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南昌市商业银行象南支行与南昌市东湖华亭商场、蔡亮借款合同担保纠纷案请示的复函（2003年4月30日[2003]民监他字第6号）
【要旨1】偿还旧贷后又发放新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宜将资金流转行为推定为以贷还贷。
【要旨2】企业之间资金流转行为不宜推定为以贷还贷——债务人手段银行贷款后，将其中部分款项转入关联企业账户并用于还贷，该资金流转行为不宜推定为以贷还贷。
【摘要】南昌市东湖华亭商场与南昌市商业银行象南支行在《借款合同》中约定，贷款用途是购买酒与饮料，并非以贷还贷。华亭商场与华亭公司均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华亭公司偿还与象南支行的旧贷后，象南支行又向华亭公司发放新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宜将华亭商场与华亭公司之间资金流转行为推定为以贷还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96号
【裁判要旨】仅凭向显名股东的汇款凭证无法确认股权代持关系、确认股东资格。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委托投资、共同投资、赠与、借款、还款等，他人很难判断资金往来背后实际发生的事实及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银行资金划转凭证仅能证明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但是未提交双方建立委托关系或者代持股关系的协议的直接证据；其提交的其他间接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具有排他性，举证不具有优势，不能证明双方对代持股权形成委托关系或对代持股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或其间实际形成了事实上的代持股份关系。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19号
【解读】股东代持应当基于建立委托关系的共同意思表示而形成，单方法律行为不能建立委托代持股份关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875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并未禁止关联交易公司之间相互交易、资金流转或者共同开展某项业务，不应金因此而认定其人格混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96号
【裁判摘要１】仅有资金往来但无法证明代持意思表示或已形成事实代持关系不能推定股权代持法律关系——刘某向王某汇款，但未说明汇款用途，也未能提交具有委托王某认购江苏圣奥公司股份内容的其他证据。王某以自己名义使用了汇款资金，认购了江苏圣奥公司股份，并以自己名义在江苏圣奥公司登记股东和行使股东权利。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的诉辩意见，王某也有向刘婧的汇款行为，刘某与王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特殊关系，其间多笔高额资金往来未以人们通常习惯的方式留下建立法律关系性质的凭证。由于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委托投资、共同投资、赠与、借款、还款等等，他人很难判断当时刘某和王某之间实际发生的事实及其真实意思表示。王某收到刘某汇款资金后已经将货币资金转换为股权财产，财产形态的转换是基于王某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完成的，刘某没有提供其参与处分将其汇款货币资金转换为股权财产形态的证据，其可以依法向王某主张货币资金债权，但据此主张股权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刘某提交的银行资金划转凭证能够证明存在资金流转关系，但仅凭其汇入王某账户的该两笔资金在数额和时间上与王昊向江苏圣奥公司的投资相吻合的事实，难以认定刘某和王某对资金的用途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不能根据资金流转的事实推定刘某委托王某并以王某名义向江苏圣奥公司投资。．．．．．．原审法院关于仅凭往来资金款项不能推定委托出资关系的观点正确。
【裁判摘要２】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民事主体之间建立法律关系需要各方当事人本人自愿并达成共同意思表示，他人直接替代建立法律关系需要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述证人没有直接参加王某与刘某设立法律关系的证据，故其证人证言属于传来证据，证明力相对较弱。在本案中，刘某陈述其与王昊之间为代持股关系，其为江苏圣奥公司股东，而在其与石光强的纠纷案件中，刘某、王某、江苏圣奥公司一方的诉讼观点是否认其间存在代持股关系，刘某对此解释为诉讼策略的需要及系受王某主导影响。可见，人证属于言词证据，有易变的特点，证人或者当事人事后关于案件情节的描述，存在根据利害关系重新取舍的可能，故在没有其他种类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对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正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19号
【裁判摘要３】签名页独立与合同其他内容不连接不能确定是否为合同原件——在二审期间刘某追加提交新的证据材料《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王某向刘某转让江苏圣奥公司股权，但该协议存在如下问题：第一，王某与刘某签名页是独立的，与合同其他内容不连接，不能确定是否为合同原件；第二，协议载明的签约日期为2008年1月16日，而江苏圣奥公司于2008年5月14日才设立，即上述协议签订时江苏圣奥公司尚未成立。基于该协议存在的上述问题及刘婧不能说明一审未提交该证据材料的正当理由，本院难以认定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对此不予采信。
摘要1：【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01民终6614号
【裁判摘要】刑事退赃、退赔程序不能弥补受害人损失，受害人可以向罪犯之外其他共同责任人提起民事诉讼——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孙××等人的犯罪行为是造成凯喜雅公司货款损失的根本原因。而舜禧公司作为孙××等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平台，在案涉资金流转过程中，高达数千万元资金被孙××等人非法截留使用；正大公司作为舜禧公司的销售代理与凯喜雅公司签订案涉《购销合同》，并从中收取手续费，舜禧公司与正大公司的上述行为均在客观上促成了孙××等人骗取凯喜雅公司货款的犯罪行为，对凯喜雅公司的货款被骗存在一定过错，但凯喜雅公司在未收到正本火车或集装箱运输大票等合同约定的付款材料的情况下即支付全额货款，未尽基本的审查和注意义务，致使货款被孙××等人骗取，自身履行合同存在严重瑕疵和重大过错，据此，根据案涉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以及各方行为与凯喜雅公司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舜禧公司、正大公司应对凯喜雅公司的案涉10605168元货款经刑事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部分各在5%，即530258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069号
【裁判摘要１】本案中购销合同的真正当事人是三角洲公司与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而茂昌公司只是作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的履行辅助人，在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完成资金的流转而已。茂昌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在完成资金流转过程中可以取得收益，在此情况下，其占有408.3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
【裁判摘要２】本案中，茂昌公司的注册资本尽管为2000万元，但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则为2038年10月25日，到二审庭审之时其实缴出资仍为0元。而其从事的经营行为，仅与本案有关的合同纠纷标的额就高达1亿多元。茂昌公司在设立后的经营过程中，其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相匹配。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能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不仅如此，在股东没有任何实际出资，而茂昌公司的股东张×又在缺乏合法原因的情况下，擅自转走茂昌公司的账内资金408.3万元，势必导致茂昌公司缺乏清偿能力，从而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是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张×应当在其转走的408.3万元范围内与茂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摘要2：【摘要】（1）三方当事人为履行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签订的背靠背购销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2）履行完毕合同和无效合同不存在解除问题——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签订两份成品油《产品购销合同》，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22份《产品购销合同》，以及通过茂昌公司向三角洲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与《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二项约定的具体合作流程一致。……故可以证明三方之间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及付款的行为均系按照《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约定履行，茂昌公司系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签订合同、过付货款的中间环节，《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真实存在。……《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签订目的为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向三角洲公司购买货物。……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已经实际收到并占有《代理采购合作协议》项下货物，其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该《代理采购合作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庭审中主张三角洲公司履行的并非该《代理采购合作协议》与其自认矛盾，且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主张解除《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上述《产品购销合同》系为了完成《代理采购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流程，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之间，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之间均无货物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各方对此明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有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茂昌公司与三角洲公司签订的22份《产品购销合同》，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与茂昌公司签订的两份成品油《产品购销合同》均应认定无效。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自然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故福佩克公司、赛宝公司关于解除24份《产品购销合同》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934号
【裁判摘要】采用先盖章后打印借款协议内容的方式签订借款协议不符合交易习惯，主张借贷不予确认——（一）一审审理期间，根据中城建天津分公司、中城投六局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天津市开平司法鉴定中心对2014年12月31日的《借款协议》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借款协议》上留有的中城建天津分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的《借款协议》右下方，留有的中城建天津分公司印文是在该文件打印之前形成的。双方当事人对上述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原判决据此认定，对于共计17笔、总金额为2456万元的大额借款而言，采用先盖章后打印借款协议内容的方式签订借款协议不符合交易习惯。本院认为，原判决的上述认定并无不当。（二）从中城建天津分公司、中城投六局提交的银行客户回单来看，李×转至中城建天津分公司账户的17笔银行交易的附言、用途、附加信息等栏目均写明“转账”，并未注明系借款。原判决对李×依据《借款协议》主张的17笔借款的事实不予认定，本院认为，原判决的上述认定并无不妥。（三）根据一审和二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除本案所涉款项外，李×与沈××、德民伟业公司、中城建天津分公司、张××等多个自然人和企业之间存在长期且频繁的资金往来，本案中李×主张的汇入中城建天津分公司的17笔款项，仅是一个时间段内单独两个主体之间的资金流转。综合考虑本案的各种因素，原判决对李×主张的17笔款项的性质为借贷不予确认，本院认为，原判决的认定是适当的。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经查，本案原判决系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张××于2017年8月1日向广西高院邮寄材料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2月1日发函告知张××应向本院申请再审，并将材料退回，之后张××向本院提出申请再审，故张佃西系在法定6个月期限内提出再审申请，美华公司认为张佃西申请再审超过法定期限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裁判摘要２】（１）股东不得擅自以对公司债权冲抵对公司出资义务；（２）如公司同意以债权抵顶股东出资应按照公司法定程序由股东会作出决议，股东不能因对公司享有债权而擅自决定以债权抵出资——本案争议的是美华公司增资800万元注册资本金完成后，张××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美华公司完成增资后的第二天，从公司验资账户直接转入张××个人账户216万元，该216万元与张××增资的注册资本金一致。张××既不能证明该资金流转行为是基于业务往来形成，也不能证明系经公司法定程序将资金转出，张××主张该款项为美华公司归还其借款，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故该行为构成对公司资本的侵害，损害了公司合法权益，侵犯公司独立财产权。张××主张其在公司的投资净额超过自己应缴纳的注册资本问题，本院认为，资本维持不变是股东的法定义务，股东对公司除缴纳注册资本以外的投资可能涉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当然以投资替代注册资本的缴纳，且即使股东对公司享有债权也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将注册资本取回，如公司同意以债权抵顶股东出资，应按照公司法定程序由股东会作出决议，股东不能因对公司享有债权而擅自决定以债权抵出资。张××不能对其向美华公司增资216万元后又转出该部分资金作出合理解释，也没有举证证明该行为系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认可，原判决认定该行为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的情形，应当定为抽逃出资，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黄××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案中，虽王×将借款打入黄××的农商银行账号，但该银行账号系伊××和范××向王×提供，黄××对该款项打到其账号事先并不知情；范××在涉案款项进入黄××银行账户后并未向黄××如实告知该款项的性质，王×亦未在转账时标注涉案资金流转原因，故黄××对涉案转入资金的性质并不清楚，其对涉案资金的收取及使用系在公司负责人不实陈述和安排下被动进行的，并非明知涉案资金系借款而实施上述行为。同时，黄××的个人建设银行账户虽用于公司相关业务，但该行为与伊××不能偿还涉案借款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此外，王×亦无证据证明其系因黄××的涉案银行账户而出借涉案款项，王×更无证据证明黄××从出借银行账户中获取非法利益，故本案不符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的情形。原审判令黄××对涉案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