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解读：（１）发包人明知挂靠事实（借用资质）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无效；（２）发包人不知道挂靠事实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法有效。
摘要2：【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１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认定无效，应限缩解释为发包人明知挂靠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不明知挂靠事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
【注解２】另外裁判观点认为：无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的人借用他人资质签订合同进行施工建设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国家行使公权力确认合同无效，不受当事人主观上是否知情的影响。——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32号
【注解３】发包人明知挂靠系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
摘要1：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３条仅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２）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因此无效。
【注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摘要2：【注解１】项目建设”四证“：（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２）土地使用权证；（３）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４）施工许可证。——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施工合同无效；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施工许可证不影响施工合同效力。
【注解２】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施工合同无效——根据《城乡规划法》第３８条、第３９条规定，未取得规划许可证将导致土地利用混乱并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施工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注解３】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施工合同无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施工合同应属无效。
【注解４】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影响施工合同效力——（１）土地使用权证仅仅是土地使用权利的”登记“和”确认”行为，未申领土地使用权证不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本身效力；（２）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是建设单位进行工程施工的法律凭证，先签订施工再申领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制度属于管理性规范，不影响施工合同的效力。
【注解５】《城乡规划法》第３９条规定“规划条件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批准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撤销有关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应当及时退回；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１）规划条件未纳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２）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虽不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但规划条件未纳入的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摘要1：解读：自2018年6月1日开始，民间资本投资的商品住宅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项目，是否进行招投标不再影响合同效力。
摘要2：【注解１】商品房住宅项目不属于必须招标范围。
【注解２】违反当时生效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商品房住宅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而未招标的，即使审判时商品房住宅项目不属于必须招标的项目，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仍应当认定为无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74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42号
【注解３】(１)违反当时生效的《建设工程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商品房住宅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而未招标的，但是由于在一审过程中，国家关于必须招标工程项目的范围规定发生了变化，案涉工程已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认定合同有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54号；（2）调出必须招标项目目录前签订的合同未经招标程序合同有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46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05号
【注解４】虽然《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分别自2018年6月1日和2018年6月6日起施行，但将该原则适用于既往签订的合同，有利于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且并无证据证明适用的结果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应为合法有效。——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940号
摘要1：解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无证房产依据协助执行文书办理产权登记有关问题的函》的通知（法[2012]151号）之规定，无证房产可以依法强制执行。
（１）未办理初始登记的房屋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执行法院处置后可以依法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２）未办理初始登记的房屋暂时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执行法院处置后可以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并载明待房屋买受人或承受人完善相关手续具备初始登记条件后，由房屋登记机构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予以登记；
（３）未办理初始登记的房屋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原则上进行“现状处置”（即处置前披露房屋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现状，买受人或承受人按照房屋的权利现状取得房屋，后续的产权登记事项由买受人或承受人自行负责）。
解析：执行法院向房屋登记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房屋登记机构认为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并作出书面说明的，执行法院应在30日内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参照行政规章，对其说明理由进行审查——（１）理由成立的，撤销或变更《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书面通知房屋登记机构；（２）理由不成立的，书面通知房屋登记机构限期按《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
【问题】执行程序中处置未办理初始登记的房屋，可否要求房屋登记机构协助办理初始登记？对于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房屋应如何处置？
摘要2：【注解】（１）违法建筑被法定部门行使公权力拆除或自行拆除前，违法建筑具有临时的使用价值；（２）违法属该 “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建筑，执行法院按现状处置符合规定。——参考案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闽执复字第54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6)最高法执监161号
【注释１】（１）司法拍卖属于公法性质的拍卖，不受《拍卖法》《拍卖法实施细则》禁止流通物不得拍卖的限制，司法拍卖合法与否的判断标准只能是“是否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２）违法建筑本身违法或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不等于处置违法建筑的行为违法；（３）违法建筑及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房屋应视为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
【注释２】《关于无证房产依据协助执行文书办理产权登记有关问题的函》明确了执行不具备初始登记条件的房屋应以“现状处置”为原则。
摘要1：【案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1民终7033号
【裁判摘要】家庭成员设立的公司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系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系为阻止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和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债权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在本案涉案债务发生期间，乾钧公司登记股东为宋某和孙某某，但宋某系乾钧公司占股90%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且宋某一直代表乾钧公司与永勤公司开展涉案业务，其中有合同、往来文件加盖济南乾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亦有部分合同、往来文件只有宋某本人签名。本院二审期间，宋某对其将股权无偿转让给其丈夫的父亲赵某某，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某某的原因作出解释时明确陈述，是因为宋某继续担任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将可能承担责任。乾钧公司系宋某与其家庭成员所设立，宋某在乾钧公司已负债务的情况下以逃避债务为目的将股权无偿转让与其年事已高、明显不具备经营和偿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势必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同时结合孙某某的年龄、与宋某系婆媳关系及双方的举证情况，本院综合认定乾钧公司实际由宋某一人控制、经营，宋某虽主张孙某某不参与公司管理，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孙某某作为公司股东投资后的收益或分红情况。综上，宋谋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乾钧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宋目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2：
摘要1：解读：法院依职权裁定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情形——（１）法院认定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２）法院认定执行公证债权文书违背公序良俗的，裁定不予执行。
摘要2：【注解】（１）因民间借贷形成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中文书载明的利率超过法律规定上限，法院应依职权对超过的利息部分不纳入执行范围；（２）当事人对纳入执行范围的利息金额有异议的，可以提出执行行为异议（非提出不予执行公证书）。——参考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京执复131号
摘要1：解读：《民事诉讼法》第２４３条关于“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企业法人，企业作为被执行人请求保留必要的运营费用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注解】个别被执行人是涉及涉社会公共利益的单位酌情保留企业必要的运营费用。
摘要1：【案号】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鲁0784执异32号
【裁判摘要】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陈某某与被执行人安丘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执行裁定，冻结了被执行人安丘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在潍坊银行80×××40账户存款115093.67元。该存款账户所存款项是异议人收取的全市居民及企业缴纳的用水费用。该两项费用在所收水费中的占比为48%。根据山东省、潍坊市及安丘市相关文件规定，该“水费"包括代相关部门收取的水资源管理费、污水处理费及异议人运营所需要的费用等项目，其中水资源管理费、污水处理费只是代收，代收后要转移支付实际收取单位，该两项款项不属于异议人所有，故不能用于偿还异议人债务，异议人该项主张成立。异议人收取的水费，去除该两项费用后，剩余部分52%属于异议人所有。异议人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可以查封、冻结该财产。但考虑到异议人单位是涉社会公共利益的单位，其正常运营是确保全市居民正常生活、企业正常运转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属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法院在处理该部分财产时应当对异议人的正常运营费用予以考虑并保留异议人能正常运营的适当费用。经合议庭合议，酌情确定为收取水费的12%，剩余40%用于偿还债务。综上，异议人的异议理由虽部分符合法律规定，部分理由正当，考虑到该账户存款项目混同，如果本院全部支持其请求，对申请执行人明显不公平。故本院对异议人请求解除对其在潍坊银行80×××40账户存款115093.67元的冻结，60%部分，本院予以支持；40%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异议人请求解除对在潍坊银行80×××40账户存款115093.67元的冻结的60%部分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东省兰陵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1324民初3658号
【裁判摘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司法部于2006年4月13日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四条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第五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二)代理行政诉讼案件；(三)代理国家赔偿案件；(四)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自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五)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律师事务所提供其他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第九条规定：“实行市场调节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案件；(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第十三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上述《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四条明确了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第五条规定了代理民事诉讼等五种案件的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他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第九条规定了实行市场调节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并没有收费比例的限制；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是关于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从该规定看，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案件范围属于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涉及财产关系的部分民事案件。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4年12月17日发布的(发改价格[2014]275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律师服务(刑事案件辩护和部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代理除外)。除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包括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提供的下列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律师服务收
摘要2：（续）费实行市场调节价。1、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2、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3、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综上，本案原、被告田加财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申2505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依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无正当理由未提起上诉且二审判决未改变一审判决对其权利义务判定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海南二中民二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判令庄园公司与华诺公司向农行金贸支行支付借款利息。庄园公司未对此提起上诉，一般应视为其接受一审判决结果。此种情形下，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仅审查农行金贸支行的上诉请求，并作出相应判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现庄园公司提出的再审请求，主张一审判决损害其合法权益，明显与其在本案一、二审诉讼期间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且二审裁判结果为驳回农行金贸支行的上诉，维持原判决，即二审判决未改变一审判决对庄园公司权利义务的判定。故本院对庄园公司的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办理非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经审查拟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不予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应当向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报核；待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后，方可依高级人民法院的审核意见作出裁定。（２）对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当事人住所地跨省级行政区域”或者“以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不予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拟同意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不予执行或者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报核，待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后，方可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核意见作出裁定。
摘要2：【注解】仲裁裁决的被执行人提出时效抗辩，执行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非否定仲裁裁决的合法性，不属于仲裁司法审查范畴，无须按照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参考案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鲁执复34号
摘要1：【案号】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吉04执58号
【裁判摘要】仲裁裁决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裁定不予执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按照依法、诚信、自愿、公平的原则为借款人和出借人提供信息服务，维护出借人与借款人合法权益，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不得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不得非法集资、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涉案签订的《借款协议》系通过拿拿公司运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平台“包公有财”签订的，且根据《借款协议》约定，拿拿公司运营的“包公有财”应系提供居间服务的中介机构，但《借款协议》中却约定在借款逾期后未能偿还的，则出借人及借款人均同意逾期后的债权无偿自动转让给拿拿公司所有，而拿拿公司也因受让该笔债权成为现实的债权人，其本质上系变相归集资金，亦构成了向不特定主体吸收资金的行为，从事了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规定，即其不具备主体资格，不能从事金融业务活动。保定仲裁委员会依拿拿公司提交的《借款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未对借款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综上，拿拿公司申请执行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不能证明其从事金融业务的主体资格合法性，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对该裁决书的执行，将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裁定不予执行。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民再54号
【裁判摘要】名为借款实为场外配资，因违反证券管理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本案黄某向邓某某借款的行为符合民间借贷的要素。但是黄某向邓某某借钱的目的是为了借用邓某某的证券账户炒股，双方先后约定了80万和40万的警戒线和平仓线，在账户市值低于40万，而黄某又不能补齐资金的情况下，邓某某进行了平仓处理。其行为实质是场外融资炒股。所谓场外股票融资是指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约定融资方向配资方交纳一定现金或一定市值证券作为保证金，配资方按杠杆比例，将自有资金、信托资金或其他来源的资金出借给融资方用于买卖股票，并固定收取或按盈利比例收取利息及管理费，融资方将买入的股票及保证金让与给配资方作担保，设定警戒线和平仓线，配资方有权在资产市值达到平仓线后强行卖出股票以偿还本息的合同。本案黄某向邓某某借钱炒股的行为符合场外股票买卖融资合同的表现特征及实质要求。虽然目前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场外配资合同的明确规定、及对该种行为和合同效力的禁止性规定，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和《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来看，该行为是不应该提倡的，该行为的存在会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的秩序，并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损害。因此，本案的性质应该认定为合同纠纷（无名合同）。但因邓某某出借其个人股票账户给黄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第五条“证券投资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证券账户实名制要求开立证券账户。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不得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买卖证券”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本案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冀行再15号
【裁判摘要】下班途中被洪水冲走死亡不属于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杜某系下班回家途中，遭遇自然灾害被洪水冲走死亡。张某某称杜峰在下班回家必经的路段因自然灾害意外死亡属于交通事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视同工伤。张某某称杜某具有自发救灾和救人的行为，该事实在原审中仅有石家庄市矿区齐鑫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单方说明，当事人郭某和高某出具的证明中均未提起此事。在本案再审期间，张某某虽提交了石家庄市矿区齐鑫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2日出具的关于本次事故的补充说明、郭某的补充证明、高某的补充证明等证据，但证人均未出庭作证，也未对证明中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进行说明与解释，该系列证据不足以证明杜某有抢险救灾的事实，亦不足以证明杜某的行为系在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故亦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原二审法院认定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杜某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另经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未印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处理的参考意见》，一审采用该参考意见作为判决依据错误。
摘要2：
摘要1：解读：人民法院根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依据，不得以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规定或者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解析１】如何理解“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１款规定，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能够实现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关于“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的规定认定该合同不因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一）强制性规定虽然旨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但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的影响显著轻微，认定合同无效将导致案件处理结果有失公平公正；（二）强制性规定旨在维护政府的税收、土地出让金等国家利益或者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而非合同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认定合同有效不会影响该规范目的的实现；（三）强制性规定旨在要求当事人一方加强风险控制、内部管理等，对方无能力或者无义务审查合同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将使其承担不利后果；（四）当事人一方虽然在订立合同时违反强制性规定，但是在合同订立后其已经具备补正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条件却违背诚信原则不予补正；（五）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情形。
【解析２】违反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的强制性规定是否无效？｜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２款规定——（１）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当事人以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２）但是，合同履行必然导致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析３】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导致合同无效情形如何处理？｜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６条第３款规定——（１）依据前两款认定合同有效，但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经处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２）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索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属于刑事自诉案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摘要2：【解析４】如何认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情形？｜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７条规定——（１）合同虽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２款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一）合同影响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国家安全的；（二）合同影响社会稳定、公平竞争秩序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违背社会公共秩序的；（三）合同背离社会公德、家庭伦理或者有损人格（２）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时，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和交易目的、政府部门的监管强度、一定期限内当事人从事类似交易的频次、行为的社会后果等因素，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理。当事人确因生活需要进行交易，未给社会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且不影响国家安全，也不违背善良风俗的，人民法院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解析５】“应当”“必须”或者“不得”等表述是否一定属于强制性规范？——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第１８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虽然有“应当”“必须”或者“不得”等表述，但是该规定旨在限制或者赋予民事权利，行为人违反该规定将构成无权处分、无权代理、越权代表等，或者导致合同相对人、第三人因此获得撤销权、解除权等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关于违反该规定的民事法律后果认定合同效力。
摘要1：《反垄断法》立法目的：（１）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２）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３）维护消费者利益；（４）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摘要2：
摘要1：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行政契约（行政协议）：（１）以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为契约标的或内容（行政性→合法性审查）；（２）而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上权益或者义务的合意（协议性→合约性审查）。
摘要2：【注解１】（１）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协议的概念未作出界定，只是在《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１项对具体类型作了列举式的规定；（２）２０１５年《适用解释》分６个条文（第２条、第１１－１６条）规定的行政协议相关内容。
【注解２】《行政协议规定》第１条与《适用解释》第１１条区别：（1）删除了“公共利益”的表述（公共利益概念过于宽泛，属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改为“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的具体化）；（2）删除了“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职责要素只是对“合法”行政协议的界定，并非行政协议的界定，行政协议是否超越职责范围是法院进一步审理的内容）。
【注解３】村委会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属于行政协议。——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8208号
摘要1：行政协议无效；行政协议未生效；行政协议无效或确定不发生效力后法律后果。
【法律问题】因被征收人存在欺诈行为导致被征收物的评估价值有误时估报告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是否有效？
【法官会议意见】具有可分性内容的行政协议，协议部分无效，不影响合的效力，即容许行政协议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情形存在。但当部分无效将效部分的效力，或者将导致整个协议无缔约可能性或者导致整个协议履行的，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整体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19年第16次法官会议纪要，载贺小荣主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会议纪要》(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369-370页。
摘要2：【注解１】法院判决确认行政协议未生效后，当事人是否还可以补办批准手续？——判决后行政机关可以继续履行报批义务，补正协议的效力。
【注解２】行政协议效力审查范围：（１）既要适用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行政协议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２）同时也要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行政协议具有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
【注解３】行政协议效力性审查：（１）对于行政协议效力审查除适用行政诉讼法第７５条关于行政行为无效的规定外，也可以参照民事法律关于效力性与管理性规范相区别，即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当属无效，违反法律法规一般强制性股东不属于强制性效力规定不因此无效；（２）只要签订行政协议时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除非确有重大明显违法等情形，原则上应认定其效力，如果机械认为只要行政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无效将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和行政协议法律关系的安定性。
【注解４】在不与法律规定相冲突的前提下行政协议当事人可以约定行政协议生效条件。——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行政协议诉讼典型案例——九、韩某某诉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不履行预征收行政协议案
摘要1：原告请求解除行政协议，人民法院认为符合约定或者法定解除情形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判决解除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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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被告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导致原告履行不能、履行费用明显增加或者遭受损失，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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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英雄烈士等人格权益保护的溯及适用：《民法总则》施行前，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１８５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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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要点】违反行政规章一般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违反行政规章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经鉴定机构鉴定存在严重结构隐患，或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应当尽快拆除的危房出租用于经营酒店，危及不特定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应当依法认定租赁合同无效，按照合同双方的过错大小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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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豫01民终1484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杨某未上诉，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予改判，理由如下：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法的立法宗旨，司法裁判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和鼓励，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郑州市有关规定，市区各类公共交通工具、电梯间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民有权制止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的吸烟者吸烟。该规定的目的是减少烟雾对环境和身体的侵害，保护公共环境，保障公民身体健康，促进文明、卫生城市建设，鼓励公民自觉制止不当吸烟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杨某对段某某在电梯内吸烟予以劝阻合法正当，是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一审判决判令杨某分担损失，让正当行使劝阻吸烟权利的公民承担补偿责任，将会挫伤公民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性，既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也与民法的立法宗旨相悖，不利于促进社会文明，不利于引导公众共同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因此，一审判决判令杨某补偿田某某15000元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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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要点】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和风险预防原则，根据现有证据和科学技术认为项目建成后可能对案涉地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环境造成破坏，存在影响其生存的潜在风险，从而损害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可以判决被告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对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的影响纳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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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个人信息处理者可处理个人信息７种情形：（１）取得个人的同意；（２）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３）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４）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５）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６）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７）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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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最高法执复160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一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第四百九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拍卖或者变卖的，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项财产作价后交付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或者交付申请执行人管理；申请执行人拒绝接收或者管理的，退回被执行人。”本案中，海南高院作出8号裁定，系经盛秦公司申请，并已征得中东公司同意，且如前所述，并未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8号裁定有充分法律依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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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9)粤执监11号
【裁判摘要１】关于利害关系人申请执行监督是否超出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规定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并未规定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监督的期限。因此，正大公司所提利害关系人执行监督超过期限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执行法院能否对当事人合意抵债行为出具执行裁定的问题。．．．．．． 其一、双方当事人可以经协商一致，不经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过程合意抵债。该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1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一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可见，无论是执行行为发生时还是现行的司法解释对于双方当事人合意抵债的方式都是允许的。其二，2018年3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该协议作出以物抵债裁定。"自此，对于以物抵债和解协议，执行法院不出具财产权利转让的裁定成为必须遵照执行的标准。在此《规定》实施之前，本院在相同或类似的案件中，亦认为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应自行履行。这也与执行和解的实质即“自行和解"的内涵相一致。因此，惠州中院执行监督裁定认为“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以涉案股权抵债协议，是当事人之间自行和解的一种方式，可由当事人按照协议内容自行履行，涉及财产办理过户手续的，应当由当事人自行办理，执行法院只需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作执行结案处理即可，不宜直接裁定进行过户确定和协助"的结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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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民再156号
【裁判摘要】离婚案件实现风险代理不符合公序良俗而合同无效——首先，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共同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案件……该条明确规定婚姻案件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上述收费管理办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规范律师服务的行业规章，对律师的服务收费行为做出的统一规范性规定，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未能明确，却又对行业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的收费问题，该收费管理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设立初衷并不相违背。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司法厅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制定了《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二条亦明确规定，涉及婚姻、继承案件不实行风险代理收费。齐鲁律所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应当清楚上述规定中关于律师收取服务费的相关规定，但其在代理韩真玉离婚诉讼过程中，仍与韩某某签订具有风险代理收费内容的合同，其约定风险代理收费部分的条款违背上述禁止性规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家庭和睦才能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离婚诉讼案件除涉及个人利益外，更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即公序良俗。离婚案件实行风险代理，不能排除利益驱动因素，不利于维护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因此，离婚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不符合公序良俗。齐鲁律所与韩某某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条款的约定，不仅违背上述禁止性规定，亦有悖于公序良俗，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故本案委托代理合同中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应认定无效，原审判决认定委托代理合同中风险代理收费的约定有效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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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非必须招标项目当事人为办理相关施工首先而实施的招投标行为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成飞公司与大发公司通谋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招投标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虽然大发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就案涉珍发酒店二期工程（上善居）项目发出招标文件，2014年5月8日大发公司向成飞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但是2014年6月18日成飞公司向大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证实，招投标文件仅用于办理该工程项目开工前所涉手续之用，不作为本项目竣工后办理竣工决算的依据，结合案涉项目土地使用权证书办理时间（2015年4月24日）和施工许可证办理时间（2015年11月26日）均在招投标之后，以及在招投标之前，双方已于2013年6月20日订立了《珍发二期上善居工程施工合同》的事实，可以认定成飞公司与大发公司实施的招投标行为，系双方通谋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目的在于办理相关施工手续，应属无效。
【裁判摘要２】商品房住宅项目不是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未进行招标不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虽然《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规定，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共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但是《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发改法规【2018】843号）（以下简称843号规定）第二条规定了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将民间资本投资较多的商品住宅项目等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范围中删除。实际上在843号规定实施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同时废止。虽然《珍发二期上善居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于2013年6月20日，时间上早于843号规定，适用当时生效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案涉项目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珍发二期上善居工程施工合同》因未进行招投而无效，但是适用843号规定，案涉项目已不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工程，此时《珍发二期上善居工程施工合同》有效。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应适用843号规定，故大发公司与成飞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签订的《珍发二期上善居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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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7096号
【裁判摘要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竞标差价补偿条款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也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中豪公司与教育局签订《土地出让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一)》，约定中豪公司参加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竞标，如低于双方约定单价竞标成功则中豪公司补偿教育局差额部分，超过约定单价则由教育局承担超出部分。分析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差价补偿条款的效力问题，不应仅考察该协议是否为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更应着眼于协议内容是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所得的出让金，为地方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出让金的价格蕴含了城市规划区域内全体市民改良和提升土地价值的共同劳动成果，以及地方政府为开发利用相关土地而完善相应配套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等所付出的投入等。为了保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能够取得合理对价，确保具有经营性用地意向的市场主体能够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教育局作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非普通商事主体，其本身并不具有经营性用地市场开发资质，如果其与具有经营性用地意向的市场主体约定了招投标成交价的差价补偿条款，相当于将本应用于公共教育事业的财政拨付资金无偿处分给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市场主体，必然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如认定该差价补偿条款有效，势必使得中豪公司事先获得竞拍的保底成本，将在竞拍活动中取得市场优势地位，违反了物权法、招投标法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投标活动各竞买人公平竞争的法律规范。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差价补偿条款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２】本案基本事实较于类案具有需要特别考量之处，法院可作出“类案不同判”——类案同判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处理上应当遵循的裁判理念，人民法院通过类案检索或者诉讼当事人提供的已经生效的先前类案裁判，为该当前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参考，受案法院在处理该当前案件时理应做到类案同判。但前案的裁判对于本案并不必然具有法律适用上的拘束力，如果本案的基本事实相比较于类案具有需要特别考量之处，本案的裁判可在充分说理后，作出与前案不同的裁判。遵循类案同判应当首先比较该当前案件与先前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以及裁判理由和结果等方面的类似性，也即是否属于类案的识别问题，只有在构成了类案的情形下，才考虑同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