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46号
【裁判摘要】
一、因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出台导致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不能履行，以致一方当事人缔约目的不能实现，该方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及一方当事人缔约目的不能实现均无过错，故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仅判决返还已经支付的价款及相应孳息，对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当事人赔偿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
三、对于一方当事人为履行合同而支付的契税损失，在双方当事人对于案涉合同的解除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可由双方当事人基于公平原则平均分担。
摘要2：
摘要1：解答：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没有依法进行清算，在清算之前处分公司债权债务关系和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不符合公平原则，对其调解处分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四终字第50号
【裁判要旨】所属行政区划变更造成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双方均无过错，应依据公平原则确定损失承担。
【裁判摘要】《协议》第四条第5款约定：“本协议生效后，自项目部分地块详细性规划正式报批之日起一年内，如华航公司仍未取得项目部分地块建设规划许可初审意见或设计要点的，嘉凯城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宝亚公司应在嘉凯城公司提出书面解除协议通知之日起10日内返还嘉凯城公司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并应按照嘉凯城公司已付款项以年利率10%（自正式报批日起算）计算资金使用费补偿给嘉凯城公司。”当事人之间约定该条款，目的是为了保证华航项目地块具有可开发性，嘉凯城公司从宝亚公司受让华航公司股权后可以尽快获得相应审批手续，从而进行项目开发。该条款是赋予嘉凯城公司的权利。．．．．．．至2014年1月27日嘉凯城公司向宝亚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华航公司“仍未取得项目部分地块建设规划许可初审意见或设计要点”，时间已超过一年，符合《协议》第四条第5款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嘉凯城公司有权依据《协议》第四条第5款的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据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月29日宝亚公司收到嘉凯城公司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双方签订的《协议》及《补充协议》即告解除是正确的。宝亚公司关于嘉凯城公司不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在判令宝亚公司向嘉凯城公司返还1.4亿元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判令宝亚公司从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3）民申字第1997号
【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以及国家关于人防工程的有关规定，属于人民防空工程的地下停车场的产权归国家所有，客观上不能分割，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当事人无权要求对该地下停车场面积进行分割。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仅以投资数额确定利润分配比例，当事人未足额出资的，按照当事人的实际投资比例分配利润。”该条适用的前提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投资数额有明确约定，而《联合建房协议书》（以下简称《联建协议》）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并没有对金世纪公司与隆丰公司、宝玉集团的投资数额作出明确约定。因此，二审判决直接适用《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有不妥。但是，本案处理可以参照《土地使用权解释》第二十二条的立法精神。该条之所以规定对未足额出资一方的利润分配比例进行调整，是基于投资是当事人利润分配的基础、权利义务相一致以及公平原则等因素的考虑。本案《联建协议》以及《补充协议》虽未对双方的投资数额作出明确约定，但在确定分配比例时显然是以出资作为计算的依据，其中金世纪公司的义务是提供土地使用权，而隆丰公司、宝玉集团则是负责“整体项目建设开工至竣工所需的全部经费及水、暖、电、气、电视、通讯通邮、道路、绿化、消防、物业管理系统等全部配套费以及工程费等”，并没有约定以其他标准分配利润，并且，根据《联建协议》的约定，隆丰公司、宝玉集团交付给金世纪公司的3000万元款项，也属于投资款的组成部分，金世纪公司在收到上述款项的前提下，相应地增加宝玉集团的应分配比例，该约定可以印证出资系双方确定分配比例的基础。．．．．．．二审判决以隆丰公司、宝玉集团实际投资额占其应完成投资额的比例为依据对《补充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进行调整并无不妥。综上，隆丰公司、宝玉集团关于二审判决违反法律和当事人的约定，对案涉项目权益进行分割，存在明显错误等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１】合作开发房地产约定的出资未全部到位的情况下，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分配而不是按照合同约定比例分配。
【解读２】合作开发房地产只要事实上确定当事人“以投资数额确定利润分配比例”，就可以认定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利润，无需合同明确约定。
【解读３】本案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了利润分配比例，虽然协议在文字表述方面没有明确“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利润”而是约定了一个固定比例，但是该约定的固定比例是按照出资比例得出的，实际蕴含了按照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则。如合作一方出资没有全部到位，法院判决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分配利润而是调整为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利润。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赔申186号
【裁判摘要】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是赔偿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没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损害并非国家公权力行为造成，均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本案中，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再审申请人李某某在中信国安公司北海生态旅游区项目用地范围内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已被另案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是，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虾塘所在地块属于已征收的土地，是中信国安公司依法取得的项目用地，而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其在涉案用地范围内搭建虾塘养殖设施和挖塘养殖经营的相关批准手续，且一审庭审时再审申请人对其虾塘未办理相关手续的事实亦予以认可，因此，银海区政府强制拆除的是再审申请人不具有合法经营使用权的虾塘。再审申请人请求恢复土地原状，没有合法利益可保护，再审申请人主张赔偿涉案虾塘及附属设施的建造费和虾塘三年可获的利润损失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银海区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并未依法对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内的养殖物和相关物品损失进行清点、登记、保全，造成目前无法对再审申请人被拆除的虾塘及附属设施内的合法财产损失准确认定，银海区政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尽管再审申请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合法财产遭受的具体损失情况，但一、二审法院基于公平原则，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再审申请人的经济状况以及银海区政府的违法情节等，酌定银海区政府赔偿再审申请人损失30000元，符合本案实际，合乎情理，且与再审申请人在一、二审时提出赔偿其他损失30000元的主张一致，本院予以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最高法行再68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高新区管委会在强制拆除过程中，本应依法妥善处置并保全证据，以证明其在强制拆除过程中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对苏某某所建违法建筑物中的合法财产已予清空并妥善处理。但高新区管委会未能提供任何相关证据，未尽到举证责任。由于高新区管委会的违法强制拆除，苏积庆仅能提供相关现场照片及财产损失清单，业已穷尽举证手段以证明动产损失的存在，虽然其对于动产损失的具体数额无法举证，基于公平原则，对于案涉动产损失及赔偿数额的确定，应适用上述法律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即由高新区管委会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负相应的赔偿责任。一、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而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在本院庭审中，苏某某主张其所养生猪被驱离房屋，无处安置产生相应损失的事实，高新区管委会亦未提出相反证据。对于苏积庆养殖物及屋内合理物品的损失等相关事实，应当进一步核实后依据证据规则予以确定。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630号
【裁判摘要】以不属于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情形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书》时对协议项下地块区域尚没有取得旧城改造批复的事实属于明知，对该地块上房屋是否能够被征收以及所涉土地能否进行出让处于不确定状态亦属明知，在此情形下双方签订《协议书》，对协议约定地块及房屋因征收及土地出让等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给案涉协议的履行可能带来的风险应该有预见。2016年《安居工程会议纪要》相比2013年《安居工程会议纪要》确定的案涉地块区域范围虽然有所扩大，但因双方签订协议时所涉旧城改造区域尚未确定，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作出征收决定，故应认定2016年该旧城改造区域范围较2013年发生的变化未超出双方应该预见的风险范畴，不符合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情形。物资公司、大连中海公司以此为由主张本案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231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宝士力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于诉争地块上的建筑物、物资等所有权并非宝士力公司所有以及有权拆迁单位亦非宝士力公司是明知的，对于拆迁进度并非宝士力公司能够控制以及诉争地块能否在约定期限内拆迁完毕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应当有所预见，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并未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事由。宝士力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关于拆迁期限的约定，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摘要2：【解读】在签订合同时对于不确定性的风险应当有所预见，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并未发生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728号
【裁判摘要】政策文件并未使合同履行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情势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适用情势变更应具备的条件包括：有情势变更的事实即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如果继续维持合同效力，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本案中，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其内容旨在“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未具体涉及对有关石油企业的政策调整。各被告在诉讼期间提交的《辽宁银监局办公室关于辖区内银行机构建立债权人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主要内容是“为落实银监会关于建立债权人委员会的部署和要求，……确保债权人委员会各成员步调一致…”而制定的，并提出要“切实加强金融债权管理，加大辽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持力度”，亦未提到对相关石油企业的支持措施。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的合同履行中已发生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重大变化”。其次，本案所涉合同为《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律关系为借款及担保法律关系，盛京银行民主支行作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石化物资公司、沈阳中油物资公司、天津钢管公司、上海中油公司作为借款人和担保人，对所借款项偿还贷款本息及承担担保责任，权利义务对等，并不存在明显不公平的情形。因此，本案各被告主张本案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03号
【裁判摘要】天龙公司主张本案发生了南坪东环高架路穿过该地块、政府规划调整、南坪街道办事处搬迁滞后等事由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储备用地”等客观情况，属于“情势变更”情形，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本案中合同无法履行的直接原因是天龙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而天龙公司未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直接原因是其未按时缴纳土地出让金。虽然本案客观上也存在南坪东环高架路穿过该地块、政府规划调整等影响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但并不是合同不能履行的直接和根本原因。上述原因属于合同之外第三人的原因，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不能成为天龙公司的免责事由。因此，天龙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天龙公司与政府之间发生的影响合同履行的事由，应由其与政府另行协商解决，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342号
【裁判摘要】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应由当事人提出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必须严格区分情势的重大变化与正常市场风险，并应由当事人提出请求。煤炭市场不景气以及价格涨跌属于正常商业风险，对此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均应当预见。且刘某某与瑞丰煤矿均未以情势变更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并同时上诉主张本案不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形。故一审法院关于刘某某解除合同的实际原因是因为现在煤炭市场不景气，并非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鉴于刘某某已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双方所签《煤矿治理项目转让协议书》由于情势变更予以解除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165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再字第2号
【裁判摘要】在本案中，鹏伟公司是因为遇到罕见的低水位被迫停止采砂作业，并因而遭受巨额亏损。本案纠纷发生后，九江市、永修县两级政府也曾承认因为受鄱阳湖水位的影响鹏伟公司出现严重亏损。如上所述，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然按照行政主管机关的批复约定年控制采砂量，但所约定的采砂量与合同价款不能形成合理对价，合同双方具有超量采砂的合意。对双方当事人规避行政许可的行为应由相关行政机关予以相应行政处理，而对于鹏伟公司因履行该合同所遭受的损失，由鹏伟公司单方承担也不尽公平。原审判决根据损失共担的公平原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永修县政府、采砂办退还鹏伟公司1079.54万元采砂权出让款，处理结果亦无不妥。
摘要2：
摘要1：【要旨】不应赔偿可得利益损失。B公司、C公司对《项目转让合同》不能履行负有过错，其签订合同时知晓A公司与李某在先签订有《协议书》的事实，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其无权向A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
摘要2：【解读】
（１）首先，B公司、C公司在签订《项目转让合同》时承担着可能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巨大商业风险，其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B公司、C公司在订立《项目转让合同》时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仍坚持订立该合同，其无权向Ａ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这也符合公平原则。
（２）其次，合同法第１１９条第１款规定减损规则。B公司、C公司在明知《项目转让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下，未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或者与Ａ公司商谈解除合同要求返回已支付的项目转让款并赔偿损失，却选择其实请求确认《项目转让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于麦某代表的Ａ公司在不到１０日内达成继续履行合同的《调解协议》，加剧各方纷争。根据减损规则的具体内容，B公司、C公司亦无权向Ａ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
（３）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３０条规定了过失相抵规则可以适用于一般的的合同纠纷：“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B公司、C公司明知《项目转让合同》不能履行仍坚持订立合同，其对合同不能履行负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规则对其主张可得利益诉讼亦不应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2号
【裁判摘要1】被告主张情势变更应提起反诉，否则不属于审理范围——人民法院应否对农行燕郊支行提交的《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进行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合同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前提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明确的请求。本案中，农行燕郊支行虽然提交《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申请书》，主张《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应当变更，但是在2018年3月13日庭审笔录中其已明确表示不作为反诉，而是作为抗辩理由提出，即农行燕郊支行所称的合同变更并未作为诉讼请求提出，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2】债权转让合同中转让的实为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应为有效——根据《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第四条等条款约定，宏成公司转让给思菩兰公司的，为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全部合同权利，即对农行燕郊支行所享有的债权，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性质为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后，思菩兰公司作为受让人，取得宏成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中原享有的合同权利，而不是直接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故宏成公司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实为房地产转让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关于合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作为债权转让合同，转让的实为宏成公司基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对思菩兰公司享有的请求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等债权。对于此债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的双方当事人农行燕郊支行和宏成公司并未约定不得转让，债权的主要内容即案涉土地使用权在性质上也不属于不得转让的权利，已经生效的一审法院（2008）冀民再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也已经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摘要2：（续）书》合法有效，故《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除外情形，亦不具有其他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宏成公司主张《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为高泽成和思菩兰公司恶意串通、应为无效，但在《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签订时，高泽成是宏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宏成公司又确实享有对农行燕郊支行的债权，宏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构成恶意串通，故其有关《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1】办理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行政职权，是否予以登记、多长时间之内办结登记手续，都属于其具体职权事项。故思菩兰公司作为合同权利受让人，可以依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及《合同权利转让合同书》的相关约定请求农行燕郊支行及宏成公司协助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但至于最终能否办理下来、多长时间能够办结，仍需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予以审核。故本案中，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判决将土地使用权办理变更登记至思菩兰公司名下。一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经查看一审卷宗，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组织各方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一审判决书没有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一一列举，属于裁判文书的正常写作方式，不属于程序违法。
【解读１】债权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的、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债权转让受《合同法》调整（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等行为属于物权转让，是所有权权能的分离和处分行为）。
【解读２】当事人提出合同应当解除但不作为诉讼请求而是作为抗辩理由的不予审理。
摘要1：解读：（１）客观上不能履行的合同，当事人应当协商终止或者解除合同；（２）协商不成的，可以起诉或者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合同。
解析：《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５９条关于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时间规定（起诉状副本送达时间或其他时间）——（１）当事人一方依据民法典第５８０条第２款的规定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以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的时间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２）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其他时间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更加符合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的，人民法院可以以该时间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时间，但是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理由。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88号
【裁判摘要】合同终止履行后的“赔偿损失”应以实际损失为主要依据。在桥龙公司还未有效实施该20个高立柱广告牌建设的情形下，其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此外，桥龙公司要实现其主张的2656万元盈利的目标，还存在着诸如广告招商、发布、签约、履约等市场变化因素，难以确定。综合考虑上述情形，本院以“适当补偿桥龙公司的实际损失”为基准，并依据公平原则，酌情确定沿江公司赔偿桥龙公司再审请求2656万元的20%，即531.2万元，以弥补桥龙公司的相应损失。
摘要2：【解读】未能准确计算可得利益时可以酌定赔偿损失。
摘要1：——当事人要求参照合同的特定违约条款追究对方违约责任，应当如何处理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４２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１１－２２０页】
【裁判要旨】当事人就专门事项作出特殊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将其扩大理解为整个合同通用的违约条款。一方当事人主张参照适用该特殊约定追究对方其他违约责任的，不予支持。
【摘要】希科集团提出2200万元违约金主张的理由和依据，是认为应当按照公平原则，比照适用《兼并协议书》第二十一条关于希科集团承担违约责任的合同条款。诚如一审法院所言，《兼并协议书》第二十一条针对的是希科集团在特定违约情形下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由于双方之间就民政集团未办理第15层、16层房屋过户手续承担违约责任问题，没有直接、明确的约定。希科集团一、二审期间也只是指出长达十几年的不过户给其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到底有哪些损失，始终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民政集团关于案涉房屋始终由希科集团实际占有、使用并获取收益，没有过户并未给希科集团造成损失的观点，比较切合实际。而且，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斯亚大厦第15层、16层问题的处理依据，是基于1995年12月的《补充协议》而非《兼并协议书》。因此，在双方当事人没有合同约定、希科集团无法充分举证证明自己的真实受损情况下，希科集团关于参照《兼并协议书》约定判令民政集团支付2200万元违约金的主张，理据不足，一审判决未予支持是正确的。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163号
【提示】当事人就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赔偿利息损失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裁判要旨】债权人依据合同约定既主张违约金又主张利息损失的，人民法院能否一并支持——当事人就违约责任既约定支付违约金又约定赔偿损失的，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对违约金与损失一并主张。故违约方在支付违约金的同时，还应当赔偿逾期利息损失。法院认定债权人主张违约金后又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无合同依据，系事实认定有误。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由此可见，当事人就违约责任既约定支付违约金又约定赔偿损失的，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对违约金与损失一并主张。衡量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应当根据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等其他因素。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主张的违约金不宜超过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三十。
摘要2：【要旨】快递面单上收件人姓氏有误但地址和电话无误且邮件“妥投”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债权人向债务人邮寄催款函的快递面单上所写收件人姓名姓氏有误，但收件人电话无误，地址亦与债务人身份证住址一致，此邮件“妥投”，由门卫收。由于投递员根据邮政快递面单上所书写的收件人联系电话号码和收件人地址有可能联系到收件人，债务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身份证住址另有他人姓名与快递面单所载姓名一致，应认定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58号
【裁判要旨】违约赔偿金针对的是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委托事务的违约情形，与借贷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指向的违约情形不同，不适用民间借贷相关规定。
【裁判摘要】关于违约金，根据《合作合同》第4.2.4条约定，如盛世公司在规定时间的基础上超过3个月仍未完成委托事务，中房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盛世公司赔偿中房公司所支付的所有费用及利息并向中房公司支付违约赔偿金1.4亿元。该条约定的违约赔偿金针对的是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委托事务的违约情形，与借贷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指向的违约情形不同，故不适用民间借贷相关规定，国兴公司关于利息和违约金合计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是鉴于中房公司在本案中遭受的实际损失主要为资金损失，且双方已经约定了对于中房公司已经支付的资金按照每月2%的利率计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做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对违约金数额可按照约定利息的百分之三十酌情予以调整，即以1.4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2%标准，自2012年4月29日（中房公司支付最后一笔资金日期之次日）计至2017年4月28日为5040万元（1.4亿元×0.072×5＝504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偏高，本院对此予以调整。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016号
摘要1：解读：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虽有关于不得调整违约金的约定，但是该约定应以不违反公平原则为限。因此，双方当事人约定违约金不得调整不具有约束力。
解析：《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６４条第３款规定——最当事人仅以合同约定不得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为由主张不予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补充】另有观点认为——合同双方当事人排除适用关于违约金调整条款的约定为有效约定，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相应风险。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82号
【裁判要旨】经营利润确实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可得利益。
【摘要１】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案件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对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民事案由应该紧扣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内容。．．．．．．因此，寇某某以毛家饭店违反《毛家饭店连锁店厨师管理协议》约定为由提起诉讼主张赔偿，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案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且诉讼请求也不一致，原审认定本案属服务合同赔偿法律关系范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２】追求商业利润是毛家饭店与寇某某签订《特许加盟合同书》的目的，双方获得商业利润并承担相应风险是由该合同的性质决定的，双方当事人签订该合同时就应预见。在判断违约方能否或应否预见损害时，并不以违约方所声明的主观预见状态为确定标准，而应根据合同的性质、违约方的经验，以社会一般人的预见能力或行业的一般观念来衡量。就寇某某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而言，违约可得利益的赔偿就是指寇某某本来可以获得的经营利润，经营利润确实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随着市场行情、经济形势、经营好坏和税收政策等多种因素变化而有所起伏，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违约可得利益认定的标准。就本案而言，毛家饭店违约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使寇某某的利润预期无法实现，寇某某客观上存在可得利益损失，这也是毛家饭店所应预见到的。故原审综合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加盟手册上所做的投资回报分析，并参照济宁毛家饭店2008年8月的营业税完税证明，以及寇某某自愿放弃的部分可得利益等，根据公平原则，支持了寇某某的实际可得利益损失139.9万元，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提字第143号
【裁判要旨】可得利益损失的范围应当遵循可预见性规则。
【裁判摘要】可得利益仅是当事人在付出劳动、正常经营情况下可能获得的收入，可以作为判决赔偿的一个参照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可得利益损失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合同约定的总标的额仅1443万元，当事人很难预见到迟延履行会承担上千万元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本案合同金额、履行情况以及国众联评估公司评估报告等，根据公平原则，本院酌情判定南发总厂向新华公司赔偿可得利益损失500万元。综合违约责任和损失赔偿责任，两项合计南发总厂应对新华公司承担543.29万元的责任。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二终字第76号
【裁判要旨】守约方在合同履行某个时期亏损并不能说明其在整个合同履行完毕后都没有可得利益。
【裁判摘要】关于浙东公司要求的可得利益损失问题。浙东公司提交了两份证据：一是柘中公司的财务报表，证明柘中公司利润率为18%；二是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的证明，上面载明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2011年、2012年主营业务利润率分别为13.8%和14.6%。浙东公司主张其与柘中公司属于同一地区的相同行业，其利润率与柘中公司的利润率大体相同，故世方公司应按柘中公司的利润率或行业利润率赔偿可得利益损失。本院认为，浙东公司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企业，与世方公司签订金额为229435651元的合同，按商业常理判断，其本身是有利润预期和追求的，但合同只履行了1368455元，世方公司即违约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使浙东公司的利润预期无法实现，浙东公司客观上存在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浙东公司有权要求世方公司赔偿可得利益损失，世方公司应予赔偿。原审认为浙东公司同时期纳税申报表反映其处于亏损状态，故其不存在可得利益损失，但浙东公司同时期亏损并不能说明其在整个合同履行完毕后都没有可得利益。作为生产加工型企业，前期的成本投入往往较大，利润回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因世方公司刚刚履行合同即违约，致使浙东公司所预期的利润回收无法实现，世方公司应对浙东公司的利润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浙东公司要求以柘中公司的利润率来确定其利润损失，因柘中公司是上市公司，各家公司利润情况并不等同，故不能以柘中公司的利润率来确定浙东公司的利润率。本院综合考虑本案合同金额、履行情况以及当时同类行业利润等，根据公平原则，酌定浙东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为500万元，世方公司应就浙东公司的此部分损失予以赔偿。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173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7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而免责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案中，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其中要求攀钢公司在2013年6月“制定完善攀钢钛白粉厂搬迁、攀钢尾矿库闭库实施方案”。攀钢公司与攀枝花市人民政府签订《2013年环境保护工作目标责任书》的附件6载明，“攀钢钛白粉厂技改搬迁项目”，“2013年6月制定方案并启动实施，2015年2月关停现有老厂”。从上述文件来看，攀枝花市人民政府为实现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总体目标，要求攀钢集团在全市环境综合整治总体目标的前提下，制定企业自身的技改搬迁方案。从目标责任书来看，攀钢公司的攀钢钛白粉厂技改搬迁的实施步骤应当是：一、制定方案；二、方案启动实施；三、关停老厂。其中方案的制定应当包括搬迁选址、搬迁补偿、人员安置、政府补偿等具体问题。上述方案制定的过程需要攀钢公司与政府协商，攀钢公司与合作企业包括攀化公司协商等。攀钢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按目标责任书的要求于2013年6月制定完善了相应的搬迁实施方案，而是于2013年7月1日直接全面关停钛白粉厂，导致双方《合作总协议》事实上终止。这与政府文件、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并不相符，也不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应当认定为攀钢集团单方擅自终止合同。因此攀钢公司关于解除《合作总协议》是因政府行为，属于不可抗力，应免除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关于其免责事由不能成立的认定，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关于是否构成情势变更而免责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攀钢公司没有举证证明继续履行合同会对其显失公平或存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
摘要2：【解读１】政府行为如果不构成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
【解读２】审判实践中，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应当看两个方面：（１）政府行为是否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２）政府行为是否确实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了实质影响。只有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才能认定政府行为构成不可抗力。——《政府行为如果不构成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四川省攀枝花科技有限公司诉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例分析》，载《商事审判指导》（总第47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353号
【裁判摘要】本案二审中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是兴龙公司、赵某、王某某是否应在案涉主债务之外向联储证券公司支付保证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即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能否大于主债务。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虽然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优先适用保证合同的约定，实行意思自治，但因保证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保证责任是主债务的从债务，基于担保从属性的必然要求，保证责任的范围不能大于主债务的范围。当事人约定的保证责任的范围大于主债务的，应当缩减至主债务的范围。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若本案联储证券公司与兴龙公司、赵某、王某某约定的违约金条款可获支持，联储证券公司将从保证人处额外获得从主债务人处不能得到的巨额利益。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由于债权人与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特别约定的违约金只针对保证人，不属于主债务的范围，故保证人承担保证合同约定的责任后将无法向主债务人追偿，这将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因此，原审判决基于担保从属性原则并综合考虑兴龙公司、赵某、王某某就金钰公司应支付的一次性违约金及迟延违约金等已经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对联储证券公司关于兴龙公司、赵某、王某某支付违约金34711215.15元的诉请未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时举证责任倒置
【案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08)豫法行终字第00126号
【裁判要旨】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对因被诉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及损失大小负有举证责任。因被告原因致原告虽能证明受到损害但对赔偿数额无法举证时，基于公平原则，赔偿数额的确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摘要2：
摘要1：【摘要１】综合整治指挥部是城市管理局内设协调机构，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城市管理局应为适格被告——因综合整治指挥部是城市管理局的内设协调机构，且2002年8月21日晚暂扣原告陈×物品行为是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实施的，该局是依法成立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组织，故本案中城市管理局应作为适格的被告，暂扣陈×物品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城市管理局承担。故综合整治指挥部不具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区人民政府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摘要２】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并且应当负担对方当事人因诉讼而支付的直接、合理的费用——城市管理局在一审被判决败诉后，虽然提起上诉，却怠于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未向法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也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在接到第一次开庭传票后，既未申请延期开庭也未提供任何材料且拒不到庭，后也未按要求提供有关不能到庭的正当理由的说明；第二次接到开庭传票后，仍然拒不到庭且不说明任何理由，应视为申请撤诉。由于城市管理局不正当地行使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实际上加重了被上诉人陈某的负担，基于公平原则，城市管理局应当负担陈某因此次诉讼而支付的直接的、合理的费用，即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费用及诉讼参与人两次往返必需的交通费用共计人民币1570元。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冀民终212号
【裁判摘要】新兴公司按照本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8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后，依法取得向耀昌公司追偿权，耀昌公司应当向新兴公司支付代偿款项。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在新兴公司代耀昌公司履行民事责任后，消灭或者部分消灭了耀昌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之间相应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依法免除了耀昌公司按照本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支付部分本金和按年息6.765%上浮50%计算借款利息的相应民事责任，耀昌公司因此受益，故，其应当自新兴公司支付代偿款项之日起，向新兴公司支付代偿款项及利息。．．．．．．关于利息标准问题，新兴公司主张基于代位权理论、债权转让或无因管理关系，利率应按年息6.765%上浮50%计算，但本案中新兴公司并非基于代位权主张权利，亦非债权转让，而是行使追偿权，新兴公司同系本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的民事责任主体，故新兴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基于本院生效民事判决，并非无因管理，而新兴公司与耀昌公司之间亦未约定新兴公司一旦承担民事责任后耀昌公司承担利息的标准，本院依据公平原则，酌定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10号
【裁判摘要】（一）关于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是否及于深圳品牌公司的问题——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主债务停止计息的效力不应及于保证人。理由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受理时起停止计息"，该条是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债权利息如何止付所作的特别规定，但仅规定破产债务人与其债权人之间如何在该程序中计息问题，并未涉及担保人。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当事人之间约定担保就是为了保障在债务人破产等不能完全清偿约定债务情况下，债权人仍可通过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来如期实现约定债权（含类似本案的正常利息）。保证人按照约定的范围和方式承担保证责任，也未超出保证人订立保证合同的预期，亦不违反民法公平原则。深圳品牌公司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主债务停止计息的效力及于保证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川01民终758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案涉违约条款的性质。案涉合同第八条“如20日内不能如数付清款项，甲方（红南桥建材公司）将按1‰按天支付乙方（兴然石粉厂）余款利息。”约定内容系对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进行的约定；案涉合同第十三条“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需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约定内容系对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具体数额的违约金的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案涉违约条款对违约后果的约定在性质上均具有违约金性质。
【裁判摘要２】关于如何确定本案的违约金标准问题。首先，如前所述，案涉违约条款均具有违约金性质，只是适用情形不同而已。案涉合同第八条的适用情形仅限于逾期付款的情形；案涉合同第十三条的适用情形包括逾期付款但不限于逾期付款的其他违约情形。本案中，红南桥建材公司逾期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兴然石粉厂选择适用或一并适用案涉合同的两个违约条款均符合合同约定。但是，一并适用该两条违约条款确已过分高于因违约给兴然石粉厂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数，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对案涉合同的违约金进行了确定，虽然表述为“利息和违约金”有所不当，但所确定的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