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实务要点】企业之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中，借款人系为生产经营需要进行临时性资金拆借，出借方亦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且不存在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借款合同有效。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896号《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认定及其利息保护——洪泽丰润金属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与安徽福赐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
摘要2：
摘要1：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关于职务侵占案件管辖权问题的批复（公经[2003]435号 2003年4月21日）
【摘要】此案原则上应由犯罪嫌疑人所属公司、企业注册地的公安机关即贵阳市公安局管辖，如果由犯罪行为实施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也可以由犯罪行为实施地的公安机关即六盘水市公安局和六枝县公安局管辖。
摘要2：
摘要1：问题：在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追加股权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
【要旨】股东出资不到位即转让股权，执行程序中不能直接追加受让股权的新股东为被执行人，债权人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新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１９条规定仅适用于原始股东而不适用于继受股东；（２）继受股东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由债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１８条之规定通过诉讼程序主张。
【注解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18号《刘某、贾某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再审民事判决书》裁判观点：（１）一般情况下，不宜再执行程序中依据《执行变更追加规定》第17条规定由执行法院裁定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２）但是，由于欠缴出资股东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有关事实有工商档案材料作证且已经有生效裁判确认，执行法院依据外观上具有明显性的事实，在申请执行人债权未能及时获得清偿的情况下，依法作出执行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并无明显不当；（３）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可以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的规定审理追加欠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
【注解２】（１）《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只能适用于诉讼程序而不能直接援引适用于执行程序【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可以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18条的规定审理追加欠缴出资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再218号】；（２）《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７条规定”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仅限于公司发起股东而不包括受让股权的继受股东，《变更追加规定》并未规定追加继受股东，执行程序不能代替诉讼程序予以审查。
【注解３】（１）申请执行人以《变更追加规定》第１７条为依据申请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应裁定驳回追加申请；（２）申请执行人按照《变更追加规定》第３２条规定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执行裁判庭可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８条规定作出审理认定结论。
摘要2：【裁判规则】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受让股东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106号【裁判摘要】本案中，综合澳普尔投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工商登记档案及其与中信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中信公司并非设立澳普尔投资公司的发起股东，而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澳普尔投资公司股东。中信公司受让澳普尔投资公司股权后，澳普尔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亿元，中信公司并不具有继续缴纳出资义务。因此，中信公司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该公司为被执行人。
【注解４】（１）出资不是股东转让股东一般不宜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受让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转让股东存在出资不实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或者受让股东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已经有生效裁判确认可以据此追加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出资期限尚未届至的股东转让股权，不能追加未届出资期限的受让股东为被执行人（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4443号）。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2次会议、 2018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法释〔2018〕17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1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2次会议、2018年6月13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摘要2：《刑法》
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零七条【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虚假诉讼罪】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摘要1：【风险提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签订合作意向书属于预约合同，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的，对方有权请求违约方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因此，公司企业切勿忽视合作意向书的法律责任及法律风险！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3796号
【裁判摘要1】经审查，浦煜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昆仑公司营业执照、典当经营许可证、特种行为许可证、（2017）兵06民初13号民事判决书、（2017）兵06民初14号民事判决书、新疆衡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浦煜公司土地登记资料，以及昆仑公司、建咨公司、鸿泰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存在，浦煜公司未能说明逾期提交的理由，不构成申请再审新证据。乌甘国资［2019]45号函的落款时间虽在本案原审庭审结束之后，但该函描述的事实发生在原审庭审结束前，浦煜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因客观原因于原审庭审结束后才发现或因客观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故该证据亦不属于申请再审新证据。
【裁判摘要2】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中止审理函》,不构成民事案件应当中止审理的事由，原审法院未中止审理本案，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07民初67号
【裁判这摘要】宋某某主张涉案房屋所在地为划拨土地，本案因违反划拨土地转让规定而无效，依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其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一）土地使用者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二）领有国有土地使用证；（三）具有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合法的产权证明；（四）依照本条例第二章的规定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出租、抵押所获收益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首先，尽管涉案房屋所在土地使用以划拨方式取得，但宋某某对涉案房屋有所有权证，具有地上建筑物的产权证明；其次，韩某、高某某与宋某某订立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后，韩某、高某某向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提交北京市国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相关部门予以受理；再次，韩某、高某某交纳了土地收益，且已经办理完毕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因此，本案不属于国有划拨土地地上建筑物禁止转让的情形，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宋某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对宋某某要求确认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土地划拨性质并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土地划拨性质不影响合同的履行，在办理过户登记之前将划拨土地转为出让土地且合同当事人缴纳相应土地出让金后即可办理过户手续。一方当事人仅以土地性质为划拨地为由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8068号
【二审裁判要旨】转租条款中未明确约定用作特种经营行业的，禁止转租作此用途——经营住宿酒店属于特种经营行业，需要特别许可，应在合同中作特别明示约定。双方约定承租人可以转租给第三人用于经营写字楼“等项目”，承租人据此转租给第三人经营住宿酒店的不予支持。
【二审裁判摘要】二审法院认定：根据补充协议中双方的约定：如乙方餐厅的经营劣势不能改变，乙方亦可将剩余的餐厅面积全部做写字间等项目出租。该条约定中“写字间等项目”已明确对双方原合同约定的房屋用途做了扩大约定，即：东方汉斯公司可以将涉案房屋做写字间、餐饮用，亦可用作他用途。......双方对补充协议的内容理解存在分歧，华星擘达公司认为补充协议是允许东方汉斯公司经营餐饮及写字楼，未允许东方汉斯公司经营住宿酒店。东方汉斯公司则主张补充协议约定“乙方亦可将剩余的餐厅面积全部做写字间等项目出租。”，“等项目”就表示可以做其他项目，包括酒店。本院认为，经营住宿酒店属于特种经营行业，需特别许可，应在合同中作特别明示约定，“等项目”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可经营住宿酒店。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再47号
【再审裁判摘要】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又约定，华星擘达公司同意东方汉斯公司与大汉伟业公司合作，将涉案房屋的部分面积用于经营出租写字间；“如乙方（东方汉斯公司）餐厅的经营劣势不能改变，乙方亦可将剩余的餐厅面积全部做写字间等项目出租”。其中“剩余全部面积”和“写字间等项目”的具体内容，双方并未作出其他限定。为青青草公司办理成立注册需要，华星擘达公司还于2013年6月27日为工商登记机关出具了《企业住所证明》和《配套服务需求说明》。虽然华星擘达公司在原审中辩称，《配套服务需求说明》只是表明同意成立从事管理主营业务的青青草公司，并未同意其经营酒店住宿，但是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青青草公司企业名称中有“酒店管理”内容，而其从业人员只有12人，若其主营业务仅限于“管理”，实难理解华星擘达公司为其提供面积达2600余平方米的经营场所意欲何为。况且华星擘达公司在五个月后的2013年11月28日，又与青青草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房屋租赁用途为“七天连锁酒店”，而当时青青草公司仍未取得酒店住宿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明华星擘达公司主观上并不排斥涉案房屋用于经营酒店。结合华星擘达公司的上述行为，本院再审认定，东方汉斯公司将承租的部分房屋转租给张昭辉用于经营青青草公司的行为，得到了华星擘达公司的认可，不构成擅自整体转租和改变房屋用途。华星擘达公司据此行使约定解除权缺乏事实依据。
摘要1：【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数额较大的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利用自身的职权，或者利用自身因执行职务而获取的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
普通货物运输的承运人不仅负有将货物安全及时地送达目的地的职责，同时对该货物负有直接保管的义务。货运驾驶员在运输途中，利用其运输、保管货物的职务便利窃取货物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摘要2：
摘要1：【目录】一、推选经过及指导意义；二、裁判要点的理解与说明(一)虚假诉讼的表现特征和多发领域(二)虚假诉讼的发现甄别(三)虚假诉讼的惩治；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鄂刑再4号
【裁判摘要】本院审查认为，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鸿威公司是由张某和其妻苟某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的，张某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由其实际经营和管理，股东只有张某和苟某夫妻二人，虽然关某1与永顺公司曾与鸿威公司及张某之间有来往，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关某1和永顺公司系鸿威公司股东。基于张某与苟某的特殊关系，张某在鸿威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公司的货款收回后未上账而予以支配，从形式上看其行为侵占了鸿威公司的财产，但张某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对鸿威公司的财产进行处置，且张某将该款用于偿还成立鸿威公司时所借的欠款，亦经苟某认可，故此行为本质上并没有损害鸿威公司的利益。综上，本院再审认为，原判认定申诉人张某采取收入不上账的手段支配鸿威公司货款347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张某的行为没有损害鸿威公司的根本利益，亦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张某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行为。
摘要2：【解读】股东采取公司收入不入账的手段支配公司货款原则上构成职务侵占罪；但如果该股东实际持有公司１００％股权（或者公司其他全部股东均同意该行为），且该笔款项最终用于公司经营，该行为在本质上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不应认定为犯罪行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129号
【裁判要旨】本案争议涉及的铸钢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目前我国未颁行实施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法规。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有公司制企业或者合伙制企业组织的部分特征，但其既不是公司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因此，有关股份合作制企业纠纷的处理，应首先尊重企业内部的规定、决定或者约定等，在企业内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公司法或者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对离任董事的竞业禁止没有明确规定，涉案企业对离任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也没有特殊规定，因此当事人主张离任董事离任后从事相关行业违法竞业禁止义务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依法不应活获得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61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体育中心享有的土地使用权是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并非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其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一）土地使用者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二）领有国有土地使用证；（三）具有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合法的产权证明；（四）依照本条例第二章的规定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出租、抵押所获收益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根据该规定，出租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应当报经相关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而本案所涉联成公司与体育中心之间的《租用合同》与《补充合同》以及联成公司、华益公司与体育中心之间的《合同转让协议书》并未报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批。上述合同分别签订于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合同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所涉《租用合同》、《补充合同》和《合同转让协议书》均因违反内地法律的规定而应当认定无效。
摘要2：【解读】未经批准擅自出租划拨土地租赁合同无效。
摘要1：【案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陕01民终2382号
【裁判摘要】八十中与培训中心双方签订的《联合办学租赁合同》，经查实际为租赁合同，八十中出租的场地和校舍均为国有划拨土地、国有划拨土地上的建筑物和附着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除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外，不得转让、出租、抵押”。第四十五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其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一）土地使用者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二）领有国有土地使用证；（三）具有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合法的产权证明；（四）依照本条例第二章的规定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者以转让、出租、抵押所获收益抵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转让、出租、抵押欠款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分别依照本条例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规定办理。”根据以上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出租划拨土地使用权的主体限定为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出租。八十中作为义务教育机构，应适用以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而该条规定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本案涉及的八十中与培训中心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因违法了该条规定应属无效。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判决《联合办学租赁合同》无效，判决培训中心应将占用八十中的办公楼、教学楼、住宿楼、教学场地等场地校舍腾交八十中，并搬离八十中校园，并无不当。培训中心上诉请求，改判确认合同有效，继续履行，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二终字第104号
【裁判要旨】合同履行殆尽时守约方不得解除合同。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监106号
【裁判摘要】执行程序中能否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如果股东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可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本案中，综合澳普尔投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工商登记档案及其与中信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中信公司并非设立澳普尔投资公司的发起股东，而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澳普尔投资公司股东。中信公司受让澳普尔投资公司股权后，澳普尔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亿元，中信公司并不具有继续缴纳出资义务。因此，中信公司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所规定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该公司为被执行人。
【解读】执行程序中不得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１）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如果股东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执行程序中可以直接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该股东是指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的原始股东（如发起股东等），且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２）公司债权人向继受股东主张连带责任应通过诉讼方式，不得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继受股东未被执行人。
【说明】（１）本案一审异议裁定作出时间2016年6月8日，在《变更、追加规定》施行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之前，故二审适用复议程序；（２）如按照《变更、追加规定》应当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而非复议。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1215号
【注释１】并非设立公司的发起股东而是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公司股东，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没有变化，股权受让人并不具有继续缴纳出资义务，并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解２】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继受成为股东而非设立公司发起股东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未交纳或未足额交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
【注解３】（１）执行程序中只能追加发起股东为被执行人；（２）如发起股东将股权转让无论出资是否缴纳充足均不应直接追加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
【裁判规则】受让股权后公司注册资本保持不变，受让股东不属于未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不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一中执异字第432号
【裁判摘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拍卖，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机构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或者其他竞买人利益的；（二）买受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竞买资格的；（三）违法限制竞买人参加竞买或者对不同的竞买人规定不同竞买条件的；（四）未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公告的；（五）其他严重违反拍卖程序且损害当事人或者竞买人利益的情形。首先，本次拍卖的投资权益是依法对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所形成的权利和收益。而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且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应当占主导地位，一般情况下应不低于51％，特殊情况经过原审批部门批准，可以适当降低。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亦有权吸收职工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个人集资入股。本案中，怀思堂与同力公司均系集体所有制企业，基于同力公司企业性质的原因，其持有怀思堂的全部投资权益及收益不违反相关法律关于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入股的限制性规定。新元公司系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允许其他企业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入股，但在未经原审批部门批准的情形下，不应违反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占主导地位的限制性规定，故新元公司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购买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全部投资权益及收益的主体资格。其次，拍卖过程中应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公告。公告是否符合规定应当从公告的时间、形式、范围及内容等方面予以审查。其中，公告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从公告是否对拍卖标的物存在物理或权利上的瑕疵予以明示等方面审查。本案中，拍卖机构在拍卖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投资权益及收益过程中未就同力公司和怀思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及其他主体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应遵守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示，故存在未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公告的情形。
摘要2：【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5）高执复字第75号
【摘要】买受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竞买资格，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请求撤销拍卖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前款所称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应当符合下列中任一项的规定：（一）本集体企业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二）集体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三）投资主体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集体企业，其中前（一）、（二）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应当占主导地位。本项所称主导地位，是指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占企业全部财产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应不低于51％，特殊情况经过原审批部门批准，可以适当降低。本案中，执行法院拍卖的是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的全部投资权益，同力公司与怀思堂均系集体所有制企业。竞买人新元公司作为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虽然允许其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投资入股，但在未经原审批部门批准的情形下，不应违反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占主导地位的限制性规定。因此，新元公司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购买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全部投资权益的主体资格。司法拍卖应当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公告。对于拍卖公告，执行法院应当从公告的时间、形式、范围及内容等方面进行审查。其中，公告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从公告是否对拍卖标的物的瑕疵予以明示等方面进行审查。本案中，拍卖机构在拍卖同力公司持有的怀思堂投资权益的过程中，未就同力公司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以及其他主体向集体所有制企业怀思堂投资应遵守的法律、行政法规予以明示，属于未按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拍卖标的物状况进行如实公告的情形。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182号
【裁判摘要】（一）关于六十日除斥期间……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六十日为除斥期间，计算不得中断、中止。经过六十日，撤销权人不行使权利的，撤销权消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虽然齐某某于2007年3月29日提起股东撤销之诉时存在遗漏，未将副食品公司列为被告，但该诉讼行为表明齐某某已在法定期限内积极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法定撤销权，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六十日除斥期间，故对副食品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2007年3月6日股东会的召集与通知……公司法第四十二条及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通知全体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实际参加股东会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因此股东会的召开，不仅要在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内通知全体股东，且应以一定的方式有效地通知股东。公司未依法通知全部股东参加股东会而作出决议，剥夺了包括齐某某在内的未受通知的股东就公司重大事项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等重大权利，故2007年3月6日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三）关于2007年3月6日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权计算——首先，对于总表决权数额，齐某某主张应以公司注册资本82.5万元以及载于股东名册上的职务配股31万元，共计113.5万元计算总表决权数额。副食品公司则主张31万元的职务配股未经验资、工商登记，不应予以认定，只应以公司注册资本82.5万元计算总表决权数额。……虽然公司将该笔资金作为流动资金挂在其他应付款帐中，未按照规定报验资机构审核检验，但股东之间已就该笔职务配股的资金达成合意并形成有效文件、进行实际出资。即使部分股东尚未履行出资义务，公司也未进行验资登记，公司可以根据部分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的实际情况对其财产方面的权益作出合理限制，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补缴与违约责任，不影响股东依据其出资比例在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主张并行使基于出资而享有的表决权。故应以113.5万元计算表决权，对齐某某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实质上的权利人因自身过错未完成股
摘要2：（续）东名册上的股东名义变更，不能对抗公司。故不应以转让后的股份数额计算表决权，对齐某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最后，对于表决权的计票方式，……对于公司股东的身份认定，应当遵循内外有别的标准，如果属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应当贯彻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以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内容为准；如果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则应当坚持实质要件优先于形式要件。本案中，虽然副食品公司主张在公司注册登记时选出了5名持股代表进行工商登记，但在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名册》中列明了全部103名股东的信息，并且在公司成立后制备了由103名股东组成的股东名册，向103名股东出具了《海拉尔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转制股东身份确认书》。由于本案为公司决议纠纷，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不涉及第三人，故首先应当认定副食品公司股东人数为103人。在此基础上，因副食品公司5名出资代表与其他98名股东签订了股东代表委托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因该代表委托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应认定该代表委托书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应当由5名出资代表代其余98名股东行使表决权。同时，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即委托人拥有随时解除权。因此，当被代表的普通股东参加股东会并自行行使表决权时，应视为对原委托的撤销，故对于本案中参加股东会会议并在会议决议上签字的普通股东，其表决权应当予以计算。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851号
【要旨】（１）股权的合法转让主体系股东本人，而非其所在的家庭，法律亦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时需经其配偶同意。故未经配偶同意，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不影响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２）如果作为股权转让人的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损害配偶一方的财产共有权的，则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摘要】鉴于双方签订案涉《抵债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股权变更登记等行为均发生于张××与邱××离婚诉讼期间，案涉股权系张××与邱××的夫妻共同财产，张××在鑫意祥公司未支付合理对价的情况下，将其所持有的兰德玛克公司股权全部转让并变更登记于鑫意祥公司名下，且其虚假交易行为在客观上也对邱××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因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张××、鑫意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鉴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因张××、鑫意祥公司之间所称交易的虚假而认定为无效，张××单方是否有权转让案涉股权并不影响上述协议效力的认定，故本院对该问题不再评述。
【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股权的合法转让主体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法律亦未规定股东转让股权需经配偶同意。兰德玛克公司就张××转让案涉股权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因此张××决定对外转让案涉股权不违反法律规定。邱××作为张××的配偶，其基于股权所享有的共有财产权利体现在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性收益，即为转让股权所取得的对价。邱××主张案涉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张××未经其同意无权转让案涉股权，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摘要２】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企业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确认、计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邱××提交了鑫意祥公司2012年度年检报告书，其中包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分配表，这两份表格也是反映该公司在2012年经营状况的主要会计报表，鑫意祥公司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如果鑫意祥公司与张××存在真实交易，且双方约定货到付款，鑫意祥公司已将合同项下大部分货物于2012年交付给张××，但未收回货款，该情形应在鑫意祥公司2012年资产负债表的“应收账款”栏予以体现，但该表中“应
摘要2：（续）收账款”为零。．．．．．．因此，鑫意祥公司和张××负有证明双方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举证责任，但双方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交易关系真实存在，而邱××提交的反驳证据亦增强了该交易关系不存在的可能性，据此认定鑫意祥公司和张××之间并不存在《定做买卖合同》约定的真实交易关系。
【摘要３】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案涉股权原登记于张××名下，张××作为股东有权决定转让该股权，但因张××与鑫意祥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定做买卖合同》约定的真实交易关系，故双方的《抵债协议》缺乏事实基础，且鑫意祥公司取得案涉股权并未支付对价，同时上述抵债及转让股权行为恰发生于张××与邱××离婚诉讼期间，而案涉股权转让后应得的对价又系夫妻双方共同财产，故法院有理由相信《股权转让协议》系张××与鑫意祥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损害了邱××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案涉股权所对应的财产权益属于张××与邱××的夫妻共同财产，而该部分权益在双方离婚诉讼中并未予以处理，因此对邱宏运请求将案涉股权恢复登记至张××名下，予以支持。
【解读】（１）邱××起诉称:．．．．．．故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张××与鑫意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令兰德玛克公司至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即将鑫意祥公司名下兰德玛克公司66%的股权恢复登记至张旭华名下），张××和鑫意祥公司予以配合；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张××、鑫意祥公司负担。（２）一审判决：（一）张××与鑫意祥公司于2016年10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张××、鑫意祥公司、兰德玛克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项下66%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名下。（３）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168号
【裁判摘要】以违反诚信原则恶意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对他人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侵权之诉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和保护——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业务上的优势，恶意注册商标，损害他人在先权利，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属于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不应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邵××原系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北分局的工作人员，于2003年辞去公职。因赛克思厂的企业字号“赛克思”、注册商标“sks”及域名“saikesi.com”在2003年邵××辞职之前均已注册使用，作为与赛克思厂、广天赛克思公司同处一地的工商部门工作人员，邵××在辞职时应当知悉赛克思厂、广天赛克思公司商标的实际注册情况、字号（或字号主要部分）及企业名称简称的实际使用状况等相关信息资料，其于辞职后在与广天赛克思公司经营范围同类的商品上，注册与广天赛克思公司企业字号主要部分中文及拼音相同的商标，直至本案二审结束时仍未使用，却针对在先权利人提起侵权之诉，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不具有正当性，不应受法律保护。因此，邵××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标权对广天赛克思公司的正当使用行为提起侵权之诉，属于对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滥用，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津01执异27号
【裁判摘要】承兑保证金账户被司法冻结，承兑银行在未向权利人承兑、付款的情况下主张解除该承兑保证金账户不予支持——本院在审理厦门威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天津第三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中，依据厦门威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作出（2018）津01民初797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天津第三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案外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主张该账户为承兑汇票保证金账户，要求解除冻结涉案账户的查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的通知》，人民法院依法可以对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采取冻结措施，但不得扣划。据此，本院查封、冻结天津第三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在案外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处存款8,747,831元，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案外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要求解除对该账户的查封，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最高法执复60号
【裁判摘要】法院能否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所投资或入股企业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所投资或者入股的公司未被执行不予支持——变更追加规定第一条规定，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追加当事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应当符合必要的法定条件，即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变更追加规定等规定中的条件，否则不应支持。本案中，本院在（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陶×通过王×、陶××代持股权的方式并不改变其对天迈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关系。复议申请人周×据此提出，陶×是天迈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天迈投资公司为陶×个人开办的独资企业，其享有100%股权，故根据执行规定第53条、第54条等规定，应追加天迈投资公司为被执行人。．．．．．．分析上述规定，系关于人民法院如何执行被执行人在其独资开办的法人企业或者在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法人企业中的股权或投资权益的规定，与人民法院能否追加被执行人并无关联。换言之，即使符合上述规定中的条件，人民法院亦应是直接执行被执行人在相关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中所有的股权、投资权益，而不能迳行追加有关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为被执行人。本案中，无论被执行人陶×是否是天迈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抑或天迈投资公司是否是陶×独资开办的法人企业，人民法院均不能依据执行规定第53条、第54条的规定追加天迈投资公司为被执行人。至于是否可直接执行复议申请人周×所称的陶明在天迈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权益，应由江苏高院在鑫圯公司提起的案外人异议程序及相关法律程序中审查处理。
摘要2：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湘民终74号
【裁判摘要】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的代表在未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有权以合伙企业名义委托律师提起诉讼，该行为属于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陈××是否有权以睿丰公司的名义委托律师提起本案诉讼。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睿丰公司的合伙人系睿谷公司（企业法人）和王×，两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睿谷公司及其委派的陈××为睿丰公司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人，并共同出具了《委托书》，委托睿谷公司及其委派的陈××为本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后，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人即睿谷公司出具了《委派书》，委派陈××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的代表，并将睿丰公司公章、公司证照、2014年、2015年会计账册等财务资料移交给陈××，对陈××作为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人的代表身份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了登记。可见，睿丰公司全体合伙人同意睿谷公司为睿丰公司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并同意睿谷公司委派陈××为其执行合伙事务的代表人。因睿谷公司系企业法人，其委派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亦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合伙协议》第十八条“执行合伙人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并执行合伙事务”的约定，陈××作为睿丰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为维护睿丰公司的权益，有权以睿丰公司的名义对外委托律师提起本案诉讼，该行为属于陈××对外代表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亦没有违反或超出睿丰公司合伙协议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限。
摘要2：
摘要1：【案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黑执复121号
【裁判摘要】公司与其他企业合并设立新公司，公司营业执照虽被吊销但未注销仍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且不属于法人终止情形，新设立公司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不予支持——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一些法定事由的出现，使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或义务发生转移，就涉及到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的变更与被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申请执行人的变更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其中第一至九条规定了变更申请执行人的法定情形。．．．．．．其次，关于广安公司与恒远集团合并后终止，郭××为该公司权利义务承受人问题，本案执行依据即本院(2005)黑民一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确认，“关于广安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广安公司系争议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履行合同中，虽经佳木斯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建设局批准，工商局核准，与佳木斯大成建筑开发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合并，设立为恒远集团，但其法人营业执照并未注销，在工程竣工后，法人营业执照虽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但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自己名义进行诉讼活动，其法人主体资格并未丧失，且广安公司合并为恒远集团后，双方在建设施工合同中，对施工方的称谓并未加以变更，广安公司继续以原公司名义履行合同义务，直至工程竣工。二审诉讼中，恒远集团亦将对金鑫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广安公司，故广安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受让人，有权向金鑫公司主张给付拖欠的工程款。金鑫公司主张广安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生效判决确认，广安公司仍存续，其法人主体资格并未丧失，故本案不存在广安公司企业法人终止情形。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844号
【裁判摘要】公司工商登记对社会具有公公信效力，转让股权未变更工商登记无论受让方是否支付对价均不得对抗债权人强制执行——《执行异议复议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的工商登记对社会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善意第三人有权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文件，工商登记表现的权利外观应作为认定股权权属的依据。本案中，2016年8月10日，贵州雨田公司与付×签订《代持股协议书》，约定付×代贵州雨田公司持有雨田投资公司10％的股权。雨田投资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付×持有雨田投资公司10%股权。贵州雨田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两组证据，证明其与付×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贵州雨田公司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安排支付了对价。本院认为，该两组证据仅能证明贵州雨田公司与付×之间进行了股权转让，但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和案涉《代持股协议书》均仅在协议签订双方之间具有法律效力，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在诉争股权仍然登记在付×名下的情形下，逸彭企业作为申请执行人有理由相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是真实的。因此，不论贵州雨田公司是否支付对价，均不能以其与付重之间的代持股关系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最高法民辖77号
【裁判摘要】专属管辖不因应诉管辖取得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中，龙之印象公司依据与锦乐公司签订的《淄博绿能新能源科技展厅施工合同》《淄博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企业展厅软件影片制作及硬件设备采购安装合同》提起诉讼，两份合同针对同一工程项目，且同时履行，存在关联关系。其中《淄博绿能新能源科技展厅施工合同》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此本案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本案工程项目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区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尽管拱墅区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且锦乐公司也提出了反诉，但因拱墅区法院管辖本案违反应当按照不动产管辖的规定，不能视为拱墅区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故拱墅区法院将本案移送临淄区法院处理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山西省平定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0321民初868号之一
【裁判摘要】经过听证会、第二次庭审调解结束后，申请人又于2019年8月29日向本院申请诉讼保全，申请事项为：请依法立即对被申请人非法持有的山西森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及财务账册、会计凭证采取保全措施。本院经审查认为，保全措施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引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对申请人的保全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关于骏腾公司是否构成偷税的问题，本院认为，《会计法》第十条规定“下列经济业务事项，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五)收入、支出、费用、成本的计算”，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企业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确认、计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按年计算，分月或者分季预缴。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四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第七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项目不得扣除：(三)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即便2007年涉案投资收益将来会被罚没，骏腾公司仍具有将该笔款项记账并申报纳税的义务，不存在被证监会处罚所羁束的问题。骏腾公司2007年度取得股票转让所得和股票投资收益未入账，少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行为，具有《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规定的情形，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债务人主张持票人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讼争票据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持票人应对持票的合法性举证——本案诉争汇票自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出票后，经过多个公司背书，最后由青岛雨洁商贸有限公司、济南奥征本焊材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上诉人忆言公司。本案诉争汇票形式上背书连续，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背书取得汇票。但被上诉人同欣公司抗辩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本案诉争汇票。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的合法性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本院综合分析如下：首先，上诉人忆言公司所取得的汇票共七张，票面金额共计3,980,000元，均为同一出票人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本案诉争四张承兑汇票到期日均为2018年9月20日，另三张承兑汇票中，两张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9月16日，一张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9月20日，上诉人忆言公司取得本案诉争四张承兑汇票的时间分别为2018年9月10日、9月12日，而出票人企业经营状况困难的信息，于2018年7月开始在网络上有披露，上诉人忆言公司为防范商业风险按常理在取得汇票之前对出票人的情况会做一定的了解。结合本案诉争汇票共四张，其直接前手有两个不同的公司（案外另外三张其直接前手不详）。但就这四张不同的直接前手如何又背书给同一被背书人，在出票人经营状况困难的情况下，从同一出票人、不同的直接前手获得汇票令人匪夷所思，上诉人忆言公司汇票来源的确蹊跷。其次，结合上诉人忆言公司企业自身情况来看，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同欣公司的申请，前往上诉人忆言公司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开户银行进行调查取证，从调取的材料中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办理营业执照，自登记以来，未申报生产经营收入，未缴纳过税费。从上诉人忆言公司开户银行查询，没有相应的反映经营活动的银行流水，银行流水未反映出员工工资的支付情况。而上诉人忆言公司营业执照显示其为注册资本500,000元，经营自行车销售的公司，上述如此状况的公司与其直接前手又如何交易、如何取得金额巨大的七张承兑汇票，在该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基础法律关系且经法院询问上诉人忆言公司对如何从其直接前手合法取得诉争汇票未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形下，其汇票的合法性存疑。因此，本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被上诉人同欣公司主张上诉人忆言公司通过非法手段取得本案诉争汇票，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
摘要2：（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可知，票据虽然具有无因性，但其前提是合法性，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权利。在被上诉人同欣公司对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合法性提出抗辩，上诉人忆言公司所持汇票如上分析其合法性确实存疑，为防止非法权利得到司法保护，本院认为，上诉人忆言公司作为持票人依法应对汇票的合法性负责举证，亦应对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上诉人忆言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2019年12月12日原济南奥征本焊材有限公司的法人温××及股东刘×出具的证明以及2019年12月12日青岛××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欲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是经合法背书转让取得本案诉争汇票，共计支付1,880,000元。但一方面，该两份证明系证人证言，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一方面，该两份证明无法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与其前手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且上诉人忆言公司未能提供转账凭证、财务账目账册予以佐证其实际支付了1,880,000元，故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忆言公司合法取得本案诉争汇票，上诉人忆言公司在一、二审中对取得本案诉争汇票的合法性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未完成举证责任。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忆言公司作为本案诉争汇票持有人对作为背书人之一的被上诉人同欣公司行使追索权，因其未举证证明其合法享有汇票权利，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忆言公司向被上诉人同欣公司行使追索权的诉请予以驳回，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