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微信聊天截图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当微信聊天记录的双方身份也无法确认，且亦无其他证据能充分印证时，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证据提供方的主张——本案中，聚鑫源用品厂虽主张被诉侵权产品来源于诚×加工厂并提供了诚×加工厂的工商信息，但其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没有原件，且存在“三丰美业”和“温州诚×”两个聊天对象，微信聊天记录的双方身份也无法确认。聚鑫源用品厂虽提供了一张向“温州诚叶”微信转账4050元的截图，但未提供证据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此外，“温州诚叶美发用具厂”开具4050元单据的客户对象为“广州三丰”而非聚鑫源用品厂，且该转账记录数额明显与聚鑫源用品厂上诉状中自述其仅向诚×加工厂进货被诉侵权产品2250元不符。因此，以上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不能证明聚鑫源用品厂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系向诚×加工厂采购，故聚鑫源用品厂的合法来源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判断法人作品和职务作品或特殊职务作品之间区别：（１）法人作品直接创作者的创作空间较小；（２）职务作品往往有较大创作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地图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本案中，涉案作品与31号裁定所涉摄影作品均创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施行前，涉案作品并非随意取材，而是以抗美援朝战争为拍摄题材的特殊时期的摄影作品，因此，对于该类特殊题材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亦可比照适用31号裁定的认定标准，即不能简单依据当事人提交的拍摄者个人摄影集上的署名进行认定，而应根据该类摄影作品创作时的社会背景、创作过程以及当事人的具体行为等予以认定。具体而言，拍摄涉案作品时孟××的身份是原解放军画报社军事记者，虽无在案证据证明其与原解放军画报社对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进行明确约定，涉案作品拍摄时也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但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该类作品特殊的拍摄过程、当事人的具体行为以及意思表示，可以认定孟××拍摄涉案作品系履行单位委派的特殊任务，拍摄器材及拍摄条件均由单位提供，结合解放军报社出具的《复函》内容，该类作品一旦在原解放军画报社所属媒体发表，亦由原解放军画报社承担责任，因此，该类作品的后期编辑、对外发布亦由单位决定，并由单位承担责任，故该类作品应认定为特殊职务作品，孟××仅享有署名权。李××、孟×１、孟×２、孟××１作为孟××的法定继承人，以人民网公司侵犯了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要求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并无相关权利基础，对其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作者与单位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并不应当是成立职务作品的认定｜职务作品中职务的认定可以适当放宽，只要双方存在一方为另一方完成工作任务的协议即可——上诉人罗××与被上诉人××电视台通过口头约定，达成了由电视台提供胶卷、场地，罗××自愿来“××大本营”剧组拍照协议。在协议履行一段时间后，双方又达成由电视台每场提供20O元劳务费的补充协议。罗××根据约定，利用“××大本营”提供的剧场灯光、舞美等摄影背景及电视台编导组织的表演节目等前提条件，拍摄出来的摄影作品，内容是否合法，能否发表均应由湖南电视台承担责任。上述作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属于职务作品，著作权应由湖南电视台享有。但是，摄影作品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不能等同于“××大本营”的表演节目，罗××在拍摄上述作品时并非完全代表××电视台的意志创作，且摄影作品所具有的艺术性、创造性由罗××创作。故罗××应享有署名权。湖南电视台在其与海南出版社共同出版发行《走进“××大本营”》一书中，摄影作品没有标署摄影人员罗××的姓名，湖南电视台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院酌情由××电视台补偿罗××经济损失10000元。海南出版社在本案中没有过错，可不承担责任。罗××称：“上诉人创作摄影作品不应认定是法人作品”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罗××主动提出的“快乐大本营”剧组承担摄影工作，电视台和罗××之间达成的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法之处，且已实际履行。罗××上诉提出其不是××电视台雇佣工作人员，电视台支付的是辛苦费，而不是劳务费，因本案为著作权侵权纠纷而非追索劳务费的纠纷，其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合作作品著作权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由于《先心病童故事》剧本为不可分割的作品，作为著作权人之一，王××有权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本案中，中国移动公司认可被诉视频是在王××2016年10月28日创作完成的剧本基础上进行修改后由王××拍摄完成的，据此可以推定中国移动公司使用《先心病童故事》剧本得到了王××的许可，因此，被诉视频《你的随手转发，也许就可以救助一个先天病儿童》并未侵犯博纳风行公司对剧本《先心病童故事》享有的著作权。一审法院对博纳风行公司基于剧本《先心病童故事》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此外，关于该剧本所得收益的分配问题，博纳风行公司可另行向王××或者中国移动公司主张。
摘要2：【注解】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只要获得著作权人之一的许可即不构成侵权。
摘要1：2020年上海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十大典型案件之七——《碧蓝之海》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虽然原告未提交涉案作品的制作协议等有关权属约定的直接证据，但其提交的片头片尾署名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在被告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足以认定案涉作品的原始权利归于制作委员会成员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首先，涉案作品片头、片尾信息除标注“井上坚二吉冈公威讲谈社GRANDBLUE制作委员会"外，还同时标注了“原作「GRANDBLUE」井上坚二吉冈公威(讲谈社【good!afternoon】连载)"等信息，结合相关网页截图及公证书显示的涉案作品“看点改编自井上坚二原作、吉冈公威作画的漫画"，以及Avex公司《原产国证明》中关于涉案作品制作情况的说明，能够综合佐证原告对署名者中“井上坚二"“吉冈公威"“讲谈社"身份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其次，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研究中心就涉案作品原始著作权的取得及部分许可关系等问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虽然本案不存在直接适用外国法的情形，但《法律意见书》中有关日本动漫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式、作品署名、权益分配、作品授权等行业惯例的介绍，具有能够客观反映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功能，可作为认定涉案作品权属的参考。从《法律意见书》中载明的“以制作委员会方式制作影视剧在日本业界成为商业惯例……属于日本民法规定的‘组合’"“采用制作委员会方式制作的动画作品，署名方式并无统一规则。有的作品以‘制作委员会’署名，有的作品则同时署成员公司名称"等内容，结合片头、片尾中标注的“制作GRANDBLUE制作委员会NBC环球娱乐Avex公司讲谈社JR东日本企划MBSZEROGQTECGYAO"的信息，可以确认涉案作品由上述成员组成的制作委员会制作。
摘要2：
摘要1：——词曲合作作品改编权的侵权认定
【裁判要旨】改编是在原作品表达基础上融入一定的智力劳动，使之对原作品的改动具备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从而派生出新的作品。同时，改编依然应以原作品的表达为基础，受到原作品表达的限制。没有利用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完全脱离原作品的表达应当是一种新的创作，并非对原作品的改编。
【案件索引】一审：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6民初1980号（2019年4月19日）；二审：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3知民终6号（2019年8月20日）；再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申351号（2020年7月16日）
摘要2：【摘要】著作权法规定的改编权是指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改编行为是指在原作品基本表达基础上创作、加工形成新作品的行为。本案中，通过将《五×之歌》歌词内容与《××之歌》歌词内容进行比对，两者既不相同也不相似，《五×之歌》的歌词内容未使用《××之歌》歌词部分具有独创性的基本表达，同时《五×之歌》表达的思想主题、表达方式与《××之歌》亦不相同，故万达公司、新丽公司、金狐公司、岳××并未侵害众得公司享有的著作权。
摘要1：【裁判摘要】不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著作权的行使——在本案中，陈××并未处分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利归属，其作为该书作者之一，通过出具授权书的方式许可超星公司使用涉案作品的相关著作权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行为合法、有效，并对其他合作作者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陈××对因授权许可他人使用涉案作品从而获得的著作权使用收益，应当根据事先约定或者按照公平原则向其他著作权人进行分配。因此，陈××作为涉案作品的合作作者向超星公司出具了《授权书》，将涉案作品包括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内的数字版权专有使用权、转授权及维权权利授予了超星公司，该授权并非对涉案作品的转让，且系陈××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授权合法有效。超星公司有权依据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涉案作品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引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依据×××(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系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故本案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原告××(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即天津市武清区，本案属于本院受理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范围，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西南××大学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较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应当优先适用等的主张缺乏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花儿影视公司将王××署名为总编剧的行为是否侵害了蒋××的署名权．．．．．．“原创编剧”与“总编剧”是从不同的层面与角度反映不同编剧在创作中的工作性质和分工侧重，均肯定二位编剧对剧本的贡献以及与前后剧本的关联关系。在剧本创作领域，总编剧并不直接等同于贡献最大的编剧，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总编剧必然比其他编剧对作品的贡献更高、地位更显著的标准或者惯例。因此，总编剧与原创编剧并不存在明显的优劣之分。“原创”一词更强调作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本源性、开创性、启发性的作用。随着创新观念深入人心，原创的重要性愈加受到普遍重视和认可。而“总编剧”更强调其在编剧工作中起到了全局性、指导性的作用，旨在协调各方、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原创编剧”称谓在艺术领域具有很强的褒奖意义，而“总编剧”称谓也并未贬损“原创编剧"的身份和对剧本所作出的贡献。本案中，蒋××创造性地提出故事大纲，创设人物角色，定位结构框架等，并将这些思想表达出来，是一个使剧本实现从无到有的人。王××则全程参与剧本创作的各个阶段，特别是拍摄期间的创作修改和统筹指导。花儿影视公司为二位编剧署名时冠以总编剧、原创编剧称谓，体现了二位编剧与剧本之间不同的密切关系以及各自对作品作出的特殊贡献。在正式放映的电视剧中，花儿影视公司在片头部分以分页形式将蒋××作为原创编剧的署名先于王××的署名呈现，也彰显了蒋××在该剧创作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原审判决认为花儿影视公司将王××署名为总编剧的行为未侵害蒋××的署名权，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花儿影视公司在部分海报及片花上未为蒋××署名及未标注“根据蒋×同名小说改编”是否侵害了蒋××的署名权。．．．．．．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署名权的行使应以作品为载体。电视剧海报和片花系制片方为宣传电视剧需要而制作，既不是电视剧作品本身，其目的和功能也非表明作者身份。其中，片花主要通过浓缩影片精华，在最短时间内吸引观众；海报的内容选择则根据电视剧拍摄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主要服从于广告效果，通过新颖、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设计在最大程度上达到吸引潜在观众注意力、提升人气和票房的目的。并且，花儿影视公司已在部分海报及电视剧正片的片头等处载明了蒋××的“原创编剧”身份，并有“本剧根据蒋××同名小说改编”等标注，已充分表明了蒋××的编剧和小说作者身份，足以保障蒋××的署名权。
摘要2：（续）此外，花儿影视公司在片花、部分海报上是同时未为蒋××和王××署名，对两者并未作区别对待。原审判决认定花儿影视公司在《芈月传》电视剧部分海报、片花上未载明蒋××的原创编剧身份或未标注“本剧根据蒋××同名小说改编”，并未侵害蒋××的署名权，并无不当。
【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终351号
——制片方根据编剧实际创作贡献确定其具体署名形式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裁判要旨】
1．在涉案合作剧本中，各作者创作对作品要素影响复杂，不能简单通过对不同版本在人物、关系、情节等方面的数据比对，计算不同作者对定稿作品的贡献比例。在二位作者的创作劳动无悬殊差异的情况下，仅通过简单的数据比对不能得出哪位作者贡献度更高的准确结论。
2．在未约定具体署名形式时，制片方在影视作品上为编剧署名时冠以“总编剧”“原创编剧”等特定称谓以体现各编剧不同的工作性质和分工侧重，这种做法本身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且“总编剧”“原创编剧”称谓并无明显优劣之分，在文学创作领域也不存在“总编剧”当然比其他编剧对作品的贡献更高、地位更显著的标准或惯例。故“总编剧”署名并不必然对其他编剧的贡献造成贬损。
3．署名权的行使以作品为载体。海报、片花系制片方为宣传影视作品的需要而制作，并非影视作品本身。故制片方未在影视作品海报、片花上为编剧署名，并不侵害编剧的署名权。
【案件索引】一审：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5）温鹿知初字第74号（2016年10月24日）；二审：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351号（2017年12月12日）
摘要1：【裁判摘要１】合作作品的成立通常要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具有合作意图，二是具有合作事实——合作创作是创作者成为合作作者的基本要求。通常情况下，合作作品的成立通常要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具有合作意图，即各方在创作作品之前或创作作品时具有共同创作完成一个作品及成为合作作者的意图；二是具有合作事实，即各方共同参加创作，对作品作出直接的、实质性的贡献。所谓“参加创作”是指对作品的思想观点、表达形式付出了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或者构思策划，或者执笔操作，如果没有对作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就不能成为合作作者。．．．．．．1976年《捏筋拍打正骨疗法》的署名情况为：葛××编著，李××、孟××、葛××１整理，现诉辩双方对李××是否为该书作者存在争议。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合作作品的成立要满足合作意图与合作事实两个要件。从合作意图来看，该书在前言部分明确记载，该书是“由葛大夫口传心授和实际操作，经过我们精心整理编写而成”，据此可以认定，李××及葛××等人在创作作品时具有共同完成该书的合意。从合作事实来看，依据该书前言的记载以及李××提供的手稿可以认定，该书的创作方法是，由葛××口述，由李××等人具体执笔，该书的章节编排、语言表达等内容均体现了李××等具体执笔人个性化的取舍、选择、安排和设计，特别是在拍打手法部分，创作了在词句上合辙押韵的拍打歌诀，该歌诀朗朗上口、方便记忆，上述内容无不体现着李××等具体执笔人对该书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因此，李鸿江不是简单地记录葛长海的口述内容，而是直接参与了该书的创作，对该书作出了直接的、实质性的贡献。综上，李××等具体执笔人与葛××具有合作创作的意图及合作创作的事实，李××是该书的合作作者，与其他合作作者共同享有该书的著作权。上诉人主张李××仅是机械地记录口述内容，创作手稿实际上是手抄稿，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从葛××因受文化程度所限无法亲自执笔创作以及手稿中含有大量书面语言的事实来看，李××等人机械记录葛××口述内容的可能性很小，亦不符合该书前言部分关于“由葛大夫口传心授和实际操作，经过我们精心整理编写而成”的记载，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作品的表达，不保护作品的思想。2013年《中国葛氏捏筋拍打疗法》的思想内容可能来源于1972年《易筋经捏筋拍打正骨疗法》，也可能来源于更早的资料，
摘要2：（续）但只要2013年《中国葛氏捏筋拍打疗法》存在其独有的表达方式，该书即具有独创性。从上诉人提供的2013年《中国葛氏捏筋拍打疗法》与1972年《易筋经捏筋拍打正骨疗法》的对比表来看，尽管2013年《中国葛氏捏筋拍打疗法》与1972年《易筋经捏筋拍打正骨疗法》均对拍打法进行了描述，但各自的表达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各自构成独立的作品。而从2013年《中国葛氏捏筋拍打疗法》与1986年《捏筋拍打疗法》的比对结果来看，二者存在相同表达部分达34223字，据此可以认定2013年《中国葛氏捏筋拍打疗法》对1986年《捏筋拍打疗法》的上述内容进行了使用，且未与作为1986年《捏筋拍打疗法》作者之一的李××协商，亦未征得其同意，构成了对李××享有的合作作品著作权的侵犯，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妥。
【裁判摘要２】合作作品行使权利的事先协商并非可有可无的程序，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的情况下，事先协商的意义在于可以免除合作作者的侵权责任——《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9条规定，合作作品不可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上述规定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合作作者对外转让著作权应当协商一致；二是合作作者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如自行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合作作品的，应事先与其他合作作者协商，取得其他合作作者的一致同意；三是在其他合作作者有正当理由拒绝情况，该合作作者依然行使合作作品权利的，则须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四是如果其他合作作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则该合作作者可以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要与其他合作作者共享所得收益。此处，事先协商并非可有可无的程序，在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的情况下，事先协商的意义在于可以免除合作作者的侵权责任，而不论协商能否达成一致。本案中，涉案作品系不可分割使用的作品，上诉人未事先与李××协商而径行使用了合作作品的部分内容，未给予李××就是否同意上诉人使用合作作品发表意见的机会，构成了对包括李××在内的其他合作作品著作权人的侵权，故本案不属于“其他合作作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则该合作作者可以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的情况，李××有权要求上诉人停止出版涉案图书。一审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涉案图书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1：【裁判摘要１】实验报告是否具有著作权？——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智力创作、原创性和可复制性是作品的法律特征。刘××在修复古旧照片的实验过程中，将实验所使用的工具、修复程序、实验的效果予以客观的记录而形成的实验报告，虽然是客观的记载，但该实验报告是刘××独立完成的。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独创性是作品表达形式，而不是作品反映的思想、观点、信息等，故刘××对其作出的实验报告享有著作权，原审法院将刘××的实验报告认定具有著作权并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准确。
【裁判摘要２】《照片档案修复》一书是由刘××１编著、武大出版社发行的，该书既有各种修复技艺的操作论述，也有修复理论的研究，符合作品的法律特征，依法也应享有著作权。刘××１在《照片档案修复》一书中的操作部分，虽然有一部分修复方法与刘××实验报告中使用的修复方法相同，但经对比，该书对修复方法的文字性表述与刘长华实验报告中的文字性表述完全不同，刘××也并未指出有任何抄袭之处，且两人使用的方法均属公知领域的技术，在技术陈述中会有相同的名称、工具或术语，这是使用技术的行为，不属对文字作品的抄袭。据此，本院认为，刘××１编著、武大出版社发行的《照片档案修复》一书未侵犯刘××实验报告的著作权。刘××要求刘××１、武大出版社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３】合作作品的认定中合作合意和直接实质的创作是必要要件，不满足条件无法取得合作作者身份——刘××是否享有《照片档案修复技术》录像带的撰稿人身份及表演者身份权问题。刘××要求作为共同撰稿人而享有相应的权利，但在编写录像带稿本前，刘××与刘××１并不存在共同的创作合意，刘××也未与其共同创作。刘××并不否认《照片档案修复技术》录像带的稿本系刘××１所撰写，但认为部分分镜头的稿本系由其修改且武大音像社也颁发了《证书》，故应属共同撰稿人而在录像带上署名。从现有证据看，刘××所提供的解说词修改稿复印件与录像带中的解说词不能对应，由于刘××所提供的解说词修改稿系复印件，其既不能提供原件，也不能证明已将修改好的分镜头解说词交给刘××及武大音像社，又不能证明录像带解说词就是根据实验报告所编写，故刘××要求作为共同撰稿人而享有相应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４】演示本身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邻接权中的表演权——刘××在《照片档案修复技术》录像带中共有4分25秒镜头。从当庭播放的录像带显示，刘××在片中系依据已写好的稿本，按实验操作顺序完成演示过程，其间不带任何形式的主观表演，也不需要其按稿本根据个人的理解完成复杂的表情再现。演示本身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邻接权中的表演权。刘××要求表明其表演者身份的权利的请求不能成立。
【裁判摘要５】对已修复的照片是否享有著作权？｜对古旧照片的修复是对原作品清晰度的还原，不是在原作品上再创作出另一新的作品而不享有著作权——刘××所使用的古、旧照片底片，系他人的摄影作品，该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原作者。刘长华对古旧照片的修复是对原作品清晰度的还原，不是在原作品上再创作出另一新的作品。刘××认为修复好的底片的著作权归其所有从而推断录像片中使用了已修复好的照片侵犯其著作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1：【裁判要旨】判断同人作品是否为侵权作品的关键，在于正确划分思想与表达的界限，独创且细致到一定程度的情节属于表达，未经许可使用实质相似的表达就是侵权；仅使用从具体情节中抽离的角色名称、简单的性格特征及较色之间的简单关系，更多的是起到识别符号作用，难以构成与原作品的实质性相似。
摘要2：【案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73民终3169号
摘要1：一、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二、侵害白先勇小说《谪仙记》著作权纠纷案；三、“Parrot”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四、侵害网络小说《永生》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五、古籍点校成果侵权纠纷案；六、梁军起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纠纷案；七、拍拍贷商标侵权纠纷案；八、网络游戏整体模仿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九、网络服务提供行为侵犯著作权罪案；十、侵犯ISO、IEC国际标准文件著作权罪案
摘要2：
摘要1：【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
【摘要】古籍点校不具有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古籍点校目的在于力求点校后的作品文意与原作一致，还原古籍原意，故而点校者在点校过程中必然受到古籍原意限制，当点校者点校的结果与古籍原意一致时，点校者仅揭示了客观事实，而客观事实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基于点校者的目的均为复原古籍原意，在自己认为的极为有限的表达方式中所进行的选择，因此始终会忠于点校者自己所理解的古籍原意，这种情况下就不会产生新的表达，也不具有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2：
摘要1：——同一历史题材创作作品中的必要场景和有限表达方式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裁判摘要】就同一题材主线创作的历史题材作品，该题材主线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属于思想范畴，不能为个别人垄断，任何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加以利用并创作作品。为创作该题材作品而不可避免地采取的必要场景，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体现作者思想与情感的故事情节属于表达的范畴，具有独创性的故事情节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根据同一历史题材创作作品中的必要场景和有限表达方式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裁判要旨】
根据同一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品中的题材主线、整体线索脉络，是社会共同财富，属于思想范畴，不能为个别人垄断，任何人都有权对此类题材加以利用并创作作品。
判断作品是否构成侵权，应当从被诉侵权作品作者是否接触过权利人作品、被诉侵权作品与权利人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相似等方面进行。在判断是否构成实质相似时，应比较作者在作品表达中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等是否相同或相似，不应从思想、情感、创意、对象等方面进行比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保护作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即思想或情感的表现形式。对创意、素材、公有领域信息、创作形式、必要场景，以及具有唯一性或有限性的表达形式，则不予保护。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049号
摘要2：【摘要】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品中作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即思想或情感的表现形式，不包括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或情感本身。这里指的思想，包括对物质存在、客观事实、人类情感、思维方法的认识，是被描述、被表现的对象，属于主观范畴。思想者借助物质媒介，将构思诉诸形式表现出来，将意象转化为形象、将抽象转化为具体、将主观转化为客观、将无形转化为有形为他人感知的过程即为创作，创作形成的有独创性的表达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不仅指文字、色彩、线条等符号的最终形式，当作品的内容被用于体现作者的思想、情感时，内容也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但创意、素材或公有领域的信息、创作形式、必要场景或表达唯一或有限则被排除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必要场景，指选择某一类主题进行创作时，不可避免而必须采取某些事件、角色、布局、场景，这种表现特定主题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表达唯一或有限，指一种思想只有唯一一种或有限的表达形式，这些表达视为思想，也不给予著作权保护。．．．．．．因此，《雷剧》与《张剧》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两剧都有独创性，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一审、二审法院认定《雷剧》不构成侵害《张剧》剧本和电视剧的著作权并无不当。
摘要1：——服装设计构成作品的认定标准
关键词：知识产权；著作权法；服装设计；美术作品；图形作品；艺术美感
【裁判要旨】服装设计图、样板图为进行服装生产而绘制，当其具有独创性但艺术美感不足时，构成著作权法上的图形作品；服装成衣只有在其艺术美感与实用功能可分离，且分离出来的艺术部分具有审美意义时，才能构成美术作品。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33515号（2019年11月22日）；二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民终87号（2020年9月9日）
【摘要１】服装成品能否成为美术作品适用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应当从如下两方面进行考量：（１）服装成衣的造型、结构和色彩组合而成的整体外型是否体现了作者具有个性的安排和选择，而具有审美意义，此种审美意义与艺术价值高低并无任何关联；（２）其具有的艺术美感能够在物理上或者观念上与其实用性进行分离——服装成品能否成为美术作品适用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应当从如下两方面进行考量：其一，服装成衣的造型、结构和色彩组合而成的整体外型是否体现了作者具有个性的安排和选择，而具有审美意义，此种审美意义与艺术价值高低并无任何关联；其二，其具有的艺术美感能够在物理上或者观念上与其实用性进行分离。具体到本案，无论是594723款中的帽子设计、口袋拉链设计、口袋倾斜且右口袋下配以图形和标识等，还是644402款中的燕尾设计、拉链设计、口袋设计，均为服装常用的惯常设计和组合，并非原告所独创。另一方面，从审美意义的角度而言，不可否认上述服装具有一定美感，但正如上文所述，当今服装行业的发展之中，服装具有美感是取得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此种美感的存在并非服装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充分条件。本案中，金羽杰公司主张权利的服装成衣上的设计多是为实现方便穿脱、轻便保暖、便于使用等服装的基本功能而存在，服装成衣之上的艺术美感无法与其功能性进行分离。结合其提交的批量生产信息、自述该款产品为当季款已经停止生产的事实可知，公众很难将上述服装成品视为艺术品加以购买或珍藏，故而金羽杰公司主张权利的两款服装仅系实用品，不能作为美术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因而金羽杰公司主张其对该两款服装享有著作权进而要求波司登公司和北京波司登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其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摘要２】服装设计图、服装样板图具有独创性属于作品和图形作品——服装样板图是否属于图形作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应当判断设计图和样板图是否具有独创性，是否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具体到本案，服装设计图是设计师为制作成衣而绘制。服装样板图是制版者按照服装设计图，对服装结构从平面角度进行拆解而完成的图形。服装设计图、制版图其中的点、线、面的选择和排列组合，均体现出作者个性化的选择和安排，具有独创性，属于作品。图形作品，是指为施工、生产绘制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以及反映地理现象、说明事物原理或者结构的地图、示意图等作品。图形作品与美术作品相比而言，图形作品属于科学领域，用途在于生产、建造具有实用功能的工程或产品，主要服务于实用功能，而美术作品属于艺术领域，主要用途在于给人艺术上美的享受。具体到本案，金羽杰公司主张权利的两款服装设计图、样板图均是为了进行服装生产而绘制，主要功能不在于通过图形本身带给人美的享受，故均属于图形作品而不属于美术作品。结合在案证据，能够证明金羽杰公司为两款服装设计图、服装样板图的权利人，其有权就上述作品主张权利。．．．．．．对于第二个层面平面图形到立体成衣的复制，如上所述，服装设计图和服装样板图均属图形作品，尽管有证据证明波司登公司生产了与图形类似的成衣，但按照工程设计图或者产品设计图施工或者生产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工程或者产品，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因此，波司登公司生产成衣的行为亦不属于侵犯该两款服装对应设计图、服装样板图复制权的行为。此外，关于波司登公司和北京波司登公司的行为是否侵犯金羽杰公司服装设计图、服装样板图的发表权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并无证据表明波司登公司和北京波司登公司将金羽杰公司的服装设计图、服装样板图公之于众，故金羽杰公司关于波司登公司和北京波司登公司侵犯其该两款服装设计图、服装样板图发表权的主张难以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未经授权销售与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实质性相似构成侵权——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本案中，之禾公司主张保护的是《仙人掌》和《摩洛哥》两个图案，一审判决已对两个图案作充分描述，该两图案均系电脑绘制图案，其中《仙人掌》图案中各仙人掌的形状、颜色各异，排列上也错落有致，具有独创性；《摩洛哥》图案构图设计较为复杂，图案、颜色均具有较大特色，具有独创性。之禾公司一审中亦提交了上述两图案的电子设计稿，图案本身具有可复制性，应当认定为作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具有独创性的服装设计图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２）但根据服装设计图生产的成衣并未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而是产品，从服装设计图到服装成衣的行为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产品设计图是产品设计人员为指导产品生产而创作的作品，产品设计图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应当限于产品设计图所包含的体现产品的形状、结构、规格的图形化的独创性的表达方式，其独创性应当理解为只要是产品设计图的设计者独自创作并非抄袭即构成产品设计图作品，而不以是否有审美意义为构成要件。本案中，华斯公司的服装设计工艺图是其公司设计人员独立设计，对此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因此，该两款服装的设计工艺图可以作为产品设计图作品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关于实用艺术品作品的概念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一般认为，实用艺术作品应是具有实用性、艺术性，并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的智力创作成果，才能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服装成衣要作为实用艺术作品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也必须符合这些条件。服装从起源发展至今，早已脱离了单纯的遮体避寒的实用功能，在款式、色彩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与创新。如果把体现在服装上的每一点变化与创新都由设计者个人垄断，则无法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对那些具有实用性但更具有艺术欣赏性的服装才能作为实用艺术作品得到著作权保护，保护的客体是体现在这种服装上的设计者的思想、情感的具有艺术性的独特表达方式。本案中，华斯公司称其设计的两款服装的构思体现了返朴归真，该构思的表现方式是在普通夹克服装样式的基础上利用整张动物皮毛上的天然花色，采用蕾丝花边做成大方格装饰、领口和袖口采用毛皮装饰、采用一字领和燕子领等。从实用艺术品作品所要求的艺术性来看，该两款服装仅是利用了服装设计中的一些惯常元素进行的组合，这种组合并未构成华斯公司所独创的艺术表达形式，因此，华斯公司所设计的HS-65、HS-12A两款服装的成衣只是实用品，不能作为实用艺术品作品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华斯公司虽然对涉案两款服装的设计图拥有著作权，但根据该两款服装设计图生产的成衣并未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而是产品。因此，在本案中从服装设计图到服装成衣的行为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 梦燕公司生产与华斯公司服装设计图类似的服装的行为不构成对该产品设计图的著作权侵权。
摘要2：
摘要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8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之九：“音乐喷泉”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号】（2016）京0108民初15322号；（2017）京73民终1404号
——音乐喷泉喷射效果是否构成作品、属于何种作品类型
关键词：知识产权；作品构成要件；法定作品类型；音乐喷泉喷射效果
【裁判要旨】音乐喷泉喷射效果是一种富有美感的艺术表达，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范畴；设计师通过对喷泉水型、灯光及色彩、音乐等进行取舍、选择、安排，具有显著的独创性；通过相应喷泉设备和控制系统的施工布局及点位关联，由设计师在音乐喷泉控制系统上编程制作并在相应软件操控下可实现同样喷射效果的完全再现，满足作品的“可复制性”要求。因此，音乐喷泉喷射效果符合作品的一般构成要件。
【案件索引】一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15322号（2017年5月22日）；二审：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1404号（2018年6月26日）
摘要2：【注解】音乐喷泉喷射效果属于美术作品，具有显著独创性，应当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摘要1：【要旨】把歌曲在景区作为背景音乐使用、在景区现场表演中使用侵害了著作权人的表演权。
【裁判摘要】可以根据景区表演中音乐作品利润贡献率计算侵权赔偿额——对于经营主题乐园类公司主体而言，其因使用音乐作品而支出成本后所获得的营业收入与支出其他成本所获得的营业收入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在使用音乐作品支出成本与主营业务收入密切相关的情况下，通过计算支出的音乐作品许可使用费在支出成本中的比例，进而计算出该部分成本所对应的营业收入，再根据利润率计算出音乐作品相应的营业利润，从而以该营业利润在总营业利润的占比确定利润贡献率，系一种较为合理的推算音乐作品利润贡献率的方法。．．．．．．因此，结合上述因素，兼顾促进作品传播与保护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考量给予权利人充分救济和鼓励海量使用者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许可协议、从而更好地促进音乐作品传播等因素，本院认为，涉案音乐作品的利润贡献率应在上述区间中位数0.63‰以上，按接近于0.8‰计算，最终确定宋城公司、茶马公司使用涉案音乐作品的侵权获利为70万元。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仅复制教科书的目录及编排体系而内容不同不够对汇编作品著作权的侵犯——涉案教辅图书复制《教科书》的目录和编排体系不构成侵权。上诉人认为，其作品的结构、体例为独创，是汇编作品的灵魂，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的许可，使用、复制了《教科书》的目录和编排体系，构成结构侵权。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复制《教科书》的目录和编排体系不构成对上诉人这一汇编作品著作权的侵犯。首先，上诉人通过选择、组合与编排，将相关作品汇编成《教科书》，该编排体系结构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故其享有著作权；其次，教辅图书与教科书配套，其编写内容必然要以教科书为基础，这就决定了与教科书配套的教辅图书必然依照教科书的编排顺序、目录来编写，通过一审庭审比对，被上诉人涉案教辅图书的目录与上诉人《教科书》基本相同，但两者目录所对应的内容并不相同，此目录所起到的是索引与指示作用；最后，发行教科书、教辅图书不仅具有商业利益，还具有显著的公共利益属性，若禁止采用与《教科书》相同目录、顺序编写教辅图书，只允许上诉人及上诉人许可的第三人按照教科书的目录、顺序来编写教辅材料，必然会缩小学校、教师和学生选择教辅图书的范围，不利于实用性强、质量高、形式多样的教辅图书的出现，以致后续会侵害各方教辅图书使用者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教辅书籍既使用了教材体系机构又使用了内容则构成侵权——汇编作品之所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是因为对汇编内容的选择和编排具有独创性。虽然汇编作品的独创性体现在内容选择和编排体例上，但是这种选择和编排体例上的独创性并不能脱离选择和编排的内容单独保护，如果脱离所编排的内容，不与内容结合的体例会形成抽象的方法或者思想，不再属于作品的范畴。汇编作品对于具有独创性的编排体例的保护仍然需要与内容相结合，即对汇编的内容，即汇编作品进行整体的保护，不能将内容割裂单独对编排体例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因此，在判定对汇编作品是否构成侵权时，应该将体例编排和内容相结合作为整体进行比对。也就是说，被选择和编排的内容同样是侵权比对的对象。虽然《英语》教材及《教师用书》中的部分习题和答案，过于简短或者具有表达的唯一性，难以独立构成作品，比如第五册第一单元learningaboutlanguage中第一部分中的问题：不幸发生时受到伤害的人：受害者（someonewhosufferswhensomethingbadhappen:victim）。但是，这部分习题和答案作为汇编作品的组成部分，仍然应当纳入侵权比对的范围。
摘要2：
摘要1：——未经许可依他人编著的教科书出版同步教辅书构成侵权
【裁判要旨】经过独创设计的教科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范畴，教科书编著人依法享有法律赋予的著作权。依据他人编著的教科书出版同步教辅资料，属于对教科书著作权意义上的使用，应征得教科书著作权人的同意，否则构成侵权行为。
【案号】一审：（2013）渝中知民初字第108号
【摘要】被告重庆出版社公司出版的《节节高（七年级英语下册》教辅从目录和内容上均与仁爱研究所编著的《英语（七年级下册）》教科书一一对应，该教辅是按照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上述作品的课程内容编写的读物，应视为对该教科书在著作权意义上的使用。此种使用方式再现了原告版《英语（七年级下册）》的部分内容，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合理使用的范围。因此，法院认为，重庆出版社公司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原告作品的部分内容，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根据《著作权法》第１０条第１款第１６项之规定，“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教材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汇编作品。
解读２：（１）教辅书籍如果仅仅使用了教材的体系结构而内容与教材内容不相同不能认定为侵权——仅复制教科书的目录及编排体系而内容不同不构成对汇编作品著作权的侵犯；（２）教辅书籍如果既使用了教材的体例结构又使用了内容则共促侵权——教辅书籍既使用了教材体系机构又使用了内容则构成侵权；（３）教辅资料再现教科书的部分内容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合理使用的范围构成侵权行为。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合同文本（合同条款）不能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合同文本不应列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２）克隆合同文本不构成侵犯著作权。
摘要2：【注解】欲保护合同文本可约定为商业秘密——合同内容约定为保密条款则合同文本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摘要1：——2013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合同文本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
【案件索引】一审：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1）穗南法民二知初字第243号（2011年12月28日）；二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三终字第96号（2013年11月13日）
【裁判摘要】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法律表达方式较为有限且准确而简洁的表达方式尤为有限；如果允许合同文本书写较优的权利义务表达方式享有著作权，则意味着其他人在碰到相同法律问题时不能使用相同的表达方式，实质是对思想形成垄断，违背著作权法的本意——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虽然万唯公司向广东省版权局申请了《作品著作权登记证》（作登字：19-2011-A-00245），该登记证可以作为其主张权利的证据使用，作品类型为文字作品，但该证据本身并不能够从法律上直接对万唯公司所主张的著作权进行确认。．．．．．．从万唯公司提供的关于涉案合同文件之使用情况来看，该文件发挥的是实用技术功能，是为了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施工承包中产生的法律问题，是针对不同情况设计的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条款，具有相关人员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增删、修改后进行使用的功能。上诉人交建投公司对于被控侵权文本的使用方式也是实用性质使用。万唯公司的《2009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研究》A版与《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9年版》的章节结构相同，不同的是条款数量、条款内容以及排列顺序，从万唯公司增删的条款以及排列来看，该文本的主要贡献在于前瞻性解决实际问题，这些条款本身是根据合同法、其他法律、相关部门规章以及工程承包施工的实际情况而制作，但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法律表达方式较为有限，且准确而简洁的表达方式尤为有限。万唯公司的合同文件本身只是将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书面化和成文化。如果允许合同文本书写较优的权利义务表达方式享有著作权，则意味着其他人在碰到相同法律问题时不能使用相同的表达方式，这实质是对思想形成垄断，违背著作权法的本意。综上，本院认定，万唯公司的《2009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研究》A版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文字作品，也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其他类型的作品范畴，故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注解】合同文本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合同文本不应列入著作权法保护范
摘要2：【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粤高法民三申字第43号
摘要1：【裁判要旨】模型作品是指为展示、试验、观测或说明物体的形状和结构制作的立体作品。构成模型作品需具备三个条件：具有展示、试验或者观测等用途；在造型设计上具有独创性；能以有形形式固定的立体造型。案涉商品以组件配以详细安装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步骤图能够搭建成与所附图样一致的立体造型，属于“以有形形式固定”，故构成模型作品。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同样方式生产、销售商品侵害著作权人对模型作品享有的发行、复制等权利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裁判摘要】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三)项规定，“模型作品，是指为展示、试验或者观测等用途，根据物体的形状和结构，按照一定比例制成的立体作品。”从我国著作权法立法原意理解，构成模型作品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具有展示、试验或者观测等用途，如与地理、地形、建筑或科学有关的智力创作等；二是具有独创性，精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对实物进行放大、缩小或按照原尺寸制成的立体造型仅是实物的复制品，模型作品应当是根据物体的形状和结构，按照一定比例制成，但在造型设计上必须具有独创性；三是能以有形形式固定的立体造型。就本案而言，首先，涉案栅栏、曲柄传动机构等30种立体造型系抽象于现实中的机械、工程结构，现实中存在与之相对应物体或者结构，但又不完全是复制实物，而能展示实物所蕴含的机械原理和物理结构。其次，设计者通过对现有机械及工程结构进行选取和提炼，抽象和简化，在创作过程中对立体结构进行了取舍、浓缩、抽象，展示科学和技术之美，在布局、结构安排、搭配组合等方面，体现了设计者的构思和安排，具有独创性。最后，运用组件，按照说明书步骤图能够搭建成与《安装说明书》所附图样一致的具有实物形态的30种立体造型，即能以有形形式固定。综上，涉案30种立体造型均符合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模型作品构成要件，并各自独立于图形作品构成模型作品，应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两被上诉人认为，30种立体造型不具有独创性，在平面作品的基础上无权再主张立体作品著作权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关于30种立体造型缺少已完成搭建的外在表达，不具备可感知性，无法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沪民申2447号
摘要1：【裁判观点】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摘要2：
摘要1：【裁判要旨】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的情形下，应当依据著作权法的法定赔偿标准确定经济损失赔偿数额，根据涉案两款计算机软件的知名度、销售价格、戴鑫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状态、侵权情节及持续时间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裁判观点】
1.安装有涉案软件的服务器系缪××在戴鑫公司处工作期间，以戴鑫公司的名义对外售出，故缪××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系其在戴鑫公司工作期间履行职务的行为，戴鑫公司在二审中对此亦予以确认，故在本案中应当认定戴鑫公司存在以经营为目的未经许可复制并销售涉案软件的行为。
2.关于戴鑫公司主张涉案软件的市场价格能够轻易地获取，原审法院应能认定微软公司的实际损失。本院认为，戴鑫公司该项主张的实质是，微软公司的实际损失应当以涉案软件的市场价格乘以涉案服务器数量3台这种方式来计算，该种计算方式是将权利人公证取证的侵害涉案软件著作权的服务器数量等同于侵权人实际销售的侵害涉案软件著作权的服务器数量，但是从微软公司于不同时间从戴鑫公司处购买的3台服务器中均安装有未经许可的涉案软件的事实来看，戴鑫公司的该项主张难以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在本院在二审中询问戴鑫公司能否提供涉案服务器和软件的销售数据时，其表示因搬迁和系统更新，相关数据无法查询，即戴鑫公司实质上亦无法说明其因销售涉案软件而获益的情况。综上，鉴于戴鑫公司因侵权获得的利益及微软公司因被侵权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原审法院根据涉案两款计算机软件的知名度、销售价格、戴鑫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状态、侵权情节及持续时间等，酌情确定戴鑫公司赔偿微软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并无不当。
摘要2：【注解】软件公司员工私自安装盗版软件，以公司名义对外售出服务器，公司应当承担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被申请人拒不配合或妨碍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由被申请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若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而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原审法院执行保全措施时的现场取证照片显示，凡拓公司经营场所内的计算机确实安装有Adobe Photoshop CS5、Adobe After Effects CS4、Adobe After Effects CS5.5等软件，但由于受到凡拓公司的恶意阻挠，原审法院无法对凡拓公司经营场所内计算机上安装使用的Adobe系列计算机软件及软件信息予以逐一登记，应视为凡拓公司持有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但拒绝提供，已构成证据妨碍。再结合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在本案起诉前曾对凡拓公司侵犯软件著作权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本院依法推定凡拓公司存在未经许可商业使用奥多比公司计算机软件的侵权行为。再次，关于原审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本案中奥多比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凡拓公司的违法所得，而由于凡拓公司的恶意阻扰，原审法院也无法查明凡拓公司使用侵权软件的数量，从而也无法计算奥多比公司的实际损失。故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凡拓公司使用涉案软件的商业目的、凡拓公司的经营规模、计算机使用状况、凡拓公司的主观故意状态、实施侵权行为的方式及后果、涉案软件的一般市场售价、凡拓公司恶意阻扰法院进行证据保全等因素，全额支持奥多比公司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