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
摘要1：出让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的行为。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包括拍卖、招标、挂牌、协议出让四种。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6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620号
【裁判摘要】鑫丰公司承包民和县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工程安置房工程后，与刘建民签订《幢号承包责任制合同》，刘建民实际负责鑫丰公司该项目6号楼、7号楼、8号楼的施工。对此节事实，鑫丰公司无异议。鑫丰公司虽称其与刘建民之间是分包关系，但刘建民个人并无工程建筑的施工资质，鑫丰公司应当知晓刘建民只能以鑫丰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而对华瑞公司而言，到工商管理部门核实签章的真实性并非签订合同的必要环节。华瑞公司根据“合同、付款协议、以及现场勘查”，已有理由相信刘建民具有鑫丰公司的授权，华瑞公司已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刘建民以鑫丰公司6号楼、7号楼、8号楼项目部的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鑫丰公司承担。“合肥鑫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6号楼、7号楼、8号楼项目部合同专用章”具体的刻制、加盖问题对本案并无实质性影响，鑫丰公司主张本案应当“先刑后民”，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摘要2：无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5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2556号
【提示】意向书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
【裁判摘要1】双方当事人于2008年7月21日签订的《意向书》是锦州住建局与茂源公司就锦州市万年里棚户区改造项目今后摘牌或订立有关协议而达成的协议，双方约定了茂源公司在缴付280万元后，锦州住建局可通过协调的方式给予其“优先摘牌”。据此，该《意向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当有效。
【裁判摘要2】基于《意向书》的约定，锦州住建局在收取了280万元后即承担了必须协调并给予茂源公司“优先摘牌”机会的义务。但锦州住建局此后未能依约履行该义务，构成违约。前已论述，有证据证明《意向书》中约定的280万元款项为定金，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规定，茂源公司有权向锦州住建局主张双倍返还定金。据此，在锦州住建局已返还280万元情形下，二审法院适用定金罚则判决锦州住建局支付28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摘要2：【解读】棚户区改造项目中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关于企业先垫资拆迁后优先摘牌土地的约定合法有效——政府部门与企业就棚户区改造项目未来的土地摘牌达成协议，约定企业在垫付拆迁补偿金后，政府部门可通过协调的方式给予企业优先摘牌的权利，垫付的拆迁补偿金计入成交总地价款的，该等约定合法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1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311号
【裁判要旨】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即使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承包合同约定分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不等于其可以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裁判摘要】首先，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是江林建设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依据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之规定，江林建设公司应对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除非债权人明确放弃追究江林建设公司的民事责任。……因此，资兴浦发银行并未放弃追究江林建设公司责任的权利，资兴浦发银行在再审庭审中亦否认放弃对江林建设公司的追偿，故江林建设公司不能依据《五方协议》第四条免除其偿还案涉借款的责任。其次，江林建设公司与陈××签订的《内部经营管理承包合同》，虽然约定江林建设公司授权陈××以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名义对资兴实业公司棚户区改造工程第一期第六段工程进行经营管理，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陈××的投入归陈冬发所有，在陈××经营过程中的所有债权债务即法律责任全部由陈××负责承担。但该承包合同系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与江林建设公司之间有关权利义务的内部约定，对资兴浦发银行无约束力。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与江林建设公司的约定并不能免除江林建设公司的民事责任。第三，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是江林建设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是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虽然根据《内部经营管理承包合同》的约定，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且为案涉借款与资兴浦发银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可以认为湘阴建筑资兴分公司具有一定财产，但这并不等同于其可以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第四，资兴焦电公司出具《承诺书》并未放弃对江林建设公司的追偿权。
摘要2：【解读】分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除非债权人明确放弃追究公司民事责任，公司对分公司债务不能免责。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7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辖终73号
【裁判要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是因合作开发有关“棚户区改造项目”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该司法解释所列举的不动产纠纷类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关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第十一条关于“因履行协议发生争议…协议各方同意将提交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的约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08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2083号
【裁判要旨】发展改革部门作出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行政批复是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该行政批复不直接改变棚户区内的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对土地及房屋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不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而不具有可诉性。
【裁判摘要】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是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该行政批复不直接改变起诉人对案涉房屋及土地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仅该行为也不会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而不具有可诉性，故原审裁定适用本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并无不当。王某某还称，其为该行政批复的行政相对人，并与该行政批复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及本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作出了规定。上述规定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具体内容。本案要解决的问题是该条第四项即起诉人提起的诉讼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而非该条第一项关于原告资格规定的适用问题。王某某有关原告资格的主张不影响原审裁定关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的认定，其理由不成立。
摘要2：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甘行终7号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甘行终7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邹某某诉请撤销的兰州市发改委作出的《关于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并非针对上诉人作出，仅是针对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区域内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设规模、投资估算、资金来源作出的审批，并未对上诉人邹某某的合法权益产生直接和实际的影响，故对其起诉应予驳回。上诉人邹某某认为房屋被强制拆除，可以采取其它的救济途径予以解决。
摘要2：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赣行申70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赣行申7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的《关于十字街二期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系南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针对南昌市西湖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十字街二期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申请作出的内部批复，该批复同意的是南昌市西湖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开展改造项目的前期工作，要求南昌市西湖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完善规划、用地、环评审批等项目前期手续，属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行为，该内部批复对丁某某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的规定，原审裁定驳回丁某某的起诉，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39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2398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二审对本案组织听证并进行书面审理，并不违反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认为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有权申请审判人员回避。回避权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并不受是否开庭审理影响，且邢某某并未提出二审法官有影响公正审判需要回避的事由，故其关于二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政府应当制定非普惠的补助和奖励办法——根据《征补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被征收人可以获得的补偿主要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该条同时还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市、县级人民政府给予的补助和奖励并非是普惠的，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各地制定的补助奖励办法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补助主要是针对生活困难救助、重大疾病救助以及住房困难救助，而奖励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了获得被征收人的支持和配合，对提前签订补偿协议或者搬迁的被征收人给予适当的奖励。市、县级人民政府在相关文件或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就有关补助和奖励作出的规定，均应按照确定的标准予以兑现。奖励属于附条件的行为，被征收人必须符合征收补偿方案或相关文件中所确定的条件才能获得奖励，因此在实际征收中并非所有被征收人都能够获得奖励。
摘要2：【摘要】模拟征收——应当指出的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涉及每个被征收人的重大利益，应当严格按照《征补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组织实施。因旧城区改造、棚户区改造等需要征收房屋的，往往存在涉及面广、人数众多、征收补偿情况复杂的特点，在征收补偿过程中容易产生矛盾和争议。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采用模拟征收的模式具体实施征收补偿工作，即先与被征收人签订拟安置补偿协议，当签约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后即转为正式征收补偿程序，并重新签订正式的补偿安置协议。模拟征收方式充分尊重被征收人意愿，通过协商方式提前化解征拆矛盾，有利于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利益诉求。采用模拟征收方式，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也要严格遵守《征补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实施征收补偿工作。根据《征补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就房屋征收部门拟定的征收补偿方案组织论证并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的，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规定的还应组织听证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根据前述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补偿方案前，可以通过组织有关部门论证及征求公众意见、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进行修改完善，经确定的征收补偿方案应作为征收决定的附件一同公告，并产生法律效力。
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
摘要1：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号）
摘要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
摘要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36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086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0865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棚户区改造范围界定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号）第二条规定，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指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密度较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建筑安全隐患多，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的区域；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具体范围由市县人民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参照该通知，棚户区指向的是具有简易结构房屋较多等特征的区域，即一定区域如满足简易结构房屋较多等特征，即符合城市棚户区的标准，而并不要求该区域内任一具体房屋均符合棚户区的全部特征。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原审查明的事实，珠山区政府有权依法在符合比例等原则的前提下结合景德镇市珠山区实际情况确定城市棚户区的范围，陶玉新都小区房屋处于景德镇市珠山东区棚户区改造范围内。再审申请人以其具体房屋在新旧程度、建筑结构等方面不符合棚户区房屋标准进而认为其房屋不应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征收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应当充分考虑房屋区位、用途、建筑结构及新旧程度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严格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房屋征收评估，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审法院已在裁判文书中就相关问题向征收部门提出了建议：“建议征收部门在补偿时，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考虑房屋的建设年限、小区的基础设施、周边环境以及生活状况等，不能将房屋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就以‘棚户房’特征来界定房屋价值”。同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委托评估范围内被征收房屋的整体评估报告和分户评估报告，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转交分户评估报告。被征收人如对评估价值有异议，可依照相关规定申请复核评估及申请鉴定。对于后续的房屋补偿问题，再审申请人在内的被征收人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寻求救济。
摘要2：
【笔记】起诉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施行前的行政协议行为，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摘要1：答：当事人对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的行政协议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摘要2：【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5420号认为：“针对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前的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相关法律依据不充分”——（１）《行政协议解释》第２８条规定根据行政协议的订立时间作为法律适用的分界标准而非协议的履行时间；（２）根据“程序从新，实体从旧”的法律适用规则，行政协议纠纷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于实体问题，应当遵守当时的法律规定，尊重当时的司法习惯。
【注解２】发生在２０１５年５月１日前协议并非一概不适用行政协议规定｜法律行为发生在２０１５年５月１日前，当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政府与法人之间关于棚户区改造形成的协议关系及其履行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案件，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而适用行政协议纠纷，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８条规定。——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46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20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再204号
【裁判摘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补条例》）第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第八条规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根据上述规定，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作为征收主体，同时亦是补偿主体，应当承担补偿责任。关于对被征收人的补偿，《征补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作为具体实施部门，可与被征收人协商一致，签订补偿协议；未能在签约期限内达成补偿协议的，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综上，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协商、签订补偿协议,只是依据《征补条例》的规定具体实施征收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仍是法定补偿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据此，被征收人对补偿协议不服，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提起诉讼。但是，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或者没有签订补偿协议，亦没有作出补偿决定，被征收人请求履行补偿职责的，应当以作出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为被告。本案中，太和县城东片区（老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主体为太和县政府，征收部门为城关镇政府，故太和县政府应当作为补偿主体，承担补偿责任。案涉房屋登记王某某名下，王某某系诉请太和县政府履行补偿安置职责，并非针对城关镇政府与其前妻、儿子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提起诉讼，故不应当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城关镇政府为被告，太和县政府应当为本案适格被告。一审认定城关镇政府应当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为适格被告，系对司法解释理解错误。二审认为王某某应当直接起诉《补偿安置协议》，混淆了征收补偿主体和房屋征收部门的职责。一、二审裁定驳回王某某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2：【解读】（１）被征收人对补偿协议不服，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提起诉讼；（２）被征收人请求履行补偿职责的，应当以市、县人民政府为被告——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或者没有签订补偿协议，亦没有作出补偿决定，被征收人请求履行补偿职责的，应当以作出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3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314号
【裁判摘要】行政协议未约定违约责任仍然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具体到本案中，加区政府与齐玉财签订《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协议》后，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加区政府未按约定的期限交付房屋，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涉案协议未约定违约责任并不能成为加区政府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令加区政府承担逾期安置期间的违约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加区政府不承担违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结论显有不当，应予纠正。对于加区政府需要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的计算，需要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进一步查清有关事实并作出认定。
摘要2：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民终82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赣民终82号
【裁判摘要】招标文件对相关条款中采用了下划线并加粗字体的醒目凸显表述方式，应当认定招标人已充分尽到提请投标人注意之义务——本院认为，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招标投标法》第十九条规定：“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对投票人资格审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签订合同的主要条款。……招标项目需要划分标段、确定工期的，招标人应当合理划分标段、确定工期，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六个标段招标文件关于人工工资不另行调整的规定，是对赣州市中心城区滨江四期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工程实行的统一标准，是一个工程项目中的计价标准，对参与投标单位而言是公开公平的，不存在重复使用同一合同条款的情形。况且二标段招标文件对人工工资是否调整的问题在“投标报价风险”相关条款中采用了下划线并加粗字体的醒目凸显表述方式，应当认定招标人已充分尽到提请投标人注意之义务，既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投标人主要权利的情形。因此，中鼎公司主张开发公司出具的招标文件中“工程实施中将不再对人工工资进行调整”系格式条款，应认定为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92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920号
【裁判要旨】买受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未积极通过诉讼维护权利或者发函等方式要求出卖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如果买受人不能举证证明其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情形的，应认定买受人有过错，无权基于无过错买受人身份排除执行。
【裁判摘要】买受人无过户障碍未办理过户手续无权排除执行——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孟××与孙家屯粮库于2005年12月28日签订《桦甸市孙家屯粮库出售固定资产营业室协议》，孟××原审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孙家屯粮库交付房款，且已实际占有使用多年。本院认为，孟××依据合同约定享有民事权益。孟××主张，双方签订协议后，2005年至2008年间孙家屯粮库改制，无人具体负责此项工作，无法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2013年，因政府对含案涉房屋在内的区域进行棚户区改造，停止为拆迁房屋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案涉房屋未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本院认为，即使存在上述情况，在2009年至2012年间，孙家屯粮库被吉粮集团收购，没有证据证明此间案涉房屋存在权利负担，孟××可以督促孙家屯粮库或者吉粮集团协助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自2005年至案涉房屋被查封，十余年时间，孟××亦可通过诉讼等方式予以救济。据此，原审认定孟××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基本符合本案实际。孟××提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对其提出的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3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1314号
【裁判摘要】齐某某经与加格达奇区棚户区改造建设指挥部、加格达奇区晟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协商一致，三方签订涉案《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协议》，该协议系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并不存在显失公平及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可该协议的效力。原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涉案《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本案中，在该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加区政府仍未履行该协议，且该协议具有履行的现实可能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决加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按照就近安置的原则在棚户区范围内继续履行协议，符合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具体到本案中，加区政府与齐某某签订《棚户区改造回迁安置协议》后，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加区政府未按约定的期限交付房屋，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涉案协议未约定违约责任并不能成为加区政府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令加区政府承担逾期安置期间的违约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加区政府不承担违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结论显有不当，应予纠正。对于加区政府需要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的计算，需要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进一步查清有关事实并作出认定。
摘要2：【解读】行政协议违约责任的赔偿标准及承担方式——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后，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义务，行政机关未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的即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协议中没有约定违约金条款或者定金条款，也不排除人民法院可以就行政机关的违约责任判决金钱赔偿。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0103民初7601号
摘要1：【案号】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0103民初7601号
【裁判摘要】合同法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原告明知被告陈××并非一建公司员工，也没有一建公司的授权书，合同上加盖的项目部公章并非在项目部现场当面加盖，且项目部负责人也无签字确认；现租赁合同书中一建公司项目部的印章经鉴定不是该公司依法备案的印章，故租赁合同中加盖所谓的“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萍乡市南正街棚户区改造项目部”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一建公司和被告胡××华支付租金、维修赔偿费及滞纳金的诉请，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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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267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最高法执监267号
【裁判摘要】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判决执行内容及其是否执行完毕的认定｜行政判决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的，该判决具有给付内容，属于行为执行。行政机关按照判项要求履行义务并基本符合判决理由阐述的法律精神的，可以认定案件执行完毕——从判决的上述判项及其理由看，执行内容是要求任城区政府采取补救措施，给被征收人货币补偿与房屋产权调换的选择权。任城区政府在执行期间作出了《关于对西门大街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式进行补充说明的公告》，明确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任城区政府从形式上给了被征收人货币补偿与房屋产权调换的选择权，履行了生效判决确定的采取补救措施的义务。对行政行为是否实质违法，一般不宜由执行程序判断，山东高院明确了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无不当。
摘要2：【参考】《执行工作指导》２０２０年第２辑（总第７４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７１－７９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9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393号
【裁判摘要】“先盖章后打印”先行盖章行为具有概括性授权和追认属性——经鉴定，“4.2《证明》”上“原有印章(印模)”处加盖国丰公司印章，与国丰公司于2013年1月20日签订的《巴州区回风东路棚户区改造统购安置项目八号楼工程》、2014年2月10日签订的《裙房工程补充协议》、2014年3月26日签订的《步云楼二期项目合同备案资料》等合同文件上国丰公司使用的印章一致。虽然“4.2《证明》”系“先盖章后打印”，但原审判决认定该先行盖章行为具有概括性授权和追认属性并无不当。根据司法鉴定结论，“3.20《承诺书》”上国丰公司印章与“4.2《证明》”上“现有公章(印模) ”、“单位公章(印模) ”印章同一。据此，原审判决认定“3.20《承诺书》”对国丰公司有约束力，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国丰公司无证据证明“4.2《证明》”系海凤公司盗盖印章形成，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现有公章”起用时间晚于“3.20《承诺书》”出具时间。国丰公司该项主张亦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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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2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再422号
【裁判摘要】案的焦点为：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日1‰违约金是否予以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事关土地资源的充分保护和合理利用，其方式、程序、权利、义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受到严格限制，并通常由国家根据具体情况予以严格的政策调控。这些规定和政策通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最终转化成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因此，合同中的诸多重要条款必须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除经特殊程序合同主体一般无权作出变更和另行协商。经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第七条，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三十四条都明确规定，对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不按土地出让合同、划拨用地批准文件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的，应当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其目的不仅在于弥补损失，更在于通过惩罚性加强土地市场调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证国家及时取得土地收益并投入国家建设。作为一项宏观政策，全国各地国有土地管理部门都据此执行。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违约金条款作为土地拍卖文件的一部分，晟森公司在参加竞拍前既已知晓，其自愿竞拍取得案涉土地并签订案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存在超出当事人预期或显失公平之情形。因此，对该违约金条款的约定，除非有充足理由和其他因素，不应予以调整。再次，就本案的合同履行和违约情况而言，2014年3月4日西安市国土局和晟森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有效。该合同第十条约定了晟森公司支付出让价款的数额及日期；第三十条约定未依照约定支付，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l‰缴纳违约金。晟森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足额出让价款，从2014年5月5日起至2018年6月欠付余款2156万出让金,达4年之久。西安市国土局依约交付了土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违约行为，且晟森公司在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时享受了棚户区改造的相关优惠政策。在此情况下，若对违约金予以调整，既不符合有关政策规定，也有悖公平和诚信原则，
摘要2：（续）因此，对本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予以调整缺乏充足理由。综上所述，晟森公司主张不支付违约金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的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西安市国土局主张按照每日1‰支付违约金的请求，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及双方合同约定，依法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8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85号
【裁判摘要】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土地是集体土地使用权，合作开发一方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中山公司提交了合作开发意向书、合作备忘录、合作确认协议、认购协议书、收款收据、渭南市经开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马渡）3某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山置业马渡项目塑钢窗工程合同、马渡村安置楼防水工程合同、电缆供销合同及房地产销售代理合同书等证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中山公司与渭南市临渭区辛市镇马渡村村民委员会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合作开发，并由中山公司出资建设案涉房屋的事实。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第二十五规定，房地产开发必须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第二十七条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和规范。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从事房地产开发必须办理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规划、施工、预售等手续，这些都是国家对于房地产开发的强制性规范。中山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办理了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规划、施工、预售等手续。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中山公司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有所不当。本案中聚邦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许可继续执行案涉房屋，在元盛公司否认案涉房屋系其开发建设的情况下，聚邦公司应就元盛公司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上所述，案涉房屋建设项目未取得任何开发建设的审批手续，聚邦公司亦未提交案涉房屋建设施工方面的证据证明房屋是由元盛公司实际开发建设，元盛公司否认案涉房屋由其开发建设。就目前聚邦公司提交的证据而言，不能充分证明案涉房屋系元盛公司开发建设。因此，聚邦公司请求继续执行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亦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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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52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棚改公司收购安置项目以被征收安置户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认定为购房消费者，不能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２９条规定排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湘潭棚改公司与金荣公司于2011年6月14日签订的《收购合同》约定，湘潭棚改公司收购“金荣•世纪外滩”项目所建商品房成套住宅的处分权，实际购房人为达成安置协议的在该项目进行安置的棚户区改造片区的被征收户，湘潭棚改公司以金荣公司的名义根据拆迁安置协议与购房人签订商品房网上备案合同及办理相关手续，房屋销售价格按安置协议确定的价格执行，由金荣公司在购房合同上盖章并向购房人开具相关票据。上述约定虽然表明，湘潭棚改公司收购涉案房屋后，拟以被征收的安置户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亦在于履行安置协议。但在被征收户与金荣公司实际签订购房合同之前，被征收户尚非涉案房屋购买人，湘潭棚改公司不能以被征收户消费购房名义主张权利。原审判决认定湘潭棚改公司并非消费者，不能依照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主张排除执行，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关被征收户如因本案执行行为不能购得涉案房屋，可以依照其所签订的相关安置协议另行提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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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湘行终1609号
摘要1：【裁判摘要】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新宁县人民政府就梽木山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事项与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所签合同是否属于商业秘密，即能否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对于政府信息是否涉及商业秘密负有审查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因此,行政机关在审查相关政府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时,应当审查其是否能够满足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考虑到权利人实际管理和使用相关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往往需要由第三方自行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但最终审查确认的职责仍在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不属于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依法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或者依法不属于被告公开的,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案涉新宁县人民政府就梽木山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事项与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所签合同，在新宁县政府征求新宁县××置业有限公司是否同意公开的程序中，该公司出具了《请求保护商业秘密不予公开合同、协议的报告》，新宁县政府对此予以审查，并认为唐××、许×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会涉及第三方的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在法定期限内向唐××、许×作出了(2020)新信答字第1号《信息公开答复书》，该答复书按照唐××、许×申请的内容分别进行了公开、答复或说明。经审查,该答复符合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453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第三十条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说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答复期限自行政机关收到补正的申请之日起计算。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行政机关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三条规定，为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申请人尽快获取所申请公开的信息，对一些要求公开项目较多的申请，受理机关可要求申请人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对申请方式加以调整：即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由此可知，申请人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所作的内容描述，应是能够据以指向特定政府信息的文件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尽量特定化、具体化，以便使行政机关能够寻找、确定并提供给申请人希望获得的政府信息。如果申请人提供的描述过于笼统，必然会增加政府机关检索的工作量，影响政府机关的正常运作。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向莲池区政府申请公开其在履职过程中制作或者取得的关于乌马庄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所有信息，该申请并未指向具体、明确的政府信息。在此情况下，莲池区政府依据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告知再审申请人对申请内容进行更改、补充，并在再审申请人提交《补正说明》表示其“提出的申请简单明确，任何有正常生活经验的人都能理解申请人的意思”的情况下，视为再审申请人放弃申请，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无不当。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46号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亚泰公司主张案涉事实发生在2015年5月1日之前应当按照民事纠纷处理的问题。2015年5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协议的范围、判决方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亦进一步明确：“2015年5月1日后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本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案涉法律行为发生当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政府与法人之间关于棚户区改造形成的协议关系及其履行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案件，尽管该类协议在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实施前，因具备民事合同的部分特征存在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情形，但并未将该类纠纷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订及相关司法解释的颁布实施，不影响对吉林市政府与亚泰公司之间协议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等要素和协议性质的认定，本案作为行政案件审理具有一定正当性。且结合案涉项目公益性及政策连贯性的实际情况，本案通过行政诉讼予以救济，更利于社会公共利益与协议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平衡，行政诉讼审判规则及后续执行措施亦更能确保亚泰公司权益得以及时实现。故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不违反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亚泰公司可依法就本案纠纷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权利。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11189号
摘要1：【裁判摘要】不宜仅以依据的补偿安置方案与上位法不一致而否定补偿决定——在土地、房屋征收过程中，如果行政机关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制定的补偿安置规范性文件或具体征收项目的补偿安置方案所载明的补偿标准与上位法的规定有所差别，但有利于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宜否定其效力；行政机关以此为依据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的，也不宜仅以其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或补偿安置方案与上位法不一致而否定补偿决定。本案淮北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淮北市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实施方案》对该区域城中村安置补偿标准等进行了规定，并以此开展征收补偿工作。本案二审判决未考虑到8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所依据的《淮北市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实施方案》是否有利于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问题，仅以“8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按照国有房屋征收程序进行征收，但又以宅基地为基础确定案涉房屋的补偿违法”为由撤销8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不当，应予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最高法行再269号
摘要1：【裁判摘要】认为案涉房屋被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后，要求补偿安置的前提已不存在，只能通过行政赔偿程序或者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惠济区政府未依法先进行补偿就强制拆除了林××的房屋，其在实施强拆后，以及法院确认其强拆行为违法后，仍然未主动履行补偿职责，在林××申请房屋补偿及物品赔偿后，又未尊重林××对货币补偿的选择权，也未及时依法作出补偿决定，而是决定赔偿林××一套安置房，行政赔偿决定书也未载明对屋内物品赔偿的标准和依据。惠济区政府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的时间为2017年10月20日，林××收到行政赔偿决定书后于2018年1月3日提起本案履行行政补偿职责之诉，请求判令惠济区政府向其支付房屋补偿款。林××不存在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形。关于房屋损失，林××作为被征收人依法有权选择通过行政补偿程序请求惠济区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和案涉《郑州粮机家属院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对其进行补偿，也可以选择通过行政赔偿程序请求惠济区政府给予行政赔偿。惠济区政府认为案涉房屋拆除行为被确认违法后，林××要求补偿安置的前提已不存在，其只能通过行政赔偿程序或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惠济区政府应当就林××的房屋补偿申请尽快作出补偿决定，同时可就屋内物品赔偿问题，以及案涉行政赔偿决定一并予以处理。
摘要2：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津行终480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属于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不属于规范性文件；（２）被征收人如认为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侵害其合法权益，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针对征收决定及其附件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救济——关于上诉人主张对涉案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被上诉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等事项”的规定，作出涉案《房屋征收决定》后予以公告，同时将涉案《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作为附件一并予以公告，该《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依法属于被上诉人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不属于规范性文件。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四条“被征收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上诉人如认为《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侵害其合法权益，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针对涉案河北政房征字（2018）第003号《房屋征收决定》及其所附《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救济。现上诉人要求对《河北区鸿顺里街零散平房片区（一）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住宅平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根据(2018)最高法行申9268号行政裁定主张应对涉案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