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中介合同是指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摘要2：【解读】《民法典》第三篇合同篇第２６章“中介合同”，将原合同法第２３章“居间合同”修改为“中介合同”，并增加中介合同没有规定参照委托合同有关规定（民法典第９６５条）以及委托人跳单的法律后果（民法典第６６条）规定。
【注解】（１）当事人在中介事务近乎完成完成的情况下签订中介协议，中介人有权依据中介合同要求支付相应的服务报酬；（２）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中介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的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再91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民四终字第21号
【裁判摘要】在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担保人并非主合同的当事人，主合同无效不应当要求非合同当事人的担保人承担无效结果。因此，担保人的过错不应是指担保人在主合同无效上的过错。担保人的过错应当包括：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四终字第21号
【裁判摘要】因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所谓担保人的过错，是指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或者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情形。
【裁判意见】
①担保人的过错不应是指担保人在主合同无效上的过错：担保人并非主合同的当事人，主合同无效不应当要求非合同当事人的担保人承担无效结果。
②担保人的过错认定：
A.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
B.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
摘要2：【摘要】在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担保人并非主合同的当事人，主合同无效不应当要求非合同当事人的担保人承担无效结果。因此，担保人的过错不应是指担保人在主合同无效上的过错。担保人的过错应当包括：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
摘要1：【案号】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海南民三终字第103号
【裁判要旨】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当事人是签署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均可委托代理人签订合同，但委托代理人并非合同当事人，其所代理的本人才是合同的当事人。
摘要2：
摘要1：【要旨】在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担保人并非主合同当事人，主合同无效不应当要求非合同当事人的担保人承担无效结果。因此，担保人的过错不应是指担保人在主合同无效上的过错。担保人的过错应当包括：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为之提供担保、担保人明知主合同无效仍促使主合同成立或为主合同的签订作中介等。
【案例】中国××重庆江北支行诉中国××银行襄樊市樊东支行等信用证垫款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徐民终字第03575号
【裁判要旨】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以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业主与物业使用人、承租人、借用人及其他物业使用人对于物业服务费用承担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业主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物业服务公司起诉要求业主承担连带责任的，法院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675号
【提示】实际施工人以承包人名义对外实施法律行为但第三人知道实际施工人真实身份的，不成立表见代理。
【裁判摘要】鑫盛公司与张永泉存在内部承包关系，对此，龙跃公司是知情的。本案购销合同上加盖的鑫盛公司印章系张永泉私刻，无证据证明得到鑫盛公司负责人员批准用于签订本案合同。因此，从合同签订情况看，鑫盛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
摘要2：无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闽民申2911号
【裁判摘要】张××系在天微公司承建的地段跌落河道摔伤，天微公司系屏南县实验幼儿园附属工程路面道路建设施工单位，其于二审诉讼中解释事故发生地原有临时性防护栏，因需安装永久性防护栏而拆除，二审法院据此认定该施工地点没有防止坠落的防护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是本案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应由施工方天微公司对此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诉讼中均认可甘××与张××系运输合同关系，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甘××在张××运输模板作业过程中存在过错，故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事故责任应由张××与天微公司承担，亦无不当。天微公司提交的甘寿清与屏南县实验幼儿园工程项目部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复印件，即便属实，也系该项目部与甘××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足以对抗非合同当事人的张××，天微公司据此主张依照该合同应由甘××承担赔偿责任，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199号
【裁判要旨】会议纪要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裁判摘要】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DK-4项目涉及的当事人为高红公司、旭延公司及章诚隆公司，《会议纪要》所涉及的权利义务人均为以上各方，是三方之间达成的订约意向，作为参会的其他人，并非合同当事人，其签字与否并不影响案涉《会议纪要》的成立生效，况且《会议纪要》最后一款“本会议纪要与会人签字生效”，并注明附件为签到表，由此可知签到表是《会议纪要》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记载的就是与会人员的签名。并非高红公司主张的《会议纪要》与签到表互为独立的两个文件，必须在《会议纪要》中签字才视为《会议纪要》生效条件已经成就。因与会人员均已签名，故《会议纪要》合法有效。
摘要2：
摘要1：——非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之诉的地域管辖确定
【案号】一审：（2018）宁民初109号之一；二审：（2019）最高法民辖终195号
【裁判要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于以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的规定，该一方应仅指合同当事人。非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之诉，不能依据该条以其所在地确定地域管辖。
【摘要】最高法院认为，当事人没有约定时，根据标的之不同，《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从标的物所在地、行为地、权利义务的主体所在地分别确定了合同履行地。根据该规定，标的是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这里的一方应当指合同一方，即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依据合同主张权利的非合同当事人。否则，如允许非合同当事人也适用上述规则，合同履行地显然陷入了随时变动的状态。
摘要2：【解读】债权受让人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１）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所规定的“一方”应仅指合同当事人。非合同一方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２）代位权诉讼，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提起诉讼,均系非合同当事人诉请合同当事人给付货币,形式上缺乏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当。
摘要1：解答：债权受让人、代位权人并非合同当事人，其不能主张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辖终195号
【裁判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中，“接收货币的一方”应当指合同一方，即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依据合同主张权利的非合同当事人。非合同当事人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请求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参照代位权诉讼、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提起诉讼等的规定，此类案件应当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解读】（１）黄某与杨某某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某将其代持的公司中的15%股份以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某某，并于次日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该协议并未约定管辖法院。（２）因杨某某未如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申银特钢公司以其为股权实际所有人为由向其所在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杨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并赔偿相应经济损失。（３）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摘要1：【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渝民申1412号
【裁判摘要】联合体不对分包合同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俏世公司是否为案涉《环氧地坪施工承揽合同》的相对方和是否因此承担合同责任的问题。首先，……综上，现有证据仅能证明恒彩公司与乾亨公司之间就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达成了合意，不能认定恒彩公司与俏世公司之间就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达成了合意，即不能认定俏世公司为案涉《环氧地坪施工承揽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本案中，恒彩公司举示的证据，即使能够证明俏世公司参与了合同的履行，但恒彩公司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俏世公司为合同当事人，至多只能证明俏世公司为代为履行合同义务的第三人，恒彩公司无权据此要求俏世公司直接承担合同责任。再次，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只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除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不得请求享有合同上的权利；除合同当事人外，任何人不必承担合同上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该条也确立了我国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合同法上的地位。但基于市场经济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严格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利益、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合同相对性原则存在一些例外规定，以体现对合同自由的尊重、对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即突破合同相对性。但突破合同相对性，仅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修正和补充，应持十分慎重的态度，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调整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在合同相对性问题上，应秉持谦抑的态度，只有在有明确规定作为依据的情形下，方能突破合同相对性，而不能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本案并不存在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判令俏世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依据。最后，乾亨公司与俏世公司之间签订的《联合体承包协议书》虽然约定“俏世公司对其自身完成的工作承担全部责任，对联合体其他单位的工作承担连带责任"，但该约定仅对合同双方即乾亨公司与俏世公司具有约束力，非合同当事人恒彩公司不能据此请求享有该合同上的权利。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俏世公司为案涉《环氧地坪施工承揽合同》的相对人，俏世公司亦不应因此承担合同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723号
【裁判摘要】非合同当事人是否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对债权人而言，《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四条所涉两种保护债权实现的方式，各有利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权利处分原则，债权人可以在权衡利弊后做出选择。通常情况下，合同受益的双方当事人不会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如以合同相对性为由禁止与该合同约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那么与合同约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合同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保障，亦有违前述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而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以起诉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以原告的身份起诉，故该第三人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及相应起诉条件。因此，第三人如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或者仅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则不能作为原告起诉；而与涉案合同约定事项具有法律意义上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则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诉讼。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诉请确认效力的行为，属于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转让财产的合同行为，据此认定本案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而衡溢置业公司关于二审法院违背“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以及本案应属债权人撤销权纠纷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除非构成债权转让或债务承担，合同关系原则上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并不及于第三人，实际享有权利的第三人（向第三人履行合同）和实际履行义务的第三人（第三人履行义务合同）并非合同当事人。
（１）向第三人履行合同（《民法典》第５２２条）——Ａ．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且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Ｂ．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可以向第三人主张。
（２）由第三人履行合同（《民法典》第５２３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３）第三人代为履行合同（《民法典》第５２４条）——Ａ．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但是，根据债务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债务人履行的除外。Ｂ．债权人接受第三人履行后，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但是债务人和第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摘要2：【注解】
（１）第三人实际享有权利的合同，属于《民法典》第５２２条规定的“向第三人履行合同”，由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为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且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
（２）第三人履行义务的合同，属于《民法典》第５２３条规定的“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第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
（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除非构成债权转让或债务承担，合同关系原则上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并不及于第三人，第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
——参阅：《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07.第三人实际履行合同情形下合同当事人的认定
摘要1：解读：人民法院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依据，不得以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规定或者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解析１】如何理解“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１款规定，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能够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关于“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的规定认定该合同不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一）强制性规定虽然旨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影响显著轻微，认定合同无效将导致案件处理结果有失公平公正；（二）强制性规定旨在维护政府的税收、土地出让金等国家利益或者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而非合同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认定合同有效不会影响该规范目的的实现；（三）强制性规定旨在要求当事人一方加强风险控制、内部管理等，对方无能力或者无义务审查合同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将使其承担不利后果；（四）当事人一方虽然在订立合同时违反强制性规定，但是在合同订立后其已经具备补正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条件却违背诚信原则不予补正；（五）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情形。
【解析２】违反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的强制性规定是否无效？｜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２款规定——（１）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当事人以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但是，合同履行必然导致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析３】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导致合同无效情形如何处理？｜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３款规定——（１）依据前两款认定合同有效，但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经处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２）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属于刑事自诉案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摘要2：【解析４】如何认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情形？｜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７条规定——（１）合同虽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２款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一）合同影响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国家安全的；（二）合同影响社会稳定、公平竞争秩序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违背社会公共秩序的；（三）合同背离社会公德、家庭伦理或者有损人格（２）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时，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和交易目的、政府部门的监管强度、一定期限内当事人从事类似交易的频次、行为的社会后果等因素，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理。当事人确因生活需要进行交易，未给社会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且不影响国家安全，也不违背善良风俗的，人民法院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解析５】“应当”“必须”或者“不得”等表述是否一定属于强制性规范？——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８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虽然有“应当”“必须”或者“不得”等表述，但是该规定旨在限制或者赋予民事权利，行为人违反该规定将构成无权处分、无权代理、越权代表等，或者导致合同相对人、第三人因此获得撤销权、解除权等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关于违反该规定的民事法律后果认定合同效力。
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桂06民终1121号
【裁判摘要】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成立后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其主张合同权利义务原告主体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规定：“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或者已经实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两条款系对合同相对人向公司发起人或公司请求承担合同责任的规定。上诉人根据上述条款认为其已对涉案《合作协议》进行确认，并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其继承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新东海公司对扬毅公司的加盖公章的行为不予认可，并坚称合同相对人为卜××。因此，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扬毅公司无权请求确认《终止合同》无效以及要求新东海公司履行《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原审法院以扬毅公司的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问题：发起人为设立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成立后公司能否以原告身份起诉主张合同权利和责任？
解读：（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修订后）、第３条只是规定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成立后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两种情况，未明确规定成立后公司能否向合同相对人主张合同权利和责任；（２）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第１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规定，成立后公司对发起人为设立公司签订的合同具有直接利害关系；（３）成立后公司虽然承担合同责任，但成立后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其作为原告主张合同权利义务主体不适格。
摘要2：【注解】公司法解释（三）第２条是为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而赋予合同相对人的选择权，该法条并未规定公司在对合同予以追认或者实际享有权利义务后有权要求合同相对人承担责任。
【风险提示】公司发起人对外签订租赁合同作为成立后公司经营场所，公司成立后没有变更成立后公司为承租人：（１）成立后公司并没有取得承租人权利；（２）但出租人有权选择承租人承担租赁合同责任。
摘要1：【要旨】公司主要通过代表与代理两种方式对外从事交易活动，除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任何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的行为（包括冒充法定代表人名义对外进行的所谓代表行为）均属代理行为，要综合考虑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或者在无权代理时相对人是否善意、有无过失等情形确定公司应否及如何承担责任。考察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时要区别职务代理与委托代理进行具体判断，不可一概而论，但不论何种情形，都不会因为所盖公章的真实性而使无权代理转化为有权代理。当然，考察公章真实性并非全无意义，其是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的重要考量因素，但绝非全部因素。在认定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时，还需要考察行为人的身份及职责、盖章场所、公章类型等因素。就此而言，“认章不认人”“认人不认章”等表述均不够全面准确，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有其合理性。
摘要2：【注解】无权代理人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合同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公司有权抗辩其并非合同当事人则不应承担责任。
摘要1：解读：（１）如该“管理费属于工程价款的组成部分，承包人举证证明其实际参与了施工组织管理协调的，可参照合同约定处理；（２）对于承包人纯粹通过转包牟利，未实际参与施工组织管理协调，合同无效后主张“管理费”的，应不予支持；（３）合同当事人以作为合同价款的“管理费”应予收缴为由主张调整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４）基于合同的相对性，非合同当事人不能以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有关“管理费”的约定主张调整应支付的工程款。
摘要2：【注解１】被挂靠方要求挂靠方支付挂靠费（管理费）无法律依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576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97号
【注解２】自然人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主张企业管理费、规费、利润和营业税？｜（１）企业管理费与实际施工人的资质无关，且自然人实际施工人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具体的工程管理，故管理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２）规费作为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以及按规定缴纳的施工现场工程排污费等费用，规费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３）利润是实际施工人理应获得的相应对价，利润亦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扣除；（４）营业税在本案中是对提供应税劳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税种，营业税不应从应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除。——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412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原审判决判令黄××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中，伟富公司在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之前，已委托东浩公司开展了一系列招商洽谈等工作，并向黄××推荐了磐石公司董事长王××。2012年11月26日，黄××与伟富公司签订了案涉《咨询中介协议》，并约定了咨询中介费的支付标准和支付时间，而磐石公司与新疆塔城公司、海成公司、黄××系于2012年11月签订《财务顾问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之后，东方外贸公司与海成公司、黄××、塔中矿业公司等于2012年12月13日签订以资产重组方式解决海成公司14亿元巨额债务的《调解协议》。原审法院据此认为，如此规模和复杂程度的资产重组方案，2012年11月26日时应已接近完成，如该重组方案与伟富公司提供的“投融资”服务无关，则黄××此时再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显然不符合商业逻辑，并无不当。黄××作为一名理性的商人，应当预见到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的后果，从其与伟富公司签订协议的时机分析，可以推定黄××对伟富公司工作予以认可并愿意支付相应的中介服务费，2015年10月29日、11月16日陆××与黄××两次对话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综上，原审判决综合考虑伟富公司已经提供了一定的中介服务，在资产重组方案近乎完成的情况下黄××愿意与伟富公司签订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等情况，认定伟富公司有权依据案涉《咨询中介协议》要求黄建荣支付相应的1490万元服务报酬，并无不妥。
【裁判摘要２】连带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产生。由于连带责任对责任人苛以较为严格的共同责任，使得责任人处于较为不利地位，因此对连带责任的适用应当遵循严格的法定原则，即不能通过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任意将多人责任关系认定为连带责任，而必须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才能适用连带责任。本案中，首先，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明确法律依据。其次，案涉《咨询中介协议》系黄××以其个人名义签署，海成公司并非该协议的签约当事人，伟富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黄××与其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系代表海成公司而实施或海成公司在该协议之外与其达成过为黄××的案涉债务承担付款责任的补充约定。虽然海成公司客观上从案涉资产重组方案中获得了利益，但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海成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该合同责任。
摘要2：（续）因此，原审判决判令海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也缺乏当事人约定依据。最后，原审判决不应直接适用公平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判令海成公司对黄××向伟富公司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民事审判中，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个案正义，法院才可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裁判。通常情况下，法院不能直接将“公平原则”这一法律基本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否则就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本案原审判决以公平原则认定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海成公司对黄××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既缺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无视当事人在民商事活动中的预期，还容易开启自由裁量的滥用。综上，在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仅以黄××系海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委托伟富公司提供案涉融资服务实际系为海成公司的利益而实施为由，判令海成公司对黄××支付服务报酬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确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注解１】当事人在中介事务近乎完成完成的情况下签订中介协议，中介人有权依据中介合同要求支付相应的服务报酬.
【注解２】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中介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非合同当事人的实际受益人的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注解３】民事审判中，只有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个案正义，法院才可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裁判。通常情况下，法院不能直接将“公平原则”这一法律基本原则作为裁判规则，否则就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违背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
摘要1：解读：（１）非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无权请求确认合同无效；（２）与合同约定事项具有法律意义上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诉讼，不因合同相对性原则而没有诉权。
摘要2：【注解１】符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条件均可提起合同无效之诉。
【注解２】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成立的，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法院不宜直接确认合同的效力）。
摘要1：【裁判摘要】医院不能代位要求承担赡养、扶助和保护义务的成年子女承担父母医疗费｜（１）要求成年子女对父母进行赡养、扶助和保护的诉讼权利人为权利人为父母且该项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２）医院并无代位求偿权——本案的医疗服务合同主体为原告金华市中心医院与被告周××，而被告祝××并非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由合同相对人周××向原告金华市中心医院承担付款责任，而并非由被告祝××承担付款责任。关于原告金华市中心医院提出依据民法典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之规定，主张医疗费用应由子女承担的诉请。本院认为，要求成年子女对父母进行赡养、扶助和保护的诉讼权利人为本案被告周××，且该项权利具有人身专属性。因此，原告金华市中心医院并无代位求偿权，其无权直接向被告祝××主张债权，故该项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关于天龙公司与军事医学研究院之间是否就案涉工程存在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问题。二审法院综合考虑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中铁建工公司与军事医学研究院签订，天龙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案涉工程虽由天龙公司实际施工，但在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现实存在、各方履行行为均以该合同作为依据的前提下，天龙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以自己名义与军事医学研究院就订立、履行案涉工程施工合同进行磋商等，对天龙公司关于其与军事医学研究院之间就案涉工程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主张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中铁建工公司虽在诉讼中同意天龙公司诉讼请求，认可天龙公司为案涉工程的真实承包人，但此对军事医学研究院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
【裁判摘要２】关于本案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案涉军事医学研究院与中铁建工公司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双方发生争议时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天龙公司与中铁建工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合同也约定了类似的仲裁条款。二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天龙公司系挂靠中铁建工公司施工，天龙公司与军事医学研究院之间并无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告知天龙公司有权要求中铁建工公司履行协助配合义务，由其以中铁建工公司名义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向军事医学研究院主张权利，如果中铁建工公司无理拒绝，则天龙公司可以依据其与中铁建工公司之间的合作合同向中铁建工公司主张权利的同时，认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裁定驳回天龙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妥。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京民终94号
【摘要】至此，本院的裁定理由已经充分阐明，但为消除所谓“如果本案不予实体处理，则天龙公司完全丧失救济渠道”的疑虑，现赘述如下：依据双方《合作合同》，天龙公司有权要求中铁建工公司履行协助配合义务，由其以后者名义依据《施工合同》向军事医学研究院主张权利（包括提请仲裁）；如果中铁建工公司无理拒绝，则天龙公司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包括赔偿损失等）；当然，双方由此产生的纠纷也只应依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