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裁判摘要】票据保证人的签章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应对出票人和背书人不能清偿原告债务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某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应承担票据担保人的责任问题，法院认为，根据《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保证人必须在汇票或粘单上记载：表明“保证”的字样、被保证人的名称、保证人签章等。某集团有限公司虽然在汇票的背面记载了为某实业公司提供连带保证的字样并加盖了公章，但由于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签章没有同时具备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签章，某集团有限公司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关于签章的规定，因此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票据保证人的签章无效，原告要求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票据担保人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由于造成票据保证无效的原因在于某集团有限公司签章的无效，某集团有限公司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故某集团有限公司应对出票人和背书人不能清偿原告债务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姚××并非经背书转让取得案涉票据，其对于票据的取得负有证明责任。现姚××持有6张商业承兑汇票，且其举证了在汇票到期日后委托收款被付款人拒付的拒绝付款理由书，另姚××对于票据取得举证了相关债权转让协议，姚××根据该债权转让协议对其中50万元借款起诉朱××时，朱××未应诉答辩。综合上述证据审查，可以判断姚××陈述的票据流转经过属实，案涉票据的被背书人行使追索权，票据逐手回到了票据收款人中强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处，朱××实施了转让票据追索权的行为，并向受让人交付了票据和拒绝付款理由书。对于票据追索权的转让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且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票据追索权的转让并不损害债务人权益。红旗厂二审中对中强公司提出基础关系违约抗辩，但未能提交证明双方之间基础关系权利义务内容的证据，故本院对红旗厂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红旗厂一、二审中均对持票人票据来源的合法性提出抗辩，但并未提供相关反驳证据，也没有其他权利人通过公示催告程序对票据主张除权判决等足以否认持票人享有债权的证据。据此，本院对于姚××取得票据来源的合法性予以确认，持票人姚××向红旗厂主张相应权利，本院依法应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除非对方有相反证据，在债权人提供催收通知邮件存根及内容情况下应认定其已主张权利——对于2008年10月24日农行阆中支行以国内特快专递邮件方式向重庆怡和公司发出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收件人为重庆怡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詹××，对于其上载明的收件地址，重庆怡和公司一审质证认可地址正确，仅主张未收到。对此，本院认为，在债权人能够提供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及内容的情况下，除非保证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权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重庆怡和公司虽主张未收到，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对重庆怡和公司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金融机构错误付款行为虽然违反了《票据法》及有关结算支付的规定，但该行为并未违背当事人背书转让票据权利的本意，并未给当事人造成损失，不应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条“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签章的效力。”之规定，在转账支票缺少智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印章的情况下，贵州银行普定支行本应对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作退票处理，但其在未进行形式审查或者疏于注意而未能发现形式上的问题的情况下将300万元支付到杨某某个人账户，违反了票据法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结算支付的规定，该付款行为显然属于付款错误，在错误付款给智宇公司造成损失且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贵州银行普定支行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智宇公司是否有背书转让案涉转账支票票据权利给杨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认定智宇公司损失的主要因素。本院认为，智宇公司背书转让案涉转账支票票据权利给杨某某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贵州银行普定支行及张某错误付款行为并未给智宇公司造成损失。．．．．．．综上所述，贵州银行普定支行及张某的错误付款行为虽然违反了票据法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结算支付的规定，但该行为并未违背智宇公司背书转让案涉转账支票票据权利给杨某某的本意，并未给智宇公司造成损失，不需要对智宇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摘要2：【案号】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422民初3300号
【摘要】综上，诉争票据的背书虽存在票据法上的瑕疵，但该票据的流转实现了当事人资金流向目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票据的流转未造成智宇公司任何损失，且案涉300万元重新投资后已进行结算，雷××、黄×、雷××１三合伙人已收到结算款140万元，余款未到位属另一法律关系，与诉争票据的流转无因果关系。
【解读】（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黔民申482号裁定再审；（２）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黔04民再31号裁定发回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重审。
摘要1：【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人持有公章应否认定其代表公司意志？｜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定代表人作为最基础的公司意志代表机关，是法人意志的当然代表，能够对外代表公司的人一般仅有法定代表人；而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授权，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法律规定。鉴于《协议书》及其附件非由三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签订，而由各自其他职员加盖公司公章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是否依法发生效力，需要根据具体签订的经办人员是否具有公司的授权（具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授权）而定。．．．．．．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持有公章是一种客观状态，某人持有公章只是反映该人可能有权代表公司意志的一种表象，至于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综上所述，应当认定黄××、汪××均无权代理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辽宁立泰公司也无正当理由可以相信黄××、汪××有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案涉《协议书》及其附件对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而言，依法应属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当事人在有能力核实对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情况下而未提供反证的，应采纳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定案依据——赫徕森公司还主张宜联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微信聊天记录不能单一的作为定案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庭审记录记载，一审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到庭，现场将宜联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涉及的三个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进行备份，并将备份光盘交付赫徕森公司，责令其自行将上述记录与宜联公司提交的打印件进行核对。赫徕森公司虽在一、二审阶段称其无法判断前述证据是否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双方的聊天内容，亦不确认宜联公司指出的相关聊天内容可以证明宜联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双方一审当庭确认上述三个微信群中涉及的人员中包含了宜联公司及赫徕森公司的员工，且赫徕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亦均在上述微信聊天群中，其有能力核对宜联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赫徕森公司未提交反证推翻上述聊天记录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二审法院采信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涉案合同履行的证据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原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存在错误或者违背法定程序，即使当事人未提起上诉也应当保护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案涉《房屋租赁合同》虽系2013年7月2日黄×代表野森公司与车沙龙公司签订，黄×在野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并作为收款人出具了租金收条，合同和收条均加盖了野森公司公章，但野森公司于2005年2月1日即变更为中安达公司，合同签订时黄×亦非中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审判决对于案涉租赁合同的实际出租人未予查明，判决中安达公司承担责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二审法院在邮寄送达未妥投情况下，未向中安达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通知书等，亦违反法定程序。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申请人收到二审判决书后该判决即对其发生法律效力并开始起算申请再审期限；（２）公司法定代表人被羁押的事实不能引起申请再审期限的中止、中断、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六个月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本案中，友兴公司于2016年12月16日收到二审判决书后，该判决即对其发生法律效力，而友兴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向本院寄送申请再审材料，已经超过申请再审期间。申请再审期间为不变期间，友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被羁押的事实不能引起申请再审期间的中止、中断、延长。同时，本案再审申请人为友兴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周××被羁押尚不足以妨碍友兴公司行使申请再审的权利。友兴公司申请再审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应予驳回。
摘要2：
摘要1：——无人继任时原法定代表人诉请涤除登记的处理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辞任后，在新法定代表人未改选或就任前，原法定代表人仍应履行职务，其要求涤除相应公司登记事项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公司怠于改选造成原法定代表人损失的，原法定代表人可另行主张。
【本案案号】（2020）沪0115民初21577号；（2021）沪01民终7923号
【摘要】尽管张某曾向某咨询公司、鼎利公司等提交辞职报告，但公司登记不仅涉及民事法律关系，还涉及行政法律关系，故张某的这一单方意思表示无法当然地产生其有权主张涤除相关登记事项的法律效果。某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系该公司内部治理事宜，应按照公司法和该公司章程处理。如果该公司股东鼎利公司等在张某任职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况下，恶意回避或者消极对待张某关于更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要求，使张某不得不依法继续履行职务并给其实际造成损失的，张某可以另案主张赔偿。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免、股东的变更均为内部自治事项，原则上应通过公司自治程序完成，法院应审慎介入公司内部治理事务，只有权利存在救济的必要且无其他途径予以救济时，司法才有必要予以适当干预——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免、股东的变更均为内部自治事项，原则上应通过公司自治程序完成，法院应审慎介入公司内部治理事务，只有权利存在救济的必要且无其他途径予以救济时，司法才有必要予以适当干预。本案中，伊××未举证证明都宏公司因经营管理需要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必要性，伊××作为都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系都宏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可以通过公司内部自治程序或公司解散后的清算等程序实现其权利救济，现阶段不属于必须由法院判决涤除方能获得救济的情形。第二，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债权人有信赖利益，法定代表人的涤除，既要平衡各方利益，也要有利于对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伊××作为都宏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系对外公示的都宏公司法定代表人，伊××主张其仅系都宏公司挂名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但直至都宏公司被法院强制执行、伊××作为法定代表人被采取相应限制措施后，伊××才诉请进行法定代表人涤除，现阶段涤除伊××法定代表人身份不利于对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１）原法定代表人不能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完成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涤除，原法定代表人诉请涤除登记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２）可以通过公司解散后的清算等程序实现其权利救济，现阶段不属于必须由法院判决涤除方能获得救济的情形——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任免、股东的变更均为内部自治事项，原则上应通过公司自治程序完成。但是，国奥乡村公司两股东失去人合的基础，无法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周英×不能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完成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涤除。若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周×的起诉,则周×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故,周×对国奥乡村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具有诉的利益,该纠纷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对聚宝氧公司关于驳回周×起诉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法院应审慎介入公司内部治理事务，只有权利存在救济的必要且无其他途径予以救济时，司法才有必要予以适当干预。其二，首先，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债权人有信赖利益，法定代表人的涤除，既要平衡各方利益，也要有利于对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其次，国奥乡村公司已被法院判令解散不再经营，缺乏因经营管理需要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必要性。．．．．．．因此，综合各方权益，现阶段涤除周×法定代表人身份依据不足，亦不利于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其三，法定代表人的涤除，还应考量是否存在其他救济途径。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清算申请并指定清算组后，法定代表人的相应职权由清算组行使。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注销公司登记，公司终止，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自然涤除。周×可以通过公司解散后的清算等程序实现其权利救济，现阶段不属于必须由法院判决涤除方能获得救济的情形。因此，周×关于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法定代表人离职请求涤除变更登记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钱××在玖创公司的相关职务是否因其离职而解除；钱××要求玖创公司办理涤除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首先，钱××在玖创公司的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身份系依据玖创公司章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选举并经依法登记而取得，故其要求解除上述身份，亦应遵循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玖创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玖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因此，钱××不再担任玖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前提是其不再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而玖创公司的董事长系由董事会从董事中选举产生，关于董事的任职资格公司章程虽未作详细规定，但从章程第十条的规定不难理解，董事的任职人员并不限定于公司员工范围内。同时，玖创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8人，任期三年，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届满，可以连任；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由此，钱××从玖创公司离职或者其董事任期届满，均不构成其董事职务乃至董事长职务的当然解除。基于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的规定，在钱××的董事长职务未解除的情况下，其仍须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职务。因此，钱××要求法院确认其自2018年1月18日(即从玖创公司离职的时间)起不再担任玖创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和章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其次，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法定代表人属于公司登记的必备事项，不能在外观登记上出现空缺或者待定状态。在公司尚未推选新的法定代表人之前，法院迳行判决涤除现任法定代表人，则必然会产生新任法定代表人人选确定这一未决事项，而该事项并不属于可以通过法院或登记机关指任所能解决的事项，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或者人选的确定，属于公司法人内部治理事项，仍须公司意思机关的决策而定。曾某并非玖创公司董事会选举的董事长，钱××要求法院判令将玖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曾某，有违公司自治的原则，本院难以支持。因此，在公司未明确继后法定代表人人选的情况下，法院判决涤除现任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将会面临执行上的障碍，基于以上因素考虑，本院对钱××要求玖创公司办理涤除其作为玖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的诉请亦不予支持。
摘要2：（续）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意志的实现者，对外代表公司行使职权，对内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将公司投资者的意志在公司中贯彻执行，故在公司治理和经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钱××已从玖创公司离职多年，实际上无法有效履职，这对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治理有害而无利，从两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记录内容亦可看出，法定代表人无法履职已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以及股东诉求的实现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故公司股东应当尽快选举出新的董事，并进而由董事会选举出董事长以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之间的矛盾不应成为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阻却事由。
摘要1：【裁判摘要】（１）“双重职务身份”并不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两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并不足以证明两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情形；（２）公司应否承担案涉连带责任还应根据其是否存在滥用股东身份和地位，实际占有、控制使用案涉资金、导致美华公司利益受损的事实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再审审查期间，北方公司提交了再审新证据，用以证明中意公司及其股东北方公司并不存在人格混同情形。本院认为，虽然在《意向书》签订时，李××既是中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北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此“双重职务身份”并不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而且，该法定代表人系由中意公司依公司章程规定产生，符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中意公司及其股东北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并不足以证明两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情形。北方公司提供北方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及高管）、中意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及高管）、中意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改、北方公司与中意公司高管名录、北方公司实际经营地证明（租赁合同）、中意公司实际经营地证明（租赁合同及租金缴付凭证）等再审新证据可以证明，两公司也不存在经营地点同一、财务混同的情形，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两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问题。但本案中，北方公司应否承担案涉连带责任，还应根据其是否存在滥用股东身份和地位，实际占有、控制使用案涉资金、导致美华公司利益受损的事实而定。
【解读】案涉《意向书》由美华公司与中意公司签订后，北方公司实际接收和占有《意向书》项下14225万元款项。在《意向书》解除后，中意公司向美华公司返还的11300万元中的绝大部分由北方公司支付。对于剩余款项的使用情况，北方公司提交了再审新证据予以证明。由证据内容可见，相关款项并没有返还给美华公司，而是作为股东收益分红给付了中意公司的另一股东忠意××。北方公司系中意公司的控股股东，且其与中意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没有北方公司的同意，中意公司很难作出上述分红意思表示。
摘要2：（续）北方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北方公司未占有、控制使用上述款项、该款项已返还给美华公司。美华公司因未取得上述款项而利益受损。因此，北方公司应承担案涉连带责任。
摘要1：【裁判摘要】本案执行依据调解书主要内容除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转移登记外，主要是双方继续履行之前达成的《合同书》、《补充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二）》的内容，在付款条件方面，除对2000万要求领取调解书当日交付外，剩余款项5553.8万元仍按《合同书》和《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时间和条件办理银行监管和支付手续，但最迟在调解书生效后30日内办理银行监管手续，新地产公司逾期付款或逾期办理监管手续的，按日向大鹏公司支付0.3%的违约金。从河南高院查明的事实来看，新地产公司存在逾期付款的行为，但基于新地产公司提交的时任大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的公证、质证内容和大鹏公司从共管账户内给新地产公司转回资金余额113.1万多元等证据，可以看出，新地产公司每次的付款行为都得到了时任大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的认可。因此，双方在履行调解书该项内容过程中是否违约的问题较为复杂，无法根据本案调解书及相关协议条款作出简单的事实判断，不宜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予以认定。若大鹏公司认为新地产公司在调解书生效之后的付款行为存在违约，可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采取公告方式向第三人送达履行通知有违法定程序——关于履行通知的送达问题。根据《执行规定》第6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该条明确规定了履行通知的特殊送达方式。其立法目的是保障第三人能直接收到履行通知，以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得以救济。本案中，枣庄中院采取公告方式向第三人送达履行通知，有违法定程序。但本案复议程序中，申请复议人百纳公司称恒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白×已事后补签了枣庄中院送达回证，并提交了送达回证的复印件，而枣庄中院对于公告送达后是否又向恒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白×送达履行通知、白×是否签收以及恒远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对该履行通知是否提出过异议，均未予审查，存在认定事实不清。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限制消费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第二款规定，“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根据上述规定，限制消费措施，既可以单独采取，也可以因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同时采取。本案中，被哈铁中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为天圆金融公司，不是左××。但左××被限制消费，源于天圆金融公司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源于天圆金融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左××于2020年8月10日向哈铁中院提出的申请，名为“执行异议申请”，请求事项则是“依法解除将左××纳入失信人名单和限制高消费的措施”。要审查是否解除针对左××的限制消费措施，需要审查是否删除天圆金融公司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失信信息。哈铁中院、黑龙江高院以未对左××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措施，以及将天圆金融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左××限制消费于法有据为由，驳回左××请求，系对原来采取的将天圆金融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措施是否合法进行的审查处理，未对左××解除相应措施的申请进行审查和回应，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017年修订后的《失信规定》第十条规定了删除失信信息的条件，包括“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两次以上，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且申请执行人或其他人未提供有效财产线索”等情形，这是审查能否删除失信信息的法律依据。哈铁中院也曾于2011年认定被执行人天圆金融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多年没有经营，也无经营场所、暂无财产可供执行”，多年来一直没有恢复执行。如属实，天圆金融公司有可能符合删除失信信息的条件。相应地，左××也有被解除限制消费措施的可能。哈铁中院接到左××申请后，基于为民司法要求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应进行适当的释明和引导，查明相关事实，并依法审查本案是否符合删除失信信息的条件。
摘要2：
摘要1：【裁判摘要】应通过刑事案件继续追缴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建行佳木斯分行提起本案诉讼诉请翔盛公司、郝××、郝××偿还的案涉保理合同项下欠款应通过刑事案件继续追缴，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建行佳木斯分行上诉主张其有权依据《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及《自然人保证合同》提起本案民事诉讼并要求翔盛公司返还保理预付款及郝××、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不符。虽然在案涉刑事判决生效前，一审法院已受理本案并作出（2014）黑高商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但一审法院在该案审理期间已经知悉建行佳木斯分行就案涉同一笔债权已以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郝××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佳木斯市公安机关报案。案涉刑事判决载明郝××于2014年3月21日因骗取贷款罪已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5日被逮捕。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对本案继续审理并作出民事判决，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撤销该院（2014）黑高商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驳回建行佳木斯分行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建行佳木斯分行关于本案民事判决生效在先，不应予以撤销，案涉刑事退赔金额可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予以扣减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