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谈《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修订
摘要1：问1：为什么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确定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
问2：此次司法解释的修订对认可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态度较前是否有变化？
问3：此次修订增加了对“职业放贷人”的规定，能作一下具体介绍吗？
问4：这次修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是如何处理与民法典的关系的？
摘要2：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鲁民申62号
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鲁民申62号
【裁判摘要】对于租赁协议的效力，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集体财产的，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规定，只是为了对村委会行为进行规范管理，村委会与他人签订租赁合同并不为法律所禁止，该条规定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该协议书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原审的认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王某某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租赁（或承包）本村集体荒山经营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不属于村民会议讨论的范畴。沙埠居委会再审申请书中提到的《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原审判决并未涉及到，不存在据此认定协议效力问题。因此，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２４条第１款第８项“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集体财产的，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该协议书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58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258号
【裁判要旨】违约赔偿金针对的是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委托事务的违约情形，与借贷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指向的违约情形不同，不适用民间借贷相关规定。
【裁判摘要】关于违约金，根据《合作合同》第4.2.4条约定，如盛世公司在规定时间的基础上超过3个月仍未完成委托事务，中房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盛世公司赔偿中房公司所支付的所有费用及利息并向中房公司支付违约赔偿金1.4亿元。该条约定的违约赔偿金针对的是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委托事务的违约情形，与借贷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指向的违约情形不同，故不适用民间借贷相关规定，国兴公司关于利息和违约金合计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是鉴于中房公司在本案中遭受的实际损失主要为资金损失，且双方已经约定了对于中房公司已经支付的资金按照每月2%的利率计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做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对违约金数额可按照约定利息的百分之三十酌情予以调整，即以1.4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2%标准，自2012年4月29日（中房公司支付最后一笔资金日期之次日）计至2017年4月28日为5040万元（1.4亿元×0.072×5＝504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偏高，本院对此予以调整。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01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2020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5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法释〔2020〕27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已于2020年11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摘要】
一、关于适用范围问题。经征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二、其它两问题已在修订后的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请遵照执行。
三、本批复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摘要2：
【笔记】地方金融组织因发放贷款引起的纠纷是否属于民间借贷？
摘要1：【解读】地方金融组织因发放贷款引起的纠纷不属于民间借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之规定，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１）小额贷款公司、（２）融资担保公司、（３）区域性股权市场、（４）典当行、（５）融资租赁公司、（６）商业保理公司、（７）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属于民间借贷。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2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72号
【裁判摘要】宏泽公司认为费某某的款项系通过股权质押方式由证券机构贷款而来，费某某将该笔贷款转贷给宏泽公司高利牟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借款合同应为无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制的系借款人套取信贷资金转贷牟利的行为，目的在于维护信贷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宏泽公司主张费某某的贷款系通过股权质押方式由证券机构获得，但证券机构与自然人之间偶发的借贷行为不属于信贷业务，故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调整的范围。《贷款通则》第九条规定，金融机构的贷款分为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票据贴现。信用贷款系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借款人无需提供担保。由于该项贷款是否能够按期收回完全取决于借款人的信誉，因此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要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经营状况、管理水平等严格审查，从严掌握，以降低风险。如果允许借款人以信用贷款方式获得信贷资金后，随意转借他人牟利，则会加剧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扰乱金融秩序。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专门就此进行规制，规定因此而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即便宏泽公司所述费某某的贷款系通过股权质押方式由证券机构获得属实，不考虑该借贷行为的性质，仅从类型上看，该借贷因存在股权质押担保，也不属于信用贷款，不能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制的范围。因此，宏泽公司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主张借款合同无效，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２０２０年修正）第１３条第１项之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因此，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一律无效（不再区别是否是信贷资金，也不再有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构成要件）。
【笔记】民间借贷利率最高限额能否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
摘要1：解读：民间借贷利率最高限额不能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
摘要2：
借款年利率达到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后，当事人主张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律师费用、诉讼费用等诉讼请求，还能否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
摘要1：《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29. 借款年利率达到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后，当事人主张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律师费用、诉讼费用等诉讼请求，还能否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
【注解】（１）不应将律师费用、诉讼保全费等费用归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其他费用”之范畴；（２）诉讼费用不包含在“其他费用”之内。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9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90号
【裁判摘要】未提供证据证明履行顾问服务不得主张财务顾问费——关于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收取的200万元财务顾问费应否抵扣借款本金问题。本案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与永生小贷公司之间是借贷融资关系，双方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没有实质性内容且捆绑借款协议强制收取，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相应的顾问服务，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情况，认定该200万元财务顾问费系变相收取的费用或利息，应抵扣借款本金，并无不妥。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提出的其已向永生小贷公司提供了《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财务顾问服务，该收取顾问费的行为合法、有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摘要2：【注解】财务顾问协议没有实质性内容则顾问费可抵扣借款本金。
【笔记】无息民间借贷合同借款人自愿支付利息是否属于不当得利？
摘要1：解读：（１）借款人自愿支付利息的行为是基于借款合同的成立和有效履行，并非“没有法律根据”，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２）无息民间借贷的借款人自愿支付可视为改订借款合同，为其增加利息支付的相关内容为新要约、出借人无异议并接受则为对要约进行承诺的意思表示，双方由此完成借款合同的改订，而新合同也因借款人完成利息（和本金）的支付而履行完毕，借款人不能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利息。
——参考：《民事审判实务问答》0３２.民间解读合同中没有约定利息，借款人自愿支付，但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利息，人民法院是否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295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295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以及逾期付息的滞纳金等即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当事人约定将借款用于证券投资不影响借款合同性质为借款合同，不属于场外配资合同。
摘要2：【摘要】场外配资的基础法律关系亦是借贷关系，其本质上也是借贷关系的一种。只是由于场外配资存在于金融证券市场，因此须纳入金融法律法规监管的范畴。场外配资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业务平台，将资金融出方、资金融入方即用资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配资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为确保融出资金安全，配资公司亦设置平仓线和预警线，当客户资金达到预警线，配资公司通知客户减仓或补保证金，一旦触及平仓线，配资公司有权平仓。可见场外配资合同因规避相关部门的行政监管而具有违法性，其主体、手段和权利义务具有与一般借贷关系所不同的特殊性，即其主体为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且以融资配资为业；手段上利用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二级分仓功能搭建融资平台。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科特公司出借20000万元资金给亿舟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付息方式以及逾期付息的滞纳金等，以上形式和主要合同内容符合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但《借款合同》中亦详细约定了出借资金以及亿舟公司保证金如何汇入万某某、涂某某、袁某某证券账户、如何购买股票，并设置了警戒线、平仓线等内容，这些约定与场外融资合同有类似之处，但与场外配资合同有本质差别。首先，科特公司不具有场外配资业务的主体特征。科特公司并非从事融资配资业务的专门公司或融资平台，其借款给亿舟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行为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与融资公司的专门性与经常性有本质性的区别，故科特公司不符合场外配资的主体特征。其次，虽案涉借款用于证券投资，但科特公司并未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二级分仓功能搭建融资平台，而是运用传统手段，将借贷资金打入合同指定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操作。故资金流入股市的方式亦不符合场外配资的操作流程。通过以上分析，案涉《借款合同》的法律性质为借贷法律关系，而非场外配资关系。
吕某某1与李某某、吕某某2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摘要1：【案号】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1民终2974号
【裁判摘要】民间借贷约定“年利二分”应为年利率２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分”的解释包括：“分，利率，月利一分按百分之一计算，年利一分按十分之一计算”，故本案中年利二分应认定为十分之二，即年利率20%。原审判决对借款利息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88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880号
【裁判摘要】在本案中，钞××因经济往来对韩××负有债务，经协商后确定以钞××在盛景公司的股权和收益偿还韩××；钞××与陈××、李××之间则构成股权转让关系，钞××将其持有的盛景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了陈××和李××，同时享有要求李××和陈××支付23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债权；相关各方经协商，钞××将其对李东阳和陈××享有的上述债权转让给韩××，由盛景公司、陈××、李××将上述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韩××；盛景公司在2014年4月4日即向韩××实际支付了1000万元，剩余的1300万元则由盛景公司、陈××、李××在当天向韩××出具借条，承诺还款。上述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既包括钞××与韩××之间的民间借贷，也包括陈××、李××与钞××之间股权转让，还包括钞××将其对陈××、李××的债权转让给韩××以及盛景公司自愿承担向韩××支付1300万元责任的债务加入。盛景公司、陈××、李××已经以出具1300万元借条的方式，承诺向韩××承担义务。因此，原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判令盛景公司、陈××、李××承担向韩××支付1300万元等民事责任，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3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再234号
【裁判摘要】在王××一方提交了《结算单》主张支出了3485630.4元，并提交分项单据证实款项均用于虞××家庭控制的涉案工程以及虞××家庭开销，虞×一方认可王××支出了相应款项，但又无充分证据证实该款项系合伙款项或投资款项的情况下，原再审判决认为王××与虞××之间不构成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伙法律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而应为民间借贷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
摘要2：【解读】（１）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作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双方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被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并得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２）若仅有资金往来而无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事实，应认定为借款关系而非合伙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5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7050号
【裁判摘要】名为投资实为借贷——事益公司与付××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付××向事益公司支付1300万元款项，借款一年后，按照3000万元的收益计算回报；超过3000万元，按照实际收益计算回报；事益公司承诺四年内支付给付××的收益达到其投资的数额。协议内容表明，付××所获收益是以固定回报方式计算，且约定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付××均按标准获得投资收益。因此，《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事益公司工商登记虽变更付××为公司股东，但事益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付××参与了公司的实质性经营活动。付××不参与事益公司的经营管理，其投入的资金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该1300万元名为投资，实为借款。仅就事益公司与付××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原审认定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事益公司收到付××支付的1300万元后，没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按期给付利息，事益公司应当将借款偿还给付××，并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原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合同的内容及履行情况，并根据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事益公司应支付的利息标准，亦无不当。
摘要2：【解读】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并不具有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而是约定一方出资后，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是否亏损，均按标准计算并享有固定投资收益，应认定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
【注解１】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付××、事益公司之间的《投资合作协议》；2.事益公司向付××偿还1300万元借款；3.事益公司支付付××624万元利息（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4.事益公司支付付××本案的律师代理费19万元；5.由事益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注解２】一审判决：一、解除付××与事益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二、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付××本金1300万元；三、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利息624万元利息（以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四、事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付××律师代理费19万元。
【注解３】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付××与事益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性质，并无不当。当然，如果事益公司将付××的借款全部清偿，付××应将股权返还事益公司。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4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1044号
【裁判摘要】名义出借人不具有民间借贷原告主体资格——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万××是否为案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万××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以及其他有关协议、被申请人出具的收款凭证等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可了万××的主张并判决支持了万××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万××虽然持有上述与借款关系有关的证据，但综合案件的基本事实，万××并未举证证明出借给劲风酒业公司的款项系其本人所有，但有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借款合同的见证方鄢×出借的，且鄢×向劲风酒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表明其派他人到劲风酒业公司取酒用于抵偿本人向外界人员代劲风酒业公司借款。二审法院据此改判驳回了万××的诉讼请求。现万××向本院申请再审，仍然未能举证证明所出借的款项系其本人所有，也未能举证证明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与借款人有过磋商，履行过程中通过以酒抵债的方式收取过借款本息。因此，二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判决驳回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通过该借款关系被劲风酒业公司实际取得并使用的款项，该款项的实际出借人可以另行向劲风酒业公司主张权利。
摘要2：【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赣民终518号
【摘要】首先，万××与劲风酒业公司之间未就本案借款进行过直接的磋商。至目前二审，万××从未与劲风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其他公司管理人员见过面，也未通过其他方式联系过，双方对于借款的数额、利率、借期也从未进行过协商，借款合意的形成有违常理，难以认定；其次，万××没有实际出借款项。根据查明的事实，全部借款均由鄢×支付，万××未履行支付借款的义务；再次，万××未直接收取本案借款返还的本息。在履行以酒抵偿借款本息的过程中，都是鄢×从劲风酒业公司领取抵偿的酒，即使万丹城自认取走的6.772吨酒，也不是万××自己领取，仍然是由鄢×负责领取，万××未实际行使出借人的权利；最后，在本案借款到期后，万××未向劲风酒业公司主张过还款，在本案一、二审诉讼中，万××本人也未出庭。另外，鄢×于2018年6月15日向劲风酒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表明，鄢×委派他人从劲风酒业公司提取酒可以冲抵借款，该事实证明万××主张的其是出借人、委托鄢×支付借款的请求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由于万××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本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其要求劲风酒业公司还本付息的诉请，与事实不符，也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注解】民间借贷名义出借人原告主体不适格。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48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5486号
【裁判摘要】原审综合案涉协议签订背景事实和案涉协议约定内容，认定案涉《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为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原审判决据此判定案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无效，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诉讼费用负担作出处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682号
【摘要】(一)相关刑事判决已查明各方当事人是基于为促成奥其斯公司向江西银行融资目的而签订案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二)《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与案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紧密关联，结合三者相关条款可整体解释出华金证券签订案涉《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设立合伙企业，对奥其斯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故华金证券签订《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成为合伙人，分享合伙企业投资收益，承担合伙企业风险，而是以设立合伙企业的同时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并收取固定溢价款形式变相实现还本付息的借贷目的。综合上述案涉协议签订背景事实和案涉协议相关内容约定，可以认定案涉《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为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
【解读１】高安城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高安城投与华金证券、激石伟业于2017年2月2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补充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金证券、激石伟业承担。
【解读２】一审判决：驳回高安城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41800元，由高安城投负担。
【解读３】二审判决：一、撤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初47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奥其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奥其斯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304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费3041800元均由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激石伟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注解】形式上订立合伙合同而实质目的并非取得合伙收益、承担合伙风险而是实现固定回报，合伙合同为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
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摘要1：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0年第3集总第43集】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363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3363号
【裁判摘要】一、刘××不是8143号判决的第三人，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刘××虽然与苏××是夫妻，但是他对张××诉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不是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8143号民事判决没有认定该笔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也没有判决刘××承担还款责任。执行中虽然查封了刘××与苏××的共同财产，但是并没有裁定执行刘××的个人财产，也就是说案件处理结果与刘××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刘××不是8143号案件的第三人，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二、刘××的起诉明显超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二百零五条以及本解释第三百七十四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二十二条、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的六个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一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据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间是不变期间。第三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提起撤销之诉。超过该期间的，第三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救济，但不能提起撤销之诉。刘××于2019年6月24日提出执行异议时已知道8143号民事判决的内容，至2019年12月30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经超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间。三、刘××没有举证证明8143号民事判决错误且损害刘××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了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前提条件，即“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本案一、二审及本院本次审查过程中，刘××均未能举证证明原判错误致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故刘××的起诉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前提条件。
摘要2：【注解】债务人所涉借贷案件执行中被法院查封夫妻共同财产，其配偶无权以第三人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笔记】垫付款能否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摘要1：解读：垫付款成立事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614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5614号
【裁判摘要】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只是其溯及力受到被解释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限制——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释明，虽在被解释法律实施后制定，但应视为被解释法律的一部分，其在生效之日就应适用于审判实践，故其具有溯及力，只是其溯及力应当受到被解释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的限制。民间借贷解释第三十三条也规定，本规定公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故二审法院适用民间借贷解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肖某某、赣州纵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赣民终101号
【摘要１】民间借贷可以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双方往来资金进行结算——纵横公司、肖××与王×一致同意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按月息3分、先利后本原则对双方往来的资金进行结算。一审法院委托赣州中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借款及还款按照“先利后本、月息3分”的原则进行了财务司法鉴定。赣州中诚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2月17日出具了《司法技术鉴定书》……
【摘要２】本案肖××、纵横公司行使的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故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适用该规定第六条，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借款人归还的超过月利率3%的利息可以请求返还，此前并无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此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虽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作出了规定，但并未规定已经超额支付的利息依法有权请求返还。故肖××、纵横公司直至2015年9月1日才知道或应当知道王×对其存在应当返还的不当得利的事实，其诉讼时效的行使期间应从2015年9月1日开始计算，其于2016年2月29日提起诉讼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摘要2：【摘要３】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而提出返还借款和不当得利不同诉讼请求，诉争法律关系的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案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法[2011]42号）的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中肖××、纵横公司在本诉中诉请王×返还其多支付的利息，从肖××、纵横公司的诉讼请求来看，本诉中双方诉争的法律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不当得利纠纷，但不当得利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基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王×提起反诉诉请肖声富、纵横公司向其归还尚欠的借款，反诉中双方之间诉争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双方均是基于2008年至2014年期间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产生的纠纷而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因此，本案双方诉争法律关系的实质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对本案定性正确，对王×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笔记】民间借贷能否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双方往来资金进行结算？
摘要1：解读：民间借贷可以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双方往来资金进行结算。
摘要2：
【笔记】如何认定名为合伙实为借款协议？
摘要1：解读：出资款不承担经营风险的保本收息合伙投资协议应认定为借款协议。
摘要2：【注解１】（１）合伙协议约定不符合合伙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特征，应认定为借贷协议；（２）是否承担经营风险是区分合伙关系和借贷关系的关键——不承担合伙经营风险的投资人不是合伙人。
【注解２】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协议情形——（１）约定投资人不承担合伙经营风险，享有固定投资回报；（２）约定合伙清算前全数返还投资本金；（３）约定投资不受合伙经营盈亏影响；（４）投资协议约定利润分配方案而未约定损失分担规则；（５）为投资回款提供担保。
【注解３】其他参考案例——（２０１８）鲁民申７４８５号；（２０１５）渝高法民提字第０００５７号；（２０１８）渝民申２２６５号；（２０１９）湘民申１０２２号；（２０１７）川民申１９６３号；（２０１７）赣民终１９２号；（２０１６）赣民终４６６号；（２０１０）豫法民提字第１６０号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湘高法民三终字第28号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湘高法民三终字第28号
【裁判摘要】合伙保底条款无效，当事人之间不构成合伙关系而应认定为借贷关系——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各方当事人及相关案外人因涉案工程于2007年元月5日签订了《吉首项目股东合作协议》，约定了各股东资金分配比例，二审庭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已按约定投入了资金，因此该《吉首项目股东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各当事人及相关案外人合伙关系成立，2008年7月26日，全体合伙人又签订了《项目内部承包补充协议》，对《吉首项目股东合作协议》作出了补充约定，其中关于“项目部投资股东除李××外全部退出工程管理”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的退伙情形，应认定被上诉人李××１、唐××、向××、吴××于该协议签订之日即2008年7月26日退出合伙经营；《项目内部承包补充协议》还约定各被上诉人收回其出资并按出资额121.4%收取固定投资回报、合作期间的全部经营风险则由上诉人李××承担，该约定属于保底性质的条款，违背了合伙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合伙人和合伙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与《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关于“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的规定相悖，且上述约定在未对合伙财产进行结算的情况下退还合伙人的财产并进行高额固定利润分配，违反了《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一条关于“合伙人退伙，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进行结算”的规定，应当确认无效。考虑各被上诉人投资款已全部到位并投入到了合伙项目工程前期准备和施工之中，上诉人李××在各被上诉人退伙后实际接管并享有合伙项目的全部权益，且其在《项目内部承包补充协议》中也承诺按各被上诉人实际出资偿还本金，因此，在上诉人李××与各被上诉人之间事实上形成了借款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李××依法应当偿还该借款，因各方当事人未对借款计息开始时间和利率进行约定，结合本案中项目工程未进行竣工验收和工程款结算、开发商也未按工程进度给付工程款等事实，本院酌定自各被上诉人退伙之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应当支付的利息。上诉人李××上诉提出“《项目内部承包补充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
摘要2：【注解】合伙协议签订后约定项目归一人管理、其他合伙人全部退出管理并领取高额回报，应认定为其他合伙人退伙，构成借贷关系而非合伙关系。
【笔记】当事人能否要求对借贷双方之间全部往来资金进行结算？
摘要1：解读：借贷双方除案涉借款外还在一段时间内互相存在多笔性质不清的大额资金往来，不属于法律规定必须一并解决的情形，当事人要求对双方之间全部往来资金进行结算不予支持。
摘要2：
【笔记】公证债权文书载明民间借贷年利率超出“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能否执行？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１条规定，公证债权文书载明民间借贷年利率超出“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对超过的利息部分不纳入执行范围。
摘要2：
【笔记】律师费和鉴定费用是否属于民间借贷“其他费用”范畴？
摘要1：解读：律师费和鉴定费用不属于民间借贷的“其他费用”范畴。
摘要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940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940号
【裁判摘要】提起执行异议的案外人应相对于执行案件而言并非相对于做出原判决、裁定的原案；非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有权依法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二审裁定以邢××系原案当事人及邢××提出的排除执行的理由与“原判决有关”为由，认定邢××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条件，属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关于邢××是否属于可以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此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的案外人应相对于执行案件而言，并非相对于做出原判决、裁定的原案。本案邢××虽然是程××诉张××、邢××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当事人，但该案原审判决、再审判决均未判决邢××承担民事责任，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邢××不是被执行人，并非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故其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案外人”，有权依法提出执行异议、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第二，关于邢××在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与原判决有关。程××诉张××、邢××民间借贷纠纷案是程××起诉要求张××归还借款460万元，并以该债务属于张××、邢××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请求判令邢××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该案原审判决判令张××偿还程××借款债务。因张××、邢××均未出庭，法院未查清二人是否夫妻关系，以程××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二人是夫妻关系为由驳回了程××要求邢××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该案原审判决作出后，因张××申请再审，法院经审查裁定再审该案。进入再审后，邢××在诉讼中主张其与张××已于2011年离婚，法院经调查后在判决中对双方是否离婚未作出认定，只是认定：经丛台区法院到东光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调查，该局证实自2011年9月7日至2016年5月9日没有邢××与张××办理离婚的登记记录。该案再审生效判决维持了原审判决。再审判决作出后，程××申请执行。
摘要2：（续）因执行法院查封了本案案涉的五处房产，邢××以该五处房产均系其与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系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后，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纵观整个案件的审判及执行情况来看，邢××在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中提出的确认被作为执行标的的案涉五处房产系其与张××夫妻共有，不得执行的诉讼请求，与原判决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与原案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并无关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综上，在程××诉张××、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生效判决未判邢××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情况下，邢××基于案涉五处房产系其与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为夫妻共同财产，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提出确认该五处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等诉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06号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２）最高法民申706号
【裁判摘要１】不能仅以存在通谋虚伪便认定合同无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无效但隐藏意思表示有效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合伙协议》《收购协议》作为案涉民事法律关系的载体，尽管双方约定设立合伙企业并定期回购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系通谋虚假意思表示，依法应属无效，但隐藏的关于借贷的相关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殷××自愿为该借贷提供担保而作出的《承诺函》亦应为有效。二审判决在认定本案应按当事人隐藏的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处理的同时，直接将作为案涉法律关系载体的《合伙协议》《收购协议》确认无效，表述有失妥当，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
【裁判摘要２】（１）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者混同于利息；（２）在没有特别约定时违约金并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就本案而言，各方当事人确认博森企业已收取91617021.62元，且对该部分款项的清偿顺序没有特别约定，依法应遵循实现债权的费用、利息、本金的清偿顺序进行抵充，而违约金并不在优先抵充的顺序之列。一、二审判决将乔普公司已支付的91617021.62元款项先抵充违约金，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明显相悖，适用法律有误。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违约金不等同于利息。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在当事人对违约金和利息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违约金等同或混同于利息。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违约金是依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时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或相应财产；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效，又具有补偿守约方损失及惩罚违约方的效果，往往作为违反合同义务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而利息作为本金的孳息，是指资金所有者因出借资金而取得的报酬，在经济学上系指生产者使用该笔资金发挥营运职能而形成的利润的一部分，是货币资金向实体经济注入并回流时所带来的增值额。由此，违约金与利息的内涵、性质并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制度功能、目标定位。鉴于民商事交易的意思自治原则，
摘要2：（续）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约定违约金、利息的有无以及相应的具体标准。就本案而言，《收购协议》中约定的目标权益收购溢价款实则为年利率12%的借款利息，逾期还款，则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就上述约定而言，双方就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均是明确的，不存在因约定不明而将违约金视为利息的情形。其次，违约金、利息合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同时支持，但不意味着可以同时先行抵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施行)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是对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合计最高限额的规定，当事人在总计不超过年利率24%的范围内一并主张，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实际上，在不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下，违约金、利息并不一定需要进一步区分，但若存在先付款项以及抵充顺序的情形，就有必要进行区分。就本案而言，博森企业已收到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借款本金157000000元依约产生的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若有余款再抵充本金；因余款已不足抵充本金，故不存在再抵充违约金的问题。当然，案涉逾期付款违约金可依约正常核算，并作为乔普公司应付款项的一部分依法给予认定，但不能优先抵充。最后，二审判决认为借款期限内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加上逾期日万分之五违约金，合计并未超过总借款金额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总和，系理解错误，二者合计实为30%，显然已经超过当时生效司法解释所保护的24%最高年利率上限。基于上述审查分析，一、二审判决认定已付款项91617021.62元应先行抵充违约金，然后再抵充借款本息，适用法律有误，进而导致最后认定的尚欠借款本息存在较大错误，需要重新核查认定相关具体事实。二审法院再审本案过程中，应严格依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遵循先息后本的抵充顺序重新核算尚欠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依法确定应支持的金额。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423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民间借贷隐名代理的处理——关于王××、郑××、朱×、刘×、郝×五人是否为实际借款人，应否对各自借款合同中认可的部分及其对应的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虽然王××、郑××、朱×、刘×、郝×是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是王××、郑××、朱×、刘×、郝×一审抗辩称系受步步升小贷公司委托与大众小贷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大众小贷公司对此亦明知。而大众小贷公司在一审中诉称“2013年10月28日，步步升小贷公司要求向大众小贷公司借款2000万元，经过双方协商，步步升小贷公司确定以其公司副经理刘×及员工王××、郑××、朱×、郝×个人名义于当日及次日分别与大众小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显然，大众小贷公司在借款时知晓实际借款人是步步升小贷公司，王××等五名员工是受步步升小贷公司的委托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而且该事实与王××等五人提交的步步升小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相互印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故，在大众小贷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只约束其和王××等五名员工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支持大众小贷公司关于王××等五名员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有事实依据，亦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
摘要2：【裁判摘要２】银行账户出借人是否应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没有关于银行账户出借人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关于杨×是否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民间借贷合同的双方约定向借款人之外的其他指定账户转款，系借款的履行方式。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约定大众小贷公司将借款付至指定的杨×账户，并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且经一审查明，杨×以个人身份证明开设的账户，实为步步升小贷公司经营所用，账户的资金亦为公司占有、使用、处分，其既非借款人，也非借款实际使用人，故不能据此让杨×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大众小贷公司提出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亦没有关于银行账户出借人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因此，大众小贷公司请求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