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BT模式（Build-Transfer，即建设-移交）是指一个项目的运作通过项目公司总承包，融资、建设验收合格后移交给业主（通常为政府），业主向投资方（BT建设承包人）支付项目总投资加上合理回报的融资模式。
摘要2：【注解１】政府及其部门处于行政管理职责出具的相关函件不具债务加入的担保意思不承担连带责任。——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507号
【注解２】ＢＴ项目必须依法招投标｜（１）属于必须招标的ＢＴ项目以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工程施工方而签订的ＢＴ施工合同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4541号；（２）必须招投标而未经招投标程序签订的BT合同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507号
摘要1：BT项目合同范本
摘要2：
摘要1：委托代建合同是根据合同法、建筑法和地方相关法规，对于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建设管理包括前期筹建、设计、勘察、招投标、施工全过程，由项目业主委托代建单位进行代建工作，代为业主的身份参与项目建设并收取相应的代建管理费。
【注释１】土地招拍挂（价高者得）取得依法应当招标的代建项目后仍要通过招投标程序（价低者得）确定施工单位。
【注释２】PPP是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缩写，指政府Public与私人Private之间，基于提供产品和服务出发点，达成特许权协议，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伙伴合作关系，PPP优势在于使合作各方达到比单独行动预期更为有利的结果：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少，企业的投资风险更轻。
【备注】ＰＰＰ（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注释３】ＢＯＴ是集建设、运营、移交于一体的承包模式。
【注释４】EPC承包模式（Engineering—工程设计、Procurement—设备采购、Construction—组织施工），通称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注解１】ＢＯＴ属于民事纠纷｜（１）BOT投资协议中工程回购款争议属于民事而非行政纠纷。——参考案例：(2014)民二终字第40号；（２）采用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争议属于民事而非行政纠纷。——参考案例：(2015)民一终字第244号；（３）ＢＯＴ合同属于民商事合同，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参考案例：(2018)最高法民终1319号；（４）因ＢＯＴ引起的纠纷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2019)最高法民终789号
【注解２】ＢＯＴ协议属于特许经营协议，因此引起的纠纷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考案例：(2019)最高法行申14276号
→【总结】因ＢＯＴ协议引起的纠纷应以纠纷指向的法律关系确定纠纷性质——（１）因ＢＯＴ项目中建设引起的纠纷，诉争的对象是工程价款、工程质量或者工期延误等，应当按照民事法律关系处理；（２）因ＢＯＴ项目中政府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引起的纠纷，诉争的对象是政府特许经营权，应当按照行政协议纠纷进行处理。
摘要2：【注解３】以使用人名义代发包人承办项目的土地使用证、立项批复、施工许可证能否认定为实际发包人对工程款承担责任？｜使用人不是委托代建关系当事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未设定使用人实为发包人的权利义务条款，仅以使用人名义代发包人承办项目的土地使用证、立项批复、施工许可证不能得出使用人为实际发包人并应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的结论。——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再339号
【注解４】（１）委托代建合同关系与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是彼此独立的合同关系，委托代建合同中的委托人不是建设工程合同的相对人，不对承包人承担工程款付款责任。——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申3230号；（２）实际施工人有权突破建设工程合同的相对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但无权突破委托代建合同向委托人主张权利。——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申5942号
【注解５】名为代建实为投资，应当按照实际法律关系认定权利义务关系。——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申4366号
【注解６】（１）政府在ＰＰＰ项目中授权相对方以特许经营权属于行政协议。——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行申3060号；（２）ＰＰＰ合同属于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参考案例：（2020）川民终517号；（３）PPP项目合作合同系行政协议性质。——参考案例：(2020)湘民终998号
【注解７】（１）ＰＰＰ项目中与施工方组成联合体中标的融资方因民间借款法律关系引起的纠纷属于民间借贷纠纷。——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申3652号；（２）ＰＰＰ项目下施工方负责土地的二级开发，因土地二级开发引起的纠纷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参考案例：(2021)最高法民申2716号
【注解８】（１）ＰＰＰ项目工程发包方应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采购方、社会资本方不承担连带责任。——参考案例：(2021)豫民终343号；（２）ＰＰＰ项目中施工方与政府方未签订书面建设工程合同，施工方主张政府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参考案例：(2018)渝民终258号；（３）ＰＰＰ合作项目发生投资纠纷政府是否成还款责任？｜政府未签署协议成为协议当事人情况下政府对投资人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参考案例：(2020)最高法民终728号
【注解９】ＥＰＣ工程总承包合同适用建工解释规定。——参考案例：(2022)陕民终24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52号
【裁判要旨】施工合同无效，履行过程中双方达成的结算工程价款协议属于合同结算和清理条款，可以作为计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摘要2：【提示】因发包人未履行招标义务致使施工合同无效，加之发包人迟延支付工程款，造成承包人的资金投入被长期占用，如何确定资金占用损失数额？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案涉工程属于应当招标的工程。因未经过招标投标程序，案涉《向山要地BT合同》《向山要地补充协议》无效，责任主要应由应当招标而未招标的都匀经开区管委会承担。故都匀经开区管委会作为过错一方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向渝万公司支付工程款，并赔偿渝万公司因此遭受到的资金占用损失。都匀经开区管委会认为，根据《建工合同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双方对工程价款利息没有约定，因此不应当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向渝万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本案系BT项目，是由渝万公司作为投资人对案涉工程进行投资建设，在工程建设完成后，享有请求回购、溢价分成等投资利益，与普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欠付工程款情形不完全相同。因都匀经开区管委会未履行招标义务致使合同无效，加之都匀经开区管委会迟延支付工程款，客观上造成渝万公司的资金投入被长期占用，此种资金占用损失，应当由过错方予以赔偿。对此，一审认定由都匀经开区管委会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根据实际占用时间，按照月利率1%向渝万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也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1：【裁判要旨】工程为未完工程，工程各施工阶段的施工难易程度、施工成本、所获得利润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可按照已完工程造价与合同约定工程款总额的占比酌定让利系数。
【裁判摘要１】关于工程价款结算的让利系数。盛仁公司主张对于新兴公司的已完工程价款，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的让利系数下浮13.6%计算。虽然盛仁公司与新兴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按审核后下浮13.6%确定，但该让利系数适用的前提是新兴公司依约将施工范围内的工程全部施工完毕，工程款整体下浮13.6%。鉴于案涉工程为未完工程，且工程各施工阶段的施工难易程度、施工成本、所获利润等均存在较大差异，一审法院依据新兴公司的实际施工进度及本案的具体情况，按照已完工程造价与合同约定工程款总额的占比，酌定让利系数为3.52%，符合实际，并无不妥。
【裁判规则】发承包双方均有违约，基于公平原则，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遭受的相关损失应由各自承担。
【要旨】鉴定费负担可参照诉讼费的负担办法以及各方当事人对于导致鉴定存在的过错程度，由人民法院酌定。
【摘要】鉴定费系负有举证责任或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申请具备资质的机构对某项特定内容进行鉴定或评估所支出的费用，虽然性质上与诉讼费存在根本的差异，但费用负担可参照诉讼费的负担办法以及案件各方当事人对于导致鉴定行为的发生所存在的过错程度，由人民法院酌定当事人应负担的具体数额。本案中，新兴公司与盛仁公司对于案涉工程中途停工以及双方未能进行工程价款的最终结算均存在一定的过错，对于由此引发纠纷所产生的60万元鉴定费用，一审法院酌定由新兴公司与盛仁公司各负担30万元并无不当。盛仁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该部分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规则】案涉工程采用BT的合作方式，BT所有权人仅负有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及项目验收合格后的回购义务，没有支付工程款的义务。
【裁判摘要２】公共教育设施建设工程属于不宜折价、拍卖情形——新兴公司能否对案涉工程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规定，
摘要2：（续）工程承包人或实际施工人对其所建造工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依法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但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工程不能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的客体。本案所涉工程系滁州城市学院的校舍工程，性质上属于公共教育设施，系不宜进行折价或拍卖的工程范围，新兴公司主张对案涉工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35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75号
【裁判摘要】关于监理加盖印章并签字，建设单位未予确认的工程签证能否采信问题。《BT协议》当事人未约定工程签证必须加盖建设单位印章才能作为计算工程量的依据。监理单位具有确认工程中发生的停窝工损失、增加的施工项目等职能，其在兴润淄博分公司提交的工程签证加盖印章并签字，即认可工程签证记载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其主张监理确认的签证不应采信，依据不足。......原判决将争议签证造价计入工程总造价，并无不当。
【提示】分公司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摘要】关于兴润淄博分公司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BT协议》首部虽然列兴润公司为项目承办人，但合同尾部项目承办人加盖兴润淄博分公司印章，兴润淄博分公司应为《BT协议》当事人。......兴润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兴润淄博分公司办理日照市热力管网的合同签订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具体事宜，能够证明兴润公司允许兴润淄博分公司承揽案涉项目，并不足以认定兴润淄博分公司签订案涉《BT协议》系代理兴润公司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兴润淄博分公司系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具有民事诉讼当事人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原判决认定兴润淄博分公司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474号
摘要1：摘要: 随着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蓬勃发展，PPP纠纷亦随之增多。由于缺乏专门的PPP立法，现有的PPP规定层级不高，导致PPP运行中法律风险较大。本文选取600件涉PPP、BOT、BT的裁判文书，分析PPP纠纷主要特点，预判PPP纠纷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从司法、立法、执法等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致力于实现PPP发展的现代化。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辖终7号
【裁判要旨】合同内容中包括了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基本要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文义范围，据此认为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由案涉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裁判摘要】2012年12月17日，大卫公司作为业主方、普天公司作为项目建设方、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咨询方共同签订了《仙居新区“大卫世纪城”能源中心项目能源管理建设合同》，就仙居新区“大卫世纪城”能源中心项目建设总包事宜达成协议，约定普天公司负责对整个项目以BT方式分期进行投资建设，大卫公司同意以总金额97256万元在7年内分次回购，在协议期未结束前以及大卫公司未完全履行本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前，项目工程涉及的全部土地、土建、设施、设备相关的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均归普天公司所有，同时约定了普天公司的验收、交付、修复等义务。在该份合同项下，大卫公司作为发包方、普天公司作为承包方又签署一系列的《专业总承包工程合同》，对各工程的具体内容、承包方式、合同价款、合同工期、工程款支付进度及支付方式、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竣工结算、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基于上述协议，普天公司作为发包方又与案外人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专业分包工程合同》，并由普天公司向分包商支付工程款并开具工程款发票。前述合同内容中包括了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造价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基本要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文义范围。原审据此认为本案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由案涉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并根据级别管辖的要求将本案移送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解读1】以BT方式分期进行投资建设的纠纷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专属管辖。
【解读2】BT 项目，是指项目发起人与投资人约定，由投资者负责项目的融资、建设并在规定时限内将竣工后的项目移交给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根据事先签订的回购协议分期向投资者支付项目总投资及确定的回报。
摘要1：解读：以BT方式分期进行投资建设的纠纷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专属管辖。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135号
【裁判摘要】金汇公司上诉主张阜康产业园与金汇公司、临汾市政公司订立的涉案“BT合同”不应认定无效。案涉合同约定的BT模式虽然在形式上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由社会资本垫资施工，但合同实质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因此一审判决认为阜康产业园与金汇公司、临汾市政公司订立的“BT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是正确的。
摘要2：【解读】合同约定的ＢＴ模式虽然在形式上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由社会资本垫资施工，但合同实质仍然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718号
【裁判摘要】因为《投资建设合同》约定开发总公司授权华丰建设公司作为投资方按其要求进行融资、建设，项目验收合格后移交给开发总公司，并由开发总公司支付项目总投资加上合理回报，性质上应属于BT合同，系无名合同，双方之间并非发包与承包关系。该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审判决认定合法有效，与认定褚某某与华丰建设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并不矛盾。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65号
【裁判摘要１】投标人少于３个，招标人未依法重新招标，招投标活动存在程序瑕疵但并不导致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投标地点。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签收保存，不得开启。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法重新招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中标无效情形并不包括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故一审判决认定该程序性瑕疵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且不能采取补救措施予以纠正的，招标、投标、中标无效，应当依法重新招标或者评标”。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招投标各方采取了不当排除他人投标的情形，亦没有潜在的投标人对招投标活动提出异议，难以认定仅有中冶公司、建科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投标即构成“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故中冶公司依据上述条文规定主张《BT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因此，中冶公司提出案涉《BT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必须招投标的工程项目仅进行招商是否合同无效?｜发包人发布《招商公告》虽名为招商活动但实质上属于招投标活动，招标程序瑕疵未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中标有效——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据此，公开招标本质特征是招标人对外发布公告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本案中，环湾公司虽然发布的是《招商公告》，但该公告发布对象是不特定社会公众，且公告列明的投资人可以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不特定法人。因此，虽然《招商公告》载明的最低投标人数、投标期限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不一致，构成招标程序瑕疵，但该《招商公告》仍然符合上述公开招标的本质特征，案涉《BT合同》仍属通过招标程序签订的合同。故中冶公司提出案涉《BT合同》因未履行招标程序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３】联合体成员之间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对内部关系作出进一步明确约定依法有效——案涉《BT合同》约定，中冶公司承担项目总承包施工责任，建科公司承担项目融资责任。建科公司作为承担项目融资责任一方，其负有在施工过程中向中冶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故《BT合同》不仅明确中冶公司与建科公司系联合体成员关系，还对联合体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2012年12月26日，建科公司与中冶公司签订《施工承包合同》是联合体双方在《BT合同》约定的基础上，对于其内部关系作出进一步明确约定。建科公司与中冶公司又签订《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增加工程量。中冶公司与建科公司之间的联合体成员关系并不排斥双方根据需要在联合体内部约定成立施工合同关系。建科公司依据《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已向中冶公司支付362228044元工程款，也即《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已得到实际履行。中冶公司上诉认为案涉《施工承包合同》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提出《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应属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４】发包人以非正式方式发布公开招标，招投标活动中出现的招标程序瑕疵对中标结果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视为已履行了招标程序，中标有效，不影响施工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据此，公开招标本质特征是招标人对外发布公告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本案中，环湾公司虽然发布的是《招商公告》，但该公告发布对象是不特定社会公众，且公告列明的投资人可以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不特定法人。因此，虽然《招商公告》载明的最低投标人数、投标期限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不一致，构成招标程序瑕疵，但该《招商公告》仍然符合上述公开招标的本质特征，案涉《BT合同》仍属通过招标程序签订的合同。故中冶公司提出案涉《BT合同》因未履行招标程序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1211号
【裁判摘要】（１）可以合并审理的诉讼应“基于同一事实”发生，所依据的事实关系或者法律关系应具有一致性或者重叠性；（２）不属于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不应当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根据该规定，可以合并审理的诉讼应“基于同一事实”发生，所依据的事实关系或者法律关系应具有一致性或者重叠性。国金公司根据其与太平洋公司签订的三份《合作协议》、三江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提起诉讼，要求太平洋公司与三江公司共同支付居间报酬及资金占用费。三份《合作协议》分别约定了国金公司为太平洋公司与耿马县人民政府、云县人民政府、姚安县人民政府对接洽谈BT项目提供全面协调服务，虽然合同主体相同，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但所约定的居间服务地域不同、协调的相对人不同、标的内容不同，《承诺书》也未对居间报酬总额作出明确承诺，因国金公司认可与太平洋公司没有对居间报酬进行统一结算，国金公司是否为太平洋公司与耿马县人民政府、云县人民政府、姚安县人民政府签订合同履行了居间协调义务以及所完成的工作量和对应的居间报酬等基本事实，宜分别追加上述三县人民政府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予以查明。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两便原则，结合当事人行使诉权和抗辩的具体情况，从有利于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等角度，认为本案应分案审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862号
【裁判摘要1】发包方项目部发出《通知》明确工程价款以审计单位审计的结果为准有效——2015年12月5日，五一公司贵州独山项目经理部向黄某某发出的《通知》主要载明两项内容：一是“根据审计工作需要，建设单位要求尽快提交给审计单位审计资料的《通知单》已发给你方，请及时将资料提交。"二是“你方承包的已完工程，在2014年6月提交给独山项目经理部的师院一期场平土石方及附属工程、医专一期场平土石方及附属工程、山塘安置区一期场平土石方及附属工程，按照《建设独山大学城BT框架协议》及与建设单位签证的人工费、材料费和相关配套文件编制的《结算书》总价款的确认，以审计单位审计的结果为准。"前述第一项内容与2015年12月3日《通知单》相互印证。第二项内容明确了黄某某已完成的案涉工程及总价款的确认方式。该通知的发出者系五一公司，加盖五一公司贵州独山项目经理部印章，接收者是黄某某，应当认定是五一公司关于工程结算总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黄某某实际履行了配合审计等工作，认可《通知单》载明的工程总价款结算方式。
【裁判摘要2】2014年11月27日黄某某出具的《欠条》记载：“今欠到刘某人民币692万元正，该借款按月利率2.5%计算，按月支付利息。"“此欠款在今后独山大学城工程款拨付时还未归还，在拨付的工程款中先期扣付该欠款本息。” 本院认为，该《欠条》记载的是黄某某与刘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五一公司在该欠条中既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还款义务。当事人均认可刘某系五一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但不能据此推定黄某某向刘某作出的意思表示对五一公司产生法律效力。黄某某在《欠条》中允诺：“此欠款在今后独山大学城工程款拨付时还未归还，在拨付的工程款中先期扣付该欠款本息”，是黄某某对还款资金来源的意思表示，五一公司主张该语句系黄某某向五一公司作出的委托付款意思表示，超出其可能的文义范围，黄某某在本案诉讼中对该主张也不予认可。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最高法民终1119号
摘要1：解读：根据《民法典》第７９３条第１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１）只要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以国家标准为依据而非以合同约定标准为依据），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就应当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２）实际施工人所完成的建设工程达到国家标准但未达到合同约定的较高标准，实际施工人所获得的工程价款相对于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应相应减少。
解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但竣工验收不合格，应当依照违约责任处理，而不再参照无效合同且竣工验收不合格规定处理。
【注释１】《民法典》第793条强调的是验收而非竣工验收。
【注解２】《民法典》无效合同工程价款采用参照无效合同约定折价补偿之规定｜（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已废止】第２条（删除）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即参照无效合同支付工程价款；（２）《民法典》第７９３条第１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即参照无效合同约定折价补偿。
【理解与适用】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规定发包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前提条件是“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但从本条规定的精神看，只要建设工程质量合格，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就应当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而且此处所说的质量合格应当以国家标准为依据，而非以合同约定的标准为依据。如果转包合同或者违法分包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实际施工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较高的标准，但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仍应当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价款。但是，转包合同或者违法分包合同所约定的工程价款是以建设工程达到合同约定的较高的标准为对价。如果实际施工人所完成的建设工程未达到这一标准，其所能获得的工程价款相对于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应相应减少。——《最高人民法院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Ｐ４５３－４５４
摘要2：【注解１】根据《民法典》第７９３条规定，施工合同无效但对于施工合同中约定的税金（税金属于工程价款组成部分）条款仍具有参照适用的效力。
【注解２】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参照合同约定”应包括与工程价款结算相关联事项——（１）无效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付款时间、利息、下浮率、工期等事项也应属于价格条款的组成部分，仍应在进行工程折价款结算时参照适用；（２）但不包括违约条款在内。
【注解３】经修复仍未质量合格的工程价款不予支付。
【注解４】合同无效时，“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主要指参照合同有关工程款计价方法和计算标准，不包含支付条件。——参考案例：（2013）民一终字第93号
【注解５】（１）无效合同“参照合同约定”仅限于合同中对工程价款计算标准的约定；（２）无效合同付款条件条款也应认定为无效。——参考案例：福建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案例三——建工合同无效情形下付款条件有效与否的认定
【注解６】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的范围仅限于工程价款而不包括违约金。——参考案例：(2018)最高法民终96号
【注解７】（１）无效施工合同“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中的“合同约定”主要指与工程价款数额有关的约定（工程款计价方法、计价标准等）；（２）关于工程价款支付条件的约定不属于可以参照适用的合同约定。——参考案例：(2019)最高法民终1852号
→【备注】施工合同无效不能参照合同中结算支付条件的约定（施工合同无效，约定的支付条件也无效）。
【注解８】无效合同按照司法解释规定起算利息。——参考案例：(2017)最高法民终17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83号
【裁判摘要】通过内部承包形式达到借用资质目的的实际施工人有权参照《建工解释》第４３条规定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本案中，永存建筑公司与冷×、蒋××、黄×签订的《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约定，由冷×、蒋××和黄×采取包工包料的承包方式对涪江二桥景观工程进行建设，永存建筑公司按工程项目结算造价的0.5%收取管理费。前述约定的实质是冷×、蒋××和黄×通过内部承包形式来达到借用施工资质的目的，依据《建工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应当认定《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无效。永存建筑公司对冷×、蒋××、黄×实际完成了《BT合同》约定的工程项目没有异议，冷×、蒋××和黄×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建工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参照上述规定，合川城投公司应当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冷×、蒋××和黄×承担责任。合川城投公司关于冷×、蒋××和黄×起诉合川城投公司没有法律依据、应当向永存建筑公司主张权利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BT合同》尽管有关于投融资的内容，但不能改变该合同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根本属性，合川城投公司关于本案案由错误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采取BT模式实施的大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属于必须招标范围——案涉“一湖、两桥、四路”工程属于通许县政府投资建设的大型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虽然采取BT模式实施，但不改变其大型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性质，原审法院由此认定案涉工程属于上述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并无不当。在涉及使用国有资金进行大型市政基础工程建设的情况下，即便存在相关市场竞争不够充分的情形，也须采取与工程项目建设相适应的缔约机制或履行相应的监管程序，否则难以保障项目建设正当合规的程序要求。浙商公司以签订其时社会认知不足、政策规范缺乏、市场竞争不充分为由主张案涉工程项目不属必须招标的范围，理据不足。案涉BT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先由中希投资公司或浙商公司投资建设，工程建设完成后再由政府回购，项目建设资金最终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BT合同虽有政府借以实现融资的目的，但仅此既不足以改变案涉工程作为大型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性质，也不构成免于履行招标程序的充分理由。浙商公司以案涉《BT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内容属于政府融资行为为由主张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错误，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裁判摘要2】法院在庭审辩论结束后又接受原告补充的证据并同意就其调整后的诉求进行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诉辩对抗情况，对其所主张事由或请求适当调整并补充相应证据的情况并不鲜见。一般来讲，只要没有实质上超出之前诉请主张的范围，人民法院可以适时安排对质答辩等审理活动，以便查明事实作出裁判。所以，即便之前已经进行过庭审辩论，原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同意接受浙商公司补充的证据并就其调整后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亦不违反法律规定。
摘要2：【裁判摘要３】在案涉合同业已无效的情况下，浙商公司主张参照合同约定的5倍银行贷款利息，判令通许县政府按13.1%/年继续计付前述各项欠款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债权债务已经转移，原债务人并非协议义务人——本案中，唐山中院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于2013年5月3日、5月16日分别向文投公司送达该院(2013)唐民初字第861号、第134号民事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分别查封华宸公司在文投公司应得工程款1500万元、2200万元，未经唐山中院允许，所查封的工程款不得向华宸公司支付。显然，此系针对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采取的冻结措施，在执行法院对到期债权采取冻结措施后，该第三人不得对被执行人进行清偿。但是，既然是对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冻结，其前提是被执行人享有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且冻结措施的对象只能是对被执行人负有到期债务的该第三人。而根据查明事实，文投公司与华宸公司虽然签订有两份BT投资建设合同，曾经有过债权债务关系，但在2011年5月6日，文投公司、华宸公司、南湖公司即已签订了《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由南湖公司概括承受文投公司在前述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因此，自该合同签订生效之后，文投公司与华宸公司之间已经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华宸公司对文投公司不再享有债权。故唐山中院在2013年5月3日、5月16日查封华宸公司在文投公司应得工程款1500万元、2200万元的事实前提已经不复存在，该院对文投公司采取冻结到期债权的执行措施属于对象错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此情况下，冻结到期债权的义务主体是南湖公司，该公司违反冻结义务而擅自支付的，则应由该公司承担追回责任。至于该公司与文投公司之间存在母子公司关系，其支付相应款项可能需要经过母公司文投公司审批等内部股权架构及管理权限设置等情况，都不能改变南湖公司是冻结到期债权的义务主体这一法律事实，因此，如果南湖公司违反执行裁定擅自支付工程款，承担追回责任的只能是南湖公司，而不能是母公司文投公司。这与如果南湖公司应承担追回责任，不能由南湖公司内部的审批人员承担追回责任的法理类似。当然，如果文投公司作为母公司，存在其他故意不协助法院执行情形，构成妨碍执行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但在本案中，不得以母子公司之间存在资金审核关系为由，要求文投公司承担追回南湖公司擅自支付款项的责任。综上，文投公司与被执行人华宸公司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不是本案到期债权冻结措施的义务主体，对其采取到期债权冻结措施错误。如果南湖公司存在违反执行裁定而擅自支付冻结债权款项的情况，
摘要2：（续）应由南湖公司承担相应的追回责任，而不应由文投公司承担。故，文投公司的申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两个以上不同施工资质等级的单位实行联合共同承包应当按照资质等级低的单位的业务许可范围承包工程，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联合体成员借用其他具备施工资质的联合体成员的名义进行施工的施工合同无效——作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投资方和施工方，力大公司应当具备相应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与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并由具备资质的企业实际施工。力大公司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建安公司作为联合投标体，虽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但并未实际组织施工，仅以出借资质的方式收取管理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及本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案涉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
【裁判摘要２】（１）招标前后签订合同基本一致构成实质性谈判并影响中标结果合同无效；（２）未招标而导致合同无效发包人承担主要责任——麻江县人民政府与力大公司于2011年12月7日签订《麻江县城至白秧坪公路工程碧波至白秧坪标段建设项目建设-移交（BT）合同书》，并于2012年3月22日签订补充协议，明确了双方对于投资建设案涉公路的权利义务。2012年4月，麻江县人民政府对外发布招标公告。力大公司于2012年5月29日发出投标文件。2012年6月2日，麻江县人民政府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在次日根据中标结果，双方订立《麻江县城至白秧坪公路（K5+000.000至K10+927.584第二标段）道路工程项目建设-移交（BT）合同书》。该合同内容与此前双方所签合同、补充协议的内容基本一致。双方在签订了中标合同后，又于2012年6月5日签订补充合同书，再次明确，中标合同与之前所签的合同互为补充，如有冲突，以原签订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为准。以上协议签订的时间及内容证明，招投标双方在招投标前已进行了实质性谈判并影响中标结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及本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案涉合同均应认定为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合同无效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案涉合同的招标人，麻江县人民政府因未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规定，公开、公平、公正地确定中标人，在招投标前自行与力大公司进行实质性谈判，
摘要2：（续）并签订协议，对案涉合同无效存在重大过错，负主要责任。合同变更主体后，凯里市人民政府作为概括承受案涉合同权利义务的一方，应当承担麻江县人民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力大公司作为案涉合同订约一方，因借用未实际组织施工的建安公司资质，对案涉合同无效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摘要1：解读：（１）无效合同对工程款支付期限有约定——应以合同约定的支付工程款时间作为利息的起算时间；（２）无效合同对工程款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分别从建设工程实际交付之日、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以及当事人起算之日作为应当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时间；（３）无效合同双方爱合同之外另行订立结算协议或发包人出具承诺书重新确定支付工程款的时间及利息标准——结算协议或承诺书效力独立于无效的施工合同，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可作为认定工程款利息计算标准及起算时间的依据。
【注解１】（１）施工合同无效，在履行合同中形成的补充协议并不当然无效，承包方有权请求参照补充协议约定支付工程款及其利息。——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97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35号；（２）无效合同不能依照双方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损失，应当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支付利息。——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94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33号；（３）施工合同无效，利息约定亦无效，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58号
【备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参照无效合同约定计付利息还是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对当事人差别很大。
【注解２】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自实际占有建设工程之日起支付工程款。——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655号
摘要2：【注解３】工程价款利息性质为法定孳息，合同无效仍应支付欠款利息，无效合同施工方可主张工程价款利息。——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947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275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4号
【注解４】（１）合同无效违约金不予支持，欠付工程款利息可另行主张。——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21号；（２）合同无效违约金不予支持，可直接判决发包人承担工程款欠款利息损失。——参考案例：《某化工与甲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法院民一庭意见）
【注解５】垫资利息和工程款利息不因施工合同无效而无效。——参考案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民终1526号
【注解６】ＢＴ合同无效，参照合同约定计算回购款及回购期利息，无效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不再适用而按照法定利率标准计算回购期利息。——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507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背靠背”条款系当事人之间对工程款附条件支付的有效约定，形式上属于附条件的合同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２）“背靠背”支付条款的适用应以承包方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为前提条件，如存在拖延结算、怠于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等情形，其怠于办理结算的行为应视为以不作为的形式阻止履行条件的成就，那么依法应视为付款条件已成就，不得对抗付款请求——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中，承包人与分包人在合同中约定“按照业主支付进度付款”“以收到建设单位工程款为向分包人支付工程款的前提”等条款，是指将建设单位（业主）向承包方支付工程款作为承包方向分包方支付工程款之条件，通常又称“背靠背”条款，系分包合同当事人之间对工程款附条件支付的有效约定，形式上属于附条件的合同条款，对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本案中，上诉人上海城建公司承接南昌朝阳大桥工程，其对部分施工任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分包，招标文件的商务标条款中已经明确业主拨款作为工程款支付条件，被上诉人武船重工公司对于该条件所对应的风险，在投标时就早已知晓。在签订分包合同时，其作为长期从事建设工程领域的企业对于合同中约定的“背靠背条款”十分熟悉，武船重工公司可以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对合同价款支付风险负担作出理性判断，有是否接受该条款的选择权，其签约行为就是接受风险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上海城建公司与被上诉人武船重工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专业分包合同》第一部分协议书、第二部分通用条款、第三部分专用条款中关于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上诉人上海城建公司主张工程款支付条款是附条件付款约定的理由成立，被上诉人武船重工公司关于分包合同中业主拨付工程款这一支付条件是与本案的BT合同及总承包合同相违背，该条款无效，应当视为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的答辩意见与事实、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在案涉分包合同约定了付款条件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武船重工公司主张上诉人上海城建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上诉人能否以付款条件未成就予以抗辩。在分包合同中，承包方的主合同义务为给付工程款，分包方的主合同义务为工程施工，主合同权利为收取相应工程款。合同权利的实现有待于合同义务的履行，
摘要2：（续）既然“背靠背”条款赋予承包方以发包方（业主）向其付款作为其向分包方付款的条件，则承包方便负有积极向发包方（业主）主张工程款之义务，以确保分包方主合同权利得以实现。这也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分包合同“背靠背”支付条款中的具体体现，该支付条款的适用应以承包方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为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上海城建公司负有积极向发包人（业主）主张工程款的义务，以确保其与被上诉人武船重工公司的“背靠背”支付条款得以履行，这也是对其行使抗辩权的法律限制。上海城建公司对于其与发包人之间的结算情况以及履行积极向发包人主张支付工程款义务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如存在拖延结算、怠于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等情形，其怠于办理结算的行为应视为以不作为的形式阻止履行条件的成就，那么依法应视为付款条件已成就，不得对抗被上诉人武船重工公司的付款请求。．．．．．．2019年11月审计单位对包含案涉工程的主桥及主桥附属工程结算总造价已经审定，同年12月31日南昌市财政局也确定了朝阳大桥工程项目结算评审金额。结合上诉人上海城建公司与发包人江西晟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南昌朝阳大桥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中“……承包人提交竣工资料、工程竣工验收完成，且结算审定完成后的30个工作日内，发包人支付至该工程结算审定价的95%。……”的约定，上诉人与发包人工程款结算支付的条件已经具备，但上诉人上海城建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工程项目结算金额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其采取积极的、必要的措施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事实。因此，上诉人上海城建公司在工程审价审定后怠于主张工程款的行为实际阻碍给付被上诉人武船重工公司工程款条件的成就，现又以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为由拒绝支付工程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关于付款条件不成就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其应向被上诉人武船重工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并从项目结算工程款金额确定之日起即2019年12月31日起支付欠付工程款的利息。
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必须招投标而未经招投标程序签订的BT合同无效；（２）ＢＴ合同无效参照合同约定计算回购款及回购期利息，无效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不再适用而按照法定利率标准计算回购期利息——案涉公路改建项目属政府投资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查、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案涉项目必须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施工主体，但根据本案事实，案涉项目未经招投标程序即签订了施工合同，故原审判决认定案涉BT合同无效，并无不当。关于回购期利息问题。案涉项目系BT工程，湄潭县交通局回购工程按期支付相应款项属于支付工程款，BT合同约定了三个回购期及按期支付回购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审判决参照合同约定计算回购款及回购期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因BT合同无效，该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不再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规定，原审判决按照法定利率标准计算回购期利息，亦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政府及其部门处于行政管理职责出具的相关函件不具债务加入的担保意思不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湄潭县政府和湄潭县财政局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BT合同系由湄潭县交通局与贵安公司签订，工程发包人系湄潭县交通局，应由其承担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支付责任。湄潭县政府与湄潭县财政局出于行政管理职责出具的相关函件，不具有债务加入和担保的意思表示，贵安公司主张湄潭县政府与湄潭县财政局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属于必须招标的ＢＴ项目以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工程施工方而签订的ＢＴ施工合同无效——农科公司主张案涉九份《BT融资建设合同》有效，其应当举证证明该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案涉工程使用的是国有资金融资建设，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应当依法重新招标。重新招标后投标人仍少于三个的，属于必须审批的工程建设项目，报经审批部门批准后可以不再进行招标；其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可自行决定不再进行招标。农科公司以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南通三建为工程施工方，其所举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招标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此，二审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农科公司提及的本院（2020）最高法民终165号案件的案情与本案案情并不完全一致，此案的判决内容不足以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二审认定案涉九份《BT融资建设合同》为无效合同，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BT项目是一种集融资、施工和移交为一体的项目投资模式——BT项目是一种集融资、施工和移交为一体的项目投资模式，多用于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建设。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是BT项目发起人，建设方往往是集投资与施工为一体，也有投资方与施工企业分离形成合作关系，建设方通过自由资金或对外融资依约完成建造项目，并由政府或政府平台公司回购该项目。本案《BT主体合同》的当事人为滇池管委会和世纪华丰公司，世纪华丰公司为投资方，其又与华丰建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而使华丰建设公司成为项目总承包方。鉴于华丰世纪公司为华丰建设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公司存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混同情形，故案涉BT项目的建设方可认定为华丰世纪公司和华丰建设公司。苏林公司为BT项目景观绿化工程分包人，其合同相对方应为建设方或总承包方。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ＢＴ项目投资方承担向实际施工人最终付款责任——原审判决认为应当由投资公司向中业公司支付工程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是否有误的问题。BT模式下，投资建设方为建设施工合同中的发包人，理由在于投资建设方在整个建设工程项目中，承担投融资、项目管理、工程建设等多重角色，实际承担业主的职能，故实际施工人可要求其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本案系BT项目，是由投资公司作为案涉工程进行投资建设，在工程建设完成后，享有请求回购、资金占用费等投资利益。此外，案涉《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有“本工程价款应当由丙方(生态公司)代甲方(投资公司)支付给乙方(中业公司)”的约定，生态公司只是代为支付，投资公司仍然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并无不当。投资公司的该项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必须进行招标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未经招投标程序签订合同并施工，施工合同无效——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五台工业园管委会与道遂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采取投资-建设（BT）方式实施五台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道遂公司投资建设案涉工程，五台工业园管委会分期偿还投资款及回报，并就工程预决算、工期、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同时约定“本协议只为框架协议，未尽事宜在后续补签的工程合同或相关协议中进一步予以明确，由双方协商确定。"道遂公司依据《协议书》对案涉工程进行了施工，之后，各方又就各部分工程签订了六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据此，六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对《协议书》未尽事宜的进一步明确。综合评判本案《协议书》内容及后续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的性质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五台工业园管委会与道遂公司之间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依据充分，并无不当。道遂公司主张与五台工业园管委会之间还存在投资合同法律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涉工程系政府投资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属于《招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五台工业园管委会未经招投标程序，与道遂公司就案涉工程进行实质性谈判签订《协议书》并开展施工，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建工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为无效合同并无不当，道遂公司主张《协议书》为有效合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五台工业园管委会在各部分工程施工完毕或施工过程中，又通过招投标方式与道遂公司及鑫磊公司签订了六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亦因违反《招投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五条规定，中标应属无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076号
摘要1：【裁判摘要】政府在ＰＰＰ项目中授权相对方以特许经营权属于行政协议——二十二冶公司以其与阜南县政府签订的被诉协议缺乏法律、法规、规章依据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应围绕被诉协议是否存在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是否存在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无效情形等进行审查。而民事法律规范认定无效的条款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二审法院根据上述规定对被诉协议进行了全面审查，本院不再赘述。二十二冶公司提出的被诉协议实为“建设-移交"的BT模式等主张，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导致被诉协议无效。因此，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二十二冶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皖行终1092号
【摘要】本案中，阜南县政府与二十二冶公司签订的《阜南县内外环路网建设工程PPP项目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移交等内容，并不存在“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以及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且涉案PPP项目协议阜南县政府系基于公共利益而签订，二十二冶公司系通过竞争性磋商中标该项目而签订，双方完全系自愿签订，也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该协议亦不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二十二冶公司主张涉案PPP项目协议无效，其主要理由是认为该协议内容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法定情形。其在一审起诉状中认为涉案项目名为BOT模式，但实质是BT模式，完全由政府付费，没有经营的内容，被诉行政协议约定的PPP项目属于财政部办公厅财办金[2017]92号《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规定的清退出项目库的情形，据此主张协议无效。对此本院认为，该PPP项目库仅是财政部设立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一种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是为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运作、防止PPP异化、遏制隐性债务风险增量的一种信息管理手段，即系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的一种方式，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PPP项目协议约定的PPP项目即使属于应清退出项目库的情形，亦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法定情形，故二十二冶公司一审起诉时主张涉案PPP项目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招商公告》符合公开招标的本质特征，属通过招标程序签订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开招标，是指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据此，公开招标本质特征是招标人对外发布公告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本案中，环湾公司虽然发布的是《招商公告》，但该公告发布对象是不特定社会公众，且公告列明的投资人可以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不特定法人。因此，虽然《招商公告》载明的最低投标人数、投标期限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不一致，构成招标程序瑕疵，但该《招商公告》仍然符合上述公开招标的本质特征，案涉《BT合同》仍属通过招标程序签订的合同。故中冶公司提出案涉《BT合同》因未履行招标程序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２】投标人少于３人的中标合同不因此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投标地点。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签收保存，不得开启。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法重新招标”。《招商公告》载明的提交投资文件期间内，仅有中冶公司与建科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投标。环湾公司通知联合体中标，并与其订立案涉《BT合同》。中冶公司主张招投标活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而案涉《BT合同》应属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进一步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中标无效情形并不包括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故一审判决认定该程序性瑕疵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的会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联合体成员关系并不排斥其在联合体内部约定成立施工合同关系——关于案涉《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效力｜中冶公司上诉称案涉《施工承包合同》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案涉《BT合同》约定，中冶公司承担项目总承包施工责任，建科公司承担项目融资责任。建科公司作为承担项目融资责任一方，其负有在施工过程中向中冶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
摘要2：（续）故《BT合同》不仅明确中冶公司与建科公司系联合体成员关系，还对联合体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2012年12月26日，建科公司与中冶公司签订《施工承包合同》是联合体双方在《BT合同》约定的基础上，对于其内部关系作出进一步明确约定。建科公司与中冶公司又签订《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增加工程量。中冶公司与建科公司之间的联合体成员关系并不排斥双方根据需要在联合体内部约定成立施工合同关系。建科公司依据《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已向中冶公司支付362228044元工程款，也即《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已得到实际履行。中冶公司上诉认为案涉《施工承包合同》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提出《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应属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冶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第一项及第二项即是要求确认案涉《BT合同》《施工承包合同》《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合同均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直接对中冶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即可，没有向中冶公司进行释明的必要。且中冶公司上诉时仍然坚持主张上述合同无效。故一审法院未就合同效力的认定向中冶公司进行释明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无论有无劳动合同关系，实际施工人与承包方建立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关于吴××、谢××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以及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宏大公司与吴××签订的施工责任合同约定乙方处为：蓄集峡水利枢纽建前项目部（负责人：吴××），落款处吴××签字，约定了宏大公司将案涉工程交由乙方施工，约定了工程款计价方式及支付方式，2014年宏大公司与吴××、谢××再次签订施工责任合同，约定吴××、谢××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约定了施工范围、工程价款、违约责任等，双方无异议的吴吴××、谢××作出的《工程项目施工承诺书》《备忘》也可看出二人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工程验收资料及施工资料中均有吴××签字，宏大公司也认可吴××、谢××为蓄集峡水利枢纽建前工程项目部的负责人，认可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后内部承包给了吴××、谢××施工。综上，宏大公司承包“青海省蓄积峡水利枢纽工程建前工程BT建设项目"后，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了吴××、谢××施工，双方为非法转包关系，签订的施工合同无效，吴××、谢××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作为原告主体适格。无论吴××与宏大公司有无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基于案涉工程建立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非法转包的施工法律关系，同时谢××与宏大公司无任何的劳动合同关系，与宏大公司亦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本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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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约定承担转付工程款责任属于附付款条件的约定，案涉工程已经交付且发包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也已届满具备付款条件——关于工程款是否具备付款条件，欠付工程款的数额是多少的问题。鑫中联公司与新开元公司的实施合同约定，新开元公司承担转付工程款的责任，如因政府原因没有及时支付工程款，其负有向政府索要工程款的义务。上述约定属于附付款条件的约定。但是，案涉工程已经交付，且新开元公司与上街城投BT实施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也已届满。新开元公司主张不具备付款条件，明显不合情理，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欠付工程款的数额，各方对工程总价款并无异议，根据各方认可的付款数额，新开元公司欠付工程款的数额为244530501.76-213490000-17150000=13890501.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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