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02民终214号
【裁判摘要】股东（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虚构债权债务抽逃出资破产管理人有权追缴——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熊××作为如奥公司的股东，主张在完成认缴出资验资后的两日内，按王××的指示，从如奥公司账户向进丰公司转账支付959949元，但因熊××未能提交证明如奥公司与其所主张的案外人“王××”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如奥公司关于熊××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将其认缴出资转出的事实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如奥公司有权请求熊××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即出资本金90万元及从2009年4月23日起至实际返还出资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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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浙10执复12号
【裁判摘要】（１）被执行企业只是进入破产程序尚不属于应当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法定事由，对不影响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限制消费措施并不必然解除；（２）被执行人被宣告破产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包括限制消费令在内的所有执行措施均应解除——本案中，复议申请人被执行法院限制消费，是因为被执行人汇都公司被执行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作为时任汇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复议申请人也同时被限制消费。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至宣告破产前，是否应当解除限制消费措施。首先，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是人民法院对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的重要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也同时被限制消费。如果法定代表人等四类责任人员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被限制消费的行为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对于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在限制消费期间，被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解除限制消费令；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本规定第六条通知或者公告的范围内及时以通知或者公告解除限制消费令。”因此，如果被执行企业只是进入破产程序的，尚不属于应当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法定事由。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5条的规定，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解除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被执行人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上述规定以裁定宣告破产为终结执行的条件，是因为破产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宣告破产前，作为被执行人的债务人企业仍有退出破产程序的可能，而一旦退出破产程序，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就有可能恢复。故此时应当解除的是对该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措施，
摘要2：（续）以便破产程序正常进行，而对不影响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限制消费措施并不必然也要解除。如果破产法院已经裁定宣告被执行企业破产的，则该企业就将确定地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执行法院就应当对该被执行人裁定终结执行。终结执行后，所采取的包括限制消费令在内的所有执行措施均应解除。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执行法院在被执行人汇都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即已裁定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而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至今尚未得到实现，被执行人汇都公司也未被裁定宣告破产。故不存在复议申请人所称的破产清算程序与强制执行程序相冲突的情形，也无法律依据应当对被执行人汇都公司终结执行。复议申请人仅以被执行人汇都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且申请执行人也已申报破产债权为由，要求解除限制消费令，缺乏依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终1203号
【裁判摘要】两公司系实际控制人关系，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完全可以自行偿还相关债务，两公司不能就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应驳回诉讼请求——对于翔龙公司主张的94笔借款，与泰和公司之间未就其中任何一笔签订借款合同。判断法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款项交付和借贷合意是判定两者之间借款合同关系成立与否的两项基本要件。泰和公司对于翔龙公司所主张借款事实及欠付金额均表示认可,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因翔龙公司系泰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不能就本案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应就双方借款、还款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严格审查。．．．．．．综合全案查明事实、双方诉辩意见及证据情况，翔龙公司作为泰和公司唯一股东时曾起诉泰和公司案涉借款，因无诉的利益，被本院以(2016)最高法民终153号民事裁定驳回起诉。后吴××、刘××与翔龙公司就泰和公司股权发生纠纷，经生效裁判确认并经强制执行。2017年3月23日，泰和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翔龙公司持有50%股权，吴××、刘××各持有25%股权。翔龙公司认为其已不再是泰和公司唯一股东，故就被驳回起诉的相关借款以及此后发生的借款提起本案诉讼，再次起诉泰和公司。但吴××、刘××未能介入公司管理，王×同时担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翔龙公司系泰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两公司就案涉借款纠纷并无实质性争议，泰和公司完全可以自行偿还相关债务，两公司不能就本案诉讼原因给出合理解释。故翔龙公司主张的借款事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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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3民终4623号
【裁判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免、股东的变更均为内部自治事项，原则上应通过公司自治程序完成。但是，国奥乡村公司两股东失去人合的基础，无法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周×不能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完成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涤除。若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周×的起诉,则周×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故,周×对国奥乡村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具有诉的利益,该纠纷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裁判摘要２】首先，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债权人有信赖利益，法定代表人的涤除，既要平衡各方利益，也要有利于对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其次，国奥乡村公司已被法院判令解散不再经营，缺乏因经营管理需要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必要性。．．．．．．因此，综合各方权益，现阶段涤除周×法定代表人身份依据不足，亦不利于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其三，法定代表人的涤除，还应考量是否存在其他救济途径。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并指定清算组后，法定代表人的相应职权由清算组行使。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注销公司登记，公司终止，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自然涤除。周×可以通过公司解散后的清算等程序实现其权利救济，现阶段不属于必须由法院判决涤除方能获得救济的情形。因此，周×关于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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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2198号
【裁判摘要】（二）原判决认定涉案合同无法履行系由薛××违约导致，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是否不当｜．．．．．．最后，原判决认定合同目的落空应归因于薛成林一方，亦无不当。原审查明，合创公司在起诉薛成林、天都公司要求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义务的另案后，居委会作出决议要求对天都公司52%的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合创公司无法通过涉案协议达到受让天都公司100%股权的目的。虽然涉案协议签订时，合创公司应知晓天都公司股权结构，但由于薛××曾于2013年4月19日与薛××１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由薛×８１协助将居委会在天都公司的48%股权变更到薛××名下，并且薛××作为天都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保证天都公司由薛××100%控股。原判决认定涉案股权无法转让系因居委会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应归因于薛××一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判决适用定金罚则认定薛××应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定金，适用法律是否不当｜《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第3项明确约定，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协议或严重违约造成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均视为单方违约。如薛××构成本款约定的单方违约，则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已付定金。本案中，因薛××根本违约导致涉案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原判决依据双方协议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薛成林双倍返还合创公司已支付定金，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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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49号
【裁判摘要】关于香山公司是否本案上诉人问题。香山公司通过其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陈××提起本案上诉，后又于2018年9月14日向本院提交了加盖香山公司公章的《关于请求纠正上诉费收费标准的报告》，并在指定期限内交纳了上诉费用，故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获悉陈××在提起本案上诉前被香山公司唯一股东南亚公司免除了香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主张陈××已无权代表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但是香山公司至今未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香山公司没有提起本案上诉的意思表示。此外，香山公司作为本案的主债务人，陈××代表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并不损害香山公司及其股东南亚公司的利益。故综合考虑以上情况，本院对香山公司在本案中的上诉人主体资格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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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最高法民监51号
【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万元补偿费是否包括对36户职工宿舍楼搬迁的安置费用问题。2010年4月1日，牟××与鑫龙公司签订《协议书》，对鑫龙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竞价拍得原棉纺织厂土地及房产一宗后，就75亩土地开发建设事宜作了约定。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该宗土地的开发建设手续必须以鑫龙公司名义办理，以确保政府给予鑫龙公司的职工安置费政策得以兑现；3、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维飞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牟××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4、牟××按约定付给甲方补偿费后，2010年9月底前拆迁完毕。从上述《协议书》的表述看，牟××与鑫龙公司就案涉土地和房产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第三条关于“本协议签订的同时牟××付给鑫龙公司补偿费1200万元，鑫龙公司协助牟××将土地过户给‘龙口市鑫龙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牟××按政府政策将款项付给鑫龙公司后法定代表人变回”的约定，该约定并未明确鑫龙公司负责拆迁该宿舍楼。牟××作为一审原告，有责任对其主张刘××等返还1200万元补偿款提供证据，在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1200万元的对价是鑫龙公司对案涉宿舍楼完成拆迁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举证责任分配得出的事实认定是不正确的。
【解读】申诉人刘××、孙××、李××、姜××、蒋××、陈××、刘××、刘××、张××因与被申诉人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5）民申字第3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山东高院再审本案。山东高院作出（2015）鲁民再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14）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刘××等人仍不服，向本院申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综上，申诉人刘××、孙××、李××、姜××、蒋××、陈××、刘××、刘××、张××的申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提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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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桂民终70号
【裁判摘要１】汇票记载事项欠缺出票人签章应为无效汇票——票号为001××××1712的案涉汇票记载其名称为“商业承兑汇票”，付款人为“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付款人的开户银行为“中行桂林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梵高科(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肆仟万元”，出票日期为“贰零壹肆年零叁月壹拾肆日”，汇票到期日为“贰零壹肆年零玖月零玖日”，该汇票左下栏记载“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票款”，并加盖桂客公司财务专用章以及时任桂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赵×和时任桂客公司财务总监的张××的私人印章，该汇票右下栏记载“本汇票请予以承兑于到期日付款”，该栏的“出票人签章”处为空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一)表明‘汇票’的字样；(二)无条件支付的委托；(三)确定的金额；(四)付款人名称；(五)收款人名称；(六)出票日期；(七)出票人签章。汇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汇票无效”的规定，案涉汇票未记载出票人签章，应为无效票据。铭信嘉德公司辩称案涉汇票记载了出票人签章，系指该汇票左下栏处加盖了桂客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签章，该栏记载的是桂客公司以汇票付款人的身份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而非桂客公司作为汇票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给持票人，故铭信嘉德公司该辩解不能成立。铭信嘉德公司还辩称，根据《退票说明》记载的退票原因，案涉汇票被退票的唯一原因是付款人桂客公司在中行桂林分行的余额不足而非缺乏出票人签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商业承兑汇票的付款人开户银行收到通过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将商业承兑汇票留存，并及时通知付款人……(二)银行在办理划款时，付款人存款帐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的规定，中行桂林分行作为桂客公司的开户银行，在收到铭信嘉德公司通过渤海银行天津保税区支行委托收款寄来的商业承兑汇票后办理划款时，付款人桂客公司存款账户不足支付的，应填制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连同商业承兑汇票邮寄持票人铭信嘉德公司的开户银行转交持票人。因此，中行桂林分行于2014年9月15日出具的《退票说明》实际为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只是一项事实说明，不能以此认定案涉汇票具备出票人签章
摘要2：【裁判摘要２】票据权利时效是指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即票据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不行使票据权利的，票据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票据义务。．．．．．．铭信嘉德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本案起诉状，此时案涉汇票已过票据权利时效。因此，案涉汇票权利时效已过，且案涉汇票欠缺出票人签章，属无效票据，铭信嘉德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规定主张民事权利依法有据。综上所述，本案案由应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票据纠纷，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关于票据追索权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裁判摘要３】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点应为票据权利时效届满次日——关于案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特别规定而产生的权利，其立法本意是通过补偿丧失票据权利人的损失来谋求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普通民事债权的属性。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行使需要满足以下构成要件：一是持票人系合法取得票据；二是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三是出票人或者承兑人享有与未支付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因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为普通民事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人应当知晓行使票据权利的期间，如果在相应期间内未行使权利的，即应知晓自己已经取得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且权利已经受损。如果持票人因自身懈怠导致票据权利灭失，属于自身过失，诉讼时效从案涉汇票被承兑人拒付之日起计算则意味着其可在票据权利消灭之后无期限任意时点主张权利，显然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相悖，也与公平、诚信原则相冲突。因此，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点应为票据权利时效届满次日。
【裁判摘要４】持票人铭信嘉德公司主张返还票据利益，应就出票人桂客公司获有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出票人依法签发票据以后就负有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故铭信嘉德公司陈述票据未获兑付的事实并出示未兑付的票据即完成举证责任。桂客公司否认其在签发票据时获有利益的，应当就此提供证据。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6920号
【裁判摘要】购房人主张将购房款支付给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的付款凭证存疑，不能作为认定已经支付购房款的有效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商品房消费者针对金钱债权阻却执行须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本案中，首先，关于购房款支付问题。一是白××主张的已付购房款系支付给利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而非公司；二是白××提交的付款凭证上未注明款项用途为购房款；三是该款项支付时间为2013年12月27日，早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一年多，而利安公司出具收据时间为2017年，晚于付款日之后数年；四是利安公司在本案诉讼形成之前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执行程序转破产程序申请书》所附《债务清册》中，登记了其与白××之间存在债务。基于上述情形，原审判决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认定白××提交的付款凭证存疑，不能作为其已支付了案涉房屋购房款的有效证据，有事实依据。其次，根据原审查明事实，白××就案涉该房屋的执行提出异议时，其妻子郭×名下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一套面积为131.57平方米可用于居住的房屋。据此，白××请求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决未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2951号
【裁判摘要１】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股东也有权代位提起诉讼——公司印章是每一个公司合法设立的象征，在公司存续过程中，印章起着代表单位意志的作用，成为公司意思与行为的象征。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件中，通常由公司作为原告进行诉讼。本案中，禾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形式上已变更为张××，公司相关印章及证照均由张××控制，因此，张××１、林××作为禾山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在禾山公司系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下，有权向张××提起公司证照返还之诉。虽然禾山公司股东变更为张××与张××１，但根据已生效判决，此次股权变更系张××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变动系无效行为，从法律上看，张××１、林××仍是禾山公司股东，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即便从股东代位诉讼内部前置程序来看，张××１、林××除系禾山公司股东外，在禾山公司股权变更前，林××为该公司唯一监事，而股权变更后，张××１为该公司监事，林××、张××１为现行登记以及股权变更无效前的公司唯一监事亦有权提起诉讼。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张××１、林××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摘要２】对于公司中谁有权保留印章及证照，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现实中应当以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准。公司经营中，大量公司印章与证照因日常处理事务方便所需，交由非特定人员保管亦较常见，导致印章及证照返还案件增多。因此，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印章及证照可由不同人员持有，在公司证照返还之诉中，应当以持有人非法侵占印章及证照为前提。本案中，根据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张××为禾山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禾山公司实际上长期亦由张××控制管理并经营，在禾山公司股权争议并未作出最终认定的情况下，张××作为禾山公司实际出资人控制该公司相关证照并不构成非法侵占。虽然张××１、林××系禾山公司原始股东，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张××系非法侵占持有禾山公司印章及证照，故其要求张××返还公司证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张某某等诉张某某１等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
【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闽民终453号
【摘要】股东资格的特征具有两类，即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以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工商部门登记为认定依据；实质要件是出资，即实际出资并参与公司管理。．．．．．．综合上述情况，从形式要件的角度来看，禾山公司的股东资格尚存争议，需要从实质要件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另外，张××１、林××陈述张××１保管印章直到2000年三、四月，结合张××的陈述和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财务银行私章、财务会计资料及“金鹭花园”项目的所有资料，长期由张××保管。因此，从实质要件的角度，生效的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查明的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确认以下事实，即张××是禾山公司的股东，履行了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且根据工商管理部门现今的登记情况，其仍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张××持有公司印章和相关资料具有合法依据。
摘要1：【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苏审三商申字第0247号
【裁判摘要１】联众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对修改公司章程等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其它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6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而更换公司董事长、董事和监事并不属于修改公司章程事项。联众公司章程也规定了董事会选举的办法、任期和表决程序。故董事、监事因任期届满或其他原因发生变更的，不是法定的或章程规定的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议程。
【裁判摘要２】未经工商变更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有权签字代表公司提起诉讼——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属于备案性质，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确定李达进担任联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效力。李××作为新任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联众公司提起诉讼。
摘要2：
摘要1：【案号】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宁民终字第1246号
【裁判摘要】关于上诉人阮××是否负有返还被上诉人龙威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公章、营业执照的支配管理人与实际保管人存在实质区别，在章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常系公章、营业执照的实质掌管者，有权控制和支配公章、证照，其可以自行保管，亦可指定公司一般职员或他人进行保管。同时，在卸任法定代表人职位后，出于其对公章、证照的管理、支配地位，其亦负有移交公章、证照的义务。即使如阮××所主张，公章、证照已移交给了阮××１保管。但从其被免除龙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后仍能够从阮××１处取得公章以参加诉讼，以及在其代表龙威公司起诉阮××１时，仍能够在对阮××１不利的民事诉状中获得盖章、取得营业执照复印件，其对公章、证照获得与使用的自由程度，足见其对公章及营业执照的控制及支配权力。故阮××关于其不管理公章、证照为由而不承担返还义务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2958号
【裁判摘要】当事人对对方提交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不申请司法鉴定应予采信——中信保公司提交的对山煤连云港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的录音资料，天津物产公司虽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未向法庭申请鉴定，且没有证据证明该录音资料的取得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原审判决对该录音证据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申6668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结合相关法律规定，该规定中的“原告”包括与“被告股东”产生争议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与公司。不同的“原告”举证能力存在较大差异，通常情况下，公司的举证能力最强，因此在认定当事人是否提供了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时，对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要求应当有所区别。具体到本案，诉讼发生时陈××所持股份大部分已转让给现持股60%的中喔公司法定代表人洪××，陈××仅持股18.8%，郑×已不是中喔公司股东，在陈××、郑×提供证据证明案涉1600万元系用于与中喔公司厂房建设有关事项时，如中喔公司认为陈××、郑×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中喔公司有能力也有责任提供其厂房建设、公司资产情况等相关证据以增强对陈××、郑×抽逃出资的合理怀疑，但中喔公司在原审中并未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据，二审因此判定由中喔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最高法民终258号
【裁判摘要１】（１）确认之诉客体是法律关系而不包括事实和事实关系；（２）当事人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其实际借款金额的诉求不属于诉的内容，也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所谓诉，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请求法院就特定的法律主张或权利主张进行裁判的诉讼行为。诉的内容有两个因素，诉讼标的与诉讼理由。诉的标的是原告依法提出的，与被告有争议并要求法院通过审判解决的法律关系及权利主张。诉的理由是原告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是指引起当事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事实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或法律关系发生争议的事实。从诉的类型看，一般可分为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变更之诉。其中确认之诉在于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其客体是法律关系，不包括事实和事实关系。某某请求确认其实际借款金额为5.1亿元，利息按约定计算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和事实关系，不属于诉的内容，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
【裁判摘要２】诉讼请求附条件|当事人以清偿债务为前提但并未实际清偿债务即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被告履行义务，法院作出的判决内容无法具体明确，应当裁定驳回诉讼请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中，某某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均附有条件，即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在“某某清偿全部借款5.1亿元及相应利息的同时”，由陈××１、陈××２解除相关担保并向某某返还质押的股权，协助某某取得公司印鉴及其他资料，第三项诉讼请求中主张陈××１、陈××２和南华公司“在某某履行还款义务后”协助将南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高管人员变更为某某指定的人、返还南华公司印鉴和证照。上述请求均以某某清偿债务为前提。现某某并未实际清偿相应债务，却提起诉讼，以自己履行义务为前提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义务，但其是否实际履行义务属于不确定的事实，因此某某请求的给付义务并不明确，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内容亦无法具体明确，不符合人民法院司法裁判的要求，故一审裁定驳回某某上述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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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法院查封土地仅向不动产登记部门送达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不动产登记中心未在登记系统中登记查封信息，未对查封不动产加贴封条或者在该不动产所在地张贴公告，不得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擦查封、扣押、冻结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对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执行员必须造具清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交被执行人一份。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他的成年家属一份。”伊宁市法院查封被执行人锦邦原公司名下土地时未公示，未通知锦邦原公司法定代表人、未造具清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作出裁定，并送达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第九条规定：“查封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张贴封条或者公告，并可以提取保存有关财产权证照。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行为。”伊宁市法院未将查封裁定送达被执行人锦邦原公司，未对查封的不动产加贴封条或者在该不动产所在地张贴公告，霍城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未在登记系统中登记查封信息，即未办理查封手续。对第三人而言，查封须以一定方式公示，使第三人能够判断该标的物为查封物，否则查封行为对第三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伊宁市法院查封锦邦原公司名下土地仅向不动产登记部门送达了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未按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公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本案申诉人国××、任××、赵××、霍城县法院等知道或者能够判断涉案土地已被伊宁市法院查封的事实，且整个处置过程中伊宁市法院对霍城县法院的处置行为均未阻止或告知其已查封的事实，因此伊宁市法院对涉案土地的查封行为不对对抗霍城县法院对被执行人锦邦原公司财产的执行行为。霍城县法院（2017）新4023执739号、（2018）新4023执恢61号、（2018）新4023执恢60号执行案件执行措施合法有效，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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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万庆村委会与垦农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该份合同经过万庆村村民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并进行备案。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万庆村委会与垦农公司《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有权同他人联营、转租他人经营的权利，也可抵押贷款、继承等权利。但必须告知甲方并提供相关手续，否则无效。”垦农公司与王××签订《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时，万庆村委会作为《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一方当事人加盖了公章,时任万庆村村委会主任刘××亦在合同上签名，虽然刘××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中称加盖公章的行为系其个人帮垦农公司法定代表人柳××的忙，村委会不知情、不代表村委会，否认该行为系村委会认可垦农公司将案涉土地转租给王××。但根据《土地租赁合同书》的约定，垦农公司在合同有效期内转租他人经营，只需告知甲方，并提供相关手续。刘××作为村委会主任知道垦农公司将案涉土地转租王××的事实，并加盖了公章，其行为可以视为村委会知情并认可转租的事实。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认定王××对案涉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阻却案涉土地的执行，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经甲、乙、丙三方签章生效”，故在案涉《万庆村土地转包合同》订立时，该合同已生效，王××是否支付土地转包费用及是否实际占有使用案涉土地，是合同履行的问题，不影响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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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签订买卖合同时房屋处于另案查封状态但之后解除查封，不影响法院对案外人在法院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买卖合同认定——《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在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屋提出异议时如何进行审查的规则，该条属于执行异议程序中的实质性审查条款，该条可以作为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审理的参照。综合本案证据和事实可以判断，陈××提出的异议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四个要件，其对案涉房产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第一，案涉《涉外房地产买卖契约》经由中国司法部委托公证员钟某律师证实，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珠海市公证处并由珠海市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可以证明该合同中香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和陈××的签字属实。由此可以认定，香洲公司和陈××在1995年订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内容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查封房产不得转让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不影响双方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虽然香洲公司和陈××订立买卖合同时，案涉房产处于查封状态，但之后解封，而本案执行所开始查封的时间是2013年，故本案属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第二，陈××提供的现代广场入伙合同书可以证实，香洲公司于1996年将案涉房产交付陈××占有。．．．．．．第三，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的钟某律师行的证明书和收款收据证明，陈××在订立合同之后已支付大部分购房款，而剩余购房款通过租金冲抵，据此可以证明陈××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产之前已支付全部购房款。第四，珠海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关于香洲公司销售不动产问题的复函》证实，香洲公司未履行缴纳税款义务是导致案涉房屋无法办理产权证的原因，因此陈××未就案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并非其自身原因造成。鉴于陈××提出的异议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四个要件，原审支持其排除强制执行的请求，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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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河北高院向特弘全盈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余××的送达行为是否有效，是否进而导致执行法院确定的评估保留价无效。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提起上诉、申请再审、申请执行时未书面变更送达地址的，其在第一审程序中确认的送达地址可以作为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的送达地址。”本案一审期间，特弘全盈公司和余××均填写了《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地址为石狮市九龙山看守所，收件人均为余××。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执行程序中，特弘全盈公司和余××未书面申请变更送达地址前，执行法院根据其在一审中确认的送达地址进行送达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通过监所转交的规定，是为保障被监禁的人诉讼权利的实现而提供的一种送达途径，特弘全盈公司主张不经监所转交即为送达无效，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本案中，余××均已实际签收了相关法律文书及涉案采矿权评估报告，在河北高院询问笔录中，余××亦表示对评估机构的选定及涉案采矿权的评估报告没有异议。执行法院已完成了相关送达行为，特弘全盈公司的相关权利并未受到损害。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在诉讼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由新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进行诉讼，并应向人民法院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诉讼行为有效。”2015年8月6日，特弘全盈公司才向河北高院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此前余××亦未向执行法院说明其不再担任特弘全盈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故河北高院向余××的相关送达行为合法有效。特弘全盈公司主张河北高院向余××送达法律文书及涉案采矿权评估报告的行为违法无效的复议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最后，因余××已签收涉案采矿权评估报告亦未对采矿权的评估结果提出异议，河北高院根据涉案采矿权评估报告确定涉案采矿权的拍卖保留价符合法律规定，特弘全盈公司主张因送达无效而导致河北高院确定的评估保留价无效的复议理由亦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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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即便没有提交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国富公司申请再审时主张其公司为云慧通公司提供担保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案涉担保为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故应认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根据上述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为他人提供担保，需要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但是，在没有公司决议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公司治理不规范的现实情况，对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实际负责人所提供的担保，如果案件事实表明该担保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即可以认定公司具有对外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即便没有提交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
【裁判摘要２】法院对当事人庭审后补交反驳证据能否不再开庭直接进行书面认定？|当事人在庭审后提交针对对方证据的反驳证据，法院通过对该补交的证据进行书面认定，认为不存在新的事实或者对案件事实没有实质影响，法院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亦不存在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国富公司在二审时对案涉《协议书》的效力提出异议，燕发旺在二审庭审中提交《股东会决议》及《董事会决议》，并由国富公司当庭进行质证，并不违反证据提交规则。国富公司在庭审后，向二审法院另行提交了相应的反驳证据，其辩论权利并没有被剥夺。二审法院通过对国富公司补交的证据进行书面认定，认为不存在新的事实或者对案件事实没有实质影响。二审法院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亦不存在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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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实际经营人、实际控制人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公司依法应承担保证责任——案涉《还款保证书》上加盖的香炉峰公司印章已被生效的(2019)赣04刑终578号刑事判决认定为潘××伪造，本案审理的重点是潘××在案涉《还款保证书》上签字并加盖伪造的香炉峰公司印章，以香炉峰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应否认定为香炉峰公司的行为。潘××向蔡家松出具《还款保证书》时，并非香炉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且仅持有香炉峰公司5%的股权，也无香炉峰公司相应授权，且香炉峰公司对潘艳南的行为不予认可，故潘××当时并不具有代表或代理香炉峰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签订担保合同的权限。但生效的(2019)赣04刑终578号刑事判决已认定潘××为香炉峰公司实际经营人，且在再审过程中，潘××提交了其与香炉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万××之间的《还款协议》、香炉峰公司前法定代表人何×签字的《股权占股情况的说明》、其与香炉峰公司原股东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关于香炉峰宾馆移交的《协议书》、香炉峰宾馆的房产证等新的证据材料，以证明其实际享有香炉峰公司75%的股权，系香炉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案应当在查明潘××上述主张是否属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审查潘××以香炉峰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香炉峰公司依法应否对潘××的行为承担责任及承担何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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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一审法院认为：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还提交了签有“鲍××”字样的《承诺函》，用以证明廊坊建设公司处置给卷石轩公司的相关资产是无偿的。廊坊建设公司和廊坊投资集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鲍××”的签字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该《承诺函》上并未签署日期，卷石轩公司亦未说明何时以及如何取得该《承诺函》；其次，卷石轩公司在《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资产处置协议》上的签章方式均为签字盖章，而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属于对《资产处置协议》中资产包处置的修改，而该《承诺函》上仅签有“鲍××”的字样，并未加盖卷石轩公司的公章；第三，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提交廊坊建设公司的《回复函》《沟通函》用以证明其与廊坊建设公司在资产处置过程中进行沟通，但是上述证据中双方始终没有提及《承诺函》或《承诺函》载明的相关事项。即便是卷石轩公司提交的2015年1月和2016年5月的录音中，亦未涉及《承诺函》或《承诺函》载明的相关事项。最后，即便该《承诺函》确为廊坊建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鲍××所签，该函承诺的内容为廊坊建设公司将华夏建通公司全部资产置换出上市公司并无偿交还给卷石轩公司。如一审法院前述论述内容，卷石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廊坊建设公司在相关资产处置中违反了《资产处置协议》的约定。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的内容与其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之间没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卷石轩公司提交的《承诺函》不予采信。对于廊坊建设公司、廊坊投资集团的相关鉴定申请亦不予准许。
【裁判摘要２】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廊坊建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鲍××出具的《承诺函》是否应予采信的问题｜案涉《股份转让协议》订立后，卷石轩公司、廊坊建设公司通过签订《补充协议一》及《补充协议二》，对股份转让的对价进行了明确调整。鲍××虽时任廊坊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承诺函》内容涉及双方股份转让对价的重大变更，涉及廊坊建设公司的重大利益，与之前订立的合同内容明显不符，廊坊建设公司并不认可，除该《承诺函》外，双方又并未订立其他合同进行确认。另外，从双方履约过程中的沟通情况来看，均未涉及《承诺函》中的重大变更问题，且该《承诺函》未载明或签署日期，形式上确存瑕疵。综上，一审法院未予采信鲍××出具的《承诺函》，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卷石轩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否定《承诺函》的效力是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裁判摘要３】当事人行为虽不完全符合合同约定，但不符合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不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廊坊建设公司控制目标公司之后，未经卷石轩公司同意，报废相关固定资产及存货等处置行为，确与双方约定不符。关于卷石轩公司要求廊坊建设公司因固定资产及存货、不良资产等的处置不符合约定，应赔偿其损失的上诉主张，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股份转让协议》虽列明了龙腾文化大厦五十年经营使用权，但该部分资产并不属于本案资产处置的范围，以《股份转让协议》列明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资产处置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资产处置协议》中资产包虽列明了固定资产、存货、不良资产及账面债务，但并未进一步明确该部分资产的具体范围、形态及价值。《股份转让协议》附件列明的资产清单，也只对财产类型和总价做了约定，且均标注了应“以最终审计报告为准”，而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并未实际审计。因相关资产价值和范围并不明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卷石轩公司相应诉请，并不违反举证责任规则。二审期间卷石轩公司虽然提出了对《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的价值进行评估的申请，但也并未提供相关固定资产的数量、型号或购买依据，不良资产处置、负债偿还具体情况等进一步线索和材料。对卷石轩公司的该项评估鉴定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卷石轩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关于廊坊建设公司在固定资产及存货、不良资产等的处置上给其带来损失，应予相应赔偿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卷石轩公司对廊坊投资集团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廊坊建设公司违约，在卷石轩公司关于廊坊建设公司违反资产处置义务给其造成损失，应赔偿其2.6亿元及相应利息的主张，依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对卷石轩公司就廊坊投资集团提出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１】未获得相应资质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订立的合同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国家规定需要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在外汇登记前办理批准或者备案手续”，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境内个人从事外汇买卖等交易，应当通过依法取得相应业务资格的境内金融机构办理”等规定，该类型的交易应获得相应资质方能开展，否则双方为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订立的合同因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东远公司明知自己无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资质而接收邓××投资款项，邓××明知案涉交易系未经批准的外汇交易仍参与投资，同时也未对东远公司的资质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故双方当事人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均有过错，应当根据过错程度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关于从事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委托投资理财合同无效，对邓××因此产生的损失按照双方的过错，确定东远公司承担60%的责任，邓××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２】（１）虽非一人公司，但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股东如不能证实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亦应对公司相关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２）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不能证实其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柳××应否对东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二审查明，柳××账户除了向投资人收取投资款和返还收益之外，还有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东远公司及柳××虽称系公司授权柳××以个人账户收取客户款项以及开支公司相关费用，但结合该账户的使用情况，东远公司财产与柳××财产无法进行区分，则柳××与东远公司之间构成财产混同。柳××作为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不能证实其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柳××对东远公司向邓××退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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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裁判摘要１】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问题……综上，案涉《差额补足协议》不具备保证合同的从属性特征,广州农商银行上诉主张该协议为独立合同,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2】对方提供法定代表人面签合同的照片无须再对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关于是否应当对《差额补足协议》上中×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进行鉴定的问题。广州农商银行在一审期间提交了其员工与中×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周××面签《差额补足协议》的多张照片，上面清晰显示了周××代表中×公司签署《差额补足协议》的过程。即使周××未在《差额补足协议》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周××在该协议上的签字是真实的，仍然应当视为周××代表中×公司与广州农商银行签署该协议。因此，在中×公司未能举证推翻上述照片真实性的情况下，其申请对《差额补足协议》上该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进行鉴定，缺乏必要性，一审法院对其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裁判摘要３】未经公司决议程序的差补协议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对外提供非典型担保的情形是否应当适用上述规定，立法未予明确。但根据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与本案相关事实，广东高院认为不足以认定案涉《差额补足协议》符合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第一，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担保行为涉及公司以及股东的重大利益，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作出的对外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具体到本案，案涉《差额补足协议》对于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是纯负担合同，本案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该三公司具有签订该协议的合理原因。因此，在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影响上，差额补足义务与担保责任是一致的，要求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应当经公司机关决议，符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范围进行目的性扩张的法律解释方法，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要求。第二，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时，该三公司均为上市公司。
摘要2：（续）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其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较封闭公司更高，法定代表人的道德风险更大，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监督的成本很高。而上市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应当符合公开披露的要求在三公司均未对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的事项予以公告的情况下要求广州农商银行作为纯获利益的一方，在签订协议时负有甄别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真实意思的注意义务，并未不合理地加重其负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广州农商银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注意义务，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情形，因此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主张其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对三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理据充分广东高院予以采纳。
【裁判摘要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合同不成立时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应当参照上述规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就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而言，该三公司对其法定代表人负有选任监督的责任，对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符合当时的司法实践与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就广州农商银行而言，其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三公司签约代表人的权限进行审核的成本较低，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过错程度较大。一审判令广州农商银行及中×公司等各自承担50%的责任，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不符，应予调整。因中×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系各自独立与广州农商银行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相互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不符合共同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分别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各当事方的过错程度，广东高院酌定××公司、中×公司分别在95140万元（3171333333.33元×30%）的范围内对华翔公司不能清偿的案涉债务向广州农商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单方代为履行的性质
【裁判要旨】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前的履行行为应属第三人单方自愿代为履行，其对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影响应结合案件事实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认定，主观方面包括第三人履行时的意思表示以及债权人接受履行时的意思表示；客观方面包括第三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以及第三人的履行行为与主债权债务之间的关联性。
【案号】一审：（2020）京0105民初56963号；二审：（2021）京03民终11146号
【摘要】在无相反证据证明陶×与兴耀源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情况下，陶×在本案中的个人转款及委托付款均指向仹金公司应向兴耀源公司承担的借款偿还义务；结合本案所涉陶×与陶×１的父子关系、陶×１担任仹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基于此种亲属关系，陶×的付款及协调行为理应为陶×２知悉；又鉴于银熙公司的上述代付行为以及其与仹金公司的关系，可以认定上述还款均指向本案仹金公司具有及实施了清偿债务的行为表示。因此，在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诉讼时效期间因义务人仹金公司间接作出上述清偿债务表示行为，引发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并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兴耀源公司于2020年8月4日提起本案诉讼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仹金公司非因诉讼时效届满而免除还款责任。仹金公司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的主张，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未就委托代理费用进行约定无权主张委托代理费——本案焦点问题在于达民律所与通用公司之间未就委托代理费用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对达民律所主张的300万元委托代理费债权应否予以确认。达民律所主张，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中以有偿委托为原则，无偿委托为例外，律师行业也以有偿代理为惯例，判断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有偿性与否应以合同法为依据而不能以律师法为依据。本院认为，达民律所与委托客户之间的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当然属于合同法领域的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当然受合同法调整。但是，不能以此为凭就认定双方之间为有偿委托代理关系。达民律所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理应具备更强的法律规范意识，在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应当依据律师法以及相关规范和惯例，与当事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明确约定委托代理事项、代理权限以及收费标准等，规范自身法律行为，发挥自身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应有作用。实践中，律师事务所与委托客户之间也是以签订规范的委托代理协议并明确约定委托代理服务收费标准为一般惯例，而非达民律所所言不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不约定收费标准为常态。本案中，达民律所既未与委托人通用公司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对相关代理费用有明确约定。在此情形下，将达民律所视为普通民商事主体，依照一般商事交易惯例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为有偿委托，有鼓励律师事务所的不规范行为，导致委托法律关系中双方权利义务的不确定性，引发其他不必要的纠纷或风险之嫌；也不利于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引导律师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律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本案原审诉讼进行过程中，通用公司已经进入了破产重整程序，达民律所的债权应依法由管理人召开债权人会议予以确认，仅凭已不再担任通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阎××作出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就委托代理的费用进行过明确约定。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达民律所主张对通用公司享有300万元债权依据不足，合理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摘要2：【注解】律所无证据证明双方已达成委托代理合同并约定代理费情形下对其律师费主张不予支持——律师事务所与委托客户之间的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受合同法调整，但不能以此即认定双方间为有偿委托代理关系。实践中，律所与客户间以签订规范的委托代理协议并明确代理费标准为一般惯例，而非以不签订代理协议、不约定收费标准为常态。在律所既未提供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又未能证明双方对代理费有明确约定情形下，将律所视为普通民商事主体，依照一般商事交易惯例认定双方间为有偿委托，有鼓励律所的不规范行为，导致委托法律关系中双方权利义务的不确定性，引发其他不必要的纠纷或风险之嫌，也不利于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引导律师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律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对于原告律所主张的代理费不应支持。
摘要1：【注解】在被任命为法定代表人的员工离职后，因已与公司并无任何关系，仍由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既给其造成极大不便，亦不符合公司法定代表人应能代表公司积极履职的基本法律精神。在此情况下，如公司不主动甚至经挂名人请求后亦不愿意变更法定代表人，在挂名的法定代表人经过公司自治程序难以救济时，应赋予涤除挂名法定代表人的诉权，并依法判定涤除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请求，以恢复公司正常的法人秩序，实现公司法人制度立法目的。
摘要2：
摘要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成都青羊区大通商贸公司企业经济性质问题的答复 （１９９８年５月５日，［１９９７］行他字第４号）
【摘要】成都市青羊区大通商贸公司是由成都市青羊区城乡管理委员会的下属单位环境卫生管理局申办的，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表明该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也由环境卫生管理局变更为青羊区城乡管理委员会。青羊区城乡管理委员会关于暂停许东风的大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职务，暂停公司营业活动的决定是合法的，人民法院应判决予以维持。
摘要2：【注解】行政机关撤换企业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可诉性。
摘要1：【裁判摘要】签字主体和履行主体不一致时如何确定合同主体？｜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的合同主体是否为中伟基公司与龙祥公司；龙祥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首部列明：甲方，王××；乙方，于××；尾部只有王××、于××二人签字，未加盖公章。因此，中伟基公司主张签订案涉合同的是两位自然人，因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案涉合同无效，龙祥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向中伟基公司主张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均应遵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中伟基公司在本案原一审、再审的审理过程中，均认可其与龙祥公司系合作开发关系，在其举示的相关证据和再审申请书中，亦自认系两个公司之间合作开发案涉工程项目。并且，人民法院对民事合同主体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载明的签字人，特别是签字人具有多重身份时，还要结合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判断。王××、于××在签订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时，分别担任龙祥公司、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从合同约定内容看，本项目以中伟基公司名义开发建设，由其对外签订并履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以及有关建筑装饰材料、设施、设备的《买卖合同》等，并按照投资比例分享收益、负责项目方案设计、规划、房屋销售等事宜，均指向具有开发资质的公司法人。从合同实际履行看，中伟基公司实际取得案涉工程土地使用权、办理相关立项开发手续、与肇源县棚改单位签订委托开发合同、与肇源县祥生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债券项目投资开发合同》、与龙祥公司签订《退股转让协议》。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中约定“乙方”的权利和责任，实际由中伟基公司承担并无不当，于××作为中伟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中伟基公司承担。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合同主体是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
摘要2：（续）因龙祥公司与中伟基公司均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案涉合同应当认定合法有效。龙祥公司以双方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符合原告主体资格条件。中伟基公司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主张驳回龙祥公司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裁判摘要】对于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而言，无论是被征收人通过征收补偿获得补偿还是因被征收房屋被违法强制拆除而取得行政赔偿，就其被征收房屋所能得到的补偿权益或者赔偿权益均是以该房屋的价值为限，均是填平补齐其受损的财产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后，在就案涉房屋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情况下，王××能否再行要求赔偿案涉房屋因被强制拆除导致的损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生效裁判文书已确认道外区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公告》行为及道外区执法局强制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违法。据此，如果王××因被诉行为违法而遭受损失，则相关行政机关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精神，行政赔偿的赔偿范围为直接损失。行政赔偿领域中的直接损失是因遭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而使现有财产的必然减少或消灭。案涉房屋系国有土地上房屋，道外区征收办与东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１）已经以案涉房屋作为标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王××、王××１亦已实际领取了补偿款，其所受到的损害已得到救济。在王××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领取补偿款后仍存有损害的情况下，其再行请求赔偿于法无据。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