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权被抗辩时不可用于依法抵销
【裁判要旨】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行使法定抵销权，主张将其对相对方享有的债权与相对方对其享有的债权进行抵销时，如果该债权系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才可与相对债权进行抵销，则在相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时，法定抵销权不能产生，该债权也不能被用于抵销相对方的债权。
【裁判规则】金融机构在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时有权从借款人账户直接扣收贷款本息，系对还款方式的一种约定，并不意味着金融机构可通过自行抵销方式行使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
【案号】四川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2011）高新民初字第128号
摘要2：
摘要1：——商业银行以贷款本金总额为基数收取账户管理费的正当性
【裁判要旨】账户管理费是商业银行因提供相关的账户管理服务，如接受账户信息咨询、提示还款、每月接受还款、账户维护等，而向客户收取的一定数额的费用。以目标账户的性质划分，可分为存款账户管理费和贷款账户管理费。商业银行收取账户管理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商业银行根据各自不同的经济成本，通过特定的计算方式核定得出，并约定在存贷款合同中。本案中，被告银行以贷款全部本金为基数收取一定比例的贷款账户管理费，符合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同类商业银行的交易惯例，也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在立法相对滞后的金融领域，交易惯例对于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具有相应的约束力，在处理相关纠纷时，应把交易惯例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案号】（2009）浦民二（商）初字第6030号；（2010）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79号
摘要2：【基本案情】
（１）原告李某某向被告花旗银行申请个人消费信用贷款，贷款申请表所附贷款条款载明：借款人应每月按贷款本金的0.49%向花旗银行支付账户管理费，还款方式为按月等额本息还款等。
（２）李某某在《贷款章程及条款》第5.2条“按贷款本金的0.49%向花旗银行支付账户管理费”处重点划线且签名署期予以确认。
（３）李某某每月均按该被告银行通知的还款金额归还相应款项。
【问题】李某某主张账户管理费的基数应是每期贷款剩余本金而非全部贷款本金，并要求花旗银行退还多收的账户管理费及利息，调整后期管理费，并公开赔礼道歉，能否得到支持？
【解答】
（１）账户管理费是商业银行用于提供相关的账户管理服务的费用，不同于利息，并非以贷款本金余额为基数进行计算，而是由由借贷双方的借款合同约定。
（２）商业银行按照全部贷款本金为基数收取账户管理费，符合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同类商业银行的业务惯例，也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
（３）因此，李某某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简法】账户管理费按照借贷双方约定执行。
摘要1：——金融机构未尽审查义务的过错责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提字第40号
【裁判要旨】银行审查质物是否真实存在的义务不能协议转移——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资信、保证人的偿还能力、对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承担的审查义务属于法定义务，不能提供协议全部转移给他人。金融机构违反该义务导致借款不能收回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摘要2：【解读】金融机构对担保物真实性的审查为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协议转移。
【法条链接】《商业银行法》
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
第三十六条 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
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
摘要1：——双方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借款合同变更对保证人责任的影响所作的特别约定不能对抗因借款合同变更导致保证人法定免责的情形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30号
【裁判要旨】
一、债权人以邮寄信函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承担保证责任的，对于是否超过保证期间的认定，应以该信函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寄出为准，而非以保证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收到为准。即便债权人不能证明保证人收到了该信函，也不能因此否认债权人已向保证人主张了相应权利的事实。
二、关于借款合同变更对保证人责任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来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本案中，债权人与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对借款合同变更对保证人责任的影响作了特别约定。但是，上述特别约定不能对抗因借款合同变更导致保证人法定免责的情形。在发生因借款合同变更导致保证人法定免责情形的情况下，债权人以其与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的特别约定为由主张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规则】债权人放弃约定还款方式属于变更主合同情形——债权人银行未依借款合同约定，在借款到期后直接扣划借款人设在银行的还款专用账户内款项用于清偿债务，而是依债务人指示，将划入上述还贷专用账户内的部分款项用于归还债务人所欠案外人的应收账款，应视为银行实质放弃了作为债权人享有的权利，属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共同对《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进行了变更，保证人可以此法定免责理由主张担保责任免除。
摘要2：
摘要1：【实务要点】金融机构在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时有权从借款人账户直接扣收贷款本息，系对还款方式的一种约定，并不意味着金融机构可通过自行抵销方式行使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
【案例索引】四川成都高新区法院(2011)高新民初字第128号《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权被抗辩时不可用于依法抵销》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鲁民终2156号
【裁判摘要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但该项规定的内容主要指的是对公司在提供担保前进行内部决策时的权力配置和审议程序，只是属于对担保人单方的公司内部关系的管理性规定。即使上诉人迪生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存在瑕疵，也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因此当然导致抵押担保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２】上诉人迪生公司称，义得利公司不符合涉案贷款的信贷条件，中信银行青岛分行对其资信状况、银行流水、财务报告、基础《购销合同》等贷款审批材料未尽法定审查义务，违法违规审批发放贷款，上诉人迪生公司应免除抵押担保责任。本院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但此项规定只是商业银行加强内部风险控制的管理性规定，并不是对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即使商业银行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并不当然对借款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的效力及借款人还款责任、抵押人担保责任的承担产生影响。本案中，中信银行青岛分行在与义得利公司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时，已经对相关贷款审批资料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因此，上诉人迪生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支持其要求免除抵押担保责任的上诉主张。
【裁判摘要３】上诉人迪生公司称，中信银行青岛分行未对涉案贷款的用途尽到全面、严格、深入的审查、监督义务，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迪生公司的抵押担保责任，应当免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迪生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借款人义得利公司变更了本案贷款的使用用途。其次，按照约定用途使用贷款是义得利公司的义务，监督义得利公司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是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的权利，即使义得利公司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那么也是义得利公司存在违约过错，而非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的过错。其三，案涉抵押合同也没有约定义得利公司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应当免除上诉人迪生公司的抵押担保责任。其四，上诉人迪生公司与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八条8.4明确约定，中信银行青岛分行与主合同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除展期或增加债权金额外，其它变更事项无须取得上诉人迪生公司同意，上诉人迪生公司不因此免除其承担的本合同项下的抵押担保责任。
摘要2：（续）由此可以看出，贷款用途的变更不属于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免除上诉人迪生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范畴。因此，上诉人迪生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支持其要求免除抵押担保责任的上诉主张。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二终字第36号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约定以审计确定的数额作为合同履行金额，但实际履行过程中未执行该约定且双方均未提出异议（双方就未支付款项进行对账时未对审计事宜提出异议还对尚欠数额进行了明确确认），应视为该条款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进行了变更。
【裁判摘要】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对价款是否必须委托审计作为确定的依据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于2007年3月22日、2009年3月17日先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二》，从上述合同约定看，双方确有在合同履行中对股权转让相关款项进行审计以准确确定应支付金额的意思表示。二审中，张某某、张某、万和公司、桦栋公司主张其曾委托北洋会计师事务所对万和公司相关资产进行审计，由于郁某、赵某某拒不提供有关账目导致无法出具报告。但从张某某、张某、万和公司、桦栋公司提供的证据看，并不足以证实上述事实属实。因此可以认为，在股权转让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并未委托北洋会计师事务所对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而在2012年4月5日双方就未支付款项进行对账时，张某某、张某、万和公司、桦栋公司不仅未对审计事宜提出异议，还对尚欠数额进行了明确确认。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实际执行合同约定的审计条款，应当视为该条款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进行了变更。在双方对应支付款项及还款方式进行多次约定和确认之后，张某某、张某、万和公司、桦栋公司在诉讼中又提出双方已经确认的数额不能作为支付依据而应当以审计数额为准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1710号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二终字第00372号
【裁判要旨】《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不属于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性质上属于银行业内部的风险控制条款，即使银行未进行相关的审查，没有尽到审查的注意义务，不影响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应承担的偿还责任。
【裁判摘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5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但该条款并不是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9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此条款也是规范借款人的义务，而不是贷款人的义务。银行是否存在违规贷款的情形及其发放贷款之后是否履行了按照规定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的情况包括贷款资金的流向、用途等及借款人的经营及财务状况等进行跟踪调查和检查等，对于贷款人即银行而言，性质上属于风险控制条款，即使贷款人银行未进行相关的审查，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对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偿还责任不应产生影响。
摘要2：【解读】即使银行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并不当然对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产生影响。
【基本案情】
（１）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银行与达顺源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同日，银行按约提供７００万元借款。银行分别与亿丰公司等５名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因达顺源公司欠银行借款本金及罚息，银行起诉达顺源公司及五个保证人请求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判决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有效，借款人应当履行还款义务，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３）保证人亿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银行未严格履行贷前审查义务和贷后管理义务，案涉借款关系违法，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审辽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Ａ．认定《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不属于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违反该条规定的义务不当然导致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无效；Ｂ．亿丰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银行和借款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担保的情形，不能以恶意串通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辽民终430号
【裁判摘要】债务人在破产临界期内“借新还旧”是否构成个别清偿？｜债务人在破产临界期内从第三人处借款，专款专用于偿还对特定债权人的债务，债务人的资产实际并未减少、债务总额并未变化、对其他债权人的清偿比例并未变化，并未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不构成偏颇性个别清偿，管理人不得请求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在综合分析本系列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认为鞭炮公司用从资产公司所借款项偿还给王××１、王××２、王××３、王×并未造成鞭炮公司资产的实际减少、王××１、王××２、王××３、王×对应的同等数额债权已相应减少、鞭炮公司的债务总额并没有发生变化、对王××１、王××２、王××３、王×的偿还行为并未降低其他债权人的清偿比例、没有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不构成偏颇清偿，进而认为鞭炮公司对王××１、王××２、王××３、王×的清偿行为不应予以撤销，上述论述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院根据鞭炮公司管理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结合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对上述问题另做如下补充阐述：第一，在2016年6月6日市供销社研究解决鞭炮公司历史遗留问题有关事宜的周例会上明确：“资产公司”的用于偿还本系列案件中30人的款项要“专款专用”，并由鞭炮公司提供“专用账户”。说明鞭炮公司从资产公司借款的用途明确是用于偿还包括王××１、王××２、王××３、王×在内的30人借款的，该笔款项已经特定化。即如果不是用于偿还该30人的借款，就不会发生鞭炮公司从资产公司借款的事实。鞭炮公司管理人上诉称该笔款项如果不用于偿还30人的借款则可在破产清算中用于偿还职工债权或其他债权人的债权、鞭炮公司将借来的款项偿还了该30人的借款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的观点，不符合本案的客观实际，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二，该30人为自然人，对企业的借款不论是否约定了利息，逾期还款时债权人均可以向债务人主张逾期部分的利息或违约金，而在市供销社研究解决鞭炮公司历史遗留问题有关事宜的周例会上，确定的偿还原则是签订还款协议“无利息"，在确认债务数额时，也是仅就借款的本金进行了确认，没有给付利息的相关内容。实际对该30人偿还借款时，也仅是按比例给付了部分本金，没有给付利息或约定给付利息。上述还款方式实际上使得该30人让渡了一定的利息或违约金债权，使得破产债权减少，相对的是对破产企业财产受益，
摘要2：（续）对鞭炮公司的其他债权人有利。第三，该30笔借款的债权人，在2016年6月6日的周例会上和2016年12月5日《借款申请》中，均提到其联合上访、负面影响大的问题，故对于该类债权，进入破产程序后一般会分别计算小额债权，并在普通债权中优先清偿，小额债权清偿的总额是对各笔债权小额清偿时的总和，而通过鞭炮公司向资产公司借款清偿该30人借款的方式，最终的结果是将30个债权人的债权统一归于资产公司一人，按清偿比例公平清偿，降低了小额债权人的人数和数额。因此，鞭炮公司以该种方式对包括王××１、王××２、王××３、王×在内的30人偿还借款，对其他债权人有利而无害。鞭炮公司对王××１、王××２、王××３、王×等的清偿行为，不属于《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不应予以撤销。
摘要1：【裁判摘要】《民法典》第６２８条规定在未约定付款时间情况下对买受人应付货款时间的规定，即该情况下出卖人可以向买受人主张货款的时间，而非要求出卖人必须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主张货款，故买受人请求货款的诉讼时效亦不能理解为从上述时间节点起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二十八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该条款系在未约定付款时间情况下对买受人应付货款时间的规定，即该情况下出卖人可以向买受人主张货款的时间，而非要求出卖人必须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主张货款，故买受人请求货款的诉讼时效亦不能理解为从上述时间节点起算。本案上诉人罗××与被上诉人杜××2013年4月发生买卖行为后，杜××于2013年12月13日向罗××出具了未约定还款方式及期限的欠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号《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答复函的意见，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罗××向杜××主张权利时起算，罗××本案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的具体金额但并未确认清偿债务的方式与期限，无明确给付内容的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２）当事人在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金额后另行达成具体履行债务的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法律效力——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新东方公司申请执行是否符合执行案件立案条件。对此具体判析如下：首先，据以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是否具有明确给付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1款第(4)项规定，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是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的条件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给付内容明确。本案中，新东方公司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为执行法院作出的(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确认了恒业公司对新东方公司所负金钱债务的具体金额，但并未确认清偿债务的方式与期限，即新东方公司据以申请执行的民事调解书相应的给付内容并不明确。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新东方公司根据无明确给付内容的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不符合执行案件受理条件。其次，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属于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二百三十四条、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民事调解书属于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但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非人民法院应予执行的法律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第九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可见，当事人之间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但若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仍应依照生效法律文书予以强制执行，而非对和解协议予以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并不具有交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本案中，新东方公司与恒业公司在生效民事调解书确认金钱债务金额后，另行达成具体履行债务的和解协议，该协议虽与生效民事调解书相互关联，但并非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不能以此作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
摘要2：【案号】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12执258号
【摘要】(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内容为确认涉案债务金额及由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另行协商具体还款方式。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及案外人在本案申请执行前已就该民事调解书约定的具体还款方式另行协商达成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约定乙方仍拖欠甲方的工程款乙方应当按照工程款项优先权的有关规定，在取得其他款项的同时支付给甲方，直至清偿完毕。因此，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的内容不符合(2018)粤12民初42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约定，故对本案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应予以驳回。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是否变更了《一般委贷借款合同》实质内容的问题。从《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来看，《补充协议》只是对《一般委贷借款合同》的未尽事宜进行了补充约定，未对本次委托贷款的基本权利义务、合同的核心条款、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等实质内容进行变更，故不构成对《一般委贷借款合同》实质内容的变更。《补充协议二》虽对《一般委贷借款合同》的还款方式、利率等内容进行了变更，但该补充协议同时约定诚通嘉业公司在后续执行中违约的，则博泽公司恢复享有《一般委贷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全部权利。鉴于诚通嘉业公司未按《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履行，故《补充协议二》亦未变更《一般委贷借款合同》的实质内容。二中院对两份补充协议未改变《一般委贷借款合同》的实质内容及博泽公司依合同享有的权利的认定，亦无不当。王××提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已被修订导致执行证书的作出存在明显法律瑕疵的复议理由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