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什么是诉讼时效援引和释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能否援引诉讼时效规定裁判和释明？——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应主动援引诉讼时效的规定裁判，也不应主动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
摘要2：【注解】（１）被告缺席视为被告放弃其答辩权，当然也包括诉讼时效的抗辩权，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进行主动审查；但如果被告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则应认定其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法院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审理。（２）义务人未提交任何关于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证据，其也无任何相关抗辩，法院不应主动释明；如果义务人已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意思表示只是不够充分明确（如义务人提出“权利人主张权利时间过长、义务人无须承担清偿义务的”），法官可以对此进行消极的释明。（３）法院给当事人发放诉讼风险提示书中含有告知当事人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内容，属于保护所有当事人利益考虑，为普及法律知识而发放的诉讼材料，不是针对个案的特殊提示，不应认为是对个案行使释明权。——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58.被告缺席的案件，法院应否对时效问题主动审查；义务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应否释明
摘要1：【目录】 旧公司法（2004年公司法）第60条第3款关于公司担保规定；新公司法（2006年公司法）第16条、第122条对公司担保能力作出规定：即“一条原则，两个选择，两类担保，两层决策”；新公司法（2006年公司法）公司担保法律后果；2006年《公司法》第16条规定性质；提示1：公司向他人提供担保属于非常规的、特殊的经营范围；提示2：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员越权对外担保的，若相对人系善意担保有效，否则效力待定；提示3：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对外所签担保合同、对外投资合同并不一定无效；提示４：违反《公司法》第１６条规定的公司担保行为效力认定；九民纪要解读1：违反《公司法》第16条构成越权代表；九民纪要解读2：善意的认定；九民纪要解读3：无须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况；九民纪要解读4：越权担保的民事责任；九民纪要解读5：权利救济；九民纪要解读6：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九民纪要解读7：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
【解读１】《公司法》第１６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构成越权代表：（１）内部关系中的公司享有“效力介入式”救济方式；（２）外部关系中的债权人享有“效果对抗式”救济方式；（３）是否”善意“是确定两者优先保护的法益判断标准。
【解读２】（１）依据《公司法》第１６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没有以公司名义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代表权限（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法定限制）；（２）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其代表权的基础和来源。
【注解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关于公司担保规定对《九民会议纪要》修改：（１）对于相对人的审查义务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从形式审查调整为合理审查；（２）将无须公司决议的情形从四项修改为三项，删去了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的情形下无须公司决议的规定，同时将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无须公司决议修改为公司仅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无须公司决议。
【注解２】（１）在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将相对人形式审查修改为合理审查，但未区分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２）《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８条对相对人善意的认定区分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仍然可以继续适用。
摘要2：【注释１】（１）《公司法》第１６条是关于公司代表权的赋权性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虽然享有公司代表权，但在对外提供担保方面法定代表人没有代表权，只有在公司决议对法定代表人有授权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才能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２）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第１６条的规定对外担保构成越权担保。——参考规定：《九民会议纪要》第１７条
【注释２】《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对公司担保不同于《九民会议纪要》三个方面新规定：
（１）在相对人善意的情况下，《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规定为“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九民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为“合同有效”；在相对人非善意的情况下，《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规定为“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１条采取“参照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１７条而非“依照”，即处理后果上类推适用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而非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的规定），《九民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为“合同物效”——《合同法》第５０条仅仅规定“该代表行为有效”，《民法典》第５０４条在后面增加了一句话“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备注：越权代表的问题是一个效果归属问题，而不是效力认定问题，不是说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订立的合同无效，而是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２）《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７条第３款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的规定采用的是“合理审查”（实际上就是“有限的实质审查”），而没有再用《九民会议纪要》规定的“形式审查”——相对人仅仅完成对公司决议的形式审查不足以证明其为善意。
（３）举证责任分配新规定：相对人如果已经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审查的义务，法院就应当认定相对人是善意的（客观证明标准）；除非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公司决议系伪造、变造的（主观证明标准）。
【注释３】公司对外担保属于公司经营决策范围，从公司治理角度公司对外提供非关联担保应由董事会进行决议（对董事可以进行追责）而不应由股东会进行决议。
摘要1：——公司依法定程序作出的决议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35号
【提示1】公司依法定程序作出的决议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提示2】董事会决议被法院认定无效不影响对外担保效力——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形成属于公司内部事情，即使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被法院确认无效，亦只是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影响其对外形成的法律关系效力。
【裁判要旨】公司法人依据法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议，如无相反证据证明，应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投资收益与风险，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事人依公司章程形成董事会决议并出具保函，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其违反意思自治原则的情况下，应认为属于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因此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
【裁判规则】
①公司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对外担保决定的，后不能以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被法院确认无效为由主张保证合同无效。
②债务人违反合同约定与协议变更主合同条款的区别：债务人违反合同约定义务，无证据证明贷款银行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条款的，担保人担保责任不能免除。贷款银行发放贷款违反固定资产项目资本金管理制度规定，未尽谨慎审查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裁判意见】上市公司担保人违反证监会规范不影响担保效力——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告净资产的50%”的通知系为规范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有效控制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而发布的。作为上市公司的担保人违反规定，不构成债权人过错，其担保责任不能免除。
摘要2：【解读】公司同意对外提供担保的决议被确认无效不影响担保合同效力。
摘要1：【摘要】确定公司违反章程规定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要考虑公司章程的公示效力、交易当事人的审查义务、《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规范性质等。《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使得公司在对外担保时，应根据章程规定的机关作出决议并受章程规定的数额限额约束成为法律要求，具有公开宣示的效果。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是否有效，原则上取决于其违反的是否属于公司根据《公司法》第16条第1款针对对外担保所制定的章程规则。
摘要2：
摘要1：【摘要】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现行《公司法》第16条、第105条和第122条对公司提供担保的决定程序、决定主体和决定权限作出了规定。从整个公司立法的担保法律制度体系来看，《公司法》第16条是规制公司对外担保的核心条款。但是，关于该规范的理解与适用，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有学者坦言，对《公司法》第16条的解读几乎是一个尖端的难题。[1]总的来看，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公司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和违反上述规定的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换言之，就是担保债权人是否负有审查义务？若是担保债权人有此项义务，那么应当审查什么，按照什么具体标准审查，违反义务又当如何？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公司担保纠纷的裁判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和实践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公司担保的主体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公司，并非指以开展担保业务为目的而设立的“担保公司”，因为对于这类公司而言，对外担保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担保债权人不应负有此类审查义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
一、港口经营人根据与作业委托人的合同，对进口货物负有部分监管职责。为了履行这一职责，港口经营人在交付货物时，应当对提货单进行审查，审查内容仅限于审查提货单上有无海关同意放行章。对提货单的持有人是否为单上记名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港口经营人没有审查义务。
二、提货单一经开出，就等于承认持单人有提货权利。港口经营人根据提货单上的海关同意放行章，将货物交付给提货单的持有人，是正常放货行为，不存在过错。
三、明知只有凭正本提单才能提取货物，却以虚假理由从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代理人处商借提货单，然后用该提货单办理提货手续，是以非法手段侵占他人财产的行为。依照海商法第七十一条、民法通则第一二百一十七条规定，行为人应当对由此给他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提示】当事人提交了传真已经成功发送的证明，完成了自己的举证义务；对方当事人应负未收到该传真件或收到传真与当事人主张的传真内容不同的举证责任。
【摘要】当事人提交了该传真已成功发送的证明，完成了自己的举证义务；对方当事人虽然不承认收到过该传真，但不能以证据证明存在着未收到的客观原因，或者证明收到的传真与当事人主张的传真内容不同，故应当认定该传真已由对方当事人接收。
【裁判意见】鉴于目前在电信企业只能查询到传真记录而无法查询传真内容，发出方只要提供传真记录证明传真已顺利发送，并出示传真稿，就完成了己方的举证；接收方如果否认该内容，又不能出示当时收到的传真，可以推定发出方主张的传真内容是真实的（对挂号信内容的认定标准相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民终字第1730号
【提示1】
①《公司法》第16条对违反该规定出具的担保是否有效并未明确规定，目前也没有相应司法解释加以规范。审判实践中，一般认为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越权签订担保合同的行为，公司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
②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
【裁判摘要】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该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但公司违反前述条款的规定，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的，不能简单认定合同无效。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
【提示2】第三人对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公司主张第三恶意应负举证责任。
【摘要】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不具有对世效力，其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它的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对三人对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无须证明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因此，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
【裁判要旨】公司名称变更后，公司前后名称系公司名称变更的关系，两个名称所指向的为同一公司，变更前公司的签章应得视为变更后公司的签章。
摘要2：【裁判规则】公司章程不具有对外效力：
①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不具有对外效力，其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相对人无审查义务，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
②不论公司章程是否规定对外提供担保需经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该规定仅属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相对人无注意义务，是否经过决议原则上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
【裁判意见】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签署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承诺担保视为公司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上签字，系以公司名义所为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对公司法人具有约束力。
【解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的应当举证——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无须举证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因此，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故在上诉人银大公司不能举证证明中建材公司存在恶意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中建材公司为善意第三人，中建材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
【注解】该案终审法院将《公司法》第１６条界定为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影响。
摘要1：【内容提要】银行债权人与担保公司签约之前不仅有义务审查担保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的真实性，也有义务审查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审查担保公司章程及其担保决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此种审查义务既源于法律的规定，也源于公司章程登记的对抗效力、商事习惯与监管部门业务指引。倘若银行债权人怠于或拒绝审查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事实，则担保公司有权拒绝承担相应的担保义务。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姓名权是指公民自由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并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自己姓名的一项民事权利。未经他人同意，盗用他人身份证、以他人的姓名申办信用卡的行为，即属于盗用、假冒他人姓名，侵犯他人姓名权的民事侵权行为。以上述方式办理信用卡后透支消费，导致他人姓名被银行列入不良信用记录，给他人造成名誉损失的，属于侵犯他人姓名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属于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
二、当事人因他人盗用、冒用自己姓名申办信用卡并透支消费的侵犯姓名权行为，导致其在银行征信系统存有不良信用纪录，对当事人从事商业活动及其他社会、经济活动具有重大不良影响，给当事人实际造成精神痛苦，妨碍其内心安宁，降低其社会评价，当事人就此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信用卡中心是接受客户申请，为客户开办信用卡的专门机构，负有审核客户提交的信用卡申请资料的义务。作为专业的信用卡开办机构，信用卡中心完全应当了解现实生活中存在盗用、假冒他人姓名申办信用卡的情况，在客户本人未到柜台的情况下，应当针对申请资料进行合理、有效的审查。但信用卡中心仅仅通过电话方式进行了所谓的核实，即批准并发放了信用卡。正是由于信用卡中心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才导致被告张开峰侵犯王春生姓名权的行为得以最终实施成功。信用卡中心虽然与张开峰不存在共同侵权的故意，但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过错行为与姓名权被侵犯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鉴于信用卡中心与张开峰在本案侵权过程中既无共同的主观故意，也不存在其他的意思联络，双方也不存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故应按照其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裁判要旨】盗用他人身份证、以其姓名申报信用卡透支，属于侵犯姓名权行为；信用卡中心未尽合理的审查义务，导致客户姓名权被侵犯的行为得以实施，按照其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提字第156号
【提示】《公司法》第16条属于管理性规范，不应作为认定担保是否有效的依据：《公司法》第16条属于管理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合同，原则上不宜认定无效。如将该规定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危害交易安全，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正义。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的行为超越代表权，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规则】鉴于《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仍须提供股东会决议，相对人对此负有形式审查义务，但相对人无义务通过鉴定等方式核对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签名或者盖章的真伪，也没有义务通过工商登记等形式核实股东会决议中股东签章的名称是否为股东会决议作出时的名称。
【裁判要旨1】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担保可构成表见代表——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担保合同，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法院应予支持。
【裁判要旨2】《公司法》第16条第2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摘要2：【入选理由】最高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款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的行为超越代表权，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经最高院提审后，对二审判决予以改判，判决担保有效。
【摘要】招行东港支行在接受担保人担保行为过程中的审查义务已经完成，其有理由相信作为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真实性。《股东会担保决议》中存在的相关瑕疵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必须经过查询公司工商登记才能知晓、必须谙熟公司法相关规范才能避免因担保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如若将此全部归属于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范围，未免过于严苛，亦有违合同法、担保法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担保债权人基于对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公司法人印章真实性的信赖，基于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盖有担保人公司真实印章的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实性，无需也不可能进一步鉴别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伪。因此，招行东港支行在接受作为非上市公司的振邦股份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过程中，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构成善意。本案周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振邦股份公司对案涉保证合同应承担担保责任。
摘要1：——不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的运用
【裁判要旨】抵押权系设立在所有权之外的受法律保护的其他物权之一。按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抵押权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对不动产抵押物权利是否真实完整的审查义务在房屋登记部门，作为债权人，在设置抵押权时其审查义务不应含括债务人在办理他项权证过程中的违法或者犯罪行为。
【案号】（2009）港民二初字第0194号；（2009）通中民二终字第0452号
摘要2：
摘要1：【要旨】银联卡特约商户对持卡人签名未尽审查义务，导致储户卡内资金被盗刷的，发卡银行应与特约商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储户有过错的，可相应减轻银行和特约商户的赔偿责任。
【案例】上海二中院(2010)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67号《李××等诉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等财产损害赔偿案(特约商户怠于履行审核义务，应对信用卡持卡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责任)》
摘要2：
摘要1：【要旨】消费者使用的签名信用卡，商户和银行共同负有审核交易签名的义务。商户未尽审慎注意和审查义务，导致信用卡被盗刷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河南郑州中院（2009）郑民四终字第25号《银联商务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与郑州林士达商贸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要旨】接受银行卡联网业务的特约商户不仅对发卡行，而且对所有进入银行卡联网业务的各方负有审查签账单签名的义务。特约商户未尽审查义务，存在过错，给持卡人造成损失的，应向持卡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案例】上海二中院（2006）沪二中民一（民）初字第24号《余铜海与上海城隍庙第一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城隍庙第一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城隍珠宝总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担保物权行为不能对抗合法的债权行为
【案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1)二中民四终字第750号民事判决书
【提示】三人在签订抵押合同时已明知抵押物由他人使用的，因未尽到严格审查义务而不能善意取得抵押权。
【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扩展了传统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权利的类型不仅限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权，还包括其他物权。抵押权系设立在所有权之外的受法律保护的其他物权之一。如果创设抵押权的抵押合同或者相关条款被认定为有效，并不涉及抵押权善意取得的问题，只有在抵押合同或者相关条款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才涉及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判断抵押权是否善意取得的问题。
摘要2：
摘要1：【要旨】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不具有对世效力，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它的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第三人对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第三人的善意是由法律所推定的，第三人无须举证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因此，不能仅凭公司章程的记载和备案就认定第三人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第三人恶意。
【案例】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诉北京大地恒通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天元盛唐投资有限公司、天宝盛世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江苏银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宜宾俄欧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担保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表，担保债权人是否善意，也是公司担保主体责任认定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在公司对外担保中，《股东会担保决议》是否存在相关瑕疵，必须经过鉴定机关的鉴定方能识别，必须经过查询公司工商登记才能知晓，必须谙熟公司法相关规范才能避免因担保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如若将此全部归属于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范围，未免过于严苛，亦有违合同法、担保法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担保债权人基于对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身份、公司法人印章真实性的信赖，基于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盖有担保人公司真实印章的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实性，无需也不可能进一步鉴别担保人提供的《股东会担保决议》的真伪。因此，担保人抗辩认为其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的行为超越代表权，债权人以其对相关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主张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构成表见代表的，主观上构成善意，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案例】××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金融机构未尽审查义务的过错责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提字第40号
【裁判要旨】银行审查质物是否真实存在的义务不能协议转移——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资信、保证人的偿还能力、对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承担的审查义务属于法定义务，不能提供协议全部转移给他人。金融机构违反该义务导致借款不能收回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摘要2：【解读】金融机构对担保物真实性的审查为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协议转移。
【法条链接】《商业银行法》
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
第三十六条 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
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
摘要1：——贷款方对借款人与案外人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不负有法定的实质审查义务。担保人主张贷款方与借款人之间恶意串通骗取担保，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229号
【裁判要旨】银行对借款人与案外人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不负有法定的实质审查义务。担保人主张银行与借款人之间恶意串通骗取担保，其应承担举证责任。
【裁判规则】债务人以出资形式转移优质财产，降低偿债能力，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可以要求新设公司与该债务人以其接收财产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裁判摘要】林州电力公司以价值97473888万元的实物财产和1000万元的货币分别向林州宏基公司和林州天力公司出资，属于林州电力公司以出资形式转移优质财产，并且将其主管业务转移给林州宏基公司、林州天力公司，降低了林州电力公司的偿债能力。林州宏基公司、林州天力公司接收林州电力公司的财产，而未承担其债务，损害了林州电力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也破坏了企业法人财产制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广发行郑州金水路支行要求林州宏基公司应当在其接收林州电力公司 974738888元资产的范围内、林州天力公司在其接收林州电力公司1000万元财产的范围内，对林州电力公司4000万元借款本息的担保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
摘要1：【要旨】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资信，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承担的审查义务属于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协议全部转移给他人。金融机构违反该义务导致借款不能收回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40号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876号
【裁判要旨】债权人对表见代表在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是否经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法律规定具有公示作用，吴某某应当知晓。因法律有明确规定，吴某某应当知道天利公司为其股东的债务提供担保须经天利公司股东会决议，对于是否经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而其并未要求缔约人出具天利公司股东会决议，系未尽形式审查义务，不能认定为善意第三人，担保合同对天利公司不产生拘束力。
摘要2：【解读】本案系公司意志代表权问题涉及外部纠纷的处理。对于内部纠纷，应以尊重公司章程、股东会（股东）有效决议的效力为原则，股东滥用权利、章程违法除外。如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外部争议，应基于商事外观主义，以适用表见代表制度为原则，表见代表制度的例外情形除外。本案即为表见代表制度例外情形的适用。
虽然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并非强制性规定，不应因违反该条款而认定合同无效，但该案争议焦点并非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在担保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后果是否由公司承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债权人对于担保人提供担保是否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属于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情形，代表行为无效，对公司不具有拘束力。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558号
【裁判摘要】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对于本条规定存在两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该条规定是公司内部管理性规范，是否违反不影响公司对外合同的效力。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条规定具有相应的外部效力，根据该条规定合同相对人负有对公司内部决议的形式审查义务，即合同相对方应当要求公司提供内部决议书。此处的注意义务是形式审查义务，即只要公司提供的内部决议书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形式要求，相对人即完成了注意义务，而无需对公司是否真正召开了股东会负责。本案中，二审卷宗材料显示，农行仙游支行向二审法院提交了浩华公司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及《股东会决议书》，即使按照上述关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第二种理解，农行仙游支行也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浩华公司关于《最高额抵押合同》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担保权人需对公司担保是否经过公司内部决议尽到形式审查义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28号
【裁判要旨】被投资公司为股东和投资人的对赌协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有效——强某某已对瀚霖公司提供担保经过股东会决议尽到审慎注意和形式审查义务，瀚霖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权益，应当认定案涉担保条款合法有效，瀚霖公司应当对曹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摘要2：【摘要】强某某已对瀚霖公司提供担保经过股东会决议尽到审慎注意和形式审查义务，瀚霖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自身经营发展需要，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权益，应当认定案涉担保条款合法有效，瀚霖公司应当对曹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二审法院关于瀚霖公司担保无效的认定，应予纠正。
【解读】被投资公司为对赌协议提供担保，投资资金用于公司发展，公司及全体股东均为受益人，担保应为有效。
摘要1：【案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辽民二终字第00372号
【裁判要旨】《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不属于影响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性质上属于银行业内部的风险控制条款，即使银行未进行相关的审查，没有尽到审查的注意义务，不影响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应承担的偿还责任。
【裁判摘要】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5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但该条款并不是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9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此条款也是规范借款人的义务，而不是贷款人的义务。银行是否存在违规贷款的情形及其发放贷款之后是否履行了按照规定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的情况包括贷款资金的流向、用途等及借款人的经营及财务状况等进行跟踪调查和检查等，对于贷款人即银行而言，性质上属于风险控制条款，即使贷款人银行未进行相关的审查，没有尽到相关义务，对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偿还责任不应产生影响。
摘要2：【解读】即使银行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并不当然对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以及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产生影响。
【基本案情】
（１）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日，银行与达顺源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同日，银行按约提供７００万元借款。银行分别与亿丰公司等５名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２）因达顺源公司欠银行借款本金及罚息，银行起诉达顺源公司及五个保证人请求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判决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有效，借款人应当履行还款义务，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３）保证人亿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银行未严格履行贷前审查义务和贷后管理义务，案涉借款关系违法，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审辽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Ａ．认定《商业银行法》第３５条不属于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违反该条规定的义务不当然导致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无效；Ｂ．亿丰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银行和借款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担保的情形，不能以恶意串通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摘要1：解读：（１）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对公司章程规定的决议机关没有审查义务。（２）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摘要2：【注解１】（１）《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７条第３款确定了善意相对人的“合理审”义务，未简单沿袭《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关于相对人仅负形式审查义务的规定，形式审查与合理审理标准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应否审查章程；（２）因此，非关联担保中相对人对公司章程规定的决议机关有“合理审查”义务。
【注解２】章程规定由股东（大）会决议而实际上出具董事会决议，相对人对章程规定是否负有审查义务？——（１）相对人负有合理审查义务，包括对章程审查义务（形式审查与合理审查标准的区别在于应否审查章程）；（２）章程明确规定对外担保需要由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仅提供董事会决议，不能认定相对人为善意相对人。
摘要1：解读：（１）根据《行政诉讼法》第７０条第１项规定，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的，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２）依据虚假材料作出的行为作为属于“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即使行政机关已经尽到审查义务，仍然属于可撤销的违法行政行为。
摘要2：【注解】共有财产在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转移登记给了第三人，行政机关无过错的，能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１）共有财产在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转移登记给了第三人，实际上属于转移登记行为的基础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不应当属于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情形；（２）同时，确认违法判决并非对行政机关过错的确认，只是对其行政行为客观上违反法律的一种评价，尽管可能行政机关尽到了审慎的审查义务仍然没有能够避免将共有财产在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转移登记给了第三人，但是此时转移登记行为的违法性实际确定无疑的，存在严重违法当然不能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不能因为登记机关无过错就将明显违法的行为视为基本合法。至于登记机关无过错，免除的是其承担行政赔偿的法律责任，而非从对行政行为判决形式上予以关照。
摘要1：【裁判摘要１】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履行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特定活动，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根据前述规定，在行政许可中，尽管申请人应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但行政机关亦负有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的义务；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还应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相应的核查。具体到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除应当提交申请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交其他有关证明文件：……（三）个人还应当提交包括采伐林木的地点、面积、树种、株数、蓄积量、更新时间等内容的文件。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办理涉诉林木采伐许可的相关申请材料系由范正林向勐海县林业局提交，李××、小×、干×等8人作为申请人并未到场。此种情况下，勐海县林业局有义务对范正林是否有李××、小×、干×等8人的授权委托进行相应审查，但勐海县林业局提交的证据中并无李××、小×、干×等8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行政许可系依申请作出的行政行为，前述材料的欠缺致使申请人办理林木采伐许可的意思表示存疑，行政机关启动颁证行为亦缺乏事实依据。另，涉诉林木采伐许可申请人为李××、小×、干×等8人，根据前述规定，申请材料中应具有前述8人的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但勐海县林业局提供的证据材料中仅有李××、小×、干×3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无其余5人的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亦即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亦不齐全。
摘要2：（续）综上，尽管本案中存在范正林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的情形，但勐海县林业局在申请人本人未到场，又无申请人本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且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颁发涉诉林木采伐许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依照法定程序尽到审慎合理的审查义务，颁证行为违法。
【裁判摘要２】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的实质为勐海县林业局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与他人恶意串通共同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与他人违法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其违法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作用等因素，确定被告的行政赔偿责任；被告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履行审慎合理的审查职责，因他人行为导致行政许可决定违法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前述规定明确了行政许可中行政行为违法与他人民事侵权交叉混合致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受损时，行政机关赔偿责任的承担及分摊的基本原则。即：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其他人或组织恶意串通、共同违法、共同侵权情形下的连带赔偿责任；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其他人或组织分别违法、混合过错下的按份责任以及行政机关尽到审慎合理审查义务情形下不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勐海县林业局在办理涉诉林木采伐许可中未尽到合理审慎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其违法颁证行为与范正林提供虚假材料申办林木采伐许可及其私自砍伐林木的民事侵权行为共同致使李×财产损失，勐海县林业局应根据其违法行为在损害过程和结果中所起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1：——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印鉴的支票而付款的责任承担
【裁判要旨】付款人对提示付款的支票负有法定审查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不得以银行内部规定作为抗辩。付款人履行其审慎审查义务后，合法的付款行为不受票据基础关系的影响。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印鉴的支票而错误付款的，属于重大过失，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衡量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在出票人、持票人、付款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失和风险。
【案号】一审：（2008）兰法民二初字第00052号；二审：（2009）新民一终字第160号；申请再审：（2011）民申字第774号
摘要2：【注解１】银行未鉴别出票据上的印鉴系伪造而向他人错误付款的，具有重大过失，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银行不能鉴别出票据上的印鉴系伪造而向他人错误付款的，具有重大过失，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注解２】银行对于票据上的印鉴的真实性负有实质性审查义务，若其不能鉴别出票据上的签章系伪造的，即便其业务操作符合相关的内部规范，也应该认定银行具有重大过失。由此给客户存款造成损失的，银行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司对外担保善意人认定——首先，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中兴天恒公司《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均规定“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华融江西分公司虽主张，据中兴天恒公司2017年4月20日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其净资产达4017403024.36元，其10%为401740302.44元，该金额足以覆盖案涉担保金额。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载明：“本规则下列用语含义如下：(十三)净资产：指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金额。”故前述“净资产”概念为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在内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华融江西分公司的该项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兴天恒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含审计报告)》显示，案涉担保发生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313251896.91元，案涉3亿元担保金额已经超过上述10%的比例，故应当进一步由中兴天恒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次，由于案涉《保证协议》未经适格机关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应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中兴天恒公司主张，案涉担保数额由于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而中兴天恒公司并未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华融江西分公司仅审查董事会决议，未采取正确的审查方式，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本院认为，在案涉担保为非关联担保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
摘要2：（续）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本案中，债权人华融江西分公司在订立《保证协议》时，对中兴天恒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且中兴天恒公司对该《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董事会决议》不仅同意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并声明担保金额和相关事项完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中兴天恒公司公开披露的《公司章程》(2016年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16年年度报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显示，案涉担保数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应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上述《公司章程》和内部制度对相关担保的决议机关规定属于约定限制，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并非基于其对外效力，故应以形式审查为限；且对外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并不能从相关公开文件中直接获取，需要债权人进一步计算得出，故不能以上述文件对外公开披露就认定本案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案涉担保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且要求债权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对公司担保数额和公司资产的关系比例进行实质审查，或者对债务人董事会相关声明的真伪予以确认，亦增加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和交易成本。综上，本案中，华融江西分公司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相对人，原审认定案涉《保证协议》有效，并判令中兴天恒公司对案涉武汉绿能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法院能否将原告庭后补交证据邮寄给被告进行质证？｜可以——对于华融江西分公司庭后提交的律师费转款凭证，原审法院亦邮寄给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进行质证，在中兴天恒公司等当事人未提交质证意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结合转帐凭证和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等相互印证的证据，对律师费予以认定，程序上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最高额抵押权人的债权自抵押权人收到人民法院查封、扣押通知或者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之时确定；（２）最高额抵押权人收到查封、扣押通知或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后再行发放的贷款，不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３）如果人民法院虽向登记机关送达查封手续，但未通知最高额抵押权人，且最高额抵押权人不知道的，债权人在最高额限度内发放的贷款，仍属于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范围——《物权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一)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二)没有约定债权确定期间或者约定不明确，抵押权人或者抵押人自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日起满二年后请求确定债权；(三)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四)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五)债务人、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六)法律规定债权确定的其他情形。该规定是关于最高额抵押权债权确定“事由”或“情形”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被执行人设定最高额抵押权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时起不再增加。人民法院虽然没有通知抵押权人，但有证据证明抵押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查封、扣押事实的，受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事实时起不再增加。该规定则是关于最高额抵押债权确定时点的规定，也是最高额抵押债权数额确定的程序要件。也就是说最高额抵押权人的债权自抵押权人收到人民法院查封、扣押通知或者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之时确定。最高额抵押权人收到查封、扣押通知或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后再行发放的贷款，不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如果人民法院虽向登记机关送达查封手续，但未通知最高额抵押权人，且最高额抵押权人不知道的，债权人在最高额限度内发放的贷款，仍属于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范围。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时发生法律效力。从上述规定可以推知，查封的程序应当包括通知相关利害关系人，因此在存在最高额抵押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具有通知抵押权人的法定职责，且该职责相对于抵押权人的审查义务更重，没有通知最高额抵押权人实质上是未完成查封过程，
摘要2：（续）不能限制最高额抵押权的担保范围。本案中，原一二审判决在没有证据显示法院查封案涉房产时通知了抵押权人浦发银行郑州分行，也无证据证明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知道案涉房产被查封的事实，仅以其对抵押物的状态未尽审查义务为由驳回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确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