坪坝区政府2017年3月3日对余淑蓉作出沙公开〔2017〕1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程序违法，但并未改变该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依据上述规定，此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情形，余××应当以沙坪坝区政府和重庆市政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亦应依据上述规定对本案进行受理并审判。
【裁判摘要３】经过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依据上述规定，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为沙坪坝区政府和重庆市政府所在地人民法院，均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为了避免一事多头审理，也为了防止法院之间相互推诿或者争夺管辖权，依上述规定，本案依法应由最先立案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应予排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07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代位权之诉的法院管辖是特殊地域管辖，其效力高于当事人间的约定——关于债权人代位权之诉的法院管辖是由司法解释规定的一种特殊地域管辖，其效力高于当事人间的约定。本案中，城开集团主张华润银行行使代位权应该受振戎能源公司与城开集团等之间《还款及债务加入协议》第五条的约定管辖条款约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规定相冲突，《还款及债务加入协议》第五条不能作为债权人华润银行对振戎能源公司等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管辖依据，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管辖法院应为城开集团的住所地法院有法律依据。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101号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人代位权之诉的法院管辖是由司法解释规定的一种特殊地域管辖，其效力高于当事人间的约定——关于债权人代位权之诉的法院管辖是由司法解释规定的一种特殊地域管辖，其效力高于当事人间的约定。本案中，城开集团主张华润银行行使代位权应该受振戎能源公司与城开集团等之间《还款及债务加入协议》第五条的约定管辖条款约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规定相冲突，《还款及债务加入协议》第五条不能作为债权人华润银行对振戎能源公司等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管辖依据，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管辖法院应为城开集团的住所地法院有法律依据。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