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10-07 06:5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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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东民二初字第54号
【裁判摘要1】被告提出“公司执行董事与公司监事周某某已过三年的任职期限，其不应当继续履行董事与监事职务”答辩意见，本院对此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公司法采用的是“看守董事”与“看守监事”的理论原则，即公司董事、监事任期届满未改选的，在改选出的董事、监事就任前，原董事、监事仍应当履行董事、监事职务。
【裁判摘要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9条第一款第（五）项也明确规定，未经股东会同意，企业高管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被告刘某某作为恒志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经营决策与日常管理，其行为直接关乎公司与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恒志公司为获取d某1地块的使用权，在前期电影院的拆迁及修路等工程上付出了巨大成本，被告刘某某在关键时期以个人名义与拍卖公司签订合同，欲利用职务便利独吞了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所任职公司的同类业务（即房地产开发），其行为系典型的篡夺公司的商业机会的行为，违背了公司法第148条之忠实与勤勉义务和第149条之禁止性规定。
摘要2：
- 日期： 10-07 09:11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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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浙甬商终字第265号
【裁判摘要】项某某在担任明州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以自己名义与明州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将明州公司持有的中美许氏公司45%股权转让给自己，虽然未提供当时明州公司股东会同意的相关证据，但项某某在二审中提供了由明州公司除洪某以外持有96%股权的所有股东同意的证据，故涉案股权转让合法有效，洪某请求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
摘要2：
- 日期： 10-07 09:4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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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二终字第234号
【裁判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由盛元公司的股东盛鼎公司代表其向国盛公司请求返还其转走的盛元公司在大连证券徐州营业部资金账户内的款项，并要求盛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根据本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应当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案件的情形，本案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摘要2：
- 日期： 10-07 15:19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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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14669号
【裁判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和解释，清算组成员从事清算事务时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有权根据《公司法》第152条第3款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关键是郭某的起诉是否符合上述规定。本案中，金道宏平公司已经进入清算阶段，经一审法院核实，风格与林苑201、202室不是本案公司的办公地点，亦无其他新的办公地点，因此，付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清算组成员将公司所有的公司凭证、会计报表、会计帐簿、公司营业执照、印章、税务登记证等存放他处，并非据为己有，亦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失，郭某要求付某将公司凭证等交还公司，但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付某占有上述物品给公司造成了损失。郭某的起诉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郭某要求付某向公司返还公司公章、证照、会计资料等，属于清算程序应当解决的问题。
摘要2：
- 日期： 10-10 18: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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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担保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2313号
【提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未经公司追认该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该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其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债权人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
摘要2：【裁判摘要】关于新大陆体育中心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一）李某某提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公司担保行为无效。首先，原审法院并未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性质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一审法院明确上述规定“纵使为管理性禁止性法律规定”，各民事主体有遵守的义务。其次，原审法院认定《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具有约束力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相关规定，而并非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对案涉《担保承诺书》的效力进行评判。（二）李某某提出其没有义务审查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同意，客观上也无法进行该项审查。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同时还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作为新大陆体育中心的前法定代表人、股东，其对公司章程的内容应有清楚认知。虽《担保承诺书》出具时，李某某已将股权转让，但其亦应知道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属于股东会决议事项，有义务和必要要求李俊报提供并查阅股东会决议，李某某称其无义务也无法审查的理由不成立。（三）李某某提出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适用前提为债权人不知道该公司的董事、经理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但本案中李某某明知李某报系新大陆体育中心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故其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要求新大陆体育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四）李晓光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新大陆体育中心应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本案中，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报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担保属于超越权限，且李某报的行为也未经公司追认，所以，李某报出具《担保承诺书》的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故，李某某再审主张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对其担保债务承担50%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新大陆体育中心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 日期： 10-10 18:3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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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担保
摘要1：【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民终437号
【裁判摘要】经审查，新大陆公司2014年4月1日出具《担保承诺书》时，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质押财产、借款等事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李某某称上述《担保承诺书》系李某报向其提供，李某报亦称出具该承诺书未经股东会决议，系其自行加盖公司印章，新大陆公司也称该承诺书系李某报私自出具，李某某又无证据证明新大陆公司出具上述《担保承诺书》已经该公司股东会同意，故上述担保行为系时任新大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报超越权限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依据上述规定，李某报出具案涉《担保承诺书》的代表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李某某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限。对此，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其次，李某某、李某报同为新大陆公司股东，并且作为前后任法定代表人，李某某对李某报的身份、新大陆公司的股权结构、股东成员以及章程明确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须经股东会同意均是知晓。故李某某在接受李某报向其提供的《担保承诺书》时应当负有超出一般人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应进一步审查该担保行为是否经过新大陆公司股东会同意，在李某报未能向其提供新大陆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就认为该担保行为系新大陆公司意思表示，不应认定为善意无过失。因此，《担保承诺书》对于新大陆公司不具有拘束力，李某某据此主张新大陆公司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民终983号
【提示】股东未对公司款项汇入个人账户作出合理解释，应当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否则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对于不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公司股东与公司财务人格混同的举证责任原则上应当由公司债权人承担，但公司债权人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法院可确定该举证责任由公司股东承担。股东未对公司款项汇入个人账户作出合理解释，应当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否则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本案中，易达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佳亿公司要求陈金某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依据是认为作为股东的陈金某滥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对股东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作了明确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利用公司法人格规避合同或法律义务的行为，二是公司法人格形骸化的行为。本案中，佳亿公司举证证明易达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陈金某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形，从而导致易达公司人格形骸化，丧失独立人格。佳亿公司提供了2012年1月10日、2012年1月20日该公司将钢结构工程款汇至易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金某个人账户的汇款凭证和陈金某个人出具的《收条》为证。陈金某确认上述两笔款项是易达公司的工程款，但其未对该笔工程款为何汇入其个人账户作出合理解释，也未对该笔款项的去向作出说明。上述事实足以让人对福建易达公司与陈金某财产是否相互独立产生合理怀疑。此种情况下，陈金某作为福建易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完全有可能也有义务对福建易达公司是独立法人、拥有独立财产，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承担举证责任。但从陈金某一审提供的证据材料看，福建易达公司的财务账册资料不仅缺失严重（福建易达公司目前仅存2013年和2014年1-3月的记账凭证，2013年以前和2014年4月之后公司的财务账簿资料，
摘要2：【裁判摘要（续）】陈金某均以公司搬迁遗失为由未予提供），而且存在记账凭证不规范的情形，并且，这些记账凭证也不能体现陈金某收取的工程款是否有进入公司账户并用于公司的经营开支，根本无法证明福建易达公司的财产独立于陈金某个人财产，福建易达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事实。与此同时，陈金某提供的福建易达公司2013年和2014年1-3月的《审计报告书》显示，福建易达公司的资产从2012年的565.0538万元到2013年的650.0215万元再到2014年3月底的14.4125万元，变化巨大。但对于2014年福建易达公司资产锐减的事实，陈金某目前所能提供的记账凭证全部都是收款收据，未附相关款项支出凭证，仅凭上述收款收据也无法证明福建易达公司的资产是如何合理损耗的。鉴于福建易达公司存在财务账簿缺失、财务管理混乱、公司资产流向不明等情况，并造成佳亿公司对福建易达公司债权至今无法得到清偿，本院认为，佳亿公司主张陈金某、陈某某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理由成立，一审判令陈金交、陈某某对福建易达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提字第143-1号
【裁判要旨】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法人的起诉没有经过法定代表人同意，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通过，虽然起诉状和授权委托书上加盖了法人的公章，但不能认定为是法人的意思表示，其起诉不应受理。
摘要2：【裁判摘要】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在董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作为原告起诉董事。但在董事长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只有法定代表人才能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因此，不会出现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起诉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发生。为此，《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专门进行规范。根据该条的规定，当出现董事长作为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时，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股东没有书面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公司股东也没有起诉冯某某，青海碱业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其法定代表人冯某某的。对此，再审申请人提出异议，认为青海碱业的起诉未经公司股东会、监事会同意，不是青海碱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公司高管侵害公司利益而提起的诉讼，青海碱业股东会、监事会出现僵局，冯某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能主动停止侵害公司的行为，青海碱业即成为当然的诉讼主体。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青海碱业作为法人提起诉讼，与自然人不同，必须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起诉状虽加盖有青海碱业的公章，但该起诉行为没有经过法定代表人同意，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通过，公司股东也没有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故青海碱业起诉状上的公章和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皆非青海碱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会同意加盖，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青海碱业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取得不合法，青海碱业的“代理人”无权代理本案诉讼，其以青海碱业名义提起的诉讼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的起诉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也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应予驳回。
- 日期： 10-19 22:1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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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内支付利息视为债权人主张保证责任
【裁判要旨】经股东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处理担保的行为视为公司行为，后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保证人支付债务利息的行为，视为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本息债权的保证责任，保证人无权再以保证期间经过要求免除保证责任。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主张保证责任之日起算。
【案号】一审：(2013)泉民初字第613号；二审：(2015)闽民终字第1226号；再审审查：(2016)最高法民申621号
摘要2：【裁判摘要1】保证期间经过后保证人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字应承担保证责任——本案《还款承诺书》不同于一般的催款通知书。合同的订立需要经过邀约和承诺，承诺是针对要约内容的确认。本案《还款承诺书》直接确认了承诺人的还款义务，且并未区分主债务人和保证人的责任，应当认定各“承诺人”共同与债权人形成了新的债务履行协议，从而在各保证人原本所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保证人的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适用对象是债权人的催款通知书，目的在于防止将保证人单纯的签字收到催款通知书的行为认定为新的承诺。本案《还款承诺书》不同于催款通知书，不适用上述批复，不能以该批复否定《还款承诺书》所确定的法律责任。
【裁判摘要2】结合上述对余某某行为性质的认定，余某某在借款后至2013年2月5日持续从自己的账户向债权人高某、董某某支付利息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瑞城公司在自动履行保证义务。瑞城公司的自动履行行为业已为债权人所接受，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效果。在此情况下，债务持续履行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有无口头或书面表示形式，并非所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鉴于当事人在法定保证期间届满后仍持续履行债务，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从瑞城公司最后一次支付利息时间即2013年2月5日起计算诉讼时效。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58号
【提示】对赌协议中可约定公司为原股东应履行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对赌协议中，约定公司为原股东应履行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如果履行了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内部决议程序，并且外部投资人善意审查了相关的内部决策文件，该约定应属有效。
【摘要１】《增资扩股协议》中约定新方向公司在约定触发条件成就时按照约定价格回购通联公司持有的久远公司股权，该约定实质上是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原股东达成的特定条件成就时的股权转让合意，该合意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形，二审判决认定新方向公司与通联公司达成的“股权回购”条款有效，且触发回购条件成就，遂依协议约定判决新方向公司承担支付股权回购款本金及利息，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新方向公司辩称《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无效、回购条件不成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摘要２】本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利用控股地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于合同相对人在接受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是否对担保事宜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负有审查义务及未尽该审查义务是否影响担保合同效力，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久远公司在《增资扩股协议》中承诺对新方向公司进行股权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未向通联公司提供相关的股东会决议，亦未得到股东会决议追认，而通联公司未能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从而认定久远公司法定代表人向生建代表公司在《增资扩股协议》上签字、盖章行为，对通联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摘要2：【解读１】投资人与目标公司原股东约定在触发条件成就时按照约定价格回购股权不违反法律规定。
【解读２】不应以后来产生的股东会决议中所增加的公司担保内部决议程序来判断债权人的审查注意义务（违背了新证据须对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的客观要求）。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提字第121-1号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在董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作为原告起诉董事。但在董事长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只有法定代表人才能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因此，不会出现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起诉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发生。为此，《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专门进行规范。根据该条的规定，当出现董事长作为法定代表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时，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股东没有书面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公司股东也没有起诉冯某某，青海碱业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其法定代表人冯某某的。对此，再审申请人提出异议，认为青海碱业的起诉未经公司股东会、监事会同意，不是青海碱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公司高管侵害公司利益而提起的诉讼，青海碱业股东会、监事会出现僵局，冯某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能主动停止侵害公司的行为，青海碱业即成为当然的诉讼主体。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青海碱业作为法人提起诉讼，与自然人不同，必须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本案中，青海碱业的起诉状虽加盖有青海碱业的公章，但该起诉行为没有经过法定代表人同意，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通过，公司股东也没有请求监事会起诉冯某某，故青海碱业起诉状上的公章和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皆非青海碱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会同意加盖，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青海碱业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取得不合法，青海碱业的“代理人”无权代理本案诉讼，其以青海碱业名义提起的诉讼不能认定为是青海碱业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的起诉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也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应予驳回。综上，冯光成的再审请求成立。青海碱业的“代理人”以青海碱业名义提起的诉讼非青海碱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应驳回起诉，原审予以受理错误。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416号
【裁判要旨】个人借用他人名义签订施工合同，双方就工程实质性内容在招投标之前即沟通并交纳履约保证金，构成串通投标，应认定施工合同均无效。
【裁判摘要】一审查明，广联公司与亚坤公司于2010年11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双方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合同。但在案涉工程招投标及该合同签订之前的2010年3月，经亚坤公司总经理魏某某介绍，刘某某即与广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就案涉工程的具体事项进行过协商，并于2010年10月8日将1000万元履约保证金通过亚坤公司账户汇至广联公司汇通财富广场项目基本账户。后广联公司与亚坤公司又于2010年10月15日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上述事实说明，2010年11月28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刘某某借用有施工资质的亚坤公司名义与广联公司签订，双方就案涉工程的实质性内容在招投标之前即进行了沟通，属于串通投标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摘要2：【解读1】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施工合同均无效，应先行确定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再参照该合同确定工程价款。
【要旨】施工合同未将人工费列为可调整范围，但因该合同无效，该条款亦无效，对双方当事人无约束力。
【摘要1】合同条款确实未将人工费列为可调整范围，但因该合同无效，该条款亦无效，对双方当事人无约束力。另外，人工费一般属于政策性调整范围，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人工费调整文件具有普遍约束力，鉴定机构据此对人工费差价进行调整，不违背法律及政策的规定，对双方当事人亦公平。故一审将人工费差价纳入工程款范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裁判规则】工程罚款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如承包人未按进度施工应当向发包人支付的违约金性质的款项，因合同无效，该条款亦无效。
【摘要2】关于工程罚款12770元，广联公司上诉主张，该笔款项为违约金性质，应从应付工程价款中扣除。经查，工程罚款是双方合同约定的如亚坤公司未按进度施工，应当向广联公司支付的违约性质的款项，因合同无效，该违约条款亦无效。故一审判决未支持广联公司的该项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要旨】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时间不受合同约定的限制，而应自工程验收竣工之日起计算。
【摘要】关于亚坤公司是否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本案中，案涉合同无效，案涉工程于2013年11月20日经竣工验收合格，故亚坤公司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时间不受合同约定的限制，而应自工程验收竣工之日起计算。亚坤公司在工程竣工验收之前的2013年3月21日即提起本案诉讼，亦主张了优先受偿权，故不存在超过六个月法定期间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亚坤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广联公司上诉主张亚坤公司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209号
【裁判要旨】一般情况下，股东之间基于自主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只能约束该股东，但全部股东的意思表示应推定为该公司的意思表示。
【裁判摘要】一般情况下，股东和公司作为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两者在财产和人格上相互独立。因此，两者的意志也应当是相互独立的，不能将两者意志等同，股东之间基于自主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只能约束该股东，不能作为公司的意思表示，不能约束公司，但本案存在下列特殊性：......由于本案存在召开董事会讨论和批准中方股东不再出资和公司减资存在客观障碍，上述程序不能依法进行，故艾费尔烟台公司100%股东的意思表示应推定为该公司的意思表示，2011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约束艾费尔烟台公司。本案是公司诉求股东承担缴足出资责任的出资纠纷，属于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内部纠纷，故应以当事人之间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订立的《协议书》作为判断案件事实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主要的依据，并据此修改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尚未修改并不足以否定上述《协议书》的合法性和上述《协议书》对艾费尔烟台公司的约束力。艾费尔烟台公司关于福山国有资产公司应承担缴纳15800万元出资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法条】《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摘要1】《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根据公司法法理和上述规定，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法定意志代表机关，法人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通过法定代表人得以实现，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当然诉讼意志代表。......《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根据该条规定，加盖公章和签字均是法定的代表当事人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方式。我国并无法律规定不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就不足以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而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中，因艾费尔烟台公司前总经理王××涉嫌犯罪，艾费尔烟台公司存在公章管理和使用不规范的情形，上诉状上没有加盖艾费尔烟台公司公章具有客观理由，不能因为没有加盖公司公章而否定艾费尔烟台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提起上诉的合法性。
摘要2：【摘要2】2010年8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等过程中订立的合同，依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的，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未经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就外商投资企业相关事项达成的补充协议对已获批准的合同不构成重大或实质性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应以未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为由认定该补充协议未生效。前款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包括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营业期限、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的变更以及公司合并、公司分立、股权转让等。”......该协议的内容属于双方对艾费尔烟台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认缴出资额等事项的重大变更。依据前述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在签订上述《协议书》之时，协议书约定内容属于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批准才能生效的事项，在未经报请批准或相关行政审批机关未明确不批准之前，合同中相关条款处于未生效状态。本案并不存在相关行政审批机关明确表示不批准该《协议书》的事实。而且，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9月３日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由行政审批制度改为备案管理制度，而本案中艾费尔烟台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或者禁止类领域。因此，上述法律修改以后，福山国有资产公司与艾费尔国际公司于2011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中方不再出资以及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事项适用备案管理，不再要求报请审批机关批准。......综上，本案中，2011年11月18日的《协议书》是福山国有资产公司与艾费尔国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认定其合法有效并生效。
【解读１】股东不能以其他股东出资不足为由而要求免除其对公司的足额出资义务。
【解读２】外商投资企业中方不再出资以及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因法律修改不再属于审批对象。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568号
【裁判要旨】公司对外行为一般应由法定代表人作出，特殊情况下公司其他人员执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
【裁判摘要】根据我国社会交往的相关规范、习惯及通常的认识水平，公章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签发文件使用的印鉴，加盖公章，代表该单位的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加盖了今世福公司的公章，表明该公司认可《股权转让协议》。一般情况下，公司对外行为是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行使的，特殊情况下，公司的其他人员执行公司职务发生的法律后果，也由公司承受。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今世福公司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今世福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关于股权受让方国开公司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今世福公司以此为由主张股权转让行为系虚假的事实，难以成立。今世福公司上诉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中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签字是刻意伪造的，更说明其欲盖弥彰虚构事实的行为。由于他人模仿签名存在经本人授权或者未经授权模仿代签名等多种可能，仅模仿签名情节不足以否定《股权转让协议》非今世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故今世福公司的该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仅有一页，在合同文本底部注有关于“股东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文书格式供参考”的记载，因该内容有供参考的记载，在双方当事人关于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公章同为合同生效要件有争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对此没有形成共同意思表示，仅为参考要件。
摘要2：【解读１】法定代表人签名被认定为伪造的情况下，仅有公司加盖公章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１）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公章加盖还是其他人持有公章加盖的，在没有合同相对方为非善意的证据时，应维护合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利益，认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２）仅凭法定代表人签字被认定是伪造不能否认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否定《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解读２】即使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超越了代表人或代理人权限，加盖公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制度，合同相对方是善意的，合同对公司仍然产生约束力。
【解读３】公司在合同上盖章无论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持公章加盖的，还是其他人持公章加盖的，能推定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949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法定意志代表机关，是公司的当然诉讼意志代表人。
【裁判摘要1】关于本案被上诉人主体应否变更问题。本案一审判决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与金恒公司转让案涉债权的行为完成于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约束力。”本案香山公司、陈某某、方某某均不同意变更被上诉人为金恒公司，且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不变更诉讼主体亦不会影响受让人的实体权益。故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为保证本案诉讼程序的稳定，本院对金恒公司提出的变更本案被上诉人为金恒公司的申请不予准许。
【裁判摘要2】关于香山公司是否本案上诉人问题。香山公司通过其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陈玲霞提起本案上诉，后又于2018年9月14日向本院提交了加盖香山公司公章的《关于请求纠正上诉费收费标准的报告》，并在指定期限内交纳了上诉费用，故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符合法律规定。虽然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获悉陈某某在提起本案上诉前被香山公司唯一股东南亚公司免除了香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主张陈某某已无权代表香山公司提起本案上诉，但是香山公司至今未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信达公司福建分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香山公司没有提起本案上诉的意思表示。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120号
【裁判摘要】本案中，债权人韩某主张鑫泽锰业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在于案涉《借款合同》及《欠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的签字。鑫泽锰业公司则抗辩称其在上述书证中均没有加盖公章，李某的签字仅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公司没有对案涉借款作出保证的意思表示。经查，案涉3519万元借款的债务人为李某，借款发生时，李某持有鑫泽锰业公司55%股权，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证明案涉借款发生的主要书证，《借款合同》和《欠条》上均未加盖鑫泽锰业公司公章；《借款合同》虽在首部将鑫泽锰业公司明确为“丙方2”，但在合同中既没有约定“丙方”包含“丙方2”，也没有关于“丙方2”对案涉借款进行担保的合同约定，合同落款处亦没有鑫泽锰业公司的盖章；而《欠条》既没有将鑫泽锰业公司列为担保人，也没有加盖该公司公章。
本院认为，担保具有无偿性，该特点决定了担保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案涉《借款合同》担保方主体记载为丙方孙某某，丙方2鑫泽锰业公司，从文字表述看，丙方与丙方2应为两个独立的并列主体，韩某对此亦予以认可。合同条款中，仅约定丙方对韩某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丙方2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韩某主张“丙方2”应理解为第二个丙方，《借款合同》中所有对丙方担保责任的表述都应适用于“丙方2”，但合同并未约定丙方包括丙方2，其上述主张与其“丙方与丙方2系并列的独立缔约主体”的自认相矛盾。《借款合同》落款处并未记载“丙方2”。李某虽然在丙方处签字，但《借款合同》中约定李某以其鑫泽锰业公司15%股权为全部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故仅从李某在落款中的签字，不能认定其是代表鑫泽锰业公司。案涉《欠条》担保人栏目中，并没有鑫泽锰业公司。李某虽然在担保人2一栏中签字，但没有明确其是代表鑫泽锰业公司。且鑫泽锰业公司均未在上述证据中加盖公司印章。《借款合同》及《欠条》不足以证明鑫泽锰业公司为李某借款向韩军提供担保。韩某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鑫泽锰业公司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韩某诉请要求鑫泽锰业公司就其股东李某的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依法不能成立。
摘要2：【解读】担保具有无偿性，该特点觉得了担保人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具体。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民申字第2180号
【再审裁判摘要】基于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案涉《探矿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亚兴公司向万方公司支付了800万元的探矿权转让款，但万方公司向矿产行政主管部门隐瞒了探矿权已转让的事实，双方也未向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批准该协议，而是设立了万方公司铧厂沟金矿的分公司，由亚兴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担任该公司的负责人，以分公司形式具体对铧厂沟金矿实施管理，双方规避行政监管的意图明显，二审判决依法确认案涉《探矿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
摘要2：【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甘民二终字第81号
【二审摘要】万方公司与亚兴公司签订的《探矿权转让协议书》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探矿权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合同正确。
【解读１】探矿权转让合同当事人通过设立分公司故意规避行政监管，不向行政部门报批转让合同，转让合同无效——根据《矿产资源法》第六条、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转让探矿权需经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若当事人具有明显的规避行政监管的意图，不向矿产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审批探矿权转让合同，通过设立转让人的分公司由受让人法定代表人担任该分公司负责人的形式对探矿权实施管理，则探矿权转让合同无效。
【解读２】探矿权人对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仅享有勘查的权利，并不享有开采的权利，对矿产品亦不享有所有权，他人非法采矿造成的矿产资源损失应属于国家损失而非探矿权人的损失，因此探矿权人请求他人赔偿该项损失无权利基础。
摘要1：【案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青民再终字第5号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公司所有的探矿权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转让合同无效。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八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之规定，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作为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以实际支付8790345元的价款转让给内蒙小红山源森，转让价款明显低于涉案探矿权前期完成的勘查投入，损害了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香港森源对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有权提起诉讼。青海森源和内蒙小红山源森签订的《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应属无效。
摘要2：【解读１】公司法定代表人低价转让公司财产给其关联公司，股东可诉请确认转让合同无效。
【解读２】未经股东会同意，法定代表人将公司财产低价转让给关联公司的合同无效。
【解读３】（一）基本案情：（１）青海森源取得探矿权，法定代表人梁某某，香港森源为唯一股东；（２）青海森源董事会决议将探矿权转让给即将成立的小红山森源，香港森源作出董事会决议罢免青海森源所有董事及法定代表人人但未办理工商登记；（３）梁某某成立小红山森源，梁某某为法定代表人，青海森源与小红山森源签订《探矿权变更协议》约定青海森源将探矿权变更为小红山森源，转让价８００万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４）香港森源起诉请求确认《探矿权变更协议》无效，一审判决支持无效，二审驳回无效的诉求，再审判决无效。（二）裁判理由：（１）梁某某作为青海森源的实际控制人，违反公司对负有的忠实义务，利用其作为青海森源和小红山森源法定代表人的便利及关联关系，将青海森源所有的探矿权低价转让给小红山森源，损害青海森源唯一股东香港森源的利益，香港森源根据《公司法》第１５３条之规定，股东可以对董高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直接提起诉讼；（２）《探矿权变更协议》违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２项规定应属无效（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香港森源利益）。
摘要1：——持票人以通谋虚伪行为取得票据的，所涉相关民事行为应属无效，票据持有人不享有票据权利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终41号
【裁判要旨】当事人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无效，应按真实意思表示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案涉票据活动虚假行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该借款关系及罗某钢、陶某君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均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有色金属公司获得案涉借款后，至今尚欠59536969. 19元未还，故有色金属公司、罗某钢、陶某君应对该欠款本金及其正常银行利息承担责任。
【摘要】本案票据活动为各方通谋虚伪行为，所涉相关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主张本案票据权利不应予以支持。本案票据活动虚假行为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该借款关系及罗某某、陶某某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均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有色金属公司获得案涉借款后，尚欠59536969.19元未还，故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上诉请求有色金属公司、罗某某、陶某某应对该欠款本金及其正常银行利息承担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借款系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与有色金属公司之间出于各自目的主动协商发生，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在明知有色金属公司资信状况下向该公司提供借款，应对该借款未能归还的风险自行承担责任。红鹭公司在本案中的行为与该借款的发生及还款不能的风险无因果关系，不应对此承担民事责任。红鹭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关于本案《贴现宝合作协议》、《贴现申请书》为有效合同、民生银行南昌分行是本案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刑事判决不影响民生银行南昌分行行使票据权利、红鹭公司应对本案票据承担支付责任，以及有色金属公司与罗某某、陶某某不承担本案借款利息责任的认定，均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4623号
【解读１】该判例为直接适用《民法总则》“通谋意思表示”制度的首个判例——各方通谋无真实交易的票据交易活动无效，以真实的借款关系认定。
【解读２】各方同谋无真实交易的票据交易活动无效，以真实的借款关系认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借款，票据活动无真实交易基础，是各方的通谋虚伪行为，所涉民事行为无效，应按虚假意思表示所隐藏的真实法律关系处理，即本案应认定为借款纠纷而不是票据追索权纠纷。案涉票据形式上符合票据法的规定是有效票据，但因以非法手段取得银行不享有票据权利。
【解读３】基本案情：（１）２０１２年底，正拓公司欠民生银行南昌分行７０００余万元的逾期贷款；（２）正拓公司实际控制人罗某同时为有色金属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民生银行南昌分行金融市场部副总严某商议，由有色金属公司向红鹭公司购买阴极铜，有色金属公司以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货款，再由红鹭公司持该票据到民生银行南昌分行申请贴现，将贴现款用于归还正拓公司的逾期贷款；（３）一审法院认定为票据追索权纠纷，判决红鹭公司应承担贴现款的支付责任；（４）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本案属借款纠纷，民生银行南昌分行主张的票据权利不应支持，判决有色金属公司和保证人罗某钢、陶某君应对该欠款本金及其正常银行利息承担责任，红鹭公司无须承担偿还责任。
- 日期： 05-25 15:37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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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
摘要1：【案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苏03民终7581号
【提示】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并非劳动关系，而是代表关系，此代表关系由公司法直接规定。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董事长属公司决策人员，其身份是基于管理者，属劳动者相对人，从报酬角度，主要体现对其经营管理的激励，且由公司股东会决定，董事是由股东会任免决定。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代表机关，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并非劳动关系，而是代表关系，此代表关系由公司法直接规定。上诉人王某某系被上诉人公司控股95%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其与一般职工不同，系代表公司意志、实际行使管理权的一方，而不是普通的劳动者。综合看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并无不当。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207号
【裁判要旨】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
【摘要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上述条款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管理事项，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该条款对外提供担保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并非规制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不能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虽然不能仅依上述规定否定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但也不因此而意味着该合同确定有效，其是否有效还须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本案中，梁某某不是寿光广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其在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显系无权代理，这一点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刑二终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已有充分体现。因此，在王某某与寿光广潍公司之间能否有效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取决于梁某某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亦即取决于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是否“有理由相信”梁廷国有代理权。在本案中，梁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0年，王某某多次向梁某某提供借款，金额共计高达1200万元。虽然双方对于实际支付利息的情况有不同主张，但可确认至2012年6月19日双方签订案涉《借款协议》之前，梁某某至少已向王龙江支付利息377.50万元，且仍欠利息90万元。案涉《借款协议》就是在梁某某尚欠借款本金1200万元且不能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签订的。毫无疑问，此时王某某明知其巨额债权面临巨大风险，而无论是谁为梁某某提供担保亦将同样面临巨大风险。梁某某系寿光广潍公司聘用的经理，虽然其掌握公司公章，但在其个人巨额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的情况下，未通过任何方式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等进行沟通，
摘要2：（续）即在《借款协议》担保人处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不能清偿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显然超越了其作为经理的职权范围。换言之，从一般社会常识判断，任何公司通常都不会在不问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等条件，亦即对主债权债务的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轻易授权其聘用的经理对外提供担保。何况像本案这样，金额巨大的主债务已处于不能清偿状态，且主债务人恰恰就是公司聘用的经理，就更难轻易相信公司会同意该经理以授权代理人的身份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为自己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因此，作为相对人的王某某，应当知道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王某某提出的“梁某某有权决定使用公章，不存在所谓无权代理的问题”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换言之，王某某不属于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不能得到表见代理制度的保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梁某某在《借款协议》上加盖寿光广潍公司公章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寿光广潍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担保合同关系，寿光广潍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款规定解决的是在特定情形下认定保证合同成立的问题，并未规定在该情形下保证合同已生效，且其适用以保证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为前提。二审判决援引该款规定判令寿光广潍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摘要２】《担保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梁某某作为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经理，在2012年6月19日的《借款协议》上加盖了该分公司的公章。现潍坊广潍公司对其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不认可，债权人王龙江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得到了潍坊广潍公司的授权，故应认定潍坊广潍寿光分公司的担保行为无效。在此情形，王某某如主张潍坊广潍公司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则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举证证明潍坊广潍公司存在过错，但王龙江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潍坊广潍公司亦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民二终字第433号
【裁判要旨】发起人股东虚报注册资本骗取登记不影响公司法人资格、
【裁判摘要】虽然紫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国某某已被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为由追究了刑事责任，但本院查明的事实表明，紫星公司系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企业法人资格至今仍存在，并未被工商管理部门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紫星公司的诉讼主体适格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京鼎公司有关紫星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摘要1：【案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62号
【裁判要旨】登记部门书面通知公司暂停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表明股权变更登记虽未办理完成但已产生一定的公示效力。
【裁判摘要】2011年4月28日，王某某、高某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日，双方还签署了同意将王某某享有的远洲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高某某并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高某某的远洲公司第二次股东会议决议、远洲公司章程修正案、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远洲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表等公司变更登记手续。以上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公司变更登记手续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30日。因此，高某某已于2011年5月30日取得案涉远洲公司30%的股权，仅在办理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前不得对抗第三人。2011年10月14日，宁夏工商局书面通知远洲公司暂停办理其法定代表人、股权登记变更申请，则表明案涉远洲公司30%股权虽未在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完成变更登记，但已经产生一定的公示效力。综上，案涉远洲公司30%的股权虽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仍登记在王某某名下，但自2011年5月30日已由高某某持有，有关法院依据朱某某申请冻结该股权的事实发生在其后，对朱某某依据其对王春玲享有的债权和（2013）宁高执字第10-2号裁定请求许可执行该股权的主张应当不予支持。
摘要2：【解读】未变更工商登记的股权不能成为转让人的执行财产。受让人对股权的权利属于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转让人的债权人不能以该股权作为执行标的。
- 日期： 07-25 20:2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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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赣民二终字第5号
【裁判摘要】交付转让股权是股权出让方的义务，虽然股东变更登记需要公司出面向公司登记管理部门申报，但需要出让方与公司协调并且通知受让方协助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本案出让方的身份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未举证主动要求公司办理变更登记，也未通知受让方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故最终造成合同无法履行导致合同解除主要责任在股权出让方。
摘要2：
摘要1：【案号】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皖15民终21号
【裁判要旨】公司承担法定代表人从事民事行为法律后果的前提是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或者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法定代表人是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否则，即使盖有公司公章也不能认定由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
【裁判摘要】本案中，张某某要求鼎鑫公司返还投资入股款，主要依据是庆胜公司和杨某某共同向张某某出具的一份收条。从收条载明的内容分析，该50万元是入股周集搅拌站，说明张某某应享有周集搅拌站50万元的投资份额。虽然该款已由张某某交付给杨某某，但张某某和庆胜公司及杨某某并未签订书面入股协议，张某某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对周集搅拌站的投资人、投资金额、股东人数、股份比例、盈亏承担等进行约定，且周集搅拌站有无实际成立并经营及后期经营状况等均无据证实，故张某某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入股款已经具备全额返还的条件，其要求鼎鑫公司返还50万元投资款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问题】张某持有加盖公司公章、收款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收条，能否认定为公司收取的款项？
【解读】本案法定代表人明显超越了其法定代表人的权限，法定代表人收取款项不是代理公司事务的情况下，加盖公司公章的行为应属于无权代理，张某对此应当知道，故一、二审法院均未支持张某要求公司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
摘要1：【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民终356号
【裁判要旨】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公司章程的权限为股东提供担保且无股东会决议，债权人对此知晓，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担保条款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无须就担保合同的无效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摘要】关于案涉担保条款无效的责任承担问题。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法定代表人代表制度是代理在商事企业法人领域的特别规定，可适用该规定。在案涉协议对恒博公司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应由彭某某就其无权代表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另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恒博公司的章程已约定股东有遵守公司法规定的义务，债权人戴某某明知彭某某系违反公司法规定让公司担保，彭某某作为当时恒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有代表公司和管理使用公章的权利，恒博公司对于彭某某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在案涉协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并不具有选任或管理上的失职，其责任应由彭某某承担。立信公司提出其是本案实际债权人，不是恒博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以戴某某的股东之责来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不当。本院认为，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是彭某某、戴某某和恒博公司，立信公司是基于与戴某某有隐名持股的委托关系而成为诉讼主体，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的责任应由委托人承担。同时，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恒博公司基于对受托人戴某某有过错的抗辩可以向立信公司主张，故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有过错并无不当。立信公司要求恒博公司依据案涉协议承担责任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恒博公司关于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恒博公司有过错，对彭某某不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一半承担赔偿责任的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摘要2：【要旨】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出让方系受托转让实际权利人的股权，受让方自愿签署协议表明认可实际权利人的身份，根据《合同法》第４０２条、第４０３条规定，实际权利人能作为原告直接向受让人提起诉讼。
【摘要】彭某某、戴某某、恒博公司三方于2013年12月17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中记载了“名义上权利人是戴某某，现实际权利为湖南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4年1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也记载了立信融资公司的相关权利。在上述协议中，戴某某已向彭某某、恒博公司披露实际权利人为立信公司，在此情形下，彭某某、恒博公司自愿签署前述协议表明认可立信公司为实际权利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和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无论彭某某是在订立协议时还是之后知晓立信公司为案涉股权实际权利人，立信公司都可以行使戴某某对彭建军的合同权利。且立信公司主张的是合同债权，并非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享有参与恒博公司的决策管理、分红等股东权利，立信公司主张合同债权与公司法规定不冲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立信公司因是案涉合同的实际权利人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向彭某某、恒博公司主张债权。一审法院认定立信公司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并无不当。
- 日期： 08-25 09:38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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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送达
摘要1：【案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甘民终6号
【裁判摘要】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第一，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定方式和程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送达一经完成即产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电子送达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作为送达媒介。”一审法院向源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某的手机发送短信，向其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及开庭时间、地点，送达的目的是通知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一定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该送达方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且杨某某确已收到短信，送达目的已经实现，且电子送达属于法律规定的合法送达方式之一。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十二条规定：“采用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的，送达人员应记录首发手机号码、发送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名称，并将短信、微信等送达内容拍摄照片，存卷备查。”一审法院向当事人发送手机短信通知开庭日期，送达程序合法。第三，源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某因故不能参加诉讼，其可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参与诉讼活动，其为此请求延期开庭的申请不属延期开庭的法定事由，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正确。
摘要2：
- 日期： 09-02 07:43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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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履行职务
摘要1：——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172号
【裁判要旨】公司和董事之间属于委任关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公司董事辞职一般应于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
【摘要１】公司和董事之间属于委任关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公司董事辞职一般应于董事辞职书送达公司董事会时发生法律效力。金某某、蔡某某分别于2011年10月31日和11月11日向乙公司提交了关于辞去乙公司董事职务的辞职书。其时，赵某某系乙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依法代表乙公司，因其认可已经收到该两份辞职书，故金某某、蔡某某的辞职已经生效。．．．．．．原审判决认为“对于公司而言，在董事提出辞职后公司股东会一般会对董事辞职事项进行审议，并将董事辞职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以及“乙公司在长达二年多的时间内不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和增选董事有悖常理”，均缺乏足够依据，其据此否定金某某、蔡某某辞职已经生效系适用法律错误。．．．．．．金某某、蔡某某在辞职时虽表示“望公司批准”，以及丙公司虽在金某某、蔡某某辞职后作出召集乙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免除其董事职务等意思表示，但均属相关主体对公司与董事法律关系性质，以及董事辞职何时生效的法律认识偏差，不影响金某某、蔡某某辞职生效。对被申请人的相关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
【摘要２】丙公司系持有乙公司70％股份的大股东，2013年11月28日乙公司召集并主持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即使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会议作出的决议效力亦应经有权部门根据当事人诉请依法裁判方可被否定，此前应视为有效，而不应在不能否认决议上的签章等真实性的情况下，无视公司法关于取消决议效力的有关规定，直接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否定其真实性，从而否定其效力。原审判决以2013年11月28日乙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在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等方面存在瑕疵，或者与相关事实矛盾为由，不予采信该股东会决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该次股东会决议作出改选董事的决议应当视为有效，此后曹某某已经不再具备乙公司董事资格。
摘要2：【摘要３】《公司法》第47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因该规定系针对董事会的召集和主持的法定主体，故“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亦应指向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的职责，而非指董事长的其他职责，故对丙公司以赵某某履行了乙公司董事长其他职责为由，认为320会议召集不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丙公司未能提交赵某某自其于2012年2月7日主持召开董事会会议至2014年3月4日副董事长吴某召集320会议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曾召集或者主持乙公司董事会会议的相关证据，而乙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会议应当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因此320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前提条件。《公司法》第47条并未规定在副董事长或者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的董事依法召集董事会会议前须提请或者催告董事长召集，故对丙公司关于320会议召集前未要求赵某某召集董事会不符合《公司法》第47条规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４】关于320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问题｜2009年9月28日舒某某、杨某、丙公司与乙公司共同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第4条第3款约定：“董事长在丙公司委派的董事中产生。”第9条第2款约定：“本协议作为解释新乙公司股东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依据，长期有效，除非各方达成书面协议修改；本协议在不与新乙公司章程明文冲突的情况下，视为对新乙公司股东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该规定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经乙公司签署。因此，该文件虽名为协议，但在主体上包括公司和全体股东、内容上属于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效力上具有仅次于章程的最高效力，其法律性质应属乙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的具体解释。违反该约定应为决议的可撤销事由。由于该协议对董事长选任范围的限制，并不违反公司章程关于董事长经选举产生的规定，应为有效。
- 日期： 09-02 22:30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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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不成立
摘要1：【案号】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津02民终3229号
【裁判摘要】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作出决议，应当依照法律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公司决议是一种法律行为，其成立需要具备一些形式要件，如有股东会会议召开的事实要件、提交表决及表决符合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要件等。当公司决议不具备形式要件时，则决议不成立或未形成有效决议。本案中，2015年6月26日，由贺某某某召集召开了会议，股东李某某１和李某某２到会，非股东人员也与会，谈话中涉及更换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内容。但上诉人三明物产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此次会议对决议事项进行了表决，继而根据表决结果作出股东会决议。因此，2015年6月26日股东会未形成决议。故上诉人三明物产公司在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前提下，要求被上诉人三明兴业公司至工商机关办理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的登记变更，要求被上诉人李某某履行变更登记应尽的协助配合义务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摘要2：
- 日期： 09-04 21:54
- 作者：陈其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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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案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北民一终字第166号
【裁判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作为具有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个人是不能与本公司订立合同进行交易的。本案中,上诉人祥东公司第一任股东是符某某(占公司90%股权)及李某某(占公司10%股权),符某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06年9月12日与自己签订了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虽然公司没有正式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但另一股东李某某已明确表示其与符某某当时就转让涉案七亩土地给符卫东一事已达成口头协议，因此，双方于2006年9月12日签订的合同并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法律规定，应是合法有效之合同。
摘要2：【解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虽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但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他股东对此知情且同意的，不影响合同效力。