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232号
【裁判摘要】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签订的施工合同无效——关于合同的效力。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刘××没有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其通过虞××借用云阳公司资质与合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合发公司与云阳公司2009年10月10日、2010年10月15日签订的两份施工合同无效合法有据。由于无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的人借用他人资质签订合同进行施工建设，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国家行使公权力确认合同无效，不受当事人主观上是否知情、合同是否经过招投标或者备案的影响，故合发公司的该理由不成立。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5261号
【裁判摘要】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民间贴现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9条规定：“票据贴现，系指贷款人以购买借款人未到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发放的贷款，”《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贴现系指商业汇票人的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42条规定：“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由上述规定可见，在我国，能够进行票据贴现的主体为金融机构。票据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票据民间贴现，是指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主体进行的票据“贴现”，该非法“贴现”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民间贴现行为因违反上述部门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其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或《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4项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应认定无效。综上，票据贴现属于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合法持票人向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当事人进行“贴现”的，该行为应当认定无效，贴现款和票据应当相互返还。
摘要2：
摘要1：【案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9182号
【裁判摘要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芳鑫源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未经清算即注销，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该公司的股东罗××１、罗××２、孔××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二审诉讼，并无不当。海外建筑公司关于罗××１、罗××２、孔××主体不适格的上诉意见，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贴现系指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2009年10月16日施行的《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由上述规定可知，可以进行票据贴现的主体为金融机构。票据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本案中，罗××１、罗××２、孔××向海外建筑公司主张票据损害责任，前提条件是芳鑫源公司系案涉汇票的合法持票人。根据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案涉票据系芳鑫源公司以民间贴现方式从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的案外人黄××处获得，该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强制性规定，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违背公序良俗"，应当认定无效。芳鑫源公司并不能据此获得案涉汇票的票据权利。罗××１、罗××２、孔××向海外建筑公司主张票据损害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宁01民初898号
【裁判摘要】关于案由的问题。原告取得案涉两张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是基于向前手被告华晨安防公司的买卖，原告不具有法定贴现资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42条规定：贴现是指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将票据权利背书转让给金融机构，由其扣除一定利息后，将约定金额支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行为。票据贴现的主体为金融机构，贴现业务为特许经营业务，未经许可，其他主体不能经营票据贴现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原告与被告华晨安防公司的行为危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无效。原告取得票据的方式不合法，其未取得票据权利，无权进行追索，故本案案由应属票据纠纷。关于原告行使追索权的问题。因原告不属于合法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故无权向其他背书人及承兑人、出票人主张追索权利，其诉请其他被告不予支持。鉴于原告与被告华晨安防公司之间的票据交付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应由被告华晨安防公司应返还原告票据款680400元，原告将案涉票据返还华晨安防公司。原告在该行为中有过错，其利息主张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74号
【裁判摘要１】违反当时强制招标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依照其规定。”2000年4月4日国务院批准，2000年5月1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三条规定：“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五)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六)其他公用事业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本案中，涉案尚锦华城项目系商业、住宅及配套建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及当时生效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的规定，涉案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但是华程公司与万利公司未经招投标程序，2016年12月23日签订《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万利公司随后进场施工，双方又于2017年履行招投标手续并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时华程公司声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只限于办理建筑施工许可证，用于其他性质一概无效。本院认为，该《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该合同应为无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号】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改革非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发包方式的通知》【豫建(2014)102号】不能成为判定涉案《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
摘要2：（续）因此，万利公司以案涉工程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必须招投标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应为有效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摘要２】关于质保金应否扣除问题。建设工程质保金是用于保证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对建设工程出现的缺陷进行维修的资金。本案中，《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约定了质保金的提取比例以及支付办法，但鉴于该《施工总承包框架协议》已被认定为无效不再履行，结合两年保修期已满，万利公司主要对主体进行了施工，后续工程由其他公司继续施工，原审认定不再提取质保金并无不当。但是，并不因此而免除万利公司对于其已经完成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的保修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754号
【裁判摘要１】案涉工程为商品住宅项目，根椐2000年5月1日施行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18年6月1日废止）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商品住宅项目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但是，根据2018年6月1日施行的《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的规定》，案涉工程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2011年8月29日凯元公司与中天公司签订的两份《施工协议书》，虽然属于没有经过招标而签订合同的情形，但是由于在一审过程中，国家关于必须招标工程项目的范围规定发生了变化，案涉工程已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2011年8月29日凯元公司与中天公司自愿签订并实际履行的两份《施工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
【裁判摘要２】发包方能否诉请承包人交付完整施工技术资料并配合竣工验收？——关于中天公司应否交付完整的施工技术资料及配合验收的问题……因案涉工程一直未依法定程序完成竣工验收，中天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即负有向建设单位提供完整的施工技术资料并配合建设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工作的义务。中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凯元公司交付了完整的施工技术资料，因此，一审判决中天公司向凯元公司交付案涉工程施工技术资料并配合竣工验收，既有合同依据，也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四、中天公司在15日内向凯元公司交付完整的技术资料三套，并在凯元公司组织竣工验收时予以配合；）
摘要2：
摘要1：约定违约金是意思自治原则在违约损失赔偿领域的体现，作为民事合同的主要救济方式之一，具有可以保障合同顺利履行与补偿守约方损失的功能。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有观点认为司法干预应当保持克制，不应予以调整。另有观点认为，不能将违约金条款全部留待当事人约定，尤其是对不公正的违约金条款。本文摘自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1年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以供参考。
【乙说：无效说】当事人请求法院对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是《民法典》第585条赋予民事主体请求司法保护的法定权利。事先约定放弃违约金司法调整请求权，将可能使当事人的法定权利被约定所剥夺。《民法典》第585条确定的违约金调整规则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质，若允许通过意思自治事先排除违约金调整规则的适用，不利于平衡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违公平正义。
【法官会议意见：采乙说】
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应以公法提供的公共秩序为基础，民事法律行为的自由须限定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范围之内。当事人请求法院对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本质上属于公法性质的诉讼权利。
《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规定的违约金司法调整制度，是为平衡当事人利益而对契约自由适当限制的结果。如果允许当事人通过预先约定放弃向法院请求调整违约金的权利，容易造成意思自治对公共秩序的冲击，法定的违约金调整规则将大概率被规避，进而影响市场交易安全并提升虚假诉讼的风险，《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的立法目的有可能被架空。因此，当事人事先约定放弃违约金司法调整请求权，违约方再向法院请求调整违约金数额的，法院原则上应予以准许并依法进行审查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最高法行申7173号
【裁判摘要】《房屋鉴定报告》系对案涉房屋安全状况的技术鉴定，不是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天津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所有人应当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确定房屋的安全状况：(一)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二)承重结构开裂、变形的；(三))地基不均匀沉降的(四)因自然灾害或者事故灾难可能导致承重结构损坏的；(五)其他依法应当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房屋所有人未按照前款规定委托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房屋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负责房屋安全鉴定的具体工作。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规范和标准对房屋进行查勘、检测、鉴定，及时向委托人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并对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由上述规定可知，在可能危及公共利益的情形下，房屋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房屋进行安全鉴定；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向委托人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并对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本案中，天津市河某某房屋安全鉴定中心作为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接受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的委托，依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作出案涉《房屋鉴定报告》，系对案涉房屋安全状况的技术鉴定，不是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刘×对该《房屋鉴定报告》提出的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河东区政府决定驳回刘蓉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借用资质参与土地竞拍、开发不能排除强制执行；（２）《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继承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等极少数特殊情形，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规定，否则，会对物权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本院认为，一、二审及再审证据不足以证明邓×对案涉土地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理由如下：一、《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4年9月10日，中宝公司向灵宝市财政局缴纳竞拍保证金430万元，同年9月15日，中宝公司与灵宝市国土资源局签署案涉土地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2014年10月9日，中宝公司向灵宝市财政局缴纳了竞拍土地余款20万元，同日，中宝公司缴纳了契税18万元。2014年10月24日，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案涉宗地建设用地批准书，2015年3月9日，灵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案涉宗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单位为中宝公司，2015年5月21日，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灵国用（2015）第2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查明事实，可以确认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而不是邓×。二、中宝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2014年9月15日下午16时，在灵宝市地产交易中心实施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中，我公司购买的位于灵宝市环城桥东南角00-24-180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面积为4492平方米，拍卖地价为450万元）。现特此证明该块土地的拍买出资人为邓×，邓×是该宗地拍卖后的所有人。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邓×与中宝公司上述往来款项具体性质，即不足以证明邓×系实际出资人和实际权利人，即使中宝公司出具的《证明》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只是说明邓×借用中宝公司的资质进行案涉土地的竞拍与开发的情形是存在的，该事实对邓×与中宝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具有效力，但不能改变中宝公司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的对世权效力。同理，再审审查中，邓×作为新证据提交的三份材料内容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邓×为规避法律借中宝公司之名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而不能据此确定邓×为土地使用权人。即不能产生物权变动效果，不能动摇物权登记公示效力的稳定性。
摘要2：（续）三、《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该条例第五条规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设立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1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二）有4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房地产专业、建筑工程专业的专职技术人员，2名以上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对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条件作出高于前款的规定。”邓×作为个人，不具有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资质，对此事实，邓×是明知的。如其借用中宝公司资质开发房地产的事实存在，那么灵宝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就是邓×与中宝公司都认可的真实权利状态。本案中，二审判决以案涉登记簿上的登记为依据，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宝公司，即为实质性审查。而《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继承未能及时办理过户等极少数特殊情形，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规定，否则，会对物权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本案并不存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情形，故邓×认为适用《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应确认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四、《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邓×借用中宝公司资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因此邓×再审称借用第三人中宝公司名义拍得案涉土地，并未损害国家、集体、他人的合法权益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邓×明知其行为违法，依然选择规避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借用中宝公司资质对案涉土地进行开发，对此，邓×应承担其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
摘要1：【裁判摘要】拆迁安置户有权排除抵押权人申请执行安置房——史××１、史××２作为拆迁安置户，以牺牲其对原房屋的居住权为代价来满足城市建设等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其对作为安置房的案涉商铺享有的拆迁利益亦关系到其基本的生存权利，故原审法院认定史××１、史××２对案涉商铺享有的权利优先于亳州典当公司享有的抵押权并无不当。史××１、史××２对案涉商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亳州典当公司主张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摘要2：
摘要1：——对行政调解已达成有效协议的事项不能要求再次处理
【裁判要旨】经行政执法机关依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已就争议事项达成有效的和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就该事项再次要求行政处理，相关部门不予处理，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相关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人民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案号】（2011）怀中行初字第4号；（2012）湘高法行终字第4号
【摘要】根据《国务院批转林业部、民政部等部门〈关于调处省际山林权纠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以及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行政调解是林权争议处理的必经程序。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并由调解人员签名，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印章，报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经山林纠纷调处部门反复协调，双方已自愿达成协议。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自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在已经有了生效的、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的情况下，贵州永光村桐油湾组再次请求湖南省靖州县政府给予行政处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上诉人贵州永光村桐油湾组起诉湖南省靖州县人民政府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应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针对房屋征收决定可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为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并不包括被征收房屋的承租户；（２）被征收房屋的承租人对被诉房屋征收决定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第十四条规定，“被征收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据此，针对房屋征收决定可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为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并不包括被征收房屋的承租户。鉴于本案上诉人乃涉案被征收房屋的承租户，故其对被诉房屋征收决定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至于上诉人上诉状中提出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了停产停业损失属于征收补偿范围，故其与被诉房屋征收决定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上诉主张属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而上诉状关于被诉房屋征收决定存在实体违法的事项由于本案仅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审查认定，故该上诉事项不属本案审查范围。综上，原审裁定以上诉人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而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白富美“不属于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标识——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在审查判断有关标志是否构成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时，应当考虑该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是否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本案申请商标“白富美BAIFUMEI”系近年流行的网络用语，意指某种类型的女性，并无明显的贬低、丑化该类女性的含义，因此难以认定申请商标文字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商标评审委员会和原审法院认定申请商标属于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情形的认定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商标法第十条第第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可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在于标志或标志构成要素本身，一般并不涉及基于商品或服务类别的特别考虑。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188号
摘要1：【裁判摘要】《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应当是指商标或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除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之外的其他消极、负面影响。“灵隐寺”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佛教寺院，其在佛教界及全国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公众对其广为知悉。“灵隐”为“灵隐寺”显著识别部分，单独出现容易使普通公众联想到“灵隐寺”。本案中，争议商标中文部分仅有“灵隐”二字组成，根据相关公众的认读习惯，“灵隐”也是争议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由此，争议商标的注册、使用容易引起相关公众认为其所标识商品与“灵隐寺”存在某种特定联系，从而有害于宗教信仰、宗教感情或者民间信仰，造成不良影响。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天圆公司此部分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非法获益为目的注册商标不应得到法律保护
【裁判要旨】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无正当理由注册并囤积商标后，以转让、诉讼手段牟取利益，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不当占用公共资源，恶意取得注册商标，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审查判断有关标志是否构成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时，应当考虑该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是否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如果有关标志的注册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由于商标法已经另行规定了救济方式和相应程序，不宜认定其属于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由于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属于商标注册的绝对禁止事项，一旦认定某一标志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即意味着不仅该标志在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类别上都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更不得作为商标注册。而且在《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未作例外规定的情况下，任何主体均不得将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和注册。因此，对于某一标志是否具有“其他不良影响”，在认定时必须持相当慎重的态度。
【裁判摘要２】“微信”缺乏显著性——《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显著特征的判断，应当根据申请注册的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从整体上加以认定。本案中，被异议商标由中文“微信”二字构成，指定使用在“信息传送、电话业务、电话通讯、移动电话通讯、电子邮件、传真发送、电信信息、提供全球计算机网络用户接入服务（服务商）、为电话购物提供电讯渠道、语音邮件服务”上。“微”具有“小”、“少”等含义，与“信”字组合使用在上述服务项目上，易使相关公众将其理解为是比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常见通信方式更为短小、便捷的信息沟通方式，是对上述服务功能、用途或其他特点的直接描述，而不易被相关公众作为区分服务来源的商标加以识别和对待，因此，被异议商标在上述服务项目上缺乏显著特征，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所指情形。
摘要2：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7年第1期（总第243期）】
【裁判摘要】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判断有关标志是否构成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时，应当考虑该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是否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如果某标志具有宗教含义，则无论相关公众是否能够普遍认知、该标志是否已经使用并具有一定知名度，即通常可以认为该标志的注册有害于宗教感情、宗教信仰或者民间信仰，具有不良影响。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如果有关标志的注册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由于商标法已经另行规定了救济方式和相应程序，不宜认定其属于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人民法院在审查判断有关标志是否构成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时，应当考虑该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是否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如果有关标志的注册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由于商标法已经另行规定了救济方式和相应程序，不宜认定其属于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商标“”由乔丹(中国)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17日申请注册，于2007年5月28日获得核准。乔丹(中国)有限公司后将该争议商标转让给乔丹公司。注册号为3848786，注册类别为国际分类第25类，核定使用商品为服装；泳装；跑鞋；鞋；帽；袜；皮带(服饰用)；戏装；婚纱。争议商标标志“”及其构成要素不存在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情形。迈克尔•乔丹再审申请主张“乔丹”、“QIAODAN”、“”或“”等标识是否已经与迈克尔•乔丹建立了更强的对应关系，是否会容易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与本案争议商标的注册是否符合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不具有直接关系。即使争议商标的注册损害了迈克尔•乔丹的特定民事权益，也应通过商标法的其他规定获得救济，不宜纳入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调整的范畴。因此，一审、二审法院关于该条法律不适用于本案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迈克尔•乔丹关于争议商标既损害了其作为特定民事主体的权益，又导致了公众混淆，从而损害了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该项规定的立法精神在于贯彻公序良俗原则，维护良好的商标注册、管理秩序，营造良好的商标市场环境。根据该项规定的文义，其只能适用于已注册商标的撤销程序，而不适用于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但是，对于在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中发现的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若不予制止，等到商标注册程序完成后再启动撤销程序予以规制，显然不利于及时制止前述不正当注册行为。因此，前述立法精神应当贯穿于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撤销程序的始终。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及法院在商标申请审查、核准及相应诉讼程序中，若发现商标注册申请人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注册商标的，可以参照前述规定，制止不正当的商标申请注册行为。关于上述法律中就“其他不正当手段”的理解，应当是限于以欺骗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情形的规制。虽然在具体案件中系对诉争商标申请注册的情形予以规制，但实则是对申请注册人就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行为予以的制止，特别是对于申请注册人通过囤积他人大量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主观上并无合理事由，客观上亦无实际使用意图，通过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相关申请注册行为，均是在具体案件中予以是否属于“其他不正当手段”情形进行了评述，将直接对该申请注册人的相关注册行为所指向的商标产生影响。因此，在认定上述情形时，应当采取审慎原则，一方面对确属是以囤积商标进而通过转让等方式牟取商业利益为目的，大量申请注册他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商标，明显违背商标内在价值，并会对商标注册秩序产生消极影响，有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实守信经营秩序建立的行为，应当予以有效规制；另一方面也应当考虑中国采取商标注册制度，对商标本身的保护更多的考量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稳定性和对应性，而非相关主体对特定标志的垄断，故允许在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出现相同或近似的标志，这也是中国商标基本制度所决定的。故此，在对法律所规定的特定情形予以认定时，不能以动摇商标基本注册制度为代价，否则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将远大于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更应当予以严格认定。
摘要2：
摘要1：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的定性
内容摘要：准确认定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的行为性质，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否认定国家工作人员，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判断：一看形式要件，即是否经过法定程序任命、国有委派、法律授权等方式从事公务；二看实质要件，即是否从事公务。破产案件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作为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所从事的不仅是技术专业性工作，更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系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在行使管理人相关职权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认定构成受贿罪。
摘要2：【摘要】综上，被告人蔡某某作为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其在从事破产管理人工作期间，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便利，使行贿人违规获得竞拍资格并最终底价拍得资产包，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摘要1：【裁判摘要】娱乐经营许可证许可的娱乐经营场所位于社区，该小区业主如果认为该行政许可行为侵犯自己合法权益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颁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系行政许可行为，行政许可的目的之一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认为行政许可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诉娱乐经营许可证许可的娱乐经营场所位于园中园高层社区，该小区业主如果认为该行政许可行为侵犯自己合法权益，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孙××系园中园小区业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提交的（商）环监字（2010）第001号监测报告显示，对梁园区糖果练歌房进行环境监测是2010年3月4日，而被诉娱乐经营许可证颁发于2010年3月18日，由此可推断，进行环境监测时，一审第三人梁园区糖果练歌房尚未进行营业，缺乏其营业后是否对上诉人孙××的合法权益造成影响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并非只要被告超过举证期限就必然产生视为被诉行为行为没有证据的法律后果；（２）即便是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被告逾期举证，如果案件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或者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人民法院也应当依法向被告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知情人员调取证据从而查明案件事实。
摘要2：【注解】被告提供原告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证据并非用于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被告超过举证期限不应一律不予采信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纳。
摘要1：【裁判摘要１】法院不能放弃对起诉条件的审查义务。原告在起诉时应提交证据材料依法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被诉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的不利影响，原告资格就已具备。同时，被诉行政主体或第三人有权提供相应证据材料予以反驳，即使不提出相反证据，甚至予以认可，亦不能免除人民法院对于原告主体资格的主动审查义务，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主动予以审查。
【裁判摘要２】对经释明所明确诉讼请求法院有权依法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补充证据——人民法院有权依法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补充证据，以查明案件事实。对于原告经法院释明所明确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有权依法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补充证据。本案中，赵××最初的诉讼请求为“确认临潼区政府在2017年5月20日依据陕政土批〔2012〕1009号审批土地件对其承包地强行征收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审法院对其诉请予以了当庭释明，赵××最终所明确的诉讼请求为“确认临潼区政府在2017年5月20日依据陕政土批〔2012〕1009号审批土地件对其承包地和自留地圈占的行为违法”。一般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因诉讼能力和法律知识所限，提出的诉讼请求可能不甚精准，对此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行使释明权依法给予释明引导。例如本案当事人起诉要求确认土地征收行为违法，因征地行为由一系列可拆分的行政行为构成（包括征地批复、发布征地公告、进行征地补偿登记、签订补偿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责令交出土地等行为），法院应进行释明。经释明引导，当事人最终调整并明确了诉讼请求，法院也已予以准许。法院将最终围绕明确后的诉讼请求予以审查，并有权依法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补充相应证据以查明案情，但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摘要2：
摘要1：——提起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条件
【裁判摘要】（１）一般来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履行职责之诉至少应当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明确予以拒绝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第二，他所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第三，他是向一个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第四，他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第五，行政机关对于原告申请的拒绝，可能侵害的必须是属于原告自己的主观权利。（２）直接提起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制定规范或解释规范的规范颁布之诉，既不符合履行职责之诉的法定起诉条件，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审申请人向山东省人民政府邮寄请求报告，请求其依法对鲁政发[1994]1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试行）》中关于平房和自管公房的房改具体问题和事项进行明确解释，并要求尽快出台相应法规政策。……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为“责令被告依法对原告《致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现居住公房包括自管公房职工参加房改请求报告》的请求事项予以处理”，因此，其所提诉讼在诉讼类型上应当属于履行职责之诉。履行职责之诉并不意味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随便向任何一个行政机关提出任何一项请求，该行政机关就有履行该项请求的义务；也不意味着只要行政机关“不作为”就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一般来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履行职责之诉至少应当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他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并且行政机关明确予以拒绝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第二，他所申请的事项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这种请求权基础可以产生于或者基于某一法律、某一行政机关的保证以及某一行政合同。总之，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作出一个特定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定的权利依据。第三，他是向一个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提出。管辖权是行政机关活动的基础和范围，行政机关应当在执行法定任务的同时遵守管辖权的界限。这种管辖权既包括该行政机关是否主管申请人所申请的专业事务，也包括同一专业事务中不同地域、不同级别的行政机关之间对于管辖权的具体分工。向一个无管辖权的行政机关随意提出一个申请，即使该行政机关予以拒绝，也不会使申请人当然地获取了诉权。第四，他申请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应当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行政行为。要求行政机关实施没有外部效力的内部调整或者不是针对他个人的一般性调整，必须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
摘要2：（续）第五，行政机关对于原告申请的拒绝，可能侵害的必须是属于原告自己的主观权利。在原告不具备主观权利的情况下，即使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有可能侵害公共利益，个体也未必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本案中，如果再审申请人申请解决的是其本人的住房居所问题，则属于请求行政机关针对其本人作出一个具体的、特定的处理，但即使如此省级政府显然也不具有直接处理该项个人事务的职责。从再审申请人请求报告的内容来看，其核心是请求山东省人民政府对相关政策进行解释并要求尽快出台相关法规政策。这种请求在性质上属于要求行政机关进行一般性的规范创制。应当承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仅会由于具体行政行为而遭受侵害，也会由于行政机关应当颁布而未颁布相应规范而受到影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只是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起诉时才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没有规定可以直接提起要求行政机关依照其申请制定规范或解释规范的规范颁布之诉，从这个意义上讲，再审申请人提起的本案之诉，既不符合履行职责之诉的法定起诉条件，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一、二审法院分别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和上诉，并无不当。
摘要1：【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投标人不得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禁止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涉案工程经过了公开招投标程序，但在招投标之前睢宁曼哈顿公司、南通四建公司双方已经就工程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了磋商，且签订了《睢宁曼哈顿商业广场工程总承包补充协议》，南通四建公司交纳了履约保证金1500000元，并实际进场做前期准备工作，属于法律禁止的“先定后招”或者“明招暗定”情形，损害了其他投标人公平竞争的合法权益，故涉案A、B两份合同虽然均进行了备案登记，但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以均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摘要2：
摘要1：解读１：属于“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情形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３条）——（１）［改变主要事实和证据］ 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２）［改变规范且影响定性］ 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且对定性产生影响；（３）［撤销或改变处理结果］ 撤销、部分撤销或者变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结果。
解读２：可以视为“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情形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４条）——（１）［履行法定职责］ 根据原告的请求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２）［采取措施］ 采取相应的补救、补偿等措施；（３）［裁决案中认可和解］ 在行政裁决案件中，书面认可原告与第三人达成的和解。
解读３：被告改变行政行为，法院裁定准许撤诉——（１）被告改变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行政诉讼法》第６２条）；（２）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２条）：Ａ．申请撤诉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Ｂ．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超越或者放弃职权，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Ｃ．被告已经改变或者决定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Ｄ．第三人无异议。
解读４：被告改变行政行为，法院判决确认违法——（１）被告改变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行政诉讼法》第７４条第２款第２项、《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８１条第３款）；（２）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就不作为依法作出确认判决（《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８１条第３４款）。
摘要2：【注解１】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３４条第２款规定，被告改变或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许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注解２】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审理，申请人撤回申请除外（《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３９条）。
【注解３】法院可以建议被告改变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原告或者第三人对改变后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具体行政行为。
【注解４】（１）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行政行为，原告或者第三人对改变后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改变后的行政行为进行审理（《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８１条第２款）；（２）一审被告在二审期间改变被诉行政行为，一审原告或者第三人对改变后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需要另行单独提起行政诉讼。
【注解５】被告改变被诉行政行为后原告申请撤诉但法院裁定不予准许，被告改变行为是否有效？——（１）不准撤诉裁定效力不一定及于改变后的行政行为效力，法院不准予撤诉裁定与改变后行政行为效力之间没有直接关联；（２）被告改变被诉行政行为后，原告申请撤诉，法院裁定不予准许，被告改变行为依然有效。
【注解６】被告自行撤销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被告作出的行为违法。——参考案例：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2010）句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
【注解７】起诉当日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法院应否继续合法性审查？｜法院应当继续合法性审查并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参考案例：（2007）皋行初字第066号
摘要1：【裁判摘要１】(１)如果行政行为根本不可能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２）行政机关对举报事项予以立案调查，在立案查处期间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责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查处职责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这是一个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兜底条款，表明如果行政行为根本不可能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本案中，上海市财政局不履行对刘××、金××举报事项的查处义务。复议期间，上海市财政局自我纠错，对举报事项予以立案调查。在上海市财政局立案查处期间，刘××、金××再次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财政部责令上海市财政局继续履行查处职责。而事实上，上海市财政局正在履行查处义务的行政行为，并不会对举报人刘××、金××的权利义务造成损害或不利影响。因此，76号复议决定以刘××、金××的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为由，决定驳回其复议申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但是，上海市财政局在立案受理刘××、金××举报事项后，应当加快调查进度、尽快作出处理决定；作为上级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财政部亦应当监督上海市财政局，提高行政效率。
【裁判摘要２】以行政机关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为由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责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查处职责，缺乏行政复议事实根据和理由，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复议申请应当要有具体的复议请求和理由。所谓具体的理由，是指申请行政复议应当有相应的事实根据，对复议请求要有符合常理的解释。申请复议缺乏事实根据和理由，不符合法定复议受理条件。本案中，刘××、金××认为上海市财政局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向财政部申请行政复议。而事实上，上海市财政局已经启动调查程序，正在对刘××、金××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处理。刘××、金××请求财政部责令上海市财政局继续履行查处职责，缺乏事实根据和理由，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76号复议决定驳回其复议申请，结果并无不当。
摘要2：【裁判摘要３】被执行人举报鉴定机构存在违规行为具有复议申请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复议申请人的资格。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前述“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应当是指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情形。（2013）行他字第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亦明确规定，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本案中，刘××、金××系40080号鉴定报告所涉民事关系中的被执行人，举报鉴定机构存在违规行为，显然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应当具有复议申请人资格。二审判决以刘××、金××并非资产评估委托人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亦没有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财政部门在对资产评估行业进行财政监管过程中应当特别保护和考量的合法利益为由，否定刘××、金××的复议申请人资格，显然不符合复议法实施条例和相关答复的规定，本院予以指正。
【裁判摘要４】行政诉讼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法定条件并非原告诉讼请求不成立，而是被诉行政行为完全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据此，行政诉讼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法定条件并非原告诉讼请求不成立，而是被诉行政行为完全合法。如果被诉行政行为结果正确，但是理由不当，撤销重作又将会大量浪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资源，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确认被诉76号复议决定违法，保留效力，而不是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案中，一、二审均以不同于被诉76号复议决定的理由驳回刘××、金××复议申请的处理结果正确，本应判决确认76号复议决定违法，保留效力，但却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妥，本院一并予以指正。鉴于再审的功能主要在于保障当事人的实体合法权益，一、二审判决驳回刘××、金××诉讼请求的结果正确，再审徒增诉累，无益于刘××、金××合法权益的保护，本案不予再审。
摘要1：【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年第5期（总第271期）第30-42页】
【裁判摘要】
消防安全事关人身、财产安全，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确保建筑物消防安全是建设单位的法定义务。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购房人一般不具有检测所购房屋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的能力，难以适用一般商品买卖合同在标的物交付后买受人应当及时检验产品质量的规定。
案涉责任人在不同时期的数个行为密切结合致使火灾发生，侵权行为、致害原因前后接继而非叠加，责任人对火灾的发生均有重大过失，但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建设单位并非主动积极的行为致受害人权益受损，不承担主要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依法或依约在物业管理区域内负有安全防范义务，应协助做好安全事故、隐患等的防范、制止或救助工作。第三人原因致损，物业服务企业未尽到专业管理人的谨慎注意义务的，应在其能够预见和防范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1、关于上诉人取得驾驶证中的c1和e准驾资格是否属于一种行政许可还是两种行政许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 规定：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第五十四条规定：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三项所列事项的行政许可，赋予公民特定资格，依法应当举行国家考试的，行政机关根据考试成绩和其他法定条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赋予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特定的资格、资质的，行政机关根据申请人的专业人员构成、技术条件、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等的考核结果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公民特定资格的考试依法由行政机关或者行业组织实施，公开举行。行政机关或者行业组织应当事先公布资格考试的报名条件、报考办法、考试科目以及考试大纲。但是，不得组织强制性的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不得指定教材或者其他助考材料。联系本案而言，上诉人取得准驾车型c1和e是依据前述法律规定的不同报考年龄条件、程序、考核方法等分别取得，明显不属于一种行政许可，应当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许可。2、上诉人驾驶摩托车违法，被上诉人是否可以同时吊销上诉人c1和e驾驶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联系本案而言，正如上述第1点所述，上诉人取得驾驶证中的c1和e准驾资格是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驾驶摩托车违法，上诉人却将其准驾小车c1的资格一并吊销，上诉人的这种处罚决定既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也是与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过罚相当原则”相违背的。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遵循合理行政原则的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3、国法秘政函（2012）244号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对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能否作为本案处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联系本案而言，上诉人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两轮摩托车上路行驶这一违法事实，双方均认可，但上诉人起诉主张只能吊销其摩托车的驾驶资格（即准驾车型e），
摘要2：（续）而不能同时一并吊销小车驾驶资格（即准驾车型c1），被上诉人答辩中则主张其除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驾驶前款所列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驶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外，还主张其还适用了国法秘政函（2012）244号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对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的精神，由此双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吊销驾驶证”具体含义理解出现分歧的情况下，依前述法律规定，对“吊销驾驶证”是否需要“吊销全部的准驾车型”的解释权应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法秘政函（2012）244号国务院法制办秘书行政司《对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第一条属不具有法律授权的解释，故不能作为本案处罚依据，上诉人主张该文解释超出一般国民预测可能性不能作为本案处罚依据的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注解１】当事人取得驾驶证中的C1和E准驾资格是否属于一种行政许可还是两种行政许可？——当事人取得准驾车型C1（小型汽车）和E（摩托车）是依据法律规定的不同报考年龄条件、程序、考核方法等分别取得，不属于一种行政许可，而属于两种不同的行政许可。
【注解２】当事人驾驶摩托车违法能否一并吊销其汽车驾驶证？——当事人驾驶摩托车违法，却将其准驾小型汽车C1的资格一并吊销，这种处罚决定违背“过罚相当原则”。
【注解３】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能否作为处罚依据？——《立法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据此，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否需要"吊销全部的准驾车型"的解释权应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国法秘政函[2012]244号）第一条关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一种剥夺持证人驾驶任何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资格的处罚，不是只剥夺某一准驾车型资格的处罚”的意见，属不具有法律授权的解释，不能作为处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